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琦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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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书：春叶秋叶菩提叶试读：
自序：一个人，路边树
这一册《与学生书》的缘起与作成，时空上颇有些巧合。
那一日，我随学生们出省城福州，北向越北峰，到了一处不大的山间盆地。他们毕业二十周年聚会，我欣然参与。进入这处潘渡溪流经的盆地时，我突然兴奋起来，以为这一趟，实在偶遇、有趣。1980年9月1日，我以不及十六周岁之身，从闽东海滨负笈芙蓉园问学，沿104国道南下，翻山越岭一路蛇行，在即将过站省城之前正是顺潘渡溪途经这一处的。之后，每年两趟往返，舍此别无他途。每一次，都深为此地的嶂峦叠翠、水清流缓所陶醉，却无法踏足、停歇，总是在长途客车上匆匆而过，不经意地浅浅划下了一丝一丝的遗憾。这一回，我居然意外地在与潘渡溪阔别十年后与她重逢了，而且得以在临溪处休假般过上两日。这心里平添了对一众学生的谢意。正是在师生同聚的良辰里、远山静对的佳境中，编者商谈书稿的最初邮件飘然而至。想来是这番时间和空间背景，天意般设定了这一册小书的里里外外。
当年那个辞别父母南下求学的少年，尚不及弱冠，一生之中算是春叶之时；如今人入中年，该是秋叶了，乐观点说是初秋之叶。闽地盛产茶叶，其为春叶也；我本好此清饮之人，渐成茶瘾。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书，体现的是我人入中年的情怀、心绪，当为秋叶。其人之长成，其文之作成，紧邻千年古刹南普陀，菩提树时时入眼、蔽身，不免印上了些许的树影、叶音。一般以为，大学教授专业知识，是“修习身手冶的。这一册小书，全然与身手的修习无关，所要传达的，是生命理解。企盼由此可以浸润少年心田，涵蓄生命能量。很带禅意的说法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冶。所谓“禅茶一味冶，俱修身养性者。按这说法，也该是“一叶一菩提冶了，或者更直接说，茶叶本是菩提叶。这本小册子中的许多文字，恰是关乎茶趣的。摇摇春叶、秋叶、菩提叶，通常以为树叶。此树叶，毋宁也是书页。一书一树，一叶亦页。这册《与学生书》，即是由此春叶秋叶菩提叶而成。一张张书页，也是一片片树叶。书页，书叶。一个人，其轻其薄，有如一片树叶。从树上长出、长成，渐渐枯萎、凋零落地，不由己意，星移斗转之力；再随风飘逝，去向、落点，顺了风力；既可能入了江河滔滔东去，也可能落了地上“化作春泥冶，以“护花冶尽显平凡、轻微中的悲悯。这春叶秋叶菩提叶，也就不妨当做这个将一词一字聚集成书页的人在凡常劳作中的自画了。
这既是“一册树叶冶，同样不妨当做一棵树。我自知，不脱一份责任，将一己心智、行止流汇于我所处的时代、我生命所由来的文化血脉，也流汇于通称为人类、我作为一个成员的这一物种；我也自知，心智既有限，行止更当节制，所为不能求大，于凡常处留心、勤力是我所最适宜者。好有一比:我没有能力将众人行走的路变得直一些，或平坦些，也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把步行改成策马或驱车，我何所作为？假设，我以为某一处路边适合栽了一棵树，便了过往行人歇歇脚、纳纳凉，或添一点点的赏心悦目，我便尽力栽了。及至没有人真的歇脚纳凉，无人顾得上赏心悦目，我也乐得顺其自然。且自往下走，看是否还有余力于另一处也路旁再种一树。这本小书，就是这样的一棵静立路边之树。
过往之人，由这路旁树上所见，首先是些故事，我和我的老师的故事。我写下这些故事的用意，并不尽在故事本身多么精彩、迷人，而在于这些平凡的故事包含了师生关系上的那些至简复至深的道理。每一代的学生，以口述心，讲出这一代的师生情谊，留给下一代的学生，做下一代学生讲述他们那个时代的师生情谊的土壤和养分。正是薪火相传、弦歌不辍。若说编者专门约稿的盛情雅意是这一册《与学生书》的近缘，那么这些故事则是这一册《与学生书》的远因。远因近缘之间，是我经年累月以为人师者自觉的思考、言说、写作。不过，这些树叶，本是零散的、新旧不一的、少加修饰的，万难装订成册。这很像是我有意识地搜集了些杂粮，却又胡乱地堆着，日子久了也有了点发酵，可依然无色无香、非净未醇，不足以品饮。既有识者从陋巷中取了来慷慨“瓶装冶，为不负近缘、无愧远因，更为书生少年，我乃勉力着色、添香。所幸，有我一众师长，早就预先助力我今日的发酵之举，备下了上好“酵母冶。
百年前，闽人林觉民，挥毫与妻书，慷慨捐身躯。继之后，才女谢婉莹，修书小读者，殷殷慈母情。多少算是巧遇，却非我特意知前人以思齐。11月11日，2011年，我起意与学生书，于这个时代敏察细读，为天下少年情思俱付。我没有激越愤嫉，这不能有；我没有苦口婆心，这不必有。但盼我的笔端，在我静心、端坐中纯正、温润；片片书叶，带着土壤的绿意、海涛的韵律、阳光的明媚。一叶菩提，愿助少年安顿性命于天理人情；与学生书，欲求挽回师道尊严以字里行间。2012年2月16日厦门大学芙蓉园
学生序一：师长·学长·学者
博文厦门大学2008级本科生收到李琦老师作序之请，我欣然应允。在我看来自己当是最适合为此书作序的人之一。
自2009年入选厦门大学辩论班，我与李老师相识已近三载，李老师以其言传教我优雅地使用母语，领我思考我所处的转型时代，以其身教演绎知识分子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和承续。浏览这本《与学生书》，其中之文好多为近年来老师讲座的文字版。二十几次聆听到李老师如水的言说，在凤凰花开的时节，在宁静的平安夜；而今，如水的言凝固成如山的文，老师言说的音容镌刻在记忆中，老师思考的心迹跳跃于纸卷上。复览那熟悉的句章，便回想起自己稚拙的思想一次次理解世界的尝试，以及这位同行的师长、学长、学者在我求学、成长之路上的浇灌和启发。一本《与学生书》，始于“思忆我师冶，其宏旨不在知识和思想从老师到学生的单项传递，而在文化血脉在代代师与生之间的薪火相传。我亦学李老师，思忆我师。
作为厦门大学辩论队的指导老师，李老师并不把辩论赛当成一种拼抢输赢的竞技，而是称之为“别样课室冶。在其中学生们本着求道的精神，秉着儒雅的风度，用着优雅的母语，在观点的碰撞中让道理得以开现，让思想和表达得以淬炼。还记得2011年11月在苏州大学举办的中华名辩盟国际辩论邀请赛上，我在总结陈词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击败了对手。比赛结束，李老师在肯定了我的观点之后又对我说:你应该在之前就提出这个观点，总结陈词的时候再提出，你没有给对方反驳你的机会。在灯光和掌声里，李老师意味深长的语调给我深深的触动，原来语言的运用之道不仅在其智慧和优雅，还在其承载的德性、对于对手的尊重和对于真理的纯粹向往。那一刻我体会到李老师的别样课室何以“别样冶。
李老师自称自己曾是河中筑坝捉鱼的顽童，有幸在传奇即将谢幕之时鬼使神差撞进芙蓉园，受教于先贤流韵之中。三十余载的求学与执教，李老师的生命早已与厦门大学这座传奇而悲悯的学园深深地交互嵌错，在同学眼里他不仅为师，亦是一位大学长，一位依旧在力求演绎“宽柔以教冶的神韵的芙蓉园学子。每逢新同学至，这位大学长总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迎新冶，那便是一场场“引动少年神思冶的讲座。大学何以言其大？大学之于人生又到底有什么意义？一茬又一茬的小学弟小学妹，相似而又不同的困惑，这位有着“而立冶校龄的大学长总会以其一己人生阅历和体验，耐心表达他审慎而深入的思考。那些突破了旧有的人生量度，甫入大学校园的学子们，生命里突然多了让人兴奋的自由和让人恐惧的不确定。李琦学长的话语不曾规制每个人未来的具体路径，但每每走在凤凰树林立的人行道，看着被昏黄的灯光晕染了的凤凰花，我们会想起这位学长的话，我们会静默地问自己，我们究竟要怎样的大学生活，让我们的一生快乐而高贵。
我所习学并非法律，未曾有机会分享李老师在宪法学、法哲学领域的见解，却在十几场讲座中领略了李老师对于阅读、对于转型时代独到而有力的思考。作为一位学者，李老师制作他的文化符号，来表征他所置身其中的现实和他对现实的理解。他在题为“作为纯粹精神活动的阅读冶的讲座中，辨析了不同的阅读方式和国人的阅读状态，并将阅读置于更宏大的社会转型背景中讨论，以人们阅读时的精神状态作为剖析时代的切入口。之后的讲座里，李老师的思考更加直接地着力在转型时代上。“悬浮式生存冶是他对于当代人生命形态的描述，这一表述方式上连正在发生之中的华夏文明之转型，下连他所亲见的年青人们所煎熬的迷茫与困窘。不止于刻画现实，追溯炎黄文明悠远的生存哲学，李老师以“诗性生存冶描述他所构想的一种生命安顿的可能，诗性生存是华夏对于自身文明血脉的追续，也是华夏文明之于寰宇的贡献。
未来有一天，人类必然会重新回望这段转型时代的历史，检述各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特殊时期为了“人类心灵的安顿冶而做出的智性努力。我无法预测李老师的文辞在纪念这个伟大使命的丰碑上的位置，我只知道老师在其工作中尽一位学者的本分，踏实地思考、写作、言说，其所提出的观点让我开始思考时代的转型、转型中人心的不安和未来得以安顿人类心灵的可能，我想要引步跟上老师思想的足迹并向前再迈一步，却又感到智性的暂时乏力。
我亦有志于为学为师，培育英才，创制文化符号贡献于人类智慧的存藏。不知此志将得遂否，亦不知积淀过多少学养自己也可写一本书与学生。即时只能撰此小文，忆述过往三载老师于我之影响，为老师《与学生书》之一序，希冀知之无央、爱之无疆传承在代代师生间的文化血脉。2012年2月28日新加坡国立大学
学生序二：我的老师，我的大学
敏慧厦门大学2009级本科生能为师长之文作序，我想我算是学生中“幸甚至哉冶的了。可提笔又不免生出几分惶惑。倒是看回了书名，瞬然明白这《与学生书》恰也是写与我的书啊，于是便放下些担忧，打定主意也写写我的老师、我的大学。
师之所以为师，大抵在于言传身教。而言传与身教之间又差之千里，两者虽常连说并用，想得兼具实在更是难能可贵之功。“言传冶在于教授，以为师之言辞话语传授学生知识技能；“身教冶在于感染，以学生之察言观色习得师长容态举止。这便也是“解惑冶的两种方式，一为“教冶、一为“悟冶。“传道授业冶的老师应当不少，当真能够“解惑冶的却是难得。所幸，李师算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能够解学生之惑、释少年之疑的老师了，同时也是集“言传冶与“身教冶于一身的老师。
成为李师的学生，印象最深者当属别样课室“阅读·理解·表达冶。一个学期里，每周总有一堂课，在或清幽或馥郁的茶香中，我们这一行人的思绪伴着茶香缓缓开启。师生十几人围坐，或课室，或山林，或寺宇，老师沏茶，学生谈天。英国人说，“当下午钟敲四下，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停止冶。我们却由老师领着，唇吻南中国的山山水水。
花梨茶盘、石瓷滤碗，浸润茶烟一榻；一杯青茗、一纸书稿，品评时代变化。李师于我们的课程，不多说一字，不少言一意，凝神静思中又以其智慧和体悟引导学生回望华夏、凝视当下、隔岸观火和见微知著，其中藏了令学生自己揣摩的意思。他更像是旁观者，不作解答，只是沏茶。以李师家乡福鼎的绿雪芽为始，我们在茶香悠然中翩然走过武夷的大红袍、浙江的大佛龙井、台湾的高山乌龙，又北上、西行，迹至黄山猴魁、秦岭仙毫，不忘遗落“杯里青山、飘零似雪冶的贵州羊艾毛峰和贵定雪芽，最后迂回至中华文化的民族走廊、古丝绸之路的门户雅安蒙顶，一吻灵茗仙茶。书生唇香间，又流淌着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永恒困惑，从母语的使用到百年辛亥、从20世纪中国的文化革命到交通革命与历法革命、从1978年后的转型中国到整个时代的颠覆式巨变，我们对这些宏大的问题展开青年的思考、争辩、探讨、交流，并不求得出什么结论，只是希望寻出一条道路好走，渐渐才明白李师是寄望我们有个“静观其变冶的好心态。
长久以来，这课程让我心生自豪，我不止一次地觉得这就是大学生应该有的样子，坚定地认为这是值得我们一生致力去做的事情。我也有过疑惑，老师提出这么多问题却不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所为何意？老师的解答是，这些问题本就没有解决的方法。果真如此？我想这大概是李师的一计。课程上的每一个问题，想来都是李师殚精竭虑对生命、对时代的思考，以“无解冶为终未免太过草率，他所言若此，我想是为了给学生们一个慰藉、一个抚慰。他明白在我们的年纪，无论是自己的身心还是外在的环境，都处在风云变幻的动荡中:我们有自己的困惑、有时甚至自己也不明白到底为何的困惑；我们感觉到有问题，却不知道是自己出了问题还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我们需要有人给予一些答案，好让自己在逆境中过得顺当一些，却甚至不明白这逆境之所逆何在……我想，李师在用他自己的思考和体悟告诉我们:你们很不幸，因为你们身处乱世；你们又很幸运，因为你们见证了所有的改变并获得机会保存一点生机。体悟到良苦用心若此，我不禁感动，仿佛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说:孩子，我不能帮你知道向何处去，但我能帮你看清这个世界，让你走得更坦然。李师为师长，在于一个“释冶字；李师对学生，可谓“爱而教之，孜孜不倦；怜而敦之，甘之如饴冶。
我想，再不会有一次机会，可以让学生悠然驰骋在百年中国的千年变局中；再不会有一处课堂，可以让青年们在悠然茶思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再不会有一位良师，可以为学生沏茶温杯、且听且吟、乐在其中。李师之儒雅与智慧，使我深深体悟到一派尊严和一种希冀，也是这课堂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大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一个年轻人未来是否可能过一种有质地的、有尊严的生活；这生活的尊严，不来自于物质、声名、地位，而来自于其内心的充盈而强大、纯净而辽阔。那次随李师出校比赛，厦门大学辩论队照例唱着校歌去辩论，体会过这种自豪、尊严和认同之后，我更明白这充盈和纯净，是一种气质与精神、一种情怀与动容。若非李师，我是不能够有这番体会的，也不能够对我的大学爱之深切。“阅读·理解·表达冶的课程总结中我写道:“大学生这样一个群体，本该拥有的是清净的心态。现如今这一群体被附庸上厚厚的浊物，虽不至‘禄蠹爷，也难逃世俗炎凉。戴上了枷锁，凡事总追索个目的，行事便战战兢兢了。那些该有的困惑，来不及思考；已有的困惑，思考总不甚周全。禁锢于己身，难有胸怀天下的勇魄；自视如浮尘，失了唇吻山水的意趣。心随意止却是境界，看似无求实则求远、追似无迹实则意深。然身处乱世，天下之大竟无一藏书所，人人自求多福难称过错，唯青年难独善其身!又若非独善其身之始，青年怎得抛弃功利之念、得失之衡，深谙取舍之道？冶我们最该从李师和这课程中学到的，是一颗平静而广博的心，源于见识、发自本真:做事专注、出色、有原则；做人敦厚、谦和、有诚信；态度不争、不贪、不献媚；品格有格、有节、有分寸；见解有创意、有包容、有执著。当是李师寄望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课中，常听李师言“今天这个民族算是大病一场，因其转型而无所不痛、并且是剧痛冶，而他又有一番劝慰的话令我每每回想总是感到安心:希望或者失望，乐观或者悲观，不由得我们决定，只有商鞅那样具有打碎一个世界的神力之人才有力量决定。但一个病变的机体想要看到一些希望，必须有一些带有生机的细胞。我们不能制止全局性的病变，但至少可以做好自己，延续这点生机。于是我们所有的困顿、所有的不安，仿佛都有了一个皈依。
林清玄有一段话:二十岁时我是站在桥头看风景，三十岁时是站在楼头看风景，四十岁时是站在山头看风景，五十岁时是站在云头看风景；到了八十岁，就是在天上看风景。芙蓉园的学子，看尽凤凰花开，推窗面朝大海，姑且算是一群“站在海上看风景冶的人吧，其目之所及、思之所忧，因这片海、这片苦心而愈渐宽广。待我们年长，回看当年风景，真希望同学们可以写下点什么、留下点什么，以续薪火相传之志。2012年3月3日厦门大学图书馆
卷一 思摇忆摇我摇师
·“而立之年”，领悟师道
·“大”校长林文庆·追叙陈师朝璧教授的遗作与余生
·我的老师，我生命的底色：向老师学为人之师
“而立之年”，领悟师道题记:写于2010年5月，以回望我的大学，感怀我的师长。
自我以十六岁之少年，于1980年9月入芙蓉园问学，已是三十年了。以“校龄冶论，恰是而立之年。去岁晚春，我为芙蓉园写就《毕业颂》，期盼芙蓉园的少年书生快乐而高贵地行走一生。这个初夏，且以而立之年，就着岁月之浸染，梳理这芙蓉园中的师恩道韵，绵续那份悠远的学统和圣洁的气息。
何师永龄:“我是读旧式大学的冶
这日傍晚因看得《我的大学》的海报而起意为文忆师时，何师是最早来到我的思绪中的。许是在这三十年中，何师已是校主之外我最为感念的了。在那一刻我忽然发觉，何师的大名，实在恰当之极，所谓人如其名。何师足岁已八十有九，身子硬朗，尚可海泳。其康健可期，其长寿可待，实为“永龄冶。不知何师的尊长，在他于临川这一方文韵浓郁、文气悠长的红壤呱呱临世之时，怎就识得这婴孩可以历沧桑、经跌宕而永龄？!
1980年，不仅厦门大学法律系，更是整个中国的法学教育，筚路蓝缕、白手起家之时。何师于此前一年受命参与法律系的复办，1980年开始招生，我由此得以作为“一期生冶入学。他那时还担任着行政方面的工作。也因此，我们住进映着凤凰花影、今天已赫然列入国家重点文物名单的芙蓉第二楼之前，他早已领着不多的几个同事，为我们打扫、清洁好宿舍了。古言“师者有事，弟子服其劳冶，在芙蓉园，何师却将之身行为“弟子事，师者服其劳冶。此为师道之尊且彰，抑或薪传中绝之怪象？再没有哪一拨的学子，能有我们这样的殊荣了吧。于他，再自然不过的职守了，并且也只是他如父亲般善待学生的开始。
何师会同其他几位老师，在我们一年级时讲授刑法学。大三时，他又主持外国刑法课。年前有同学回忆，他还讲过一门叫历代刑法志的课的一部分。我倒不记得了，也不曾向老师核实过。我所记忆极深的是，一门大约于四年级上学期开设的西方法律思想史，他主持系务时是计划敦聘王亚南故校长之哲嗣、时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王哲客座的，可惜这位在这个领域颇富学名的学者未能前来。以是之故，何师在盛夏之时伏案执笔，博览细思，于秋天到来时亲临讲台，终使我们得以修习这门在今天堪称人才济济的各大法学院却早已边缘化了的课程。后来知道萨校长之授业、课徒情事种种，方知何师实是效法先贤的。他1944年负笈长汀求学，正是萨校长掌校期间。
大三时，请何师指导学年论文。蒙童般的习作，却得他老人家的看重。正好，福建省律师协会计划七、八月间在武夷山开一场专业研讨会。我那题为《刑事辩护制度的发生发展》的习作，合了会议的主题。何师竟多方商请为我筹划赴会的经费。自然，以我那蒙童般身份的大三学生，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肯做这冤大头，再正常不过了。我时时以此未遂之事为荣耀，非因那稚嫩之作堪可圈点，唯因师尊如此奖掖后学，由我以未及弱冠身受之。
何师并不特别擅长授课。他之令我感念，主要不在于他给予我的专业上的造就。何师浸润我的心神，历久而愈觉其巨其深。他，以及师母，俱为质朴、温厚之辈，待人极为谦和。我却怎样都学不了他的这番德行。何师的质朴和温厚并不淡去他作为读书人的另一面的秉性。那种对现实的冷静观察、敏锐透视、精深剖析，在他已高龄之后，偶或我趋前请安，总是在或长或短的叙谈中铺陈无疑。何师对我从无教导和要求，所幸在“读书人的另一面秉性冶，我还能恭敬履践之。
年前晚春时节，想起很久没有向老师和师母请安了，遂商请二位老人移步家中，简餐、叙谈。席间何师往顾当年筹备复办厦门大学法律系之诸多情节，言及一次在教育部的会议上，他力陈己见，并声言“我是读旧式大学的冶。那一瞬，言者无意，我座中相闻，动容十足。
晚清以降，中华屡遭剧变。废科举、兴西学，谋宪政、弃王道。革命之对象，已不限于人身与制度，复及至文化与心灵。文化血脉迭经危难，学统衰微于今为甚。何师那无意之言，“我是读旧式大学的冶，有如醍醐灌顶，令我方始知悉，我生何幸，有缘亲炙于那一辈的读书人，可以窥见这悠远学统的余影，吸啜如芝兰般的气息。在我年过“不惑冶，以“独立三尺讲台，引动少年神思冶自期之时，这学统和气息，不知不觉地，已成了我最重要的乃至根本的给养。
三师行，学子惊
入学周，那午后炎热中的一刻，永留心间。
1980年，厦门大学的本科新生约略过千。按所知名录，当时全校的正教授六十又一，新复办的法律系则有其三。陈朝璧教授是从比利时学成归国的，公认为中国罗马法研究的开创者。我入学后知道他关于罗马法的书在台湾依然是部颁教科书，自是无限崇敬。这位1949年之前曾任厦门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的知名学者，在法律系复办后只被委以“第一副系主任冶之职，而当时系主任是空缺的，实在不知有何内情。二年级下学期时，他突染急症，旋即别世。临终前的一段时间，我们一众学生轮流值夜看护，当时只作一项重活，颇觉无奈，无以深思。近年间，人入中年，猛然惊觉般，我是看着中国一代罗马法研究的开创者溘然长逝的。那一番值夜，道是我生命中掠过一抹学统余影。可惜，少年不知学，余影过无痕；此景成追忆，难悔难成恨。
陈师原本是在我们高年级时为我们讲授罗马法的，竟去得早而突兀，都不记得那时我是否有缘当面恭称一声“老师冶了。若说他病榻之中身躯化做学统余影，1981年4月，六十周年校庆时的一幕，一定是深契入我少年的精神中了，我却似无所知觉。厦门大学的六十周年校庆，是在这个文脉久远而苦难深重的民族刚刚开始的重建大学制度的努力中来临的。我以无知学童，极新鲜地看着且只能看着校庆之中的“厦门大学科学讨论会冶，再一次感觉得大学果然是和我熟悉的山村与小镇大不同。这会是分学科亦即分系开的。会前有铅印本的学术论文发送。陈师有文，发下又被收回，再发下，已见浓墨涂抹了若干行文。我这看客般的学童，无意亦无力读陈师之文，全然不知所涂抹的到底是怎样的文字了。按预定会程，该陈师发言了。今日已不再记得陈师原话了，大意是，论文之涂抹，非他本意，既如此，他已不能再作言语了。依稀中，他的语调是和缓的，又是激愤的，是卑微的，又是高贵的。我待年长至此，方明白，陈师在其晚年值大地初暖时以生命之余力，将那圣洁的气息，轻轻地散发了。当日的会场映雪二楼，已拆除有10年了。那份气息，该还飘荡在芙蓉园中的吧，和着天风海涛与古刹钟声。
李景禧教授在我们一干新生的眼中，有些近于神了。传言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曾任中华民国最高法院推事，是国民党元老、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的外甥。记忆中他是个清瘦、矍铄的老者，颇有些世家风采。在我们完全没有教科书的时代，厦门大学图书馆里可以找到民国时期他与人合作的《法学通论》。我这样的少年的感觉是，他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李师也不曾给本科生开课，据何师言是身体不好。他带硕士生，我愚钝而无由忝列门墙。所幸在我做助教时有一两次央请而获准登门请教。他出任过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是那时少有甚至唯一的拥有法学教授头衔的人大代表；据他的一个学生所称，他是中国当代民法学权威佟柔教授的老师。那一代的学者，真正是书生本色吧，全然不懂、不会、不屑依托学术以经营。否则，以方今许多法学教授的能耐，这样的凭资，大可以攫取大摞的学术资源了。
张立教授该是最为年长的，传说早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过，是陶铸的入党介绍人或其上司。很有些传奇的色彩。二年级时他课任我们的国际公法。亦据何师所言，他是转了行到国际公法这块地的。无怪乎那时我们都觉得张师之课，获益不多。他更以年迈之故，每课难以尽时，每每需要多休息十来分钟。于是，几周之后，我们这个班，厦门大学法律系80级，强烈地表达了对张师的不满而将他轰下了讲台，系里另派来老师续课。记得那会儿我们带了几分的得意，几分将一个教授轰下台的得意。三年前的一个秋日，在岁月几乎将这一份得意冲刷殆尽时，我课徒之后，面朝大海缓步在余晖下，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我的生命中已经没有老师来教我了，而我依然有许多困顿和难题，未释、不解。在我，和我的同学，年少之时，有老师恪尽职分、不顾年迈，我们却完全没有能力去理解老师之艰辛、宽容老师的衰老，只知演绎我们的好学和年少气盛。那一刻，我以人到中年而生的懊恼和悔恨，已不能植入键盘了。张师何错，这一干少年学生又何错？唯其无错可言，更是哀伤难言。这一个耄耋老人，竟因登台授业，受了好学复无知的学生们的伤害？张师不曾言，我们不得知。哀伤，已是多余，或依旧必要？
张立老师，且容我这无知的学生，以“三十而立冶之心思，向您遥遥叩首，不敢恳请您宽宥这一众不配做您学生的学生，不敢以这不情之请扰了您天国中的安宁。
9月的厦门依然炎热。入学周中的一个下午，芙蓉二二楼北端，法律系80级男生宿舍，联袂而至的，是陈朝璧教授、李景禧教授和张立教授。三个耄耋老人，步履已失其健，华发早映容颜，竟然顶着炎热，登楼看望这一众全然不入门的璞玉，或只像玉的石头，一堆乱石。细节也不再记得了，只知道我这个没有见识、除了来上学就没出过门的十六岁少年，慌乱，不知所措。许多年后，身为人师的我，时时疑惑，为什么三位师尊如此屈尊，令得这一堆乱石得享这样一番殊荣？如今的教授再不会这样屈尊了，如今的少年书生再没有这样的殊荣了。近年来，我似乎可以窥知三位师尊当年所思所想了。他们以正当盛年，却不能精研学问、博览群书，不得登台课徒、传道授业。谁识得那番无奈，那种悲戚？到得1980年初秋的这个时节，终于有学生了!纵然一生各有精彩与传奇，他们又怎能再按捺，他们却怎肯再矜持？三师行，学子惊；师道行，学子精。
郑师翼棠:示我以华贵
第一学期的英文课，郑师翼棠所授。他似乎也不擅长课徒。不过看来太难为他了。我们这个班，有的同学已经可以在高考的英语试卷中考得几十分，有的却得从26个字母开始学。真不知他该怎么教。风言他年轻时在联合国做过译员。也许是真确的，因为他课上总试图教会我们标准的美式英语。惭愧的是至今我对于任何一种英语都是不通的，甚至写出纯正、优美的母语也有几分勉力。记得校友回忆，长汀时期厦门大学的校医，聘的是留美的医学博士。够奢华的了。我们这些初级的英语学习者，得了联合国译员的教习，也算奢华得一般无二了。要知道那时国门初开，于普通中国人而言，中国是中国，世界是世界，实大异于三十年后的今日，已是中国和世界，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从“世界冶中来的郑师，够让我们新奇、惊异的了。他还另有让我大开眼界的。
郑师榕城人氏。不说英语说中文的时候，满满的福州口音。呵呵。不过他有几分魁伟，相貌堂堂。近于南人北相的那种。记忆中他总是一副金丝边眼镜，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一尘不染的皮鞋。那时尚不通行西服，他总着中山装，不是黑的，也不是灰的、蓝的之类的颜色，是我现在依然说不上的一种黄色，很协和他的金丝边眼镜。一堂课下来，照旧是衣裳整洁的。那架势，那“范冶，一派华贵。多年前我曾以小段文字自画，内中有“三尺讲台如戏台冶之语。想来是郑师华服方步于前，我素衣学步于后。没学得他的美式英语，却学了他中国式的“粉墨讲台冶的做派。快哉，幸哉。
黄师与陈师:雍容与温婉
这是两位女先生。
黄师，在郑师之后教授英文。她美丽之极，雍容典雅。我至今以为没再见过如她般雍容典雅的女子了。我们离她对我们英文的要求差得很远的，或者说离她认为我们应该达到的水准差很远。这在课上感觉得到。可是她非常有耐心，不着急，更不生气。我也非常惭愧于学不来黄师的这般秉性，面对我的学生时远没有黄师的气度，这方面的差距比之于老师在英文上的要求更甚。
黄师也传奇，或者说有艳美的故事。说是她嫁给了她的老师，她的老师大了她许多许多，多得那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她教我们的时候可能大约是我现在的岁数，她的老师是外文系很老很老的教授了。可是这一份不可思议完全不影响我们对黄师的恭敬和爱戴。在我看来，她也是人如其名的，黄洁。
我还是没有从黄师那儿学得好英文。可是黄师一定可以提升男生的品位，即便这男生那时很年少。
另一个能提升男生品位的女先生，是陈师。和黄师一样，毅明先生的课也和西洋有关，不过是历史，世界史。时下讲究所谓通识课程，何师在那时早已安排我们“通识冶了。陈师的世界史，即是。一年的课。和黄师不一样的是，毅明先生如铅华洗尽，令我们感到温婉、可亲，有如面对母亲般。毕业多年后路遇陈师，依旧如此感觉。真好。和母亲不同的是，陈师很知性。那庞杂的世界史，带了枯燥，她竟不用讲稿，娓娓道来，我们如听故事般。我在课徒经年之后也能不携片纸、从容游走于讲台，是她转注了功力于我？现在也能以近于静水深流之势，平实道出所思所悟于我的学生，是她的引领、垂范？
补记:本文于《法学家茶座》第三十一辑刊出后，我手奉样书敬呈于陈师。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往谒老师，也是间隔十数年而再见老师。匆匆的不足一个小时里，老师很高兴，和我说起她自退休后所做的一些事情。老师的语气依然平缓，音调依然清晰。我听闻，却添了感佩和感慨，又以身为老师的学生而愈加欣然。老师志业于华侨史研究。退休后她花了数年时间研究抗日战争时称“南侨技工冶的一个华侨群体，不忍其湮没于史尘之中、淡忘于国人记忆，欲彰其牺牲情怀、慷慨效死。老师爬梳民国档案，重走滇缅公路，寻访当年技工。期间的劳顿甚至艰辛，老师也只轻轻一句话，“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妪，疾病缠身，舟车颠簸冶。老师并无意对这个当年的学生再行身教之举，于我确实是又一次的激励、鞭策。老师还具体说到，她那时在海南寻访一个已九十高龄的当年技工。老人从南洋回国后投身抗战的方式，有别于其他的南侨技工。他受命刺杀汪精卫，尚在伺机之中命令又撤销了。寥寥无几的话，让我恍然，只因我的老师，我竟可以伸手触摸心念中以为久远的那些历史事件和原本只是符号化的“汉奸冶、“特工冶、“刺杀冶。老师把我带进了另一个世界。我于此时明白，为人师者非只传道授业解惑，之于学生，还是领着游历、为学生推开一道门而可以通达又一片天地。陈师也并无意在午后的闲谈中再言传于我，我还是有再受老师所传的兴奋。
那把小提琴，永远的谜？
岁月让人将许多东西遗忘，岁月也让许多以为已遗忘的东西栩栩然再现。这几年我常常想起一个老人，以及他手中的小提琴。
那时校园里有个扫地的老人，与他随行的是一个竹制的筐子、其他的扫地器具。竹筐子里还有一把小提琴。常常在我们课间，老人停下手上的活，在教学楼前的路边或空地上，拉起那把小提琴。那小提的弦不齐整，有断的。可是，一个同学，是当时的学生艺术团副团长，颇有音乐上的修为，说老人能拉出完整的曲子。这老人，满身的书卷气，全不似凡常的扫地工友。
何处还能再见这样的景象？谁人不把这也当一份传奇？
这几年这个拉琴扫地的老人时时映现在我的思绪中，他该曾经是这所大学的一个教授？在那些接踵而来的叫做“反右冶、文化大革命的事件中失了教席？他寄情于问道、钟爱他的学生，却再不得其门？他唯有用残破的琴，演绎完整的心灵之声，贡献于本该是他学生的年轻人？操琴之时，他平静、安怡、满足？在这400年前的金戈铁马化出书生意气的演武场，他依然拥有那内敛的力度？
我怎的在年少时没有生出这样的疑问？我怎的错失了机会，没有当面向老人求证我今天的猜测？或者相反，所幸我少不更事而没有求证，因为重要的不是答案的真实，而是猜测的合乎逻辑？
不幸的老人，幸运的我们？!
传奇谢幕的校园
我生已晚，不得见校主和校长；我生未晚，先贤流韵在一众师长的恩泽中熏染我的身心，少年及长。
这芙蓉园，曾是一众师长演绎传奇的国度和家园。我鬼使神差似地撞进来的时候，传奇正在谢幕，幕谢而未闭。这懵懂少年，见识了那道余影，得闻弦歌余音。上天垂幸于乡野间地里踩踏青苗、河中筑坝捉鱼的顽童，令他在这余影和余音中渐渐可以秉承止于至善的圣训，体悟悲天悯人的情怀。
如今的芙蓉园，幕已尽谢，传奇不再？
“大”校长林文庆
题记:2010年秋，决意借舟渡海，为芙蓉园最年少的一众书生，力释“厦门大学，那悲悯与传奇的学园冶之旨趣。于是之故，手捧一卷，《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幸赖严君春宝博士，用心、勤力，将故校长生平、伟力、心绪，恳切铺陈、条分缕析，谨严而敏细。我以晚生之人，深夜静读，不能自已。海渡归来，写出小文，未尽心意；唯续作此文，始安己心，以为追慕。
大学何以言其大，早算是有答案的问题了。这些答案，或显或隐。谓大学之大乃在大师而非大楼，算是很“显冶的一个答案了；University所含的宇宙、普遍性之语义，也算显出了大学何以大的答案。通常将大学之使命断言为文化传承、人格养成，该是“隐冶着大学何以言大的答案的；三百年前维柯以修辞学教授在那不勒斯大学每年一次的开学演讲，也可如是观；只要在中国略略浏览一番校龄较长的一些大学的校训，也能悟出其中之“大冶的；当代教育家弗雷勒的《十封信》是“写给胆敢教书的人冶，初见此书副标题时真是大吓了我一跳，为自己也“胆敢教书冶快惊出半身汗来，随后省得教书一道确实无论于个人还是于社会俱属“兹事体大冶，这算得对大学何以言其大的最“隐冶的回答了。无论显还是隐，这些答案大体是仁仁、智智的，多有共识，也总存分歧。如此，换上一种说法，勉强也还有些合宜，甚至必要。
大学之大，乃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亦即见识通达、胸怀开阔、气度恢宏。如此，于治世大学方可为引领、提升生活世界之举，于乱世大学乃能行保持、养育文化血脉之功；如此，大学必令少年书生得知当超越立身处世只为一己之利的狭隘和局限性，以适切地关怀人类的灾难和他人的疾苦。唯在这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中，士人、学者代代绵续以悲悯情怀，将课徒、授业之劳作，复演绎为传道、解惑之圣职。
大学欲达致此种大境界，自赖大学中师生之通力践行；也赖那智识与精神上的导师为大学之一分子，此即所谓“大师冶，或如波纳涅兹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所专门析出而称“圣哲冶者。大学之此种大境界，更是在非常时刻淋漓尽致以显耀于波涛诡谲中、朗朗乾坤下。为避东瀛战祸而远涉南迁以保存我中华一脉文气、一缕神韵的西南联合大学，最为这非常时刻以显大境界的典范。大学之成此大境界，一校之长亦殊为关键。缺了那具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之校长，大学无非课徒、授业之教坊，难成传道、解惑之圣殿。一如大学之大境界惟淋漓尽致于非常时刻，一校之长之大境界，每每于其悲情与传奇的生命形态中陈示，而此种陈示却又如此静默、沉寂，益显其悲情与传奇。
林文庆，“厦门大学的创校校长冶，正是达于大境界并由此种大境界而悲情与传奇地展开生命形态者。其深具古典与现代情怀，身载中西文化之融汇。
1921年年中，“新文化运动冶的流光溢彩里，一批满怀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在上海秘密集会，意欲以革命推动中华之进步。正是古德纳概括的“知识分子变身为革命家冶。这一年的略早些时候，另一些知识分子来到同因鸦片战祸而开埠的厦门合法结社，期盼借文化与教育之途助力于中华之进步。这年6月，林文庆履职草创的厦门大学校长，筚路蓝缕、鞠躬尽瘁，历十六年之久。
他是越洋北上的，从新加坡。
说来也巧。实业有成、报效桑梓的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是从在北边与厦门岛隔海的小渔村集美下南洋谋生的。1869年在新加坡出生的林文庆，则是在南洋的第三代华人了。他的祖父当年下的南洋。林氏本在一个叫鳌冠的小渔村。这小渔村恰在厦门岛西向的陆地上。这一块陆地，名为海沧。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规划，三个枢纽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之下各有若干二级港口。东方大港之下即有海沧港之预设。两个渔村虽小，名号却大:集美、鳌冠。更有趣的也许是，来自集美的陈嘉庚所营造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校舍，砖红瓦绿、中西合璧，美轮美奂、恢宏大气，已被定名为“嘉庚风格冶，2005年列入国家重点文物名录。果然集美而极美。祖籍鳌冠的林文庆，自少年、青年、中年，在南洋华人中才智、德行俱为占鳌头、冠群伦者。确实鳌冠。在新加坡他至今被认为是“著名的医生、称职的立法议员、成功的企业家、活跃的社会改革者、儒学和教育的推动者，可说是全能型的领袖人物冶。他的能量和舞台，及于整个华人世界，乃至东西方之间。
少年的林文庆在英国人办的学校就读，其勤勉、聪慧深受校长的赏识。及至其家道骤变而面临辍学时，那位老派的英国绅士不惜为林文庆屈尊恳求，使这少年得续学业。十九岁，林文庆获英女王奖学金，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这是当时全球顶尖的医学院之一。数年之后，林文庆携医学硕士头衔返回新加坡，很快成为当地名医。他为时任清廷驻南洋总领事的晚清著名外交家黄遵宪治愈肺疾一例，多半令人叫绝的。这个从英伦学成的年青医生，用的竟然是大体属于中医的法子，无关药物。他又与人合作开药房，小有所成。在后来他并从事实业，成为殷实、富庶之华人。作为医生，他在实业方面的见识却深得当地人士的遵奉。有马六甲的华人听从他的建议投资橡胶种植，大获其利。在南洋他享有“橡胶之父冶的尊荣。林文庆与人共同创办《海峡华人杂志》，影响颇大，被誉为“华人三杰冶之一；第一所华人女子学校也是由他创办的。他又进入政界，为华人议员，不仅成为华族的意见领袖，并可以无碍地与殖民地官员沟通，从而得以为华人也为当地作出卓越贡献。
到中年的时候，林文庆已经集名医、实业家、学者、华人领袖于一身。他自算得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919年，香港大学向他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对于“林文庆博士冶来说，自是名副其实的。
林文庆之融汇中西文化，颇为匪夷所思。作为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华人，为生存计，接受英国教育、熟练掌握英文，实是自然之极。到他远赴爱丁堡习医时，他只是“幼年读过几天四书五经冶，基本上没有使用汉语的能力。在爱丁堡的中国留学生因此对他缺乏认同；而英国人又总把他当中国人对待，但他却没法在文化上使自己作为中国人。这样的“文化位移冶所产生的境遇，不仅使他尴尬，更对他造成深深的刺激。于是，一个留学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华人青年，开始发奋、勤力学习汉语、阅读中国书籍。这情形，像是他把英语当母语而把汉语当外语了。他确是极智慧之人。到了1929年，在厦门大学校长任上，竟是将《离骚》迻译成英文。此举深受西方学界之欢迎，以之与《三国演义》之英译并列为英国汉学之两大盛事。而《离骚》之英译，不过他从完全的、纯粹的西式教育中长至青年后，以近于“白板冶状态接受中国文化终至成为饱学硕儒、具备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之结果。在此之前，他早已在文化上转身为一个地道的儒者了。他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借儒家思想以观照之，已尽示他的儒者身份了。这样的立场，延至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年他又以英文写成《中国文化要义》。
这个林文庆，在他慷慨赴任厦门大学校长之前，乃具大视野。
校主嘉庚先生恳请林文庆襄助兴学，于厦门大学实在是至为紧要之一举。林陈之间，林长于陈数岁，教育背景几乎有天壤之别，在南洋的社会地位其时也颇为悬殊。我猜测，林文庆大抵实际上是陈嘉庚的精神导师。大至陈嘉庚由林文庆引见于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小者因林文庆作为医生的劝告而陈嘉庚终身不饮咖啡，中则在厦门大学建立的前几年林文庆曾应陈嘉庚询问而予其实业有成、教育效国的建议，这样的猜断非为无由。经营橡胶业而大成的陈嘉庚，恰是把林文庆视为马来半岛的“橡胶之父冶，或许是更直接地表明了两人间的关联。
厦门大学有幸，建校初始即迎来林文庆。倘若没有林文庆在大视野之外的大胸襟，则断无厦门大学之荣幸。
马来半岛，土地富饶，植被茂盛；风调雨顺，天灾不临。实在是天贶于人类生灵之洞天福地。马来半岛上，时年五十有二的林文庆，足称功成名就，大可以酣畅余年、养尊处优。可是，这个儒者，收拾庞大家业，弃置所有的社会荣耀如敝履，举家越洋北上。闽人冒险下南洋，实为生存所迫。林文庆之北渡，却是为了效力故国。较之他祖父当年去乡远洋，目光、情怀、气宇，自不能同日而语了。不过，他依然得冒险!所别在于，其祖之险，以肉身担之，势所不得已；林文庆之险，无关乎肉身，却直逼心灵，惟自觉大愿。费耶阿本德、萨义德这样的当代西方知识分子，有意或无意地以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的视角试图阐释知识分子的特质，其中即隐含着知识分子当自我放逐的主张。我以之为远古那巫的表现为“献祭冶的自我牺牲的现代形态。牺牲的不再是肉身，而是社会地位、精神荣耀及至内心宁静。1921年6月的林文庆，已在汪洋之中将自己从主流向边缘放逐了。
那时的厦门大学，初创，亦为草创。其情形，远非默默无闻所能形容。厦门更属边陲之地，远离文化或权力中心，也算不上经济中心。林文庆几乎得以校长身份，与校主嘉庚先生一道白手起家。其间之艰辛，他人要感同身受大体也难。论者以他二人为厦门大学之“生身父母冶，确当之至，公允之极。
今人眼中的厦门，已有“海上花园冶之美誉，“国家卫生城市冶、“优秀旅游城市冶、“国家园林城市冶、“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冶等名头接踵而至，更获得过一次的“联合国人居奖冶，被公认为是中国城市中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法治化进程中，厦门还堪称法治程度最高的城市；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福利与公共设施，要比其他城市好出不少。而厦门大学，于西太平洋的万顷碧波之畔、天风海韵之中，青山为枕、古刹相邻，四季花繁、冬暖夏凉，以“花园学府冶笑傲学林。然而，九十年前，当真是甚于隔世之别。厦门虽于鸦片战祸后被迫开埠通商，却大概到1927年才从行政上析出为特别市，由此开始大规模的现代城市建设。事关日常生活之便利与质量之公共道路、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始渐渐完善。无从具体对照，大概可以揣测，就发达程度而言，彼时之厦门与新加坡，差距当要大于现时之厦门与新加坡吧。那么，校长之北归，非由俭入奢，反是由奢入俭了。此已为常性之人所不堪。厦门大学所在，为鸿山阻隔于居民区，可称郊野之荒，到50年代还得轻舟海渡；更兼坟茔累累、磷光闪闪。此时的校长，实在是加己身之艰辛，于小处乃解校主之困厄，于大处是以教育与文化之途汇力于中华之光耀。
校长所为，十足怀天下公益、竭一己气息。于这初创之学堂，更是以无上的悲悯，劳力、耗神、破财。对于这座学园的气质与精神，想来不止于“贡献至巨冶之评断。在我，大体要以校长为这学园的精神导师了。补添“止于至善冶为学园之训言，已足可令后来者立身处世意趣高远了；校歌虽非其作，可致知无央、吾爱无疆所含文化传承与人格养成的大学之道，定然是校长之理想与情怀；立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冶的“南方之强冶之宏愿，舍他又其谁能有此高洁、高贵？他时时颂扬“嘉庚先生的精神冶，以教诲、以激励莘莘学子；他更将那自觉的自我牺牲的悲悯天下苍生的情怀，淋漓尽致以力行却不形于言、色。与人文初始俱来的这一悠远传统，由校长再次静默以践行之。那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那种敏行不言的慷慨，那番“我求你，请你帮助厦门大学冶的不悲而切的心音，该是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对精神血脉的承继为原力的吧。今天，这所大学最可以自豪和自矜于世人的，安能有它？今天，这所大学若当有所持守、有所节律，其最可以据者又何所援？“大冶校长林文庆，是“深深埋藏在厦门大学历史中的一块基石冶!
1934年年底，六十五岁的林文庆漂洋南下。在校主的公司收盘致厦门大学受困于经费而难以为继的窘况下，他前往南洋为厦门大学募捐，长达三个月。以他当年在南洋华族的尊贵和荣耀，为了这所立于荒野之上的大学，他不惜出言以“我求你，请你帮助厦门大学，为祖国培养建设的人才冶。如非大胸襟，何来这不悲而切的心音？十六年里，前半时间他执掌厦门大学时时受学潮所累。究其因由，当是这所大学在西学东渐、并有新文化运动之兴后乃立，而校长个人却以纯粹的儒者情怀襄助倾资兴学以置身其中。其个人之悲情，已是早种前因。除却建校之后他是第三大捐款人，掌校的后半时间则更需为厦门大学的办学经费而殚精竭虑、而辗转劳顿于募捐求助之途，终使这所私立大学可以再延续数年时间，直到1937年无奈转交于政府而改为“国立厦门大学冶。这位六十八岁的老人，此时本可以放松心神了，可是旋因战祸逼得他无法“静静陪伴在厦门大学的身侧冶，只得以老迈之躯、空囊之资，返南洋避兵锋。
上天却看似有意加乱世于他而令其尽显胸襟之大。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林文庆被迫出面组织“华侨协会冶并担任会长，以救援、扶助华人少受凌辱与杀戮。这一年，他七十三岁。也许，正应了那句“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冶？他将壮年时的加一己艰辛而解校主困厄，更演绎为任一身屈辱但求众生解脱。设若，林文庆不曾北渡厦门，继续于新加坡延续和积攒财富与声望，到得日人强霸马来半岛时，他或许尽可远避英伦。则他何来以耄耋之年，为华族利益计，屈身与日倭虚与委蛇，受尽心灵煎熬？后半生的林文庆，自其北渡始，岂不正是以纯正的儒者之身，尽释那“我不入地狱谁入冶的佛家情怀，所谓大慈悲也？!
他远非魁伟之人，甚至略显矮小。任何一张合影上都容易看出来。他却明白地是具大气魄者。为学涉政、东方西方、主流边缘、古典现代，于他却无所界隔，自可从容往来。他“是点燃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这把火炬的最重要先驱人物之一冶。1900年康有为在新加坡蛰居半年之久，林文庆深得康有为信赖与倚重，不仅对康有为的安全有周密的布置，更对康有为的政治活动有大力的支持。后来，他又得到晚清政府的信任，出任内务府医务顾问和对外的医务代表。他是以此贡献一己才智于他的故国的，也更是他以文化认同超然于政治纷争的吧。非凡的能量，在他看来斯文、柔弱的身躯上。这正是“南方之强冶。到他遇到孙中山后，他的气魄达于至大。他并不完全赞同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孙中山的政治见解和具体实践，对中华强盛、社会进步自有一己之见并能终身践行之。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两人间的相互知己和亲密关系。辛亥时，他和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四人曾数月共栖一个帐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和军医官，后为卫生部总监督。他和孙中山一起为中华民国而操劳，直到孙中山去职。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职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旋即致电林文庆，委以外交部部长重任。历史像是刻意以戏剧性的方式，令林文庆有机会以他独有的举止，彰显出他的恢宏气度。陈嘉庚也在同时欲将初创的厦门大学全面托付于他。“文治冶或“武功冶，他须得在之间择其一。“林文庆请孙中山代为定夺，孙中山很快地给林文庆复电:赞成他到厦门大学担任校长。于是，从此以后，厦门大学人人皆知:是孙中山把林文庆让给了厦门大学。冶内中情由却是，“孙中山深谙林文庆教育优先的一贯主张，知道林文庆其实内心里早就拿定了前往厦门大学的主意冶。他这是一手拂故国大总统的美意，一手承海外实业家之重托，实实在在地将陈嘉庚与他相约的“须为厦门大学奋斗到死冶的誓言，不差一分一毫地履践了。他把他的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收缩于知识分子的纯粹的话语方式中，更由此以守护“士志于道冶的德性与尊严。
这就是林文庆。他不仅是大学校长，他更是大境界的校长。偶或有可与他比肩一媲者，再无能出其右者乎？
鸦片为祸，不止其毒，其祸之甚，于我中华，却是战祸。此后百年，中华迭经危难，屡经生死存亡。以此之故，20世纪整，仁人志士，穷智竭力，寻中华强盛之路，探万民福祉之策。然则，革命之能量，似已尽释；经济为舟楫，险境无穷。于文化上，前有“新文化运动冶，激越至如意图废汉字、倡言“不读中国书冶；后兴文化大革命，令革命之对象，不限于人身与制度，复及至文化与心灵。所幸，新世纪十年，朝野上下，渐示新机，接续古老的文化传承，汲取悠远的精神给养。此或许可使中华于革命与经济之外，得获最紧要之生机。由是观之，“大冶校长林文庆所见、所践，已知先机、早行于前？
何为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何为，亦即知识分子之特质何在及其于生活世界具有何种意义的问题，所牵连者大，却依然争论无定，甚至在知识分子自身也存有楚河汉界般的分异。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所强调的，则是知识分子乃超越现实的善。“大冶校长林文庆，正是这超越了现实的善的“理性的儒者冶。这样的超越性，唯因其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而来。
只在这大境界中，大学与学人，才可能摆脱善因其现实性所粘连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只有依凭理想主义的悠远，才能够超越为现实之善的激越；精神的纯净与内心的高远，才可以在凡俗的世界中有所栖息。追叙陈师朝璧教授的遗作与余生
题记:这一卷“思忆我师冶中是不能少了陈师的。年前以“学贯中西，烛现先机冶为题，评述陈师的遗作，刊于《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十八辑。此番以先前之文为基础，去其专业性和学术性，改为故事性的文字。
2010年国庆期间，厦门大学法律系1980级的四十个学生，聚会相庆入学三十周年。在恭请当年的老师赴宴共叙的晚餐上，我以主持人之身，略做感言。老师们都已十足耄耋了，依然健在、安康。做学生的，恭请老师们移步，不仅有请安、致谢之情，似也有请老师检阅一下当年所教导的这一群年轻人在进入中年后是何种景况之意，看看做学生的是否有愧于老师们的勤业、勉力。也算学生们在教室之外、“江湖冶之上书写人生的作业、答卷，以敬呈于师长。席前，师长之中最为高寿的何师永龄老先生，携来一摞的复印件交与我，着我分发至诸同学。何师所赐，是两份稿子。一是他写的书面发言稿，是他老人家专门为出席他的学生的聚会写的。这份稿子，让我一如既往地感受着何师对学生的厚爱、深情，体验着一个一生以教书为志业的读书人的精神世界。何师稿子的主要内容，是陈朝璧教授之于厦门大学法律系的复办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和所付出的辛劳。第二份稿子，即由此而来。这是陈师晚年最后的遗作，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的新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何师于1944年负笈长汀，为陈朝璧教授亲炙弟子，1979年相随并协助陈师重建法律系于厦门大学。何师于陈师之学问，推崇备至，其“深感到陈先生在中国法学学术地位上是独特的一个冶；于陈师之人格，在履践师道、狷介耿直等，钦服不已。何师景仰师尊，遂将陈师遗作印行、发送与由陈师竭力重建之法律系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1980年级)。两代前辈学人之薪火相传，一文以当之。我意外手捧陈师遗作，如获至宝。
1981年4月的厦门大学六十周年校庆，适逢这个民族在转型时代重建大学制度的筚路蓝缕中。由此，一校之庆典，堪成一个时代之缩影。校庆中的一项是“厦门大学科学讨论会冶，陈师遗作，专此而撰。故而，一文之作成，实为一个民族智识努力之链珠。可惜，此长文一直未曾刊行，不仅足令重建中的中国法学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实成中国当代法学之瓯缺。当时，陈师之文已由校党委宣传部指定为“厦门大学科学讨论会冶重点论文，以铅印散发。旋因有主事者认为此文有直接针对政治领袖个人的直言式批评，而生无端之重重顾虑甚或不满，遂强行收回并加以涂抹后再发下。陈师也由此不肯按照原定安排在会上正式宣读论文，只极简短地讲了话。我以本科一年级学生成座中听众之一。可惜那时看热闹般，全不知内中三味。若说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有以为“科学的春天冶到来的，那么三年后陈师此文在厦门大学科学讨论会上的波折，算是乍暖还寒之一例了。当年我手上也是拿到一份论文的，却不识陈师智珠，未加珍惜、留藏。早些时候撰文忆及陈师此一行止时，很是好奇陈师之文何所论也，更为再不得见陈师此文而多有感慨、万千遗憾。我在日常的问学、为文中，在履职《厦门大学法律评论》主编的六年时间里，深知坚守学术的纯粹性的重要性，更知道守护学术的纯粹性是守护学术的内在尊严，自有比知识生产更重要的意义。我也能勉力以此自律，不敢有所逾越。近年来在往顾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的生命与心路历程时，渐渐也感受得到陈师当年的作为，知道我勉强可以不愧对老师当年的布衣气魄。
到我入学三十周年的这一天，由何师代陈师再赐文稿，竟有如天赐般。这一道天赐般的机缘，既补了我身为学生的遗憾，得以在学力渐增之后可悟陈师智慧，更令我在三十年后走入陈师的晚年、感受他的生命。陈师遗教于我，不独以其遗作，更以其余生。
我随后几乎是以最快的时间，展读陈师遗作，方知陈师智慧如海，却叹师尊智珠蒙尘。所幸，我身任《厦门大学法律评论》主编。公、私两合间，决意将陈师遗作刊行于正在编辑中的《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十八辑，以光大师尊智慧与人格，以惠及今人且汇入转型中国的学术建设和思想构造。巧者，此前我已打算在履职《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十八辑后即请辞主编。这竟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方便地将陈师智慧示于世人。就当这带着几分天意吧。于是，我恭谨、细致地校订陈师遗作，力行弟子本分；倾心、竭力地撰文，求释陈师智识于读者，则是忝为后辈同行而表达对先贤的温情与敬意。这一番何师用心赐文于先，我悉心刊布于后，且为薪火相传、学统相续之跬步。
当年是无缘教室里直承陈师耳提面命、醍醐灌顶的，老人家仙去突然。何师为此非常替我们惋惜。我却在刊布老师遗作中补了这一缺憾，那是相当欢欣的。先是亲手将老师遗作录为电子文本，感觉直似为老师誊写手稿；继以查阅老师遗作中所涉及文献、核实文中相关材料，并作相应校订，像是随着老师做助教。时空已别、阴阳两界，可这“师者事，弟子服其劳冶之规矩，依然在。陈师身后，世事变幻；陈师智识，益显珠光。陈师本以罗马法研究享誉学林，于西学东渐中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法学，实有刊山伐道之力、之功。后来陈师又着力于英美法，是兼通两大法系的法学家。到了1978年，社会转型而重建中国法学，陈师智识所及已非欧美。陈师回看华夏，先是就当时新刑法的颁布撰文论述，继之以辨思中华法系而重启与接续一度中绝的学脉。及至1981年仲春，长文《试论社会主义的新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之作成，乃是陈师聚毕生学力、凝赤子心神、示布衣情怀、发剀切言辞。我读陈师遗作，以为他实在堪称新中华法系论的创立者、中国法制进程的预言者、接续文化传统的先行者。若说陈师青年之时，欧游新归，意气风发，以《罗马法原理》为中国法学发“刊山冶之力，则他生命之光已见弱、渐息之晚年，却以此未刊遗文，为中华法系之新生，乃至为中华文化之光大，再行“伐道冶之举。这耄耋布衣，践行着学术为天下公器之志业，以任重道远之情怀，勉力将这先机，如烛火般微现，如残烛般弱现。陈师学贯中西，洞悉先机；却又如暗夜孤烛，珠光蒙蔽。
我在四十六岁时读陈师遗文，无限感佩陈师目光如炬，也极感无奈。我与陈师，已是隔世，也很像是在历史烟尘中爬梳，才能以一鳞半爪而辨陈师学迹，由蛛丝马迹而悟陈师心绪。勉强也算由此走进陈师生命，以弟子和同行的双重身份来感受陈师的后半生，为陈师扼腕长叹，扼叹之中却又能有所释然、平静。
说来，陈师与文庆校长的生命是有几分相近的，一样的身担悲悯与传奇，一样的纯正儒者本色。1949年，一代知识分子面临抉择，政治纷争中的抉择。今日看来，一介书生，或去或留，已可无关“政治正确冶，从中辨识个人的性格、心绪，方为合宜。陈师本有机会去往台湾，以他当时的学望。他留下了，原因简单得在今日的“学者冶眼里根本就不成理由。那时，陈师以厦门大学教务长身份代理校长，他以一校之长，不能弃校而去，留了下来，将校主嘉庚先生手创、林萨二校长苦心倾力的大学，完整地交给新政府。他的后半生，由此逆转。陈师之留，有如文庆校长之越洋北上，俱成生命的大逆转，尽显情怀与伟力。
我遥想当年，博通两大法系、正当学术的黄金之年的陈朝璧教授，会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作出何等的贡献？这已经没有答案了。不久，在对大学的政治动员中，厦门大学法律系撤、并至上海，为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的一部分。陈师再一次留了下来。盛年的陈朝璧教授，一己学术生命为之一绝，却成就了今日的厦门大学法学院。惟因陈师的一留而再，1979年在国家重建法制的宏大政治背景下，厦门大学才得以作为极少数大学先行复办法律系。据何师言，当年复办法律系，并非校方有此远见卓识，而是另有明眼之人，自京中向校方进言，称以陈朝璧教授一人，即可重开法学之一科。于是，陈师以七十五岁高龄退休后复出，热情高涨地肩负起接续学统的艰难之任。何师有言，“由一位老法学家主持法律系复办工作在全国是第一个冶，这成为“厦门大学法律系重建的一个特色冶。有长者向我忆及，诸如搬来办公桌这样的事情，陈师以高龄亦欲亲力，令其感佩。此中所见，不独学人之品行，复有学术之步履维艰。超越性的精神生产，竟然粘连了此种形而下之劳作。可惜，天不假年，一代大家，只在1982年初即骤然辞世，未及为时人与后辈夯出更坚实的基础、留下更充分的学养。此不独为一校之失，也是一个民族、整个时代在法律教育上的不可弥补的缺憾。
1952年之后的陈师，因这所大学已无法学一科，遂转任中文系，课业中国文学史，尤其于先秦一段最为着力。这个欧游而归、精研西法之饱学硕儒，由此演绎出真正的“华丽转身冶。在中文系任内，他刊发有多篇论文。1956至1957年间，曾应上海某出版社之约写完《先秦文学史讲义》。书稿寄往出版社后因“反右冶背景下的“厚今薄古冶的文化—学术政策，该出版社无奈放弃出版计划，不过依然还是将一份“润笔冶付与陈师了。相比今日教授们常常要自掏腰包，出上一本“书冶，陈师的这番“遭遇冶，几乎天方夜谭。陈师尚留有这方面的诸多遗稿。生于1905年的陈师，幼年与少年即习“旧学冶，后转向新学；中年之后，因学术的外部环境骤变而从西学转回“中学冶。这一番跌宕起伏，陈师遂由此从容游走于法学与文学。即此一端，百年中国现代法学，其已可与吴经熊、杨兆龙辈一媲。“院系调整冶而绝陈师法学上之大业，却令他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学，益显博通中西、古今。此又为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冶之一例？
陈师也并没有幸免于“反右冶这样的政治事件。曾有长者相告，50年代的厦门大学，两个公认最有风度的教授，陈朝璧教授仪表堂堂、气宇轩昂，郑翼棠教授一派外交家风范。却是在“反右冶、文化大革命中，陈师是弯腰、弓背而行的。这样的一个陈朝璧教授，又是内心豁达、淡然的。何师忆及师尊，所述就含了这一节。陈师内心的豁达、淡然，更可由耄耋之年重续学统以见之。我生何幸，郑师授我英文，无怪乎示我以华贵；陈师于五老峰下亲辟课室供我等少年修业，讲坛之上更以昂藏气度垂范我布衣风骨。斯人已逝，到我布衣华服于芙蓉园时，自该踏着师尊的身影、沿着师尊的足印，延了一众师长的风采、气度，以告慰前贤，以助力学子。
我感怀陈师。若非正当盛年却于学术一域不得已由法学转文学、从西学归中学，若非他个体生命历经磨难，他也还能于晚年有此功力、有此敏察、有此视界，为中国法制进程之预言者与接续文化传统之先行者吗？晚年的陈师，于青山脚下、古刹之旁、波涛尽处，戚戚然于“吾道也孤冶乎？那么，陈师后半生之际遇，不过“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冶？他一己之悲悯与传奇，不过芙蓉园之悲悯与传奇之一折？
寿可待，实为“永龄唯愿此文，可添陈师天国的一丝慰藉；更借此文，遥祭陈师于今日少年之读、思中。我的老师，我生命的底色：向老师学为人之师
题记:这一卷“思忆我师冶之中，此文是专门写作的。不过，因缘却是早定的。在2010年5月写出前文《“而立之年冶，领悟师道》之后，时时想着如何把对老师的另外的感悟写出。此番得以随缘而遂愿。
敬谢我师
老师之于学生，或以为“梯子冶，承托着学生，可使之看得更远。这个说法，固然道出了为人师者的责任所在，又明显存有蹩脚处。虽有古人“弟子不必不如师冶的说法，争气的老师也是要“师者不必不如徒冶的。老师做了“梯子冶，让“梯冶上的学生站得高、看得远了，怎么自己就不能和学生看得一样远甚至依然比学生看得更远呢？或以为“蜡烛冶，照亮学生脚下的路，自己却是“泪始干冶。这个说法，尽释师者的奉献情怀，却总显过于“悲情冶。为什么为人师者不可以在奉献于学生之时不以自我牺牲而能自我成就呢？不过，长年里，对这样两个说法，实在也没有生出质疑、不满、颠覆之念。
2010年夏末，几十个学生，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届硕士研究生中的一部分，在毕业五周年后重聚于五老峰下白城边。我如往常参与学生毕业后聚会的心境愉快地应邀前往，略有不同的是这个下午我特意穿了件与校园中的木棉花一般颜色的中式衬衣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我想在这个夏末让同学们看到以前只在仲春的校园里才看得到的颜色，忆起魁伟的木棉树和火红的木棉花。真是巧得很。同学们事先布置的场景中，投影屏幕上的“五周年同学会冶等字样，其底衬恰和我的衬衫的颜色一样。这巧合，让我念头闪动间明白，我们这些为人师者，之于眼前这批正好“而立冶的年轻人，恰是底色。于是，到得该我向同学们致意时，我所说的话，也就脱不开“底色冶一端了。
学校和老师，堪可视为一个人一生的底板和底色。每个人，在自己的底板和底色上书写自己的字体和颜色，各有各的写法、各有各的颜色。通常来说，这底板和底色是隐而不显的。只在同学会上，这底板和底色显了形、现了彩；或在夜深人静时，不经意间想起做学生时的趣事、囧事，记起受过老师的教诲或曾被老师冤枉；又或者在看起来有所成就时对大学和老师生出一份感激之心，在人生不如意的境况中还能因曾经的学生生涯而带来些许的安慰与温暖；又或者在有机会发表诸如“获奖感言冶时，也带上一句“感谢我的母校和老师冶，等等。老师非如梯子般在脚下，更不是烧光了的蜡烛，在，却是退隐的。自然，于每个人而言，这底板，最好是质地上佳的；这底色，最好是纯净的、斑斓的。如此，每个学生，方能尽其才情，以最好的字体和颜色，书写自己的人生。
这样想着，渐渐再忆自己做学生的诸般情形，恰好可以拿来验证“底色冶之说，也明了我自己这“一色冶是如何受了从小学到大学一众底色的映衬的。谨以这篇文字，献给我所有的老师，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出现在下文中；我对老师所有的谢意和感恩，简约为本文的标题。我希望，这是我表达对老师的情意的最好方式。
林师有振先生:不止一缕阳光
我高中一年级时，林老师是班主任，教的语文。
推算起来，那时他还没到我现在的年龄，四十出头的吧。要是猜错了，老师定然也不会怪我的。至今我还觉得遗憾的是，我只在这一年时间，直接做他的学生。高二，我在文科班，他只教理科快班的语文。高兴的是，中学所有的老师中，我和老师的来往是最多的，这几年更是。当年，老师给我最初和最深的印象是他身形的修长、气质的儒雅。我那时分明有一种心思，却是少年得根本无法以词达意。后来才明白，我那心思，叫仰慕。书上读到的美男子邹忌“形貌昳丽冶，按我少年的识见，老师是最可参照的了。
他做起班主任来，也正是移来了他的身形和气质。我近年思忆，他这班主任做得，正是“修长、儒雅冶。有时，下午的自修课，他领我们在操场上打排球。那个时候我们玩心很重，也全然没有高考的压力，不似现在的高中生。老师带我们打球，其好玩已不尽在玩本身了，更是好玩在别班的班主任可不会这么做。那份少年得意，至今还时时带我神回高中的操场。“老师和我们一起打球冶，这样的场景，若非老师这么做了，我可是完全不会想和不敢想的。于是觉得，老师不只是在黑板前，也还在我身边、在我们中间。他让我面对他的时候完全没有压力、顾虑。高考结束后的一个夏夜，他把我们这些学生召到家中小院里，大概去了十几个人吧。老师逐一问每个同学，估测自己高考的分数。我轻松、安然如实以言，这分数竟估得和实际所得相差不过三两分。这一点，我是很愧对老师的。多数时候，我总是容易让学生有压力，不能轻松、自如。呵呵。弟子可以不如师。
还有一次，记得好像本该是作文课的。他没让我们如常作文，竟然领我们全班出了教室，更出了校门，向学校的后山去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脚程后，我们到了平时可以在教室外见到的、耸立于山顶的昭明寺。这寺，说是因编了《昭明文选》的昭明太子所建而名。一路上，我大部分时间离老师近，听得他侃侃道来，具体内容固是模糊了，却还记得他大约是“天文地理冶般说着的，再不是课室里讲的那一些。真是有趣得紧。我那时是光顾着欢喜了。日后才多少识得，他这般的做老师，已是深入骨髓地影响了我，让我不期然地“学样冶了。这十年间，我不时和我的学生一起，在户外，白城海边、禅院后山、湖畔林间，留下足印和心音，以弦歌不辍，以追慕前贤。这一点，我可以欣然以对老师了。
我这么思忆间，惊觉于我生命中一种神秘的力量的作用。中学的后三年，我伴着文庙大成殿就学，可眺望昭明古寺；大学的四年，我在南普陀旁度过，寺里寺外的菩提树是校园中的凤凰、木棉之外我最常见的了；从此，我是再没有离开这所与禅院于五老峰下紧邻的学园了。初中二年级时，从杂志上看到一所大学的图片，当时觉得这校舍怎么看起来像是一座庙，很是惊讶和好奇。倒也没有生出来这叫厦门大学的地方读读书的念头。两年后的高考，我似乎是无意而鬼使神差地撞入芙蓉园的。我这一生，读书、教书，自该比别人静心、净心？合当比别人清心、倾心？
老师的作文课还另有他独特的形式。他组织了一次故事会，每个同学在班上讲一个小故事。这在我当时是非常为难的事情，其难不亚于英语课和体育课。我讲了一个所谓的“红色故事冶，从一本叫《红旗飘飘》的连续出版的丛书上看来的一个故事。与其说讲故事，不如说是把故事背了出来。我少不更事，那时只会讲红色故事；我不免死心眼，只会用最笨的功夫来背，勉强算是“讲冶故事。不过老师后来的评价是我讲得非常不错，记得还是几个讲得好的同学之一。我非常意外，意外到顾不上沾沾自喜了。估计老师在这件事上不够诚实，他得鼓励一个稚嫩的少年。或许，在老师的立场，无所谓讲得好不好的，重要的是“讲冶这种表达方式，是另一种“作文冶；只要讲了，就是好的，哪怕是背这样的“伪讲冶。无疑，老师在另一个方面奠定了我今日为人师的基础。我后来得以胜任这所大学的辩论队教练、无数次出任最高水准的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赛评委，更以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课程，助力于我的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从本科生的“辩论与演讲冶、“公众表达冶和“阅读·理解·表达冶，到硕士生的“法律谈判冶。我甚至有不少时间，为机关、企业的成年人做系统的语言训练。我尽我所能，帮助人们克服口语表达中的心理障碍和克服由此心理障碍所造成的语言障碍。以口述心、恭敬母语，是我在这其中最为强调的。遥想当年，老师给了我一缕阳光，我自己却自顾自灿烂了。
愿我座前所有的学生，温暖于林师的这一缕阳光。
施师世诗先生:文脉以继
我只从林老师学了一年的高中语文，这让我一直感到遗憾。不过，从得失上说，却是另一回事。这自然和高二教我语文的施师有关。施老师的名讳读起来有点拗口，字面看起来却很是古雅，“世诗冶。他比林老师要年长不少，今年也大约是九十了吧。淘气点说，林老师是“本朝冶的，施老师则明显是“前朝冶的，我那时就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是“老冶师，很有距离感，以为老师只在讲台上。
这个“老冶师，自然该是受了现代教育的，也定是受了些旧式教育的，正是“中学冶和“西学冶兼有的。当时想不了这么细致，这些年往顾少年问学时光，于这“老冶师，每每就这么认定了。这发现带给我又一欣喜。又一个老师，他身上有“旧学冶的痕迹、气息。幸哉，我得遇施师于少年，于旧时县学里、大成殿边。在这个全方位革命式变动的20世纪中国，我这个懵懂少年，从中学而大学，居然可以连连因了我的老师而接续上学统的传承，略略地跨越了断裂的时代进程。这一缕文脉，于一个学童般的少年，无疑很必要；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转承，自也可当一曲山中细流。
那时课堂的感觉是，施师于现代汉语方面，并不擅长。为此我是颇有几分失落和无奈的。那时也知道，文言，正是施师所长了，他于这个部分也明显地从容自如、游刃有余。我日后明白，施师给了我极好的古文功底。我们一众学生，还因施师而越过课本，由他领着，添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和喜好。最早知道《聊斋》，即是施师课上言及。那个年头，1979年，中国也近于百废待兴了。教育一道，也得从基础做起。我到了高中二年级方从老师讲台上知悉《聊斋》，即属一叶知秋般情形。有个同学向老师借了《聊斋》来读，我惊且羡。惊异于老师像另拥有一个世界，艳羡于同学得了老师另待。动了念头也向老师借读，终是作罢，以为那本子一定珍稀得很，不敢贸然。这番少年心境，怕要相比于情窦初开而情怯了。多难得的心路。
我渐渐对我的母语有了更多的感悟，也渐渐写得纯正的中文。若非那一年，世诗老先生课任我的中学语文，我必不致如此。
乡村小学的老师，定了我一生的阅读？
我的中学读得很简单，两年初中、两年高中就结束了。这是政治家决定教育的结果，“教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冶。于是我就“赚了冶人生的两年。比起来，小学却读得有点“乱冶。一来，读过的学校有很多所，不过都算是乡村小学，因为那时父亲的工作在乡间而父母的老家又本在乡下；二来，一年级读了两次，三年级读了三个学期。这都和留级没有关系。两次一年级，是因为随父亲工作变动而换了学校，然后我懵懵懂懂间重读了一年级。这是事后多年才忆起的。三个学期的三年级，是全国从春季入学改为秋季入学，使得我该升入四年级的时候却没有四年级可升，要等上一个学期，于是“原地冶再读一个学期的三年级。这般读下小学，也算是“基础教育很扎实冶？这很“乱冶的乡村小学时期，依然是我不折不扣的生命底色。
记得是二年级开始写作文。这作文，是很得老师好评的，至今没有完全淡去当时看到老师在作文本上的评语时的得意。老师写了一小段话，忘了，最后一句是“多读红色课外书冶。那个年代独有的语言。想来是一年级读了两回的缘故，作文写得比同学要好一些。老师的评语，不仅添了我写作文的信心，更是对我后来的课外阅读生出大影响。我估计是带了想得到更多表扬的心思，比同龄人多读了些书。那个时候不怎么“课外作业冶的。放学了，同伴们一块疯玩。偷来废的、好的灯泡，用来和农民的孩子打仗；随大点的孩子，偷雷管、炸药，自制了去河里炸鱼；偷不到炸药了，就偷石灰，筑起坝来把鱼毒翻；还偷瓜果，被“农民伯伯冶追得满山仓皇逃窜。不过，我读书，在不玩的时候。那却是一个今日看来没书可读的时代。父亲为我订了一份课外读物，名为《红小兵》的杂志。这是父亲在我的学业上对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知道是否他看了老师对我作文的评语后这么做的。一个夜晚，父亲把这薄薄的一册递给我，我几乎抑制不住欣喜。然而，这《红小兵》完全不能满足我的阅读欲。我果真另外读了很多“红色书籍冶，《王若飞在狱中》、《革命母亲夏娘娘》(我看《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瞿恩母亲冶这个人物，就很容易想到这“夏娘娘冶)等等，以及抗日的小说《大刀记》(前些年拍成电视剧了)，描写“劳苦大众冶的小说《三辈儿》等。我居然还从家里找到了当年属于“封资修冶的书籍，《绣像全本三国演义》，线装竖排版的，读不懂，却也是读了，看那书中的人物绣像，很觉得古怪。也没人告诉我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对我来说，这些都还不够，可我已经没有书读了。姐姐的语文和算术课本，是这个饥饿的孩童最后可以读的书了。如果不是老师的这么一句评语，我不知道，后来我是否进入这样的阅读饥饿状态；现在看回去，我知道，这对我很重要的。可惜，我不记得老师的名讳了，也不知道老师如今在何处。
这影响甚至延至我做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么一路下来的阅读。我这阅读，很随性子，完全没有套路，不合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规范冶。自己读得其乐无穷，驳杂之极，教鞭在手娓娓道来时表面看来颇有几分像了信手拈来式的旁征博引。我若也算是“学问中人冶，那是很乐意坦承自己做的是“野冶的学问的。乡居时期的那个野孩子，不仅疯玩，当年也是自己种过一些果蔬的，还赶着退潮讨过小海的，大了以后又只在大学重建的初期读了极有限的四年书。不做野学问都难。我很受用这样的读书和为学。若有人羡慕我这样无拘无束、自得其乐的读书，也是该的。这当下像是越来越难得了。
叶圣陶曾告诫“胆敢教书冶的人，“教师无小节冶。我深以为然。老师的一句话，会给学生带来完全无法想象的影响。不只是“圣人冶需要谨言慎行，为人师者，之于学生更要谨言慎行的，不可随意、简慢。些微的随意、简慢，都可能让学生一生的底板、底色带了瑕疵、添了杂质。
三个老师，我的专业底色
今人通常说到“业师冶，说的大抵是指导自己攻读博士学位的老师，扩大点说一个拿了硕士学位的人也有把导师恭称为“业师冶的。我没有这样的“业师冶。我的“业师冶，只在我就读厦门大学法律系本科的四年里，其中学养最好并在专业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个老师。
盛师辛民教授在我大学生涯起始的第一学期讲授法学基础理论。这是三十年前的名称，现在称为法理学。我是越往后，越觉得盛师智慧之深，越觉得他气宇、面相上就让人以之为智者。课堂里做他学生的时候，我过于年少，几乎听不懂他课上讲的。这反而给我后来独立三尺讲台以极大的胆气，我不以让学生“听懂冶来自限我课堂上的思维展开。我的老师当年就是陈示一己之智，“听不懂冶那自然是做学生的该自己解决的。否则还叫大学？毕业之后，忝为老师的同事，延续了听老师说话的机缘，直到近年还是。越发地知道老师出言必有深意。在同辈且同行的教授中，盛师的识见是深刻的，其学望却不著。不知是这小岛远离权力中心之故，还是盛师行迹近于“述而少作冶之故，或二者兼而有之。静读、静思，明镜于心而寡言，该是他中年后期至今的生命形态。他是那种尤其能促使你发现问题、由之生出无尽好奇心的老师，三言两语间令学生茅塞顿开。我一直勉力按老师的垂范去做，即便“邯郸学步冶也无伤大雅的吧？他期末考试的方式，也是对我影响至深的。那日到了考试的教室，老师说，开卷考，自选一题作文，抄笔记顶多及格。想来当时和我一样的同学不少。我是快要休克了，无力、无助、无奈。懵半小时后才回得神来，胡乱写了点字，交了。居然也及格了。多年后我渐渐悟到，老师让我明白的是，比起考什么来，怎么考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老师这考法，分明就是“无招之招冶。我后来就尽量依老师演示的“无招冶来使我自己的“无招冶，这些年里每学年的两门本科生选修课都是不期末考试的，而其实是每周都在考试。我更尽量将这“无招冶从考试扩及于日常教学，让我座前一干少年书生，不是“听教授讲课的冶，而是“讲给教授听的冶。一派无拘无束、天马行空。
胡师大展教授在三年级时授外国法制史一课。那时中国法学在筚路蓝缕的重建中，做学生的则难得手上能握一本教科书。“没有教科书可读的学生冶，算是对我的学生生涯的写照了。不过，这外国法制史一科，是有教科书的。当时有关方面组织全国的教师合力编写出相应课程的教科书，陆续出版。胡师是参与外国法制史的写作的几个教师之一。这让我们很景仰他。做助教时书店里遇到老师，看他买了一本书，《五十奥义书》，顿然觉得老师读这样的书，那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对自己无比惭愧。我这乱读的癖好，多少和胡师有些关系的。得了他无形的压力，受了些激励。期末考试，老师的考法倒是中规中矩的。我坐在最后一排，还剩半小时就答完卷了，犹豫着交不交卷。老师坐到我身边，像是识透了我的心思，说，如果我是全班第一个交卷的，他给我加五分。我由此学会了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和学生说话，更知道身为人师是可以在讲台的肃穆、凝重之外于讲台下给学生“另一种面孔冶的。多年以后，我挣了个“副教授冶的头衔了，老师也实实在在地成了“老冶教授了，有时在校园里不期而遇，我就陪着老师走一段，就便讨教些问题，解去一些困惑。我一直以为，那样的景象，十足的“薪火相传冶了，最是校园气息。
不同的是，民法一课，由几个老师讲授。薛师景元教授最能释出民法的精髓。他是不擅口传的，课堂上平平淡淡，完全没有美感。偶尔说到点有趣的，我们乐了，他依然不改神色，仿佛我们的笑声和他全然无关。我在薛师的课堂上是提不起兴趣的。所幸，我还是本分的学生，兴趣虽无笔记还是认真的、细致的。如此，到得期末复习时，方深为薛师折服。通览笔记，系统复习，这下惊觉薛师所授，条理清晰、体系严谨、逻辑周延。后来慢慢知道，那叫做“逻辑美冶。薛师示我以这般异样、别致的美，最适合我这完全没有艺术修为者领略、品悟了。开课三两年后，成一小文，《观点、材料、体系:理论法学教学三要素》，由《中国教育报》刊出，并莫名其妙地得了报社办的征文比赛的二等奖。我对于“体系严谨冶的偏爱和敏感，不脱薛师教导之功。充任教习有年，益发感受到民法之为制度设计、民法学之为理论体系，其内在的融贯、严谨、自洽；也由此认定民法学之处法学院专业教育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常常以此提点初学之少年。我也由薛师而知，授业之时语言能力之不足恃，内在的神韵最为重要；复由此提示于座前诸生，课室之中，勿“以言害意冶，无端嫌了老师授课平淡而不肯自己用心。
盛、胡、薛三师，于我专业上教益最深。我后来教书、治学，巧得和三位师长的课程有所契合，底板、底色之说，益显其恰当。十几年来，我为硕士生、本科生所授课程，就有法理学一端；日常专业写作的兴趣，这个领域也占了一半。这是盛师的底色。毕业之初，我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后来因同事游学东瀛之故接手中国法制史而把二者合成中国法律史。虽与胡师的外国法制史有别，却同属法史学一域。这二十年间，也讲授、研习宪法学。若言实在法体系之两大支柱，实为民法与宪法；法学之中，能与法理学、法史学并列而成重要者，也不过民法学和宪法学。我以宪法学为业，大抵勉强堪比于民法学。于我，盛、胡、薛三师，足称“业师冶。
何师永龄先生:他知道我该怎么生活
当年是林师将我“送进冶文科班的。进入高二前，分文理科。我知道按自己的学业，适合文科，理、化两科学得很不好。可真自己选择文科，心理上有障碍，未必会理智地为自己做决定。林老师知道怎样的选择对我最合适。文科或理科，于我是很重要的一次选择。若非入了文科，我断不会来这天风海韵的学园。可若非何师，我则在四年学业后一脚步出芙蓉园，也不知是海阔天空还是跌宕起伏，总之不是现在这样写着《与学生书》的。
1984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法学教育也还在恢复之中的。师资奇缺，这让我捡了大便宜，可以只读四年书而得忝为人师。那个时候真正叫“毕业分配冶，没啥余地自己找工作的。系里决定“分配冶我留校做助教。我后来意识到这该是当时负有行政工作的何师的主意。和我的其他同学相比，换作何师之外的别人拿主意，是不会这么“分配冶我的。因为看来我没有任何突出之处，没人会觉得这个还不满二十周岁的青涩的年轻人未来适合传道、授业、解惑。所幸，何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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