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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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试读：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Ⅰ

Ⅱ

Ⅲ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某个卢卡斯

我父母的话：——可怜的雷奥波！

妈妈说：——太敏感的心……那么小，雷奥波就已经与众不同。他的游戏太不寻常。邻居雅克琳从一棵李子树上坠落身亡之际，需要当心了。雷奥波爬进那棵致命的树最细微的枝条间……十二岁了，它冒失地在晒台上铺展，毫无保留地给予。他搜集花园里死去的昆虫，把它们排列在点缀着冰块的贝壳屋里。他在几页纸上写道：小金龟子——死了。螳螂——死了。蝴蝶——死了。苍蝇——死了……他给花园的树上挂上了飘带。人们看到白色的纸页伴随着最微弱的风在花圃上面轻摆。

爸爸说：——难以捉摸的孩子……冒险的、纷繁的、脆弱的心。不被同学和先生们理解。被命运标记。

爸爸妈妈说：——可怜的雷奥波！《玫瑰旅馆的夜晚》莫里斯·弗雷

Ⅰ

现在已经上了点儿岁数，他才明白要杀死它并非易事。

当一条怪蛇很容易，要想把它杀死却并非易事，因为杀它的时候你得把它的好几颗头一一砍下（有说七个的，也有说九个的，不同的作者和不同的寓言集有不同的说法），而且至少还得给它留下一个头，因为这条怪蛇其实就是卢卡斯本人，他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才能从蛇的皮囊里脱身而继续作为卢卡斯存在，从许多个头变成一个头。我倒想看看你会怎么办，卢卡斯有时会不无妒意地对赫拉克勒斯这样发问，当年赫拉克勒斯杀死怪蛇的时候没有这些麻烦，他只需利剑一挥，怪蛇就像一个华丽的喷泉，喷出七股或是九股血柱。杀掉怪蛇是一码事，做一条曾经只是卢卡斯而且现在愿意继续当卢卡斯的怪蛇是另一码事。比方说，你一刀砍掉了那个喜欢收集唱片的脑袋，下一刀再砍掉一个总是一成不变地把烟斗放在书桌左手边、把装着马克笔的笔筒放在右手边稍靠后一点地方的脑袋。现在来看看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吧。

嗯，算是有些成效，少了两个脑袋，其他几个一下子都有了点危机感，面对这样一个凄惨的局面，它们骚动不安，脑子都飞快地转个不停。换句话说，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那种痴迷于集齐韦诺萨亲王杰苏阿尔多的牧歌的劲头可以歇一歇了（卢卡斯还差两张就收全他的唱片了，看样子是已经卖完了，而且也不会重新再版，这使得已经到手的其他唱片的意义大打折扣。让那个这么想、这么渴望、这么折磨人的脑袋被一刀砍掉去死吧）。此外，当他伸手拿烟斗却发现它不在原来的地方时，这一反常却是令人不安地新鲜。不如利用这种对失序的渴望，现在就把那颗头砍掉——它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里，躺在安乐椅上在灯旁看书，六点半准时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上两个冰块和一点苏打水，书籍和杂志也都按照阅读顺序码得整整齐齐。

然而，真要杀死这条怪蛇再变回卢卡斯极其困难，这一点在血淋淋的战斗刚进行到一半时他就深有感触。一开始，他打算用一张纸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那张纸是他从书桌右手边第二个抽屉里取出来的，其实眼前到处都有纸，可是，先生，这可不行，仪式就是仪式，更别提那盏意大利出产的可伸缩台灯，四种角度可调，一百瓦，活像建筑工地上用的那种大吊车，极完美的灯体平衡使光线分布极其均匀等等。把那个像古埃及端坐的抄写员似的脑袋干脆利落地一刀砍掉。又少了一个，呼。卢卡斯离变回自己又近了一步，看来情况正在好转。

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还剩下几个脑袋等他去砍，因为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克劳丁打来的，让他跑——着——到电影院去，那里正在放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看来卢卡斯并没有按存在论的顺序去砍那些脑袋，因为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绝不去，电话那头，克劳丁急得像只热锅上的小螃蟹，是伍迪·艾伦，伍迪·艾伦的电影，可卢卡斯的回答是，丫头，你要是为我着想，就别逼我去看什么电影，你也不想想，我怎么可能因为你想看什么伍迪伍迪的电影就丢下手头血浆和Rh因子喷涌的争斗，你得明白，事情有轻重缓急。电话那头听筒哐的一声重重落下挂断的时候，卢卡斯意识到，他应该先把那个负责时间顺序和等级的脑袋砍下来，那样一来，情况也许会突然缓和，什么烟斗呀，克劳丁呀，铅笔筒呀，杰苏阿尔多呀，便都会按照另一种顺序排列，当然还要算上那个什么伍迪·艾伦。现在已经太迟了，克劳丁也顾不上了，想找些什么词儿来继续讲述这场战斗也来不及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战斗了，如果你每砍下一个脑袋就会留下另一个更专制的脑袋，再砍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已经攒了一大堆邮件该一一回复了，再过十分钟，又该喝一杯加少许冰和少许苏打水的威士忌，事情再明白不过了，那怪蛇的脑袋又重新长了出来，砍来砍去的，根本没用。卢卡斯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见了那条怪蛇的完整面目，每一张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露出满口的獠牙。一共有七个脑袋，十年一个；更糟糕的是，根据某些怪蛇研究权威的说法，还会再长两个，要是有副好身子骨，这事总会发生。卢卡斯买东西

托塔让卢卡斯下去买盒火柴，因为城里到处暑气蒸腾，他穿了身睡衣便出了门，就这样，他出现在了胖老板穆希奥的咖啡馆里，打算在买东西之前先喝上一杯加了苏打的开胃酒。这助消化界的贵族刚喝了一半，只见他的朋友华雷斯走了进来，也是只穿了身睡衣，一见到就心急火燎地告诉他自己姐姐得了急性中耳炎，可药剂师说什么也不肯卖给他止疼药水，说是没见着医生的处方，还说那药水是一种致幻剂，街区里已经有超过四个嬉皮士因为这个被电刑处死送了性命。他和你挺熟的，会卖给你的，快跟我来一趟，罗西塔疼得死去活来的，我实在不忍心看她这样受罪。

卢卡斯付了账，把买火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跟着华雷斯到了药房，老奥利维蒂说不行的，这不行，去别家吧，正在这当口，老板娘从店后面走了出来，手里拿了个柯达照相机，卢卡斯先生，您肯定会装胶卷的，我们正在给小姑娘过生日，结果发现胶卷正好拍完，我们都给拍完啦。可我得去给托塔买火柴呀，卢卡斯话没说完，华雷斯就踩了他一脚，于是卢卡斯满口答应帮忙把胶卷装上，他明白，这么一来，作为回报，老奥利维蒂准会把那倒霉的药水卖给他，华雷斯千恩万谢，出了门撒腿就他妈的跑，老板娘却一把抓住了卢卡斯，满心欢喜地把他带到了庆生的现场，您还没尝尝堂娜路易莎亲手做的奶油蛋糕，怎么能就走呢，卢卡斯对女孩说了声生日快乐，女孩刚刚吃下去第五块蛋糕，肚子叽里咕噜一阵乱响算是作答。大家一起唱了绿芹[1]菜嘟右的生日歌，又用橙汁碰了杯，可老板娘又给卢卡斯先生端来一小杯冰啤酒，还得请他帮忙拍几张照片，因为他们不太会，卢卡斯逗逗小鸟吧，这张要用闪光灯，这一张到院子里照吧，这丫头想把那只朱顶雀也照进去，她喜欢。“好了，”卢卡斯说，“我该走了，因为，托塔……”

话音未落，药房里传来一阵喊叫声，还有各种发号施令和反对号令的声音，卢卡斯跑过去想看个究竟，顺便溜之大吉，只见外面挤满了萨林斯基家的男人，他们簇拥着老萨林斯基，老爷子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因为就住在隔壁，他们把他带了过来，只要尾巴骨没摔断，没什么大事的话，就不去麻烦大夫了。和卢卡斯关系很铁的矮胖萨林斯基一手抓住了卢卡斯的睡衣，对他说，老爷子身体够硬朗的，可再硬也硬不过院子里铺的瓷砖，老爷子脸都绿了，平时总喜欢用手揉揉屁股，这会儿也够不着了，说不定真要命地骨折了。老奥利维蒂察觉到了这个相悖的细节，立马让他老婆去打电话，不到四分钟，救护车就赶到了，赶来的还有两名担架员，卢卡斯搭了把手，帮着把老爷子往车上抬，不知怎么，老爷子对自己几个儿子视而不见，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等卢卡斯想从救护车上下来时，担架员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因为这二位当时正在为下周日博卡青年队对河床队的足球赛争得不可开交，顾不上分心弄清谁是谁的家人，于是，当救护车以超音速启动时，卢卡斯一屁股跌在了地上，老萨林斯基躺在担架上，还来了句，操，小伙子，这回你知道疼起来是什么滋味儿了吧。

到了终点站医院，解释来龙去脉的任务就落到了卢卡斯的头上，但要在医院里解释清楚可费了不少周折，您是他家人吧，不不，其实我，那这是怎么回事，让我给您解释，好了好了，把您的证件给我们看看，问题是我只穿了身睡衣，大夫，您的睡衣上明明有两个口袋，没错，可其实是托塔，您不会是想告诉我这位老人家名字叫托塔吧，我的意思是我本来是要给托塔买一盒火柴的，刚好华雷斯就来了，然后……好吧，医生叹了口气说道，摩尔加达，把老头的内裤褪下来，您可以走了。我得留在这儿等他家人过来，他们得给我打出租车回家的钱，卢卡斯说，穿成这副模样我总不能去坐公交吧。这还真不好说，医生感慨道，现在什么奇装异服都有人敢穿，时尚这东西真是瞬息万变，摩尔加达，给他拍个尺骨的片子。

萨林斯基家的人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卢卡斯把消息告诉了他们，矮胖子给了他正好的车钱，但对他足足说了五分钟感谢的话，感谢他这个好朋友的帮助，突然间四周都没了出租车的踪影，卢卡斯再也等不及了，顺着街道走了下去，可穿了身睡衣在陌生的街区行走，看上去总有点怪怪的，他从没想到这跟光着屁股差不多，更糟糕的是，连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也看不见，最后总算来了辆128路，卢卡斯站在两个女孩子中间，她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还有位老太太坐在座位上，沿着睡衣的条纹从下到上地打量着他，仿佛是想给这套几乎什么起伏都遮不住的着装的体面程度打个分，圣菲街和卡宁街的车站好像总也到不了，当然到不了，因为卢卡斯坐的是去萨维德拉的公交，于是他只好下了车，等车的地方像是个牧马场，长着两棵小树，还有一台坏了的梳毛机，托塔这会儿一定像只关进了洗衣机的美洲豹，一个半钟头了，我的妈呀，公交车到底他妈的什么时候才来？

可能永远不会来了，卢卡斯对自己说道，带着一种不祥的顿悟，[2]也许这件事就像远离阿尔穆塔辛一样，卢卡斯——这位文化人——这么想道。他几乎没有看见一个掉光了牙的老妇人从不远处走了过来，问他会不会碰巧身上带着火柴。

[1]“绿芹菜嘟右”（apio verdetuyú）和“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谐音。

[2]出自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接近阿尔穆塔辛》，这是一篇针对同名虚构小说的伪书评，这本编造的书描写了主人公寻找光的化身——一个名叫阿尔穆塔辛的人的过程。卢卡斯的爱国主义

我那本护照上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更新的册页，再就是那各式各样的签证章，圆的/三角形的/绿的/方的/黑的/椭圆形的/红的；要说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象，那就要说起里亚丘埃洛河上的摆渡船，爱尔兰广场，农艺区的花园，几家也许现在已经停业了的咖啡馆，迈普大街上快到科尔多瓦街口一间公寓房里的一张床，夏日午夜时分港口的气息和静谧，拉瓦列广场上的树木。

这片土地留在我记忆之中的是门多萨的条条溪流散发出的气息，是乌斯帕亚塔的杨树，是拉里奥哈省贝拉思科深紫色的小山丘，是在一九四二年乘火车从萨尔塔前往米西奥内斯经过瓜纳科斯大草原时查科的满天星斗，是我在萨拉迪约骑过的一匹马，是在佛罗里达的波士顿酒吧品上一口加了哥顿牌杜松子酒的仙山露的滋味，是科隆大剧院池座令人略发过敏症的气味，是和卡洛斯·贝乌尔奇还有马里奥·迪亚兹住过的月神公园的超级铂尔曼酒店，是清晨的几家奶店，是十一广场的丑陋，是在甜蜜的懵懂岁月对《南方报》的阅读，是每份只卖五[1][2]毛钱的《光明报》，上面有罗伯托·阿尔特和卡斯泰尔诺沃的消息，当然还有几处小院，有我不便在这里明说的几处阴暗所在，以及故去的人。

[1]罗伯托·阿尔特（Roberto Arlt，1900——1942），阿根廷作家。

[2]埃利亚斯·卡斯泰尔诺沃（Elías Castelnuovo，1893——1982），乌拉圭诗人、散文家、记者，主要活跃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卢卡斯的爱国狂热

这里我们不是在做什么大事记，各位千万别这么以为，我们要谈的既不是方吉奥也不是蒙松，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当然了，小时候他以为弗波比圣马丁厉害得多，胡斯托·苏亚雷斯也比萨米恩托本领[1]高强，可生活磨掉了他的傲慢，改变了他对军事史和体育运动史的认识，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经历了神圣幻灭和自我否定的阶段，只是时不时还会与人有些小小的争吵，太阳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每次他发觉某些人，或发现自己至死都将是傲慢自大的阿根廷人，他便哈哈大笑，因为幸好他这种阿根廷人的特性还是有点不一样，可就在这不一样里面仍然时不时浮现出一些自吹自擂来（老毛病了），每到这时，不管是在国王大道还是在哈瓦那海滨大道上，卢卡斯就会在一群朋友的声音当中听见他的大嗓门，说着谁要是没吃过克里奥尔式烤牛仔骨还敢说吃过肉吗，要不然就是不用牛奶做的甜品那还叫甜品吗，再要不然就是三桅船酒吧（读者，这酒吧还在吗？）或是圣詹姆斯酒吧（苏珊娜，这酒吧还在吗？）的德玛利亚鸡尾酒天下无双之类的。

很自然，他的朋友们会回应一通委内瑞拉式或危地马拉式的怒火，接下来的几分钟，无论是谈论烹调技术，或是评判花草树木，抑或是说些与农牧业或因为你我才谈起的与自行车运动有关的话题，都会兴起一阵阵超级爱国狂热。在这种场合下，卢卡斯就像一条小狗那样，让大狗们先吵个够，一面自己心中做一番自我检讨，当然也绝不过分，到最后问上一句：说了半天，你们倒是告诉我，那些最好的鳄鱼皮钱包和蛇皮皮鞋又是在哪儿生产的呢。

[1]以上提到的人物均为阿根廷人，方吉奥是赛车手，蒙松是足球运动员，弗波和胡斯托·苏亚雷斯是拳击手，圣马丁是阿根廷国父，萨米恩托是阿根廷前总统。卢卡斯的爱院情结

画面的中央可能是天竺葵，但也长了些紫藤，夏日里，下午五点半的马黛茶，缝纫机，拖鞋，人们慢腾腾地聊些谁生病了、谁家又闹矛盾了之类的闲话，冷不防会有只小鸡在两把椅子之间踩出一行脚印，再不然就是猫跟在一只远比它灵巧老练的鸽子身后。一切都带上了晾衣绳上衣服的味道，被染蓝的浆衣水和漂白剂的味道，一股退休生活的味道，各式小糕点或油炸饼的香气，还有总是从邻居家的收音机飘来的探戈曲，赫尼奥尔药片广告，以及厨师牌食用油“油中大师”，院子尽头是一块荒地，孩子们在那里踢着用破布卷成的足球，一个叫贝托的小家伙踢进了一记漂亮的好球。

一切都如此平常而早已被讲述殆尽，卢卡斯只能纯粹出于羞愧而想转换一下思路，在回忆的中途，他决定想想在那个时候他怎么会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无所事事，读着荷马和狄克森·卡尔，免得再听一次佩帕姨妈讲她那次阑尾炎开刀的经过，喋喋不休地说起种种惨不忍睹的细节，活灵活现地演示因麻醉引起的可怕的反胃，再不然就是讲布尔内斯大街上那栋被抵押出去的房子的事，阿莱杭德罗舅舅在那儿一杯接一杯地灌马黛茶，直到以大家齐声叹气作结，一切都越来越糟，何塞芬娜，这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妈的。幸好弗洛拉过来了，来给大家看《消息报》上用凹版印刷的克拉克·盖博的照片，再说说电影《乱世佳人》中的关键片段。有时，老奶奶会想起弗朗切丝卡·贝尔蒂尼，阿莱杭德罗舅舅则想起了芭芭拉·拉玛尔，她是野性的大[1]海，你和这些荡妇，啊你们男人呀，卢卡斯知道他什么都做不了，知道自己又在院子里了，知道那张明信片将永远钉在时间之镜的边缘——手绘，上面有一行小白鸽飞过，还有细细的黑边。

[1]此处为文字游戏，芭芭拉是人名，有“野蛮、野性”的意思；拉玛尔和“大海”（la mar）的读音近似。卢卡斯的交流

卢卡斯不但自己写东西，也喜欢换个角度，读读别人写的东西，有时他会很惊讶地发现，对他而言，有些东西实在太难看懂了。倒不是说这些问题有多深奥（说到深奥，卢卡斯觉得这个词太恐怖了，他倾向于把这些问题掂在手心里，亲近还是拒绝完全取决于它的颜色、气味或触感），但突然之间，在他和他正在读的文本之间隔上了一层类似脏玻璃的东西，于是他开始不耐烦，被迫重新阅读，无名火渐起，终于，手里的杂志或书本完美地飞到旁边的墙上，然后掉下，扑通。

每每把书读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卢卡斯都会问自己，在这从传道者到受道者的转变之中，说到底能发生什么见鬼的事呢。他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尽管他写作的空气如此稀薄，尽管有些东西只是在艰难的细批薄抹后出现又消失，卢卡斯始终没放弃去核验它的出现是否能让人接受，它的消失是否近乎顺利地进行。他几乎不关心读者的个人处境，因为他坚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变化多端到神秘的度量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让它如一件量身定做的衣裳，因此，来去都无须退让：只要写出来的东西是自行生长而非嫁接而来，他和其他人之间就必然有桥梁可以沟通。即便是在他最狂妄的胡说八道中，也还会保留着如此简单，像小鸟和“扫帚”游戏[1]一般的东西。写作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但你也必须把自己[2]当作别人；太简单了，我亲爱的华生，乃至于他有所怀疑，自问如果在写信人、信件本身和收信人三方的核验中少了那种下意识的蛊惑将会如何。卢卡斯看看手心里“收信人”这三个字，轻轻摸了摸，便把它还回模糊不定的地狱边境去了；收信人是谁他都无所谓，因为收信人触手可及，他写自己看的，看自己写的，真他妈该死。

[1]一种两到四人玩的西班牙扑克游戏。

[2]原文为英语，是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中主角常说的一句话。卢卡斯推人及己

在一部南斯拉夫纪录片中，人们能看到一只雌性章鱼如何凭借本能用尽办法保护自己的卵，在众多防护措施中，其中一项是自行搭建掩体，她用海草堆成一堆，然后自己位于其后，以此在两个月的孵卵期里免遭海鳝的袭击。

与大家一样，卢卡斯带着一种拟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画面：章鱼决定保护自己，她找来一堆海草，放在藏身处的前面，然后躲起来。可所有这一切（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词语称呼它之前，人们会拟人地把它叫作本能）都发生在一切意识、在哪怕最基本的意识之外。如果说也在其外的卢卡斯想努力给予协助，他还能做点什么呢？那只是一种机械运动，就像活塞在缸体里的活动，或者液体在斜面上滑落一样，和他有没有同情心毫不相干。

这太让人伤心了，卢卡斯告诉自己，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一种推人及己的想法：同样地，他此刻正在思考着的，也不过是这样一种他的意识以为已经懂得并且能控制的机械运动；同样地，这也是一种单纯地应用于人类身上的拟人。“我们都一文不值。”卢卡斯这样想着自己和那条章鱼。卢卡斯的失乐

很久以前，卢卡斯经常去听音乐会，听的都是肖邦、柯达伊·佐尔坦、普契威尔第，更不必说勃拉姆斯、贝多芬，甚至没落时期的奥托里诺·雷斯庇基了。

现在他再也不去了，想听音乐他就放唱片或者开收音机，再不然就用口哨吹一吹记忆中的曲调，什么梅纽因、弗里德里希·古尔达、玛丽安·安德森，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中显得有些老掉牙，不过事实的真相是，在音乐会上，他的表现一次比一次糟，直到后来达成君子协定，他不再去听音乐会，而引座员和部分听众也不再把他踢出去。这种痉挛似的不和是怎么形成的呢？你如果去问卢卡斯，他会记起一些事，比方说，在科隆大剧院的那晚，一位钢琴家在返场演奏时，用哈恰图良武装双手，对付那排毫无防御力的键盘，全场的听众也都陷入歇斯底里的激情之中，就在这激情随着钢琴家曲终演奏的高潮轰响声而越涨越高的时候，我们的卢卡斯却趴在地上，在座位之间寻找着什么，两只手到处乱摸。“您丢了什么东西吗，先生？”一位太太问道，卢卡斯的手指正在她两只脚踝间摸索着。“夫人，是音乐。”卢卡斯话音未落，参议员玻利亚提就照着他的屁股踢了第一脚。

又有一回，在一场艺术歌曲晚会上，一位女士慎重地趁着洛特·莱曼浅吟低唱之时发出一声咳嗽，洪亮得就像西藏神庙里的号角声，因此之后某刻便响起了卢卡斯的声音：“如果母牛也会咳嗽的话，一定咳得就像这位太太一样。”这句诊断激发了楚乔·贝劳斯特吉大夫的爱国主义义愤，结果是卢卡斯脸贴着地一直被拖到自由大街的人行道上才重获自由。

发生了这种事让他很难再喜欢音乐会了，最好还是在家待着。卢卡斯批判现实

杰基尔对海德是何许人也了解得一清二楚，可这种了解并不是双向的。卢卡斯觉得几乎所有人都同海德一样无知，这有利于维护俗世之城的安定。他自己会习惯性地选择只有一个意义的说法，就是简单的卢卡斯，不过这只是为了语用学上的洁净而考虑。这株植物就是这株植物，多莉塔就等于多莉塔，就是这么回事儿。只是不要自欺欺人，这株植物怎么会知道在另一种情境下会变成什么呢，多莉塔就别提了，原因按下不表。

在性爱游戏中，卢卡斯早早地遭遇了所谓同一律最初的折射、消失或偏振。彼时彼处，突然之间，A不是A，或A是非A。在九点四十给人带来极乐的地带到了十点半就变得令人不快，令人情欲高涨的滋味若是摆在桌面上就引人反胃。它（现在这个）不是它，因为我（现在这个）不是我（另一个我）。

在床上也好，在宇宙中也罢，是什么变了？是香水还是闻到香水的人？卢卡斯对主客观之间的关系毫无兴趣；在任何情况下，被定义的用语已脱离了他的定义，多莉塔A不是多莉塔A，或卢卡斯B并非卢卡斯B。即便在某一瞬间A等于B，或B等于A，真相的表壳也会接连爆开来。或许当A的乳头诱人地蹭着B的黏膜时，一切也正蹭着别的什么，进入了另一场游戏，将辞典付之一炬。然后当然是一声呻吟，但海德与杰基尔面面相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A大于等于B或B大于等[1]于A。四十年代那首爵士乐曲真是不赖，海基尔医生和杰德先生……

[1]Hekyll（海基尔）和Jyde（杰德）是对前文“杰基尔与海德”（Jekyll and Hyde）的变形，而杰基尔与海德亦有双重人格之意。卢卡斯的西班牙语课

贝尔利兹培训学校给他这份工作多半是出于同情，来自阿斯托尔加的校长警告他，千万不要教什么阿根廷土话，也不要受法语的什么影响，我们这儿教的是正宗西班牙语，他娘的，我要是听见您说一个[1]“Che”，您就可以卷铺盖滚蛋了。还有一点，您得教他们说大白话，别咬文嚼字的，法国人来这儿想学的是怎么让自己在出入境和下饭馆的时候不出洋相。正宗加实用，把这个好好记在您那我们叫脑子的东西里。

卢卡斯有点不知所措，他立刻着手寻找能符合如此伟大标准的教材，当他开始给十来个巴黎人上课的时候——那帮家伙满心想的都[2]是怎么喊Olé和我要一个加六个鸡蛋的马铃薯蛋饼——他发下几张纸，上面印着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国家报》一篇文章的选段，瞧瞧，多么与时俱进，在他看来，要说正宗且实用的西班牙语，这算是精华中的精华，因为它是讲斗牛的，而那帮法国人只想着一拿到文凭就直奔斗牛场，因此无论是在长矛阶段、短扎枪阶段，还是在余下的整个过程中，这些词汇都将无比有用。这段文字如下：上场的是一头漂亮的良种公牛，体型中等，雄姿勃发，犄角锋利，自带一种贵族的气质，专注地应对着来自萨拉曼卡的大师的一次次巧妙引逗。斗牛士轻松自如，接二连三地做出引逗动作，每一次引逗都显示出绝对的控制能力，引得公牛绕着斗牛士转上半圈，而那最后的一击，干脆利落而准确无误，将那头野兽放倒在恰好的距离之外。他左手挥舞红布的动作令人难忘，胸部闪躲做得又是那样潇洒，双手高举低垂无一不配合得当，腾挪闪躲又都精准巧妙，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次挥舞红布之后紧接着的贴胸而过，那躲闪的动作，那反方向的转身，就连当年的艾尔维提也没这么漂亮的身手。

自然，学生们都立马埋头翻查字典好翻译这一段落，三分钟后，这一任务的效果肉眼可见，学生们愈发茫然，把手中的字典互相交换，揉眼睛，问卢卡斯，卢卡斯一律不予作答，他早已决定采用学生自学的办法，学生做练习的时候，教师只需两眼望向窗外。等校长来巡视卢卡斯的授课情况时，学生们早已用法语交上了各自对这段西班牙语的理解——还有对他们花了不少法郎买的字典的感想，然后走人了。教室里只剩下一个小伙子，一脸博学的样子，他正在问卢卡斯，这里面提到的“来自萨拉曼卡的大师”是否暗指路易斯·德·莱昂修士，对此卢卡斯只是答了句可能吧，不过谁知道呢。等那学生离开之后，校长对卢卡斯这样说道，怎么能从古典诗歌教起呢，路易斯修士那些东西固然都很重要，但能不能找点儿更简单的东西，他娘的，更有代表性的东西，比方说游客们造访一家小酒馆，或是去斗牛场，到时您就会发现他们有多感兴趣，然后一下就学会了。

[1]“Che”是阿根廷等地口语中常用的感叹词，表示引起他人注意的“嘿”“伙计”“朋友”等。

[2]助威口号。卢卡斯对生态问题的思考

在这个激情迸发、回归自然的年代，城里人看待乡村生活就像当年卢梭看待高尚的野蛮人，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更赞成下面几位的观点：a）马克斯·雅各布，当有人邀请他去乡下度周末时，他大惊失色：“乡下，那个满地跑着没煮熟的鸡的地方？”b）约翰逊博士，有一次他去格林尼治公园远足，走到一半时，他强烈要求说还是去舰队街更好玩；c）波德莱尔，他甚至将自己对人工造物的热爱引入了关于天堂的设想之中。

一片风景，一次林中漫步，戏水于瀑布之下，踟蹰在巨石之间，这一切固然能让我们得到美的享受，但前提是能保证我们可以回到家中或酒店，有干干净净的水可以冲澡，晚餐时能喝点红酒，能就着咖啡和甜点聊聊天，可以读书或看报，最后以男欢女爱画上句点，然后一切周而复始。我对那些热爱大自然的人们毫无信任感，他们每过一会儿便会从车上跳下来，看看风景，在石块间蹦跳几下；还有另外一种人，那些永远也长不大的童子军，他们背着硕大的背包东游西逛，满脸胡子，回答别人时要么只说单音节词要么大喊大叫；他们的行为可以概括为一次次地对着一座山丘或一轮落日这种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常重复的景象犯傻。

文明人在陷入对田园生活的痴迷时免不了说谎；如果到了晚上七点半喝不上加冰威士忌，他们就会怨声不断，后悔为什么要离开家，跑到这种须得忍受牛虻、暴晒和荆棘的鬼地方来；至于深入大自然的人，和大自然一样傻。看书，观喜剧，听奏鸣曲，是用不着回家或洗热水澡的；在其中我们抵达最高处，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知识分子或艺术家躲到乡下是为了求得一方清净，为的是吃新鲜蔬菜，呼吸富氧空气；在大自然的环绕中，他在一间朝向极佳的明亮房间里阅读或作画或写作；倘若他出去转转，或探身窗外看看动物或云彩，那是因为他干活干累了，要不就是实在无聊。要是有人看一株郁金香看得出神，而这个人又恰巧是个知识分子的话，您可别信以为真了，朋友。这种情况只会是郁金香加上心不在焉，或者郁金香加思索（思索的对象几乎从不是郁金香）。绝不存在禁得住人满腔热忱地欣赏五分钟以上的自然景观，而你会觉得读泰欧克里托或济慈简直是浪费光阴，尤其是那些描写自然风光的章节。还是马克斯·雅各布说的有道理：鸡，还是煮熟的好。卢卡斯的自言自语

嘿，你的几个兄弟已经把我烦得够呛，这我就不想多说了，可现在，我正一心等着你、只想出去转转，你来的时候却淋得像只落汤鸡，脸色铁青，带着把翻了个底朝天的雨伞，那副模样我见得多了。这样可不行，你发现没有。还逛什么逛呢，只要看看你就足以明白，和你一块儿我也会从内到外被淋得湿漉漉的，雨水会顺着我脖子灌下去，咖啡馆也会充满潮湿的味道，酒杯里几乎一定会掉进一只大苍蝇。

看起来想约你出去简直是白费心思，且不说我费了多大劲一点一点地谋划，先把你那几个兄弟哄到一边儿去，他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和我捣乱，打消我的种种念头，其实我只不过是想让你给我带来点儿新鲜空气，陪我晒晒太阳，到公园里看看孩子们玩陀螺。我不想纵容他们，我谁都没理，免得他们像往常一样来和我捣乱，一通通电话没完没了，紧急信件一封接一封地寄过来，经常一大早八点钟就过来，一待就无尽无休。我可从来没对他们凶过，甚至还错误地一向对他们客客气气的，我假装不知道他们在对我施加压力，不知道这么长时间里他们一直处处给我制造麻烦，我就权当他们是在嫉妒你，想提前破坏些你的吸引力，削弱我想看见你来、再和你一起出去的愿望。这些我们都知道，全家上上下下都知道，可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是和我站在一起对付他们，而是向他们屈服了，搞得我措手不及，甚至来不及表示忍耐顺从，你就这样浑身上下淌着水突然出现了，寒风暴雨中灰色的水，给了一直在期待中的我当头一棒，而我还一直在想方设法把你几个兄弟甩开，保持着好体力好心情，口袋里塞满了钱，规划着各种线路，想着怎么到树下那个饭馆去饱餐一顿炸薯条，在那里吃午饭简直太美妙了，有鸟儿，有姑娘，还有那个克莱门特老爷子，他会推荐最好吃的布旺伦奶酪，有时候他还会拉起手风琴，高歌一曲。

如果我现在坦白地告诉你，你很恶心，还得请你原谅，现在我不得不说服自己，这都是家传的，你也是一丘之貉，尽管我一直希望你会是一个例外，到那时既然沉重的种种已成过去，便能以轻松的心情谈天说地，在街角闲逛；你瞧，结果更糟，你出现时和我期望中的完全相反，冷笑着敲我的窗，在那儿等我换上胶鞋，再把雨衣和雨伞拿出来。你跟他们是一路货色，多少次我看到你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我爱过你，你跟我来这一套已经有三四回了，如果到头来总是这样，你何必还要偶尔哄我满足我的心愿，看你站在那儿，头发搭在眼睛上，指尖滴着灰色的水，看着我，一言不发。说到底，我看你还不如你那几个兄弟，和他们斗智斗勇至少还能让我消磨消磨时间，捍卫自由和希望能让我心里好受一点；而你呢，你只能让我心里空落落地待在家里，感到一切都渗出敌意，知道夜晚会像寒风凛冽的站台上一列晚点的火车到来那样降临，马黛茶喝了一壶又一壶，电视新闻听了一遍又一遍，那时它才会到来，还有你那个兄弟星期一，躲在门后等着闹钟把我叫醒，让我再和他面面相觑，真是差劲透了，他就紧跟在你身后，但你现在又一次离他很远，在周二、周三乃至日复一日的后面。卢卡斯发表演说的新技巧

太太们，小姐们，等等。我很荣幸，等等。在这个荣耀的场合，等等。此时此刻，请允许我，等等。在我发表演说之前必须，等等。

首先，请允许我尽量准确地把我演说的意义和所涉及的范围向各位做一个说明。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概念模糊不清、游移不定，如果时空的连续统一对我们而言只是一种纸上的假想而非可检验的确切事实，而我们在这样的时空当中只不过是一种瞬时存在，几乎在被孕育的同时就归于虚无，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奢谈未来，将显得十分鲁莽。然而，我们也不能陷入倒退主义，因为那会使得我们精神层面最基本的活动都变得值得怀疑，让我们一起努力，努力接纳当下的现实、甚至历史的现实吧，在拉丁美洲民主政体协调一致的大环境下，它让我们集体享有充分保障，将其稳定的元素、特别是那些充满活力的因子，投射到对洪都拉斯的未来展望中去。在这个巨大的洲际舞台上（手势挥过整个会场），洪都拉斯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用手比画着桌子的面积）只是偌大的彩色拼图中的一块。这一小块（专注地拍拍桌子，用仿佛是生平第一次看见这种东西的表情看着它），十分奇怪地既具体又含混不清，就像一切描述某种物质的说法。我现在触摸到的是什么呢？是木头，当然了，木头和木头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横在你我之间的这个体积巨大的物体，就是它用这块干巴巴的该死的桃花心木在某种意义上把你我隔离开来。这是一张桌子！可这是什么呢？就在这下面，在这四条桌子腿之间，能清楚地感觉到有一个饱含敌意的空间，它比桌子的实体部分更加居心叵测：这是一个由空气组成的平行六面体，像一个其中游弋着于我们不利的透明水母的水族箱，而就在这上方（手一掠而过，仿佛是想说服自己），一切仍然平整光滑，像个彻头彻尾的日本间谍。我们中间隔着这么多障碍，又怎么能互相理解呢？比方说这位快睡着了的太太吧，像极了一只惹人讨厌的鼹鼠，想钻到桌子底下去，然后告诉我们她的发现，也许我们可以把这障碍撤走，它让我觉得自己好像靠在玛丽女王号——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乘坐一次这艘船——船边慢慢驶离南安普顿港，手里挥舞着一条沾满泪水和亚德利薰衣草香水的手帕，向码头上挤成一堆的黑鸦鸦的人群传达唯一能够传达的信息。一道横亘在人们之间的令人厌恶的沟壑，为什么主办方硬要把这样一张像头下流的抹香鲸一样的桌子摆在这儿？先生，现在提出把它撤走已经没用了，因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总会从潜意识层面回归，就像玛丽·波拿巴在分析勒菲弗莱夫人一案时所指出的，这位夫人在一辆小汽车里谋害了她的儿媳。我感谢您的好意，感谢您蓄势待发的肌肉，然而，我认为要紧的是要研究这只难以形容的单峰驼的本质，解决办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赤手空拳地逼近，你们从你们那边，我从我这边，逼近正慢慢地扭曲着它面目可憎的衣冠冢的木质屏障。出去，你这个蒙昧主义者！很显然，它不会自己走掉。斧子，拿把斧子来！它毫无惧色，反倒显出怀疑论者耍弄阴谋诡计时的激愤神态，摆出一副耍死狗的模样，虚伪地着生在想象力的产物之上，为的是不让想象力毫不受死亡拖累地飘上云端，云间才是它真正的故乡，只要重力——这张包罗万象、无处不在的桌子，不再沉甸甸地压迫你们各位的马甲，不再压迫我的皮带扣，甚至于不再压迫第五排的那位一直只顾着默默恳求我别再浪费时间快给她讲洪都拉斯的话题的美人的睫毛。我看到有人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办事人员已经怒不可遏，主办方将会有人引咎辞职，此刻我已经可以预料到文化活动的经费会被削减；我们陷入了一个熵，这个词就像是一只燕子掉进了木薯粉汤，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正是这张婊子养的桌子想要的结果，它想让我们都哭哭啼啼或者在出口楼梯处打作一团，而它却能独自留在这间空荡荡的大厅里。你这条令人作呕的蜥蜴，你会得逞吗？让我们都不要假装看不见它的存在吧，正是它把一切交流、一切话语都染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看看它吧，它就这样钉在我们中间，当某位进步党派的首脑想推广施托克豪森的音乐时，它就像一堵令人毛骨悚然的墙壁死死地杵在我们中间，那神情活像是女王在一家傻瓜收容所里一样。啊，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学会的女主席已经在某个地方准备好了一束玫瑰花，那本该是当你们在雷鸣般掌声里重新活动活动自己坐麻了的屁股时，由秘书的小女儿上来献给我的。然而，因为有了这个可恶的凝块，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我们大家走进大厅的时候明明都看见了理所当然的它，却又都忽略了它，直到我的手无意中轻轻一碰，才突然把它充满敌意的面目揭露了出来。如果不事先除掉这张桌子，那么一切都不可理解，一切都绝无可能，我们怎么能坐在下面凭空想象一种并不存在的自由呢？一个巨大谜团中纠缠不清的分子，最糟糕的奴役形式的集中证明！仅是洪都拉斯这个想法就像是在孩子们的聚会进行到最高潮时一只气球突然爆炸。谁还会去管洪都拉斯呢？当我们身处这条黑色火焰的河流两岸，这个词语还能有什么意义呢？而我刚才居然还要向各位做一次讲座！各位居然也还蓄势待发要听它！不，这太过分了，我们至少应该有勇气清醒过来，或者至少也要承认我们想要清醒过来，承认现在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是拿出惊人的勇气，手掠过这个冷漠的、几何体形的下流东西，一齐说：它大约一米二宽，两米四长，是栎木实木或者桃花心木，或者上了漆的松木做的。可是，这样就算完了吗？我们就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了吗？我觉得不会的，这都没多大用处。

就比方说这儿吧，这儿的木头上好像有个节。这位太太，您觉得这是木头上长了个节吗？还有这里，我们一直管它叫桌子腿的地方，这个垂直向下的直角，这一堆朝向地面的石化呕吐物，又作何解释呢？还有这地面，我们走来走去的保障，在它光亮的镶木地板底下，又究竟隐藏了些什么东西呢？（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讲座会提前很多结束——或者说被结束，空荡荡的大厅里只留下那张桌子。当然了，谁也不会看见那桌子抬起了一条腿，就像在四下无人时桌子们总会做的那样。）卢卡斯在医院里（一）

卢卡斯住的是一家五星级医院，在这里，病人就是上帝，如果拒绝了他们的荒唐要求，护士们就会有大麻烦，她们一个比一个亲切，几乎永远都在说好，原因如前所述。

当然，对12号病房那位胖先生提出的要求，是没法做出让步的，他肝硬化到了那种地步，还每三个小时就要一瓶杜松子酒，可是，当卢卡斯走到走廊里好让人给他的病房通风，在候诊室里发现了一束雏菊而他几乎是不好意思地问可不可以拿上一支到他的病房，使房间里能有点儿生气的时候，女孩子们都非常乐意，忙不迭地说可以，当然可以，太可以了。

卢卡斯把花平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按响了呼唤铃，他要了一杯水，好把花摆得更好看。护士们拿来了水杯，刚把花插好，卢卡斯又发现床头柜上满满当当地全是各种小瓶、杂志、香烟和明信片，所以呢，也许可以在床尾放一张小桌子，这样他就不用在床头柜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去找那雏菊，连脖子都不用转动，一眼就可以看见它。

护士立刻就拿来了他要的东西，并把插着雏菊的水杯放在他最方便看到的角度，卢卡斯表示了感谢，又顺便告诉她，来探望他的朋友很多，椅子不够用，要是能趁着有张小桌子在这里，再摆上两三把舒适的安乐椅，营造出一个更适宜交谈的氛围，那就再好不过了。

几位护士刚把椅子端来，卢卡斯又对她们说，他很感激朋友们曾花许多时间陪自己畅饮，因此，小桌子最好能弄得漂亮一点，先铺上块小小的台布，上面再放两三瓶威士忌和半打酒杯，如果可以，玻璃杯最好是带棱的那种，当然，不用说，还得有只冰桶和几瓶苏打水。

姑娘们分头去找来了各种用品，又不失艺术品位地把它们安顿在小桌上，这时，卢卡斯又指出，酒瓶酒杯一放上去，雏菊被淹没其中，美感大打折扣，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因为在这间病房里，真正缺的是一个柜子，好把堆在过道上柜子里的鞋子衣服放进去，然后再把插着雏菊的水杯放到柜顶，这朵花会活跃整个房间的氛围，并赋予其某种有些神秘的魔力，一切康复的关键就在于此。

姑娘们理解不了这一连串要求，但坚决执行医院的规定，她们费了好大劲搬来一个大柜子，那朵雏菊终于高高地盘踞在柜顶上，像一只略含惊讶而充满慈悲的眼睛。护士们还爬上柜子，给水杯里加了点儿清水，这时，卢卡斯闭上了双眼，说现在一切都妥当了，他想睡一小会儿。她们一把门关上，他便一跃而起，把雏菊从水杯里拿出来，扔到了窗外，因为这不是一朵他特别喜欢的花。Ⅱ……稿纸上画着在时空中并不存在的国度之中的登陆，就像一支中国部队的阅兵式，行走在永生与虚无之间。——何塞·雷萨马·利马《天堂》解释的去向

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垃圾箱，里面堆满了解释。

在这种合情合理的情况当中，只有一件事令人不安：如果哪天有人成功地解释了这个垃圾箱，到时会发生什么。沉默的副驾驶

把在时间和空间上间隔很远的一个故事和一个假想联系在一起，是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事儿放到现在，可能会是件千真万确的事，可退回去二十年，发生在阿根廷科尔多瓦省一条空寂无人的公路上，又是在巴黎一次聊天时偶然谈起的，这事儿还真有点不好说了。

叙述这个故事的人是阿尔多·弗朗切斯奇尼，而提出这个假想的人是我，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保尔·瓦莱莉大街上的一家绘画作坊里，不时穿插着一口小酒、两口雪茄，为谈起家乡的事情时身边没有那些不知为何就聚到一起的一大帮阿根廷人那值得颂扬的民俗式的长吁短叹而开心。我记得一开始我们是在谈论加尔维斯兄弟，谈论乌斯帕亚塔的杨树；后来不知怎么我就提起了门多萨，阿尔多是门多萨人，他兴奋起来，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已经自顾自地讲起他是如何开车从门多萨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穿越科尔多瓦的时候已经是夜半三更，正开到半路，突然，汽油没了，散热器里的水也没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那天夜里天黑极了，待的地方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只能等有车从那里经过，好帮我们一把。在那时候，出门走远路不多带上几罐汽油和水的人可不多；最不济，路过的车能把我太太和我捎到最近的有旅馆可住的镇子上安顿下来。我们就这样待在黑暗中，把车靠路边停着，边抽烟边等。大约一点钟，我们看见有辆车朝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向开来，我便站到路中间用手电筒打信号。“这种事在当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可在那辆车停下来之前，我就感觉到司机根本没有停车的打算，车风驰电掣般驶来，似乎想扬长而过，哪怕看见我头破血流倒在路中间也会视若无睹。我只得在最后一刻闪到一旁，因为那车在不情愿地踩下刹车后又往前冲了有四十米；我跑上前，靠近驾驶座的窗边。我已经关上了手电筒，因为仪表盘上的光足以勾勒出开车人的脸庞。我三言两语向他解释了我们遇到的麻烦，请他帮帮忙，这样做的同时，我的肠胃一阵阵发紧，因为在靠近那辆车的时候，我已经莫名其妙地觉得有点害怕，说莫名其妙是因为在这种黑咕隆咚的地方，应该感到紧张的其实是开车的人。向他解释的时候我往车里看了看，后排座位上没人，但在前排另一个位子上坐着个什么东西。我把它叫东西，是因为我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描述，而且事情发生和结束得都那么快，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我发誓，那司机说‘我们没带汽油’，同时猛踩油门把车开动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一阵轻松。我回到自己的车上，本来没法向我太太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我还是做了一番说明，她明白了这种荒谬，就好像尽管她没有看见我看到的东西，可那辆车上的恐怖气氛还是蔓延开来传染给了她。“现在你可能会问我到底看见什么东西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司机旁边坐着一个东西，我刚才给你说过的，一个黑乎乎的形状，一动不动，也没有把脸朝我转过来。其实我可以打开手电筒，照照车上那两位的，但不知怎么我的胳膊动弹不得，不知怎么这前后只有短短几秒，更不知怎么当这车开走并消失在远处的时候我几乎要感谢上帝，更别提他妈为什么我在旷野里待了整整一夜也毫无怨言，一直到天亮以后，一个卡车司机帮了我们一把，甚至还请我们喝了两口酒。“我永远也无法理解的是，这一切在我看见任何东西之前就注定要发生，而我其实什么也没看见。好像是在我感觉到车上的人并不打算停车，最后不得已停下来也只是不想轧着我的时候，心里就已经生出了惧怕的念头；但这算不上什么理由，因为说到底，深更半夜的，又是在荒郊野外，是人都不会愿意被人拦车。我说服自己，说事情是从我跟开车的人说话那一刻开始的，有可能在我走近那辆车的时候，某种东西就以另一种方式向我袭来，一种气氛吧，如果要这么称呼它的话。不管这一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想不出别的来解释这一切，为什么我在与司机说话时感到寒气刺骨，而扫一眼另一个会让我的恐惧立马凝聚。但那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妖怪吗？抑或是不想让人看见才半夜运载的吓人的白痴？是个脸部畸形或者长满脓疮的病人？某种放射恶能的变态体，一种令人不堪忍受的气场？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可是兄弟，我这辈子从来没像那天那样害怕过。”

我脑子里积攒了三十八年来一大堆有关阿根廷的回忆，阿尔多讲的这个故事仿佛点击了某处，我脑子里那台计算机紧张运行了一阵，最后给出了一张写着猜想，也许就是答案的卡片。我甚至想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咖啡馆里，第一次听说那件事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一种纯粹的心理上的恐惧，就像看电影《吸血鬼》时的感觉；许多年过去了，那种恐惧和阿尔多的恐惧重合，而一如往常，这种重合总是能支撑起某种假想。“那天夜里坐在驾驶员旁边的是个死人，”我这么对他说，“说来也奇怪，你从来没听说过在三四十年代有一种行业叫尸体运送吗？特别是运送那些死在科尔多瓦的疗养院里而家里人又想运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安葬的结核病患者。由于联邦法律或之类的原因，运送尸体变得极为昂贵；于是有人想出办法，给死人略微化妆，让他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位上，连夜赶路从科尔多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好在天亮之前能赶到首都。他们给我讲起这事儿的时候，我和你的感觉一模一样；后来我还试图想象那些以此谋生的人是有多缺乏想象力，可我一直想象不出来。你能想象自己坐在车里，一个死人靠在旁边，开着一百二十码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行驶吗？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一具尸体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僵直不动的东西，一个大活人也不可能像他力求做到的那样麻木不仁。”我们又喝了点酒，接下来的必然推论更加可爱：至少有两个干过这种营生的人后来成了赛车大腕。我现在突然想到，说来也真怪，我们刚才的话题是从加尔维斯兄弟谈起的；我倒不觉得他们俩干过这个，但他们一定和干过这种活儿的人比赛过。说起来这话一点不假，参加这种玩命赛事的，身边总是跟着一个死人的。会发生到我们头上的，相信我“说过的话会飞走”，这谚语的头半句他们还勉强可以接受，可后半句“写下来才靠得住”，他们断然不能接受，好几千年都这么过来的，想想看吧。所以，当大人物得知有一位不知名学者发明了拉线器，而且几乎无偿出售时——因为这学者在晚年变得颇为愤世嫉俗——他十分激动。当天他就接见了这个人，用茶水和烤面包片招待他，招待学者就该用这些。“我就有话直说了，”客人说道，“您需要对付的是文学、诗歌这一类的东西，对不对？”“一点儿不错，博士，”大人物回答道，“还有反对派的宣传册呀、报纸呀，那一堆狗屁东西。”“没问题，可您得知道我这个发明没有辨别能力；我的意思是说，您自己的报刊和您手下那些笔杆子也一样会中招。”“那也没办法，如果真是这样，最后我也会赢。”“照这么说，”学者说着从马甲里取出一个小玩意儿，“事情就很好办了。一个单词无非就是一串字母，一个字母呢，又无非是由一条线摆成的某种图案。现在我们达成一致了，我只要按下这个嵌着珍珠母的小按钮，这部机器就会开始运转，把一个个字母拉成一条平整的细线，一道水平的墨迹。要我动手吗？”“动手，真他娘的。”大人物吼道。

放在桌上的一份官方日报明显地起了变化：整版整版的一栏栏文字都变成了痴呆的莫尔斯电码，说的都是---。“去看看《西班牙百科全书》。”学者说，他并非不知道，政府机关里总有这种配置。可已经没必要了，因为电话铃响了，文化部长闯了进来，广场上聚满了人，那一晚，整个地球上，没有一本印好的书，打印机的盒底也没剩下一个字母。

我能把这些都写下来，是因为那个学者就是我，而且凡事皆有例外。家庭纽带

全家人都恨透了安古斯蒂亚斯姨妈，连出门度假都没忘记把这意思传递给她。大家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去旅游，刚一离开家，来自各地的明信片便疾风暴雨般袭来，有阿克发彩色负片的、柯达彩色反转片的，买不到别的甚至也寄黑白明信片，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一张都写满了骂人的话。有从罗萨里奥寄来的，有从圣安德烈·德·希雷斯寄来的，还有从奇威尔科伊寄来的，甚至还有从查卡布科大街和莫雷诺大街的街口寄来的，邮递员一天要来上五六次，怨气冲天，安古斯蒂亚斯姨妈却兴奋异常。她从来不出门，她喜欢待在院子里，每天就指着收明信片打发光阴，她很开心。

一些样本如下：“问候你，恶心鬼，但愿你遭天打雷劈，古斯塔沃。”“我啐你一身，何塞芬娜。”“但愿小猫一泡尿浇死你的天竺葵，你的小妹妹。”诸如此类。

安古斯蒂亚斯姨妈早早就会起床等着接待邮递员，还会给他们小费。她会把每张明信片都读上一遍，欣赏一番照片，然后把那些问候话再读上一遍。到了晚上，她会把影集拿出来，把白天的收获小心翼翼地放进去，这样既能看见照片，还能看见那些问候。“可怜的小天使们，给我寄了多少张明信片呀！”安古斯蒂亚斯姨妈想着。“这张上面有头小奶牛，这张有教堂，这张是特拉弗尔湖，这张是一束花。”她一张一张地看着，满怀柔情，一边把每张都用大头针钉住，以防它们从影集里滑落，不过，大头针总是扎在签名上，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呢。什么叫作擦肩而过

一切重要的发现通常都是在异乎寻常的条件下、在异乎寻常的地点发生的。就说牛顿的那只苹果吧，那怎么会成了一件令人大吃一惊的东西呢？我遇到过一次，一场商业会议开到一半时，不知怎么我就想起了小猫——这和那天会议的主题没有半点关系——而我突然发现，原来猫都是电话机。就这么简单，天才的事都是这样。

自然，像这样一种发现会引得众人惊愕不已，因为谁也不习惯电话机会跑来跑去，而且还会喝牛奶，喜欢吃鱼。大家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这是种特殊的电话，就像那种不用电线的对讲机，此外，我们这些人也都是些怪人，因为直到今天我们才明白小猫其实可以当电话机用，因此，之前也没人想到要使用它们。

这种疏忽大意自古有之，对由于我的发现而可能建立的通信系统也不能抱太大期望，因为，显而易见，没有密码能使我们破解这些信息和它们的源头，以及发送者的身份。一望而知，这并不是拿起一个不存在的管子然后拨出某个已经和我们的数字无关的号码，更不用说要弄懂另一头出于同样令人困惑的理由试图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了。这种电话是可用的，虽然那些长着两条腿的用户付的报酬少之又少，猫们仍用童叟无欺的诚实证明着这一点；谁都无法否认，他那只黑的、白的，或者花的，甚至安哥拉电话机，总会带着坚毅的神情跑到用户脚边，然后发出一声信息，我们那原始、可怜的文化则愚蠢地把它归结为一声“喵”，或其他类似音节。丝般柔软的动词，毛茸茸的形容词，不管简单句还是复合句都像肥皂或甘油，这些组成了一场演说，有时会和饥饿这一话题相关，这时，电话机就只是只猫，然而在另外一些场合，话题与它本身毫无关系，而这能证明一只猫可以成为一部电话机。

我们迟钝又自负，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没能对这种来电做出应答，也没想过它们来自何方，电话线（那颤动的尾端已经疲于在世界各地的房子里展示给我们看了）的另一端又是谁。我的发现对我或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呢？每只猫都是一部电话机，而每个人都是一个可怜的人类。谁知道这些猫日复一日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又指出了怎样的道路呢；我能做的只是在我那台普通电话机上拨通我工作的那所大学的电话，几乎是羞愧地宣布了这一发现。似乎无须提起，学校里专门负责接听这一类电话的学者听了电话，他们的沉默简直像碗冻木薯粉汤。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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