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生 副刊文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福莹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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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生 副刊文丛试读：

“副刊文丛”总序

设想编一套“副刊文丛”的念头由来已久。

中文报纸副刊历史可谓悠久，迄今已有百年。副刊为中文报纸的一大特色。自近代中国报纸诞生之后，几乎所有报纸都有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副刊。在出版业尚不发达之际，精彩纷呈的副刊版面，几乎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最为便利的交流平台。百年间，副刊上发表过多少重要作品，培养过多少作家，若要认真统计，颇为不易。“五四新文学”兴起，报纸副刊一时间成为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率先亮相的舞台，从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郭沫若的诗歌《女神》，到巴金的小说《家》等均是在北京、上海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的。随着各类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出现，杂志、书籍与报纸副刊渐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不同区域或大小城市，都有不同类型的报纸副刊，因而形成不同层面的读者群，在与读者建立直接和广泛的联系方面，多年来报纸副刊一直占据优势。近些年，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报纸副刊的优势以及影响力开始减弱，长期以来副刊作为阵地培养作家的方式，也随之隐退，风光不再。

尽管如此，就报纸而言，副刊依旧具有稳定性，所刊文章更注重深度而非时效性。在新闻爆炸性滚动播出的当下，报纸的所谓新闻效应早已滞后，无法与昔日同日而语。在我看来，唯有副刊之类的版面，侧重于独家深度文章，侧重于作者不同角度的发现，才能与其他媒体相抗衡。或者说，只有副刊版面发表的不太注重新闻时效的文章，才足以让读者静下心，选择合适时间品茗细读，与之达到心领神会的交融。这或许才是一份报纸在新闻之外能够带给读者的最佳阅读体验。

1982年自复旦大学毕业，我进入报社，先是编辑《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后是编辑《人民日报》副刊《大地》，长达三十四年的光阴，几乎都是在编辑副刊。除了编辑副刊，我还在《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南方周末》等的副刊上，开设了多年个人专栏。副刊与我，可谓不离不弃。编辑副刊三十余年，有幸与不少前辈文人交往，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都曾编辑过副刊，如夏衍、沈从文、萧乾、刘北汜、吴祖光、郁风、柯灵、黄裳、袁鹰、姜德明等。在不同时期的这些前辈编辑那里，我感受着百年之间中国报纸副刊的斑斓景象与编辑情怀。

行将退休，编辑一套“副刊文丛”的想法愈加强烈。尽管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不少报纸副刊如今仍以其稳定性、原创性、丰富性等特点，坚守着文化品位和文化传承。一大批副刊编辑，不急不躁，沉着坚韧，以各自的才华和眼光，既编辑好不同精品专栏，又笔耕不辍，佳作迭出。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以不同编辑方式予以整合，集中呈现，使纸媒副刊作品，在与新媒体的博弈中，以出版物的形式，留存历史，留存文化，便于日后人们借这套丛书领略中文报纸副刊（包括海外）曾经拥有过的丰富景象。“副刊文丛”设想以两种类型出版，每年大约出版二十种。

第一类：精品栏目荟萃。约请各地中文报纸副刊，挑选精品专栏若干编选，涵盖文化、人物、历史、美术、收藏等领域。

第二类：个人作品精选。副刊编辑、在副刊开设个人专栏的作者，人才济济，各有专长，可从中挑选若干，编辑个人作品集。

初步计划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选，然后，再往前延伸，直到“五四新文学”时期。如能坚持多年，相信能大致呈现中国报纸副刊的重要成果。

将这一想法与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兄沟通，得到王兄的大力支持。如此大规模的一套“副刊文丛”，只有得到大象出版社各位同人的鼎力相助，构想才有一个落地的坚实平台。与大象出版社合作二十年，友情笃深，感谢历届社长和编辑们对我的支持，一直感觉自己仿佛早已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在开始编选“副刊文丛”过程中，得到不少前辈与友人的支持。感谢王刘纯兄应允与我一起担任丛书主编，感谢袁鹰、姜德明两位副刊前辈同意出任“副刊文丛”的顾问，感谢姜德明先生为我编选的《副刊面面观》一书写序……

特别感谢所有来自海内外参与这套丛书的作者与朋友，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构想不可能落地。

期待“副刊文丛”能够得到副刊编辑和读者的认可。期待更多朋友参与其中。期待“副刊文丛”能够坚持下去，真正成为一套文化积累的丛书，延续中文报纸副刊的历史脉络。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201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酷热中

和她一起重回现扬

多年以前，曾听“深圳碟王”讲，一桩杀人案，如果长期无法破获，有一个绝好的办法：警察天天在杀人现场蹲着就行了。

我不明所以，表示愿闻其详。

碟王说，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告诉你，杀人犯一般都会重回杀人现场。

为什么？我追问。

不为什么，就是这样。碟王不耐烦地回答。

李福莹要出新书，追着让我写序。我读她的书稿时，忽然就想起杀人犯重回现场的故事。

李福莹算是深圳资深文化记者了。多年来我见她出入各类文化现场，采访各色文化名人，提出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尤其难得者，她不仅参加别人的活动，还参与组织自己的活动；不仅倾听别人的见解，还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自己一马当先稳坐会场前排，还带着宝贝女儿肩并肩排队求当红作家签名。

现在，她把她多年间采写的文稿重新整理，结集出版，意味着开启了重返现场的纸质模式。我就想：既然凶手都愿意重返杀人现场，那么李福莹愿意重回文化现场也没什么奇怪的，哪怕只是“纸质模式”。

既然她愿意，那么像我这样的读者，就更愿意了。原因很简单，她笔下的现场里常常有我。比如写张大春那一篇，她写道：

对于这个话题，胡洪侠也精辟地作出总结：读者讨论《城邦暴力团》中的真假，等于自找麻烦。因为时间没有连续，历史从不完整；历史仍在历史之后，真相还在真相之中。

原来我说过这么精彩的话，而且还“精辟”！若不是她记下来，我早就忘掉了。

同一篇文章中，她还写道：

读者读到《城邦暴力团》“竹林七闲”这一章，便觉得门槛太高，很难跨越。于是，不少人质疑张大春炫技卖弄，其实，张大春并无此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存在，不是他懂得太多，而是我们懂得太少。张大春既是小说家、文学家，又是书法家、评论家，在中国的古代，这些身份本应是一个人，而现在却是分开的。张大春的真实想法是，回到古代，做一个真正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人。

这段话疑似也是我说的。嘿嘿。

当着张大春和几百位读者的面，我这个“著名业余主持人”，还曾当场流利地背诵《城邦暴力团》的第一段：“孙小六从五楼窗口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拳抱两仪、眼环四象、气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个蹲姿。”那都是临阵磨枪的功效，如今早忘了。

诸如此类的文化现场，不仅让我找回了我的“精辟”，也让我看到了我的遗忘，这岂不是很难得？

在另一篇中，马家辉对李福莹说，当年他和杨照、胡洪侠写同题对照专栏，依照他的意思，名字就叫《大叔》，而不叫《对照记@1963》。“我这个人尊重朋友，假如让我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太文艺的，第一本叫《大叔》，”马家辉说，“杨照和胡洪侠都不同意，觉得是侮辱他们，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大叔。我心有不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是好的主意，一有了就有了，还是会在我的心里，有机会就要把它做出来。”

哈哈！这回终于抓住马家辉背后说朋友“坏话”了，多亏李福莹如实记录下来，此案得以保全了证据。我和杨照确实不同意叫《大叔》，可天知道，我们可不是说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大叔”，也没觉得受了什么“侮辱”；我们只是都认为，用“大叔”作书名，太不靠谱了；如此不靠谱的书名，只有马家辉才想得出来啊。果然，当年他不仅想到，后来竟然也做到了：他真出了一本叫《大叔》的书。

马家辉现在是小说家了。他写了个男同性恋的故事，书名起得堂皇明亮，叫作什么“龙头凤尾”。可是，重回李福莹的文化现场，你会发现，这本小说当初另有他名。马家辉说：

过去20年我一直写散文、写评论，但文学里面，处于金字塔顶尖位置的是诗歌与小说，所以，写小说是认真的挑战。我计划写一部12万字的小说，关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香港黑社会性质组织。我是在香港湾仔长大的，总觉得欠那些个地方一个故事，这部小说可能叫《金盆洗》。

我和杨照都可以证明，这段话确是马家辉所说的，连我们都听了不止一次。他当着美女记者的面在那里信口开河，言之凿凿，后来却全不兑现：不仅小说名字改了，字数也早超过12万，写香港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只写到抗战结束，离20世纪60年代还远着呢。他倒是没敢当着李福莹的面吹牛，说自己的小说出版后一定会获奖之类。恰恰是他没敢说的，后来当真实现了：《龙头凤尾》先是入选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后陆续在北京、台北、香港等地不断拿奖。

如此说来，倘若重回现场，当真趣味横生。你会发现：当年说过的话，如今已成“史料”，想不认账都不行；如今模糊遗忘的细节，却早成了历史中历历在目的证据。或者说，在那里你不是你，你是你的历史。我们靠重回现场，得以领回走失的那部分自己，可以填满不小心形成的记忆空白，更可以“听”着自己或朋友昔日口无遮拦的话仰天大笑。

既如此，我们且翻开此书，跟随李福莹从一个现场串到另一个现场。在越来越虚拟的世界里，让我们相信：人世间大部分的真实现场，不仅值得当时亲临，而且值得日后重温。

2017年3月16日，深圳

褚钰泉：在风雨中不随风而动

20世纪80年代初，《文汇报》开辟“书亭”专栏，介绍书的信息。1983年前后，“书亭”从小专栏变成了《文汇报》一个“读书与出版”的版面，这个版是《文汇读书周报》的前身。1985年，《文汇读书周报》正式创刊。20年来，它成了国内一份拥有专业水准、在书界具有大影响力的读书版面。

当《文汇读书周报》成长为一个21岁的英俊青年时，一手将其带大的老主编褚钰泉已年过花甲。对于一辈子跟读书打交道的褚钰泉而言，《文汇读书周报》就像一个孩子，他牵着它的手，整整走过了16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为缺乏其他纸媒读书版的陪伴，《文汇读书周报》曾一度孤独地做着读书人与书的“中间人”的角色。20多年后的今天，让褚钰泉感到高兴的是，各媒体的读书版已经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不过，褚钰泉仍觉得，读书版还应该增多，地位还要得到提高。搞读书版的编辑、记者们要坚持自己的理念，不违心，不浮夸，不误导，“在风风雨雨中不随风而动”，纯粹地为读书做点事情。专为广大读书爱好者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文汇报》编辑的褚钰泉，出于个人爱好和对出版界的关注，弄了一个名叫“书亭”的专栏。“它在版面上仅占非常小的一块，主要是介绍书的信息，内容也零零碎碎。”在当时不大注重读书版的时代，褚钰泉精心地经营着这块自留地。

1983年前后，“书亭”从小专栏变成了《文汇报》一个“读书与出版”的版面。在其他纸媒几乎没有读书版面的时代，“读书与出版”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当时，中宣部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内容为“加强书评工作”的文件，特别表扬了褚钰泉所编的这个版面，这个版就是《文汇读书周报》的前身。《文汇读书周报》1985年试刊号上的“致读者”这样写着：“它乘着‘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东风来到你们中间，将为丰富您的生活作一点贡献。”尽管明显带着时代的痕迹，但它的“专为广大读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同志出版的”创刊宗旨，却一直延续到今天。做“书市漫步”的阿昌

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文汇读书周报》形式是很简陋的，全部用铅字排版印刷，一共只有四开4个版面。尽管其形式简陋，但内容的活泼和丰富却让褚钰泉十分自豪。“有书评、荐书、漫画、读者来信、短评等，每个版面都要放六七篇文章，信息量很大。”

褚钰泉讲了一件小事：对武侠小说在当时很有些不同看法，《文汇读书周报》为此特别开辟了一个专栏，欢迎读者展开争论。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有点不值一提，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做法的确较为勇敢和创新。“报纸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这是褚钰泉一贯的坚持。从《文汇读书周报》创刊，他就琢磨着怎样定位报纸的言论。“我想以读者一分子的角色，对书、对出版界、对文化现象发表言论。”褚钰泉给自己起了个老百姓都很容易接受的名字——阿昌，开始捉笔在“书市漫步”专栏发表言论。阿昌一出场，反响就十分强烈，关键是读者觉得这个“阿昌”会说话、敢说话，别人不敢骂的，阿昌却敢批评几句。

褚钰泉说，“阿昌”这个名字，在当年还闹出一个笑话。他在“书市漫步”中曾就某事批评了上海新华书店，这让该书店领导极为恼火，跑到报社一定让褚钰泉“把阿昌找出来”，要跟他打官司。当褚钰泉笑着说那个“阿昌”就是自己时，与其相交多年的书店领导非常吃惊，化怒为笑，把“跟阿昌打官司”改成了“请阿昌吃饭”。

当年，《文汇读书周报》还搞过一个“湘版读书俱乐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版界的湘军和川军是公认比较好的。《文汇读书周报》与湖南的几家出版社联合起来，定期把书推荐到上海，并请像余秋雨这样在当时较为活跃的作家撰写书评，不仅出版社很欢迎，读者也非常喜欢。报纸应该有自己的风骨《文汇读书周报》把书与读书人的“中间人”的角色，做得渐入佳境。在褚钰泉主编《文汇读书周报》期间，发行量最高时曾达到近10万份，这对一个只谈读书的报纸而言，实属不易。而广告量，却被他控制得很严格，很多人由此评价，褚钰泉没有经济头脑。但褚钰泉却说：“我宁可多发几篇稿子，也不愿意让无聊的广告挤占版面。”在他眼里，报纸应该拥有自己的风骨。

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得出褚钰泉的想法。一次，褚钰泉到浙江嘉兴做报纸的发行工作时，听朋友讲起朱生豪的夫人宋清如就住在嘉兴。朱生豪是我国第一部外国文学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国内知名翻译家。他去世之后，宋清如一直住在嘉兴市一幢破旧的祖屋里。当时，曾有个外国访问团要来看望宋清如。当地政府顾及形象，给她提供了一座崭新住处，却被宋清如拒绝了。褚钰泉听说这件事后，对宋清如十分钦佩。

后来，又闻及宋清如想出版自己与朱生豪之间的情书，被出版社要求付几万元费用。褚钰泉十分气愤，便写了篇文章将此事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捅了出来。“没想到文章发表后，这本《宋清如书信集》竟有多家出版社争着出版。”褚钰泉认为，报纸的读书版要想做点事情，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念，才能在风风雨雨里不随风而动。

褚钰泉认为，现在图书市场泡沫化很厉害，有个别出版社不负责任地出版文化垃圾。与此同时，国民阅读率也在降低，读书版此时应该起到知识推手的作用。作为读书版的编辑记者，首先要兴趣广泛，虽然无法做到什么书都看，但一定要找到权威的人，获取正确的书评信息；其次对于“关系书”，编辑记者最好拒绝，万一拒绝不了的，在报纸上说话分寸也要磨掉一点，什么“全国最好的书”之类的话要少说一点，别去误导读者；对于某些大作家的书，觉得不好就说不好，千万别怕得罪人说违心话，少做伪读书人。读书版就是个“中间人”

当褚钰泉带着《文汇读书周报》走进20世纪90年代，某一段时间，他发现报纸媒介的读书版像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虽然诞生在我们之后，但发展却非常快。”褚钰泉介绍道，除专业读书报纸外，其他大众报纸的读书版刚推出来时，一般只有新书的消息、简单的书评，直到进入21世纪，各读书版的思想性专题才加强。

熟悉褚钰泉的人都知道，他与巴金的私交非常好。但在巴老晚年，很多报社的读书版都向巴老要稿子，褚钰泉却放弃了这个念头。“我知道巴老身体不好，再向他开口要稿，于心不忍啊。”即使这样，巴老在晚年写的《怀念曹禺》等几篇文章，仍让女儿亲手送到褚钰泉那里，由《文汇读书周报》发表。

退休后的褚钰泉十分关注各报读书版的发展情况。比如《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新京报》的读书版，《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等都让他印象颇深。当得知本报的读书版《阅读周刊》时，褚钰泉感觉很好奇，说自己在上海不大容易看到《深圳晚报》，叮嘱记者一定收集几份《阅读周刊》给他寄过去。

褚钰泉理想中的读书版应该办得像“法国电视书评”：只要介绍一本书，明天就会影响到这本书的销量。“因为它完全脱离炒作的商业气息，纯粹地在做‘读书’，才能获得民众的如此信任。”褚钰泉说，在中国，办读书版应该雅俗共赏，除了让文人、学者看，还应让更多读者找到自己的兴趣点。阅读对人的生活是十分重要的，读书版就是个“中间人”，以“职业读书人”的角度，让更多人因为接触书的信息，从而喜欢书，接着就去读书。记者手记

这次交谈整整用了两个小时，褚钰泉老师认真地回答我每一个问题，既谦逊又平和。在具体说到某个人的名字时，为了准确，我会跟他核实一次，他却有点过意不去：“我普通话讲得不好，难为你了。”采访结束，我向他道谢，他却说：“客气了，客气了。”褚老师一再强调，他是跟我聊天，不是采访，最好不用写出来。他说，能跟晚辈聊聊读书版，是件很愉悦的事情。

除了读书版，褚老师跟我谈了许多他的人生经历，他对后辈的坦诚和毫无保留，让我感动不已；而他身上十分纯粹的书生气，更令人钦佩。他说，自己在《文汇读书周报》时，有人问他：“其他报社主编都有小汽车，你怎么不买一部啊？”褚老师说，他在《文汇读书周报》的16年，每天早上9点进报社，一直待到晚上10点以后才回家，要部汽车干什么呢？

退休之后，闲不住的褚钰泉老师是《书城》杂志的执行编委之一，接着又主编《悦读MOOK》，与退休之前一样，还在做与书有关的事。褚老师说，会给我寄一本《悦读MOOK》，并愿意听听年轻人的意见。

我的一位同事，曾与褚钰泉共事过一段时间。她说，那时褚钰泉是她的领导，她与褚钰泉办公桌面对面，褚钰泉爱书如命，每有一本书就放到后面的书架上。后来，他的书就像一面墙那么高。“我坐在他前面，总担心那面书墙会不会倒下来。”尽管书如此之多，当褚钰泉要找某本书时，总能一下子摸到书的大概位置，马上就能找到那一本，也许这就是作为书与读书人“中间人”的敏感吧。简介

褚钰泉，《文汇读书周报》《悦读MOOK》主编，创始人。2016年1月9日，褚钰泉先生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1岁。（原载于2006年11月20日《深圳晚报》）

莫言：我是一条不愿被人网住的鱼

莫言连称“不是，不是”，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魅力，是深圳的天气太热了，来书城乘凉的人多了而已，站在他身旁的人一听全笑了。而就在前几天，一位记者问他：“如果《百家讲坛》邀请你做讲座，你会去吗？”莫言的回答是：“我长得太丑了，还是不去为好。”

这就是莫言，无论是新书《说吧，莫言》的文字，还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都有一种自嘲、率直、冷静和幽默。《说吧，莫言》是总结，不是终结《说吧，莫言》是莫言今年年初开始，将自己开始创作生涯以来的国内外演讲，关于创作动机与方法的文章，与记者、学者的访谈对话，对故乡、童年与往事的回忆及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的随感，共约100多万字的文稿结集交海天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三卷。

莫言本人不大愿意写文学理论文章，他认为“有些事情作家未必要想那么清楚，搞理论不是作家的特长，弄得太懂了甚至会影响作家形象化的思维”。在这部新书中，特别注明了每篇文章的发表时间，莫言希望读者以此为线索，窥见他的文学主张和理念。

一旦作家将自己之前发表的各种文章结集出版，就会招来这样的看法：“是不是没什么可写，创作力衰退了？”见记者小心翼翼抛出问题，莫言笑了：“单位每年都有总结呢，我也可以啊！这是总结，不是‘终结’，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不过，我在一百个场合说‘我没有衰退’都无用，还是写出作品由你们来判断吧。”“调侃，自嘲，不遮丑。”莫言用了这几个词对新书作了个自我评价。小说之外莫言的文字，绝不会像《檀香刑》般惨烈，也没有那么一本正经，而是个人心情的自然流露。莫言觉得，让对他感兴趣的读者更加了解他，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不过，他半开玩笑地说：“作家的自传要当小说看，作家的小说要当自传看。”我对“80后”，“敬而远之”

记者请莫言谈谈对当今文坛的评价，他说，现在应该是中国文坛的最好时期，有相当大程度的创作自由。比如当年《丰乳肥臀》出版时，上级还让他做了一次检讨，比起当今的性描写，莫言说他真是“自愧不如”。

当年《丰乳肥臀》受到批评时，上级让莫言做检查。起初，莫言认为没有什么好检查的，但如果他拒不检查，上级派来的同事们就得熬夜“帮助”他“转变思想”。这些同事都是莫言平时很好的朋友，其中还有一位即将生产的少妇。“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孕妇陪着我熬夜，我甚至听到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在发牢骚。我就说，同志们，把你们帮我写的检查拿过来吧，在那份罗列了他许多‘罪状’的检查上签了名。”

对于一些“80后”作家，莫言说自己不敢给什么忠告，当然也没资格提什么希望。因为当年的他所处的正是如今这些“80后”作家所处的位置。“老的，为何老要干涉小的？我对‘80后’可是充满敬意的，过去是年轻人尊重老年人，现在应该老年人尊敬年轻人了。而且还不能靠得太近，不然，年轻人该烦你了。”这就是莫言对“80后”所说的“敬而远之”。我是一条不愿被人网住的鱼

莫言说，饥饿、孤独、童年、乡土、想象力是解读他作品的钥匙。记者注意到，无论是说话还是写文章，莫言都把饥饿摆在了第一位。“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

海天出版社的旷昕社长告诉我，莫言是他见过的“最好说话”的作家，无论是吃饭还是住宿，他都不挑剔。记得几年前，他接待来深圳的莫言，吃饭时莫言见点的菜太多，连说“太浪费了”，决心把菜吃光才行。饥饿感延续到今天，不仅影响了莫言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成了他的创作源泉。

提到自己的创作历程，莫言坦陈留下了很多败笔，比如在《红高粱家族》之后，他就进入了一个困惑期，当时因为怕别人说他跳不出一种风格，不愿意再走“红高粱”的老路，而往怪异、奇特的路上走，于是在1988年、1989年创作了《复仇记》等作品。“这部作品是很不成功的，当时我应该沿着‘红高粱’的路继续往前走。”尽管如此，莫言仍说，他喜欢试验和尝试，失败的创新也比成功的守旧有价值。

莫言说：“我是一条不愿意被人网住的鱼。许多评论家都在关注、研究我的创作，他们有的把我归为‘寻根派’，有的把我划为‘先锋派’，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新感觉派’，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意识流’，但我不停地变化，使他们的定义都变得以偏概全。当把所有高难度动作全尝试过了，我准备以最平实的语言、最传统的方式，老老实实地写一部长篇。”现在的乡土，已不是过去的乡土

莫言案头正有三五个构思，但目前，他仍没确定开展哪一个创作。农村题材是莫言作品永恒的主题，莫言说：“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20岁以前的时光我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即便是当兵后前十年的时间我也是在农村生活，所以农村题材都是我所熟悉的，农村的街道、村庄、树木、河流深深刺激了我的创作热情。每当有大的创作计划我都会回到我的故乡，在那里一方面我可以避免外界的干扰，潜心写作，另一方面也便于我直面现实、身临其境。”

但是，这些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忆中的那个故乡在现实中已经人事全非。莫言说，现在的乡土，已经不是过去的乡土，原来的乡村正被城市吞没，即使再落笔写农村，其中也必然融合城市。他举例说，比如刚才在电梯中碰到的保安员，他们就存在一个身份认同问题：城市人认为他们是农村人，可当他们回到农村，又被认为是从外面回来的人，农村与城市已经无法清晰地分开。简介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2月出生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农民家庭，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和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载于2007年7月21日《深圳晚报》）

止庵：父亲是一条远方流来的河

父亲沙鸥先生去世后，止庵写道：“我一个人回想他的一生，我想那像是一条远方流来的河，从竹林与黄桷树荫蔽的地方，从石板桥与黄泥路，从炊烟、蝉鸣与阳光里，那么一个迷蒙的所在，流涌而来的一条大河。我就坐在河边，静静地倾听。我自己也是中年的人了，我拿自己已有的生涯与父亲的相对照，觉得他一生真是过得很长呵，虽然他只活了72岁。”

现在父亲有时出现在止庵的梦境中，譬如某个下午，明亮的阳光照进小小的屋子，隔着竹帘，父子俩说着很琐碎的家常事。他常做这样的梦，有时是和父亲一起吃饭，有时是和父亲一起看书，有时是和父亲走在一条很普通的街上。梦醒之际，止庵感到怅然若失。

沙鸥先生辞世已经14年，止庵说，时间把往事越推越远，让人渐渐趋于理性。只有梦才能再现过去的情景，逾越时间之界，让人回归最感性的内心深处。父亲是“生而知之者”

不知情者，也许无法把止庵与诗人沙鸥先生联系在一起。沙鸥先生热情、冲动、才思敏捷，一个晚上可以写十几首诗；止庵理性，无论是写作还是接受记者采访，都表现出很强的逻辑感，不经过“分析”“想清楚”的阶段，他不会轻易落笔。“在性格上，我与父亲是两类人。”止庵说，印象中沙鸥先生只对自己写诗有用的书读得特别仔细，甚至还做卡片。“父亲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他的创作很大程度是靠灵感，直至他去世的前一天，这种灵感仍然存在。父亲在医院里做化疗时，病房夜里关灯，他摸黑写下草稿，次日看见字都叠在字上。最后病危了还口述组诗《无限江山》让我记录，白天我不在，他就一遍遍背诵以免忘记，念的时候常常哽咽落下眼泪。”

沙鸥先生去世前，有友人探望，问他人生中最高兴的事是什么。他回答，自己的第一本书《农村的歌》出版。“父亲自始至终都对创作有着极大的热情。相比之下，我要疏懒散淡得多，只有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间像他。读大学时，有一回和朋友出去玩，晚上回到宿舍想写诗，可是熄灯了，我就把想好的五首诗背下来，第二天一早写出寄给朋友。30岁之后，我就不再干这种事了。”

尽管都从事文学创作，但止庵说父亲近乎“生而知之”，自己则是“学而知之”。“我没有父亲天分那样高，我只能算是一个勤奋的人。”止庵说。文学兴趣左右了我的人生

沙鸥先生一直对止庵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在文学上能有所成就。“文革”期间，他闲居无事，给子女们讲授文学。“父亲给哥哥、姐姐和我讲课是很正规、很系统的，一节接着一节，还要求我们记笔记。他甚至专门为我写了两部讲怎么写小说的书稿。”

冬天父亲在屋里讲课，夏天就把“课堂”搬到院里。“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又搭个棚子种些扁豆丝瓜，我和哥哥、姐姐就拿着笔和本子，坐在豆棚瓜架下听父亲讲课。”父亲最后一次教授文学是在他去世那年，算来前后共历20多年。听沙鸥先生讲课的，不仅仅是他的儿女，还有他的朋友和学生。其中一位，就是著名剧作家，也是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编剧过士行。

止庵做过两年医生，又去报社当过记者，后来在一家外企从事销售工作，最终仍然回到了文学。“父亲在文学上对我的影响很大，而对文学的兴趣左右了我的人生。”止庵是从学习和模仿父亲开始写作的，最早也是写诗。“我的诗差不多每一首都经过他逐字逐句的修改。改完，他还专门写信给我，讲解为何这样修改。”

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个报社编辑约沙鸥先生写文章，父亲将约稿信转给了儿子。止庵由此开始随笔写作，迄今已成大家。止庵第一部随笔集《樗下随笔》编好后，他去外地出差，请父亲代看一遍书稿。回来时父亲告诉他，已经一行行地数过了，距离出版社要求的字数还差若干，应该再补写一点。“这样的事情也只有父亲会替我做。”然而书出版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止庵说：“我一生所受学校教育乏善可陈，相比之下家庭教育重要得多。”父亲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止庵写过这样的话：“父亲活着，他是一切都要‘好’的……”沙鸥先生去世后，黑龙江作协举行追悼他的座谈会，很多人都讲到曾被他招待饭食，说真是美好的回忆。沙鸥先生会做菜，到了专门成家的程度；他也爱吃。病情恶化后几乎不能进食，在床头放着的是几本谭家菜、四川菜的菜谱，差不多是他最后的读物。止庵说：“这是只有他才能体会到的乐趣。”“文革”期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沙鸥先生用两副算术棋改成一副麻将，一家人常常以此消遣。怕被邻居发现，窗户都用床单挡上，桌上铺着毛毯，可以不出声响。牌很小，字更小，屋里只点一盏昏暗的８瓦管灯，他要每人在牌前放一条白纸，借助反光便可看清。

别看父亲对儿子期待很高，但沙鸥先生对止庵上学一事要求却很不严格。读中学时，止庵的作文都是父亲代写的。老师在作文本上用红笔又圈又点，批上“好”或“很好”的字样，末了还要给予满意的评语。父亲看了很高兴。可是老师所给的分数，却总是“５-”。后来止庵去问老师，老师说，“５-”是他给的最高分了。

1976年，为躲地震，止庵整整一个学期没上课，父亲带他从武汉过三峡到重庆。父子俩在一起写了很多诗。沙鸥先生逐一改定，抄好，订成三册，每一本都写了序言。父亲在文学上对我的三个影响“父亲对我的影响更多是文学方面，思想上的影响并不很大。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父亲为此还经常争论。”止庵坦承，上一两辈作家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包括自己的父亲在内。“那个年代，人没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认同，也不能因此降低评价的标准。”

止庵说，父亲20世纪50年代写的诗、文章，有很多没有价值；但是他1958年出版的诗集《故乡》和1963年出版的《初雪》，从写作的时期来看，该算是异端了。这两本书展现了这样一位诗人，尽管有着时代深深的烙印，但仍然恪守一条艺术的底线，也就是说始终不放弃对美的追求，不忽视诗与非诗的区别。止庵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沙鸥先生一生最后十年才写出了他最好的作品，组诗《寻人记》和长诗《一个花荫中的女人》，堪称中国新诗史上的杰作。

止庵说，父亲特别喜欢古代的诗话、词话，他读诗、讲诗，也是这种具体分析的路数，止庵正是由此悟得文学批评的一条路径。父亲教过他写小说、写诗，却从未教过他写文章，父亲的文章的布局和行文与他也不特别合拍，但是这一点的确是效法父亲的，父亲教给他一种细微体会的读书方法，无论以此读诗，还是读别的东西，都很适用。

沙鸥先生写诗很快，但总要反复修改，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随意写诗，刻意改诗”。他留下几个写诗的本子，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写满了修改字样，有时一首诗经过多次修改，最初写的剩不下一句半句了。这是父亲在艺术上特别认真之处。止庵正是由此明白反复修改的意义。对他来说，有相当一部分语感是靠修改得来的，放弃修改也就是放弃语感。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何以要谈到“安”呢？实际上就是获得了语感的最佳状态。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即在这三方面，即对艺术底线的恪守、细微体会的读书方法和反复修改的创作习惯，止庵说：“我因此而终身受益。”简介

沙鸥（1922—1994），诗人。原名王世达，重庆市人。著有《农村的歌》《故乡》《初雪》《梅》《失恋者》《一个花荫中的女人》《寻人记》等。

止庵，学者、作家。沙鸥之子，原名王进文，又名方晴，1959年生于北京。著有《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奇的现实》《插花地册子》《相忘书》《远书》《惜别》等，编辑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沙鸥诗选》《沙鸥谈诗》等。（原载于2008年7月14日《深圳晚报》）

程永新：《收获》三代领头人的 精神气息

自从大学毕业，程永新便没离开过文学编辑这个岗位，在《收获》杂志一待便是近30年。如今，身为《收获》副主编的他对记者笑称：“冯小刚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把青春献给你》，我是把大部分的青春献给了一本杂志。”

当记者请程永新谈谈《收获》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时，他是从《收获》三代领头人的角度来切入的。“西方人说一个贵族是需要三代才能培养出来的，我想，一本文学杂志的精神标高，其实也是好几代人的传承和努力。从某种角度而言，一本杂志呈现的就是它的领头人的精神气息。”巴老在，我们总觉得很踏实

1957年7月24日，《收获》创刊，主编由巴金和靳以担任。其间，《收获》 经历了复杂的历史——1960年，因“三年困难时期”、纸张供应紧张，《收获》被迫停刊；1964年，《收获》复刊；1966年“文革”开始，《收获》再次停刊；1979年1月，《收获》又正式复刊。

程永新说，在《收获》的几代领头人中，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是巴老。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巴老始终是这一本杂志的灵魂。“我大学毕业进入这个杂志社的时候，他已经不管杂志社具体工作。到了晚年，他把一些兼职全部辞掉，但是《收获》的主编他始终兼着，虽然不管具体的业务，但重大的问题他都会发表意见。”

每年秋天，收获杂志社的编辑们都会去订蛋糕、买鲜花，给巴老过生日，程永新第一次见到巴老便是在这样的聚会上。“一个像传说中的人物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你真是诚惶诚恐。那时，巴老已经70多岁，有一个作家曾说老人跟儿童其实差不多，我们给巴老过生日时，他话语很少、很单纯。你问他这位你认识吧，他点点头。那位新来的，你认识吧？他说不认识，明年就认识了。他是个非常简单、非常朴实的老人。”

巴老的巨大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是程永新以后经历了许多事情，才一点点感悟和体味到的。当初，作家张贤亮写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在《收获》上。虽然今天来看，这样的小说没有什么，但在当时，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还没有一个作家来直接地表达“性”这个主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之后，北京的一批女作家私下里提出了批评的声音，渐渐，压力传递到《收获》编辑部，各种各样的声音传了过来。冰心老人也打了电话给巴老，她说你应该管管这本杂志了。巴老很认真地读了这篇小说，读完以后他有一个比较简短的讲话，说这是一部严肃的小说，并不是为了迎合市场化的需要，最后的一笔写得有一点“黄”，这个“黄”是打引号的，但是写得确实好。

当时巴老这么一说，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在当时那个年代、那样一种气氛下，巴老讲这一段话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他肯定了一个文学作品当中的艺术创造，肯定了作家对人性的挖掘，肯定了作家创作的自由和权利。”

当《收获》出现严重危机、重大的问题时，巴老都会用很简单的、很朴素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意见。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收获》也开始面临生存问题，有一年甚至困难到没有办法支付上涨得厉害的纸张费和印刷费。这个时候也有人提出，刊登一些广告来弥补经费不够的地方，但是巴老始终不同意。甚至大家说可以做一点文具、汽车等看上去还比较顺眼的广告，他都坚决不同意。“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老头儿非常的固执，一直到他离开我们，这件事情上面他从来不松口。虽然我们也未必说真希望去做广告，大家只不过是提出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在巴金那里永远没有可能性，他就是坚持一个：办一本纯粹的文学刊物。”

程永新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收获》跟国家的命运是同步的。人的思想观念，从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方式，一点一点地走到了今天，主要是受到了文学的影响。一本杂志，既要坚守文学的阵地，又要经受一个市场化的检验，这么多年，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只要有巴老在，就会让大家觉得很踏实。肖岱先生，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骨气

程永新说，他大学毕业后走进收获杂志社时，巴老是主编，肖岱先生是副主编，但主持工作的是肖岱先生。肖岱先生是满头白发、大腹便便那样一个老头儿，他觉得这个社会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所以非常渴望跟年轻人交流，渴望跟知识结构不同的人对话，认为这种交流可以打开他的思路。

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写了长篇小说《浮躁》，在《收获》发表之后，遭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当时上海的一个领导，点名批评了《浮躁》，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件事情。

回来传达之后， 《收获》 编辑部开会，大家都很紧张。当时，肖岱先生心情非常沉重，却毅然表了态：“万一有什么问题，由我来承担，跟你们没关系。”肖岱先生在关键时刻，语言仍然朴实、简单，但是他一下子让下面的人很放心。在这样的领头人下面工作你是可以放心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骨气，尽显无遗。

还有一次，肖岱也很“危险”。当时有一位退休干部，写了一部表现红军题材的长篇小说，通过关系，拿到了收获杂志社，希望刊发。肖岱先生和其他编辑都看了，但在艺术层面上不敢苟同、不敢恭维。

当时那个人非常霸道，为了这件事专门给肖岱打了一次电话，程永新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天我看到老头儿驼着背，接电话的时候非常地谦卑，就是不停地听他说‘是、是’。对方的声音在电话里很响，你都听得见在骂娘，肖岱都是一百个‘是’。挂下电话，老头笑嘻嘻地说，骂管骂，稿子我们还是不能用。”

肖岱先生看上去态度非常谦卑，但有他的底线。他抱着一种态度，顶多你用你的人脉关系把我撤了，可小说不能发表。程永新说：“肖岱先生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他身上有一种骨气、有一种人格的力量，他深深地刺激了我，或者说打动了我。他身上这种东西，其实在今天，更需要我们传承、坚持和发扬。”李小林，有让作家没有办法反驳她的本事

肖岱先生退了之后，《收获》由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女士担任主编。程永新说，李小林是文化素养、艺术直觉极高的一代编辑。“我刚到杂志社的时候，里面的空气、气氛有一点沉闷，有点像研究室。但是，每次李小林来办公室，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各种新鲜信息。她思想活跃，嗓门又特别嘹亮，整个杂志社就像开了锅，特别热闹。”

程永新说，有一些文学批评家理论素养足够深、足够高，但是艺术直觉相对弱一点，因此跟作家聊天的时候，作家常常会有抵触情绪，因为是隔靴搔痒。李小林有这样一个本事，她跟作家谈作品时，她说你的好，你会觉得很到位；她讲你的不好，你没有办法反驳她。

让程永新印象很深的是，一次山西作家张石山写了一篇小说《一百单八磴》，给了很多杂志社都遭到了退稿。后来寄给了程永新，他看完后觉得叙事有些啰唆，但整体挺不错，就给了李小林。李小林提了三条修改意见，程永新便把这些意见记录下来，给张石山写了一封信。最终，《收获》发表了张石山修改后的小说。

后来，程永新在一次笔会中与张石山见面。休息时，张石山突然回头问他：“那些意见都是你的吗？”程永新告诉他，那些意见都是李小林的。张石山“哦”的一声，笑了一笑。“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有人给他指出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会很佩服你。优秀的编辑跟作家是这么一种关系，他好在哪里你要用心灵去感受；他差在哪里，你要像个医生一样，用你的手术刀给他解剖。”《文化苦旅》的诞生，与李小林有直接关系。当时，余秋雨先生跑了很多地方，他告诉李小林，自己有一个“文化苦旅”的词老在大脑中萦绕。李小林建议余秋雨，把它变成文字，每到一个地方，就记录下那种感受、那种对文化的思考。几年后，余秋雨把最初写成的两篇散文拿给了李小林，李小林和程永新看完之后，觉得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向余秋雨谈了他们的想法和建议。

余秋雨回去修改之后，开始陆续在《收获》上发表散文。“我们希望余秋雨把它作为一个栏目，坚持写下去，题目就叫‘文化苦旅’。从此，就像逼债一样，每次都逼他写。李小林一到时间就给余秋雨打电话，她是一个大嗓门，余秋雨一接到李小林的电话就心跳加快。”就是在李小林一次次电话的催逼下，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优秀散文家诞生了，余秋雨通过《文化苦旅》从学者变成一个散文作家，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程永新说，一本杂志，它其实就是领头人的一种品格、一种气质、一种气息的体现。从这一点而言，《收获》这50多年来极其幸运。简介

程永新，笔名里程，1983年复旦大学毕业分配至收获杂志社任编辑、副主编，中国当代著名编辑家和作家。（原载于2009年5月18日《深圳晚报》）

董启章：这精神居所是意义的生产地

董启章这个名字得以被内地读者熟悉，与梁文道有直接的关系。

梁文道曾如此评价董启章：“当代华人世界中生代作家里，最有实力、思想内涵最博大、在文学创作形式上野心最强的作家之一。”“然而其人依旧清贫，一个人背负着香港居大不易的诅咒坐起了文学的牢，最窘迫的时候身上就只剩下一百块钱。”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1992年从事写作。即使在香港，董启章也不是人人熟知的作家。甘于寂寞和物质匮乏的董启章，在纯文学日益衰弱的香港，不媚俗，不从众，始终坚守自己的纯文学路线。

从1992年起，董启章先后斩获包括“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等殊荣。董启章的书总是充满了理性的科学或自然学标签，探索的却是社会与城市、自我与精神等问题。

最近，董启章的《体育时期》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内地出版，越来越多的内地拥趸增加了董启章这个名字的热度。2010年5月16日下午3点，深圳文博会上，董启章来到会展中心７号馆召开读者见面会，谈他的写作，谈他的书。关于写作

想要构造一个“不一样的香港”。

问：您似乎很少提及如何开始“写作”的，能否为内地读者介绍一下？

答：我1992年初次在《星岛日报》的副刊“文艺气象”上发表短篇小说，当时我还在念比较文学硕士。“文艺气象”是个每天全版的文学副刊，在当时以至后来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办了一年左右便结束。这期间我每个月发表一篇万多字的小说，是个很好的练习机会。

1994年硕士毕业，对继续念书还是找工作犹豫不决，便埋头写小说，参加台湾的联合报文学奖评选，结果《安卓珍尼》得到中篇首奖，《少年神农》得到短篇推荐奖。次年《双身》又得到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在台湾获奖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也带来了在台湾出书的机会。

问：您的写作主要受到哪些影响？

答：生活体验（包括记忆）和阅读其实是互相建构的。文学不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它甚至会为我们构造一些世界模式。这些模式帮助我们建立和调整跟世界的关系，而我们在这种关系下的生活体验和记忆，又反过来成为我们如何继续阅读的框架。所谓喜欢的作家，就是这样的一些世界模式吧。我的世界模式，由许多作家构成，如果要提一些名字，可以说：普鲁斯特、卡尔维诺、大江健三郎、佩索阿、哥德、阿伦特，香港本土作家有西西和也斯。

问：您似乎说过，不认为自己是本土写作，可是内地读者首先想到的却是您的香港本土身份。“本土”之于您的意义是什么？

答：我期望我的写作既有本土性又有世界性。我一直在写香港题材，而我的香港本土身份也是很自然的。但我也不想它太自然、太自动地跟大家对香港的想象重叠。所以我企图用种种不是很“香港”的角度和方法去写香港，去构造一个“不自然的”、不一样的香港。这超出香港本土性的东西，我希望是具有世界性或普遍性的。对我来说，“本土”不是一个绝对的位置，但又是个无法抛弃的立足点。“本土”不是天然的、本质的，而是建基于人处身于一个地方的历史经验的。它必须具备时间的向度。

问：您在一些访谈中说过，香港对文学是有诅咒的，写长篇是一种“自杀式”的状态，明知如此，又为何坚持？

答：香港的状况不利于写长篇小说，而长篇写出来也很可能不会得到什么注意。耗费人生去做这样的可能没有回响的事，是所谓“自杀式”的意思。

但我觉得，写作或者文学，并不是为了具体的目的或回报去做的。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他写，就是因为心里觉得非写不可。这可能是出于创造的本能，又或者是寻找意义的必需。文学能做的，就只是创造一个跟现实相对的世界。但这些相对的世界并不脱离现实，相反它们参与着现实世界的建造。我深信作为人为创造物之一种，文学能为人建造精神居所。这精神居所就是意义的生产地和庇护所。关于作品

希望内地读者能进入我的小说世界。

问：《体育时期》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已在内地出版，读者如何更能理解您的用意？

答：《体育时期》写的是两个年轻女孩的故事，通过她们去呈现处于“门槛状态”下的青年后期的处境。它不是歌颂或怀缅青春的小说。我想探讨在当代城市的压抑和平庸化底下，人如何找到反抗的可能以及两个人在反抗中找到共同感的可能。《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时间线，追随的是历史（家族和个人）的轨迹，一条是空间线，以器物所建筑的人类生存条件和共同世界所组成。从“天工”到“开物”，就是从自然到人为世界的进程。

问：是否担心，因为您走的是不媚俗的严肃文学路线，加上香港与内地的差异，内地读者存在一定的阅读障碍？

答：不会。我当然希望内地读者能进入我的小说世界，但我不能因此而改变我的世界。文化差异是要通过开放的态度来克服的。我没法单方面改变这差异。事实上，差异是好事。差异让我们扩阔自己的理解幅度。我是带着这样的期望来邀请内地读者进入我的世界的。障碍可以防止理所当然的、自动化的阅读。我甚至认为，文学创造本身就是为了制造差异，制造障碍。在跨越差异和障碍之后，得到的会是更强烈的共同感。至少，这是我自己的阅读体验。

问：越来越多作家“取悦”读者，您一直坚持自己的“极端”路线。难道您一点都不怕这种坚守和搏击的失败？毕竟作家也希望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

答：不怕。只要能写小说，只要小说能出版，我就完成我要做的事。其他的，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外。关于香港与文学

心中的香港文学同时是世界文学。

问：香港文学创作者的苦恼，是您多次提及过的话题。文学在香港不受直视的现状，让您的好友梁文道也曾为您鸣不平。不知，现在是否有所改变？

答：我最近常常被内地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也许这是我平淡的生活中比较戏剧化的情节吧。话分两头说。我的确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境，到最近也一样。但这并不表示我生活很穷困。我太太是在大学里教书的，我的家庭经济稳定，生活条件不差，我也可以比较专注于写作。不过，心理上也不是没有焦虑和歉疚的。重点是，你觉得写作有多重要，而你身边的人对此是否认同。这方面，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问：能否介绍一下您现在的生活状态、写作状态？

答：去年年底完成了“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三部上册，这半年在看书，整理一些旧作重新出版。预计暑期过后会回到小说写作上，以两年时间完成下册。这个“自然史三部曲”，第一部是《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第二部是《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第三部是《物种源始·贝贝重生》。刚完成的第三部上册又名为《学习年代》，是关于学习和行动的，接下去的下册会以一个剧场和一个旧区为背景，时间设定在十几年后的香港。我期望它会是我写过的多个主题的总结。

问：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香港作家开始与内地读者接触，作品也在内地出版，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答：这当然是好事。这是个让内地读者认识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的好时机。香港读者一直也有阅读内地作家的作品，相反却不然。两地的文学和文化交流应该更全面和更深入。

问：香港作家，如何才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在华语世界获得更多的认同？

答：这些外部条件的局限，不是作家自己能改变的，必须有赖于机构的推动，如出版界、媒体、学院等。但如果是指作品的特质的话，我会把它称为本土性，而不是地域性，因为地域性令人觉得是狭小的、偏于一隅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本土性和世界性的关系。这就等于个人的独特性和由众人所组成的世界的公共性的关系吧。两者是可以甚或是应该相生相成的。我心目中的香港文学应该同时是世界文学。简介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硕士。1992年开始发表文章，现从事写作，亦于香港中文大学从事写作教学。（原载于2010年5月15日《深圳晚报》）

周克希：我尽可能做一块透明的玻璃

近日，由著名翻译家周克希先生积４年心力翻译而成的《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正式出版。这一力求完美的译本，是周克希先生追求“最真”之作。书中收录逸失半个世纪之久、野兽派大师凡·东恩珍贵原版插图，斑斓呈现逝去的时光。《追寻逝去的时光》诞生在20世纪初叶，大半个世纪中在中国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有了译林出版社集15位译者之力的全译本《追忆似水年华》，周克希就是当年的合译者之一。

2003年开始，周克希决定以一己之力重译《追忆似水年华》，并“尊重普鲁斯特的想法”，更用新译名为《追寻逝去的时光》。该书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如今，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又翻译而成。７年，仅译成两卷，这种翻译速度不可不称之为“慢”，周克希似乎想用时间打磨出一个理想的中译本。

2010年9月，本报记者专访周克希，听他讲翻译过程背后的故事。普鲁斯特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译林出版社15人合译的全译本《追忆似水年华》出齐后即在我国引起轰动，当年获得首届外国文学奖优秀作品一等奖。但当年的译者之一南京大学教授许钧后来曾撰文说：“应当承认，15位译者的译文与原文相比，都有不少‘失’。”

问：您也是当年的合译者之一，不知是否也觉得，之前的这部全译本存在一些缺憾？

答：每个人的翻译都会有所“失”，这是难免的。我重译，是因为觉得一部小说由15个人（包括我在内）合译是个遗憾，15个人不止是一个group（小组），简直是一支troop（部队）了。而重译者好比站在这支troop、这个集体的肩上，前人的努力为他预设了一个高度。

问：想必，重译是相当辛苦的一件事，为何会选择以一己之力重译呢？

答：我是学数学出身，有33年的时间，也就是相当于一半的时间在学数学、教数学。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改行的，所以特别想做好翻译这件事。人一辈子总想找一件值得做的事情，翻译《追寻逝去的时光》就是值得我用后半生去投入的事。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些说法是真诚的，但余地留得太少，对普鲁斯特译事的艰难估计不足，对自己体力、精力的实际状况也估计不足。为此，我对读者是感到有歉意的。

问：《追忆似水年华》，这个浪漫的书名曾深入一代读者心中。为何此次重译，要将书名译作《追寻逝去的时光》？

答：其实，普鲁斯特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他于1922年11月去世，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上半年，他看到英译本书名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书名，大写首字母与法文书名正好吻合，而且还出自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句台词。这个英译本书名直译过来是《往事的回忆》，与《追忆逝水年华》的味道非常之像。

但普鲁斯特看到后，立刻给伽利玛（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的老板）写信，很决绝地表示这样翻译“把整个书名全毁了”。我愿意尊重普鲁斯特，不想再毁他一次。（新版的英译本改用了一个相当朴实的书名：In Search of Lost Time，译出来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

这部书的第七卷叫《寻回的时光》，《追寻逝去的时光》的总书名与第七卷的书名间有明显的呼应关系。

其实，人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意义的。像《红楼梦》，写了很多家长里短的琐事，但在曹雪芹的笔下，它们却被赋予了永恒的意义。《追寻逝去的时光》在普鲁斯特笔下也是如此。“年华”给人的印象是“美好的时光”，这不符合普鲁斯特的原意。何况，普鲁斯特推崇柏格森的哲学，而时间是柏格森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全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中，都出现了时间的概念，正说明了这一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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