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继新,王崧舟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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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的文化品格试读：
读书：语文的根本
为何阅读
升华境界
陶继新：韩愈在《师说》中有一句耳熟能详的经典之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老师的工作就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疑答惑”呢？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字面的解说。它真正的内涵在哪里呢？“传道”，更多的在于“明明德”，在于人格生成。“授业解惑”我将之理解为文化升值。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有万千资产，可能在银行里存了很多的钱，但物质生活的富裕未必给他的内心带来真正的幸福感；而大量的经典阅读，则是一份补充精神能量的高利息存款，我称之为文化存款，这笔存款不仅无形地存到头脑的银行里，也有意识地存到我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里了。文化一旦在心灵和精神世界里安顿之后，就成为了一生幸福的升值性储蓄。
王崧舟：其实，宋代大儒张载讲的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核心问题就是文化。没有文化，天地就没有了心，生民就没有了命，为往圣继绝学就没有了源头，为万世开太平就没有了支点。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就在于它的积累和传承，用您的话来说，就是文化存款。文化存款落实在每个人身上，就是一种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如果说儒家的文化人格是“君子”，那么佛家的文化人格是“觉者”，道家的文化人格是“至人”。文化的升值，最终一定落实在人格的升华上。
陶继新：我特别尊崇的先圣孔子就是这样一位文化的不断升值者。众所周知，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办教师、第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他是第一个将“学在官府”转化为“学在民间”的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周游列国十四年，几经磨难。中间曾经因误会而被围困在匡这个地方，性命都危在旦夕。随从的弟子们都很惊慌恐惧，然而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于境况如此险恶之时却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周文王已经死了，文化难道不在传承者我这里吗？上天要想把这个文化毁掉的话，那么后来的人就得不到这文化了；如果上天不想毁灭这个文化的话，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在有生命之忧的时候，孔子仍然以文化的传承者自居，甚至是感到自豪的。他认为文化就在他那儿，他就是文化的代言人，就是文化的传播者。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处险恶而安然。实际上，老师在学生心目中，也是文化的代言人和传播者。既然如此，教师就应当拥有文化并以拥有文化为荣。那么，教师怎样才能拥有文化呢？我认为，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读好书。从好书中，我们才能真正地汲取文化营养，才能真正地像孔子那样满怀自信地说出“文不在兹乎”？
王崧舟：的确如此。精神生活的实现路径有千万条，但其中一条是人所必经的，那就是读书。读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生活，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为我们开启了更多的精神生活之门。读书的目的有千万个，但根本的却只有一个，让自己的精神生命更强大。正如您所说，真正意义上的名师，不但人格是高尚的，也一定都是文化不断升值者。只有这两者都具备了，才能拥有发展的空间，才能走进幸福的领地。
陶继新：我认为，作为教师，首先应该是个读书人，应该有文化。对于文化，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通过“文”的浸润慢慢地改变人，即以文化人。文化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教学方式，同时还有自己的话语方式、思维走向、生命状态、心灵境界以及幸福指数。
其实，很多人对于生命的理解是不全面的，生命绝不止于生存这一个层次。生存只是为了人的肉体的存续，所以人要吃、喝、住、行。其实人只需要最简单的吃、喝、住、行的资源即可以生存，超过的都是多余的。然而如果人们认为生命就只是身体，那么就要开始追求更好的吃、喝、住、行。包括您所说的那些为了做一个课题、拿一张文凭、考一个证书而读书的人，其实都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吃、喝、住、行的资源。所以，这样的努力过后不论得到多少，即使富可敌国，也只是在生存的浅层次上更多地占有而已，所获得的也仅只是肉体上的暂时性满足而已。
而生命还有一个超越生存的更高层次，即人的精神。精神也像人的肉体一样，需要相应的营养才能成长。这种营养就是人的情感体验、道德修为、智慧生成。精神的成长目标，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追索真理，这个过程会伴随着心灵的极大愉悦和满足。而那些只是活在生存层次上的人，因为精神极度缺乏营养不能成长甚至已经夭亡，便根本不能感受到人性中这一至高层面的喜悦，便只能经常性地陷入空虚、缺乏、求之不得的痛苦中。
读书学习是帮助人的精神成长的最佳途径，而好书、良师、益友则是精神成长最好的营养品。所以像呼吸一样地读书，像吃饭一样地学习，就会为我们的精神成长不断地补充营养，那么我们的精神生命就可以茁壮成长，就可以不断地体验到作为人活着的丰富和美好。
王崧舟：想想自己的读书历程，我无法想象自己不读书。书对我有着巨大的、永恒的诱惑。当我回归内心的时候，当我真诚倾听内在世界的渴望和呼求的时候，读书一定是我最愿意停泊的精神港湾。书是活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生命，当你读他时，他就活了，就和你对话。和你对话的不是文字，是书中的那个灵魂。这是两个生命的一段奇遇，这里有生命无聊时的倾诉和倾听、有生命提振时的感激和感恩、有生命与生命在会心处的共鸣和共享、有一个生命在静观另一个生命时的感动和感慨，更有两个生命在相互欣赏的那一刻深深溢出的欢喜。
所以，阅读史可以看做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成长史，每个人建构起来的阅读史是谁都无法复制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两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完全相同的。一个人的心灵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读书的结构，一个人的思想境界从根本上说就是他的读书境界。对读书的终极追问和思考，它会影响到人对读书的体验，其实体验的背后还是人的观念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观念不一样，人对读书的体验就不一样。
读书，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的思维、情感、精神境界。真可谓：一字一世界，一书一天堂。无意证菩提，随性见慧光。
陶继新：是呀。读书取向折射出了人的精神境界，读书也能温暖人心、提升人格。《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大体意思是说，君子严格要求自己，小人则苛求别人。《论语》除了一条积极入世的主线索之外，另一条内在的线索就是修身做人。可以说，整本书的内容贯穿始终的就是“仁”，即内在的修养、人格的提升。孔子的教学总纲只有十二个字：“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如果深入研究一下，我们发现，这十二个字都与修身做人有关。
不仅仅是《论语》，另外，如我国古代教育学的第一篇专论《学记》所讲的也是不离左右。《学记》开篇就是：“发虑宪，求善良，足以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意思是说，执政者发布政令，征求品德善良的人士辅佐自己，可以得到小小的声誉，不能够打动群众的心；如果他们接近贤明之士，亲近和自己疏远的人，可以打动群众的心，但不能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君子如果想要教化百姓，并形成良好的风俗，就一定要重视设学施教啊！看来，办学的目的，关键在于“化民成俗”，即以文化人。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学习最重要的也是在修身做人上下功夫。
如《大学》、《中庸》等，也莫不是如此。《大学》开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是有深刻内涵的，是很值得思索的。实际上，这个“道”呢，也不是泛指的一般的道理，它是高尚品位的终极指代。《中庸》开篇也是谈“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说，人的自然禀赋叫做“性”，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则进行修治叫做“教”。接着还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啊，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
这些经典所强调的都是一样的，即把修身摆在第一位，如果自己身不修，就不可能更好地发展，更谈不上去“达人”了。所以人要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脉络依序而行，这样，才能使优质的生命持续发展。
孔子也常常谈到“好学”的问题，但他的“好学”与今天我们常说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他更多的是从修身做人方面谈的。比如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什么意思呢？君子吃饭饮食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勤勉地做事，谨慎地说话，接近有道德的人，以匡正自己，这样，可以说是好学了。孔子完全是从人格生成和修身做人来谈的。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颜回的学问不是最大的，但是孔子最喜欢他，是因为颜回人格道德高尚。当时鲁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你的弟子当中谁最好学？孔子是这样回答的：“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孔子说颜回是自己的学生中最好学的，可惜他命短，年纪轻轻就死了，现在再也没有听说过好学的人了。孔子谈到颜回“好学”的原因就六个字：“不迁怒，不贰过。”即不把自己的烦恼和愤怒无故地发泄到别人身上去，不犯过去同样的错误。这完全是一种道德修养层面的描述。可见颜回是真正领悟了生命的真谛，否则他不会“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还能“不改其乐”。享受过精神之乐的人是不愿意退回去享受物质之乐的。后代很多东西方的大师级人物也都谈过精神需求是人的高层需求，也是真正需求，这种需求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通过读书学习来完成。
王崧舟：很遗憾，社会很浮躁，现实很功利，每个人的价值常常是由别人来估算的，“我重不重要”的评判权是掌握在别人手中的。于是，我们只好不断地往外求，求得别人的关注、理解、尊重、赏识，一味外求的结果必然导致心灵的四分五裂。只有从内心深处把阅读经典上升到灵魂解放、提升境界的高度，我们才能进入文化、思想和历史的大视野，孕育出整个民族强大的精神生长力量。
凝聚智慧
陶继新：读书不但能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形成我们优质的话语系统，而且还能使我们增长智慧。知识和智慧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知识，它更多的是关注事物，智慧则是反观人生。如果仅有知识，我们眼中看到的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一个茶杯就是一个茶杯。有了智慧之后，我们就能领悟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美好。我们就可以从一块石头里面发现一道风景，从一个茶杯里发现灵魂所系，就能在这个喧嚣的社会里保持内心的淡定，就能做到“不被物碍，不被法缚”，生命始终处于一种优质的状态中。所以，读书不仅仅在于索取知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个媒介来提升人的智慧。
听您的课，有的教师关注了您诗意的语言，这固然是重要的；可是，隐藏在语言深层的智慧则更值得关注，那是厚重的文化内化到您心里然后又外化出来的思想意蕴。所以，请您谈谈，怎样才能更好地凝聚智慧。
王崧舟：智慧是什么？我想起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国际上有一个叫门萨俱乐部的组织，成员据说已经超过十万人。这是一个聪明人云集的组织，成员的智商都在140分以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顶级智商俱乐部。几年前，美国旧金山市举办了一次门萨大会。会议期间，几个门萨会员到当地的一家小餐馆吃午餐。在吃饭过程中，他们发现餐桌上一个标识着“盐”的瓶子里装的是胡椒粉，而标识着“胡椒粉”的瓶子里装的却是盐。于是，这些高智商的人就开始思考问题了，什么问题呢？怎样在没有任何抛洒的情况下，只借助餐馆里现有的工具，把两瓶调料换过来。
这些人智商都非常高，自然不会畏惧这个挑战，于是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个挑战，因为，他们是门萨会员！
几个人热烈地探讨着，一个个主意和方法被呈现出来。最终，他们选定了一个最充满才气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只需要一张餐巾纸，一根吸管，两个空碟子就可解决问题。他们把服务生叫了过来，打算在她面前炫耀一下他们绝妙的解决办法：“小姐，餐桌上的盐和胡椒粉装反了。不过，我们已经为你想出了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只需要你为我们拿来一张餐巾纸，一根吸管……”“噢，对不起！”服务生没等门萨会员将话说完，拿起盐瓶和胡椒粉瓶，将上面分别写着“盐”和“胡椒粉”的瓶盖拧下，调换后，分别盖在了各自的瓶上。
这些高智商的门萨会员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
我讲这个故事，首先是想把高智商和智慧区别开来。我们往往会有这样一个误解，以为智商越高的人智慧也越高。其实，智商和智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智慧不可言说，智慧也没办法教，智慧实际上是心性之光的自然呈现。古人读书的最高境界，就是求道、悟道、传道。儒、释、道三家之所以能会通成一体，就是因为它们最终都指向于“道”。关于“道”，我的理解就是生命的实相，也就是宇宙的实相。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说明这个“道”对于读书人的意义甚至可以超越死亡，超越生命。这已经上升到宗教的情怀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悟道故，两者皆可抛。所以孔子才会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很多老师觉得很奇怪，学习读书很累啊，没有内在的那种喜悦。什么原因？绝大多数人理解的“学而时习之”是指向知识，但是我的理解：老子也好，释迦牟尼也好，孔子也好，他们也学习，而且是终身学习。他们学的不是所说的知识，而是“道”，他们悟的是“道”，他们求的是“道”。他们的最高价值指向的是这个“道”，所以求道、悟道的过程是让自己的心性解放、解脱的过程。毫无疑问，那种内在的喜悦是其他任何东西，比如说给你一个官位，给你一套房子所无法比拟的。真正的智慧来自哪里呢？也许真正的智慧就来自你求道、悟道的这个过程。可能我们毕其一生，不一定能真正的悟道，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智慧，这个过程本身就有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哲学就是爱智慧，当我表现出爱智慧的时候，我觉得智慧这个种子已经在里面了，至于种子能否开花、何时结果，那要看各自的造化和机缘了。
我还有一个体会，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累了，可能是书读得太多了。书读得太多以后，满脑子填塞的是知识、是信息，结果那个“道”反而出不来了。因为“道”需要一种虚极的状态，静笃的状态，也就是一切清空、一切归零的状态。所以读书有时候需要停下来，让自己出个神、发个呆，甚至打个盹。在这个清空的过程当中，也许那个“道”就会突然光临。我有时候会有那种体验，但那个体验是瞬间的。当你有那种体验时，感觉在当下整个身心彻底破碎，整个人就会融入到生命的实相当中，那种“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喜悦，真的是其他任何喜悦都是无法替代的，这种体验就是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读一辈子的书，没有遇见过一两次这样的高峰体验，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陶继新：佛曰，不可说，不可说。即是您刚才所说的智慧是不可言说的，要靠个人自己去悟、去体验。禅宗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偈语，一个是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一个是六祖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前者是渐悟，后者是顿悟，而智慧往往生于顿悟之间，往往产生于“无一物”的体验中，就像您说的在整个身心彻底破碎之时。我有时也有这种高峰体验。
读书多很好，但选择更重要。我认为，有些人读的书确实不是好书，品味比较低下。谁要是读一辈子的坏书谁就成坏人了，就这么简单。孔子选《诗》三百零五首。这三百零五首是精髓，为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孔子的时代中国没有多少书，现在我们不用太长时间，就可以把当时的书都读完。现在我们每一天出的书比那时所有的书要多得多，但是却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这么多的书，这么多人在读，但中国现在，特别是1949年后出生的人中间，出现了很多的学者、专家，却没有大师。而先秦时代，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都是大思想家。真是不可思议啊，为什么读那么少的书，却成就了这么一大批大思想家。我想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读的书好。所以我一直都认为，读书得读好书。
王崧舟：您讲到的好书，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化经典，就中国文化而言，这批经典大多出现在先秦时期，像您刚才讲到的《老子》、《论语》等等。其实，就世界范围看，到现在仍然深深影响着人类精神的经典也大都在那个时期产生，这就是德国人雅斯贝尔斯所讲的“轴心时代”。
我记得雅斯贝尔斯在他的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更奇怪的是，虽然这些地方相隔遥远，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它们都对心性进行探索，它们都有悲悯天下的情怀；它们还关注每个人，它们也都认识到万物一体……这是它们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现在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因此，轴心时代传承下来的书，是人类的精神原典。原典比经典还要经典，原典是众多经典的文化源头、精神原型、心灵原乡。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原典的书应该是最能升值的。
陶继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释道三家，它们本身充满和谐圆融的智慧，但它们对“道”的追索却从未停止。孔子谈“道”，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我讲的道是由一个基本的思想贯彻始终的”。他的弟子曾子解释说：“忠恕而已矣。”一个是忠道，一个是恕道。所谓忠道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通。所谓恕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不喜欢干的也别强加于别人。所以孔子的教科总纲只有十二个字“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把“志于道”放在第一位；释迦牟尼也是这样，抛弃富贵，终于参悟成佛；《老子》开篇就说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的这个“道”实际某种意义上是蕴含在宇宙万物之间的一个看不见的生命实相或者是一个生命规律。
我认为达到道的境界需要两个元素，第一个就是得读有“道”的书，我把它称为“天书”，得读天书，不然进不了“道”的境界。第二个就是要有丰富的生命经历和实践。有十几年，我忍饥挨饿，甚至几乎饿死；还被批判了十年，到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我还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游了五十六天街。这些经历恰恰跟触摸“道”都有关系。因为上层的“天书”和生命经历发生了碰撞，才能有特殊的感悟，才有道的显现。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的书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它好在哪里呢？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似乎都是大思想家，里面的好多话语都是智慧话语。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的磨难关联紧密。当时他被押到刑场，马上要枪毙了，生死关头突然来了一个命令，改判流放。之后他就跟一批十恶不赦的罪犯、也有一些被冤枉的善良之辈在一起，被流放了。在流放过程中，他承受了常人不可想象的磨难，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正是这些经历，使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就认真思索真理的本质、宽恕的重要。小说不是文字游戏，作者没有经历是写不成小说的。包括曹雪芹写《红楼梦》也是这样的，曹雪芹如果没有自己家世兴衰的亲身经历是写不出这部中国小说的顶峰之作的。小说是虚构的，但是如果没有任何生活原形，它就再现不出来艺术的真实性。
王崧舟：孔子讲“道不远人”，已经把您所讲的悟道的两个元素融为一体了。一方面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离开了人心就离开了道；另一方面，道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道不是说非要出家，非要做了和尚、尼姑才能去悟、去行的。事实上，道就在平平淡淡、实实在在的生活中，从我悟起、从身边悟起、从小事悟起。
我们都是教师，对于教师来说，智慧应该主要体现在他的课堂上。一个充满智慧的语文教师，他的课堂应该存在三种境界：人在课中、课在人中，这是第一重境界；人如其课、课如其人，这是第二重境界；人即是课、课即是人，这是第三重境界。境界越高，课的痕迹越淡，终至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因此，课的最高境界乃是无课。这是一种高智慧、大智慧。
智慧课堂的第一重境界是彰显“在”的智慧。我“在不在”课上，这很重要。有人会觉得奇怪，我在上语文课，我怎么可能不在现场呢？我觉得，此处的“在”大概涉及到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叫“身在”，持“奇怪论”者，大多是“身在论”者，因此，觉得奇怪也就不足为怪了；第二层次是“意在”，指教师能全身心的投入课中，一心一意、专心致志，这一层次已经触及我所讲的佳境了；第三层次是“思在”，笛卡尔有言“我思故我在”，课能上出自己的思考、上出自己的思想，这才是哲学意味上的一种“人的存在”。有些老师是在上课，身在、意也在，但他上的不是经由自己独立思考，独立批判，独立创造的课，而是人云亦云的课，照本宣科的课，囫囵吞枣的课，这就是“身”在场而“思”缺席的课。严格地说，第一重境界，应该是“思在”之课。这重境界的实现，关键在于坚持和尊重自己的独立思考。上经过自己思考的课。
智慧课堂的第二重境界是要把握“如”的智慧。“如”者，不仅是“好像”之义，更是“适合”之义。课的风格，就像你的性格、你的人格。也因为课的风格与人的风格在深层次上具有同构之故，才称得上真正意义的“适合”。对待“课”，既有“事业”的态度，也有“科学”的态度，更有“艺术”的态度。“如”的境界，已是自觉地将“课”作为一种艺术加以追求了。艺术的成熟，常常以“风格”的形成为重要标志。形成课的风格，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对主体的一种深刻尊重和理解。人越是高扬主体性，越是彰显自己的人格魅力的智慧，课的风格也就越鲜明、越自然、越具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好的风格就是“本色”。本色的课拒绝机械模仿，拒绝东施效颦，拒绝削足适履。人格的洒脱一定折射为“课”的洒脱，人格的严谨自然融化为“课”的严谨。实现这重境界，关键在于上最适合自己的语文课。
智慧课堂的第三重境界是要洞悉“即”的智慧。“即”者，“当下”也，“实现”也，“即心即佛”也。你的人生，存在于“课”的每一个当下；课的每一个当下，成就了你的人生。语文人生、人生语文。糟糕的、浮躁的、粗野的、暴戾的语文课成就了你糟糕的、浮躁的、粗野的、暴戾的人生；反之，诗意的、宁静的、优雅的、温婉的语文课成就了你诗意的、宁静的、优雅的、温婉的人生。这实在是职业生命的不二法门、无上智慧。自然，此处所言为佳境，当是语文课的一种积极的当下的实现。我在上课，但我同时又是在享受上课。我在课堂上彻底敞开，全然进入课堂中的每一个当下，和学生情意相融、心心相印，我彻底打开自己的生命，让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胞、每一寸肌肤去感受、去触摸、去体认课堂中的每一个当下，我会在不经意间邂逅生命的高峰体验，我会在课堂上率性而为，和学生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沉思、一起震撼。于是，我就是“课”、“课”就是我，我和学生一起全然进入一种人“课”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什么？这种境界就是诗意，就是自由，就是深深的幸福感。要实现这重境界，关键是要体验、把握语文课的每一个当下。进入“即”的境界，也就是夫子所谓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课”的所有规范、所有准则，因为嵌入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成为自由和率性的道场。无课的课，才是课的最高境界。
这重境界已经接近道的境界了。对于道，我也有过跟您类似的经历。1994年的年底，我得了一场大病。那场病来得很突然，几乎没有任何前兆。接着是死里逃生的一段煎熬与挣扎。出院那一刻，我从来没有如此真切、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世界很美，活着真好”这八个字的含义。我突然对自己的疾病充满深深的感恩。可以这样说，这场大病以直刺骨髓的痛感将活着的意义之问抛向了毫无防备的我。这不是一个用头脑来思辨的问题，这是一个只能用置身“实感”的生命去探寻的问题。在没有苦难当头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易如反掌，却毫无意义。唯有大难突降的生死关头，活着的意义才能被彻底擦亮。在那一刻，我有一种终极关怀的觉醒，有一种与道同在的幸福与喜悦。
陶继新：我还想说的正是这种感觉，当智慧一旦形成以后，随之而至的就是无限的希望与快乐。孔子说：“智者不惑。”他还说“智者乐”，智者快乐啊！为什么快乐呢？因为不惑了，烦恼少了。像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雅典法庭判他死刑，喝毒药。他完全可以有机会逃跑，但是他不跑，而是很从容地把毒药喝下。为什么？他对于死亡有了完全的智性认识，生命在整个的宇宙当中，今天结束和明天结束没有太大的不同。这样的一个大智慧者，面对死亡他也没有恐惧了，生死于他都是很快乐的。智慧和知识的作用也是大相径庭的。我发现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仍然愁眉苦脸，生气不止。就像一个老农种了很多庄稼，到了收获的季节却没有收获一样。因为这些人学的仅是知识，而没有生成智慧。假如有两把宝剑，一把是知识，一把是智慧。烦恼来的时候，手握知识宝剑的人，他想拔出这把宝剑去斩断烦恼，可是，非常遗憾，因为苦于找不出烦恼的真实所在而无从下手；手握智慧宝剑的人，烦恼到来的时候，则可以嗖地把宝剑拔出来，清楚地找到烦恼所在，霍然将其斩断。
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多年以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个犹太人对他的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当别人说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大于二。纳粹在奥斯维辛毒死了几十万人，父子俩却活了下来。1946年，他们来到美国，在休斯敦做铜器生意。一天，父亲问儿子一磅铜价格是多少？儿子说35美分。父亲说：对，整个得克萨斯州都知道每磅铜的价格是35美分，但作为犹太人的儿子，应该说3.5美元。二十年后，父亲死了，儿子独自经营铜器店。他做过铜鼓，做过瑞士钟表上的簧片，做过奥运会的奖牌。他曾把一磅铜卖到3500美元，这时他已是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然而真正使他扬名的，是纽约州的一堆垃圾。1974年，美国政府为清理给自由女神像翻新扔下的废料，向社会广泛招标。但好几个月过去了，没人应标。正在法国旅行的他听说后，立即飞往纽约，看过自由女神下堆积如山的铜块、螺丝和木料后，未提任何条件，当即就签了字。纽约许多运输公司对他的这一愚蠢举动暗自发笑。因为在纽约州，垃圾处理有严格规定，弄不好会受到环保组织的起诉。就在一些人要看这个犹太人的笑话时，他开始组织工人对废料进行分类，他让人把废铜熔化，铸成小自由女神；把水泥块和木头加工成底座；把废铅、废铝做成纽约广场的钥匙。最后，他甚至把从自由女神身上扫下的灰包装起来，出售给花店。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让这堆废料变成了350万美元现金，每磅铜的价格整整翻了一万倍。
犹太家庭里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负责启蒙教育的母亲们几乎都要求他们回答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了，你的财产就要被人抢光，那么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孩子们少不更事，天真无知，自然会想到钱这个好东西，因为没有钱哪能有吃的、穿的、玩的？也有孩子说要带着钻石或者其他珍宝出逃，有了它，还愁缺啥？可这些显然不是母亲们所要的答案。她们会进一步问：“有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要是孩子们回答不出来，母亲就会说：“孩子，你要带走的不是钱，也不是钻石，而是智慧。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
在聪颖、精明的犹太人眼里，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都能失而复得，只有智慧才是人生无价的财富。犹太人并不是天生比任何种族的人聪明，只是他们更懂得怎样去铸造这枚无价的金币。当他们的孩子刚懂事时，母亲们就会将蜂蜜滴在书本上，让孩子去舔书上的蜂蜜，其用意是想告诉孩子：书本是甜的。
智慧是永恒的财富，它引导人通向成功，而且永不会贫穷。
王崧舟：读书增长智慧是一个方面，但精神的升华还有一个方面也不可或缺，那就是慈悲。佛家讲“悲智双运”，其中的深意恐怕需要我们细细思量。有人打过一个比方，“悲智双运”就像一个鸡蛋，慈悲是蛋黄，智慧是蛋白，蛋白供应营养给蛋黄，最终成就的是蛋黄——慈悲。没有慈悲做根基，智慧就会出偏差，俗话常说“聪明反被聪明误”，老子也说过“绝圣弃智”的话，就是这个道理。
我读过这样一个禅理故事，特别让人感动。有一天黄昏，一个男人溜进寺庙，来到功德箱前面。白天，这个男人曾来过一次，看到很多人往功德箱里放钱。现在是黄昏，四周没有人，男人便将功德箱放下，从里面往外倒钱。其实呢，大殿拐弯儿的角落里，庙里的小和尚和师父对这个情况看得清清楚楚。小和尚说：“师父，有人偷钱！”师父说：“我知道。”小和尚说：“我们去把他抓住……”师父说：“不用。”小和尚急了：“师父，为什么啊？他偷了我们的钱，他是小偷！师父说：“他不是小偷，那不是我们的钱……”“那怎么不是我们的钱呢？”小和尚盯着师父。师父说：“那是人们放进去的钱，现在有人需要它，取出来，怎么算是偷呢？”小和尚听了默默无语，他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将功德箱里的钱取走。等男人一走，小和尚就跑到功德箱前面，他往里面看了看，说：“师父，里面还有钱！”师父点点头说：“他只是拿走了他需要的那一部分。如果他是小偷，还会留钱在里面吗？”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黄昏，那个男人又趁着大家吃晚饭的时候溜进了寺庙，看看四周没有人，又将功德箱放下取钱。这一次，小和尚和师父依然看了个一清二楚。小和尚见了，说：“师父，他是小偷，他又偷我们的钱了！”师父说：“人放钱，人取钱，人的钱人花，何为偷啊？昨天他取走一部分，因为不够，再取走一部分，有何不可？”小和尚非常生气，可不敢发作，只好眼睁睁看着男人取走功德箱里的钱。等男人一走，小和尚就跑到功德箱前面，他往里面看了看，发现里面还有钱，心想男人总算不太坏，便作罢。这以后，男人再也没有来寺庙。一年之后，这个男人再次踏进寺庙。他来的时候不是黄昏，而是上午。男人进了大殿，拜了佛，来到功德箱前面，打开皮包，掏出厚厚一沓钱塞进了功德箱。旁边的人都张大了嘴巴，心说这男人也太慷慨了。小和尚看到这一幕，忍不住走上前去，问男人为何这么大方。男人提到了一年前的事，他说自己那时候走投无路，非常需要钱，看到功德箱里的钱，就打起了歪主意，功德箱里的钱让他绝处逢生，现在他的日子好了，他就来加倍奉还。小和尚把这事告诉了师父，师父说：“每个人都有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给别人一条出路，别人就能走出困境，最终，我们也能得到加倍的回报。功德箱，那是人们的功德箱，也是我们的功德箱啊！”后来，这事传开了，寺庙的住持便特地放了一个功德箱在寺庙门口，小和尚专门负责管理这个功德箱。每天，小和尚都会往功德箱里装钱，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取钱。开始的时候，白天装满钱的功德箱，第二天一早就变少了，可是几个月后，再也不用小和尚往功德箱里装钱了，每天早上，功德箱里都是满满的一箱钱，小和尚不得不取出很多钱，否则，里面就装不下了。那里面的钱，有的是有人加倍奉还的，有的是有人捐献的。加倍奉还的人想感恩，捐献的人想行善帮助他人。
我们当然也能从师父的回应中看出他的智慧，但真正触动我们心灵的，还是这位师父的慈悲心。因为慈悲，所以理解，所以有智慧显现。一颗慈悲心，唤醒了整个世界的慈悲。
丰富语言
陶继新：读书不仅仅有助于我们生成慈悲与智慧，还可以丰富我们的语言。每次听您讲课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您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它们极其自然，如行云流水；同时，又极富有诗意，韵味悠长。您的这一教学特色，与您读书是不是有着一定的关系呢？
王崧舟：确实如您所讲，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所以中国古人常常将“读书”和“水”这个意象联系起来。比如说“虚心涵泳”，比如说“浸润”，如说“耳濡目染”。这些词语说明这样一个现象，我们读书就像是整个人进到水里面，它是全方位的浸润，全方位的感染，全方位的陶冶。它改变人的思想，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人的内在心性。读书既改变这些形而上的东西，也改变那些形而下的东西。比如你的举手投足、谈吐言词。所以黄庭坚说过：“人不读书，一日则尘俗其间，二日则照镜面目可憎，三日则对人语言乏味。”
我当初读书，并没有刻意要通过它来提升自己的表达，改变自己的谈吐，但是不知不觉中，我的话语、我的谈吐、我的课堂语言、我与学生对话等等，就这么改变了、改变着。有时候我甚至会有这样一种体验，讲到酣畅处，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好像话本身成了主人，带着我、推着我、拽着我一个劲儿地向前走。古人常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陶继新：您说的这番话，让我想到现代文学大师巴金老人。他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巴老，您的语言那么好，那么符合语法规范。那么，您的语法是怎么学的呢？”巴老的回答完全出乎记者的意料：“我没学过语法。”记者说：“不可能啊，我认真研读了您的作品，几乎没有不符合语法规范的。”巴老说：“我真没学过，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语法呢！”这个记者很疑惑：“那么《家》、《春》、《秋》这些小说，您是怎么写出来的？”巴老说：“我把《古文观止》背诵过之后，就写出来了。”《古文观止》所选之文上起先秦，下至明末，大体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此书虽为当时的蒙童和普通古文爱好者所选编，为当时读书人的启蒙读物，但一点也没有媚俗的气息，这些不朽的经典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知识、成熟的人生经验、隽永的文章美学，乃至博远的宇宙哲理。可以说《古文观止》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散文荟萃，像诸葛亮的《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都收入其中。
王崧舟：由此我还想到茅盾，他能把《红楼梦》全部背诵下来，一开始有人还不相信。
陶继新：这个不相信的人就是郑振铎嘛。当年开明书店的主人章锡琛有一次对钱君匋和郑振铎说：“茅盾能背出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来。”郑振铎不信。章锡琛说：“如不信，可以赌一桌酒，请君匋做证人。如果背出来，这桌酒由你出钱；背不出，由我出钱。是不是赌一下？”郑振铎被章锡琛如此一激，就说定赌一桌酒。席间章锡琛就请茅盾背诵《红楼梦》，并由郑振铎指定一回，茅盾果然应命滔滔不绝地背起来，一背就是半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回目。郑振铎这才深信不疑。章锡琛于是哈哈大笑：“郑兄你输了，这桌酒你请客了。”
茅盾《子夜》的横空出世与其背诵《红楼梦》显然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红楼梦》以其个性化的语言与厚重的思想内涵构筑了中国小说史上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碑。茅盾将它背诵下来之后，尽管并未特别刻意地追求语言美，可是，当经典文本一旦内化到心里以后，外化出绚丽的风景也就有了水到渠成之势。
这几年，我曾多次给记者培训，在给他们作报告的时候，经常会有记者问我这样一个问题：“陶老师，我们参加省内乃至全国的新闻写作方法技巧培训班，参加了一场又一场，但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写起文章来还是捉襟见肘，无法文采飞扬呢？”我就说：“这些方法技巧是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事情的核心与源头。你把《莎士比亚全集》读上三遍，看看你的语言有没有变化？”莎士比亚是世界语言大师，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文采斐然。读过三遍之后，就会被其优美而深刻的语言所浸润。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其他一些世界大师的作品认真地研读一下，慢慢浸润，最终就会下笔如有神。所以，当你读过大量经典且有一定量的背诵之后，语言便成了一个魔方，任你摆弄，何时需要，即可信手取来，瞬间妙笔生花。没有对经典文本的大量地阅读与背诵，就很难抵达语言运用游刃有余的境界。参加培训班架构的不过是一副僵硬的骨骼，而不是丰富灵活的血肉和灵魂。语言的学习其实并不神秘，古人云：“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其实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语言输入的质量的关键性。一个人如果长期输入优美丰富的语言，待到输出时如决堤的大坝，那时谁还会想到语法，一切早就自然天成了。
王崧舟：这就是我一直在倡导和践行的一个概念，语感。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自然而然的语言表达常常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这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是语感。
那么，什么是语感呢？据我所知，最早提出语感这个概念的是我的老乡，浙江上虞籍的教育家夏丏尊先生。他对语感曾经作过这样一番精彩的描述：“在语感敏锐的人的心里，‘赤’不但解作红色，‘夜’不但解作昼的反面吧。‘田园’不但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等说不尽的意味。”我们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来，语感就是对文字的灵敏的感觉。而夏先生的亲家，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大家叶圣陶先生则把语感的对象由文字扩展为语言文字。叶老特别强调这样一点：“不了解一个字一个辞的意义和情味，单靠翻字典辞典是不够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换句话说，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灵敏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叫做‘语感’。”
我们从两位教育家对语感的理解中可以发现一点，语感不是一种简单地对字面意思的理解，语感往往着眼于“字”“辞”本身的意味和情趣。
当然，对语感的理解也是与时俱进的。当代语文教育大家吕叔湘先生从语言学的角度把语感具体化为语义感、语法感、语音感等。学者叶蜚声、徐通锵等人还从中国人与外国人学汉语的比较中论述了对语感的见解。比如，外国留学生使用汉语出错的例子，如：“太阳升起在浩荡的平原上”、“尽管天塌下来，我也能顶得住”，中国人听到或者读到这些句子，都会感到别扭，觉得有些地方不像中国话。因为我们心底有一种“像”中国话的“像”的标准，这就是语感。
我特别想说的是王尚文先生，在我看来，他对语感的论述尤为精辟、尤为宏阔。他在自己的专著《语感论》一书中，对语感的性质、特征、功能、机制、心理因素、语感与美感的关系以及语感的形成与创造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而独到的研究，新见迭出，精彩纷呈。这部标志着我国当代语文教学第三次浪潮崛起的学术论著，其中的每一段话，每一个句子甚至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深厚的人文底蕴、精湛的思想张力和独特的创造灵性。大胆吸取现代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对语感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总结诸家之说，语感是一种个体的语文修养，是个体迅速地感悟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具有浓厚的经验色彩的。
陶继新：语感问题的确是语文教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一线语文教师的广泛重视，更不要谈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一步一步地加以落实了。
王崧舟：是的，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学生的语感？现代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说所读所写的并非语言，而是言语。一个人的听说读写能力，准确地说不是语言能力而是言语能力。心理语言学还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语活动主要是在感觉层面上而不是在思维层面上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语感能力是一个人言语能力即听说读写能力的核心。
我记得叶圣陶先生曾经强调指出：“语言文字的训练，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多读作品，多训练语感，必将渐能驾驭文字。”语感是一种对言语的感觉。这种感觉对学生而言，有则有，无则无；强则强，弱则弱；敏则敏，钝则钝。无不可能假装为有，弱不可能假装为强，钝不可能假装为敏。正如王尚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因为语感不是‘东西’，也不是知识、观念、教条，因而不能给予，不能灌输，不能强加，不能移植，也不能‘粘贴’。”语感只能从自己的心灵深处慢慢地滋生起来。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是书读得不熟，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因为语感的产生，最后一定得读熟、读烂，最后烂熟于心。像朱熹所讲的“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只有到了那个程度，外在的语言图式才能内化成自己的语言图式，这样一来，你的谈吐、你的举止，就很自然地会达到那样的高度。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包括成年人也是这样，读书就是浏览扫描、匆匆而过、浮光掠影、蜻蜓点水，没有真正深入到自己生命的底层。所以到了要用的时候，脑子还是一片空白。什么原因？两个字，不熟！特别是那些经典名作，我觉得一定要熟，一定要烂。年纪越小的时候，越是孩子们记忆力超级旺盛的时候，越是孩子们对语言保持天然敏感的时候，因此，一定要用好这个语言成长的黄金期。
陶继新：的确像您说的一样，优质语感的培养远远大于语法的学习。这个优质语感的形成就是刚才您说的，需要大量的经典文本的阅读、熟读，乃至于背诵。这样呢，大量的优质语感就会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巨大的语系网络，语言问题就简单了，语法问题也就简单了。为什么说语法问题也简单了呢？
中国的语法，从《马氏文通》1898年出版，到现在才一百多年。也就是说一百多年前中国根本没有语法，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更是不懂语法。但是现在我们要学语法，这个语法也是用《马氏文通》做蓝本的。语法是一种外在规范，就像法律，而语感更像是内在习惯，就像品性。依语法而行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种受约束的感觉，写起文章来往往陷于字斟句酌；而语感却是随性而发，自然天成，写起文章来可以一泻千里、下笔通神。尤其是优质语感一旦形成，你不管说什么话，根本不用考虑语法、逻辑、修辞，就像孔子说的，即可以进入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现在的好多老师，常常关注一种浅层次的东西，未能关注语感的培养，所以语文教学就出了大问题。如果把语感问题解决了，语文教学就相对简单了。技巧的学习是有长度的，而语感的形成却是无限的，过度的技巧培养会让学生，尤其是没有丰富文字积累的孩子更加囿于无意义的规矩之中。语感培养出来之后，学生们对于语文的学习兴趣也会大大提升，对于书籍也会产生别样的情愫。
王崧舟：我们现在学习语法的体系其实是西方的舶来品，整个语法体系的学理基础是西方语言的，框架和法则也是西方语言的。实际上这个体系套用在汉语身上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我们自己的语言学习有两个基本常识可能被遮蔽起来了。第一，我们学的是母语，学母语跟学第二语言有很大的不同。第二，我们的母语是汉语，而汉语跟西方语言又有很大的不同。王力先生说“西语”主要指英语，它讲规则，这个规则就是语法。而汉语呢，是“人治”的语言，至少从表面上看，汉语有很多不讲道理、不守规矩的现象。汉语不像西方语言那样讲规则和秩序，它讲什么呢？讲意会！讲神通！学语言要以意会之，以神通之。这是汉语语法的大规则、大秩序。
所以老外学汉语，他有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譬如这样两句话：第一句，我们打赢了美国。第二句，我们打败了美国。你瞧，打赢了是我们赢了，打败了也是我们赢了。不管打赢还是打败，反正都是我们中国赢了！这让初学汉语的老外非常郁闷。这叫什么话呀？打赢、打败都是胜利，简直就是强盗逻辑嘛！
是汉语真的不讲逻辑、不守规矩吗？当然不是的。其实，汉语跟汉字一样，他是块状的，而不像英语，是线性的。块状是一个整体、一种完形。将汉字组合在一起的不是外在的规则和秩序，而是文字内在的精气神。因此，揣摩汉语的语法得靠意会、靠神通，而意会和神通就来自最基础、最纯正的汉语经验。离开了鲜活生动的汉语认知、汉语感受、汉语书写、汉语交流，是学不会汉语的；没有积淀为自己的语感，更是学不好汉语的。
陶继新：说得太有道理了！王力的《古代汉语》，我认真地看了八遍，还做了不少记录。他在《古代汉语》中谈的宾语前置、使动用法、意动用法，以及动词一般用法等，都有言简意明之妙。特别是使动、意动用法，如果放到西方语系中，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语法有自己的特点。中国语言的魅力，在于意会，在于品味，在于“于无声处听惊雷”。而有了对经典文本的大量阅读与背诵，也就有了感悟与运用语言的能力。相反，如果硬套西方语法而不顾中国语言实际，就会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王崧舟：对，这个是典型的削足适履。中国文化的经典文本，说白了其实都是文言文本。学汉语，必须要有文言的底子，那是现代汉语的根，也是中国文化的根。
文言学习有许许多多的方法，这里我们不必谈一些具体的方法，我只说方法的方法，也就是“方法论”的问题。学文言的方法论，说到底就是“以熟为本”还是“以知为本”的问题。学文言，传统的方法是多读，熟读成诵、以熟求通。西学东渐之后，有人就开始质疑，质疑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死记硬背；二是低效费时。于是，就有不少人设想多快好省的方法，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以知为本”的方法。所谓“知”，就是了解文言的词汇和句法的规律，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而后，就能以知为纲、统摄全目、理路贯通、一通百通。这个方法就是学西方语言的方法，那么它真的省时高效？
张中行先生在他的《文言和白话》一书中说过这样一番话：“这想得很好，如果真能行之有效，那就更好。但是这条路像是并不平坦。”其实，说“并不平坦”还算客气，相比于“以熟为本”，这条路才是低效费时的。这是因为：第一，所谓规律，总是烦琐枯燥的，要学生弄懂记牢，本身就是吃力不讨好的；第二，所谓规律，总是抽象概括的，而学生面对的文言却是具体形象的，以概括绳具体，常常令他们茫然无措。所以，张中行先生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只记了术语，而没有熟悉文言的表达习惯；而某词某句在某处表达什么意义，是由表达习惯决定的。”“习惯决定意义，因而想确切理解词句的意义，就不能不通晓习惯。想通晓习惯，显然，除熟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唐德刚先生在回忆自己早年语文学习经历时，发过这样一通感慨：“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在是他们本能上记忆力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让一个受教育的青年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
如何阅读
立志于明道
陶继新：王老师，我们谈了这么多阅读对于生命的必需，那么到此处便引出了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阅读”的问题。我很想听听您的高见，请您谈谈如何阅读？
王崧舟：您谈到孔子的学习，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突然悟到：孔子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实际上就是一个求道、开悟、明智的过程。比如孔子自己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话有两层涵义：第一，学什么？如您刚才所讲，孔子的“学”主要并不指向我们现在所讲的科学知识，或者说自然真理，而是指向道德修为，或者说生命真理，通俗一点讲，就是“学做人”；第二，“志于学”意味着什么？志于学，说明是自己想学，想一心一意地学，把学做人当做了生命理想和憧憬，这是求道的支点。接着呢，“三十而立”，可能我们会把三十而立这个“立”，狭隘地理解为“立业”，其实不是。这个“立”是按照学到的东西去立身行事，是践行、是笃行、是修行。学而不立，非真学；立而不学，非真立。孔子自己呢，是学而立，而且已经小有成就了。然后他说“四十不惑”，这时他就是一个智者了。他认定这个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到四十岁，不惑了，这时候，他智慧的境界已经非常高了。“五十而知天命”，什么叫知天命，《中庸》里面第一句话，“天命之谓性”，我觉得天命就是宇宙实相、生命实相在你身上的呈现。我甚至可以断言，五十岁的时候孔子已经开悟了，已经明明德了。
陶继新：非常赞同！孔子的开悟正是源于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周游列国十四年，这十四年的游历成为他生命中因磨难而升华的关键期。
王崧舟：对，就是刚才您讲的磨难，用佛学的话来讲，就是“烦恼即菩提”。然后他讲“六十而耳顺”，我觉得这个落脚点是“顺”，“顺”是什么？《中庸》第二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我觉得这个“顺”就是率性，因循你的天性，因循你的生命，顺其自然地活着，用张中行先生的话来说，这叫“顺生”，顺生就是“道”。孔子在六十岁的时候，已经活出了道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是解脱，是心灵的宁静和自由，是天人合一。我感觉，孔子回顾自己的一生，实际上在告诉他的弟子，告诉后世：我这一生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求道、开悟、明智的，最后进入生命的巅峰状态，获得最大的解脱和自由，获得最大的幸福。
其实，我们读书也想获得幸福和自由，也想进入生命的巅峰状态。但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总是习惯于向外面求。外求就一定会遭遇各种束缚、各种秩序，我们的痛苦就来自于要不断地解除这个束缚，颠覆那个秩序。我们以为向外面求可以获得自由，其实外面的自由，最后一定是有条件的，一定是相对的。很多时候我们承受的反而是对自由的不满足，因为我们没有明白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放下这一切去往内里求才有可能获得绝对的自由、内心的自由。我觉得孔子的生命最后到达了这种绝对自由的境界，就是他讲的七个字：“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称他为圣人也好，称他为智者也好，称他为佛也好，称他为道也好，其实都是一回事。
我们的阅读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就是“三十而立”的这个“立”。是立业还是立志？这是阅读的起点问题。我觉得读书首先是立志，也就是你为什么读书？你最终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想明白了，志向就明确了。志向不一定成为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目标，但志向就像激光一样：第一，它有一个确切的方向；第二，它能集聚生命的全部能量。因此，激光就比普通光要厉害得多。读书首先在立志，不管是二十而立、三十而立，还是四十而立、五十而立。总之，立志在人生的任何时候都不晚。怕就怕浑浑噩噩、稀里糊涂，生命能量处于一种涣散、无序的状态。
然后，精进。在读书上要有定力，心无旁骛，不断朝自己求道的方向去读书。至于读什么书，我觉得已经是下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其实，读书一旦明志，读什么书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我读书，最终是为了求得生命的解脱和圆满，这就是我的志。这个志有指引力、有吸引力、有牵引力。到时候，不是你去找书读，相反，是书来找你。我读书是比较随性的，不管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是美学的，还是文学的；是专业领域的，还是非专业领域的，只要切近自己的这个志，都读。要说有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它最终能让我开悟，能让我获得生命的高峰体验，能让我的精神走向绝对自由。我不在乎这个书的名声，不在乎现在流行什么书，我只在乎那书是否与我“通心”，也就是合我之志，而且更能强我之志。
我有时候在想，书不一定要读得太多，金克木先生有一本书叫《书读完了》，一开始，我对老头狂妄很不以为然。后来，翻翻他的书，他讲的还真有道理。实际上，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太阳底下还真没什么新鲜的事。真的，我们的一些前人，一些大智者，一些圣人，已经把宇宙真谛、生命实相参悟得很清楚了，而且，他们也活出来了。老子、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但开悟了，而且把这种开悟的境界活出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读读这些书，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些原典，其实也就够了。
陶继新：真是心有灵犀啊！我也一直是抱持着这个观点。我们在阅读中外经典之时，在向先贤至圣们学习之时，所读、所学的绝不应是表象的东西，而应是其心灵、精神层次的提升和拓展。重要的是学其神，而不是学其形。有的人读了《论语》，学习孔子，也学着尊礼，但是却学到了一套限制性很强的规矩礼节，反而束缚了思维心性的发展，成了一种退化的复古；有的人学习颜回的贫而乐，按照颜回的生活状态简化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他心里仍被物化的欲望所困，根本乐不起来，更谈不上有心灵空间再去“乐道”了。
我们都听说过，当海尔崛起之时，很多企业都到海尔考察学习，但学到真经的企业却寥寥无几。原因何在？因为，有的学回去后，所实施的“改革”不过是照搬海尔的制度条文，或者学着张瑞敏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也摆上座右铭，完全舍本逐末，根本不知道张瑞敏的心性、境界才是创造出海尔神话的本源，而这种心性悟境一旦修得学成，完全可以创造出迥异于海尔模式的独特企业经营方略且雄视天下。
我们教育领域里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老师们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培训机会，一场场的报告、一次次的听课，常常是当时激动、回家了了。原因何在？学习的方向就错了，学来了某位名师的言谈方式，却发现这和自己的行为习惯大相径庭；学习人家的教学方法，却发现自己完全驾驭不了；笔记记了一厚摞，回去却发现连一句话也用不出……正如尼采所言：“甲之经验，乙之砒霜。”恰如西医治病一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短期见效，却经常复发。恰是那些用心去感受、去体悟的听者，可以从此洞开心灵之门，进入自由之境，开启创造之源，生成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教学模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众多名师大家，却无雷同的原因。光学表象，学一辈子也学不完。其实名家大师的心灵和精神的领域是相似的，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去阅读、去学习的，正是对精神领域的拓宽，是内在的自我探索。
孔子之学就是一个最佳的例证，他一生的学习就是心灵的不断飞跃和拓展。首先，这个“十有五而志于学”中的“志”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有价值的。我认为“学”有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把它当成职业状态，有的人认为我是当教师的，教授学生是我的职业、我的工作，我干一个月给我一个月的工资，给我多少钱我就干多少钱的活，既然自己的那点“内存”足够应付现在的工作，就没必要学习什么新东西。这可以说是教师的下位状态；有的老师则不然，他的学是为了学生，是为了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于是带着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一种成就欲去不断地学习。这是事业的状态，我把这种叫做教师的中位状态；上位状态就是志业状态，这个“志”不是一般的志，此时的学不仅是围绕自己事业的发展、生命价值的实现，同时，还把学习融入自己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中，成为一种生命的本然，且有其乐无穷的感觉。所以，孔子的“十有五而志于学”，不仅仅简单地说这时候有志于学习了，而是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把生命成长与整个一生的学习融合在一起了。
孔子谈到“三十而立”，此处之“立”绝非一般人理解的成家立业、升官发财的表象。刚才王老师您所说的“立”解释为立志是非常有道理的，立志走向仁义境界。这个“立”可以从《论语》当中找到它的源头。孔子有个儿子叫孔鲤，有一天，孔子正在院子里站着，孔鲤过来了，孔子就问：“学诗乎？”你学诗了吗？那时候“诗”就是指的《诗经》。孔鲤说没学。孔子就说了：“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就没法说话。孔鲤就好好地学习了《诗》。有一天，孔子又在院中站着，见到孔鲤，他问：“学礼乎？”你学礼了吗？对曰：“未也。”还没有呢。孔子告诉他孔鲤：“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没法立身。孔子还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把“礼”看得很重。
孔子所尊崇的“礼”，是内心的自然外化，它不可仅仅流于形式，然而没有形式这个载体，又无法传达，所以形式与内在要和谐统一。孔子思想中最伟大的就是“仁”。他有一句话：“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你要没有内在的人格，而只是表面的形式，是不行的。孔子的“礼”，蕴含着一种内在的高尚的东西，有了他，人才能立得住，内心才有了定力，有了方向。所以，孔子在三十岁就立志于我知礼，而且说礼，而且行礼，以礼。
说到“四十而不惑”，是孔子到了那样的年龄他已成为了一个智者。此时的孔子对于自己认识得更加清晰了，人只有在不断地认知自我，了解自我的过程中，方可让生命的方向更加明确。此时的孔子，在心灵层面已经颇有体悟，内在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困扰他了，感受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生命体验，进入了一种纯净、平静的生命空间。“五十而知天命”，这个您刚才谈得也很有道理。这一句，我们也可以从《易经》上找到源头，《论语》上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如果再给我几年，到我五十岁的时候，学习《易经》，我肯定就没有大的过错了。《易经》有的人认为仅是卜筮之书，但我读《易经》却感慨万千，这中国哲学的大成之作，它对我的人生的启迪太大了，也让我更理解了“天命”。天命是不可知的，比如说，有的人出生在乞丐家里，有的人出生在富贵之家，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使得他们的命运也迥然相异。同时我也认为，“知天命”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丰富过程，接受结果”的坦然态度，是一种谋事成人，成事在天的积极豁达。
王崧舟：我这里插一句，我有一个体会，作为男人，读懂乾卦可以成为好男人；作为女人，读懂坤卦可以成为好女人。
陶继新：乾卦和坤卦是《易经》中最重要的两卦。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作《君子》为题的演讲，勉励学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成为清华校训。这两句正是乾卦、坤卦的“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确实，人要把这两者如果都做好了，其他就都好解决了。
读《易经》，知天命。孔子是有超越之处的，他知道天命，却“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便是孔子超越他人的地方，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不计功利的道义之举，是依道而行，不是依利而行，这凸显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后来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追索，所以他的这个“知天命”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六十而耳顺”，也是很有道理的，孔子在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期间的生命经历对孔子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段时间他周游列国，到处奔波，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人对他礼遇很厚，有的人羞辱他，甚至想把他杀了，人情冷暖、礼义廉耻，全都活生生地呈现出来。在这惊涛骇浪般的命运间起伏，他的心灵获得了空间上的拓展。此时的孔子，面对人性的善恶美丑，他不但全然接受，并对任何人都能产生深深的悲悯之情，对任何加之于自身的事情都欣然接受。所以他“六十而耳顺”就非常正常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是一种道的境界了。突破了心灵最后的限制，达到了游刃有余、挥洒自如的生命本然状态。
所以，真正的学是生命之学，是心性之学，是一种不断拓展、不断超越的学，是昨日之我已死去、今日之我又新生，并最终达至心灵的自由，一切似乎都被完全的包容与接纳，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相生相长。
王崧舟：立志于明道，并且将读书和生命融为一体，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享受生命的喜悦和宁静。
孔子说道不远人，其实，道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但是，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我们以为道在外面，道在书中、道在寺庙、道在深山、道在高人那里。所以，我们的心总是往外求，越求越远，越求越体会不到那个道。说白了，一切烦恼、一切痛苦、一切恐惧、一切嫉妒、一切怨恨、一切迷惘……都是因为你觉得道在外面，道远离了你、抛弃了你、忘记了你。
于是呢，你就开始不停地寻找生命之外的那个所谓的“道”，于是，你就成为了那个你寻找的东西。“你”是一堂公开课的热烈反响；“你”是一位后进生的美丽转身；“你”是一篇论文换取的一张烫金的证书，或者就是论文本身所书写的烫金的思想；“你”是成为教研组长、教导主任、校长之后的深深的满足感和优越感；“你”是几度家访、几番苦口婆心之后终于打动家长的得意劲儿；“你”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
……
我们发现，这样的象征和指代在生活中有着无限的可能。但是，我们可能不曾发现，这样的象征和指代都是你之外的，你唯一没有发现的就是你自己。
是不是这样？你看，你不高兴，你在孩子的童趣中求得了高兴，于是你向着他们求；你不快乐，你在后进生的美丽转身中求得了快乐，于是你向着他们求；你不自信，你在一堂公开课的热烈反响中求得了自信，于是你向着他们求；你不踏实，你在这个职业的稳定收入中求得了踏实，于是你向着他们求；你不满足，你在对阅读的迷恋和沉醉中求得了满足，于是你向着他们求；你不优越，你在成为一名校长中求得了优越，于是你向着他们求。
你很快发现，在短暂的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空虚、更深的恐惧。生活已经一再告诉我们：凡是外在的，都不是你能掌控的；凡是你不能掌控的，都不是你的。是不是？而你唯一可以掌控的，只有“你”，就是“你”，全是“你”。
求道，其实就是求自己。理由很简单，因为“道”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道永远和我们的生命在一起，或者说，你就是那个“道”的显化。所以，佛家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儒家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道是完整，道是全然，道是最高的智慧和悲悯。所以，我们一旦觉醒：“你”依然可以是一堂公开课的热烈反响；“你”依然可以是一位后进生的美丽转身；“你”依然可以是一篇论文换取的一张烫金的证书，或者就是论文本身所书写的烫金的思想；“你”依然可以是成为教研组长、教导主任、校长之后的深深的满足感和优越感；“你”依然可以是几度家访、几番苦口婆心之后终于打动家长的得意劲儿；“你”依然可以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
……
这一切的“你”，只有成为自己明灯的那一刻，才会显现出生命的全部荣耀和光明。没有任何一盏灯能够彻底照亮你，只有你自己才能做自己的明灯。我所感悟的道，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当我把这些感悟说出来了，诉诸文字和语言了，我和道又分离了。所以老子才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习法以精进
陶继新：那么，读书如何悟道呢？我觉得读书有“四法”。
第一个是，诵读。不仅读，而且要反复读，直至背诵。因为好的东西不背诵，它就走不进你心里，不能与你的心灵达成共鸣。
这一点，我感同身受，特别是读《论语》。1980年到1983年，我在曲阜师范学校教“文选与写作”的课。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我必得去与学校比邻的孔庙走一走。在长廊上、松柏间漫步，遥想当年，孔子也许就在这个地方行走过啊，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足印，也许就和孔子的足印重叠过。每想至此，顿心生敬畏，并暗下决心，要追寻孔子的足迹，学习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特别是学习他的生命之“道”。
承载孔子的思想之道的最佳载体就是《论语》，从那时候起，我就系统地看了两遍。但非常遗憾，我当时只懂了些字面的意思，甚至字面的意思好多也不甚了解，孔子之道于我，还很遥远，似乎“尽在虚无飘渺间”。后来我又陆续读了两遍，有些内容似乎比以前懂了一些，但是对孔子的哲学思想，对他的“道”还是不懂。后来在四十九岁这一年，我突发奇想：“把它背下来会怎么样？”于是我略做了个计划，《论语》中大概百分之八十是需要背的，至于孔子怎么上朝，怎么穿衣服就不需要背了。一个决定下来，就这样我一共背了三年，终于将其背诵了下来。背下来以后，我自己都很吃惊，感觉自己真的不一样了。尽管那时候，我对孔子之道还不是像今天这样熟悉，但是我感觉到我的生命的深处发生了变化。
之后，我又背诵了《道德经》、《心经》，《金刚经》我没有背完。去年这一年，我又把《大学》、《中庸》、《学记》背完了。我更深切地感到有句话说得多么有道理，就是“你把《论语》背诵了，孔子跟你一辈子；你把《道德经》背诵了，老子跟你一辈子；你把《心经》、《金刚经》、《法华经》背诵了，释迦牟尼跟你一辈子”。我今年六十五岁了，在七十岁之前，我想把《周易》背完，《墨子》、《荀子》、《孟子》选几个篇章背，而且要背熟。之前的《大学》、《中庸》，我背得没有《学记》那么熟，所以我有个想法就是今年要反复再背诵。不仅我，我整个家庭都在背诵这些经典篇章。我的两个女儿，她们已经背了很多，孙辈的孩子们也在背诵。我外孙女小学三年级，她不仅仅把《三字经》、《弟子规》背诵了，还背了《大学》、《中庸》、《周易》八卦、《道德经》、《离骚》名篇、《诗经》、《论语》，以及上百首唐诗等。孩子的记忆真的很神奇，她背诵的语速非常快，就像和尚念经一样，根本不需要考虑，全是奔涌而出，太不可思议了！
王崧舟：这是真正的童子功。
陶继新：对，童子功。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童子功，真是一大缺失。我常在家里说，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以后就是两个小儿童了，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练习自己的童子功，终身有益啊。但是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尽管奋起直追，下足功夫，也不能望其项背了。
王崧舟：您刚才说到，解放以后，我们国家没有出过大师，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都缺乏这种童子功。
陶继新：的确如此啊。现在好多专家说“我是中国著名教育家”，千万别这样给自己戴桂冠。远着呢！成个专家容易，成教育家、思想家这太难了。
我读的书在数量上可能没有别人多，但是读过的书对我的助益却很大。前段时间，有个熟人见了我，说：“陶老师，有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二十多年前，我的学历比你高，我的知识肯定比你丰富，怎么过了二十多年以后，我们两个反转过来，甚至有天地之别。”我说：“我读了二十多年书啊，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他说：“肯定不对，我也读了二十多年书。我可以断定我读的书不比你差，不比你少。”我说：“不比我少，可能；不比我差，不一定。”我问他读了什么书。他说了些书名后，我就说：“麻烦了，你读的这些书都是三流四流作家的作品。这些书看着好像有情趣性，也有故事性，但滋养度、深刻度几乎没有啊。读书有个规则：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我们读世界大师的作品虽然很难达到大师的水平，但我们可以向他靠近。你读的书是取法乎下，得乎下下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这点上，我比你聪明一点点，我把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都用到诵读经典上了。或许在书的数量上我没你读得多，但这些书可以一以当十，一以当百啊！”对于经典，一定诵读。
王崧舟：说到诵读，我想起一件趣事来。我们学校五年级有一位学生，新学期刚开学，班级都要重新排座位的。那天回到家里，她妈妈就顺便问了新同桌是谁，那孩子说是班里的某某某。妈妈一听，就急得不行，说：某某某是出了名的捣蛋鬼，跟他做同桌准没你的好事，不行，我得跟你们班主任说说去，必须换同桌。你猜那孩子怎么说？真是绝了！她说：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你真的了解某某某吗？她妈妈一下子就愣在那里，从此对女儿刮目相看，再也不提换同桌的事儿。
我们学校搞经典诵读已经十个年头了。基本方法就是诵读，晨读十分钟，午诵十分钟，暮吟十分钟，天天坚持、人人落实。还从每周的语文课时中抽出一节课，专门上国学课。学校还开展经典诵读考级活动，评选小状元、小探花，借此激励和鞭策孩子好好诵读经典。我们真没想到，这颗经典文化的种子那么快就在孩子精神的原野上生根、开花。
陶继新：第二个方法是精读。精读跟诵读不同在哪里？我读莎士比亚、川端康成、泰戈尔、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世界著名文学家的书，都是很认真地读。只是读这些书的时候我不背，但会逐字逐句精读。这些大师既是生命的深刻体验者，更是精妙语言的驾驭者。他们的作品里有生命的奇幻多彩、跌宕起伏，更有智性的总结、灵性的感悟。他们的文字是有生命的，是可以唤起读者、启迪读者的。可以说，他们的书是我们之前谈的值得诵读之书的故事化表现、生命化再现。厚重、广博、细腻、精彩，所以值得细读，值得回味，并可不断地提升人的审美。
王崧舟：我觉得精读的第一要义是“细读”。这几年我一直在小语界倡导文本细读，强调“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精读就是要直面文本，沉入词语，在字里行间涵泳、浸润，打通文字和生命的疆界，追求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通心”境界。
有一次，我听一位老师上《少年闰土》，课上到最后有这样一个安排，让学生选择你是愿意做“闰土”一样的人还是愿意做“少爷”一样的人。一边是甲方，做“闰土”一样的人；一边是乙方，做“少爷”一样的人。老师一声令下，“哗”！四十多号人愿意做“闰土”，愿意做“少爷”的只有两位，好嘛，都不愿意做“少爷”。老师一看大事不妙，就赶紧补台说，看来乙方势单力薄，那我就去帮帮乙方，老师跟着做了一回“少爷”。然后双方各自阐述理由，你为什么愿意做“闰土”啊？你为什么愿意做“少爷”啊？结果，可想而知，讨论的情况也是一边倒，四十多号人，都争着说做“少爷”不好，理由呢？理由太多了！第一，不自由。你瞧，做“闰土”多好，下雪了可以到雪地上捕鸟，好玩；夏天到了，可以到瓜地里刺猹，多有意思啊！做“少爷”的，没得玩，不自由。第二，“少爷”学到的知识是死的，没用！哪像人家“闰土”，人家的知识，拿来就可以捕鸟，就可以捉跳跳鱼儿，管用！是不是？还有第三，“少爷”总是被关在大院子里，养尊处优，将来长大了、出去了，就没法自立，就是废物一个。争到最后，那两个原来还想做做“少爷”的，也不敢做了，这不都成废物了吗？整个课堂就是一边倒，双边主义就成了单边主义了！弄得老师脸红脖子粗，最后，老师急了，说，别说了，我发表个意见吧，其实啊，系统的知识和丰富的生活都是需要的，做少爷的，尽管他有许多缺点，但是，少爷可以掌握系统的知识啊，闰土行吗？所以，既有系统的知识，又有丰富的生活，这不更好吗？我心说，天呐！这不扯淡吗？这都挨得上吗？
问题在哪儿？依我看，问题就出在“文本细读”上！这位老师有没有好好地琢磨这句话——“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无穷无尽”可能吗？明明不可能“无穷无尽”，为什么还要这样写呢？他们真的只能看见“四角的天空”吗？他们明明还能看见许多别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这样写呢？故乡，闰土，带给少年鲁迅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痕迹呢？这篇小说收在《呐喊》集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意图和意味呢？拜托，老师啊，你先把文本读通了、读深了、读透了，你再去忽悠忽悠你的学生也不迟啊！
陶继新：“通心”境界是至高的境界了。它应该是从容不迫的，而非心浮气躁的；它是闲庭信步的，而非走马观花的。它充满期待、充满欣赏、充满随时随地的惊奇和喜悦。您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心态，才会潜下心来，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地去直面文本，从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纯净的诗意体验。这也是很多教师需要沉潜下来，慢慢学习的。
王崧舟：精读的第二要义是“把书读厚”，孔子不是说嘛，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语言文字的能指和所指是有矛盾的。第一，能指不一定真正指向所指；第二，能指往往不能指向全部所指。这就是语言文字的局限性。那么，这个局限性是要靠读者去弥补、去填空、去创造的。我觉得把书读厚既是广度上的，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把书读厚也是深度上，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我曾经上过《长相思》这一课。《长相思》是清朝词人纳兰性德写的，很短，才36个字。但为了上好这一课，我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包括精读这个文本。感谢网络和藏书，让我在不到一天的工夫里，就积攒下一万多评鉴《长相思》的文字。这些文字在我眼前精灵般地摇曳，不但一波又一波地激荡起我对《长相思》的新的爱恋，也慷慨地为我提供了教学设计的种种灵感。
比如这样一篇——“山一程，水一程”，一种含而不露的循环句式，形成“行行复行行”的远离动作，动作的方向是榆关，与“故园”遥遥相对，随着行程的越来越远，造成空间上的巨大张力，产生对“故园”的依恋、渴望。“夜深千丈灯”，夜色深沉，千帐灯燃，然而这不是熟悉的家园的夜晚，怎能不惹起作者强烈的思归之情？“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作者多么希望能在梦中返回故园，但是帐外风雪交加的呼啸声使他难以入睡，这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辗转反侧的他怎能不埋怨这聒耳的风雪声呢？“故园无此声”，故园有什么声呢？是母亲的亲切嘱托，还是妻子的浅笑低语？引逗读者展开丰富的联想……
文字虽简约，意味却大有嚼头。我读《长相思》，就没能将“榆关”和“故园”搁在一块儿想，自然也就体会不到这种空间上的巨大张力。被他的文字这么一引逗，我顿时就听见了“行行复行行”这一句的沉重旋律：山一程，水一程——水一程，山一程——山一程，水一程——水一程，山一程……
又如这一篇——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翌年三月，玄烨出山海关至盛京告祭祖陵，纳兰性德扈从。本篇即作于此时。词以“山一程，水一程”六字叠韵发端，是此调正体，而全用口语组织，予人自然奔放之感，为下文“夜深千帐灯”五字拓开地步。此五字粗看亦寻常，细味之则朴素中兼有气象万千，为他人累千百字所刻画不到。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此深致推奖云：“‘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体味甚是，也足见纳兰此句之地位。下片作者情绪陡转。在“千帐灯”下，词人倾听着一更又一更的风雪之声，不禁想起“故园”，唤起“乡心”，从而辗转难寐了。此数句字面亦寻常，意思却很不一般。所谓“天涯行役苦”，大家都容易理解，可是纳兰现在乃是扈从皇帝“巡幸”途中，本该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才是。他却偏偏作此小儿女态，恋起家来！其深心视此等荣耀为何如即可想见矣。按其底里，真正是“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笔触之老辣，文字之古拙，让人“爱不释眼”。一句“其深心视此等荣耀为何如即可想见矣”，给人以当头棒喝、醍醐灌顶之感。而“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的喻指，可谓知根知底，深得容若文字三昧。纳兰在天有灵，必当以同怀视之。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和而不同、旨趣相左的鉴赏文字，比如这一篇——“山一程，水一程”，仿佛是亲人送了我一程又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是使命在身行色匆匆。“夜深千丈灯”则是大队人马夜晚宿营，众多帐篷的灯光在夜幕反衬下所独有的壮观场景。“山一程，水一程”，寄托的是亲人送行的依依惜别情；“身向榆关那畔行”，激荡的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萧萧豪迈情；“夜深千丈灯”催生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烈烈壮怀情。这情感的三级跳，既反映出词人对故乡的深深依恋，也反映出他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出身豪门，风华正茂，自然是眼界开阔、见解非凡。又有皇帝贴身侍卫的优越地位，建功立业的壮志定会比别人更为强烈。可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反而形成了他拘谨内向的性格，有话不能正说，只好借助于儿女情长的手法曲折隐晦地反映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夜深千丈灯”既是上阕感情酝酿的高潮，也是上、下阕之间的自然转换。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更何况“风一更，雪一更”，心情就大不相同。路途遥远，衷肠难诉，辗转反侧，卧不成眠。“聒碎乡心梦不成”的慧心妙语可谓水到渠成。“山一程，水一程”与“风一更，雪一更”的两相映照，又暗示出词人对风雨兼程人生路的深深体验。愈是路途遥远、风雪交加，就愈需要亲人关爱之情的鼓舞。因为她是搏击人生风浪的力量源泉，有了她，为了她，就不怕千难万险，就一定会迎来团聚的那一天。从“夜深千丈灯”的壮美意境到“故园无此声”的委婉心地，既是词人亲身生活经历的生动再现，也是他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并以此创造美、抒发美的敏锐高超艺术智慧的自然流露。
说实话，以我偏爱的生命感觉和价值趣味，我更服膺第二篇“不是人间富贵花”的心灵解读。而这服膺，在我研读了纳兰性德的生平文字后，变得更为坚实。
纳兰性德，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纳兰性德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儒雅的诗文之事。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少年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一方面是落拓无羁的性格，天生超逸的禀赋，卓尔不群的才华，一方面又是钟鸣鼎食的富贵，平步宦海的潇洒，金阶玉堂的桎梏，这构成了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心理压抑和人格裂变。加之爱妻早亡，后续不洽，知交零落，扈从艰险，使纳兰性德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其深心视此等荣耀为何如即可想见矣！
纳兰的生平带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触。这异样的感触，推着我走进了《纳兰词》。我小心翼翼地在这些词作中寻觅纳兰的生命遗痕，索隐《长相思》精神的蛛丝马迹。《河传》的“斜倚画屏思往事，皆不是，空作相思字。忆当时，垂柳丝。花枝，满庭蝴蝶儿”不正是“故园”温馨的影子吗？《虞美人》的“半生已分孤眠过，山枕檀痕涴。忆来何事最销魂，第一折技花样画罗裙”不正是“乡心”柔软的归宿吗？《如梦令》中，“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又是一个让人不忍卒读的“碎”字。《菩萨蛮》中，一句“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问出了多少无奈、寂寥和伤感。读完纳兰的五十多首词作，留在我心头的，只剩“青衫湿透，无人共话凄凉”十个字。
但这毕竟是纳兰语境笼罩下的《长相思》，毕竟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读者所发现的《长相思》。当《长相思》一旦被卷入课程语境，一旦被现代的主流价值所规约的时候，情形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不得不悬置起自己的精神偏好，努力将文本向第三篇鉴赏文章的解读主旨靠拢。于是，我拿起笔，在这些语句下面划上了波浪线：愈是路途遥远、风雪交加，就愈需要亲人关爱之情的鼓舞。因为她是搏击人生风浪的力量源泉，有了她，为了她，就不怕千难万险，就一定会迎来团聚的那一天。从“夜深千丈灯”的壮美意境到“故园无此声”的委婉心地，既是词人亲身生活经历的生动再现，也是他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并以此创造美、抒发美的敏锐高超艺术智慧的自然流露。
这一万多鉴赏文字，让我重新找回了对《长相思》的感觉，有段时间，我发现纳兰的影子一直缠着我不肯离去。半个月后，我完成了《长相思》的精读——1．整首词共36个字（不含词牌和标点），上片、下片各18字。2．全词押庚韵，共8个韵脚。即：程、行、灯、更、成、声。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古韵书《词林正韵》，即：程、行青韵”，和“庚韵”是可以通押的。3．《长相思》是词牌名，又名《长相思令》、《吴山青》、《山渐青》等。三十六字，平韵，上下片的首两句叠韵。唐教坊曲名，此调多抒相思缠绵之意。典型的如晏几道的《长相思》：“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纳兰性德的《长相思》虽没有单列题目，但词牌也可以看做是本首词的题目。4．全词共出现5种意象，即：山、水、灯、风、雪。山水意象寓征途羁旅之苦，风雪意象寓怀乡思归之情。入词选用的意象都很平常，但却意味蕴藉、意境深邃。5．“山一程，水一程”，以互文笔法延拓空间；“风一更，雪一更”，亦以互文之笔绵亘时间。全词意境在时空的变动格局中形成。6．上片着眼于“色”的对比，夜色之深与灯光之明形成对比。下片着眼于“声”的对比，风雪之聒与故园之音形成对比。在对比中，词境产生一种审美的张力。7．上片是实写，山、水、行、灯，皆为实景。下片系虚写，风、雪、梦、声，皆为空相。一实一虚，机心深藏。8．上片着力写一“身”字，一程一程者，身之行迹也；下片着力写一“心”字，一更一更者，心之浪迹也。身无所居，心无所安，能不忆故园乎？9．全词上片叙事，叙扈从之事。下片抒情，抒思乡之情。事和情以景贯之、融之，浑然一体。10．“故园”为全词之枢纽。故园在此既是一种生活场景，更是一种精神意象。就生活场景言之，通常让人想起此类经典的剪影：慈母手中线。——孟郊《游子吟》何当共剪西窗烛。——李商隐《夜雨寄北》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清平乐·村居》忙趁东风放纸鸢。——高鼎《村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李白《春夜洛城闻笛》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11．而就“故园”的精神意象、文化品格而言，仿佛是一种前世今生的约定，故园总会时时萦绕在我的心中。许多具体的感情可能变质，但故园总能承载我的悲欢离合，宽厚一如母亲的怀抱。你不必担心背叛和离弃，也不必担心伤害和刺痛，人性的弱点在这里成了一段精神的童话。也因此，“故园”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个永恒主题，譬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唐·杜甫）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古诗十九首）瞻云望鸟道，对柳忆家园。（南北朝·阴悭）乡心正无限，一雁度南楼。（唐·赵嘏）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破思乡万里心。（宋·张咏）百年为客老，一念爱乡深。（宋·刘过）到处青山山有树，如何偏起故乡情。（元·廖大奎）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唐·李白）如今白首乡心尽，万里归程在梦中。（唐·灵澈）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唐·柳宗元）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宋·柳永）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宋·秦观）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唐·崔颢）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宋·李觏）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三国·曹操）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唐·司空图）
我在想，倘若没有先前的一万多字来打精读的底子，倘若不曾走进纳兰的历史空间，倘若无法将《长相思》和纳兰的其他词作建构起一种精神上的互文关系，那么，我能实现以上的精读吗？经验告诉我，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当我将36字的《长相思》读成了显性的近1500字的自我感悟、自我发现、自我鉴赏的时候，当这近1500字的精读的背后融入了我本人对纳兰的精神世界、诗词境界以及对自我的生命感觉、价值偏好的种种追寻、反思和拷问的时候，我忽然有了一种底气十足、神采飞扬的感觉。
陶继新：把书读厚真是需要下番功夫的。在阅读中要一丝不苟，逐字逐句，细嚼慢咽，精思熟虑。不仅要求精神高度集中，而且要思维非常活跃，这才能读出自己的体悟来。
王崧舟：精读的第三个要义是“把书读薄”，你最终掌握的是书的精华、精髓和精妙所在。
我读新美南吉的《去年的树》：一棵树和一只鸟儿是好朋友。鸟儿站在树枝上，天天给树唱歌。树呢，天天听着鸟儿唱。日子一天天过去，寒冷的冬天就要来到了。鸟儿必须离开树，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树对鸟儿说：“再见了，小鸟！明年春天请你回来，还唱歌给我听。”鸟儿说：“好的，我明年春天一定回来，给你唱歌。请等着我吧！”鸟儿说完，就向南方飞去了。春天又来了。原野上、森林里的雪都融化了。鸟儿又回到这里，找她的好朋友树来了。可是，树不见了，只剩下树根留在那里。立在这儿的那棵树，到什么地方去了呀？”鸟儿问树根。树根回答：“伐木人用斧子把他砍倒，拉到山谷里去了。”鸟儿向山谷里飞去。山谷里有个很大的工厂，锯木头的声音，“沙——沙——”地响着。鸟儿落在工厂的大门上。她问大门：“门先生，我的好朋友树在哪儿，您知道吗？”大门回答说：“树么，在厂子里给切成细条条儿，做成火柴，运到那边的村子里卖掉了。”鸟儿向村子飞去。在一盏煤油灯旁，坐着个小女孩。鸟儿问女孩：“小姑娘，请告诉我，你知道火柴在哪儿吗？”小女孩儿回答说：“火柴已经用光了。可是，火柴点燃的火，还在这盏灯里亮着。”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接着，她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儿给灯火听。火苗轻轻地摇晃着，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唱完了歌，鸟儿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就飞走了。
读到最后，我读出的是三句话：第一句，诚信的弦歌；第二句，情义的骊歌；第三句，生命的挽歌。这三句话，其实已经从三个不同的层次高度概括了这个文本的精神主旨和人文意蕴。
陶继新：再一个方法是博览。比如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看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各自的朝圣路》，我基本上用博览的方法。除了这些当代文学、哲学类的书，我也会将我所关心的各领域的大家之作拿来通读一下。博览，重在博。天下大道，一通百通。而学习的过程就是个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的过程，虽然需博览之书不像第一类诵读之书那样直通大道，也不像第二类精读之书能时时带给人生命的棒喝和震颤，但却可以给人以情感的丰润和审美的快感，当然，里面偶然也会闪现出的丝缕光辉，令人在一瞥间产生智慧上瞬间的连接感，拓展对于世界的认知度。
王崧舟：您说得太对了！博览，重在博。我读书，不敢奢谈博览，但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读。
我有一个书房，顶天立地的都是书，书房里，我自己拟了一幅对联，上联是：明月一帘无心照。因为我书房的窗外是开阔的地带，有小河，有廊桥，流水淙淙，杨柳依依，风景这边独好。晚上能看到月亮从东边升起来。下联是：诗书半斋随意读。到书店，我拿到书，只要对这本书有感觉，我看一下目录，或看一下章节，就买下来，一定读。我读书没有计划，很随意，很随便，比如——
流行的书，我读。《于丹〈论语〉心得》，读！易中天的《品三国》，读！《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已经出了第三部了，读！全部都读过！很多人批评于丹，说人家是化腐朽为神奇，于丹是化神奇为腐朽。我是喜欢于丹的，我觉得于丹讲得不错。她很聪明，她讲的是“于丹《论语》心得”——我讲的是我自己读《论语》的心得呀！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解构主义的哈罗德·布鲁姆不是这样讲过吗，一切阅读皆“误读”。我就是这样理解《论语》的，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的心得跟大家交流呢？
不流行的书，我也读。汪荣祖的《史学九章》卖不动呀，滞销的书，也读；钱穆的《晚学盲言》，是钱穆先生晚年，在眼睛失明的情况下，由他自己口述，他的夫人、他的弟子帮他整理的一本书，写得好！核心内容谈中西文化传统的异同，你想把握国学的精要，可能这是一本最好的入门书。杨成寅的《太极哲学》很难懂，说老实话，我到现在还读不懂，但我爱读，这没办法，越是读不懂就越是想读下去，一种好奇的欲望吧。
入世的书，帮助我更好地活在俗世的书，我读。比如说：台湾傅佩荣的《哲学人生》，这书写得好，它是写给大学生的，因为哲学与人生课在台湾大学是最受欢迎的一门课，他是根据他的讲课内容写下来的，讲得深入浅出。早几年卡耐基的《积极的人生》，帮助我克服了自己的焦虑，帮助我看到了自己人性上的弱点。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什么系统思考啊、共同愿景啊、自我超越啊、心智模式啊、团队学习啊，很难读，没办法，就是爱读。
出世的书，我也读。六祖慧能的《坛经》，这个好读，读起来有味道。南怀瑾先生的《如何修证佛法》，这本书真好，那是过来人的切身之谈啊。你要坐禅，你要修行佛法，你要求开悟、求解脱，最好的入门书就是这本。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好！临终关怀，全都实实在在地写在里面了，告诉你怎么走得坦然、走得从容。人生最大的两门学问，一门是出生的学问，一门是死亡的学问，这本书专讲死亡的学问。
教育类的书，我读。苏霍姆林斯基的《怎样培养真正的人》，写得真好！我推荐给我们学校的老师。我到杭州市拱宸桥小学当校长，给老师的见面礼就是送给大家人手一本书，书名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给老师的一百条建议》，我们读了一个学期。田正平先生的《中国教育经典解读》，一册在手，中国教育的经典思想、经典理论全部都在里面了。石中英写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视野宏阔，学养深厚，是迄今为止我读到过的最有文化底蕴的教育类专著。
非教育类的书，我也读。比如范曾的《吟赏风雅》，写得洒脱、写得雅致！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一边读一边偷着乐，黑色幽默，写得真好！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试图回答困扰所有当代人的一个重大问题——性伦理的问题，尽管读得艰涩、读得云里雾里的，但还是读着，因为我依然困惑。
语文课程类的书，我读。王尚文先生的《语感论》，写得好！我的语文教育思想一多半受他老人家的影响。潘新和先生的《语文：表现与存在》，上下两册，洋洋一百多万字。这是我所看到的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语文课程理论方面最有建树、最有见地的一本书。王荣生先生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那叫真做学问，那种理论的涵养，那个思辨的功底，真叫过硬，确确实实是科班出身。
非语文专业的书，我也读。比如兰色姆的《新批评》，我建议我们的语文老师都能够学会文本细读，这“文本细读”的理论和技术就是新批评学派提出来的。韦勒克的《文学理论》，美国人写的，搞文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在全球范围内，这是一本最为经典的文学理论教材。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真好！文字的功夫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中国作家中，他的文字风格我最喜欢。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半自传体的小说，史铁生小说的核心思想深受刘小枫先生神学思想的影响，你要读懂史铁生，你就要读懂刘小枫。
学术类的书，我也读。比如朱光潜先生的《诗论》，太好了！我教《长相思》，在这个课里面，最核心的教学思想就是受了朱光潜先生《诗论》的启示，朱光潜先生认为诗是不可解的。诗最重要的是一个“见”字，你只有“见”到它，你才能深得诗之三昧。你可以把《红楼梦》和《诗论》对照起来读，形成一种互文式的“参读”，能更好地体会朱光潜的观点。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讲疏》，这本书厉害，是极品。朱良志的《中国美学十五讲》，看得我三日不知肉味啊，好书！
国学经典类的书，我也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是王阳明传心法给弟子们的各种言说，由弟子记录下来的。阳明的学问是致良知的学问。他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用。心念一动，就有善有恶。知善知恶、为善去恶，这就叫致良知了。他认定每一个人都有良知，这个良知让人做善的事情。
西方经典的书，我也读，比如：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尼采的哲学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他强调人是一种唯一需要超越自己的动物。天地万物当中，只有人会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超越自己，就是不断地超越人性，不断地向神性皈依的过程。再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说老实话这本书我读不懂，读得我头都大了，还是读不懂，但我有种瘾，想读下去的瘾，这种瘾，可能比读得懂更过瘾。再比如说汉默顿的《思想的盛宴》，把西方两千多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科学家、文学家的代表思想都汇编在这本书里，值得一读。
儿童的书，我也读，比如《小王子》，比如《爱的教育》，再比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粗话、脏话多得很，但很有味道，我一边读就一边笑。
陶继新：最后一个是浏览，就是看报纸、刊物和一些畅销书籍时，我是浏览。《学习的革命》这本书我看得比较早，是专门讲阅读和学习方法的，里面有教会你一个小时可以看几十万、上百万的文字的浏览法。一张大报，一个版面是一万字，四个版面就是四万字，用浏览法一分钟就看完啦。在欧美一些国家，小学生就用这种读书法，以便于他们大量读书、搜索素材、积累资料。有一些出国考察过的老师常会惊讶于他们小学四五年级的作业就是一篇题目很大的论文，而这篇作业想要完成至少需要到图书馆读近百本书，完成期限通常是两个星期。如果孩子们不掌握浏览读书法是很难做到的。
我认为很多的报纸、刊物、一般的图书，都是可以如此浏览的。因为，这些书，通常只是一家之言，它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有道理的，很难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闲暇时刻，浏览一下，可以借此稍微了解当下人们的思想潮流和心灵状态。将近三十年，我只订一份刊物——《文学评论》，因为它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办的刊物，有品味和深度。平常的一些大报，我也只是从网上浏览。因为这些一般的刊物、报纸，浏览下就行，起到了解信息的作用就行。在读书的品类中基本上属于下位状态，所以不必用太多时间精力。
王崧舟：陶老师讲到了四种读书方法，我们回顾一下，第一是诵读，第二是精读，第三是博览，第四是浏览。我的体会，这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所理解的读书方法，我们最容易误入歧途的是就方法论方法。刚才陶老师介绍四种方法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在，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价值思考和选择在前，本体论的思考在前，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以后，才会有更多的方法论，所以本体论如果没有思考，方法论是细枝末节。第一等的书，你选择诵读；第二等的书，您选择精读。很显然这里有个价值判断和选择，而识别书的价值是方法的方法。
您刚才介绍的方法，我觉得是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一个整合，是道和术的整合，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一个教师没有哲学的素养、没有价值观的追思，只是在方法、策略的层面上搞花样，他永远成不了大家。
陶继新：另外，读写是不分家的，徐特立说“不动笔墨不读书”也是言明此意。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写有时是对读的深化，也是读者自悟、自醒的过程。
我认为，读书之中的写有这样两种办法：一是搞点摘记，特别是学生，像中学生，可以在读好书的过程中，从文中摘抄背诵一些经典的语句，特别有智慧的话语、格言，通过摘记，之后不断地回味诵读，对自己会很有启示。摘记之时可能只是思维上瞬间的共鸣，但摘记之后，反复记诵而使之化为自己的未经验证的思想。之后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某种事、某个人，可能不期然便会使自己幡然彻悟，醍醐灌顶，从而真正转化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尤其是很多中学生，正值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一些好的摘记妙语可能会对之产生莫大的影响。一句话改变一生的例子早不是什么稀罕事，这正是摘记的妙用。另外，虽然是片言只语，但其语言的深刻度和优美度都是有的。通过摘记成为自己的思想流，对自己语言的优化也是很有益处的。
王崧舟：惭愧！我念初中和师范那阵子，还有摘抄东西的习惯。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套《红楼梦》，用了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断断续续地摘抄了小说里面的所有诗词曲赋，还敝帚自珍地为这本笔记做了一个仿古的封面。读师范的时候，写一篇关于《春》的习作，我记得还引用了黛玉《葬花吟》中的诗句呢。现在不行了，尽用电脑了，动不动就是复制、粘贴、复制、粘贴，看起来储存的信息量好像大很多了，但真正记到心上的反而少了。
陶继新：再一个就是评论。我有个特点，我读书时会写一些评论。比如说我看了美国的畅销书《相约星期二》。这本书的主人公是莫里老人，他得了绝症，全书主要是谈他怎样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很从容、淡定，甚至是幸福的。生命有生即有死，莫里老人看透了生命发展之后，觉得死也是很正常的。这本书令我感觉到生可以撞击出生命的火花，死也可以演绎出另一种精彩。“既来之，则安之”是让我心灵安静的良药。就像这样，感觉来了，就写写评论，记录一下自己的感悟，对所读之书也是一种深化。我常用这个办法来读书，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一点经验吧。
王崧舟：我跟您一样有过类似的经历和体验。但是我没有写评论，或者说我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评论，我是用自己的眼泪。前段时间，我正好读一本书，是美国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非常有名的，这家伙被称为后人本心理学界的爱因斯坦，叫肯·威尔伯。他讲一个真实的事情，他和他的妻子崔雅五年抗癌的经历，最后他的妻子走了，他把这五年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叫《超越死亡——恩宠和勇气》。这本书我看到最后一个章节的时候，我正好在去福州的动车上，坐了五个小时，我看了五个小时。看到最后，我的眼泪流得稀里哗啦的，周边坐满了乘客，我都不好意思了，用书罩住自己的脸不停地哭。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评论，一种表达。我觉得看书就是要打开自己的心扉，打开以后就真正地进去，就活在那个文字当中，甚至幻化为文字本身。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到“隔与不隔”两种境界，我觉得自己读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一种不隔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的收益恰恰是最大的。它感动着你、滋养着你，我觉得这个时候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你感觉到一个生命是如此有尊严、如此坦然地面对死亡、甚至拥抱死亡，仿佛你自己也在跟她经历相同的状态，自己仿佛跟着她也死了一回。这种体验真是难以言传，只好用眼泪来表达，眼泪是灵魂的语言。
陶继新：您流了这么多眼泪，虽是外在表征，其实是你的心灵和作者的心灵碰撞了、融合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评论大师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写了一句话：“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批文以入情。”得进入情境当中和作者心灵相通，没高品位的作者，也读不出作品的真正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书就是读者和作者的心灵对话。当这种心灵对话进入到一定境界的时候，作者彼时、彼地、彼境状态下写的物象已经完全进入读者的状态了，而读者也进入到人物的角色中。眼泪在此时是我们情绪的自然表达，可以说也是一种语言，只是转化了另外一种形态。
肯·威尔伯，的确是一位大师，而且是一位天才。我也是非常推崇他。他对于长青哲学的实修，对于意识领域深广的研究非常人所能及。古今中外的几乎所有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神话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超心理学和知识史等几乎一切门类都经过他的整合，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遵循这套系统，既可以体悟生命真相，又可以指导物质世界。他的书大部分都比较艰涩，但是读来却令人欲罢不能。《超越死亡》一书是他的系列中最为感性的一本，也是他个人的一段真实的经历。书中令人心灵震颤的崔雅的话，“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既是一种生命的总结，更是一种生命的彻悟和完满。崔雅最后放弃“做”而融入了“存在”，实现了无我的大超越，体悟到了道的真境界。威尔伯的书，非常值得读。
王崧舟：还有，书读进去以后，能不能打通，能不能跟自己的生命联结，能不能跟原有的认知结构联结，这是关键。联结越多越丰富，就记得越牢。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身体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插座，一本书来了，这里可以插通，那里也可以插通，这个联结就强了。书看下来，我会很自然的跟自己原有生命积淀的东西产生一种联结：一个是我跟书本身的对话，一个是自我之间的对话，这种多渠道、多路径的对话就会强化记忆。
阅读修行
知行合一
陶继新：说到这里，我同时也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阅读其实是一种修行，是一种境界提升和心灵升华的过程。所以，王老师，想请您谈谈对阅读修行这一提法是怎么看的？
王崧舟：我前几年重读了《西游记》，以前读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属于传统的版本。那次我重读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的，李卓吾点评的《西游记》。李卓吾那个时候是个流行作者，有些人会假冒李卓吾的名字，其实真正写点评的作者叫叶昼，是明朝中期一个很了不起的思想家。看了以后，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作者有个基本观点，像《西游记》这样的书，千万不可当作所谓的神魔小说来读。叶昼的观点是《西游记》实际上是一本悟道的书，是施耐庵在带着你，借助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各种事件、各种细节，让你逐步地开悟。他提醒我们去注意一下小说当中核心人物孙悟空名号的变化。孙悟空从小说一开始出场到最后结束，前前后后有过六个名号：第一个是美猴王，出世以后，占山为王，进水帘洞，又出水帘洞，大伙一起封他为美猴王，这是他的第一个名号。第二个名号是这么来的，他觉得自己也要死，泛舟渡海，去西牛贺洲拜师，他的师父须菩提老祖，是释迦摩尼的十大弟子之一，须菩提是空性第一，他给石猴起了一个法号叫孙悟空，这是第二个名号。孙悟空从师父那里学了两招，一招是筋斗云，一招是七十二变。回花果山后，他用这两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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