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硕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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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试读：
前言
从戚继光的难题谈起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国4至6世纪南北战争研究》基础上写出的，研究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分为三编，分别讲兵种与战术、战略与战例、战争与政权。但本书的内容又不限于魏晋南北朝，而是会上溯得更远一点，特别是关于步兵、骑兵的战术变迁问题，要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考察，窥源方能知流，理清兵种战术发展的整体历程。
先说说为什么想写这个战争史题材。我自幼接受的关于中国古代战争的叙事，都来自《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演义小说，以及由这些小说改编来的评书、影视作品。在这些叙事作品中，冷兵器战争的作战模式非常程式化：两军对阵，先是各出一员大将，在阵前“大战三百合”，待一方被“挑落马下”，这边全军将士便乘机“掩杀过去”，大将被斩的那一方则是全军仓皇溃逃，一场大战便告结束。到近现代，又出现了“武侠小说”，冷兵器的打斗就更神奇了，或者说更像巫术了。
真正的冷兵器战争，似乎不是这个样子。但中国古代的战争究竟怎么打？史书记载得往往不是那么详细。譬如楚汉之间著名的垓下之战，双方投入兵力多少？各自的阵列多长、多宽？是不是和挖出来的秦陵兵马俑一样？交战过程如何？在《史记》中都看不到。后世的著名战役也都类似。当然，更早的情况会好点儿，《左传》对春秋的战争记载就比较翔实。战国之后的史书，就达不到《左传》的水准了。
中国古代史书里，对战争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大量“留白”，其实不全怪史官们无知，古代承平时期的将领们，也弄不清真正的仗（冷兵器战争）应该怎么打。乱世那些打过仗、有经验的武将，又大都没文化，没法记载下来。
中国古人里面，唯一一位探讨过这个问题的，就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他不仅指挥打仗，还写书记录他的练兵、作战经验。他指出，当时明代朝野，包括军队里面的将帅，关于战争的常见误区是：第一，夸大个人“武艺”的作用，喜欢招募一些耍刀弄枪很花哨的武师，其实真正作战的队列很密集，根本没有空间给他一个人跳来跳去、把刀枪抡圆了耍；第二，对“阵法”的理解很神秘，搞得像大型团体操表演一样华而不实，平时操练好看，上战场没用。
关于戚继光的这些意见，本书正文里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讨论。一本研究魏晋南北朝，或者说隋唐以前战争的书，似乎不该出现戚继光，但没办法，整个中国古代只有他一个人思考、指出过这些问题。而且，明代的冷兵器战争，基本原理其实和秦汉、魏晋、唐宋没有区别。
中国古书对战争的记载先天不足，社会上的演义和武侠文学又太发达，自然使社会大众对战争的理解严重失真，变成了上面介绍过的程式化、巫术化表演。当代学界也受影响，真有学者写论文讨论古代兵书里的“青龙阵”“白虎阵”。本书对那些离常识有些距离的所谓“研究现状”就不再列举和分析了，因为那样难免越扯越乱，就像理科学者无法跟“民科”对话。人文学科不是科学，就是因为没有一套剔除“荒谬学说”的客观手段，只能靠常识，这显然缺乏严格的操作性。
而另一方面，有些涉及古代战争基本战术的问题，如步兵的队列原则、作战方式，目前确实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成果，本书尝试着从古史文献中寻找各种史料旁证，进行复原工作。这种写法缺乏前人的“学术史”背景，像是在自说自话，也就不太像学术作品。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如果写论文都要有“学术史”依据的话，人类知识恐怕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拓展了。
当然，中国古史对战争的记载，可供研究的信息还是有的，比如对战争地点的记载一般比较准确，可以和现代的地名进行对照，确定其大体方位，结合自然地貌进行研究。比如山势，古今基本相同；河流和植被虽有所变化，结合《水经注》等文献也能基本复原出当时的情况。
中国史书的情况是这样。反观欧洲，从古希腊人希罗多德记录希波战争的《历史》开始，到《远征记》（色诺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亚历山大远征记》，一直有非常详尽的战史记载；再到古罗马诸史，包括恺撒自己写的《高卢战记》《内战记》，对于每一场大战双方的投入兵力、战场地理环境、两军营地和阵列的变动、战斗每一环节的变化，甚至一些战斗中的偶发事件，都记载得非常详尽。之后历经中世纪以至近现代，欧美积累的战史著作之多，任何其他文明都难以企及。所以，欧洲古代战争的很多战术细节，可以和中国的史料进行互证，帮助我们复原中国古代的战争细节。不过在这方面，西方的汉学家能起的作用很有限。因为他们阅读古汉语的能力往往不高，而中国古史中关于战争的细节记载，多需要在字里行间“细抠”，西方学者还难以胜任。日本学者治学比较细致，但多缺乏宏观视野，目前还没出现参照西方战争史还原中国战争的力作。本书内容简介
本书标题“南北战争三百年”，指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但由于还要上溯秦汉，所以还包含了另一种形式的南北战争：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族之间的战争。在兵种、战争形态乃至民族关系方面，这两种战争形态又存在着某些相似性和密切的联系。
自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终结，中国经历了近三百年南北分裂（317—589年）。如果算上之前的三国分裂割据，就是近四百年了。这是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分裂时期。那么，南北割据局面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分裂局面何以能够持续三四百年时间？又是何种原因促成了隋朝的再度统一？本书划分为三编，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
第一编，“骑射、冲击与军阵：步、骑兵战术的演变”。
本编分为步兵、骑兵两个部分，侧重还原古代步、骑兵种作战的特点和各种细节问题，以及两个兵种战斗力互为消长的关系。关于守城与攻城技术，在秦汉之后、火药兵器普及之前一直缺少变化，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已有详尽研究，所以本书不做讨论。简言之，本书侧重研究冷兵器时代的陆地野战技术及兵种特征，时间断限为从先秦至隋唐易代之际。
关于步兵战术，本编主要讨论以队列为基础的步兵军阵作战方式，这种战术形式要求军事组织具有自上而下的、严格的权力结构，所以以步兵为主的社会具有较明显的集权化趋势。有人可能说：古希腊、罗马都是步兵为主的，他们怎么是民主社会？这话题很大，本书没法涉及，但我们只要注意一点：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也没维持太长时间，就自己演变成专制了，他们走向集权的动力，很大程度上也和军事需求有关。
和步兵相比，骑兵战术经历的变化、发展更多，大的脉络是：战国时期陆战以步兵为主，骑兵只能用弓箭充当辅助角色。最早的骑兵诞生于游牧族之中，其骑射、游击的战术形态与游牧族的松散权力结构有密切联系；但在骑兵兵种被引进到中原（或者说农耕社会）之后，需要适应中原军事体系的规范，探索新的战术形式。在西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中，骑兵开始被大量独立运用，并摸索出了用戟等短兵器进行冲击近战的经验。两汉之际到汉末三国，骑兵冲击近战的经验逐渐积累，并逐渐导致了马镫的发明（两晋之际），这些导致骑兵成为压倒步兵的陆战主力兵种。
骑兵是北方游牧族的主力兵种，所以北方民族也在学习中原的这种骑兵新战术（冲击肉搏的近战），使匈奴、羯胡等得以驱逐西晋王朝、入主中原。骑兵技战术的发展，正是形成这一历史变局的重要原因。但只有在强有力的集权军事体制下，统帅才能强制骑士们采用这种危险程度很高的冲击战术，所以北方民族要采用这种战术，就必须脱离原有的部落联盟的松散政体，建立集权政体。这是北方民族攻灭西晋、入主中原，建立起十六国和北朝政权的军事、政治基础。后世辽、金、元、清等北方民族兴起和占领中原（或者中原的一部分），其军事背景就在这里。
可见，本书在讨论骑、步兵战术的特点和发展时，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权结构的影响。因为不同的社会政权结构能够利用的兵种、战术形式有很大不同，当某种兵种战术被“移植”到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时，其特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以便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作战目标。
第二编，“南征与北伐：经典战例”。
本编首先关注军事（自然）地理层面：北方民族能够成功入主中原，却迟迟无法攻灭偏安江南的汉族政权，首要原因是中国南北方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淮河、汉江以南是高温多雨的亚热带气候，地理环境上表现为水网丛林地貌，限制了骑兵的作战效能，加之长江天堑等因素，使得北方政权始终难以跨过长江、统一中国。
反之，缺少骑兵的南方军队在北伐时，也难以适应淮河以北的自然环境：第一，缺少畜力运输的南方军队更倚重内河航运，而北方河流稀少，且旱季缺水时更难通航；第二，平坦无遮蔽的北方平原便于北方骑兵驰骋，使南方步兵处于被动地位；第三，北方冬季的严寒使南方士兵难以适应，冬季结冰也使河流丧失了航运和作战屏障的作用。
以上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造成了4—6世纪（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南北政权的长期割据对峙，迟迟不能实现统一。至于三国时期的南北对立，除了北方政权的民族特征外，其他都和4—6世纪基本相同。4—6世纪南北分裂的局面持续得比三国时期要长，则是因为北方政权内部整合（即所谓“中原化”）的进程耗时较长所致。
本编集中讨论3—6世纪（三国至南北朝）四百年内若干场南北政权之间的重大战役，包括战前的战略决策、战争过程中的战役执行情况，以及各种现实因素对战局进程的影响。代表南方军队北伐战争的战例，是东晋桓温对前燕的北伐，刘裕对南燕、后秦的北伐；代表北方政权南伐及统一中国的战例，则是3世纪的西晋灭吴之战和6世纪的隋灭陈之战。本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战例进行探讨：
第一，考察政治文化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人类社会的阶级、民族区别和政权对立都曾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这在3—6世纪的南北战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政治体中不同人群的利益驱动、精神追求更会决定战争的发动以及具体作战形式。例如东晋士族苟且、贪生怕死的作风，导致对北方战争长期处于被动局面；而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兵军人集团，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这导致了桓温北伐与刘裕北伐的不同结局。此外，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治模式的区别，也导致战争动员程度、战术运用水平的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战争和政治后果。
第二，地理环境因素对战争行为的制约作用。本编重点讨论长江在南北对峙中所起的地理阻隔作用，以及晋、隋统一战争如何克服长江天险；在桓温、刘裕北伐部分，本书也重点讨论南方北伐军队如何借助北方的河流和雨季，以及用人工开挖运河的方式进行军事运输。通过这些战例可见，高明的战略家会利用各种手段克服自然环境的约束，地理对政治、军事行为只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而不是决定因素。
第三，统帅意志、能力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发展的或然、不确定性。战争行为都遵循自上而下的指挥原则，所以最高统帅的意志、能力及对局势的判断会从根本上影响战局。战略决战的胜负则会直接导致政权的兴亡，由此带来宏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转折。少数人的决策造成对社会的普遍影响，这是战争史与其他经济、文化、制度等专门史最大的不同。这个特点又带来历史发展的或然性、不确定性。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战争，成败往往由于统帅的一念之差而定。比如西晋灭吴之战，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各战区统帅意见不一，如果司马炎、王濬对局势的判断稍有迟疑，都会导致伐吴之役中止，南北分裂的局面将继续下去。前秦试图攻灭东晋的战争，秦军本来占有绝对优势，但苻坚在淝水一战的决策失误，导致南北分裂的局面又持续下去。所以本编在探讨重大战争战役的进程时，试图摆脱各种决定论、先验论的约束，再现战事进程具体环节，以及当时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只有梳理清楚这些，才能理解当时战争统帅决策的高明或者昏聩之处，并为当前的决策行为提供借鉴。
第三编，“成功转型与积重难返：南北朝的战争与政权”。
本编主要讨论南北朝时期战争与政权、民族、社会的关系，包括北魏政权的转型与战争模式的变迁；南朝的财政、政治与战争的关系。
4—6世纪长期的对峙战争，和南北方政权形态有着密切关系，这集中表现在政权维持战争的形式上，包括骑兵、步兵、水兵等兵种的组建，兵员与战争物资的筹措，以及军事将领在政权中的地位等等。北方政权的建立者多出自游牧族（即使并非完全游牧的氐羌等西北民族，畜牧在其经济生活中也占较大比重），早期政权形态也保留着较多草原部落制特征。但如果北方政权试图将战线推进到淮河、汉江流域，必须以步兵为主力，采取稳定而持续的推进战略。这需要北方民族政权加强对中原汉地的统治，用中原的战争方式、资源维持对南战争，即北方政权形态实现从游牧族到“中原化”的转变。只有北方政权实现对中原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之后，才能够对南方政权形成实质威胁。
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刚刚驱逐后燕、入主中原时，还是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族作战方式，不擅长攻城，拓跋人也不擅长管理农业地区，导致战事旷日持久，对河北城乡造成了惨烈的破坏。随后数十年里，北魏逐渐积累了一些管理农业地区的经验，步兵数量和攻城技术有所提高，使得太武帝拓跋焘能攻灭周边的北燕、夏、北凉等政权。再几十年后，北魏更加习惯统治农业地区，又攻占了山东和河南北部。到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政权几乎全面汉化，兵种数量以步兵为主，所以战线南推到淮河—汉中一线。
后世的金、元、清等政权，向南扩张的程度，也与其对汉地统治的深度有直接关系。所以成吉思汗虽然西征万里，席卷大半个亚欧大陆，但未能深入中原，更不用说江南；而灭南宋占领整个中国，要到其孙子忽必烈时期，那时蒙古人对汉地的统治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了。
南北战争对南方政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东晋一朝，军政权力往往被高层士族分割，多次形成长江上下游荆、扬两大战区的对立。这种内争与对北方战局的进程有密切关系。到南朝皇权振兴，士族政治终结，在对北方的战争中，又经常以对北方的某一战区为基础形成军人势力（集团），进而造成南朝的改朝换代或者帝位更替。南朝的皇权与军人势力始终在合作与对立之间徘徊，军人集团没能找到实现自身巩固与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而南朝社会的军事动员程度也未能发展到最高水准，最终只能由北方的隋政权实现统一。
战争与财政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表现又不相同。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货币化程度比较高的财政体系里，战争行为才会引起政府货币开支的急剧增加，使战争行为与财政行为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缺少商品经济和货币财政，政府主要通过直接征发力役、兵役和各种实物维持战争，就不容易见到财政和战争的互动关系了。中国历史上，汉代财政的货币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东汉与羌人的三次战争，军费开支都有明确记载。从三国战乱开始，社会经济凋敝，北方的商品经济水平下降，货币在财政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但江南地区财政的货币化程度一直超过北方，所以在南朝时期对北魏的历次战事，都带来了政府超发货币等财政后果。在后世，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两宋与北方政权的战争中，南方宋政权的这种货币化财政与军事行动的关系同样密切，北方政权则不那么显著。
所以从这方面总结，江南一直是经济、财政进步趋势的代表，但可惜的是，这种进步特征未能带来军事上的优势，反而造成了政权对军事行动的承受能力下降，最终都是北方征服南方，带来社会经济的倒退。这是个比较大的题目，在本书中只能讨论南朝时期。研究方法与目标
魏晋南北朝的割据战乱带来了无尽的杀戮与流离。这是古人与今人都不愿亲历的悲剧时代。但在这动荡过程中，社会、阶级在破坏与重组，民族在走向融合，整体历史也从混乱走向新的秩序。如果超越个体层面的生死别离，这一时期的南北战争也是一个观察中古时代的独特角度，尤其是社会在战乱冲突等“极端状态”下的特殊表现。通过总结4—6世纪南北战争，本书希望深化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第一，还原古代冷兵器战争的本来面貌。本书第一编对骑兵、步兵具体战术的讨论，如骑兵冲击作战的形式、步兵军阵的组织与作战原则等，便是希望通过零星的史料还原冷兵器战争原貌，使今人对中国古代战争的认识更加理性、真实。所以本书的冷兵器战术部分具有一些所谓“知识考古学”的味道。毋庸讳言，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以欧洲冷兵器时代的战史为参照。因为战争是基于人的体能与技术手段的血淋淋搏杀，现实而残酷，来自所谓不同“文明”的人在战场上相遇时，都只能表现出作为人的求生克敌本能，不再具有“文化”的多元性、封闭性和不可对话性等等。从这个层面说，战争也是人类诸种文明最基本的沟通途径，它无视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种种差异，使其在竞技场上一决生死，蒙古大军的西征、近代的鸦片战争都可以作为例证。由于元以前中国古代的历史比较独立，与其他文明的直接冲突极少，用理性的手段对中国古代战争进行“祛魅”，实现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沟通显得更有必要。
第二，探讨战争、战役背后的诸多制约因素。《史记》中赵奢批评其子赵括：“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战争的结局只有胜、败两种，最为简单，而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却有无限多。战争与棋类游戏的不同，就是不可能用数学方法进行全面模拟。时间、地点、兵力、兵种、后勤、情报、疫病、将士的素养、士气、后方政务，乃至投诚、叛变等无穷多的变量，都对战事产生着实际影响。统帅的职责便是确保将这些变量尽可能地考虑周全，同时找出敌军统帅尚未注意到的新变量因素，从而将敌军击败。而史学研究最习惯的模式是“找原因”，在史料中搜寻确定极为有限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构建成因果关系的叙事。如果只限于理论讨论的话，任何研究领域的构建均可以自圆其说，但用简单的因果变量来分析战争难免流于“易言之”，成为纯粹的纸上谈兵。所以，本书第二编在讨论北方政权南征、南方政权北伐等战争个案时，不仅从时空（自然地理、季节）出发，还尽量从史料中搜寻影响战争进程的其他因素，从而剖析偶然性对实际战事的影响，探讨战争双方统帅意图的差异、这些意图在实际战役进程中的实现程度以及各自的应变措施。
第三，从战争的角度研究历史与社会。魏晋南北朝史料比较有限，目前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财政、文化等诸领域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几乎已不存在尚未开垦的新领域。但如果从战争这个互动的、“活的”角度来观察，则能在原有的诸研究领域之外发现新的问题，且原来互不干涉的诸领域也因为战争发生了联系与互动。如本来魏晋南北朝的赋役、兵役制度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多是静态、平面和孤立的。本书第三编讨论北魏的军事动员问题，则侧重北魏的社会结构、军事需求与兵役制度的关系，以及实际战争导致的兵役制度的变迁；南朝军事动员部分则侧重讨论货币财政与对北战事的互动关系。再如本来学术界已经对马镫在战争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讨论，本书第一编分析骑兵战术转型与马镫的产生，则从中原与游牧族的权力结构来探讨骑兵战术的区别，中原的军事需求导致骑兵战术的转型和马镫的出现，以及游牧族为适应这种新骑兵战术而进行的政权模式转型。这就避免了单线的技术进化论、技术决定论研究模式。不同社会形态、政权结构进行战争的模式都有区别，而战争手段的变化也会造成政权与社会的转型。从这个角度可以获得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其适用范围不仅限于魏晋南北朝。同样，民族、阶级、文化等要素也一直与战争行为发生着互动，进行贯通古今与中西的研究将是大有可为的。
以上是本书的尝试创新之处。但由此造成的困难也显而易见：战争与人类社会的诸多层面都有复杂互动关系，而本书能够讨论的内容只能是有限的甚至是挂一漏万的。有些问题尚来不及讨论，比如战线上的南北民间交流，战争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战乱中的人们对于生命、死亡、生育的观念，以及当时道教、佛教的流行与战争的关系等等。这些都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弥补。文献综述
关于南北战争的研究，按照本书所分的三个层面，史料数量并不均衡，学术界的研究数量也存在差别。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比较庞杂，很多前人研究成果与观点将在正文各编中进行讨论，此处不一一罗列，只就主要史料与研究现状进行摘要说明。
兵种与战术层面：中国古代史籍对战争，特别是战役、战斗层面的直接描写较少，只有个别将领的传记中有零星记载，自宋代至清代的历史编纂、考据者，对这个问题也少有关注。中国古代的“兵法”多侧重战略问题，较少讨论战术层面，如军队的组织结构、军阵的队列原则、接敌作战的要领等等。这使得目前对古代战争史战术层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只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一些考古成果，才引发了关于兵种战术的讨论，主要是对出土的骑兵俑、马镫、马具装等骑兵造型和实物的分析讨论。如杨泓先生从相关考古材料出发，结合文献记载，对当时骑兵的装备、战术进行了充分研究，特别是对马镫在魏[1]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在军事上的意义做了详尽阐述。其他研究者[2]也从考古材料出发进行了探讨。但总的来说，由于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局限，战术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除了正史、别史、类书中的零星记载，还有三本古代“兵书”值得注意：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唐代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和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因为中国古代多数兵书都侧重探讨战略思想，而这三本兵书比较侧重讨论技术、战术层面的问题。后两本兵书虽是隋代以后的产物，但在探讨中国古代兵种战术变迁方面仍有重要意义。当然，三书也有不同：《六韬》采用的是姜太公和周文王、周武王问答的形式，但实际成书应在战国后期。它的内容比较庞杂，以讨论军队建制和战略战术为主，针对的是战国后期中原列国间的战争，描述的是作者心目中一支理想军队的构成、作战方式，但通过这[3]些理想化的素材，仍可恢复战国末期战争的部分细节；《纪效新书》与之相反，主要是戚继光对自己练兵、作战的经验总结，切中实际，另外，戚继光虽是明代人，与本书讨论的中古时代有一定距离，但戚继光时代的战争仍是以冷兵器为主，从中亦可归纳冷兵器战争的诸多特点；《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全书已经散佚，只能根据《通典》恢复[4]部分内容，主要是步兵作战纪律与要领，也弥足珍贵。
战略与战例层面：传世文献主要是历代正史，对当时战争的时间、地点、进程等多有记载。但对于每一场单独的战役则少有详尽记载，比如双方投入的兵力、兵种构成，统帅的作战意图，战场的地理形势和双方军队的展开方式，战役的详细过程等等，记载都很缺乏。而且由于传统正史的纪传体模式，关于一场战争的记叙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传、纪甚至志中，加之在分裂时代，南北王朝各有正史，对同一场战争往往有不同记载。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将这些散见于不同篇章的史料进行了汇总、排序，这对于战争史研究有重要意义。不过《资治通鉴》并未全从战争史的角度分析、梳理这些史料，所以难免有疏误之处，加之对材料取舍的标准不同，也遗漏了一些正史中很重[5]要的战争记载。但在司马光时代尚有《十六国春秋》等现已亡佚的史书，所以《资治通鉴》中有些关于战事的记载不见于现存诸史，是其可贵之处。在正史之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也保存了一些与当时战争有关的珍贵史料。
在军事地理方面，北魏后期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仅记有大量的地理信息，也保存了当时人关于南北间战争的记载，对于战争史研究很有价值。在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作的注中，有较多对地理方位的考辨，这对于研究当时的战争地理很有意义。此外，杜佑《通典·州郡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地理志书和考史著作对军事地理研究亦多有借鉴意义。出土文献中关于战争的史料比较缺乏，如文字信息较多的魏晋南北朝墓志，往往只记叙志主的家世、官爵，但极少有对当时战争的记载。所以出土文献在这方面提供的帮助较少。[6]
在军事地理研究方面当代学者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综合性研究著作，首推台湾“三军大学”1972年编著完成[7]的《中国历代战争史》。此书编纂时间长，篇幅较大，对每一场战争、战役都有详细讨论，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对于4—6世纪战争的研究，该书还有不足之处：第一，缺乏对当时兵种、军事地理、后勤等专题问题的系统研究；第二，史实考辨仍未脱离《资治通鉴》的水平，对很多具体问题尚缺乏分析。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也出[8]现了一些古代战争史研究著作，其中以《中国军事史·两晋南北朝军事史》较为详尽。与《中国历代战争史》相比，该书在军事制度、兵种发展等专题内容上借鉴了近年来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更有参考价值。但该书相比《中国历代战争史》，对具体战役的再现和分析不够详尽。
战争与政权层面：政权结构研究属于传统政治史范畴，在传世史料中数量最多，当代的研究成果也最多。如关于北方民族的政治形态的中原化问题（以往学者多用“汉化”或“封建化”概念），陈寅恪对十六国、北魏政权的汉化，关陇集团的产生都做过系统而精彩的论
[9][10]述。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等学者亦对此问题有深入论述，东晋南朝政治形态以及不同阶级、地域的人群与当时政治的关系，史[11]学界也已经有较多研究成果。还有西方学者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12]成果，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草原民族与中原的互动关系，也是本书的重要讨论对象。所以在第三编中，对于前人已经有较多研究成果，且基本有定论的问题，比如东晋的门阀政治和荆扬之争，西魏—北周“关陇贵族集团”出将入相的特色等等，本书就不再涉及。
[1] 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文物》1977年第10期；《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骑兵和甲骑具装二论》，《华学》（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2] 柳涵：《北朝的铠马骑俑》，《考古》1959年第2期，第97—100页；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6期；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5页；李庆发：《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袁俊卿：《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第2期；张雪岩：《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
[3] 《六韬》托名姜太公所作，长期以来被疑为伪书，但1970年代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河北省定县八角廊的西汉墓中都出土有《六韬》简，证明此书在西汉早期已经流行。参见本书第一章。
[4] 此书已经亡佚，但在《通典·兵志》中有一些引用。现存所谓《唐太宗与李靖问对》（简称《唐李问对》或《李靖问对》），《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未著录。宋人何远、陈师道、邹博、吴鲁等人认为是宋人阮逸伪作。而《通典》所存《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则保留了唐人著述原貌，比较有价值，参见本书讨论步兵战术的章节。
[5] 比如410年，刘裕攻灭南燕政权之后，回师建康对付天师道武装，他从南燕战场带回了一支俘获的鲜卑“虎班具装”骑兵部队。但不知出于有意或无意，《资治通鉴》未载此事。参见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
[6] 如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胡阿祥：《东晋南朝的守国形势—兼说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立》，《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何荣昌：《略论六朝的江防》，《六朝史论集》，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郭黎安：《六朝建都与军事重镇的分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此外，还有历史地理方面的一些论著，也与当时的战争态势有直接关系。比如王鑫义：《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杨钧：《巢肥运河》，《地理学报》1958年第1期；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马骐、高韵柏、周克来：《将军岭古“江淮运河”的考察及发现》，《长江水利史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郭天翔：《含山县的“三关”“六口”》，《含山文史资料》（第三辑），政协含山县委员会出版，2007年；嵇果煌：《中国三千年运河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
[7] 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两晋南北朝部分在第五、六册。
[8] 比如张文强：《中国魏晋南北朝军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朱大渭、张文强：《中国军事通史·两晋南北朝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9]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
[10] 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周一良：《乞活考》《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11] 如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另外还有诸多研究成果，如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郑敬高：《南朝的将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陈琳国：《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1年第9期；罗新：《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张琳：《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鲁力：《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安田二郎：《晋宋革命与雍州侨民》，《东洋史研究》第42卷1号。
[12] 如［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编骑射、冲击与军阵：步、骑兵战术的演变
本编分为六章，分别讨论中国古代骑兵、步兵的战术特点，以及这两个兵种在先秦到隋唐之际的发展。在4世纪初，北方民族凭借骑兵优势入主中原，分裂时期北方政权的骑兵优势也较为明显，所以骑兵和步兵两个兵种的实力对比、战术特点对南北战争造成了重要影响。
骑兵方面，第一至五章梳理了骑兵从战国到南北朝时期的战术发展过程：先秦到汉初，游牧族和中原的骑兵战术特点都是骑射和游击，不能充当主战角色，也无法击败步兵主力；到汉武帝时，中原骑兵为了对抗匈奴的骑射技术优势，开始采取冲击肉搏的战术，由此带来骑兵装备的变化。为了保障骑兵冲击时的稳定性，马鞍逐渐加高，最终在3、4世纪之交导致马镫出现，使骑兵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冲击威力。这一轮骑兵战术革新发生在中原，但很快被北方民族学会，使他们获得了压倒中原的军事优势，这造成了西晋的崩溃和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以及之后延续近三百年的南北割据战争。
步兵方面，第六章讨论了冷兵器时代步兵最基本的战术特征：队列密集、移动缓慢的军阵作战。战国到汉初，骑兵尚未胜任冲击职能，陆战的主要形式是步兵主力军阵互相作战，这一时期步兵军阵的特点是近似“方阵”，正面窄而纵深大。在骑兵冲击战术逐渐普及完善之后，步兵军阵为了提高应对骑兵冲击的能力，以及便于从侧翼包围敌方步阵，开始加宽正面、缩小纵深，即方阵变得“扁平化”。此外，4—6世纪南方政权的步兵为了适应南方自然地理环境、对抗北方骑兵，也出现了一些独特的战术。第一章 早期骑兵战术特征：骑射与游击第一节 匈奴骑兵战术与其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关系
最早的骑兵来源于游牧族的生活方式，中原政权组建骑兵的滥觞，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族的“胡服骑射”。顾名思义，这种早期骑兵最重要的武器是弓箭，“骑射”是草原游牧族传统的狩猎技术和习惯战术，甚至是游牧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来源。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谈及他统一北方草原的功业，就骄傲地宣称：[1]“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这不仅是战术问题，而且是与游牧族的生活形态密切相关。《史记·匈奴列传》保存了战国至西汉中叶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游牧族的珍贵史料，其中对游牧族战术素养的描述是：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2]弯弓，尽为甲骑。
射猎本身就是匈奴等游牧族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这直接影响了游牧者的战术形式。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匈奴等草原民族采用单兵骑射战术，几乎从不与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冲击肉搏作战：
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3]利所在，不知礼义。
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4]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
游牧族的传统习惯战术是“骑射”而非冲击肉搏，这不仅有生活习俗、战术层面的原因，也和草原游牧族缺乏中央集权有直接关系。因为在飞驰的、无马镫的马上进行冲锋肉搏的近战，骑士的伤亡概率很高，尤其是在对抗中原密集的步兵军阵时。只有严厉的军事纪律才能强制士兵们投入肉搏作战，但草原上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已经发现，北方草原的权力趋于分散，领袖对部属的权威和控制力远不如汉地，当游牧族部属对领袖失去信赖，很容易带着畜群远走他乡。拉铁摩尔认为，这是游牧生活天[5]然具有的“移动性”所致。巴菲尔德在这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对游牧帝国权力结构的总结是：
内陆亚洲游牧国家以“帝国联盟”的方式组织起来，它们在对外事务上是像国家那样独裁的，但内部组织则是协商与联盟化的……
在地方层面上，部落结构依旧维持自身形式，在权力来自于自身民众支持而非帝国任命的部落酋长的统治之下。故而，在地方层面国家结构变化甚小，无法最终确保将草原上掳掠成性的当地人联合起来。……帝国政府垄断了对外及战争事务，使帝国在相关问题上作为[6]一个整体而与其他力量讨价还价。
巴菲尔德是从游牧社会与中原汉地的政治关系层面来论述的，并未聚焦到骑射战术这么微观的层面，但他的结论对于讨论游牧族战术仍有重要意义。狄宇宙专门考察匈奴帝国的权力体系，也得出了和巴菲尔德类似的结论：
很显然，在中国的政治家中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单于的权力与中国的皇帝相比较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通过对汉王朝与匈奴外交关系的考察表明，从公元前198年到公元前133年期间，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不断遭受侵袭，因为在匈奴人的部落联盟中缺少一个绝对的权威，以确保贯彻落实和平条约的内
[7]容。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司马迁对匈奴骑射战术的描写，他认为，司马迁这种记载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不屑，和古希腊、罗马人对草原民族[8]的描述如出一辙。本书则认为，这种骑射游击战术与游牧族松散的权力结构有直接联系：匈奴人骑射作战“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参战动机是为了劫掠财物致富，来自单于的赏赐不过是象征性的一杯酒而已，首领对下属战士没有绝对权威，无法强制他们从事过于危险的行动，所以匈奴人从不与敌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作战，也不会采用危险的肉搏冲击战术。从战国到汉代前期，游牧族从未与中原主力军队进行过正面[9]大规模决战，也从未进行过对城池、堡垒的大规模攻坚战。
反观中原，自春秋末年以来，步兵开始成为战场主力兵种，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则是列成密集的队形，与敌军进行面对面的砍杀肉搏。孙武为吴王阖闾训练宫女“吴宫教战”“三令五申”的故事，就是最早的典型例证。战国初期，中原列国通过变法运动，都确立了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军事统帅对士兵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命令士兵们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战。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匈奴等游牧族骑射、游击的战术形式，与其生活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有直接关系。第二节 《六韬》中的战国骑兵战术原则
自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以来，中原政权也学习游牧族战术组建了骑兵部队。骑兵和春秋时盛行的战车一样可以高速奔驰，对地形的适应性又高于战车，但当时骑兵尚无马镫，难以进行正面冲击作战，只能用弓箭射击，和战车的战术有很大区别，所以尚无法完全取代战车。《六韬·均兵篇》对车、骑兵战术特点进行了比较：
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10]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
可见战车是用强攻手段直接冲击（“陷”）敌步兵主力军阵，或者截击（“要”）行军状态的强敌；而骑兵则主要负责侦察任务（“伺候”），依靠其机动性破坏敌军后勤运输（“绝粮道”），与敌较小规模的机动部队作战（“击便寇”）。车骑两者分工迥然有别。当然，两者的共同点是速度快，当敌军已经溃散奔逃时，两者都可以参与追击歼敌，但其任务详细区分起来仍有不同：战车“遮走北”，“遮”是从正面阻截；骑兵“踵败军”，“踵”是尾随于后，仍侧重追踪引导而非直接战斗。《六韬》的《战车篇》和《战骑篇》分别列举了适合车、骑作战的“八胜之地”“十胜之地”。此“地”不是狭义的地形，而是车、骑兵攻击敌军的各种时机和方式，即战术。《战骑篇》的“十胜”实际只列举了八种情况（条目序号为本书所加）：（一）敌人始至，行陈未定，前后不属，陷其前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二）敌人行陈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如昏，数更旌旗，变易衣服，其军可克；（三）敌人行陈不固，士卒不斗，薄其前后，猎其左右，翼而击之，敌人必惧；（四）敌人暮欲归舍，三军恐骇，翼其两旁，疾击其后，薄其垒口，无使得入，敌人必败。（五）敌人无险阻保固，深入长驱，绝其粮路，敌人必饥；（六）地平而易，四面见敌，车骑陷之，敌人必乱；（七）敌人奔走，士卒散乱，或翼其两旁，或掩其前后，其将可擒；（八）敌人暮返，其兵甚众，其行阵必乱，令我骑十而为队，百而为屯，车五而为聚，十而为群，多设旌旗，杂以强弩，或击其两旁，[11]或绝其前后，敌将可虏。
第一条是针对敌军步兵阵列还未排好时进行攻击。第二、三条针对的是敌军已经部署完毕的步阵。其他都是攻击在行军甚至逃跑中的敌人，以及骚扰敌后方，破坏粮运。值得注意的是，对敌人步兵，骑兵都是采用“薄”“翼”的战术，即贴近敌军奔驰但不正面冲锋，同时射箭给敌军制造紧张气氛。因为步兵大量装备长柄兵器，如《六韬》所举万人之军中，有三千使用矛盾、戟盾的士兵，会部署在受敌军威胁最直接的方位。无马镫的弓箭骑兵直接冲击这种军阵，无异于自蹈死地。《六韬·战骑篇》列举了骑兵“九败”的情况，第一条就是攻击敌步阵，“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陈，敌人佯走，以车骑返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可见骑兵贸然冲击步阵是很难获胜的。
特殊情况下，战国骑兵也可以冲击陷阵，但那是针对敌骑兵，而非队列严整的步兵，《六韬》骑兵“十胜”战术第一条，“陷其前骑”，攻击的是敌军骑兵，因为敌骑兵这时正在保护“行陈未定”的步兵，需将其驱逐，才能驱散正在列队的敌步兵。“十胜”的第二条，敌步兵“行陈整齐坚固，士卒欲斗”，是最难强攻的局面。此时骑兵的战术是对敌阵“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靠马群快速奔驰制造巨大声势和尘土，“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如昏”，以震骇敌步兵，使其丧失斗志而溃逃。但对于这种战术的效果，《六韬》作者只说“其军可克”，“可”表现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与其他诸条“必走”“必惧”“必败”“必乱”的承诺完全不同。其实面对阵列严密的步兵，这种紧贴战术危险性很大，因为接近步阵的骑兵必然受到敌弩箭射击（《六韬》所举万人之军中，弓弩手有六千名），在奔驰的马背上不便发力，骑兵所用的弓远不如步兵弓弩射程远，战马作为射击目标也较大，而且步兵还能得到盾牌的保护。所以战国和秦汉之际，几乎没有单纯骑兵击败成建制主力步兵的战例。第三节 秦汉之际的骑兵战例
赵武灵王改革以来，骑射战术被引进到中原。但骑兵对草原民族和中原政权的意义并不相同：草原民族只有骑兵；中原政权的主力是步兵，骑兵和战车兵都扮演步兵的辅助角色。此时骑兵在中原未能担负正面冲击职能，一方面是因为还没有马镫提供技术支持；战术习惯上的因循则是另一个原因，因为战国到汉初的骑兵很多都来源于游牧族，他们还保留着在故乡的战术习惯。在楚汉战争中，来自游牧族的楼烦骑兵就极为活跃：“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12]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注引应劭曰：“楼烦胡也，今楼烦县。”可见楼烦胡人以其骑射技艺在汉军中服役。汉军骑将灌婴斩、俘的战功里，也有很多“楼烦将”，可见秦军和楚军中也有很多楼烦骑士服役，且一直坚持着家乡的骑射技艺。
从秦汉之际战争的记载看，当时骑兵主要负担侦察、骚扰、破袭敌军粮道和后方等辅助性任务，作战的主要对象是敌军的骑兵及零散步兵，不能对抗敌主力步兵。这和《六韬》中的骑兵使用原则完全一致。下面主要总结刘邦在反秦战争及楚汉战争中组建、运用骑兵的过程，从而探讨这一时期骑兵的实战特点。
抗击敌骑兵的职能：《六韬·均兵篇》说骑兵的主要用途之一为“击便寇”，即与敌非主力的机动部队作战。在刘邦军队发展的初期，“便寇”主要是突然来袭的敌骑兵（有时也兼有车兵）。刘邦的骑兵部队和战术就是在与敌优势骑兵的对抗中逐渐形成的。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刘邦起兵不久，在攻略到砀郡境内时就遭到了一支秦军车骑部队的攻击。《史记》载此战：“是时秦将章邯……至砀。东阳宁[13]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当时章邯正带领秦军主力与陈胜所部作战，大概是出于对刘邦势力扩张的担心，章邯派车骑部队紧急北上迎击，刘邦军战斗失利退保留城：[14]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15]
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史记》注家对周勃的“殿”有不同解释，其中两说较有道理，一说“在军后曰殿”，一说“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此战刘邦败退，周勃可能负责殿后阻击，任务虽然完成但有较大损失，所以评定为下等功。这应是以步兵为主的刘邦义军首次与敌成建制的车骑部队作战，受了挫折但未致全军覆没，也说明秦军车骑部队在没有步兵配合的情况下难以全歼敌军。
刘邦收拢败兵，再次攻击砀郡得手，征集到五六千人的队伍。此时刘邦部队中开始有骑兵的记载，应主要来自克砀郡后争取到的秦军[16]骑兵。不久他“闻项梁在薛，从骑百余往见之”。可见此时刘邦只将骑兵作为自己的亲随保卫部队，部将靳歙以“中涓”之职为刘邦[17]统领骑兵，而“中涓”本是内侍性质的官员，为刘邦驾车和统领战车的夏侯婴也是中涓之职。后来刘邦的骑兵部队称为“郎中骑兵”，也是贴身侍卫之意。这一时期，刘邦部属诸将应该也会俘获一些敌骑兵或战马，分散在各自军队中使用。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刘邦受命西进入关。当转战到南阳[18]时，“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齮战犨东，破之”。这是刘邦部队首次集中骑兵兵力作战，具体背景不详，可能遇到了比较强大的敌骑兵压力，也可能是集中骑兵进行奔袭。在随后入武关、蓝田的战斗中，[19]靳歙率骑兵斩秦军“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另斩首俘获士兵八十五人，可见是与秦车、骑兵作战。秦朝灭亡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在汉中积蓄力量，对骑兵军队进行过整编，靳歙迁为骑都尉，另一位将领傅宽也迁为右骑将。刘邦和项羽决裂后北上攻击关中。这里是秦军故地，有一些车骑武装，樊哙在此时期曾担任“郎中骑将”，与故秦的车骑部队作战。骑都尉靳歙在占领关中的战争中也表现出色。
楚汉战争中，刘邦固守荥阳，受到了楚军大量骑兵的威胁。因为汉军粮食来源为黄河边的敖仓，距离荥阳城四十五里，这座粮仓成为楚军骑兵重点攻击的目标。刘邦迅速集中骑兵力量与敌骑会战，汉军[20]中老资格的骑兵军官靳歙、傅宽都参加了这次战役。《灌婴列传》记载：
军于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
可见此前刘邦骑兵尚不习惯成建制集中作战。项楚骑兵的威胁是促使刘邦骑兵完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此次骑兵会战汉军仅达到了保卫粮仓的目的，但没有歼灭楚军骑兵主力。
破袭与略地作战：荥阳敖仓一战击退楚军骑兵后，汉骑兵迅速转入进攻，所用战术与楚军相同，即迂回到敌后方破坏其粮运。“受诏[21]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楚汉之间大规模的骑兵会战，发生在汉王四年（前203年）韩信进占齐地时。当时刘邦、项羽主力对峙于荥阳，无法分身，只能派遣各自的骑兵赴齐地参战，于是发展为一场规模空前的骑兵大会战，齐车骑将军华毋伤，楚骑兵将领龙且、周兰都被杀或被俘获。汉军乘胜占领齐地。
汉军平齐后，项楚的东线暴露，所以汉军骑兵没有返回刘邦麾下，而是乘机长驱迂回，进入防御薄弱的楚腹地破坏项羽后方。靳歙和灌婴率骑兵进占鲁地，从东、西两路南下侵袭项楚后方核心地区（今江[22]苏中北部），直至占领其都城彭城。当刘邦与项羽决战垓下时，汉骑兵主力北上与刘邦会合。项羽率少量骑兵突围后，灌婴骑兵穷追至乌江边，终于迫使项羽自杀。此后灌婴、靳歙两支骑兵部队分头袭掠长江流域，灌婴平定了下游的吴、会稽、豫章等郡（今江苏南部、浙江及江西省），靳歙进占长江中游的江陵，平定南郡（今湖北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骑兵行军速度快，可以乘敌主力被歼灭之机迅速略地扩张，但仍缺乏攻坚手段。如汉军骑兵在垓下之战前就袭掠了鲁地，但当地人忠于项羽，仍坚守城池。直到汉军已获取项羽人头，当地人才出降。
从骑将灌婴等人的战功统计可见，其战果主要也是敌骑兵。如灌[23]婴从起兵到汉初的战绩，累计斩、俘敌“楼烦将”二十人、骑将十五人、左右司马五人，都是骑兵军官，当然这些战绩也包括灌婴下属所获，并非都来自他本人。靳歙部在攻入咸阳之前，曾斩秦“骑千人将”一人、“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从汉中进攻关中时，所部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后与韩信分路进军赵地，[24]获战果“得骑将二人，车马二百五十匹”。可见靳歙部的作战对象除了敌骑兵外，还有战车兵。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为首发起“七国之乱”。吴国地处南方，缺少战马和骑兵，当时曾有人劝说吴王：从吴地北征要经过淮河与黄河间的广阔平原，而这种地形正适宜车骑部队作战，所以应该迅速穿过这个地带直取洛阳。但吴王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反而采[25]用了步步推进的战略，长期围攻梁城不下。这一漏洞被前来平叛的太尉周亚夫利用，他一方面命汉主力步兵坚壁不出，牵制住吴军主力，同时“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粮……吴兵既[26]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这是运用骑兵战术配合主力获胜的典型战例。另外，此战统帅汉军骑兵的是弓高侯韩颓当，他是汉初叛逃到匈奴的韩王信之子，在匈奴生活多年后归汉。[27]所以，战国到汉初骑兵战术与游牧族的区别较小。
[1]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6页。
[2] 《史记·匈奴列传》，第2879页。另外参见林幹：《中国古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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