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宇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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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未来：新时代投资机遇试读：
作者简介
邵宇，金融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牛津大学SWIRE学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泛海金融学院、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理事、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成员。
曾挂职上海市宝山区发改委副主任，任职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主任、西南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2011年加入中国东方证券，目前任集团公司总裁助理、集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领域覆盖全球宏观、中国宏观、权益债券投资策略和金融工程。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中国财新网专栏作者。代表作品包括《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新政机遇：改革锦标赛与市场新动力》《穿越镀金时代》《危机三部曲：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微观金融学及其数学基础》等。
2014年度中国青年经济学人、上海十大青年经济人物。被业界誉为新一代海派经济学家领军人物。
推荐序
写此文，笔者琢磨了很长时间，原因有二。一是之于邵老师而言，此书是他研究成果的精华合集，有特殊含义。20年的研究精华集于一书。二是之于我而言，要负责任地把我所理解的邵老师和他的理论，选取一个最合适的角度，描绘给读者。要把邵老师复杂的理论系统用几页纸讲清楚，并不是件容易之事，我试试看，就当是抛砖引玉了。我不试图去概括，就写几点对他和他的研究的认知。
他是一个有善根的人。我私下常这样评价他。读者可能会想：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与善不善有什么关系？其实有很大关系，且是本质的关系。“不失其所者久。”善是尊重事实，不扭曲捏造为己用；尊重学科理论，玩君子游戏；不功利地传播自己的观点。据说天才和常人较大的差别之一是，天才每一步都严格尊重事实，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从而可以登峰造极。邵老师幽默且有线有谱地讲着实话，是值得人尊重的。这源于他尊重一门学科的学术理论、尊重事实。客观的分析加上他丰富的经验，才造就了今天的他。这种品质决定了这位经济学者的理论及观点的可信度。
开着玩笑告诉你一个不是玩笑的严肃事实。他擅长以一种诙谐的方式把他想要表达的观点讲出来。不论方式如何逗趣，传达的信息都是不失真的。有趣是为了能让对方听懂，且不但听懂了，还让对方有兴趣不排斥。顺应时代，因材施教，所以邵老师可谓是抓住了听者、读者的心理，巧妙地用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和大家分享经济学知识。我做过多次他演讲台下的观众，虽知他诙谐，仍好几次惊讶于他表达的前卫。用最新的流行语言，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给你说明白，这种技能，当下的首席经济学家少有。久而久之，和邵老师讨论经济学问题，你就会有此感触，听到的是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家的评论。论一个经济学家的基本修养，或许邵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我们也可以呼吁他出一本相关题材的书，这是题外话了。
学武者知，一日不练百日空，经济学亦如此。人们开玩笑说，现在的成功人士都是5:57起床。据说邵老师在那个时间已经开始练功了——晨思、写文章。“致虚极，守静笃。”他曾经谈到过多年的写作习惯，天亮后上班前，这一段难得清静的时间，是他思绪迸发的时间，常年不变。这是他另一难能可贵这处，多年守着这一片清净，坚持着一个经济学家基本功的稳固。勤奋执着，并由此不断精进。从高校里的教授到今天的首席经济学家，邵老师坚持着一个经济学人的基本修养。这对于读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用担心他的文章是拍脑门写出来的。他每日都在“练功”，观点的精确和前瞻性是水到渠成的事。
既有学术精神，观点又是落地的。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讲，他是接地气的经济学家。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特质。他不是一位故意去博出位的意见领袖，这是在当今环境下特别不容易做到的。学术和市场有距离。学术上造诣非凡的研究，并不一定被市场认可，而追随着市场的风向，脱离学术精神，是一定会被学术界鄙夷的。如何才能将学术和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不说空话大话、学术观点落地有声、不盲从市场热点，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敬业和专业精神之结合。这是对客观事实的不断追求，努力不被市场噪声所蒙蔽，也不只活在学术的象牙塔里；不拿着一堆模型来让人觉得高深莫测，“不失其所”也不随意扭曲自己的真实观点。
系统性、全面性并具有实用主义。邵老师把复杂的经济、政治、民生，及企业、国家、世界等复杂的互相交织的问题放在一个框架里讲清楚。无论是否有经济学基础，邵老师的文字都能帮读者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金融现象、投资现象好好消化，为己所用。他有所言，有所不言，以造就他观点的精确性和前瞻性。从《危机三部曲：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穿越镀金时代》《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到网上的“复旦名师的经济学课”“如何战胜印钞机”课程等，都带有他教书育人的影子。读者是幸运的。在学校里，老师手把手教你理论知识，进入社会后，你总是惆怅资本市场的血腥，没有人能够教你看清前路。喏，那你就来读读邵老师的书。
老子说：“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想用此句描述邵老师的独立思考、抱诚守真、超脱于流行观点的局限，恰合适！前言新时代、新常态与新征程
追上未来，抓住它的本质，把未来转变为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新时代
每次重大的集会，都是强化、优化和更新主流叙事的最佳时间窗口。无疑，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一叙事推向了新的高度——它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建立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战略安排，曾先后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目前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十九大又提出了双百战略，即到建党100年时（2021年）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3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的5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十九大设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实施：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由此，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其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复兴中国梦并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前一阶段的需求旺盛和供给不足，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以前相比，人民对所谓美好生活的需要口径更加宽泛，不仅是物质文化，还更多表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了人民需要的满足和中国发展品质的提升。
因此在这个新阶段，速度不再是唯一关键的指标，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必然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是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新常态
定义中国新常态，首先就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来看，一般我们关注的现象包括产能过剩、经济增速下滑、金融机构坏账的积累等，由此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处于下滑周期。那么对于新常态的进一步讨论就是，当前的下滑是一个过程还是已经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如果是在下滑过程中，那么应该还是一个“变（化状）态”而非“常态”。只有当稳定到某个平台状态时，才可称之为常态。基于这个判断标准，在我国经济整体增速从10%降至6%时，市场判断为增速下降的底线，因而会形成一定的稳定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需要调节投资、消费、内外需比例关系等，这个状态可称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与国际上的提法相比，国际上“新常态”这一概念主要指慢速增长、通货膨胀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我国的情况有一定对应性。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和全球经济是紧密联系的，全球情况是中国情况的外因。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部分原因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当前，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面临外需下降——由于外需提供原始资本来源，且目前我国的产能设计等都是根据全球化生产模式设计的，因此全球化停滞会造成内需也相对衰弱。外因和内因相互呼应，从外因来看，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相应地，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新征程
西谚有云：“只要教会猴子需求与供给，猴子也能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就是“供给=需求”，如果这两者不等就要做些宏观调控，因此我个人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新的需求、新的供给和新的宏观调控，即新常态=新需求+新供给+新宏观调控。这也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征程。
新需求——需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市场在哪里。老的需求即传统意义上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新需求就是所谓“新三驾马车”。老投资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产能这三块投资。老消费主要是房子、车子、家电。出口原来主要是为欧美消费国进行生产，包括山寨化产品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由于传统的三大投资领域全面减速，产能过剩和债务约束问题严重；传统的“衣食住行”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趋于饱和，“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同时，全球总需求增长放缓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消退，也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逐渐从靠老的三驾马车拉动，转向新三驾马车。新三驾马车则是投资（深度城市化）、消费（消费升级）和出口（全球化4.0）。（1）有效投资。老投资主要是房地产、基础设施（“铁公基”）和制造业产能。我们把新的投资方向称为深度城市化。投资的目的主要是提升未来3亿农民工以及现在既有的6亿城市人口的综合生活质量。这就需要新一代公共基础设施，例如城际铁路、地铁、地下管线，新一代互联网、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等。
新投资是智慧的投资和有效的投资。它体现在新一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即我们所定义的深度城市化，它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也提供了足够大的投资与需求层面的想象空间，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教、文、卫、体、新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海外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关键在于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通过深度城市化的梯次结构激发内需潜能，形成内部的自我循环。
具体而言，首先是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重大作用，破解发展断裂带下增长动力的缺失。在增长动力方面，以及主体功能区规划清晰的前提下，将3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参与的全员GDP锦标赛，升级为20个左右超级城市群之间的比赛。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既保障了地方的活力释放，也强化了中央的有效指导。通过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大湾区等区域实践，建立起了未来深度城市化的梯次范本。
其次，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范本中大力推进公私合营伙伴关系，在城市建设中同步进行政府适度去杠杆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单一、民资参与不足是目前地方政府深度城市化支出和财力紧张的两个重要原因，而解决途径也将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包括房地产税的完善）等来平衡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另一方面，[1][2]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独资、控股、参股或者以BT、BOT以及真正意[3]义上的PPP等市场化模式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亮点。
切勿妖魔化中国的投资，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相比发达经济体而言实在太低，所以短期来看投资是拉动需求的关键动力；从中长期来看，只有投资产生的资本形成才是生产函数的主要贡献来源，所以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投资的有效性。
中国经济地理存在着三纵两横的自然布局，这就是中国未来城市群同核心城市的增长格局，在这些城市（群）里以及它们之间的投资一定是有效的。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让原来计划在“十三五”开工的一些重大工程，提前开工或者加速推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有效的投资和智慧的投资，维持经济增长的基本温度。市场也会很自然地把热点放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区域，例如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四大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的中国内部接口，包括新疆、西藏（环喜马拉雅经济带）、海西、广西等这些关键的地缘、能源敏感地带。（2）消费升级。消费的品质提高、内涵扩大，同时发展新型的消费增长点。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人口结构的边际消费倾向提升，为居民的需求充分释放提供了前提条件，巨大的中产阶级人口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新兴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形态则将推动消费不断升级。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普及化，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下，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在内的需求快速增长，这些都是新消费的来源。未来的3亿农民工以及已经在城市的6亿人口，总体来说可以定位成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消费要求更高的品质，从而过有品质的生活，因此传统消费的升级就是品牌化、体验化，品牌的溢价包括体验式消费变得非常有空间。同样，健康服务包括一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日常化成为未来消费的主动力，二孩经济、银发产业、养老医疗这些在未来都有重大增长的机会。最后，信息消费科技化、互联网化，以及休闲化、娱乐化也是潮流，包括O2O、移动支付、文化旅游以及娱乐休闲，还有体育产业都会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谁说中国人不消费，看看国人从日本买回的马桶盖和各种奢侈品，还有风靡美国的月子会所，就可见一斑。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布局，以及如何通过扩大开放来提升我们自己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使之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服务要求相匹配。（3）新全球化。以前中国出口最多的是廉价的鞋子、袜子，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代工厂”。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出现逆转和停滞，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的断裂，大型经济体的需求内卷，原来的几个传统市场都已经熄火了，而且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及众多制造国的货币都在贬值，因此出口竞争也更加激烈。
新的出口主要体现在新的市场。新的出口是以高铁、核电为核心的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从加工贸易到一般贸易的升级。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保驾护航下，中国向亚太和其他新兴市场地区输入工程、服务、商品、资本和货币——分散贸易对手风险，更有效地进行外汇投资，积极参与全球货币竞争，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升级了的全球化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一方面，“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新一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多层次的自贸协定以及国内自贸区的建设，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中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进而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直至最终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所以，现在我们就希望能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文简称“亚投行”），让我们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投资、出口能够提升一个量级。以前简单出口的那些产品，会逐渐被核电、高铁、通信、电子、家电等配套基础设施输出所替代。现在中国在组建企业“特混舰队”，开往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预计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印尼等节点区域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涌现。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将逐渐打开一个接一个新的市场和新的需求，同时要解决中国海外资产保护的问题，这也会延伸出很多在安全、信息等领域新的需求和市场空间。
新供给——供给就是产能和产品，供给的核心是一个生产函数，是技术、资本、劳动力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结合。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等。中国正在准备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效率的提升，再到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现在问题是怎样去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如果要提高质量、提升效益，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就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进、管理水平提升，还包括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将表现为生产函数曲线的整体移动，即六新供给——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新制度必须火力全开，这些必然是未来产能供给的增长前沿，而其中的新制度则是创新发生和效率提高的重要环境保障。（1）首先是制造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特别是所谓的硬科技，重点是在制造业中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一些突破和创造。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同时推进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来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最终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4]创新中心。（2）其次是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这主要是指服务业的创新，这块主要围绕“互联网+”领域展开，即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和全面提升现代服务业。通过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同时推进“工业4.0”的实施。重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互联网+”将有效地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互联网也催生出了很多新兴行业，这些行业不仅为投资者和创业者带来了很多新机遇，同时也为传统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与挑战。以众所周知的零售业为例，互联网的出现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可以更加便捷，也能拥有更多选择。电商企业在成本、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对传统零售商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一些传统零售企业也在渐渐地建立自有的电商平台。再比如，传统的制造业都是封闭式生产，由生产商决定生产何种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是割裂的，但是在未来，互联网会瓦解这种状态，顾客将会全程参与到生产环节当中，由用户共同决策来制造他们想要的产品。也就是说，未来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界限会变得模糊，而那时传统的经济理论将面临崩溃，这就催生了C2B、C2M等全新模式。同时，对于创业者来说，渐渐饱和的传统市场、低廉的创业成本等因素，也让他们将眼光投向了很多新兴的行业。互联网金融、智能电视、OTT等这些时下最流行、最新兴的行业，正在对传统行业进行冲击。互联网最有价值之处不在于自己生产很多新东西，而是对已有行业的潜力再次挖掘，用互联网的思维去重新提升传统行业。“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确实非常有效果，效率有明显提升，消费者也能够得到很多实惠。“互联网+”最终的模式就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BAT确实崛起了，但传统的百货公司、商业地产也都受到了强大的冲击。我想强调的是，“互联网+”的关键是新供给创造出了额外的需求，这种供给创新才是真正有价值的。（3）最后是新制度。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尤其是政府服务方面的创新，包括简政放权、财税改革、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内容。
新制度代表了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十三五”期间将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接下来阐述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主体框架。
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展开的基础，通过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来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为市场拓展打开足够的空间。新一届政府将职能转变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将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落脚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既是起点，又是重点和难点。从这一点入手，可谓切中时弊、有的放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文简称《决定》）指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核心。广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我国的要素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其结果必然是引发各种非效率的资源配置。生产过程的高资源消耗强度以及相应而来的浪费和污染，造成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分配结构扭曲，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
要素价格改革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的价格，从而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目标是“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财税改革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让政府财力运行于阳光之下；同时匹配合理的事权和支出，既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又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扬弃和升级传统的GDP锦标赛。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化的公共财政法案有望出现。财政的基础地位和支柱作用体现在对其他重大改革领域的辐射性。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着重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改革预算管理制度，硬化预算约束。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第二，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政府间职责分工。第三，完善税制，规范非税收收入，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改进转移支付制度。
金融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金融改革行至今日，已摸索涉入“深水区”，可谓拔寨前进，步步为营。《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金融改革的四个重点已经圈定：一是制订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方案；二是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三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四是保险市场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金融改革的终极目的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通过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机构门类来优化现有的主银行金融体系；同时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创新创业提供充分的支持。
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是进一步释放关键生产要素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将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将确保中国的人口结构和质量红利有效释放。土地改革则应当一方面稳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另一方面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再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来有效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资源的有效利用。让土地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交易的生产要素，是此轮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因此本次土地改革的核心应该是释放农村土地的资本属性和流转属性，给广大农民带来财富增值是最终目的，有利于根本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这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增长点。
国企改革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预期“十三五”期间将分类推进国企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同时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更好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提升中国资本的总体产出效率。
从世界经济改革发展规律看，在多领域改革同时推进之际，难免出现所谓改革效果期限错配问题。就是说，在旧有增长点受到抑制的同时，新的增长点没有及时形成，导致“青黄不接”现象，这说明改革不是无痛的。改革与增长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改革会牺牲短期增长，调整增长模式会造成不同行业冷热不均、分野加剧，导致相关经济指标增速放缓。这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调结构有决心、有实效。总体而言，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上述这些改革都会使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成本明显下降，这不仅使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总量和质量都上升，全要素生产力也会因此变得更大，从而整个经济的结构和内涵也会变得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
新宏观调控——所谓宏观调控，就是供给少的时候加点供给，需求少的时候加点需求，使两者达到平衡。市场还是喜欢用“放水”“刺激”这些词语去描述当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动向，这其实是典型的旧常态的思维和语境。新常态意味着我们对经济增速有比较大的容忍度，所以整个宏观操作的目的可能只是托住经济的底部，更重要的目的是修复中国的宏观资产负债表。
宏观经济大致可以分成六个部门，分别是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居民部门；金融部门，分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例如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和影子银行）；整个对外部门。现在的问题在于局部资产负债表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现在的地方政府，还有加了高杠杆的国企部门，以及有过剩产能的企业，包括部分民企部门，可能将会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
如果不对这些部门进行清理的话，就很有可能形成僵尸平台、僵尸企业，以及连带的僵尸金融机构。这实际上就像是日本失去的20[5]年给世界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必须主动来做一些调整。笔者用了一个比较戏剧性的表述方式，叫作中国宏观部门杠杆的“乾坤大挪移”，用它来形容整个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重新构造过程，具体内容可以简单地叫作“九大移”：地方移中央、平台移开行、财政移货币、国企移民企、传统移新兴、政府移居民、商行移投行、非标移标准、国内移国外。
我们可以看出，移杠杆的过程也就是改革的过程，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了336项改革方案，四中全会提供了180项依法治国方案，总共是516项方案。如果能够在2020年之前都实现，在移杠杆的过程中寓改革于调整，那么新一轮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就在眼前。我简单总结一下上面的内容，给出下面的公式以方便读者记忆：
新常态=新需求+新供给+新宏观调控
新需求=新三驾马车=投资（深度城市化）+消费（消费升级）+出口（全球化4.0）
新供给=六新供给=<新技术+新产品>（中国制造2025）+<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互联网+）+新制度（政府、金融、财税、要素、土地、户籍、国企、自贸区，8项关键改革）
新宏观调控=九大移=地方移中央（特别国债）+平台移开行（注[6]资）+财政移货币（PSL，指抵押补充贷款）+政府移居民（PPP）+国企移民企（混改）+传统移新兴（并购）+非标移标准（证券化）+商行移投行（脱媒）+国内移国外（人民币国际化）
在杠杆再平衡、宏观资产负债表整固的过程中，在升级了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在六新供给和制度优化的支持下，热重启系统。这些升级措施将使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再次有力扩张，这会是一个中长期可持续的向上趋势，其中包含大量的可供布局的投资机会。展望未来，尽管接下来1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慢下来，但中国人会生活得更好，发展也会更具人性、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6%左右其实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发展速度，它将保障未来中国能够成功跃出中等收入陷阱。战略性地投资布局在上述这些新的方面，必然会成为中国经济新时代的大赢家！[1] BT：BT是build（建设）和transfer（移交）的缩写，意即“建设-移交”，是政府利用非政府资金进行基础非经营性设施建设项目的一种融资模式。[2] BOT：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移交，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3] PPP：PPP是指政府与民营机构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授权民营机构代替政府建设、运营或管理基础设施或者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4] 美国的创新多、技术强、创新能力突出，关键原因不是美国人有多聪明，而是它有个无比强大的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以及人才吸引体制，通过砸钱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大脑。[5] 日本失去的20年：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发展达到顶点，1990年，日本甚至已经掌控了洛克菲勒等美国的几个大集团的大部分股权。但到了1995年前后，日元大幅升值，逐步导致日本经济崩溃。崩溃的原因是：因《广场协议》，美国对日本掠夺收割；中国工业的崛起；日本虚拟炒作泡沫的破裂。日本的泡沫破裂，酿成了日本经济长达20年的大衰退，被日本国内称为日本第二次战败，即日本失去的20年。[6] PSL为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的缩写。PSL作为一种新的储备政策工具，有两层含义：首先量的层面，是基础货币投放的新渠道；其次价的层面，通过商业银行抵押资产从央行获得融资的利率，引导中期利率。PSL这一工具和再贷款非常类似，再贷款是一种无抵押的信用贷款，不过市场往往给再贷款赋予某种金融稳定含义，即一家机构出了问题才会被投放再贷款。出于各种原因，央行可能是将再贷款工具升级为了PSL，未来PSL有可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再贷款工具，但再贷款依然在央行的政策工具篮子当中。 第1篇 新需求：新三驾马车第1章 全球化4.0：大变局
前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交往主要发生在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上，类似局域网。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时断时续，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补充沿大陆海岸延伸。人们交换着高附加值的奢侈品，分享着一千零一夜般的异域奇闻。
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世界连为一体。枪炮、钢铁、细菌所到之地到处充斥着火的记忆和被割开的血管，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推动旧大陆的原始积累和新大陆的种族灭绝。
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日不落殖民地系统，见证了自由贸易和国际联盟的巨大能量。英国的成功似乎预示着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对内——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公民意识；对外——自由贸易、条约体系、均势平衡。但总体而言，全球化2.0体系是一个东西方博弈的时代，所有其他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埃及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全部臣服在西方文明脚下，在其碾压下匍匐生存。这个时代产生了两个变异品种——日本，唯一成功的东方现代化国家，并开始谋求区域霸权；以及美国，全部由移民组成，从光荣孤立的美洲人的美洲，到未来全球化3.0“天命”的领导候选人。还有就是后来居上的生存空间掠夺者德国，最终形成危险的两极化的战争同盟，等待全球化2.0末日大战的到来，最为文明和发达的各大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民族国家最终全面厮杀在一起。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球化3.0，由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货币体系独霸天下。这个体系貌似更包容、更符合正义原则，最贫穷的人口也可以从中分享收益，条件是只要你加入全球食物链结构和使用美元结算。但天文量级的过剩流动性潮流不断制造危机循环和洗劫外围国家，金融经济货币危机连连，地缘断裂带上纷争不断。
同时，气候环境、网络空间、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传染病毒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产生共识的所谓全球性议题，大都涉及广义的安全，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即人类共同活动引发的全球级后果，甚至包括技术创新引发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这既是全球化、信息化在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带来的副产品；也是各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矛盾交织激化，文明冲突日益扩大的结果；更是国际合作规则体制机制缺失，各个国家各有算计，不能形成合力，无法有效应对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全球化挑战的凸显，促使世人从人类发展方式转变、国家治理模式改革、全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寻找解决方案。中美贸易摩擦
2018年开始的中美双方经贸磋商已经举行三轮。第一轮美方来华，3位鹰派美方代表来势汹汹，双方针锋相对，互探底牌，并无实质成果，从双方提出的清单来看，分歧不小。第二轮中国访美，双方仍在关键问题上僵持不下，对达成的“共识”也是各执一词，各说各话。从内容上来看，这是双方达成的“妥协式共识”。第一，中方承诺将增加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这有助于缩减美对华双边贸易逆差，但没有明确具体金额，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第二，双方还同意在知识产权方面加强合作与沟通，中方同意对《专利法》进行修订，但中国也将主动权留在了自己手里；第三，双方在投资领域也达成了共识，鼓励拓展双向投资，将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但具体投资领域还需要后续磋商，而且它更多的是一种企业行为。除了书面上的共识之外，双方也有实质性行动，例如中国商务部终止了对美进口高粱的“双反”调查，美国也同意暂停贸易战。可见，中美贸易问题进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
从第二轮的联合声明来看，对于达成共识的问题，双方制定了一个基本的执行框架，后续需要按照这个框架逐步向前推进，并且会有一些实质性举措。所以，第三轮磋商更多的也是专注于执行环节。比如2018年5月31日，继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之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再发公告，决定从2018年7月1日起，降低部分日用消费品的最惠国税率，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多样化消费需求。此次降税商品涵盖食品、服装鞋帽、家居用品、日杂百货、文体娱乐、家用电子、日化用品、医药健康8类日用消费品，共涉及1449个税目，占到《进出口税则》中消费品税目的七成，而且税率也大幅降低。同时，中美就中兴通讯问题也达成协议。
目前看来，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对中国也并不是毫无益处，它能促使中国降低税负（关税、增值税）、促进自主创新（芯片等）和压制泡沫（美元走强），也算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仅就贸易问题而言，中美仍有许多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总之，即使中美以及美国与欧洲、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从而全球贸易纠纷出现缓和，很可能也只是暂时的。从历史上美日和美德的贸易纠纷来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也并不是从特朗普上台才开始的，但特朗普上台确实是一个拐点，他貌似出招混乱，但背后逻辑相当缜密，减税压制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含技术），CFIUS（外资投资审查FIRMMA）压制中国ODI（对外直接投资/购买技术），配合301阻断技术扩散（目标是中国制造2025），威胁制裁中兴通讯直接打断中国制造产业链，移民政策降低他人的学习能力（缩短理工签证有效时间，制约千人计划），令人困惑的弱美元在加息周期保持出口竞争力，随时可能变脸给出致命的雷霆一击（中国香港、阿根廷、土耳其）。
第二轮谈判之后，中美的情绪反差比较大。中国相对乐观，美国则相对悲观。原因在于，中国赢得了更多的缓冲时间和主动权，美国则因中国没有兑现其在第一轮谈判中提出的各项条件而落入尴尬境地。为什么美国的态度从强硬变为缓和？这就要理解商人兼政治家的特朗普所谓交易的艺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出尔反尔、使命必达。这是一个极其难搞的对手。
中美关系要放在全球视野下来理解。一方面，美国贸易制裁的对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等也在其列。特朗普由于并未延长进口自欧盟的钢和铝的关税豁免期，遭到欧盟的报复。2018年5月18日，欧盟发布消息称，准备自6月20日开始，对进口自美国的大米、玉米、花生酱和钢材等商品征收25%的关税。另外，欧盟还考虑自2021年3月开始，对不同的美国产品征收10%～50%的关税，共涉及40亿欧元产品。继欧盟之后，日本、韩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表示对美征收关税。所以，美国发动了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战，而不仅仅是中国。在这个关键时点，其他经济体对美国的态度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外交话语权。另一方面，还要关注朝鲜半岛的动态。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会晤意义不凡。中朝大连会晤，以及朝对美的表态，均有助于缓和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
中美博弈的冲突与缓和，也需要有全球化的眼光。其实，贸易的[1]纳什均衡有两个——双赢或双输。贸易战没有赢家，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从冲突到缓和，符合两国利益。但是，必须认识到，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贸易战结束了。对特朗普来说，发一条推特（Twitter）就能推翻所有协议，同时还要关注特朗普的幕僚。有意思的是，中美第二轮谈判之后，特朗普内阁起了内讧。班农指责姆努钦葬送了对中国强硬的优势，而内瓦罗更是对姆努钦破口大骂，认为又放了中国一马。这说明建制派和鹰派有很大裂缝，远非铁板一块，这一点可以善加利用。特朗普则在两边摇摆，目前来看商人特性再度占优，问题是这会持续多久？经济利益之后必然还有更多的政治诉求。所以说，中美博弈是一场涉及多个维度的持久战。
从特朗普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第一轮谈判的清单可知，美国在贸易上的诉求是建立“自由、公平和互惠（或译成‘对等’）”的经贸关系。笔者注意到，第二份联合声明并未提到关税问题。由于声明没有提到，它的重要性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它是“对等”或者“互惠”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重塑中美利益的关键变量。5月14日，也就是谈判即将开始的时候，美商务部部长罗斯解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关税的不平等，是中美非对等贸易的一个主要体现。这也说明，关税一定是双方本轮磋商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世界贸易组织（WTO）2016年中美双方最惠国平均关税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进口平均关税税率在13%左右，而美国为5.5%（加权平均值更加接近一些）。这就意味着磋商的空间为二者之差——7.5%。要想在第二轮谈判的几天时间里敲定一个税率，非常困难。虽然中国决定自2018年7月1日起开始大幅度降低进口消费品的关税，覆盖面达七成，但对美国来说，工业制成品的关税才是重头戏。从中美贸易结构来看，除了农产品，就是机械制造、化工产品和汽车配件等，只有降低这一部分关税，才可能较大程度缩小中美贸易的逆差，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同时，具体的关税税率如何定？从我们基于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结果来看，对等关税将会重塑中美利益格局。关键变量是关税税率的设定，它决定着蛋糕的切法。简单起见，我们在模型中设定的是5%，略高于美国当前的平均水平。整体结果是，中方受损，但要好于双方打贸易战的情况。
除工业制成品的关税问题之外，另一个核心议题是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开放。央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4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11条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举措，承诺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涵盖业务放开、机构放开、市场放开三个方面，可谓火力全开。人民币汇率问题至今尚未涉及。自2016年12月以来，虽然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但美国仍然认为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本质上是“固定汇率制”，且主要是钉住美元的。美国认为中国政府有意低估人民币汇率，促进出口，并称这种模式是“重商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从而是不对等的。笔者认为，扩大金融经济的开放，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地位，提高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都需要人民币币值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随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其需求也会增加，人民币可能仍处在一个缓慢升值的通道。但能否按照中国自己的节奏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才是关键问题。因为国内的利率市场化尚未实质性完成，资本项目可兑换自由度不高，汇率形成机制尚有待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过于快速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会导致货币危机，对贸易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和谈判必定是个长期过程，不应指望一两次谈判就解决所有问题。从当前形势来看，中美贸易纠缠并非死结。但如果看到贸易战的本质是技术战，可以预见，深度的冲突可能会再度重来，那将是中美贸易决战的前奏。因此必须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但决战可能还是在金融方面，包括汇率、利率、股指、房价。对外，以战止战（贸易、服务、投资、跨国企业）、精准打击（区别建制派和鹰派）、合纵连横（拉拢G6）、扩大开放（贸易和直投）、贬值汇率（战略威慑）、重配外汇储备（驱动美国波动利率预期），但务必关闭资本账户（肉烂锅中）；对内，保持定力、适当补水、壮士断腕（继续清理平台机构、僵尸企业）、刮骨疗毒（资管新规杀死影子银行）、釜底抽薪（不动产登记全国联网和房地产税）、平准市场（必要时稳定股市）、降低税负（应对全球竞争）、推动要素改革（特别是土地、户籍、国资）、修复宏观资产负债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国际形势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必须用极大的智慧、勇气、技巧和努力，才能突围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体制和文明三重修昔底德的陷阱。
从中美贸易博弈的发展来看，目前全球陷于垃圾时间和胶着的3.5状态，但未来全球化3.5向4.0升级的趋势是势不可挡的。全球化随历史洪流不断向前推进升级，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先回到它的过去，深入了解全球化从1.0到4.0发展的全过程。[1] 纳什均衡：假设有n个局中人参与博弈，如果某种情况下没有参与者可以独自行动而增加收益（即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没有任何单独的一方愿意改变其策略），则此策略组合被称为纳什均衡。所有局中人的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strategy prof ile）。纳什均衡，从实质上说，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状态。全球化1.0到3.0
自从1492年美洲地理大发现后，全球主要经济活动区域就被逐渐联系在一起并不断加强，由此全球化1.0便开始了。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全球化的平稳运行依赖于硬件与软件两个维度的协调。全球化的表象是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的跨境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经济体对外依存度与受外制约度的不断提升。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这是硬件。我们划分的全球化1.0～4.0依据的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与规则，既包括官方的与非官方的，也包括权威的与约定俗成的等——这是软件，解决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做大蛋糕以及怎么切蛋糕的问题。优秀的软件可以更好地发掘硬件的潜力，而硬件的升级意味着软件也必须调整。这听起来很像是老生常谈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故事的全球化版本，但实际内容更复杂，也更精彩。
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1.0，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全球化规则的主导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但维持这些规则也需要相应的实力。全球化规则本身就是世界各国相对综合实力的镜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实力，其次是军事实力。因此全球化体系的更迭可以看作强国相对实力变化导致的历时较长的制度周期变迁的结果。
在全球化1.0之前，人类文明的操作系统很多，威斯特伐利亚、伊斯兰哈里发、天下朝贡、印度和印第安等都是自成一家。但到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时，就一股独大了，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和条约体系一统天下。其他系统要么被彻底删除，例如南美洲，要么被殖民、被格式化，也即西方式现代化。其他文明系统都在被迫寻找现代性，越不成功者（按西方标准）可能就越动荡不安。
其实就算是风靡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老系统也是满身漏洞，全球危机和世界战争的不断到来就是证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后的欧盟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升级思路，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以进行经济、货币和外交一体化试验，但日益貌合神离，困难重重，特别是在英国脱欧和欧洲民粹力量全面崛起的当下。当老软件不能适应硬件发展的总量或结构性需求变化时，主导者首先会对软件进行“打补丁”，并全力维护旧规则，但由于各类过渡版本的内核并无实质变化，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这些软件必然会经历全面的升级。升级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趋势无法逆转。
例如全球化1.5体系中虽然同时存在东方朝贡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还有伊斯兰哈里发、印度和印加等体系），但工业革命的爆发最终使历史的天平倒向后者，随后全球化进入2.0体系，即英国主导的海洋帝国殖民时代。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球化2.5体系中，虽然2.0体系的基础——金本位被复辟了，但其导致的货币战争和贸易保护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冲击，并最终导致世界市场体系崩溃，民族主义国家再度抱团厮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全球化3.0徐徐展开。再如2008年全球危机，虽然只是全球化体系在金融和经济两个切片领域演变的特殊样本，却有着重要的意义。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3.0模式具有内在缺陷，单极货币和需求驱动容易诱发全球贸易与投资不平衡，具有先天的危机基因。未来全球化3.0向4.0升级的过程虽然复杂，但趋势难以逆转，这也就是目前全球陷于垃圾时间和胶着的3.5状态的原因。
真实的历史远比任何小说精彩。经济实力，特别是各主体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虽然全球化规则变迁是主要因素，但实际催化却千差万别。
对全球经济这个大蛋糕而言，增长是加法，危机是减法，技术进步是乘法，而战争冲突则是除法，每段时期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通过工业革命获取的先发优势是英国得以主导全球化2.0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打击，加上冷战的铁幕，则使美式全球化得以火力全开。我们定义的全球“三次重大失衡”——中英失衡、欧美失衡、亚美失衡，都正是全球化各阶段突变或转折的重要事件，中英失衡与鸦片战争代表着东西方主导权的交接，欧美失衡的背后是全球化从2.0向3.0升级的洪流，而第三次失衡则是中美两国导致的全球危机，标志着传统的美式全球化的终结，这正是我们亲身见证的历史时刻。
当前上一轮全球化红利大体已经分配完毕，而新一轮全球化动力机制与制度框架尚未确立。虽然各方在官样文章的表述中都宣示了对完善WTO规则和推进新一轮多边谈判的坚持，但私下都已经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议另谋出路，并由此形成新一轮争夺定规立制主导权的或明或暗的角力与竞合，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则助推了相关各方在此转型阶段中特殊的焦虑和世界经济复苏形势的晦暗不明。
这个世界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调整变革：多极化趋势全面深入推进、大国关系重构空前复杂、国际矛盾斗争暗流涌动、国际秩序重构时不我待。但全球化版图与规则重构的过程十分复杂，新旧势力的此消彼长经常带来冲突，任何一个在位者都会不遗余力地延长其统治的时间，所以我们目睹了在各个领域上演的惊心动魄的“帝国反击战”——贸易保护、货币操控、军力投射等接踵而来。旧秩序的破坏与停滞往往导致系统运行碎片化，区域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抬头，甚至出现反全球化的倾向，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负面样本之一。让人羞于启齿的是，战争实际上也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而且是最为激烈的一种——不同国家、种族、肤色的几千万人在海洋、陆地和荒漠中用各种武器和技术捉对厮杀。现在全球化的三个断裂带——中东、欧俄边界和西太平洋正充满了地缘风险和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工业化带动人口转移和城市化，城市化使要素集聚，在新产业中进行更具规模效应与效率的生产；市场化的价格机制使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而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拓展了中国经济的供需边界，在打通技术、资源与资本的获取途径的同时，也对接了外部的巨大市场，使中国得以全面参与并受益于全球分工的价值链。
以2008年全球危机为标志，我们已经送别了那个超凡增长的黄金时代。眼下全球化体系正处于裂变的关键期，例如在经济方面，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与能源独立使其需求逐渐“内卷化”；全球贸易失衡虽有缓解但增长长期萎靡，进入所谓“新平庸”状态；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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