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日记二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子善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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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日记二集试读：

题记

不日记

当第一年“不日记”专栏时间快到时，我问责任编辑安迪兄，是否就此“小功”告成，他说，你继续写吧，相信你仍有兴趣。的确，在短短八九百字极为有限的篇幅里，探讨一个文学史小问题，考证一件文坛遗事，发掘一篇作家集外文，评价一本旧籍或新书，并非轻而易举。但这样的尝试很有趣，我就勉力为之。

这本书中还收入了我2013年间写的另外一些长短文字，有怀人忆事的，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还有序跋书评。只有三篇例外。家父遗作《我所知道的周吟萍》于我有特别的意义。《重剑无锋：怀来新夏先生》虽然写于 2014年，但与纪念纪弦、辛丰年、方宽烈先生诸篇正好合成一组。还有一篇《限定版编号签名本》，发表于十八年前，我早已忘却，不料在上海图书馆的一次会议上，从黄显功兄的剪贴本上“发现”，自以为还有点意思，于是也就编入了。

书前环衬英国藏书票大师马克·赛维林（Mark Severin，1906—1995）制作的“小猫与书”藏书票，内封封底青年篆刻家唐吉慧为我篆刻的“梅川书舍”闲章，均为本书增色不少。谨向赛维林之子　Geoffrey Severin和吉慧致谢！“书卷多情似故人。”如果《不日记》一集读者从《不日记》二集中继续有所得，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也欢迎读者批评指正。2014年12月12日于海上梅川书舍不日记

从“结缘两岸”说起

2月8日　　雨。得郑树森教授赠《结缘两岸：台港文坛琐忆》（2013年2月台北洪范书店初版）。郑教授这本新著由熊志琴访问整理，属于口述历史之一种，学术价值不容低估。但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访问整理想必是申请不到研究项目，不算研究成果的。书中首章《〈大学杂志〉与白色恐怖》，记郑教授 1970年代初赴台攻读，参与台湾大学同仁刊物《大学杂志》编务之始末，其中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大学杂志》当时又出版“大学丛刊”、“长常藤文库”和“万年青书廊”，“万年青书廊”以翻印旧书为主，顾名思义，当然是在学术上“万年长青”的名家著述。郑教授说，其中翻印了“一批中国旧小说的重要参考资料，是尉天骢教授借的，包括鲁迅两部名作《小说旧闻钞》、《中国古典小说论》——后者的名字是临时改的，当然不是鲁迅用的原名”。这后一部，我怀疑即鲁迅另一部名作《中国小说史略》改名。而细阅《结缘两岸》中的两书书影，均署“本书廊辑”，可见作者也没有署鲁迅的名字。因为鲁迅这个名字当时在台湾是犯忌的，就像胡适的名字在内地是犯忌的一样。

鲁迅作品较有系统地进入台湾，应在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手头有两册小书或可作证。一是《狂人日记》，另一是《药》，均“王禹农译注”，列为“现代国语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三辑，分别于 1947年1月和次年1月由台北“标准国语通信学会”、“东方出版社”印行。另有丛书第二辑《孔乙己·头发的故事》，我未藏。值得注意的是丛书均“原文拼音日文译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半个世纪，大肆推行奴化教育，以至许多知识人都只懂日文。台湾新文学先驱吴浊流、杨逵等开始都只能以日文写作，《亚细亚的孤儿》、《送报伕》等名作都是先用日文发表，然后才译成中文。所以光复后台湾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编选鲁迅小说作为学习“国语文学”的教材，使用拼音字母注音之外，还要附日文译文和日文详注以帮助读者理解，书前的鲁迅生平简介也是用日文撰写。如此做法在今天看来有点匪夷所思，却是那段辛酸史的真实写照。（2013年3月2日）

施赵唱和

2月22日　　阴冷。得叶灵凤著《书淫艳异录》精装本和精装毛边本各一套，均编号66。叶为新文学名家，夫人赵克臻却嗜旧诗，1979年在香港自印《自我诗草》，其时叶已谢世。

赵克臻六岁背诵唐诗百多首，初中吟诗作对，高中时作五绝《秋日感怀》四首，其一云：“淡黯西风里，黄花罥晚烟。秋云飞欲断，零落夕阳边。”国文教师推荐给“林屋山人”步章五，即刊于其主编之《大报》。步还为文评点，赞扬赵“诗在李杜之间”。高中毕业后，赵入现代书局，时叶灵风任“现代”总编辑，对其诗被誉为“在李杜之间”不以为然。但两人仍情投意合，1937年元旦结婚后赴港，从此相濡以沫，终老香江。

1950年代以后，赵可臻常在罗孚主持的《大公报》、《新晚报》等发表旧诗。1963年5月，她到上海，与“现代”另一名家施蛰存阔别重逢。施《昭苏日记》是年 5月25日记云：“叶灵凤夫人赵克臻来，多年不见，谈三小时始去。渠此次以诗人身份参加港澳观光团来祖国参加五一节祝典，昨日方从太湖游览后至沪。承写示近作二诗，居然可观，诚不意其能自致于此也。”27　　日记云：“为张千帆、叶灵凤各写一小条幅，此克臻所嘱托者也。又作二绝句赠克臻，亦写一纸，诗云：‘谢女诗篇动南国，班姬箴训仰红旗。廿年踪迹成胡越，惭愧故人总未知。’又云：‘散花天女乘鸾归，正及芳菲锦作围。金谷河阳即有此，凭君将去炫春晖。’”《北山楼诗》录存。28日再记云：“晚至华侨饭店答视克臻，渠出示港报中发表诸近作诗，皆不恶，惟十九皆咏剧曲题画，应酬太多耳。”施对赵的诗赞弹分明，皆颇中肯。

当然，赵也有奉答，《自我诗草》录存，诗题作“一九六三年春暮重游上海，小住数日，晤施蛰存先生，临行承以诗见赠，奖饰逾恒，愧不敢当。谨此奉和，并致谢忱”。和诗为：“李杜清才歌盛世，春风桃李耀红旗。高山流水情无限，未到江南竟不知。笑语间关结伴归，湖山如画百花围。廿年一觉乡思梦，锦绣田园送暖晖。”

1960年代初沪港文人还偶有交流，于施赵唱和这个小插曲或可见一斑。（2013年3月16日）

《侠女奴》种种

3月4日　　晴暖。得韦泱兄赠《终研集》，陈梦熊著，书名取“学术生涯中的最后一部书”之意。书中收录周作人 1960—1962年间致梦公信札 11通，多处涉及周本人早期文学活动。1962年8月23日信中说：“但乞将题《侠女奴》诗（散文可不必抄）及其他旧诗，倘蒙于暇时抄示，则感荷无极了。”9月6日信中又说：“承抄示旧诗甚感……居然题《侠女奴》有十首之多，连自己也佩服了！只有《天义报》三首五言绝句还是记得，其余都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侠女奴》 即《天方夜谭》 中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强盗》，周作人称之为“世界上有名的故事”。他约在1904年底或1905年初开译《侠女奴》，至 1905年3月29日译毕。《知堂回想录》中说，这是他“最初的翻译的尝试”，据英文用文言译出，虽然“带着许多误译与删节”。《侠女奴》先在上海《女子世界》连载，同年6月由小说林社出版单行本。而发表于 1904年11月《女子世界》第11期的七绝《题〈侠女奴〉原本》十首，即梦公当年抄奉周作人者，正是他读《侠女奴》的感想，诗中赞扬故事主人公波斯女奴曼绮那，最后一首为“行踪隐约似神龙，红线而今已绝踪。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侠女奴》署“会稽萍云译述　　常熟初我润辞”。萍云是周作人最早的笔名。初我即丁祖荫，为《女子世界》主编和小说林社创办人，周作人曾写《丁初我》记其事。初版本早在六十多年前就已凤毛麟角，唐弢当年购得此书“大喜过望”，在《晦庵书话》中写过。黄裳在《拟书话·玉虫缘》中也提到过，称为“罕传”。

但《侠女奴》一共印了几版一直是个谜。手头有“丙子年（1936年）五次重版”的《侠女奴》，却不再是小说林社而是改由“南昌晏少山”出版，“上海四马路中市”文盛堂书局发行，封面已改换，但扉页题字仍作“光绪乙巳　　侠女奴　　松江剑秋署”，内文也不变。查朱联保著《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无文盛堂书局，只有文盛书局，不知是否同一家。这册《侠女奴》正文首页右下角钤阳文“谭正璧印”，当为古典文学研究家谭正璧旧藏。（2013年3月23日）

郁达夫致郑子瑜佚简

3月16日　　多云。微博真好，可以获取各种信息，包括学术研究和史料方面意想不到的信息。今天在微博上与博友讨论郁达夫，博友“@如何不沉沦”提到郁达夫致郑子瑜的一通书信，恰为迄今收录最为齐全的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郁达夫全集》所失收，照录如下：

子瑜先生：

来函及红豆两粒，以及其后之绝句，都拜悉。社会破产，知识阶级没落，一般现象。我辈生于乱世，只能挺着坚硬的穷骨，为社会谋寸分进步耳。所托事，一时颇难作复，故而稽迟至今。省会人多如鲫，一时断难找到适当位置，只能缓缓留意。我在此间，亦只居于客卿地位，无丝毫实权。“知尔不能荐”，唐人已先我说过，奈何！奈何！

专复，顺颂

时绥！弟郁达夫上

此信最早见之于龙协涛编《郑子瑜墨缘录》（1993年1月作家出版社初版），无落款时间。郑子瑜在为拙编《回忆郁达夫》所作的《琐忆达夫先生》中说，1937年元旦，他到厦门天仙旅社拜访郁达夫，“他告诉我前次寄到福州去的一封信，一对红豆，以及其后的两首绝诗都收到了，他说他曾经复我一函，问我可有收到？我说，‘早就收到了。’”应该就是指此信。因此，此信写于1936年当无疑问。

郁达夫1936年2月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到福州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而时正“乞食漳州　　三日两餐”又“很喜欢他（指郁达夫——作者注）的旧诗”的文学青年郑子瑜，写信寄诗送红豆给达夫，表示仰慕之情，同时希望达夫伸出援手，正在情理之中。然而，达夫有闲职无实权，爱莫能助，却留下了这封热情的令人感慨的信。

郁达夫被害后，郑子瑜实践与达夫见面时许下的为他编集诗词的诺言，编选了第一本《达夫诗词集》，1948年6月广州宇宙风社初版，1954年2月香港现代出版社再版，1955年3月同社三版，1957年星洲世界书局四版，不断增补，共得一百五十余首，为搜集整理达夫诗词尽了一己之力。(2013年3月31日)

陆丹林与达夫诗

3月17日　　多云。上午边看“两会”电视，边读不久前京中友人惠寄之霜枫《〈郁达夫诗词钞〉序言》。霜枫者，陆丹林是也。对郁达夫诗词的搜集整理，以时间先后而言，郑子瑜之外，应数陆丹林了。

红树室主人陆丹林在现代文史界是很有点名气的。他擅掌故，鉴赏字画尤为了得，1937年主编《逸经》文史半月刊，编著颇丰。陆丹林与郁达夫也交往匪浅，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郁达夫“可以称为绝唱”的组诗《毁家诗纪》，就发表在他主编的1939年3月香港《大风》旬刊第30期。陆丹林1946年11月又撰长文《郁达夫“毁家”前后》，详述《毁家诗纪》发表始末。他认为“这些诗词不只在达夫个人生命旅程上有极大的关系，即在近代文学史上也有它的价值”。而极为珍贵的《毁家诗纪》手稿，也由陆丹林在“文革”前夕捐赠北京图书馆而得以幸存。《〈郁达夫诗词钞〉序言》原载 1961年9月香港商务印书馆《艺文丛录》第一编。陆丹林开宗明义交代，抗战胜利后得知郁达夫在南洋“牺牲的恶耗”，“为了平日爱好达夫的民族形式的诗词，即开始采集辑存他的遗作”。文中援引包括刘大杰、丁易、胡愈之、郭沫若在内的“诸家的评语”，讨论达夫诗词“独特的风格”，“清词丽句富于感情”。陆丹林强调编集一部“比较的完备”的达夫旧体诗词，“这是后死者之责”。

陆丹林编《郁达夫诗词钞》1962年由香港上海书局出版，我手头是 1973年3月的再版本，共收达夫诗词二百首，书名沈尹默题签。但这篇《序言》未用。确切地说，书中落款1962年4月的《前言》系这篇《序言》的删改本，删去了诸家的评语，多处代之以达夫的夫子自道，以及陆丹林自己的评论，指出达夫的诗词虽然“气息最近黄仲则”，“还可以进一步的说，达夫阅世之深，意境之远，往往有黄仲则所不及的地方”。从中“可以看出旧日一个知识分子（文人）的一生坎坷，潦倒半生的缩影。从他的诗词中，又可以看到不少的荡气回肠，意志激昂的句子，它们使读者爱好吟诵，留有深刻的印象，不是没有道理的。”（2013年4月14日）

林语堂说姚颖

3月26日　　多云。今日“笔会”刊出陈学勇兄大作《姚颖的杂文及性别》，不妨略作补充。

1932年9月，林语堂与友人在沪创办《论语》，一时名家荟萃。自第6期发表“南京通信”《居然中委出恩科》起，《论语》上出现了一个新名字：姚颖。姚颖很快成为《论语》主要作者，短短两年五个月时间，就在《论语》发表了41篇“京话”。

林语堂十分欣赏姚颖。1936年9月，姚颖的散文杂文集《京话》由上海人间书屋印行，林语堂已远赴美国，仍欣然为之作序，以编《论语》期间发现了姚颖而沾沾自喜：“《论语》之有此项通信（指姚之‘南京通信’——笔者注），可遇而不可求也”，强调“姚颖女士之《京话》，涉笔成趣，散淡自然，犹如岭上烟霞。谓其有意，则云本无心；谓其无意，又何其燕婉多姿耶！”

然而，对姚颖其人，一直存在争议。有说实无其人；有说虽有其人，“京话”却并非出自其手笔，“署名姚颖，实为王漱芳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京话》“出版说明”）。

林语堂始终认定姚颖确有其人，而且是“才女”。他1935年9月新编《宇宙风》，创刊号发表姚之《改变作风》时，文末按语中即称其为“论语八仙”中的“何仙姑”。他晚年在台湾更接连发表《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再谈姚颖与小品文》等等，继续高度评价其人其文：“当时《论语》半月刊最出色的专栏就是‘京话’，编辑室中人及一般读者看到她的文章，总是眉飞色舞。我认为她是《论语》的一个重要台柱，与老舍、老向（王向辰）、何容诸老手差不多，而特别轻松自然。在我个人看来，她是能写幽默文章谈言微中的一人。”至于姚颖的下落，林语堂是这样回忆的：

姚颖女士是王漱芳的太太，大概是国内某大学毕业，我只见过一面，也是婉约贞静一派，不多言。王漱芳记得是贵州人，那时当南京市政府或某机关的秘书，所以《京话》内容很丰富。抗战时，王氏在甘肃兰州一带坠马而死。那时听说她和她母亲住在重庆附近南温泉。以后的事便不得而知了。（台湾开明书店 1974年版《无所不谈合集》）（2013年4月27日）

1930年3月2日

3月29日　　晴。今天突发奇想：八十三年前　3月某天，当时同在上海的鲁迅、胡适、郁达夫、林语堂四位文坛大家各自在做什么？选定3月2日这一天，且看他们的日记如何记载。

鲁迅日记：“星期。晴。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收淑卿寄家用账簿一本。内山书店送来《千夜一夜》（2）一本，二元五角。午后修甫、友松来。往艺术大学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夜蓬子来。雨。”这是鲁迅忙碌的一天，家事、文事排满，特别是下午参加左联成立大会，发表重要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晚上还要接待来访的诗人姚蓬子。

胡适日记：“储皖峰先生来谈，他说，他集了我的话做一副对联：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此联甚好。他又最称许我集的《楚辞》联：吾方高驰而不顾，夫孰异道而相安？我集《楚辞》还有几副：孰不实而有获？独好修以为常。/　　恐修名之不立，苟余情其信芳。”储皖峰与胡适是同乡，关系亦师亦友。当时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聘储为大学部教授。储的集联确实浓缩了胡适治学的特色，胡适三副集《楚辞》联则道出了他为人处世的志趣。

郁达夫日记：“星期日，阴晴，向晚有风，似欲雨矣。今天在家里看了一天的家。王老于午前来，在这里吃午饭。饭后小睡，起来的时候，已经四点多了。作张氏菊龄及夏莱蒂二人书。候北新来信，不至，又写了一封信问去了。”虽列名左联发起人，达夫这天未出席成立会，在家接待杭州名士、王映霞外公王二南。又致信曾与他合编《大众文艺》的夏莱蒂。当时有不法书商偷印《达夫散文选》，他委托北新书局交涉，故要“候北新来信”。

林语堂日记：“作社论《留美政策》。到新雅请凤。（宝泉二哥并来。）”语堂这天日记最简单。夫人廖翠凤病愈出院，他在新雅粤菜馆设宴，亲戚同席，可谓举案齐眉。社论《留美政策》，当为综合性周刊《中国评论周报》而作。《周报》是“现代中国唯一一份有一批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专业知识分子自己营运的英语周刊”（钱锁桥：《〈林语堂双语文选〉引言》）。林语堂后来长期为《周报》撰写“小评论”专栏，直至1936年赴美定居。（2013年5月5日）

梁实秋致胡适佚简

4月11日　　晴。阅“华夏国拍”春拍图录，见梁实秋致胡适毛笔函一通：

适之先生：快信收到，今甫到南京去了，大概还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我把你的信给太侔一多看了。我是很想能到北京去教书，如今你替我进行这件事，实在感激之至。英文系五个人不能全得庚款讲座，那自然是意料中的事，只要薪金有保障，合同订得长一点，使我安心教书读书，我就愿意去。青岛大学这方面当然是都不让我去，因为一时不容易找到替人，但是他们也不好意思强留我。我现在还尽力给青大的英文系筹划下半年的事，但是你替我进行的事有了定局的时候，我便一定到北京去了。

一多后天动身到湖北去，送家眷回去，因为青岛用费太大，并且有家眷妨碍读书，两星期后回来。一多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所教的功课不过是“国文”“名著选读”之类，他个人近几年研究的是“唐代文学”，这一门他比较的最有把握，由唐以上的各时代文学也是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唐以后的各时代文学以及词曲小说之类便都不在行。

译沙翁事在暑假前必定做出一点成绩，我已去买一批应用的书，现在还没来。

匆复　　敬颂

大安梁实秋敬上　三月廿六早

梁氏1949年前书札存世甚少，余光中编《雅舍尺牍：梁实秋书札真迹》（1995年台湾九歌出版社版），仅得致孙伏园、舒新城、刘英士等共九通，因而此信难得。闻黎明编《闻一多年谱长编》（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版）载，1932年“春　　夫人携诸子来青岛”，联系信中所说闻送家眷回湖北，此信当作于　1932年3月26日。

信中谈了三件重要的事。一胡适为梁氏在北京大学谋求教职。1934年秋，梁氏终于出任北大外文系教授，与周作人、朱光潜等同事。这样，“新月派”同人第二次齐集北平，并与“京派”合流。二向胡适介绍闻一多治学范围。梁氏认为闻擅长唐代和唐以上各时代文学，闻之《诗经》、楚辞、杜甫及唐诗研究等，确实均开一代风气。三翻译莎士比亚。此事胡适动议，由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闻一多和梁氏合译莎翁全集，结果徐氏英年早逝，另三位他顾，梁氏以一人之力至　1968年始毕其全功。（2013年5月11日）

百新书店

4月17日　　晴，热。中午经过福州路山西南路口，无意中瞥见“中华老字号”百新文具馆宣传橱窗里对该店历史的介绍：“1912年创始人徐鹤龄创立‘百新书店’，从事贩卖和出租旧书。1956年更名为‘百新文化用品商店’。”原来百新文具馆前身百新书店，已是百年老店了，以前多次经过竟未能注意。

回寓后查朱联保编著《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1993年2月学林出版社版），找到更具体的关于百新书店的记述：

百新书店以经售各类图书为主，抗战期间，兼营文具用品。三十年代三友书社（严独鹤等所办）将所出版的张恨水著《啼笑因缘》，转让给百新出版。以后又出版张著《夜深沉》、《似水流年》等小说20余种；抗战时期，在成都除重印张恨水小说外，又出版秦瘦鸥著的长篇小说《秋海棠》和他翻译我国满族女作家德龄以英文所写的晚清宫闱小说《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系对慈禧和光绪的回忆录），都曾行销一时。

据朱联保回忆，当年的百新位于福州路　375号。而今的百新坐落在福州路364号，门牌号一单一双，完全不同，想必已几度迁址。更重要的是，朱联保的回忆证实，当年的百新并非只是“贩卖和出租旧书”，而是很出版了一些好书。特别是 1930年代以后，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不少作品由百新推出。曾见一份　1940年代百新“总代经售”张恨水作品的广告，计有《夜深沉》、《秦淮世家》、《似水流年》、《秘密谷》、《欢喜冤家》、《如此江山》、《啼笑因缘》、《现代青年》、《平沪通车》和《蜀道难》八种。对其代表作《啼笑因缘》是这样评介的：

本书为张先生之成名作，早年在上海《新闻报》接日连刊，已经家弦户诵。述一件多角恋爱，写青年儿女们心理淋漓尽致，如见其人。后来相继编成电影、话剧、弹词剧本，传播益广。盛誉之享，实非偶然。

30年代后期，百新又“在香港皇后大道设书店”，手头就有一本1949年3月香港百新书店“特约所”发行的张恨水著《纸醉金迷》。可见张恨水作品得以在海内外不胫而走，百新功不可没。此外，1946年11月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张爱玲代表作《传奇》增订本也是由百新“总经销”。回顾百新的百年沧桑，这些似不应忽略。（2013年5月18日）

瓦格纳

5月10日　　阴。上午至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与该校师生讨论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洋古典音乐的关系。

1920年1月8日，郭沫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新诗《演奏会上》。他当时负笈日本，参加了一场有“一千多听众”的古典音乐会。门德尔松《仲夏夜的幽梦》和勃拉姆斯《永远的爱》令他“全身的神经战栗”，“沈雄的和雍，神秘的渊默，浩荡的爱海哟！／狂涛似的掌声把这灵魂的合欢惊破了”。诗末附有他可能根据音乐辞书而撰写的作曲家介绍，称“波拉牟士与瓦格乃齐名，同为十九世纪后半德国乐坛之两大明星。两人均兼长文艺。”这是笔者所见新文学作家最早提及瓦格纳。

郁达夫 1921年7月7日至9月13日在《时事新报·学灯》连载小说《银灰色的死》，竟然也写到了瓦格纳。小说主人公 Y君拟向日本姑娘静儿倾吐衷肠，在路上“想起了《坦好直》Tanuhauser里面的‘盍县罢哈’来”，还“唱了两句《坦好直》里面的唱句：‘你是去她的裙边，去算清了你们的相思旧债！／可怜我一生孤冷！你看那镜里的名花，又成了泡影！”Y君决心以“高洁的心情”去“爱他的情人”。《坦好直》现通译《汤豪舍》，正是瓦格纳早期的歌剧名作。

到了1923年3月10日，留英归国不久的徐志摩又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新诗《听槐格纳（Wagner）乐剧》。此诗十一节，每节四行，共四十四行，除最后两节每行八字外，其余九节均每行七字，形式整齐，音节铿锵，在徐志摩早期诗作中较为突出。虽然作者未点名他在英聆赏的到底是瓦格纳哪部歌剧，但从诗中对“暴风、广漠的怒号，／绝海里骇浪惊涛”等的描绘、对歌剧主旨“是恋情悲情惨情，／是欢心苦心赤心，／是弥漫普遍神幻，／消金灭圣的性爱”的揭示推测，著名的《特利斯坦与伊索尔德》可能性很大。徐志摩在诗末高度评价瓦格纳：“性灵，愤怒，慷慨，悲哀，／管弦运化，金革调和，／创制了无双的乐剧，／革音革心的槐格纳！”

今年是瓦格纳诞辰200周年，据说“今天在德国，瓦格纳的光环已远远超过贝多芬”。回顾郭、郁、徐等新文学巨子早年对瓦格纳的介绍、引用和咏赞，不是很有意思么？（2013年5月25日）

朱湘故居

5月20日　　晴，在安徽太湖。今天是新诗人朱湘（1904—1933）生日。参加首届朱湘学术研讨会的各地学者，车行二个多小时颠簸山路，到弥陀镇百草林拜谒朱湘故居。

创作了《采莲曲》等名作的朱湘活在世上仅短短廿九年，犹如一颗彗星闪过长空，发出耀眼的光芒之后迅即消逝。今年是朱湘沉江谢世 80周年，他的故乡没有忘记他，举办学术研讨会，探讨他的生平、他对中国新诗的卓越贡献，这是对朱湘最好的纪念。

我对朱湘研究其实浅尝辄止，但 1990年协助台港学者秦贤次、王宏志编选《诗人朱湘怀念集》，1992年主编“新月派文学作品选辑”收入朱湘的《石门集》，2007年编选《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因此，也被邀与会聆教。

朱湘是否“新月派”成员，学术界一直有争议。他与闻一多、徐志摩有分歧，有争论，甚至形诸笔墨，确是事实，但“新月派”后起之秀陈梦家编《新月诗选》（1931年新月书店版）选了朱湘四首诗，数量与林徽音、沈从文相当，全书排序则在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孙大雨之后。陈梦家认为“朱湘诗，也是经过刻苦磨练的。《当铺》的题材，狠难得。《雨景》一首在阴晦中启示着他的意义。”当时朱湘尚在安徽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执教，并未对其诗作入选《新月诗选》提出异议。

虽然生于湖南沅陵，朱湘 1911年8岁时回到祖籍居住，就读乡塾。百草林景色秀美，正如故居下堂门前楹联所言“皆依青山青山常绿，面怀碧水碧水长流”。朱湘后来在散文《我的童年·读书》中也对之记叙甚详。令人痛惜的是朱湘小时居住的那间平房已在抗战中毁于日军炮火，只剩屋后另两间已经破旧的土木平房还是当年旧物。原址上的新平房是 1980年代重建的，聊胜于无。1914年父亲逝世，朱湘结束蒙馆生活前往南京求学，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朱湘是弥陀镇的骄傲，太湖的骄傲。在弥陀镇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三项建议：一、在弥陀镇或太湖县城择地建立朱湘纪念像；二、编辑出版《朱湘全集》；三、在太湖县命名一所朱湘中学。目的只有一个：后来者不要忘记这位性格孤傲的现代天才诗人。（2013年6月2日）

“中国的济慈”

5月21日　　晴。安徽太湖朱湘研讨会上，有发言者援引鲁迅的话赞扬朱湘是“中国的济慈”，又有青年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据我所知，罗念生最早引用鲁迅这话。他编集《二罗一柳忆朱湘》（1985年北京三联版），在《引言》和《朱湘的诗论》中两次引用，指出：“鲁迅先生曾称誉朱湘为‘中国的济慈’，这是很高的评价。”此后，研究者就经常引证以肯定朱湘的文学成就。

鲁迅这话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是否真是“很高的评价”？英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济慈 26岁夭折，朱湘的命运与之倒有几分相似。但鲁迅写这话早在　1925年，不可能预测朱湘的结局。《鲁迅全集》中提到朱湘仅两处，另一处是1934年作《趋时和复古》，辟头就说：“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中国的济慈”见之于鲁迅 1925年4月23日致向培良信，向培良以《通讯》为题发表于同年5月6日开封《豫报副刊》，完整的上下文如下：《莽原》第一期上，发表了《槟榔集》两篇。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

可见鲁迅这话因向培良向他主编的《莽原》周刊投稿而发。“槟榔集”是向培良文艺随笔系列，第一、二篇刊于1925年4月24日《莽原》创刊号。第三篇题目不明，却是“斥朱湘”，也即批评朱湘的，但被鲁迅“删去”，刊于同年5月22日《莽原》5期的“槟榔集”第三篇是《悲剧在我们的民族里》。为什么鲁迅抽出这篇“斥朱湘”？并非鲁迅认为不该“斥朱湘”，而是“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不值得再“斥”。所谓“中国的济慈”，其实是带有暗讽之意的。

更应注意的是，1925年4月2日《京报副刊》发表闻一多的诗《泪雨》，朱湘在“附识”中说：“《泪雨》这诗没有济慈……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鲁迅是《京报副刊》主要作者，不会不看到闻一多的诗和朱湘的评论。正是朱湘称赞闻一多写出了“济慈才作得出的诗”在先，所以鲁迅才借此发挥。当然，也不排除鲁迅把闻一多误记作朱湘了。（2013年6月16日）

《续集》又一种

5月23日　　小雨转阴。翻阅广西友人所赠《续集》。众所周知，张爱玲散文、小说集《续集》1988年2月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书前有张爱玲手迹一页、《自序》一篇（实为宋淇代笔）。书中收入《关于“笑声泪痕”》、《羊毛出在羊身上：读〈色，戒〉》、《表姨细姨及其他》、《谈吃与画饼充饥》、《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海上花〉的几个问题：英译本序》、《小儿女》、《魂归离恨天》、《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中、英文本等文，共273页，列为“皇冠丛书第一〇七九种”。

奇怪的是，这本《续集》虽然装帧与1988年版《续集》一模一样，却仅95页，也列为“皇冠丛书第一〇七九种”，出版时间1984年8月。书中只收录 5篇文章，即《华丽缘》、《“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中国人的宗教》和《我看苏青》，与 1988年版《续集》也完全不同！怎么会有两种书名一样、篇幅不一、内容迥异、出版时间也相差四年的《续集》，而且1984年版《续集》前环衬钤有“诚品书店阅读分享计划”印，可见这个版本当时已让台湾读者“分享”，到底是怎么回事？

犹记2011年12月20日访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兄，在他书房见过这册 1984年版《续集》。宋兄告我，此书只印装了少数几册样本，未发行。现在看来不确，此书当时已有少量进入流通。

1984年版《续集》所收5篇，均为张爱玲1940年代的集外文，被唐文标等研究者发掘，于是只能“奉旨完婚”，编成这么一本小册，但毕竟太单薄，最终未正式发行。三年以后，张爱玲中篇《小艾》在港台两地披露，引起轩然大波，宋淇认为只能借此机会再“奉旨完婚”，将1984年版《续集》所收 5篇加上《小艾》和另一篇集外文《散戏》，“这一批在上海时写作的旧文合成一本新书，定名：《余韵》”。《余韵》1987年5月由台北皇冠出版社推出，重编再出的《续集》则只收张爱玲1950年代以后的散文和小说了。《续集》竟有两种内容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张爱玲作品出版史上一个有趣的特例。说明张爱玲虽然对研究者的发掘工作不高兴，但她最后同意“收养”旧文，编集出版，到底还是明智的。（2013年6月22日）

《坠楼记》

6月18日　　多云，闷热。下午至上海图书馆参加“张佩纶手稿等珍贵文献捐赠仪式”。张佩纶乃晚清重臣、学者，其与夫人李经璹（李鸿章长女）的孙女即著名作家张爱玲。此次无偿捐赠系其与元配朱芷芗的曾孙张恭庆、张怡、张恭慈三位先生的义举。是批张佩纶多种手稿和晚清重要政界文坛人物数十人来往信札，数量之丰，质量之精，实属上图三十多年来接受捐赠之冠，价值连城。

会上喜得张恭庆兄妹之父，也即张佩纶之孙、张爱玲堂兄张子美译著《坠楼记》一部。此书据手稿影印，线装，一函六卷，2013年5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初版，列入“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丛书”。

张子美（1913—1992），名允侨，字子美，号约盦，别署居易主人。张氏毕业于香港大学经济系，先后从事金融、税务、房产管理等工作。他喜爱文史，在中、英古典文学方面均颇有造诣，早年译有《希特拉末日记》等书。《坠楼记》系英国诗人、历史小说家 W.司各特名著，叙述侯爵 Leicester抛弃发妻，与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爱意恩仇，集野心、谋杀、悬疑……于一书，当为此小说第一部中译本。译稿署“英国史高脱著居易主人译述”。所谓“译述”，张氏在《译例》开宗明义，说得很清楚：“本书以意译为主，力求以我国固有之文体转述异国之故事，但期意达，不斤斤于字句之间，志在使读者得文从字顺之趣，无佶屈聱牙之憾。”因此，张氏这部译本以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形式出之，共 41回，另拟回目；原著将英国诗人W.Mickle的民歌体诗 CummorHall置于卷首，张氏则以《梗萝吟》为题，以中文五言古诗出之；又附以中英人名对照表和众多名物释文。全书译文文白相济，典雅生动，有林译小说遗风。

查《坠楼记·译例》，落款时间为“岁在旃蒙赤奋若夏五居易主人识”，应可推断这部毛笔书写、一丝不苟的译著定稿于乙丑年，也即 1985年，时张子美已届72岁，足证其晚年专心致志，笔耕不辍。《坠楼记》的问世，也证明丰润张氏后人与文学著译结缘，并非张爱玲一人专美于前，张子美也值得一提。（2013年6月29日）

胡适题泰戈尔像

6月24日　　阴雨。微博上“@ 晓方斐翔”介绍胡适所摄印度诗人泰戈尔单人照及毛笔题词，题词如下：

太戈尔先生今年三月十九日旅行路过上海，在志摩的家中住了一天。这是那天上午我拍的太公的照片。小曼拿来放大了挂在家里作纪念，又嘱我题几句话，不敢不应，只好从命了。

适之　　十八、四、三（“胡适”名印）

这张照片拍得真不错。泰戈尔端坐沙发，面容略带忧郁，照片左下角有他本人的英文签名。有网友认为胡适题词“罗里八嗦”，“话痨一枚”，我却觉得这是老朋友之间的打趣。

胡适日记 1929年4月3日失记。但 3月19日有段较为详细的记载，可与这则题词互为补充：

早八点，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到上海，志摩夫妇同我去接他。有许多印度人带了小孩子，手里拿着花，来迎接他，行礼极恭敬，前面的人弯腰下去摸泰戈尔的脚。

泰戈尔1924年4月首次到上海，演讲座谈，活动频繁，接着又到北京，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一阵“泰戈尔热”，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同时也使作为翻译的徐志摩和林徽因大出了风头。但 1929年3月到上海，却是悄悄来去，只是朋友间的私访叙旧，接待的主角也变成了徐志摩和陆小曼。

陆小曼后来写了《泰戈尔在我家》、《泰戈尔在我家作客——兼忆志摩》等文，深情追忆泰戈尔当时到福熙路（现延安中路）四明村徐寓小住的情景。泰戈尔对为他精心准备的客房“并不喜欢”，反而对志摩夫妇“饶有风味，古色古色的房间”“有了好感”。泰戈尔与志摩夫妇虽然“相聚了只有短短两三天”，但陆小曼回忆他“同志摩谈起来，可以谈几个钟头。他还常常把他的诗篇读给我听，那一种音调，虽不是朗诵，可是那低声的喃喃吟唱，更是动人”。

以前只知道泰戈尔离沪前为志摩夫妇的纪念册《一本没有颜色的书》画了自画像题了诗，自画像远看像山峦，近看像老者，颇别致。诗则云：“山峰盼望他能变成一只小鸟，放下他沉默的重担。”（影本见 1947年3月晨光出版公司初版《志摩日记》）而今，随着胡适摄泰戈尔像及题词的重现，泰戈尔此次访沪留下了又一份珍贵的纪念。（2013年7月7日）

《土地集》

7月7日　　热。艾青研究会与安徽师大举办“艾青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因事不能到会，却想起了艾青鲜为人知的诗文合集《土地集》。

三十年前，香港新文学藏书家陈无言先生寄我一册《土地集》影印本，告诉我此书未见艾青著译书目，嘱我设法请艾青本人辨认。于是我冒昧致信艾青，没想到他很快回了信。原来他一直以为此书未能出版，现在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亲生子女，感到莫大的高兴。他还寄赠我俩刚问世的《域外集》以示感谢。《土地集》连作者本人也在很长时间里不知道，奇怪。此书小32开本，仅68页，列为“黎明丛书·甲辑之一”，扉页署：“微光出版社出版　　桂林挂号邮箱一六八号　　香港大道中洛兴行二楼”，版权页则署：“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1—2000”。印数二千不能算少，但而今国家、上海、重庆三大图书馆均未藏，新文学藏书大家唐弢也未藏，可见陈无言藏本虽还不能断定系海内孤本，颇为稀见是无可怀疑的了。之所以如此难得，推测其原因恐在于《土地集》是在香港出版的。所谓“桂林挂号邮箱一六八号”很可能只是虚设，“香港大道中洛兴行二楼”才是真正的出版地，以至出版后因漫天战火而未能进入内地流通。

当时艾青在重庆，《土地集》应该是他编就寄往香港的。书共三辑，第一辑“迎”和第二辑“哀巴黎”是诗，作于1940年；第三辑“忆杭州”是散文和散文诗，作于1937—1940年。赞美大好河山，讴歌抗日救国，是这部诗文集的基调。且录《低洼地》的最后一节：“马在嘶鸣着人在劳动着铁与木的声音在响着/　　稀少的行人在石板铺的路上走着又走着/　　阳光在照着雾在蒸化着香气在喷发着/　　我在沉思着感激着终于从爱情唱出了土地之歌……”最短的《无题》只有四句，却也是情深意长：“有时我也挑灯独坐/　　爱和夜守住沉默 /听风声狂啸于屋外/怀想一些远行人”。

艾青1949年以前出版的作品集中，《土地集》是唯一的诗文合集，也是唯一在香港出版的集子。我　90年代访港，曾在无言先生寓所翻阅过《土地集》。无言先生作古后，他的藏书散出，珍贵的《土地集》不知落入谁人之手，但愿仍安然存在于天地间。（2013年7月14日）

“新月诗人”沈祖牟

7月8日　　多云。读沈祖牟张瑞美百年诞辰纪念集，颇有感触。“新月”诸诗人中，沈祖牟（1909—1947）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鲜有人提及。1931年9月新月书店出版《新月诗选》，沈祖牟有《瓶花》、《港口的黄昏》两首入选，编选者陈梦家在《前言》中将其与梁镇、俞大纲视为“新月”后起之秀，认为三人的诗“技巧的熟练和意境的纯粹，决不是我们的夸张”。还进一步指出：“大纲祖牟全有旧诗的根柢，他们的词藻是相信得过，都是经过拣练的。但大纲的诗清丽祖牟的诗安稳。”

生于福州的沈祖牟是清代爱国名将沈葆桢嫡系玄孙，家学渊源。他1925年考入沪上圣约翰大学，“五卅惨案”后转入光华大学经济系。在光华期间，他成了徐志摩的学生，对新诗的爱好，大概就是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郁达夫1936年春到福建省政府挂职，其时沈祖牟已回福州，致力于搜集整理历代福建文献，两人一见如故，是年3月19日郁达夫《闽游日记》云：“沈祖牟君来访；沈君为文肃公直系长孙，善写诗，曾在光华大学毕业，故友志摩之入室弟子也”。

沈祖牟学经济，后来也长期从事经济工作，虽“善写诗”，写诗却只是余事。因此，他的作品并不多，已经发表的总共不过十七八首，但均质量上乘。1930年1月《新月》第2卷第11号发表沈祖牟的《在外国公墓》、《摆脱》两首诗，这是他登上新诗坛的华丽亮相。1931年1月，徐志摩创办“新月”另一同人刊物《诗刊》，创刊号就刊出沈祖牟寓情于物、格律严整的《瓶花》。此后几乎每期《诗刊》都有沈祖牟的佳作，包括　1932年7月终刊号上感人至深的爱情诗《约会》和《信》。

1932年，沈祖牟在厦门主编《南天诗刊》。次年5月，他在该刊第2期上一口气发表六首新诗，其中《刀红的赞——纪念喜峰口奇迹》赞美张自忠部在长城喜峰口外血刃日本侵略军，激情澎湃，是“新月”诗人抗战诗篇中的代表作。且录其1936年发表的小诗《客店》：“一灯，一枕，更一院凉秋，/最难消是客里的离愁，/月无情，偏也陌生相笑。　　不堪邻笛中几声清脆，/赢它那年少彷徨的累，/呵，天，这颗心该忆到谁。”（2013年7月21日）

《爱憎表》

7月9日　　多云。读《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宋以朗兄《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下）。该文介绍张爱玲1980—90年代拟写而最终未能写出的《谢幕》、《爱憎表》、《美男子》三文，其中《爱憎表》一文与我有关。《爱憎表》一文现存草稿，后几页反复修改勾划，而且很不完整，严格地说，是份残稿。但第一页第一段还可清楚辨认，照录如下：

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就有热心人挖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陆续发表。我看了统统啼笑皆非。最近的一篇是学校的年刊上的，附有毕业班诸生的爱憎表。我填的表是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子太早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爱吃叉烧炒饭。隔了半个世纪看来，十分突兀，末一项更完全陌生。都需要解释，于是在出土的破陶器（里）又检出这么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来。

1990年7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我写的《雏风新声——新发现的张爱玲“少作”》，稍后台湾《中国时报·人间》转载。文中披露张爱玲 1937年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高中毕业时所填写的一份调查表。张爱玲读到了《中国时报·人间》上的转载。这份调查表在圣玛利亚女校《凤藻》年刊上刊出时题为“一碗什锦豆瓣汤”。“豆瓣”者，是对包括张爱玲在内的 35位应届毕业生的爱称。调查提出六个测验“豆瓣性格”的问题。张爱玲的回答很有趣，最喜欢吃：“叉烧炒饭”；最喜欢：“EdwardⅧ”；最怕：“死”；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常常挂在嘴上：“我又忘啦！”；拿手好戏：“绘画”。晚年张爱玲，确切地说，是　70岁的张爱玲读到17岁时填写的这份调查表后，认为有必要以“轻松的散文体裁”重新对其作出“解释”。她将六个测验题归纳为“爱”和“憎”，以《爱憎表》（最初题为《填过一张爱憎表》）为题作文。据宋以朗兄介绍，《爱憎表》原本打算作为《对照记》一书的附录，可惜未能完成。

同样有趣的是，张爱玲把调查表发现者即区区我称为“热心人”。“热心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贬词。尽管她同时也表示这是“见不得人的少作”，“看了统统啼笑皆非”。这与她以前对待研究者发掘她旧作的态度相比，已有了微妙的调整。（2013年7月28日）

炎夏在古诗中

7月22日　　晴，大热。下午乘高铁去杭州参加《丰子恺全集》编委会，途中读《诗书生活：顾随随笔》（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顾随是研究古典诗词的大家，书中有篇《炎夏在古诗中》，短短千字，卓见迭出。顾随认为：“中国旧诗写夏的少，纵有也只是写天之舒长，人之安闲，要不然就是对不得安闲者的怜悯。”确实，古人吟诗作词，伤春悲秋，比比皆是，写到炎夏的却少之又少。顾随举出的状写“天之舒长，人之安闲”之例，是南宋程垓“从春归写到夏至”的《小桃红》，而对“不得安闲者的怜悯”，则以唐代李绅的《悯农》和《水浒传》中的“赤热炎炎似火烧”为代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而今是小学生都能背诵的。以顾随的博览群书，好像也找不到更多更好的例证。

有趣的是，虽讨论古诗词，顾随突然笔锋一转，引用了白话诗：“郭沫若题己集之扉页‘炎炎的夏日当头……’此言不是安闲，不是怜悯，而是担当。”这句普通的白话诗，为什么是“担当”，顾随并未展开，留待读者思索。但他引用了自作《浣溪沙》与之对照：

赤日当头热不支，长空降火地流脂。人天鸡犬俱如疾。　　已没半星儿雨意，更无一点儿风丝。这般耐到几何时。

他强调自己这阕词“非安闲之享受，也非对不得安闲者的怜悯，然此亦当与郭氏的担当不同。此乃描写，前人不但不敢担当，且不敢描写。”由此也可见顾随自视之高。

那么，哪些诗词是“对夏之安闲的享受”？顾随又举出北宋李之仪《鹧鸪天》中的两句：“时时浸水心头熨，受尽无人知处凉”。虽然没法告诉人，却是炎夏中心定自凉，享受清福。他进一步引申说：“现在人不会享福，享福是受用，现在只知炫耀，不知享福，现在人最自私，可又不会自私。”这段话放到今天，不啻醍醐灌顶。

当然，在顾随眼中，写炎夏最有名的是苏东坡的《洞天歌》，起首三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尤为传神，尽管仍只是“天之舒长，人之安闲”。他还提醒：“全词也只是这三句好。前两句写人，至于写夏景，第三句真绝了。”“绝”就“绝”在无一字写“大热”，“大热”仍无处不在。“在神不在迹”，这就是中国旧诗词的传统境界。（2013年8月4日）

顾随的小说

8月1日　　晴，大热。微博上有论者谓“今人论古诗，都不如宇文所安，然宇文所安则远不如顾随、废名”。宇文所安是否远不如顾随、废名，姑且不论，顾随对中国古典诗词独具慧眼，又擅于诗词，还对禅学别有会心，却已是公认的了。

然而，在五四时期，顾随对新文学入迷，写过不少白话小说和散文，也是不争的事实。他是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新文学社团沉钟社及其前身浅草社的成员。鲁迅 1935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就入选顾随发表于1925年2月《浅草》第 4期的《失踪》，认为顾随与林如稷、陈翔鹤等“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

在浅草和沉钟社中，顾随与冯至关系最为密切。上海书店80年代影印《沉钟》半月刊合订本，冯至在1985年7月所作的序言中说：“葛茅即顾随，是冯至的好友，他填词作曲，后来在北京和天津不同的高等院校里讲授词曲，于一九六〇年逝世。”原来“葛茅”是顾随早年的一个笔名。查《沉钟》合订本，署名“葛茅”的作品有三篇：发表于1926年10月10日第5期的《孔子的自白》、11月26日第8期的《母亲》和 12月26日第10期的《废墟》。《孔子的自白》有点意思。小说不长，仅 2800余字（五四时期的短篇真的短，鲁迅名篇《孔乙己》，刚刚有人作过确切统计，才 2607字），只选取孔子“南游于楚”时的两个片断加以描绘和发挥，即“叶公好龙”的那位叶公对其弟子子路打听孔子为人而子路“不答复”，以及孔子在逆旅中闻“风兮之歌”而怅然若失，感叹“有好些时候，不曾梦见那位老圣人周公了！真是老了哇！梦也没有了呢！”虽然不无揶揄，小说对孔子一直执着于自己的学说而“还不知老”，仍坚持“看那弟子们所不能看见的东西”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五四以后众多以孔子为题材的“重写型”白话小说中，《孔子的自白》不但发表得早，而且与同样重写“风兮之歌”的陈子展《楚狂与孔子》、曹聚仁《孔老夫子》和廖沫沙《风兮，风兮》等小说相比，显得精简与平实。《孔子的自白》和《母亲》两篇，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版《顾随全集》失收。（2013年8月11日）

从KS说起

8月5日　　热。微博友人询问鲁迅《答 KS君》中的KS是谁？《答KS君》作于1925年8月20日，28日以《答KS君信》为题刊于鲁迅自己主编的《莽原》周刊第 19期，收入《华盖集》时改题《答　KS君》。1981年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均未对KS出注。KS到底何人？汪敬熙曾在《新潮》上用KS笔名发表过小说，但只是孤证，无法确定。

鲁迅此信系针对KS“所愤慨的两点”，即“章士钊将我免职”和《甲寅》周刊出版发表看法。1925　　年“女师大风潮”后，段祺瑞执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于 8月12日呈请段罢免鲁迅教育部佥事之职。十天之后，鲁迅向平政院“控章士钊”。此前一个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在京创刊。这是鲁迅写作此信的背景。KS显然同情鲁迅，但鲁迅在信中冷嘲热讽章士钊之余，又对KS太关注《甲寅》周刊不以为然。鲁迅认为章早年主编的《甲寅月刊》“虽然模仿吞剥，看去还近清通”，这回再办《甲寅》周刊，“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鲁迅到底是文章高手，抓住了“复古运动的代表”章士钊的“硬伤”。

在鲁迅之前，还有人指出章士钊这个谬误。同年 8月21日《莽原》第18期刊出上遂（许寿裳）的《“有功文律”？》。许文不但讥讽章士钊称章太炎“吾兄太炎”，更批评章士钊“民国承清，每况愈下”的说法：“这话真奇！‘每下愈况’，不过出于庄子的《知北游》篇，本来并非僻典。况字是甚字之意，愈况犹言愈甚；《小雅》‘忧心悄悄，仆夫况瘁’，况瘁就是甚瘁，翻成白话则是很劳苦。《新方言》（章太炎著——笔者注）曰‘今直隶语终言甚则曰况，如甚热曰热得况，甚苦曰苦得况.……通语则谓之很’，足见白话的很字，渊源甚古，太炎先生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而这位章家令弟对于白话，固然摈而不读，何以并‘吾兄太炎’的高文，还未寓目呢，岂非咄咄怪事？今日堂堂的教育总长，还不识得一个况字。”许寿裳毕竟是章太炎学生，如此嘲笑章士钊。由此也足证鲁迅《答 KS君》的第二点正是对许寿裳此文的呼应，这个“今典”《鲁迅全集》也未加注。（2013年8月24日）

来燕榭藏《过去的生命》

8月24日　　多云。理书检出知堂新诗集《过去的生命》。这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诗集，列为“苦雨斋小书之五”。书的封面图选用库普加（Frank　Kupka）神秘主义的画《生命》，与书名相呼应；扉页上丛书名、书名、作者名三行字配以长方红框，煞是好看；版式疏朗，诗题另出单页，更是惹人喜爱。这本可爱的小书1930年1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我检出的为 1933年11月三版本。

虽然不是初版本，却是来燕榭主人黄裳先生的旧藏。该书前环村左下角有他的钢笔签名：“鼎昌一九四二年五月卅日”。鼎昌者，容鼎昌，黄先生原名也。当时他正致力于“访求”新文学名著，尤其是“初版的毛边本”，不过，这册《过去的生命》三版本是光边的。

1987年1月，由我介绍并辑入“外编”的郑子瑜先生藏《知堂杂诗钞》由岳麓书社推出排印本。黄先生见书后肯定了我的工作。那段时间里我们经常谈论知堂，他一再鼓励我编知堂集外文。我知道他收藏了包括早期译作在内的几乎所有知堂著作，虽然他后来在《我的集外文》中说：“二周都是我爱读的作者，但我敬重的是鲁迅。”一次他突然问我：你看过《过去的生命》吗？我据实回答：在图书馆翻过，未及细看。他笑了，随即从书橱里抽出这册《过去的生命》三版本交给我说：我还有复本，这本送你。这是我首次得到知堂早期版本。

五四初期，知堂与鲁迅一起尝试写新诗。时过境迁，他1929年8月为此书所作序中已说：“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但《小河》等诗在新诗史上一直评价很高。

这册《过去的生命》三版本伴随黄先生多年，文革中曾被抄没，我这次才发现。因为书的封面钤有“文汇报藏书”圆形钢印，封底又钤有“1973.3.1”蓝色时间章，两方印与我所藏黄先生文革中另一被抄没的旧藏何其芳著《还乡日记》再版本一模一样。幸而“新时代开始以来，被抄去的书册少少归来”（黄先生语），此书应为其中之一。它是那段荒诞史的又一见证，我当什袭珍藏。（2013年9月7日）

鹤西先生

8月25日　　阴雨。读《笔会》张香还先生《怀鹤西先生》文。当年我编《闲话周作人》，张先生即为作者之一。久不联系，没想到他已自美返沪，还写了情真意深的怀人之什。

我1990年代也与鹤西（1907—1999）通过信，系协助钱谷融先生编选现代散文选，拟选他“淡淡的笔墨，清新自如”的小品，写信征求同意，可是回信一下子找不到了。他1987年“八旬自寿”的诗文集《野花野菜集》却在手边，书中有47处蓝原珠笔改正，包括错排字和标点，当出于鹤西本人之手；另有“勘误表”一纸，也是47条勘误，均已用蓝原珠笔勾去。换言之，表中所有勘误书中均已照改，鹤西一丝不苟由此可见。

原名程侃声的鹤西写新诗，也写散文，散文推重兰姆、阿左林，但情感内敛，文字简洁，像张先生提到的《点画》，仅三百余字，是他散文中篇幅最短的，却颇有意境悠远之致。现代文学史上有个“京派”，鹤西的诗文大都刊于《华北日报》副刊、《驼驼草》、《水星》、《文学杂志》等刊，风格又与废名、南星等有暗合之处，说他也是“京派”作家，该是合适的。只是“京派”大家名家太多，写诗作文后来又成了他从事农业科研的“余事”。若不是他自印了《野花野菜集》，若不是他去世前两年终于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初冬的朝颜》（1997年5月上海书店出版社版，《野花野菜集》中的散文编《野菜集》已收录在内），恐鲜有人再记起他的文名。

鹤西1930年5月13日给废名写了一信，刊于同月26日《驼驼草》第3期，未收集。信中说：“记得有人说过，这人便是你，‘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它底故事，而在渲染这故事的手法。’我想能把这故事渲染得真好的，是顶会作文章的人。Flaubert，你们都说他是会作文章的了，然而看他给屠格涅夫的信，则似乎他也未曾将这故事渲染得很好。我有时作痴想，要把生活渲染成一篇虽不很美的，而结构都是不错，文词也算适宜的故事，假如你愿意，我更愿说是散文。但这恐怕很难。‘拿生活来写文章’比‘拿文章来写生活’或许后者到底是较为容易的事。或者这也就是世上作文章的人如此之多的原故。”这或可看作鹤西的散文观，至今也不无启示吧？（201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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