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戴维·恩里奇（David Enrich）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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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网：谁操纵了全球资金市场试读：
前言
轻井泽市郊的山上，坐落着一个以小型滑雪度假村闻名的小镇。小镇也是日本家庭一日游的热门目的地。一日喧嚣之后，大片的乌云遮住了月光，这个星期六的晚上显得特别静谧。
一辆豪华大巴在酒吧前停下来。这时天空中开始落下小雪。一群跌跌撞撞的银行家从车上下来，有的还举着当地特产的朝日或麒麟啤酒，闯进了这个小镇平静的夜晚。他们多数已经半醉，很快占领了这个小酒吧。
这些人都是美国花旗银行的员工。花旗银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问题最多的金融机构之一。就在此前一年，2009年年初，美国纳税人投入了450亿美元以救助这头濒临崩溃的金融巨兽。而这天，这家银行安排了几十名投资银行家周末度假。他们当晚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大型豪华酒店里，房间是典型的日本简约风格。
这种投资银行的活动一般不会太节俭，因为它们追求的是在自然而然的集体活动中培养出团队成员间的友谊。实际上，这个狂欢派对[1]从100英里外东京出发的子弹头列车上就已经开始了。这群银行家来到保龄球馆，一边喝酒，一边打球。最后，豪华大巴才带着这群已经半醉的银行家来到小酒吧继续狂欢。
美国人克里斯·切切里（Chris Cecere）是这个周末狂欢活动的发起人。他身材瘦高、头发自然卷曲，你从他现在的行为举止上绝对看不出他平时是东京国际金融市场上最精明的人之一。切切里来自著名的破产倒闭公司雷曼兄弟，他满嘴黑话，是华尔街上的老人。他刚到日本工作一年左右，就很快拉起了一支明星交易团队，全力以赴地将已经面临风险的花旗集团带向更具挑战的新金融领域。
不仅仅是切切里在全力以赴。在这个下雪的夜晚，他的下属，汤姆·海耶斯（Tom Hayes），一位30岁的英国人也在全力以赴地拼酒。[2]汤姆·海耶斯身材纤细，将近6英尺高，是一位绝顶聪明的数学家。即使不是全球，海耶斯至少也是东京交易员中最具攻击能力的交易员。他和切切里并不是一类人。他平时的行头里从没有定制西服和昂贵皮鞋，肩膀上总是有斑斑点点的头皮屑。他宁可喝一杯橙汁或一杯热巧克力，也不认为喝一杯啤酒更舒服。这种偏好一度让他获得了“托米巧克力”的外号。
如果要列出社交活动中不舒服到痛苦的部分，海耶斯肯定会把喝酒放入其中。在离开东京之前，他就向未婚妻抱怨说不想去。而他的未婚妻告诉他，他别无选择。海耶斯的生活几乎全是围绕着工作进行的，他几个月前才加入花旗集团，这就是他的新家，给同事们留下一个好印象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他开了一个好头：他的新老板、花旗集团的高管布莱恩·麦卡金（Brian Mccappin）在向花旗集团全球各个机构介绍他时，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称他为集团最新赢得的战略资产。仅仅几个小时之前，麦卡金还将海耶斯描述为明星，代表了银行在东京巨大业务的未来。麦卡金宣布，他们的部门将进一步转变交易方式，让这位新进入的天才交易员发挥好作用。海耶斯的收入也是明星级别的。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以前在瑞士银行的薪水就已经达到了六位数，他在加入花旗集团时，仅仅签约奖就拿到了大约300万美元。
麦卡金是花旗集团在日本的投资银行部门的首席执行官，当天晚上也和切切里、海耶斯一起来到酒吧。麦卡金身材魁梧，有一张胖乎乎的圆脸，他妈妈住在英国伯明翰。麦卡金在13岁时就显露了歌唱天赋，和朋友组成了一支名叫“最后期限”（Deadline）的乐队。乐队有时去酒吧演出，观众多是附近罗尔斯·罗伊斯工厂下班的工人，麦卡金的爸爸也在其中。乐队解散以后，乐队部分成员继续音乐之路，几年后组建了一支小有名气的摇滚乐队Ocean Colour Scene。那时候麦卡金的兴趣已经转移，不过仍然以是这只乐队的创始成员而洋洋自得。
当海耶斯进入花旗集团时，卡拉OK是麦卡金对音乐的狂热的主要发泄口。这晚，正当麦卡金引吭高歌之时，海耶斯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切切里敬来的德国野格酒。他努力吞咽这种甜味、药味十足的酒精混合物，对抗着越来越强烈的呕吐反应。但海耶斯不想让他的老板失望，不愿也不能反抗这种压力，因此也不断回敬切切里。其实，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对他来说非常开心：海耶斯是专家级的滑雪高手，就像他在紧张的交易大厅中的表现一样，他迫不及待地拥抱风险。但现在，他头上开始淌汗，房间也开始旋转。海耶斯脚步蹒跚地冲进浴室呕吐，出来又加入派对。
三年后，2013年1月，我正坐在伦敦克拉肯威尔街区狭窄公寓的沙发上。几个世纪前，这个地方是圣战骑士的集结地，他们从这里加入十字军东征的队伍。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一条狭窄巷子被命名为耶路撒冷通道（Jerusalem Passage）。我和妻子经常去其间一个比利时啤酒屋消磨时间。现在，这个社区已经被时尚的设计工作室、寿司吧和艺术画廊所占据。
晚上8：00刚过，我的苹果手机传来一阵震动声，收到了一条来自不认识电话号码的短信：“明天我想去见您，但我需要确定您是可以相信的。”“我知道很多就连美国司法部都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这条短信来自一位受到巨大惊吓但仍保持清醒的人——汤姆·海耶斯。
就在海耶斯联系我的一个多月前，美国司法部部长在华盛顿特区宣布对海耶斯提起刑事欺诈指控，将他称为一名贪婪、欺骗的交易员，指责他从无数无辜的受害者中掠夺财富。这样，地球上最强大的警察将海耶斯确定为一个涉及数十亿美元的骗局的主谋。
一小群银行家、经纪人和交易员跨越时差和大陆，试图扭曲一种利率——这种利率不仅是数万亿美元贷款的基础，也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支持。这就是Libor，即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首字母缩写，它常常被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字。世界各地的金融工具都取决于Libor的微小变化——其涉及数量如此之大，估计超过数十万亿美元，且很难准确量化。在美国，大多数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的利率都基于Libor，包括许多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以及绝大多数没有固定利率的金融产品。大型公司为数十亿美元贷款支付的利息额通常由Libor决定。数以万亿美元计的金融衍生品也与此挂钩，并进一步与几乎每个人相关联——养老基金，大学的捐赠基金、大城市和小村镇、小企业和巨型公司都使用Libor来投机或防止其遭受利率波动的危害。如果你用信用卡买了本书，你很可能引入了Libor——如果你开着一辆尚未偿清贷款的汽车去书店，或者你还有住房抵押贷款或学生贷款，或者你所在的城镇借钱来修路，抑或你工作的公司有借债。这样，一旦Libor出问题，潜在的受害者群体都将是巨大的。事实证明，Libor出了大问题！
海耶斯从没想过操纵Libor以增加交易利润。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确实采取了行动，参与了不道德的业务，并伤害到真实和潜在的无知受害者。这些做法的确帮助这个书呆子气十足的交易员挤进了地球上最赚钱行业的上层。当我遇见他的时候，这份工作已经让他被三大洲的监管机构和检察官所瞄准，执法者迫切希望找到一位银行家能对经济危机负责。
在最近十年中，我一直为《华尔街日报》和其他出版物撰写关于银行及其引发危机的报道。但这一危机前所未见。表面上，它不是最抢眼的丑闻，共谋者在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动手脚。但是涉及的利益又是如此之广泛，以至于很小的偏离也能产生几十万甚至几亿美元的丰厚利润，而相等的金额就是受害者的损失。
但是，在对海耶斯及其同盟者的猎捕中，暴露的不仅仅是这个所谓“蛛网”团伙对现代金融运行基础的操纵，而这个传奇故事呈现出来的问题的根源，是一个腐败的、破碎的金融系统及其监管体系。海耶斯的道德观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也许部分是由于他最终被诊断出患有轻微自闭症，这有助于解释他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不足以及他对数字的亲和力。但是，我在这个领域遇到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缺陷：痴迷于数字和利润，渴望利用他人作为自我进步的工具。我越挖掘事实真相，就越发现，至少在某些方面，海耶斯这个倒霉蛋已经成为整个行业无政府主义和鲁莽行为的典型代表。他的故事，不论是作为机构的一分子还是他本人，都揭示了为什么银行业已成为丑闻的同义词，以及为什么直到今天银行业的声誉仍未恢复。
[1] 1英里=1.609344千米。
[2] 1英尺=0.3048米。第1部分骗局第1章 女皇的加冕仪式
布拉肯伯里小学位于伦敦西部的牧羊人森林区，布拉肯伯里小学位于一栋三层的红砖建筑内。这栋建筑建于维多利亚时代，从外部看很体面，但内部却是另一番景象：高耸的天花板造成一种洞穴式的恐怖氛围，油漆脱落的墙面，一股股小阴风从破旧的墙体保温层间穿过。这小小的校园，就位于戈德霍克路地铁站所在的街头，与那些不景气的小便利店、酒吧和洗衣房一起，隐迹于外表风格类似的百年老建筑物群中。布拉肯伯里小学的生源来自附近社区的工薪阶层子女。
1990年，这些学生中的一位便是汤姆·海耶斯。这孩子顶着拖把式的淡金色头发，长着一双小黑眼睛，相较于才10岁的年纪，显得很老成。他心里总是怒气冲天，可又很难指出具体为什么发怒。自打他母亲将他父亲尼克（Nick）在外面偷情的事抓个正着以后，他的父母已经正式分居六年了。海耶斯怨恨尼克缺席他的生活，更不会为尼克在1989年再婚感到高兴。父亲的再婚为海耶斯和弟弟添了两位继姐妹和一位同父异母的小妹妹。父亲的事并不是当时海耶斯唯一的烦恼。海耶斯怨恨母亲桑迪（Sandy）的冷淡，以及她那爱控制一切的性格。事实上，比起作为两个男孩母亲这件事，桑迪似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
海耶斯家总是缺钱花。一度，在他父母离婚前，每当扎着瘦弱马尾以当记者养家糊口的父亲尼克未能按时付账单时，各路愤怒的债主就会出现在他家那位于牧羊人森林区逼仄的二层小楼前。小海耶斯在心中暗自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赚大钱，让这些债主们从此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每一天，他都在算计着自己在附近打杂挣来的钱，他将硬币按面额的不同整理成摞，记下总数。这种仪式化的行为为他的生活添加了一丝安全感。他甚至开始每天将生活必需品背在一个背包里，好像一旦出现什么突发情况，他就能随时逃离这种生活一样。
桑迪在英国工党领导人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后来曾任英国首相、财政大臣）手底下干着一份研究员的工作。她长时间地投入在工作上，却将养育儿子的工作推诿给曾住在家里的那些互惠生。在海耶斯的印象中，桑迪焦躁、易怒又严厉。她曾列出以下规矩：吃饭时海耶斯只被准许喝水。母子俩的关系不仅仅是具有争议性那么简单。一次，在暴怒的气头上，她猛地向海耶斯砸过去了一个刚出锅的土豆，那滚烫的土豆在击中海耶斯的背部后炸开，烫伤了他的后颈部。而另一次对抗过后，海耶斯将他的母亲锁在了家里的地下室里。又有那么一次，他朝妈妈的头上拍过去一只炖菜大锅。他开始变得暴力，而桑迪并不是唯一目标。他曾用台球杆袭击了继父那边的继兄弟。“互惠生根本处理不了我家这些情况。”多年后他母亲这样跟心理医师述说道。
从小，海耶斯总是渴望得到母亲的关注，而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学校取得优秀的成绩，实际上他也做到了。六岁时，他已经充分显示出在数学上的天分。他曾缠着母亲给自己买一本数学练习册作为礼物。“汤姆懂事又敏感，家里的各种问题在情绪上深深困扰着这个孩子，”在一份写于1987年给海耶斯父母看的教师评语上，海耶斯的一位老师曾这样写道，“他那些愤怒和挫败感，尤其是他那不顾一切要赢的劲头，时常让他在和同龄人在操场上玩耍时陷自己于不利的境地。不过最近他好像比较平和。”
即使如海耶斯这般在数学上自信十足，但他在与同龄人的交往问题上，却显得能力低下。尤其是和女孩子们，他甚至鼓不起勇气去和她们聊天。他时刻在意着自己有多少朋友，而这一数字从未超过3；在学校之外，他几乎见不到这几位朋友。他的行为举止、穿着打扮可能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布拉肯伯里小学并没有严格的着装要求，但海耶斯长年累月地穿着同一件衬衣。同学们无休止地嘲笑他，还给他评了“年度最佳金酸梅穿着”奖。“汤姆时常对他的天赋表现得非常骄傲。”一位老师在1992年的评语里写道。“他更应该注重社交的能力！”海耶斯的英文老师在另一个场合里这样评价道。他自己也承认了自己的问题，“我需要改进自己的处事态度，去尊重和自己不一样的想法。”他曾在自评里这样写道。
经历种种家庭的遭遇和学校的不受待见，海耶斯在自己熟悉的事物里寻找慰藉就一点不让人觉得惊讶了。向卧室的窗外望去，他能看到洛夫特斯球场里的探照灯，那是女王公园巡游者职业足球队的主场。每当女王公园巡游者队在比赛中得分，他都能听到人们雷动的欢呼声。体育成了他一生的热爱。他观看了每一场女王公园巡游者队的比赛，这只足球队就是他心目中的第二个家。
海耶斯开始对收藏着迷。他开始成捆收集和整理用过的地铁票和足球比赛门票，还曾组装了一支玩具金属小人组成的部队。他最真挚的爱仍是数学。他珍爱着那些数字代表的简单性和客观性。它们从不撒谎，它们从不会让你失望，不像生命中有些人对你那样。你不可能对数字解读错误——这对海耶斯这种望数便生义的头脑来说，是个珍贵的品质。数学公式是那样美，那么可靠——婚姻可能出错，朋友可能背道而驰，女孩子们可能忽视你，女王公园巡游者队可能（实际上，经常地）输，但9的平方根永远等于3，任意一个三角形内角度数之和一定等于180度。
慢慢地，他开始对金融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海耶斯对数字有着本能般的理解能力，他从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害怕数字。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祖父雷蒙德·海耶斯（Raymond Hayes）。马伦公司（Mullens&Company）是伦敦这个举世闻名的金融中心的老牌证券经纪商。雷蒙德一直在这家公司做股票经纪人，外号“Talkie”，因为他长了一张大嘴巴，喜欢到处跟人吹嘘他那心思缜密的孙子。雷蒙德通过让海耶斯读报纸上的每日股价行情，对他进行训练，指导他寻找规律。他还给海耶斯讲各种有趣的故事，当然一些情节是虚构的，比如他是如何戴着闪亮的黑色大礼帽进城的。最受欢迎的故事与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有关。当时雷蒙德很想观看这个典礼的电视转播，可又没钱买电视。为了快速挣钱，他的老板建议他去买某个公司的股票。雷蒙德和老板联手买了股票后，第二天就从中赚了一大笔，他将电视买回家看成了加冕仪式（直到1985年，依靠内幕信息交易还不是违法的行为。在雷蒙德的职业鼎盛期，内幕交易盛行）。雷蒙德的客厅里后来一直挂着一幅画着马伦公司总部的水彩画，直到他2000年去世。
正当海耶斯的校园生活渐入佳境时，桑迪和她第二任老公蒂姆（Tim），一位管理顾问，决定举家逃离肮脏的城市生活，迁到了伦敦近郊的温彻斯特区。这一地区因一座天主教堂而命名。对15岁的海耶斯来说，搬家带来的困扰不是离开曾经的朋友，而是送报纸的路线改变了。原本他送报纸的路线就是去一座高级公寓里跑一趟，每周可以轻松挣得20英镑。
在新学校，海耶斯仍然是学霸。“汤姆非常有数学天赋”，他的年度学习评价里如此写道。现在他不能再靠送报纸挣钱，必须寻求新的经济来源。每到午饭时间，他的同学们总想在当天的预算之外额外享用点甜品之类的食物，这成为海耶斯赚钱的大好机会。海耶斯省出一部分自己的午饭钱，以每天50%的利息借给同学。换句话说，如果一位同学头天找海耶斯借5英镑的话，第二天就得还他7.5英镑。海耶斯认为必须收取这么多钱，因为找他借款的同学总是以惊人的比率违约。
不久，另一个赚外快的机会来了。英国的高中生喜欢去逛酒吧。一次，海耶斯被同学戴维·布朗（David Brown）发现坐在温彻斯特区一家小酒馆里望着老虎机发呆。老虎机上通常会显示当前中奖的概率有多大，例如平均来看大约10个人里就会有一个中奖。海耶斯并不是在发呆，而是在观察那些不停地往老虎机里塞硬币的玩家们，并在心里默默计算下一个中奖点什么时候出现。一旦出现，他就会掏出硬币投进去。这套策略奏效了。
尽管他一直保持着对金融的兴趣，但海耶斯从未曾打算过用数学来谋生。他认为自己口才不错，希望能运用这一优势成为一名律师。在报考大学时，海耶斯因学习优秀而取得去牛津大学面试的机会，他想学习历史，然后研究生时攻读法律。参考到他以往优异的学习成绩，牛津大学在面试时主要考察了他的社会交际能力。但海耶斯表现得非常害怕和讨厌眼神接触，把目光固定在没有生命的物体上对他来说比较容易。面试官有技巧地拒绝了海耶斯的申请，告诉他他可能不会太享受牛津的学习氛围。海耶斯觉得非常震惊，这是他第一次在本以为是以学术为考量的时候遭遇了失败。
这个18岁的男孩最终去了诺丁汉大学读书。诺丁汉大学的历史专业并不是特别强，但数学和工程系却享有盛名。海耶斯放弃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尝试，回到自己在行的领域，逐渐在偏微分方程式、高等数学和流体力学等领域崭露头角。
在到诺丁汉大学前，海耶斯都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母亲要求严格，每晚9：30必须上床，雷打不动。读大学后海耶斯变得放纵，想尝试一把疯狂。他曾经在凌晨3：00的时候还在宿舍里边看足球赛边大声唱歌，一位被闹醒的教授差点把他开除。不过以大学本科孩子的整体情况看起来，海耶斯多多少少还算是个正常的学生。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段觉得过得很开心的日子。
母亲桑迪一直在为布朗工作。在布朗的政治生涯不断上升的同时，她的工作也在走上坡路。布朗当选英国财务大臣，这相当于美国的财政部长，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担任首相的英国工党政府里第二有实权的职位。桑迪的姐夫克里斯·萨蒙（Chris Salmon）当时还一度担任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英国中央银行）的高管——这是海耶斯另一个能与英国政府扯上的关系。大一结束后，布朗告诉桑迪可以为她的儿子在财政部找一份实习工作的机会。想到儿子的举止行为，桑迪甚至都没有问问海耶斯本人就表示了拒绝。桑迪觉得自己的孩子太过保守的性格很难融入以布莱尔和布朗为核心的偏左翼政府的氛围中。她认为海耶斯是撒切尔夫人派，而撒切尔夫人是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政府的代名词。海耶斯就这样被母亲贴了个很贬义的标签。
现在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海耶斯得到了那份暑期实习的机会，他的人生会不会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能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里实习，得到母亲的关照再加上一位给予指导的上司，也许会给这个拥有神奇数学天赋的年轻人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可在这实习机会出现的多年后，海耶斯才得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整个暑期，海耶斯都在家附近的温彻斯特网球场和壁球俱乐部的[1]酒吧打工。他每周工作8小时，时薪大概3.75英镑，一周下来差不多能挣300英镑，这份收入对于暑期打工来说很不错了。但打工时他经常因为会员和顾客贬低他而觉得屈辱和愤怒，尽管他自己的家人也是这些俱乐部的会员。暑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返校了。
1999年秋的一天，在诺丁汉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海耶斯无意间听到两位学长的闲聊。他俩想去申请瑞士银行伦敦办公室的实习生职位，这份实习工作的薪水每周差不多能有500英镑。海耶斯的世界好像被他们用原子弹给颠覆了。他们提到了“交易员”这样的字眼，这对海耶斯来说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除了爷爷吹牛皮时传播的那些概念模糊的只言片语，他也不知道投行具体是做什么的。他心里想，管它“交易员”是干什么的，这份工作的薪水真高，去试试再说！
于是那年的12月，他参加了瑞银伦敦办公室的实习生面试。那天他发着高烧，感觉很糟糕，也不觉得自己发挥有多好。海耶斯本以为等待自己的是另一个牛津大学录取面试失败式的结果。然而几天后，瑞银给他了一份暑期的实习机会，薪水比他想象的还要高，每周600英镑。如果他持续实习一年，就能赚到2.7万英镑。这份薪资的水平甚至超越了当时很多成年人的薪资水平，比起之前的那个暑假，海耶斯可以得到翻倍的报酬，而且他觉得这份工作将会是低强度而高回报的。他要去伦敦闯荡。
瑞银的实习工作从7月到9月。海耶斯在伦敦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两点一线的生活。他租的房子就在马伦大楼所在街道的拐角，那里也是爷爷戴着高礼帽闯荡伦敦时工作的地方。实习开始后，海耶斯觉得很无聊，这份工作很难体现出他的学术优势——也是瑞银看重并且因此而聘用他的能力所在。但在瑞银工作的数月里，海耶斯知道了投行里的论资排位。当时海耶斯那份工作的角色就处于底层，高高在上的是那些交易员。
对大多数人来说，对投行交易员的想象都来自那些描绘疯狂华尔街的电影。那些拼命三郎架势的交易员，撸着衣袖，拿着电话，盯着电脑，满嘴脏话，疯狂地叫嚷着股票行情，大肆忽悠着顾客，同时咒骂着下属，还不忘抽空腾出手来骚扰几下女同事。实际的场景其实和电影里描绘的画面差不多。
实际上，在这这份暑期实习里，海耶斯弄明白了交易员也分成很多种不同的类型。最常见的是做市商。一名交易员是否是做市商，要看他是否在自己专长的领域里给那些想在市场上买卖金融产品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专业的指导意见。比如，一家对冲基金的交易员说他想出售1000万美元的墨西哥国债，此时一名做市商就应快速地评估可能的交易，给出可执行的报价。要在做市商领域做得好，一名交易员必须敢于接受挑战，因为一旦他愿意去运作这笔交易，他实则成了这些墨西哥国债的拥有者。有时，这一拥有的过程只会维持短短几分钟，继而这些国债就被卖到了其他机构手里，但也可能很长时间也出不了手。这时，一旦有人想买墨西哥国债，做市商就会尽可能地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其买卖差价就成为他的利润来源。
当持有这些国债的时候，做市商还需要确保其价值不会大幅波动。为此，一般可以买入价值波动走向可能与这些墨西哥国债相反的金融工具，如以墨西哥国债违约的风险上升为赔付条件的某种保险合同。以抵消的方式保护自己，即大家所熟知的对冲策略。这好比棒球比赛的时候，波士顿红袜队的球迷也会对老冤家纽约扬基队下赌注一样——这样一来，即使红袜队真的输掉比赛，至少还可以拿到赌扬基队赢的钱作为安慰奖。
代表客户交易并不是交易员赚钱的唯一途径。他们自己就能够在市场上下注。这与做市的手法根本不同，一旦他们押对了市场方向就可以获利。当海耶斯加入这行的时候，这种交易员自己的交易变成了常见的业务模式，代表了银行传统角色的地震式变化。银行不再主要作为中介，其交易不只是为了给金融系统提供润滑或协助客户管理财务，其目标就是使银行及其员工获利。
这种模式上的巨大转换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美英等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采用了不干涉的方式来监督这种投机活动。这既是因为政府安于多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现状，也受到行业内巨头政治游说的影响。在美国，大萧条后禁止商业银行参与投资银行业务的法律被废除，为花旗集团（Citigroup）这样的超大型银行集团用广大客户和投资者的钱下赌注，创造出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行为铺平了道路。另一个原因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许多老牌金融机构变成了上市公司。在华尔街，高盛（Goldman Sachs）、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金融机构雇用着一小群顶尖精英——这些合伙人持有的股票在上市后价值暴涨，使他们迅速发家跻身百万富翁行列。但许多新的投资者都以年或季度为单位期待着利润的增长，这也意味着公司对一类投资者需要负起责任。对于这些华尔街投行来说，负责任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交易员更无所顾忌、更积极地抛出骰子。
无论是什么造成了传统银行的这种转变，在交易员身上发生的改变更快。交易员的收入通常来自交易产生利润的提成，交易员也需要在银行内部向上爬，交易员被期待给所在金融机构带来更大的利润[2]（偶尔会有灾难性的损失）。通过代理客户交易赚钱的交易员，与通过自营投资赚钱的交易员，他们的关注点迥然不同。一家银行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客户的需求上，其中大部分来自交易，而这种交易是客户需要的，有时是完全相反的。
通过这种所谓自营交易去赚钱的精髓，部分在于时机：在预期某种资产的价格尚处于低位时买入，用对冲的方式保护自己，当资产达到价值峰值时卖出，同时从对冲中抽身，赚得盆满钵满。在理想的情形下，精明的交易员会设法构建足够多的重叠保护，对冲各种下行风险，以保证自己无论市场如何波动也能有一点儿小利润。数学技巧超群的交易员能够迅速计算和重新计算大规模赌注下不断变化的概率，运用计算机程序去甄别盈利机会，因此享受巨大的优势。作为交易员，并不需要总是能赌赢：亿万富翁肯·格里芬（Ken Griffin）曾说，他那些在对冲基金Citadel工作的员工，大概只有52%的时间做了正确判断。而且对交易员来说重大利好的是，如果他所在的小组获利了，他也能分享成果。即使没有成功，最坏的情况也只失去这份工作。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即使真的发生了，他也很容易在别处找到机会，而且不用给新东家解释自己为什么突然被炒鱿鱼了。种种现实让交易员们稳赚不赔。
尽管海耶斯接受了在瑞银继续承担临时性运营岗位的工作，但他在秋天回到诺丁汉就开始向其他投行提交工作申请。他主要申请的是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RBS）、摩根大通（J.P.Morgan）、高盛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交易员工作。除了高盛，所有这些投行都给他了面试的机会。海耶斯最终接受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培训项目，准备以初级职位加入这家机构。他随即通知瑞银不再回去实习。
海耶斯将他在新工作中的野心讲给母亲听，可她在根本上就反对儿子在投资银行工作的想法，并花了几个小时试图说服他放弃。海耶斯的父亲对此也很不感冒。海耶斯并没有理会他们的担忧。
在这充满财富诱惑的金融行业里，海耶斯并不是一个人。纵观所有西方国家，那些最优秀的学生，尤其是有优秀数学和工程学背景的，都百鸟朝凤般争着进投行工作，并创造性地寻求将他们的教育优势变现的各种办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工程师们意识到在诸如航空航天等领域难以获得预期的回报时，这一形势加速发展。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最优秀的理工科院校之一。在校园招聘会上出现着各种投行的身影。“底线就是，薪水真的很棒，”一位准备去所罗门兄弟公司当交易员的工程系学生，在1993年向《洛杉矶时报》这样说道。除了能拿到丰厚的报酬，这一行是做什么的并不受关心。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当时是这样评价的，自20世纪70年代起，整个金融行业“从拥有很多擅长在第19洞会见客户的人才，转变成拥有很多擅长解决数学难题、参与衍生品定[3]价的人才”。
奎库·阿多博利（Kweku Adoboli）是海耶斯在诺丁汉大学时的同班同学。阿多博利出生在加纳，在中东和英国长大，是联合国维和官员的儿子，在诺丁汉大学时主修计算机专业。后来他也在瑞银拿到了暑期实习的机会，转正后成为一名正式交易员。这两个男人的生活将沿着平行的轨迹继续发展。
2001年7月，从诺丁汉大学毕业并取得数学和工程学的双学位后，海耶斯到了美国。这是他第二次到美国，第一次是1998年跟随父亲一起拜访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亲戚。这一次，他先去了迈阿密和纽约，然后去华盛顿拜访了克里斯·萨蒙姨父。克里斯当时正被英国央行临时派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办公地点在离白宫不远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
2001年，海耶斯开始在苏格兰皇家银行工作。办公地点位于城市东郊的尽头，穿过主教门车站所在的繁华街道便是。海耶斯的起薪大概是3.5万英镑，外加1.5万英镑的奖金——这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相当丰厚了。
海耶斯参加的培训项目，内容是将这帮未来的百万富翁在各个交易部门之间轮换，让大家去了解不同的投资风格。但是在这个项目里，海耶斯做的大多是无用功。为了完成大量的数据输入，他得学习使用微软的Excel，这也是苏格兰皇家银行用来建立计算机交易模型的主要工具。他还忙不迭地帮交易员做各种事——帮他们买咖啡，到干洗店取送衣服，帮他们给父母和女友买各种礼物。像交易部门的很多普通员工一样，海耶斯遭受了无情的嘲弄。其中一个话题是着装——他穿得过于正式。他每天都穿夹克打领带上班，而大多数同事选择穿休闲长裤搭配浅色衬衫这种更商务休闲的穿法。曾有一位交易员威胁，如果海耶斯再这么穿的话，就割断他的领带。
这世上并没有什么培训班教你如何成为一名交易员。大家理应通过工作中的言传身教，通过观察前辈如何做他们的工作去学习。正如那些华尔街同辈学到的一样，海耶斯学到的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交易员的绩效评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管理风险的能力，另一部分是最大化收益的本事。没有别的标准。交易员们被鼓励竭尽所能去压榨出额外的利润，他们像训练有素的警犬一样有着敏锐的金钱嗅觉。这嗅觉，可以存在于一份独有的信息里，或与大客户有着特殊的关系里，或是善于哄骗天真和轻信的顾客，或是有特殊手法运用索引或基准让交易变得更有利可图。不管是哪种本事，你得找到自己的强项所在。你的衣着和行为也许会让你变成职场中被嘲笑的目标，但这些与你能拿到多少钱无关。这也是成功的终极要义。说到遵循法律法规，唯一要注意的就是银行的法务和投诉部门，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员工清楚知道如何遵循规则以及底线在哪里（注意，是法律底线而非道德底线）。对待这些类似内部事务的部门，并不需要太认真。比如，在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员工培训项目的投诉处理环节，交易员都低头在黑莓手机上玩打砖块游戏，游戏目标是摧毁每一层砖，而且一层接一层地摧毁是得高分的唯一办法。
[1] 海耶斯在俱乐部的老板给他的评价不错，但认为这个小伙子的行为显得很怪异。一次，他被要求去捡拾起散落的网球，海耶斯把大概150个网球拿回了自己家。
[2] 银行之间的交易并不是所谓的零和博弈。在很多情况下，非银行机构会是银行的交易对手，这意味着银行想要赚钱不是非要找另一家银行。
[3] 第19洞实际上指的是高尔夫球会所或会所酒吧。有些高尔夫选手认为这里是整个高尔夫球场上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坐在这里能够将其他的18个球洞尽收眼底。选手们经过一个回合的比赛后会聚集在这里重温整场比赛，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从别人那里找到新方法或得到鼓励，然后准备再次出发征服球场。有很多选手喜欢在这里倾听其他选手的故事，期待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讲述同样的成功。——译者注第2章 镜厅[1]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需要现金。事实上，他需要8000万美元。
两年前，1967年10月，巴列维一身戎装、手持权杖，自称伊朗的“Shahanshah”，即万王之王。从此，他也被世人称为国王（Shah）。他在德黑兰那座镶满马赛克和镜子的古列斯坦宫（Golestan Palace）举行了加冕仪式，那天正是他48岁的生日。当天，他布满灰白头发的头顶戴上一顶镶满珠宝的巨大皇冠。同时，他的第三任皇后法拉（Farah），在仪式上虔诚地低下头，被授予了一顶闪闪发光的铂金皇冠。他那金色的皇帝宝座上，26733颗珠宝闪闪发光。“我与我高贵的、爱国的子民们同在。”他宣布道。
国王的称号继承自他的父亲礼萨。他喜欢被称为礼萨汗（Riza Shah the Great），是一位推翻了前朝统治的军事将领，还把这个国家的名字从波斯（Persia）改为了伊朗（Iran）。从父亲手中继承王位以后，巴列维国王曾短暂地失去权力。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伊朗的第一个民选政府上台，并在社会党人、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degh）的领导下，将伊朗庞大的石油工业实现了国有化。意识到这位首相的共产主义政治倾向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策划了政变并重新确立了国王的权力。美国人大量投入到这个王国里的巨额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援，让已经深陷西方债务泥沼的伊朗国王在这个问题上愈陷愈深。
现在，巴列维国王希望获得8000万美元的贷款，以资助新的政府机构运行。为了方便交易，国王的使者找到了迈诺斯·隆班纳科斯（Minos Zombanakis）。隆班纳科斯身材高大却长得尖嘴猴腮，1926年出生在希腊的克里特岛一个贫穷的小镇，小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德国占领。尽管没有大学文凭，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希腊的银行系统，包括中央银行谋得一席之地。29岁时，他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同学。之后，他回到了银行业，曾在罗马和中东工作，在伊朗培育人脉，后来和妻子儿子一起住在伦敦。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成为伦敦银行业的中流砥柱，以敢于创新和冒险著称。1969年，当伊朗国王寻求贷款的时候，隆班纳科斯刚刚把汉华实业银行（Manufacturers Hanover）带到了伦敦——这家来自纽约的银行后来成为摩根大通帝国的一部分。
即使借款人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即使得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8000万美元的贷款对于单个银行来说金额还是太大。所以隆班纳科斯将几个来自西方国家和中东国家的银行组织成为一个银团，共同提供这笔贷款。
现在的问题变成了从国王那里收取多高的利率。当时，伦敦银行业面临的这类问题越来越棘手。在伦敦这座城市里，迷宫般的狭窄的城市街道风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的罗马时代。由于伦敦作为大英帝国首都的地位，因而它一直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主要角色。但全球化正在使横贯大陆的资金流动加速进行，并不断巩固伦敦作为全球金融枢纽的角色。随着业务蓬勃发展，隆班纳科斯这样的银行家正在创造性地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当然银行家也收益颇丰。一个发明是采用银团形式，又称为辛迪加（Syndicate），联合发放贷款。这一新模式，不仅减少了单个银行的投入资金规模，而且可以回避银行受到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上限的风控要求。
在通常情况下，大规模的贷款会使用固定利率，即在整个贷款偿还过程中利率不变。其优点就是简单，但银行容易受到贷款还清前，市场利率变化的影响。例如，如果中央银行将其基准利率维持在3%，银行可能在整个贷款期限内都向客户收取5%的固定利率，其利差收入对银行而言是相当可观的。若央行上调利率到4%，银行仍将获利，但如果基准利率进一步上升，银行的利润可能会被彻底抹掉。如果贷款规模不大，损失可能很小。但是当规模很大时，比如伊朗国王的这笔贷款，那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解决风险的一种方法就是让银行跟随基础利率的波动来收取利息。这种方式看起来很简单，因为中央银行并不经常调整基础利率。但是，对于越来越繁荣的伦敦国际金融市场，相对于中央银行基础利率确定贷款利率，还是让银行风险暴露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之下。大多数银行会从各种各样的来源借入资金，包括来自竞争对手银行的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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