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秀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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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兴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教育部的成立
●马叙伦深情地表示：“胜利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自然是很愉快地接受这一光荣任务的。”
●马叙伦接着指出：“这种新教育和旧教育是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东西，是势不两立的。因此，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
●最后，马叙伦坚定地指出：“我们新教育的前程是无限光辉与远大的。”
任命马叙伦为教育部长
1949年10月19日，在中南海的勤政殿里，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通过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通过任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机构的负责人。
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组织机构至此全部建立起来。
在这次会上，正式宣布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
毛泽东宣布：政务院下设文化教育委员会，委任郭沫若为主任，马叙伦、陈伯达、陆定一、沈雁冰为副主任，委员有周扬、丁燮林、钱俊瑞、韦悫、李德全、贺诚、苏并观、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胡乔木、胡愈之、徐特立、柳亚子、张东苏、费孝通、吴晗、刘清扬、潘光旦、李达、符定一、沈志远、陈此生、蒋南翔、沈兹九、谢邦定、欧阳予倩、丁玲、田汉、阳翰笙、巴金、钱三强、陈鹤琴、江恒源、李步青、艾思奇、翦伯赞、侯外庐、钱端升、曾昭森、雷洁琼、沈体兰，由胡乔木任秘书长，阳翰基、冯乃超为副秘书长。
毛泽东同时宣布：政务院下设教育部，马叙伦任部长，钱俊瑞、韦悫任副部长。
马叙伦曾任上海《选报》、《国粹学报》编辑，后以教书为生。1911年赴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45年底，他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参加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的反内战游行示威，被推举为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团团长，在南京下关车站被特务打伤。1947年底，到香港筹建民进港九分会，继续从事反蒋民主运动。
1949年，马叙伦与李济深等赴北平，出席政协会议，并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他在教育界和各民主党派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早在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五四时期，马叙伦在北大就与马寅初有“二马”之称。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的政协会议的号召，马叙伦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响应。特地从香港北上。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从西柏坡飞抵北平，马叙伦与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等一起，到西苑机场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与他亲切握手。随后马叙伦便陪同毛泽东一起阅兵。
4月3日，毛泽东会见马叙伦、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就国共谈判情况及今后方针问题，进行交谈。
5月中旬，毛泽东特意邀请马叙伦，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经济建设、外交和贸易诸问题，进行交谈，并交换意见，其中就谈到有关教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等问题。
马叙伦决心献身人民教育
1949年11月1日，教育部宣布成立。
为了改造旧的教育，建立崭新的人民教育，党和人民选择卓有成就和威望的老教育家马叙伦担任第一任教育部长。
马叙伦把这个新任务，看作是党和人民对他极大的信任与重托，他感到十分高兴和光荣。马叙伦深情地表示：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中央人民政府业已成立，我们才有可能将人民教育问题提到国家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才有可能来考虑、讨论和处理全国性人民教育问题。
……
胜利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自然是很愉快地接受这一光荣任务。
此时此刻，马叙伦部长百感交集，他在旧中国，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无论是教书或从事教育行政工作，虽然他辛勤工作，并为革新教育、救国图强，提出和力图实践一系列的教育主张。但是，在那时反动的统治下，障碍重重，他的许多理想只能成为泡影，甚至屡遭迫害，难以实现他教育兴国的理想。
马叙伦这位曾经饱经风霜和忧患意识的老教育家，在新中国，他精神焕发，以极其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事业心，开始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新征程。
马叙伦衷心拥护《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他特地在他红星楼办公桌的案头，放了一本《共同纲领》。并亲手用毛笔逐字逐句地把《共同纲领》关于教育方面的条文抄写下来，字迹潇洒俊逸，刚健劲拔。其中有：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乎，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四十二条提倡爱人民、爱祖国、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第四十三条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践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第四十七条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广泛需要。
马叙伦认为，这些条款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任务、国民道德的标准、教育方法以及改革旧教育的步骤和重点等，是创建新中国教育的根本指导方针。因此，他放在身边，经常学习，成为了他的座右铭。
马叙伦曾对教育部办公室副主任葛志成意味深长地说：“《共同纲领》是开国大法，我们举了手的，我们有责任认真贯彻执行，对有关文教工作的章节，特别要逐条学习。”他还深有感触地说：“你看，新华门内不就竖立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吗！在旧中国，工农及其子弟向来被排斥在学校门外的。今天教育要向工农开门，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大多数，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就要提高工农兵的文化水平。”
教育部成立之初，教育战线是头绪纷繁，百废待兴，面临旧的教育如何改造，新中国的教育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如何起步等问题，马叙伦和他的同仁们必须要为新中国的教育大业进行奠基。
教育部第一次全国会议召开
1949年12月23至31日，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徐特立等。
还有东北、华东、中南、西北大行政区和华北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200多人。会议确定了当时中国的教育工作方针。
早在新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便指出：新政府建设的重点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要想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基础上建设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就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这自然要将教育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在这次会上，新当选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就教育部的工作方针作了报告。他说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
……
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在中国宣告终结，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基本上被摧毁了。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
马叙伦接着指出：
这种新教育和旧教育是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东西，是势不两立的。因此，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
对于教育改革的任务，马叙伦提出：
全国教育的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这是摆在全国教育工作者面前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
马叙伦还特别强调工农受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
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这是中国新教育建设的工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我们应该首先努力促其实现。
明确教育的总任务后，马叙伦在分析实现任务的有利条件时，他强调说：
在旧中国的一部分教育工作者，由于进步的科学的思想的指导，也积累了一定的有利于人民教育事业的良好经验，是完成旧教育的改造和新教育的建设的许多有利条件之一。
然后，马叙伦提出了教育的具体工作方针为：
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稳步前进。对旧教育，采取的是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原则上不能妥协，但也要反对否定一切，不批判吸收历史遗产中优良部分的态度，或对新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者排斥而违反争取改造和团结的方针。主张凡是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就不采取急躁的措施，立即的和全盘的解决。但同时又应当即刻开始准备工作，以便及早的即使是初步的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马叙伦坚定地指出：
我们新教育的前程是无限光辉与远大的。
马叙伦在这次报告中，他将新中国的教育定位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目的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
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如下决定：
一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中国教育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
二是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
0三是发展教育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即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相当长时期内应以普及为主。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干部。大量举办业余补习教育，开展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科学技术和政治教育水平。
四是对原有老解放区的教育，首先是中、小学教育，以巩固与提高为主，条件许可时，可以适当发展。巩固与提高的关键是解决师资和教材问题，改进师范教育，加强教师轮训和在职学习，培养称职的教师。中等学校着重向中等技术学校发展，培养大批中级建设干部。
五是对新解放区的教育，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谨慎地推行“维持原校，逐步改善”的方针。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是在师生中有效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逐步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妥善安置失业知识分子和失学青年。对于私立学校，一般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
六是逐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对旧学制的全面改革，要在各级教育经过不断改革取得较为成熟的经验后，逐步进行。课程改革的重点是加强革命的政治学习，合理地精简现有课程。对教学方法的改革，重点在于反对书本与实际分离的教条主义，同时防止轻视基本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坚持理论与实际一致。必须改进考试制度。
七是学校的管理，必须贯彻与实行民主集中制。
八是应设法改善教育工作者的物质和政治待遇，教育工作者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完成光荣的历史使命。
会议还拟订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实施计划和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实施方案，讨论了改进北京师范大学和各地师范学校的意见，并决定编辑中、小学教科书。
这次会议还结合讨论了教育部1950年上半年的工作计划，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除维持原有学校外，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学校要为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
在这次会上，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徐特立等，也先后发言。
会议最后由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总结报告。
二、收回教育主权
●在庆祝大会上，校长陈垣首先致词，他说：“为了辅仁的师生员工的学习和工作，为了收回国家的教育主权，政府决定把辅仁接收自办。”
●马叙伦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庄严声明：此次辅仁大学问题，是单纯的教育主权问题，与宗教问题毫无关系。
●7月29日，芮哥尼进而宣布：自本年8月1日起，教会对辅仁大学之补助经费即告断绝。
教育部领导收回教育主权
1950年9月25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代表教育部邀教会方面驻辅仁大学代表芮哥尼谈话。
马叙伦首先申明我国政府的原则，他说：
一、在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里，不允许外国人办学校，除非是他们的侨民自己设立而为教育他们的子女的学校，这是世界通例。
二、外国人在旧中国所办的教会学校，因为它已经办了多年，所以必须在它真实地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教育方针与法令的条件下，可以暂时允许它继续办，但中央人民政府保有根据需要以命令收回自办的权利，更绝对不允许新设这类性质的学校。
三、宗教与学校教育是两回事，必须明确分开，不许任何曲解与含混，在学校课堂内不允许进行做礼拜、查经等宗教活动。
四、教会设立的高等学校，可以设宗教的课程，但只准是选修，而且不允许任何强迫与利诱学生选修宗教课程。
五、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最近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和“私立高等学校管理办法”是全国私立高等学校都要遵守的法令。
接着，马叙伦答复芮哥尼关于辅仁大学的问题时说：
一、你必须了解前五项原则。
二、信教自由，同时不信教也是自由的，批评宗教也是自由的。因此不能把不信教与批评宗教就认为是违反共同纲领，也不能把不信教与批评宗教认为是反宗教的行动。
三、在中国境内的学校，必须设革命的政治课，这是教育法令。革命的政治课是科学的，与宗教的看法有不同之处，但不能说政治课便是反宗教的活动，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与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定政策。
四、教会与辅仁大学的关系只是补助经费及主持宗教选课，不能涉及学校行政及其他；否则便是违反共同纲领及教育方针与法令。
五、辅仁大学校董会可以成立而且应该成立，但必须遵照“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办理。
六、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处理校务，能称其职，其职位不应有所变更。
七、五位教授的聘任与否，是属于学校行政权限的，他们若是教得不好，学校有权解聘；他们若是教得好，政府有责任保障他们的地位。他们若是教徒，若是不信教或批评宗教或有反宗教的言论与行动，那么教会可以执行教会的纪律，但不应该把教会的纪律扩大到学校的行政范围里去，而且也不应该干涉教授们应有的地位。
八、辅仁大学是有几千师生员工的学校，你们从八月一日停发补助费，我们不能让这几千师生员工失业失学，所以答应了陈校长的请求，支付每月需要的经费。我要告诉你，你们这样举动对辅仁大学是不利的，对几千师生员工是有害的，是会使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受到损害的。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认为不能容忍的时候，即将收回自办。
九、辅仁大学事件应该于本月内解决，解决的方针与办法，我已告诉你了。
你们倘若不愿意这样做，政府即决心采取最适当的办法，以保障辅仁大学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会于1925年1月在北平创办的。最早取名为辅仁社，在旧涛贝勒府开办大学预科一班，并聘请英敛之为社长。
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该学校试办，并正式将“辅仁社”更名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在1927年暑假之后，学校便开始招收大学班学生。
到新中国成立时，辅仁大学已经有了23年的历史，教师中有很多知名人士，毕业生将近4000人，成为与北大、清华、燕京齐名的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
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城时，辅仁大学一名叫芮哥尼的教会代表宣布校产与教产划分，学校主权归中国，经费教会照常供给，行政方面的事务教会不再负责。
辅仁大学的教师多数是不信教的，因而与外籍神父的交往也很少，又因为外籍神父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往往架子比较大，从而造成教师中有很多不愉快的抵触情绪。学生和神父、修女之间，摩擦也时有发生。
北平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学校进行了民主改革，师生员工的政治觉悟得到了大大提高，致使校内亲美的教会势力有所削弱，这些进步迹象引起了天主教会方面的强烈不满。因此，教会开始在经费上缩减预算，将学校的经费从22万美元锐减到了16万美元，而且迟迟没有做出1950年的预算。
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与教会方面进行了10多次交涉，但始终毫无结果。
1950年7月14日，芮哥尼致信校长陈垣，提出：
教会可以每年拨给辅仁大学14.4万美元教育经费，但中方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学校新的董事会由教会选任。二教会对学校人事安排有否决权。三附属中学的经费自给自足。四圣言会所在地仍由教会保留，任何人不准侵扰。
同时，芮哥尼还提出解雇5名进步教员的无理要求，公然对学校的行政进行干涉。
7月29日，芮哥尼进而宣布：
自本年8月1日起，教会对辅仁大学之补助经费即告断绝。
芮哥尼给校长陈垣的信，在辅仁大学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强烈反对。7月31日，学校召开大会，反对教会的无礼行为。
中央人民政府在得知此事后，为了保证辅仁大学的教学工作不致中断，决定先垫付学校8月和9月所需的经费。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本着公私兼顾和维持原校的方针，继续对芮哥尼进行解释和说服，期望他能有所悔悟。
但是，芮哥尼于8月27日和9月19日，两次上书周恩来总理，并两次发表《告同学同仁书》，鼓动少数不明真相的工友向学校请愿，以此达到其组织新董事会，撤换校长陈垣的目的。
为此，教育部不得不宣布，收回辅仁大学的自办权。
9月30日，教育部收到芮哥尼的正式答复，称：
教会最高首长回电，补助费决定停止，除非条件基本上改变，教会坚持决定……
10月12日，教育部经政务院批准，并根据政务院的指示，将辅仁大学收回自办，并决定任命陈垣为校长，负责主持校务。
在12日上午，全校3000多名师生员工参加了庆祝大会。但见校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校门和礼堂还挂上了巨幅标语：
拥护人民政府接办！
庆祝辅仁大学新生！
教职员工团结起来办好新辅仁！
在庆祝大会上，校长陈垣首先致词，他说：
……为了辅仁的师生员工的学习和工作，为了收回国家的教育主权，政府决定把辅仁接收自办。这是我们全校师生员工所绝对欢迎和拥护的。从今天起，辅仁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接着，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讲话，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接办辅仁大学的命令，任命陈垣为辅仁大学校长。同时，在学校接办期间，成立接办小组，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张宗麟任组长，陈垣任副组长。
通告外国在中国办学的原则
1950年10月12日，就在教育部宣布接办辅仁大学命令的同一天，教育部召开记者招待会，马叙伦庄严声明：
此次辅仁大学问题，是单纯的教育主权问题，与宗教问题毫无关系。
政府接收自办的是私立辅仁大学，丝毫不涉及宗教问题，对辅仁大学的宗教选课及信仰天主教的教授、学生、员工等保证一切如常。
在会上，马叙伦严肃通告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的五项基本原则：
一、在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不允许外国人办学校，这是世界通例。
二、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在遵守国家方针与法令的条件下，可以暂时允许他们继续办，但中央人民政府保有根据需要以命令收回自办的权利。
三、宗教与学校教育是两回事，必须明确分开，在学校课堂内不允许进行宗教活动。
四、教会设立的高等学校，不允许任何人强迫和利诱学生选修宗教课程。
五、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教育法令是全国私立学校都要遵守的法令。
在新政权的支持下，辅仁大学收回教育主权的斗争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马叙伦自20年代即提出收回教育主权的愿望，在人民取得政权后，终于实现了！
辅仁大学的接收是教会及其所代表的外国势力与新中国政权之间正面冲突较量的结果，由此也揭开了新中国接收外资津贴学校的序幕。
接办外国津贴和私立学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内敌对分子蠢蠢欲动，妄图制造事端，企图在抗美援朝战线的后方制造混乱。
在教育界，一些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成了敌对分子的反动据点，经常发生敌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事件。
在上海进德女中，学校不仅打着伦理课的幌子继续开设宗教课，而且还利用每天的晨会时间，进行宗教仪式和宗教宣传，荼毒学生们的思想和心灵。
在进德女子初级中学，校方极力制止学生参加开国典礼和保卫世界和平大游行等，也不准在校内搞庆祝活动。
更为严重是，一些帝国主义分子还以外资津贴学校作为据点，收集情报，散布谣言，搞一系列特务活动等。
在这样复杂教育背景下，一场轰轰烈烈收回教育主权，接办外国津贴学校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据统计，到1950年底，全国共接办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达20所，中学514所，初等学校1133所。此后，其他的私立高校也陆续被全部接办。
1951年1月，教育部还召开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马叙伦做了重要讲话，他重申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强调这是维护教育主权，夺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阵地问题。会议确定了处理的原则、办法、政策和措施。
会议期间，接到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来电，声言各校派代表赴香港与托事部代理人商谈汇寄津贴费事宜，企图以利诱的手段，阻挠我国收回教育主权。各校与会代表随即发表联合宣言，揭露美帝这一阴谋活动。
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的工作，是中国人民收回教育主权的重大措施，同时也是一场复杂的而且政策性很强的斗争。
与此同时，政府还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华东教育部以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私立光华大学为基础，筹建了公立的华东师范大学。
到1951年底，全国20所教会大学全部改组完毕，其中11所被收归国有、改为公立大学，即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铭贤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西协和大学。
另外9所大学则维持私立，由中国人自办，政府予以补助。这几所大学是：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求精商学院。
接着，教育部决定，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到1956年，全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时，全国所有的私立学校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了。
自此，收回教育自办权的运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三、进行院系调整
●马叙伦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
●周恩来说：“正是由于当时政府组织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才使知识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1950年6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正式开幕。
这次会议，由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主持。
毛泽东、周恩来都亲临这次会议，并接见全体与会代表。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大行政区教育部及全国主要院校负责人李向忱、吴有训、叶企孙、李达、徐悲鸿、刘锡英、陈望道等，中央人民政府各部会、院署代表及高等教育方面的专家，中央教育部司长以上级干部，共180余人，连同列席者共计300余人。
政务院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副总理，文教委员会副主席陆定一、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马寅初、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奚若等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在于对高等教育方针任务、组织规程、课程改革、领导关系、师资培养、教材编审等问题作广泛讨论，以使高等教育更好为国家各方面建设服务。
这次会议在开幕前，曾在5月30、31日开了两天的预备会，由各地区报告高等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和意见。
6月1日，会议正式开幕，马叙伦部长致开幕词。
在会议上，马叙伦首次明确提出：
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马叙伦还指出，高等教育目的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
马叙伦根据国家总的情况和高等教育的情况，指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要求高等教育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建设，并根据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有高等教育的内容，要求高等学校准备和开始为工农开门，并使高等教育随着国家建设逐步走向轨道，逐步走向计划化。
接着，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陆定一先后讲话。
钱俊瑞、韦悫分别就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课程改革及学制、领导关系等问题作了补充报告。
6月2日至6日，会议进行小组讨论。七、八日进行大会全体讨论。
这次会议，在讨论中一致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管理私立高等学校暂行办法、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关于施行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等5项草案，并呈请政务院批准。
8日，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大会。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说：
听说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得很好。全国的教育专家汇聚一堂，经过充分讨论做出的决定，我想一定会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
这次高等教育会议作出了若干决定，有人要马上实施，有的要一些学校试行，有的只供各学校参考，这样的办法很好。我们对于文化教育的改革，应根据《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毛主席告诉我们要谨慎。教育改革不能漫无计划，兴之所至乱搞一气，要区别轻重缓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在有些问题上要善于等待。
周恩来就“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理论与实际一致”、“团结与改革”3个问题给了明确具体地指示。
在9日上午，由钱俊瑞作总结报告。下午举行闭幕式，由马叙伦致闭幕词。
马叙伦在致闭幕词中指出，这次大会经过各方面反复研讨，把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向明确地确定下来了，这是这次大会最大的收获。
大会最后由张奚若、许德珩等致词。
与会人员都一致表示贯彻大会所确定的方针，加强团结，为建设新中国高等教育而努力。
毛泽东提出教育文化改革
1950年6月6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出席这次会议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中央各部委、若干主要省市党委书记及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负责人43人列席。
这次会议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
其实，早在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的高校改造方针。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认为，由于老解放区高等干部教育是农村环境与战争环境的产物，因此“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应该特别着重于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
在当时，中国政府尚缺少办学经验，因而非常倚重苏联专家的帮助。
1950年，中国的高等院校共聘请了861名苏联教育专家，直接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造和建设，而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和进修教师亦高达9106人。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国政府在1950年树立了两个按照苏联经验实行“教学改革”的“样板”：其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另一个则是理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管理建立的。
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人民大学确定的办学方针是：
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结合。
并且在该校投入重金，为全国高校培养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师资，同时大批培训“调干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一所学校的经费就占教育部全部预算的20%。
院系调整建构中国高教制度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
这是因为，在当时“以苏联为师”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提出来的。
其实，在建国之初，中央政府就已在小范围内零星组织过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那是在1949年底，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
在1950年下半年，南京大学法学院的边政系便被取消，该校社会学系就并入政治系，安徽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和艺术系就并入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海洋组就并入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医学院就改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后改称“第五军医大学”。
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地提出院系调整方案后，从此，中国政府开始对高等学校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将各校的招生人数、专业设置、人事任命、学籍管理以及课程设置等全部纳入政府的计划管理范围。
各高等院校试行政治辅导员的制度，由专人专门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大学生的政治学习及思想改造工作。
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而后，教育部和中央政府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多次磋商，最后拟订了“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并由政务院批准。
该调整方案以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工学院为重点。
在北京市，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保留北京大学为综合性大学，撤销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
在天津市，南开大学工学院、津沽大学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到天津大学。此外，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院校，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大，浙江大学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
……
随着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推进，亟需大量合格的各种专门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工学院调整方案旨在集中相同学科的师资于一地。
但工科院校的数量增长有限，到1952年初，全国206所高校中工科院校仅为36所，约占17%。工科学生在大学在校生中的比重也大致是这个水平，而且工科院校的水平不高，规模小，不能培养配套齐全的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提出了“及时培养供应各种建设事业（首先是工业）所必需的高、中级干部和技术人才”的任务。为此，决定增加高等学校95所，其中高等工学院50所，师范学院25所。
教育部还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1952年6月，京津地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高校院系调整，华东、西南、东北等地随即跟进。
至1952年底，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院校实施了院系调整，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
当时，教育部规定，综合性大学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师资，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但最多不超过4所。根据“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的要求，每个大行政区必须开办1至3所师范学院，用以培养高中师资。各省可办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师资，师范学院设系应严格按照中学教育所需而开设。
根据这次调整方案，仅保留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为文理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则被定位为多科性高等工业院校。
同时新设立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组合成立北京地质学院。
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加到149所，而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由调整前的51所减为21所。
与1949年以前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在校生历史最高年份人数相比较，1952年这4个科类的学生人数从7.04万人上升到13.84万人，几乎翻了一番。但政法类在校生却从3.7万多人下降到3000多人，显得很不协调。
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了新专业。同时，把民国时期大学内部的结构改变为苏联的模式。
此外，私立大学和原教会大学全部改为公立，撤销了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校的校名，其系科并入当地其他院校。
高等院校的领导体制采取校（院）长负责制，在校（院）长领导下设校（院）务委员会。教师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均由校（院）长聘任。
经过院系调整，许多莘莘学子的学习情况都发生了改变。鲁兆璋是1950年考入南京大学艺术系音乐组的，经过院系调整后，他来到南京师范学院学习，直到1953年毕业，他留校任教。
鲁兆璋教授后来回忆起那时自己读书时的一些趣事，他依然感动十分有趣，好像又重新回到了校园。在那时候，南京师范学院随园校区中大楼对面种着许多柿子树，1952年，年轻的鲁兆璋来到南师大，正好赶上柿子成熟的时节。他回忆说：
记得是老师带着我们上树摘柿子，刚摘下来的柿子还是青色的。可大家兴致正高，哪里顾得了涩不涩，摘下来的青柿子一个个直接下了肚。柿子青涩的口感就像是那个时代的味道令人难忘。当年的师范教育和现在大不相同，我们都属于国家紧缺人才，提前一年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至各教育岗位。当时的上学时间短，所以我们更加珍惜。
通过院系调整，我国高等工科院校建成了比较齐全的专业科系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从根本上奠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坚实基础，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真可谓是百年大计，教育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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