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非]伊恩·戈尔丁, [加]克里斯·柯塔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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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时代试读：
《发现的时代》推荐语
我们日益短视的世界急需《发现的时代》这样一剂猛药。两位作者从当前向过往回溯，以阐明我们这个时代如何从其从未停止的步伐、各种新技术和日益紧密的关联性成为一个新的文艺复兴时期……领导者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学会做出长期的审慎决策，而不必因短期的波折而陷入过度的偏见之中。鲍达民（Dominic Barton）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发现的时代》一书在世界持续分裂和消亡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伊恩和克里斯将我们带上了一场壮阔的旅途，并让我们想起我们人性的共通之处，以及协作、同情和天才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彼此隔绝，闭关锁国，进而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本书将帮助世人勇敢地拥抱集体智慧的潜能，并确保我们理解过去的教训，进而实现这个“新文艺复兴时期”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各种机遇。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维珍集团创始人
喷气船飞驰而过，水上飞机掠过水面，它们身后留下的波光粼粼的水面又称为“雄鸡的尾巴”（roostertail）。生活的伟大教训之一，是没人曾见过自己的“雄鸡尾巴”；当在生活中赛跑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对他人的影响。
特定的文明、纪元、年代、时代——随便怎么称呼——同样无法看见自身的历史影响。但伊恩和克里斯的工作便是捕获今天快速进展的各种创新和发现，并使其定格，然后审视相关的风险和收益，进而推断出我们自己的“雄鸡尾巴”。当飞机还在翱翔，计算机代码还在编写，人们还在庆祝取得的成就，相应的负面影响和连锁效应尚未出现的时候，作者便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对历史和未来而言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他们还为我们提供了实属难得的反思机会。我无法相信如此小巧的著作竟完成了如此厚重的任务。拉里·布莱恩特（Larry Brilliant）斯科尔应对全球威胁基金会总裁、谷歌旗下慈善机构Google.org执行董事《发现的时代》一书为观察和理解我们如今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存在的各种机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提醒，就像我们在过去成功做到的一样。通过一次次设想出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汉斯-保罗·博克纳（Hans-Paul Bürkner）波士顿咨询公司主席
大胆，引人注目，且振奋人心。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丝绸之路》作者
伊恩和克里斯的杰作《发现的时代》为我们传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如何渡过当前的危机并成就我们的伟大。维杰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塔克商学院考克斯杰出教授、《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
两位作者对我们的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进行了精彩的比较研究，并展示了我们能从这种比较中获得的指引和警示；倘若我们听从他们的教诲，便能释放当今时代的最大潜力，并避免其陷阱。本书带来了智识和阅读的双重享受。A.C.格雷灵（A.C. Grayling）哲学家、英国新人文学院院长，著作30余部《发现的时代》是一本十分精彩的著作，它旨在将文艺复兴那风险和创新并存的璀璨时期和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的戏剧性变革时期建立联系。二者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在于，飞速发展的技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文化变革，以及社会在吸收这些成果时所面临的挑战。本书为那些关注现代世界和其他时期所共同面临之种种压力的人提供了出色的洞见。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纽约大学现任校长、牛津大学前副校长
在人们常常对事情进行快速而简化分析的时代，伊恩和克里斯为我们当前的时代描绘了一幅丰富而有教益的图景。通过借鉴文艺复兴时期的类似之处进而为我们眼前的机遇和挑战做出甄别，《发现的时代》为我们所有人都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包括每一个正在崭露头角的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们。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领英联合创始人、总裁
在一个充满全球挑战和空前机遇的时代，《发现的时代》是我们穿越眼下暴风骤雨时刻的核心指南和绝佳工具。伊恩和克里斯在他们及时且生动的著作里为我们描绘了通往人类创造力、独创性和潜能之新黄金时代的路径。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赫芬顿邮报》总编辑
在这个充斥着随意言辞和阴郁的头条新闻的时代，《发现的时代》闪耀着这样的希望，即我们携手合作便能推动学习型社会帮助自身在盘根错节的21世纪找到方向。我们将不知所措还是镇定自若？伊恩和克里斯将崭新的智识和冷静的思考完美结合，进而为我们提供了挑战和灵感。这是所有当前和未来的领导者们的必读著作。阿沙·坎瓦尔（Asha Kanwar）学习联盟总裁
除了极佳的阅读体验，《发现的时代》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大视角，它对我们理解现在持续不断的创新浪潮所造成的挑战而言十分必要。我们神奇新技术的前景仍悬而未决，它能用于正道，也能用于邪道，能拯救生命，也能结束生命。这本书很好地阐述了，生活中（比如下棋！）的每一次进步都能带来机遇和危险——而成功者则将是那些最好地做到了数往知来的人。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天才”一词已用滥了，但两位作者在《发现的时代》中展示了，个人自由让整个社会充满机遇之时，个人的才华如何成就了集体的成功，以此，他们便有效地恢复了“天才”的名声。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人权基金会主席、第13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文艺复兴时期的勇气和荣耀投射到我们自己的时代中，从像流行病这样一触即发的风险，到涌现出的能应对风险的杰出天才。因此，全球化专家伊恩·戈尔丁和政治学家克里斯·柯塔纳在全球教育、健康、繁荣和技术等方面，通过文艺复兴时期和现在的比较，做了大胆而宏观的分析。他们从哥白尼原则到数字爆炸都做了细致且革命性的描绘。芭芭拉·凯塞（Barbara Kiser）《自然》杂志编辑
伊恩和克里斯敢于提出和回答如此宏大的问题：我们来自何处？我们做错了什么以及做对了什么？我们将去往何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胆识，并接受他们的挑战，承担风险，拓展可能的边界，并沉着应对挑战。而最重要者，则莫过于对未来的任何前景都保持乐观。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发现的时代》明确了我们所面临的关键选择，并发出了我们都应聆听的行动呼吁。我强烈推荐这本及时、重要且易读的著作。库米·奈杜（Kumi Naidoo）绿色和平组织总干事《发现的时代》在左派和右派的浅陋见解和空想秘方之外，呈现了某种耳目一新的变化。本书的愿景是，目前的发展浪潮——比如通讯技术和其他领域的科学——正迅速地为整个世界喷涌而出的创造力提供着机遇。而本书的洞察在于，若公民不行动，国家也不组织起来利用这些可能性，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埋没。这是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重要著作。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囊括了异常广阔的图景。两位作者将当前的全球趋势置于历史的视角之下，以此评估目前的挑战和政策选择。他们认为，我们当前时代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尽管他们既不是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也并非世界末日论的鼓吹者。这种全面的分析会令所有关注人类未来的人感兴趣。马丁·里斯勋爵（Lord Martin Rees）英国皇家天文学家、皇家学会前主席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正处于巨大的发展和复兴之中，但我们当真处在全球“新文艺复兴”的黎明时刻么？在《发现的时代》一书中，伊恩和克里斯描绘了一幅崭新的、鼓舞人心的画面，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一时代与过去的关联。大山（Mark Henry Rowswell）著名学者、主持人、相声演员
这本精彩的著作中有很多值得称颂之处。文艺复兴为人类所有的奋斗领域都带来了渐次丰富的思想，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变革的世纪。但同时，相互依存、风险、不稳定、困惑和恐惧也接踵而至。当今的时代给人以类似的感觉。两位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证道，我们无法在如此复杂的世界描绘一条具体的前行路径。人们的领航技巧、谦卑以及对基本价值的接受——以及最重要的创造能力和同情心理——从个人和社会角度都能帮助我们。人人得而阅之。A.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新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这本十分激动人心的书中，伊恩和克里斯考察了如今的创新城市，看到了美第奇家族时期的佛罗伦萨的现代版本。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新的探索时代。但在达·芬奇和达·伽马生活的时期，新技术和全球一体化不仅为他们带来了新的繁荣，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传染病、宗教狂热、战争，等等。人人都应该读读书中作者们对新人文主义的呼吁，它已经成为我们在现代新文艺复兴时期应对各种已有挑战的堡垒。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劳伦斯A.蒂施（Laurence A. Tisch）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在中国崛起，全球化逆潮涌现，世界秩序重构之际，《发现的时代》给读者带来了鉴往知来的智慧和启示。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学院荣誉院长
欧洲人在近代领先于世界，源于文艺复兴和随后的科学时代。但是为什么欧洲人能够在长达几百年衰退之后突然天才辈出，然后在很多发展指标上迅速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这是一个谜团，《发现的时代》一书帮我们揭开了这里面的秘密。吴军硅谷投资人、丰元资本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
技术、文化、贸易、商业、人口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等，这些元素的变化为整个世界带来了不确定性和对不确定性的恐惧。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还是最坏的年代？不知道。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发现的时代》将当下定义为“新文艺复兴时期”，它无疑是一个变革、创新、挑战、机会并存的年代。吴晓波财经作家、财经媒体人
中文版序
现在便是全新的发现时代。在这个全球冲突的不确定时刻，世界上最大的赢家和最强有力的领导者将是那些认清这一事实并从中汲取教训的人。
2016年年初，我在全球商业领袖云集的场合自信地作出了两个预测。首先，英国人会通过投票选择“脱欧”。其次，唐纳德·特朗普将当选为美国总统。
世界上多数人对发生此类事情震惊不已。但是，阅读本书的人则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冲击的山雨欲来之势。
世界正发生着迅猛的变化。很不幸，多数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却并未改变。他们的眼光已然过时。这导致他们很难理解眼下的各种事件。
本书打破了你原有的眼界，并带给你更好的新视野。本书关注的是塑造当前世界的最重要力量，并让你明白应该如何应对它们。你越早具备这种视野，则越少会被眼下的各种事件震惊，并且，你还能更快地帮助自己、家人甚至你的祖国成功地应对即将到来的各种冲击。
一旦你看清了我们所有人都身处其中的这个发现的时代，个人和商业上成功的新途径则会逐渐清晰。你会明白如何以及为何要当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就像达·芬奇或者米开朗琪罗一样。你也会明白该如何作出勇敢的抉择来打破过时的习惯，以及如何用更好的习惯替代那些不好的习惯。并且，你还会明了，如果你想成为当前世界中任何领域中的执牛耳者，你必须要作出的最重要决定便是，你在何处从事你的工作或研究。
你还会明白，我们个人的生活将如何融入当下这个全球的历史时刻。中国则会在这个全新的发现时代扮演领导角色。“全球化”并非某种趋势；它是对各方领导力的一场考验。西方世界已在这场考验中败北。西方大国并未把全球化创造的新财富转化为民众的福祉。他们没有广泛地分散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和回报，进而让更多的人受益。他们也尚未在那些受到快速变化影响的社区内部及其之间建立起新的归属感。现在，西方的民众已愤懑不平。这些人已不再相信全球化，也对其领导人失去了信心。
但全球化也能成为一件好事。正是中国的巨大转变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已经通过了西方痛失的考验。本书将为你展示个中缘由。
发现的时代充满了回报和风险。“发现”之旅也充满了光明和黑暗。机遇会竞相涌现，但风险也会接踵而至。
看清世界的走向乃最困难和最紧迫之事。我们被各种力量的纷争迷惑。《发现的时代》一书将帮助你抽离出来，沉下心，并最终明白：我们只是故地重游。回首过往，你会清楚地知道该如何驾驭现在和未来。克里斯·柯塔纳 伊恩·戈尔丁2017年4月
致奥利维亚和艾利克斯
以及你们在新文艺复兴时期的非凡表现
伊恩·戈尔丁
致我的父亲
我所知道的最具文艺复兴气质的人
克里斯·柯塔纳
致谢
本书非比寻常地囊括了广泛的主题、大量的历史文献以及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若无各学科的专家给出指导、协助研究，以及其他许多朋友的慷慨支持，这些主题无论如何不可能汇聚到一起。并且，我们已无法再奢求比牛津大学马丁学院（Oxford Martin School）的同侪以及其他所有牛津大学的同事更为丰富、更能相互砥砺的学术共同体，也无法奢望比他们更加慷慨和更为渊博的知识来源。
借鉴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的世界以及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选择。从长时段的镜头审视当前的时代有助于我们洞悉那常显混乱的世界。但历史需要小心解读，因为现在的许多核心观念——比如“科学”——在500年前往往被人们理解为非常不同的东西。我们非常感谢迪尔梅德·麦卡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以及霍华德·霍特森（Howard Hotson），这两位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慷慨地提供了研究指导。他们对15世纪和16世纪历史知识的非凡掌握，有助于我们在过去诸世纪的整体智慧中，找到因为共同人性而与现代社会相关的部分，与那些因为社会和技术变化而变得毫不相关的部分之间的平衡。
在这个故事的当代一面，我们十分感激尤金·罗根（Eugene Rogan），他将我们引荐给了纳迪娅·奥韦达特（Nadia Oweidat），她的洞见加深了我们对极端主义的理解。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慷慨地分享了他从事经济学研究所得出的智慧和各种数据。特里·德怀尔（Terry Dwyer）和卡其姆·拉西米（Kazem Rahimi）则帮助我们理解了医疗方面的问题。而近期来自牛津大学历史系、神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医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和哲学系等学科的研究生则提供了研究上的帮助，他们帮助检查和补充了我们书中的事实、数据来源以及论证，为此我们十分感谢埃内斯托·欧雅拜德（Ernesto Oyarbide）、乔纳森·格里菲思（Jonathan Griffiths）、朱利安·拉特克利夫（Julian Ratcliffe）、保罗·泰勒（Paul Taylor）和格哈德·陶斯（Gerhard Toews）。我们要特别感谢马克西米莉亚·莱恩（Maximilia Lane），她很专业地寻找到了别人都无法掌握的各种事实，并为本书的行文提出了多处改进意见。毋庸赘言，若还有任何错讹之处，我们两位作者负有全责。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是一座国际宝藏，我们非常感谢该馆图书馆管理员理查德·欧文登（Richard Ovenden）的热情支持，以及地图分馆管理员尼克·米勒（Nick Millea）和地图分馆副馆长迈克尔·内桑森（Michael Athansan）为本书中出现的历史地图所提供的诸多便利。我们还十分感谢那些允许我们重印他们的资料的出版商，感谢克莱尔·乔丹（Claire Jordan）为我们提供了获取这些材料的必要权限，并再次感谢迪尔梅德·麦卡洛克为我们提供他的16世纪初欧洲地图。
伊恩对这本书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林赛·沃克（Lindsay Walker）以及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管理者劳拉·劳尔（Laura Lauer）的帮助，前者整理并提供了自己的日记，后者对学院的良好管理让伊恩能够自由地专注于他写作部分中出现的问题和各种答案。
若没有其商业伙伴戴维·安德森（Dave Anderson）及其博士学位导师许慧文（Vivienne Shue）无限的耐心，克里斯不可能将数年时间倾注到这本书的写作之中。他们都为此书牺牲了自己的宝贵时间。克里斯还受惠于吉姆·加拉格尔（Jim Gallagher）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里克·博文（Rick Boven），前者曾教导他如何写作，后者曾教他如何斟酌词句。
我们的代理人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斯（Esmond Harmsworth）从本书酝酿伊始，便参与其中，他帮助我们确定了主题，然后又联系好了出版商。我们非常感谢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的执行主管奈杰尔·牛顿（Nigel Newton），他对本书的手稿抱有十足的热情，我们还十分感谢伊恩·霍尔斯沃斯（Ian Hallsworth）这位杰出的编辑，他在与同事一起工作的时候几乎就是我们心中理想的合作伙伴。
最后，我们将自己最深沉的感激致以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本书的写作占用了我们大量时间，而他们一直都陪在我们身边。伊恩·戈尔丁 克里斯·柯塔纳2016年1月，牛津
第一章 不知所措抑或镇定自若
我们的时代处境
要是米开朗琪罗（1475—1564）重生再世，身处现时代的一切社会乱象之中，他会不知所措还是同样地镇定自若？
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人涌入西斯廷教堂，好奇地端详着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创造亚当》，而更多观众则争相膜拜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五个世纪以来，我们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将它们视为美丽和灵感的代表而倍加珍惜。
但它们也对我们提出了挑战。
500年前，创造了这些天才之作的艺术家并非处于某种带有普遍美感的神奇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激荡时刻——以历史里程碑和诸多发现为标志，但也伴随着痛苦的动荡，事实的确如此。他们的世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关联，这多亏了谷登堡（约1395—1468）在那不久前发明了印刷机（15世纪50年代），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1492年），以及达·伽马对通往亚洲财富之海上航路的发现（1497年）。并且，人类的命运也以某种深刻的方式发生着改变。黑死病逐渐消失，欧洲的人口正在恢复，公共的卫生、财富和教育的发展都呈上升态势。
天才在这种环境下层出不穷，从当时的艺术成就（特别从15世纪90年代到16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和哥白尼以太阳为中心的革命性宇宙理论（16世纪10年代），以及从生物学、工程技术到航海和医学等广泛领域中的类似进展中可以得到证实。数世纪，甚至上千年都毋庸置疑的基本的、常识性“真理”正在受到侵蚀。地球并非静止不动，太阳也不是绕着地球旋转。“已知”的世界甚至不抵整个世界的一半。人的心脏并非灵魂的所在；而只是一个血泵。在仅仅数十年间，印刷术使得书籍的年产出量从数百本激增至了数百万本，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实和新观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传播得更为遥远和迅速。
但风险也随之增多。可怖的新疾病如野火燎原般迅速扩展至大西洋两岸。奥斯曼土耳其人以火药这种新式武器，使伊斯兰势力征服了地中海东部地区一连串丰饶的土地，其海军的胜利为整个欧洲都蒙上了威胁的阴霾。马丁·路德（1483—1546）巧妙地利用了印刷术的力量扩散其对天主教教会的激烈责难，这点燃了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的宗教革命。而天主教会，这个曾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对其威望的每一次挑战，进而成为欧洲人民生活中最为重要和普遍的权威机构，也在重压之下永久分裂。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1504年9月8日，米开朗琪罗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中央广场为其“大卫”雕像揭幕。该雕像由精良卡拉拉大理石雕琢而成，高度超过5米、重量超6吨。《大卫》的揭幕是佛罗伦萨的财富和雕塑家技巧的纪念性时刻(参见图1.1)。图1.1 大理石中凝固的瞬间《大卫》（局部，1501—1504年），米开朗琪罗。图片来源：Art Resource《大卫和歌利亚》是西方人熟知的圣经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勇敢但装备十分简陋的年轻战士，出人意料地在一次战斗中打败了巨人歌利亚。米开朗琪罗用锤子和凿子将古人未曾见证过的时刻定格在了大理石中，当然也给那些在揭幕式现场的人带来了一些困惑。大卫的面部和颈部呈紧绷状态，眉头紧锁，眼睛坚定地注视着远方。他并非得意扬扬地立于他手下败将的尸体之上（某种标准写照），而是带着难以和解的坚毅，对下一个结局未知的行动做好了准备。接着，人们清楚地看出了艺术家的意图：米开朗琪罗刻画了处于命运决定时刻的大卫，他正处于决定和行动、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之事和鼓起勇气去做的状态之中。
人们熟知这样的时刻。他们正当其时。
过去作为序幕
我们也恰逢其时。
目前的时代是一场竞赛：它发生在全球紧密联系和人类发展之好坏后果之间；在包容和排斥的各种力量之间；在繁荣的精神和盛世背后的风险之间。我们每个人是不知所措还是镇定自若，21世纪在未来的历史著作中是人类最好还是最坏的时代，这都取决于我们所有人为提高这场竞赛所带来的可能性和抑制其风险所采取的行动。
赌注已然不能再高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危险的运气降生在某个历史性时刻——某个决定性时刻——此时，我们自己一生中的事件和选择将决定未来之人生活环境的方方面面。
的确，每一代人都自负地这么认为，但这一次是真的。长久存在的史实比我们的自以为是更为雄辩有力。人类向城市迁徙，始于我们约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祖先，而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这一进程已然过半。1我们是城市纪元（urban epoch）的第一代居民。如今，因碳污染排入大气而聚集的温室气体浓度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都未曾见过的；我们气候记录中的15个最热年份，有14个出现在21世纪。2历史上头一遭，世界上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自1990年以来，超过10亿人脱贫），而人口总数也在同一时期膨胀（约增长了20亿人）。目前还健在的科学家人数超过了1980年以前故去的所有科学家人数的总和，并且部分也归功于科学家们——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在过去50年中的增幅超过了过去的一千年。
从短期看，历史也正在被书写。20年前基本上不存在的互联网到2005年的时候已经将10亿人相互连接，这一数字到2010年是20亿，2015年则是30亿。目前，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口都在使用互联网。3中国从自给自足状态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经济体之一。印度紧随其后。柏林墙已经崩塌，左右20世纪后半叶的意识形态之争也随之消失。这一切似乎与新千年之交以来的各种头条之间扞格不入：“9·11”事件、毁灭性的海啸和飓风、令世界上收入最高的人群瞠目结舌的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发生的核泄漏事故、巴黎市中心发生的自杀式爆炸事件、不平等引发的暴动，以及令人更加乐观的事情，比如传媒和社交媒体的激增、人类基因组的解码、3D打印技术的出现、对比如同性恋婚姻等长期禁忌的破除、引力波探测及对围绕临近恒星旋转的类地行星的发现，等等。
似乎我们每天都从某种震惊中醒来。并且，震惊本身便是这个不同凡响的时代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因为令人惊奇的讯息来自时代自身。而震惊则是历史变迁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明证——现实与期望在内心碰撞——它已成为我们所有人生活中永不休止的主题，我们为之振奋和鼓舞，各种令人惊奇的事件也将持续产生影响。眼下，我们并不会过多谈论地球工程、有机能源、超级智能机器、经过生物工程改造的瘟疫、纳米工厂或者人造的人类染色体，但在不久的将来——啊哈！——似乎我们也没多少别的事情可谈论了。
我们的急需之物，是洞见
我们并不知道去往何方，所以，我们任由眼下的危机及其所引发的焦虑摆布自己——甚至对其卑躬屈膝。我们畏缩不前，而非设法解决问题。我们在这个必须行动的时代，却选择了踌躇不定。目前，这种心态蔓延全球。美国人曾是自由贸易的主要推手，而现在正对其倒行逆施。4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在不断累积或分配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而非用于投资新的项目或点子。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全球公司将会持有15万亿的现金资本及其等价物——这是十年前的四倍之多。5标准普尔（S&P）的500家公司作为一个群体，几乎倾其2014年所有利润回馈股东（通过股息和股份回购的方式），也不愿把资金投入在新项目和新观念上。6政治上极右的（他们试图倒转社会朝着向同性恋、外来移民以及全球责任开放的趋势发展）和极左的人们（他们企图倒转社会朝商业和私人企业开放的潮流发展）都享受着横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涌动人气。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一词流行开来。对很多人而言，它意味着不同人群的全球性汇聚，同时也承载着每个人对更好世界的宏大愿景。如今，这个术语已然失宠（除了一些政治家会在为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寻找“替罪羊”的时候援引它以外）(见图1.2)。
我们所缺乏的急需之物，是洞见（Perspective）。有了它，我们可以看到定义了我们一生的竞赛，并且在那些塑造我们世界的更广泛力量面前坚持自己的意志。冲击袭来时，我们能从它们所造成的局面中撤退，并将这局面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于是，我们能对冲击的影响（以及我们自己的反应）有更多的应对措施。公民和政治领导人需要洞见来创制某种令人信服的远景，它能将变革的巨大动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相互关联。商人需要洞见看穿全天候新闻和信息的混沌来做出果断决策，年轻人则需要洞见来解决他们自己热衷的大问题，并找到安放自身激情的人生之路。洞见能使我们每个人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转变为某种史诗般的旅程。并且，洞见能提升我们一起将21世纪打造为人类最好世纪的可能。图1.2 “全球化”一词在谷歌搜索中已持续十年呈下降趋势数据来源：谷歌趋势2015，“历年关注度：全球化”（Interest over Time: Globalization），www.google.com/trends。“洞见是指引和门径，没有它，什么都做不好。”7达·芬奇写下这些话之时还是个艺术指导老师，但他其实可以很容易地影响其整个世代。达·芬奇作为米开朗琪罗的一个同侪，同样生活在命运攸关的竞争时刻，因为大理石作品已俘获其同时代的人。为了获得目前时代的洞见，我们只需要后退一步，回顾过往，就会明白：我们曾面临类似情况。500年前汇聚于欧洲并激发出天才、颠覆社会秩序的力量，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再次出现，只是它们现在更加强大、更具有全球影响。
这是本书的主旨。它能让我们充满希望和决心。充满希望，是因为我们仍在庆贺文艺复兴所留下的遗产，500多年过去，它依然是人类最光明的时期。只要我们想要成就自己的黄金时代，我们就能够做到。条件已经成熟。我们能抓住眼下的时机，并实现一个新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无论在量级、地理范围还是对人类福祉的积极影响上都远超上一个文艺复兴时期——或者，事实的确如此，远超历史上任何其他的繁盛时期。充满决心，是因为这个新的黄金时代不会就这么到来；我们必须努力实现它。
这项工程并不容易。1517年，哲学家和现代政治科学奠基人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曾这样写道：
谁渴望预见未来，就必须征询过去；因为人类的事务从来都与过往的时代类似。它源自于这一事实：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人类都被同样的热情激励。结果就是，每个时代都存在同样的问题。8
我们不断受到警告。上个文艺复兴时代极度动荡不安，社会曾陷于（但也跨过了）割裂的边缘。现在，我们再次大胆而笨拙地摸索，无论作为个体、社会还是种族都是如此——并且，我们已经铸成一些大错。这也让我们中很多人对未来抱以冷漠和恐惧。假使我们试图达到能再次称之为伟大的境地，则必须对人类的可能性坚信不疑。我们必须尽己所能去实现它。我们必须拓展，并更广泛地共享发展的益处。我们必须互相帮助以应对前路无人知晓的震惊。
前方的路
我们从四个不同的部分将现时代重构为新的文艺复兴时代。
第一部分以我们时代之宏大、无可争议的事实为主，并反驳了那些松散且往往不负责任的华丽辞藻——它们充斥于当下的公共话语之中。进而，我们回顾历史，并解释清楚那些定义了500年前文艺复兴关联的、发展的力量，以及那些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彻底重塑了我们当代世界的力量。哥伦布的发现之旅，柏林墙的倒塌——这两个事件都使得无知和迷思所造成的长期障碍崩解并昭然于世，并见证了全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交流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谷登堡印刷术和互联网将整个人类的交流切换到了一个新常态：信息丰富，传播成本低，极其多样化以及广泛参与。
发展的力量——从健康、财富和教育中汲取——为当时人类的发展打下基础，自然也有利于现在的我们。战争和疾病是整个历史中人类发展的最大拖累，它们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几十年的衰退期。如今，整体的战场死亡数在急剧下降——即便将叙利亚内战所造成的暴力也算在内——并且，对各种疾患和老龄化的成功防治为全球寿命预期增加了近20年。9然后，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从精英阶层的奢侈品变成了一般的贵重商品。现在，未来的成年人则是历史上几乎全民识字的第一代人。
这些技术、人口统计、健康和经济方面的革新为人类活动的总体增添了势头和活力。每一个轮回，我们都会累积和重新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并且，交换和行动的密集程度不断上升，直到——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所展示的——某个出类拔萃的天才加速了我们的发展。
文艺复兴的正面遗产是天才的爆发——过去一千年中，欧洲在艺术、科学和哲学等领域中的特殊成就无与伦比，这使得欧洲在接下来数百年里朝着科学革命和启蒙的固定方向前进。我们正处在另一个爆发的中间阶段，但规模和范围远超从前。我们对此心知肚明，首先，因为条件吻合；第二，一连串根本性的突破意味着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会证明，第一部分确认的力量正在助力天才们脱颖而出，并且我们预计，这种繁盛带来的深层变化将会对人类产生作用。我们也会探索人类集体成就的扩展性力量：我们在共享和协作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破坏性能力也拓展了可能性的边界。文艺复兴时期，集体的努力让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拔地而起；今天，大量的合作旨在为疾病寻找新的疗法，让人类的知识基础多语种化，并描绘可见的宇宙。
第三部分则是“繁荣背后的危机”，它用谨慎平衡了希望。那些助长了人类想象的关联和发展性力量也同样滋生着复杂性，并以危险的方式汇聚在我们的行动之中。这双重后果增加了我们在某种特定风险中的暴露程度——即“系统性”风险。500年以前，系统性冲击导致了一些史无前例的悲痛时刻——新的奇怪病症袭来，并以可怕的速度蔓延开去；新兴信贷市场出现毁灭性的金融崩溃；因为通往亚洲的全新海上路线出现，造成贸易的转移，丝绸之路沿线的部族整体上逐渐衰落。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告诉我们要谨慎对待这类威胁，但我们尚未意识到其影响之广。
系统性风险也正在我们的国家内部和地缘政治中蔓延。文艺复兴时代创造了大赢家和大输家。我们的社会共识正在弱化，只不过技术召唤社会团结，或者集体反叛之时，社会共识就变得普遍而强大。500年前，虚荣、宗教战争和宗教裁判所的战火以及愈加频繁的人民起义打破了天才劳作其间的和平，也扼杀了当时的一些耀眼光明。现在，极端主义、保护主义和排外心理也同样发声，力图撕裂那些激发了我们时代天才的各种联系，而民众的不满已经榨干了我们的公共机构所需的、采取果断行动的合法性。
第四部分为“为我们的未来而竞争”，它是旅途的终点。我们展示了达至伟大所有人都需要做的事情——政府、商业和公民社会，我们所有人——无论这个时代是否可能渡过重重危机。我们会重现上一次文艺复兴的荣耀，还是它的惨痛教训，抑或二者皆有？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直面歌利亚，这便是问题的所在。
正本清源
但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三个问题：“文艺复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世界各地的历史系学生纠缠于这个问题已经百年有余。“无论时间、范围、内容还是意义，它们都不是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定义。它受到模糊、不完备和可能的影响……它是个几乎无法使用的术语。”10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于1920年写下了这段文字。自那以来的约一个世纪中，相关的学术争论逐渐被迷雾笼罩。历史学家对“文艺复兴”一词的主要不满在于，它带有误导性地使这一时期听起来无时无刻不光鲜。上述用法始于意大利艺术史学家希奥尔希奥·瓦萨里。在其1550年的著作《最优秀画家、雕塑家以及建筑师的生活》中，瓦萨里赞美了当时的艺术潮流，并将它们与之前的哥特式风格区分开。19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捡起这个术语，并将其含义扩展以描述一定时期的艺术、文化和理性繁盛状态（就像我们今天在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这一短语中所保留的某种意义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并未冷静地描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及其同辈们生活的时代。相反，他们在创制“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一举超越了其他文明这种观念——它是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叙事的起源和辩护理由。
现如今，历史学家们则迫不及待地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也丑陋不堪。我们不要忘记，在米开朗琪罗完成其西斯廷教堂穹顶画作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天花和其他来自欧洲的病菌几乎灭绝了美洲大陆原有的阿兹台克人、印加人以及其他原住民。因此，历史学家对“文艺复兴”一词的使用便常常带有谨慎的批判性，主要用它谈论那些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特定知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15和16世纪欧洲的“重生”。11
在这本书中，我们以这个术语在今日的流行含义为起点——即大规模繁荣的某个难得时刻。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它准确地描述了目前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世界。但前提是，我们看到它包含了两个侧面。行文至此，我们强调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文艺复兴时期，都孕育着善与恶、天才和危机。最后，我们对它的定义是清楚的：文艺复兴便是在某个风险最高的时刻竞争未来。
何时才是文艺复兴时期？
历史浑然一体：它看起来很紧凑，但总能找到将一个历史篇章与下一个编织起来的线索。学者们对“开端”和“结尾”处进行了标注，以便我们对集体故事的解读易于管理，也有助于长段历史的清晰化，但这些界线只可以铅笔标记（意指并非定论——译注）。
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回顾1450年至1550年的这一个世纪。公元1450年是一个坚实的起点。达·芬奇出生于1452年，1452年至1454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15世纪下半叶与该世纪头一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气象。几乎同时：英国和法国结束了它们之间的百年战争，这场拉锯战始于1337年，它是对日常生活的暴力破坏；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1100多年的时间里守卫着欧洲的东部前线，最终也在奥斯曼帝国的新式火药大炮中陷落；并且，战火中的意大利各方——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以及教皇国——也签约组成意大利联盟，这是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它使整个半岛恢复和平并将精力投入到日常工作中。12
基于类似的理由，我们把1990年作为新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致起始时间。短短几年时间内：冷战结束了，柏林墙垮了，中国重新进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商业互联网开始启动。突然间，世界面貌一新。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看到的，确凿的数据显示，这一时期与众不同。
我们大致将上个文艺复兴时期限定在1550年左右。我们必须遵循思想和事件的演变过程，无论澄清它们在大图景中的意义需要耗费多少时间。但实际上，一整个世纪的时间为诸多变化提供了有益的角度。到1550年止，这一历史时期的影响，无论好坏，都逐渐变得清晰——正如人们在长期的抉择中包含的智慧与愚昧一样。
我们并不会预测这场新的文艺复兴何时结束。但目前的“时代”比今年或者眼下的十年更为长久。新的文艺复兴是一个奇迹，一场竞赛，它将塑造整个21世纪。
缘何瞩目欧洲？
正如我们对这两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定义，它们能在每个文明社会中找到。发生于15、16世纪欧洲的事件，在玛雅古典时期（Mayan Classic Period，4—9世纪）、朝鲜半岛上朝鲜王朝（Korea's Chosǒn Dynasty，1392—1910）的最初几个世纪，伊斯兰黄金时代（Islamic Golden Age，8—13世纪），中国的唐朝（Tang Dynasty，618—907），印度的笈多帝国（Gupta Empire，320—500）以及阿克巴大帝治下的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1556—1605）等历史时期中都有着大致的对应。正如彼得·弗兰科潘在他的权威著作《丝绸之路》中所表示的，亚洲和阿拉伯地区或许曾经很引以为豪地宣称自己是历史上人类进步的源泉。我们鼓励其他作者也反观这些历史时期，进而对现在提出更多洞见。而本书则以欧洲特定时期的经验为着眼点。
缘何如此？并非因为15世纪的欧洲乃当时最为先进的文明。当时，中国已独领风骚数世纪之久。早在12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首都开封已是百万人口规模的大都市了。比谷登堡早300年，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廉价到普通家庭都能购买的书籍。1315—16世纪毗邻欧洲东部门户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远超马基雅维利之任何描述的世界性复杂国家。并且，穆斯林，而非基督教徒，组成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信教团体。而人们则视当时的欧洲为一潭死水，许多15世纪的世界地图将其绘制于边缘地带。
但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这种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奋起直追，并在人类发展的绝大多数指标上超越了所有其他文明，不仅如此，它还为我们置身其中的现代世界奠定了基本格局。当时与现在是多么相似，它为我们现在提供了最直接的教训。
自然，500年之前与现在发生的事件之间在细节上有着诸多差异。但是，难道这些细节意味着我们应该无视过往历史对我们如今这个天才勃发和风险并存时代的教益吗？这一点，你必须自己定夺。我们认为你将得出同样的认识：
现在是新的文艺复兴时期。第一部分文艺复兴时期的基本史实我们何以成就了现在，又是什么让这个时代与众不同？第二章 新大陆新地图和新媒介如何重塑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新地图
在我的生命里，有很多十分自然却又非比寻常的时刻，首屈一指和最不寻常者便是，我生活在整个世界都向我们敞开的世纪。吉罗拉莫·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 1501—1576）14
从天启到眼见为实
1450年，欧洲人对世界的绝大多数了解都来自《圣经》。地球仅有6000年的历史。从大洪水到彼时约4500年。欧洲人、亚洲人和非洲人都是诺亚三子的后裔。这常常是体现在古世界地图世界图景中的常识，耶路撒冷被置于世界的中央，东方（太阳从那边升起）位于顶部，各种怪物则沿边缘放置（见图2.1）。图2.1 《圣经》所描绘的世界（约1300年）里卡德斯·德·贝洛（Ricardus de Bello，1285年）,《世界》（Terrarum Orbis）。资料来源：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ies）。
就更广阔的世界而言，欧洲学者所能获得的最为精确的一幅地图则由托勒密所绘制，他是公元1世纪古希腊的博学之人，其主要绘制的作品是《地形学》，人们在差不多15世纪才重新发现它（见图2.2）。图2.2 托勒密所描绘的世界（约公元150年）若望·肖特（Joannes Schott，1520年）,《已知的世界》（The Known World），斯特拉斯堡：巴勒曼父子出版社。资料来源：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显然，该地图绘制者对地中海、北非、阿拉伯半岛以及近东都了然于胸。但只要超越了上述陆地和水域范围，这幅地图的准确性便逐渐降低。托勒密的印度洋（右下角）被陆地所包围。非洲没有南端，印度缺少其半岛，并且亚洲没有东海岸。美洲和太平洋则完全不存在。比例尺也付之阙如。托勒密断定其地图覆盖了近半个地球。而事实上，它仅横跨了不到五分之一个半球。[1]
1450年的欧洲并不具备反驳这些明显的错误的资料。看似坚不可摧的边境很可能已今非昔比。水域守卫着欧洲西部。学者们和之前的托勒密所知略同，世界一定是圆的。这对任何站在欧洲西海岸端详着地平线的些微弯曲，或者对那些困惑于返航的帆船总是船帆先于船体出现之原因的人来说，都平淡无奇。但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陆地可能就在那头，假如真有的话，是否有可能抵达这些陆地。目力所及，简直没有尽头。对无望距离的恐惧，外加对启示所赐真理和古希腊神话的信念，使得大多数船只仅仅航行于熟悉的水域。
往东去的障碍更为明确：欧洲的视野终止在土耳其政权开始的地方。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治下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征服了基督教世界的君士坦丁堡，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从而为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画上了句号。在接下来的约一百年里，奥斯曼帝国在陆地和海洋上的军事胜利将欧洲的权势（尤其是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贸易帝国）驱逐出了地中海东部，包括整个巴尔干半岛、黑海、北非海岸以及中东大部地区。
但到1500年，欧洲已经有了全然不同的世界图景。随着航海和观察而积累起来的新证据与古老的真理相互竞争，并开始取而代之。1487年至1488年间，葡萄牙航海家巴塞洛缪·迪亚士发现了非洲南端。十年之后，其同胞达·伽马也航行到了非洲南端附近，然后向上抵达非洲东海岸，跨越印度洋，直抵“香料之城”卡利卡特港口（Calicut，或称科泽科德）。他的航行证明了托勒密的错误：印度洋终究未被陆地所包围。这个消息反过来威胁着亚欧丝绸之路沿线部族的生存——大量有利可图的陆上贸易路线建立在海上路线并不存在的信念基础之上。这一消息对当时世界的意义比如今要重要许多，1492年，哥伦布——在他寻找通往亚洲的新航路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今海地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2]国）。他就这样发现了新大陆。
他们的成功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动了人们对真理和财富前所未有的渴求。葡萄牙继续向东边的亚洲开拓其海上航线。达·伽马曾带着些许重要珍宝返回里斯本，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载有约7000人的数十支葡萄牙远征队，便已盖过了达·伽马当初的发现为其赢得的优势。他们全副武装，于1507年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和现在一样，当时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波斯湾所有往来贸易的咽喉通道），进而于1510年征服了果阿的西印度港口，并于1511年攻克了马六甲这个香料枢纽。到1513年，这支队伍已经抵达了中国南部港口，几乎在印度洋上的贸易中占据了垄断地位。而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则往西追随哥伦布的踪迹，于1504年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登陆，并推动了西班牙人对古巴（1511—1518）和内陆那些生活在现在墨西哥境内的阿兹特克人的统治（1518—1520）。除了城市富饶，阿兹特克人还以拥有世界上最为肥沃的农田为傲，他们还设计了复杂的灌溉系统来大量生产玉米、南瓜和豆类。帝国在新时代的崛起伴随着焦躁不安，法国于1524年派出了乔瓦尼·达·韦拉扎诺渗透到北美东海岸，并于1534年派出雅克·卡蒂埃首次突袭圣劳伦斯河，他总共突袭了三次。
而麦哲伦则是迄今为止最为野心勃勃的探险家，与之前的哥伦布一样，他于1519年从西班牙往西航行以探索通往亚洲的航路。他猜测，南美洲南端应与非洲南端一样可以通航，绕过它，便能比往东航行快得多地抵达香料群岛（印度尼西亚）。麦哲伦猜对了一半。他发现的美洲南部通道则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以示纪念。麦哲伦还发现了美洲另一侧的大洋，并起名为“太平洋”——因其上空有利于航行的微风。
通过这种名字的选择，麦哲伦抛弃了欧洲对世界地理的巨大无知。麦哲伦曾按照托勒密在古时对世界地形的预测，估计出从西班牙往西到亚洲约有130度经线的距离。15但实际则有230度经线的距离，而麦哲伦所谓的太平洋则让世界显得大为不同。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最宽广的大洋，它幅员1.3亿平方公里——占据了整个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麦哲伦带领着三艘船和237人从西班牙往西航行。历经三年的饥饿、谋杀、反叛和沉船的困厄之后，仅存的一艘载着18名船员的船只最终返航，他们的这次航行，为欧洲带来了地球大小和外形的确切证据。
在这个发现的时代里，地图制作的最高成就便是杰拉德·墨卡托（1512—1594）制作的世界地图，该地图发布于1569年（见图2.3）。他用时数十载从事探险、航行和地图制作等工作，其劳动成果作为地球的最终图景取代了托勒密之前的工作成果。稍加改进——澳大利亚直到17世纪初才被发现——它仍旧是我们当今地图的基本模板。
墨卡托的地图远非仅汇总了新的数据。它还为某种新的（在那个根深蒂固的宗教时代）渎神哲学摹绘了基础：出自直接观察的知识（自然之书）可能与古人的智慧和《圣经》启示（上帝之书）有所不同，甚至矛盾。朝北的、可辨认的海岸线和精确绘制的经纬度取代了地图上起装饰作用的海怪、宗教图标和模糊潦草的字迹。亚洲和非洲缩减至其实际比例，而欧洲——托勒密曾将其置于地图边缘——则被置于中心位置以确认其全球潮流中逐渐彰显的主要领导角色。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图2.3 墨卡托所描绘的世界（1569年）拉蒙德·墨卡托（Rumold Mercator，1569年）,《适用于航行中使用的有关全球陆地之全新和更完备的呈现》（Nova et Aucta Orbis Terrae Descriptio ad Usum Navigantium Emendate Accommodata），安特卫普：普朗坦出版社。资料来源：法国国家图书馆。
从意识形态到市场经济
仅仅30年前，我们还面临着坚不可摧的边界。这一次不是海洋，而是意识形态。但它同样展现了宣布真理的当局权威和以观察的方式揭示替代选择的力量二者之间的较量。
我们当初并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即过多的中央计划会使国家经济停滞和崩溃。在20世纪70年代，共产主义对于民主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言似乎是永久和有效的替代。终究，共产主义还在运转。共产主义国家普遍证明自己有能力提供基本的福利——营养、教育和医疗保健——给它们的公民，并且，苏联在科学领域尤其是空间探索方面取得了飞跃进展，这导致了资本主义观察人士的恐惧和嫉妒。
因此，铁幕将人类从政治上割裂开来；物理上，则有柏林墙的阻隔——进而成为两个互相排斥，并用核武装备的世界观之间的较量。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庞大的工业、不正当的激励、毫无热情的工人——已变得十分明显，甚至其中的老大哥也要向经济现状低头。邓小平使中国对外开放，紧接着，其十亿人口的经济体开始与西方贸易关系正常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则宣布了他的改革（“重组”）。经济崩溃席卷了众多国家，从菲律宾到赞比亚、墨西哥、波兰、智利、孟加拉国、加纳、韩国、摩洛哥等国，导致它们竞相寻找更好的增长模式。进口替代模式，即各国互相提高贸易壁垒以便它们各自可以培育自己本土的产业，被证明是失败的：它培育出来的产业并不能达到满足内需的规模和优异程度，而且也没有强大到与其关税补贴壁垒之外的产业抗衡的地步。增长的债务和通货膨胀压垮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它们被迫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两个组织坚持这些国家要采取一种新的、出口导向的路径：放弃贸易壁垒，引入外国竞争和投资，保护私有财产，积极融入全球金融和制造产业链。在仅仅十多年的时间里，40多亿人加入了全球市场。16
戈尔巴乔夫总统认为苏联的萎靡不振源于政治，因此，他将资本主义浪潮转变为了民主化浪潮。1989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在波兰人民中赢得了选出国家领导人的权利。两年之内，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选择了自己的未来，民主德国也推倒了柏林墙。1991年12月，苏联自己也解体了，俄罗斯首次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叶利钦。
随着冷战的结束，对峙双方之前因地缘政治安全问题而被统治所胁迫的人们，开始对本国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表示出愤慨。20世纪80年代，军政府统治着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危地马拉、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秘鲁、巴拿马、巴拉圭、洪都拉斯、智利、乌拉圭、苏里南和萨尔瓦多等。到1993年，民主革命已将这些军政府全部推翻。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分之二的国家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当时流行的政权更迭——包括南非在内，当地人曾以为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结束种族隔离（apartheid）。从1970年至今，联合国成员国中具备形式民主的国家比例已从三分之一增长至五分之三。17
当然，政治上的分歧依旧。倘若“民主”意味着：（1）多数人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进行统治，（2）保护少数人，（3）尊重基本人权，（4）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那么，仅有47%的国家，或者48%的世界人口生活于民主政治之中。18在许多地方，民主正面临威胁。俄罗斯议会曾经热闹的下院（国家杜马）现在已卑微至普京后冷战政策议程的橡皮图章。随着敏感的当局逐渐适应了疲软的经济状况，媒体自由已在拉丁美洲、土耳其、匈牙利、中东和北非等国家和地区备受打击。在发达的民主国家，选民参选率长期下挫，当局又以公共安全的名义剥夺了公民自由。（由于爱德华·斯诺登于2013年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活动的揭露，人们公开辩论这个曾被默许的交易，但它并未被撤销。）
经过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治”（rule by the people）思想的传播，经济表现成为政治领导的试金石。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安全政治便不再是选民心中的头等大事，更多世俗福利的考虑将被置于中心地位：就业、教育、营养、基础设施、技术、通货稳定性及环境，等等。“关键是经济，傻瓜！”，这是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与乔治·布什进行总统竞选时说的名言——后者是时任总统，其外交政策不容置疑，然而却无足轻重。
经济增长超越国家间的政治分歧首次成为全球日益增长的共识。作为这种共识标志的世贸组织自1995年成立以来，现已有161个成员，包括所有主要的世界经济体（俄罗斯这个最后抵制者也于2012年加入）。19通过世贸组织，我们不仅互相敞开了门户，而且重新配置了国内资源——协调了我们国内的法规和机构——以进一步减少彼此经济运行的差异。近些年，全球贸易谈判的势头已趋于停滞——金融、社会和环境危机已经挫伤了曾经推动它们的那种增长第一的论调——但20年来世贸组织的谈判及其对争端的解决已经打破了全球贸易壁垒。在发达经济体中，平均进口关税已趋近于零，而目前的区域贸易举措，比如11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组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以及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3]（TTIP），都旨在消除成员国之间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区域俱乐部——欧盟（1993年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始于1994年），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于1992年），南方共同市场（始于1991年），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建立于1992年）——已深化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协作程度。新媒介
谷登堡
文艺复兴世界的新奇之处不仅在于物理空间层面；这种新奇还延伸到了思想领域。与陆地和海洋之间新型关系的形成类似，观念之间关系的形成路径也可能倒转。
人眼难以辨别一百英尺开外的熟悉面孔；在一般情况下，人耳无法听到类似距离之外的谈话。若是更远的距离，我们的彼此交往则必须经由除了空气之外的传播媒介。大约1450年，德国美因茨的企业家约翰·谷登堡发明了一个后来很出名的新媒介。它是创新的巧妙组合：手持式模具使得人们可以迅速地排列数以千计的小金属字母（或者“活字”，type）；成千上万的字母在这个框架中排列以拼写出单词和句子；并且，某种油基印墨配方能沾在活字上，往纸上压去时，还能很好地印在上面。他为这种混合增加了两种常见的本地元素：印刷机（欧洲类似的技术自古便有，尽管压榨的是橄榄和葡萄）和纸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