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戚速
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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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诤：解读晋王朝那些决定国运民生的话语试读：
写在前面的话一
提起晋朝，很多人会说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当然，对也不对。他们确实与晋朝关系密切，可是他们又都不是晋朝人。提起晋朝，又有人会说匈奴、鲜卑，羌笛、胡曲。同样，是也不是。这些人虽然生活在晋朝，可是他们却在晋朝以外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文化圈系。
混乱、破碎、隔绝、厮杀……晋朝的历史是纷杂的，也是陌生的。很多人或许对晋朝的印象并不深刻，秦、隋两朝国祚很短，但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却远比晋朝深刻得多。
晋朝因何而亡？“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还是统治集团的集体腐化？因为迷茫，所以执着于探索。《晋鉴》中，我们追寻着统治者的足迹，揭开晋朝帝位传承中的故事。晋武帝的奢靡腐化、晋惠帝的痴傻不智、晋康帝的英年早逝……也许，权力失控是晋朝衰亡的原因。这或许是《晋鉴》一书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吧！读完，我们也许未必会记住晋朝存在了多少位皇帝，但至少记住了皇权的动荡，王朝的命运恰恰伴随着皇权更替的动荡而行将就木。《晋风》中，我们跟随着名士的风流，从庙堂之君转到了江湖之民，从社会百态中了解这个王朝究竟发生了什么。王衍的空谈误国、王敦的跋扈弄权、庾亮的小人得志……也许，风气的变质才是晋朝衰亡的原因。这或许是《晋风》一书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吧！读完，我们也许不再倾慕魏晋名士那种吟啸山河的超然心态，因为对国家的没落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今，我们捧起《晋诤》，去感受王朝面临的巨大危机时，那一次次振聋发聩的仗义执言。在“众人皆醉”的浑噩状态下，总会有那么一两句铿锵有力的声音来道破世间的污浊和堕落。位卑未敢忘忧国，人微言轻还要说。可遗憾的是，面对忠言，晋王朝却选择了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若罔闻。取灭之道，固如是也。明轩公子
写在前面的话二
都说历史有厚重感，从这些决定晋王朝国运民生的话语上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
一语兴邦，一言败国。要怎么看待谏言，要怎么听取谏言才有效，这成为历朝历代掌政者的一道考验题。
古人云：“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尔。”在我看来，谏言是一种财富，批评是一种促进。谏言连着百姓，连着真正的民情国情，也是国家走向政治昌明社会进步的必须。掌政者有没有闻过则喜的胸怀，兼听则明的态度，有没有闻过则改、从善如流的勇气，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并不需要亦真亦幻的“假语村言”，也不会去欣赏那种“女娲炼石己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的晦涩隐语，他更希望听到的是反映民生疾苦无须粉饰的真言真语，更希望感受到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公众充分传递的真知灼见。
隋炀帝对待谏言的故事成为笑话，他曾经公开说过，我不喜欢别人提出批评的意见，那些地位高还想借此批评我来博取清名的家伙，我是很看不惯的。至于地位低的人批评我，我虽然可以稍微原谅，但最后也不会放过他。《旧五代史》记载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朱温的儿子朱友贞算是一个有才情的人，他哥哥谋弑篡位之后，他听从谏言联络军阀，交通藩镇，收买朝中大臣，缜密细致，滴水不漏，尤其是他争取到大军阀杨师厚的支持，可以说是高明非凡。但仍然是同一个人，朱友贞在取得帝位之后不足百日，竟然糊涂到听取谋臣赵严等人的建议，自断臂膀，废黜魏博六州节度使，结果引来藩镇叛乱。以藩镇立国的后梁从此陷入不间断的军事纷争，仅仅十余年，朱友贞身死国灭，就连头颅也被后唐庄宗刷上油漆，带回太原，藏在太庙里。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要不要说真话，敢不敢说真话，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千古难题。
很多年以来，导致社会上假话横行、真话难行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说真话的舆论环境受到了“权力场”和“金钱场”的影响，其中以严重的“权力辐射”最为突出。为保住个人利益，假话在官场早已成了求官、谋官、升官的护身符。
但即便如此，说真话的人还是层出不穷。因为他们知道，所有谎言的背后都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国运的衰败；所有假话的背后都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百姓的劫难。于是他们不顾得罪权贵，不顾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为国呼吁。说大了，这才是中国的脊梁，说小了，这就是人性的本真。
历朝历代那么多的诤臣，他们都在践行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假话与昏庸最近，与奸佞最近，与腐败最近，而真话与百姓最近，与良知最近，与真理最近！
西晋的王豹说了真话，被司马皇亲在闹市区乱鞭打死，下场令人唏嘘。现实远比劝谏的结果要复杂，后果远比人们的情怀要残酷。对此，民国时期的蔡东藩为王豹鸣冤：“逆耳忠言反受诛，臣心原可告无辜。临刑尚订悬头约，犹是当年伍大夫。”王豹的心路历程，何尝不是在展现我们的人格、人性，以及自身价值观能否得到坚守这个命题？
这一切答案，都在这本让人读后不禁掩卷长思的《晋诤》里。
一、太康盛世：再好的做法不坚持，终归等于零
晋武帝司马炎登基的第一天去“探策”，就是抽签占卜这个王朝到底能传几代，数字愈大就表示王朝寿命愈长，很不幸，居然只抽到小得不能再小的“一”！晋武帝很不高兴，群臣也吓得脸色发白，没人敢说话。裴楷却依照王弼的《老子注》从容解释说：“天得到一就清明，地得到一就安宁，侯王得到一就能做天下的中心。”晋武帝听后很高兴，顿时释然了，群臣也都赞叹佩服裴楷。裴楷的这篇急就章竟然还能引经据典，的确有技术含量，当得上是巧言敏对了。
没多久，司马炎就忧心忡忡，他发现新政权有不少潜在的危机，一是老百姓对司马氏家族在改朝换代之际屠杀异己的行径有心理障碍；二是东吴和胡夷势力不断制造麻烦，天下仍未一统，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使司马炎不得不考虑如何从历史和传统中获得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以稳定人心，增强新政权的内聚力。
于是他向朝廷智囊团征求意见。这个智囊团成员不是他的心腹何曾、卫瓘和贾充等元老级人物，而是向全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临时征选过来的。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来自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的夏侯湛等十七人成为第一批成员。也不知是准备不足，还是献策水平不尽如人意，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这次智囊团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十七人中，史书记载仅存夏侯湛的对策“民之初生，未有上下之序、长幼之纪，穴居野处，慢愠游而苟作”等寥寥几句。其他人的姓名及对策均不见记载。
司马炎不甘心，在三年后的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又连续两次诏天下举贤良直言之士，重新组织智囊团，开展集中问政。太保何曾推荐的阮种、太守文立推荐的郤诜都被选中，此外还有刘伶、索靖等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其中以郤诜最为突出，他写的对策《泰始七年举贤良对策》被列为第一。
既然是问政，那自然是围绕皇帝所关心的问题。
据《晋书》记载，自泰始初年到泰始七年间的灾害很多，地震、水患等灾害以及各种异象频频出现，的确不常见，老百姓的恐慌和社会的不稳定让司马炎也不知如何是好。
皇上，不用怕，这是“自然理也”，“固非天之必害于人”。郤诜认为，灾异是自然变化，如果积极应对，就不会有大的祸患；但如果“法度之不当”和“人物之失所”，那么灾异的确要导致百姓对政权的负面评价，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安危。
同时，郤诜提出对策，对付自然灾害要充分发挥官府的作用，“宜勤人事而已”。官府要有粮食储备，“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尧、汤遭之而人不困，有备故也”；官府要注意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调节赋税徭役征发，以均其劳苦。“自顷风雨虽颇不时，考之万国，或境土相接，而丰约不同；或顷亩相连，而成败异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实不能均其劳苦”；有关部门要恪尽职守，重农劝农，如果“有司惰职而不劝，百姓殆业而咎时，非所以定人志，致丰年也”。
新政权在治国之道上要实行王道还是霸道，司马炎也在纠结。要“王道”不要霸道，郤诜和阮种几乎异口同声。郤诜的建议是“圣王之化先礼乐”；阮种也认为“宜师踪往代，袭迹三五，矫世更俗，以从人望。令率士迁义，下知所适，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诚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风也”。结果，司马炎在听取建议后，就开始重视尊孔活动、加强太学建设、完善经典和礼制。
司马炎还非常关心教化的问题，他目睹了汉魏以来教化陵迟导致人心涣散的现状。对于如何修教化，司马炎同样有困惑。
郤诜一针见血地认为导致教化之不兴、进而王道不行的主要原因是选官用人存在弊端。他揭露了当“求爵”之风盛行，其原因是“今之官者，父兄营之，亲戚助之，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求爵造成的恶果在于“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誷，诬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主听用惑，奸之所会也”。对于此，郤诜提出对策，这就是“使之静”，即抑制“争竞”之风，选择心静之人为官。“静则贞固，贞固则正直，正直则信让，信让则推贤”。
大凡新王朝建立，都要有制度创设，因为它蕴含着新王朝的价值取向，也是其治道的内容和保障。对此，作为政治经验相对缺乏的新王朝首任皇帝，司马炎有他的困惑：对以往的制度是因循还是革新？制度当从繁还是就简？
郤诜从西晋初建的现实来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管是因循还是革新，不管是从繁还是就简，都应该从实际出发。从郤诜对策被列为高第这一结果来看，司马炎也是赞成郤诜的意见的。于是他在前朝基础上制定了《晋礼》和《泰始历》；又沿袭并创新汉魏以来的三省制，使其基本上取代了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这些对汉魏制度或因或革，或繁或简，或损或益的情形背后，都蕴含着司马炎在听取意见后对制度设计的思考。
当然，智囊团里也有一些另类的声音。史载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在泰始七年也提出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提倡无为而治。因不合时宜，“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看来刘伶只会喝酒、作诗，治国的策略实在有些拿不出手。毕竟哲学理论和治国理念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司马炎对流行于时的“贵无论”并不感兴趣，也就听听是了。
司马炎积极采纳智囊团的意见建议，同时跟他们的关系相处很融洽。当郤诜升官至雍州刺史，司马炎在东堂相送，问郤诜：“卿自以为何如？”郤诜对道：“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意思是说：“我就像月宫里的一段桂枝，昆仑山上的一块宝玉。”侍中认为郤诜过于狂妄，奏免他的官职，司马炎笑着说：“吾与之戏耳，不足怪也。”
虽然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的开国皇帝相比，司马炎十分缺乏政治经验，然而由于“留心政道”，“容纳谠正”，才使得他很快赢得了人心，稳住了天下。
除了智囊团，司马炎还重用大臣皇甫陶、傅玄两人为谏官，督促他自己和文武百官落实有关工作任务。司马炎与皇甫陶商量国事，皇甫陶敢于直言，有一次竟与司马炎在朝廷上争得面红耳赤。散骑常侍郑徽见状，想讨好皇帝，便上表说皇甫陶竟敢与皇帝顶撞，目无圣上，请求治其罪。没想到郑徽拍马却拍到了马蹄上，司马炎厌恶地说，忠直之言，唯恐听不到，怎能以皇甫陶敢于直言而治其罪呢？结果不但没治皇甫陶的罪，反倒把郑徽的官职给免了。
不耻下问、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在司马炎和智囊团、谏官的共同努力下，西晋初年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这就是史称的“太康盛世”。
但好景不长，一方面是司马炎有意在回避矛盾，当郤诜敏锐地认识到吏治恶化及其严重后果，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时，司马炎因“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即使认同郤诜的对策，亦不能“直绳御下”，有效地抑制当时选官上的弊端，导致吏治恶化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司马炎在平吴以后，日子越来越幸福，生活越来越安逸、上下越来越和谐，他“遂怠于政术”，不再重视智囊团的作用，甚至有人提批评意见时也大多爱理不理，对一些潜在的隐患都无动于衷，任其泛滥成灾。
再好的做法如不坚持，终归等于零。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智囊团成员之一的索靖有先见远量，他预知天下将要大乱，便指着洛阳皇宫门前的铜塑骆驼感叹说：“大概以后会在荆棘中看到你吧！”
政治危机最终在司马炎去世以后剧烈爆发，并以“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的惨状，结束了西晋的统治。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晋初的经验与教训确实值得后人深思和记取。
二、你可以成为人人的楷模，但没办法使人人成为你
前回说到晋朝有个好的开端，就是太康盛世。其实西晋开国之初暮气沉沉、世风堕落。一位叫刘寔的官员敏锐地觉察到歌舞升平之下的汹涌暗流。
魏晋之际，社会上流行一股风气，因世人多热衷趋走钻谋，清廉谦逊之风衰。因为决定读书人命运的九品中正制度实行比较久了，选举权力渐归于有关曹司，州郡无权自行辟任掾属。唐人沈既济曾经说过：“物盈则亏，法久则弊。”意思是一种制度实行时间久了，其弊端必然会慢慢暴露出来，九品中正制自然也不能例外。读书人为功名富贵，找关系，拜山头，乃至不择手段，跻身仕途。
世风渐坏，世人共睹！西晋重臣刘寔有感于此，同时加上他对官员选拔制度有独到的见解，深有感触地写了一到奏疏，这就是著名的《崇让论》，以矫风正俗，认为“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主张应“以让贤举能为先务”。就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刘寔所论确有针砭时弊之效，但想以一“让”解百难，未免有些过于自信了。
为了阐述这个观点，他特地介绍了《韩非子·内储说左上》的南郭先生，然后指出，“推贤之风不立，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驰走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弗能禁矣。”意思是，如果没有确立良好的推荐制度，旧有的滥举之法又不改掉，时间长了，南郭先生之类的人充满朝廷，有才华有道德的人日渐减少，走后门的现象越来越多。
那么该怎么做？他在奏疏里提到：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四征缺，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征缺，四征已豫选之矣，必详于停缺而令主者选四征也。尚书缺，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八尚书共选一尚书，详于临缺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缺，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于任主者令选百郡守也。
这大段的文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第一次被授予官职的时候，都应考虑推让贤人，然后你把让贤的章表交给人事部门保管。三司有缺位，就选择被三司推让最多的那个人加以任命。尚书缺位，选择被尚书推让最多的人任职，这比缺位后由主选者临时选定的人更加准确可靠。郡守缺位，选择被众郡推让最多的人任职，比主选者选择的郡守更准确可靠。一句话，就是让推让次数最多的人担任重要职位。
当然这样做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崇让论》是这样描述：
世有相争之风则毁誉混杂，优劣不分，难得推让。世有相让之风，则贤智者显著，才能大小会依次而列，是不会混淆的。此时，那些能推让修身的人，被别人推让的机会就会多，即是他甘心守贫贱，也是不可能的。那些奔走钻谋的人要想别人推让于他，就像倒退走路而想前进一样。如能这样，不管智者愚者都会知道要进身仕途，非严于修身律己是没有途径的。
按照这种逻辑，人人都用不着费心经营，任凭众人评议，则天下就会自然形成良好风气。不须教诲而风俗淳化，崇高的美德就会日渐显著。让贤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怎能不大力倡导实行呢！
刘寔上奏疏的出发点应是好的。政治之本，在于用人；用人之要，在于选举。中国隋唐科举之前，两汉有乡举里选，魏晋有九品中正。当国家强盛、朝政清明之时，乡举里选比较有可行性。当国家衰败、朝政腐败之日，随着门阀士族兴起，遂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刘寔的人品也是没有二话的。他知识广博、通晓古今，自身品德清洁，行为没有瑕玷。郡中访察孝廉，州里推举秀才，他都不去。年少时贫穷，拄着棍子徒步行走，每逢到了休息的地方，不打扰主人，柴水一类事情都自己料理。等到地位名望通达显赫，常崇尚俭约朴素，不追求华丽。虽然处于荣耀受宠的地位，但在居住上没有府第宅院，所得到的俸禄，用于赡养帮助亲属故旧。
刘寔看人看事也看得很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钟会、邓艾讨伐蜀国时，有客人问刘寔说：“两位将领能平定蜀国吗？”刘寔说：“必定能击破蜀国，然而都回不来了。”客人问其中的缘故，他笑着不说，结局正如刘寔所说的那样。
但是，他没想到，道德文章是成不了治国条文的。你可以成为人人的楷模，但没办法使人人成为你。
他提倡大家都不要去争，也不要去抢职位，而是互相推让。他认为，如果贤者愚者都知让，百姓耳目就成了国家耳目。人情相争则总想毁谤比自己强的人，人情相让则会推荐比自己强的。“让”的目的是让“贤者”脱颖而出，而“贤者”的评判标准则是被让最多者为贤。这种情况，只有在完全竞争、信息透明的市场中才有可能发生。否则即有套利机会，所谓“让”只会成为每一个体的套利工具，又怎谈得上选贤使能？
从道德概念出发，设定政治目标，亦即当成为解决方法，是中国传统政治一大弊。道德概念，用作风俗教化则可，用作理国之本，则未免欠缺了。只有制度和环境约束，才能作为施政的现实基础。他所论中，必须市场自身有发现机能，能够采集市场中所有信息，且正确处理，才有望通过“让”发现贤者的目的。
没有相当的制度约束与政治环境配套，一味“崇让”，其结果必然是令人流于矫揉造作，粉饰虚伪。魏晋清谈之风，或许也是对汲汲仕途的一种反动。然而矫枉过正，乃至留下清谈误国之名。东晋时期，为官实干的卞壸因为乐广之子乐谟和庾珉之子庾怡多次虚假推让而愤怒不已，上书认为人臣不应以私废公。刘寔所论，史上颇有声名，但其崇让之说最多仅可为权宜之计，而不可为常法。其实在那时，就是有法律典规在，也难于禁止腐败现象的产生，何况只是在道德层面，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有人说，历史的遗憾在于，由于惯性力量，某一阶段的权宜之计很容易让人认为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让人难以冲破既有窠臼，来迎接新的事物。此言不虚。
有趣的是，也许是崇让论起的作用，等到刘寔九十岁的时候，走路已摇摇欲坠，命在旦夕。即位后的晋怀帝又授给太尉之职，刘寔说自己年老，坚意辞让，晋怀帝认为他是谦虚，没答应。最后还是左丞刘坦替他解了围，给皇帝上奏说：刘寔频频上表，辞让之意诚恳。臣以为古之养老，不以事烦扰为优待，不以授官为尊重，我认为应听从刘寔所坚持的意见。晋怀帝这才同意。没多久，刘寔就去世了。
三、庾峻：不要热衷仕途，才会云淡风轻
不仅要推行崇让，最好还要归隐林曦，淡泊明志。
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后，拥戴他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在官场上流行的是，是非善恶都不在话下，群起而争的只是钱财和官位。朝廷用人，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不是看什么官该用什么人；求官的人，选择有利可图的官才做，无利就不做。尤其让人感到可怕的是，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谁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责，像灰尘那样被轻蔑。所以，大官身兼十几个职务，实际是一职也不管，很多重要的事情，错误处理占十之八九。
晋朝初期，每个人想方设法挤破脑袋进入官场，门阀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竞，希望获得较高的品级。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过一个让贤的官。
人人都想去做官，这肯定是种不好的现象，先不说有没有这么多的职位，即使创造一些出来，那也会导致人浮于事、官多于民的局面。何况现在很多官员已经是不做事的了。
那么朝廷该怎么办？应该有一种怎么样的舆论引导？应该通过什么方法予以改变？身为侍中的庾峻忧心忡忡。庾峻，出身于魏晋名门颍川庾氏，庾氏在汉末三国时期为世代服膺礼法的传统儒学世家。他十分看不惯眼下淫邪的风俗和颠倒的是非。
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向皇帝上书《上疏请易风俗兴礼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针对当时的风俗热衷于仕进，礼让的风气衰微，应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学会礼让，最好是归隐山林。通过这种方法平静人们内心浮躁的世界，减少尘世的纷争和人性的攀比，同时也使他们懂得真正的谦让是怎么回事。
第一，要改变一个现状，不能为人而设官职。我听说黎民百姓的品性，人多但是贤能的人太少；分设了官职，则官职少而贤能的人又太多。因为贤能的人多而增设官职，则有碍教化；因为没有过多的官职而放弃了贤能的人，则不合大道。
第二，不一定要人人去当官。所以圣贤的帝王治理天下，因人的品性，有的让他出仕，有的让他隐居，所以有在朝做官的人，又有在山林隐居的人。在朝为官的人，辅佐君主，教化天下。在山林隐居的人，穿着粗布衣服，也都是揣着宝玉有才能的人。两类人，正如人有股肱、心膂，是不可分的整体。
第三，要肯定隐者的地位。隐者分好几等，最高的隐居在丘壑田园，它们的品节高于众人。次一等的他们轻视爵位，远离官场荣辱来保全自己的志向。最低一等的不去做官只接受爵位，虽然没有功绩却能知道满足。他们的清洁高尚足以让人遏制住贪污之心，他们的隐忍退让足以平息鄙俗琐细之事。
第四，要认同隐者的作用。所以在朝为官的人听说他们的节操，而对此感到高兴，将要接受爵位的人都觉得自己比不上他们感到羞耻。这就是山林隐居的人和回避被过度宠爱的大臣们的可贵之处，连先古的帝王都赞扬这些人。他们的节操虽然违背入世的原则，但德行符合圣主的主张；他们的行为虽然违背朝仕的原则，而功绩一样有利于国政。所以一方面朝廷上有很多贤才，另一方面在野的人也多有君子，这是先古的帝王所要发扬的。
庾峻还指出，如果不革除百代帝王的弊端，仅仅致力于拯救社会的政治，文人竞相凭智慧而努力，武将依靠力量而争先。官高了，而心生不满；事业成功了，他要求会更多。另外国家没有依据才能任官的制度，升降无章，普天之下的人，能进不能退。如果让一部分官员离开了官位而居东野，那么对父母来说，你是慈爱的，对别人来说，你是孝顺的，何乐而不为呢。
庾峻的奏章，很有文采，亦很有思想，是难得的一篇好文美文。他深刻地认识到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一方面鼓励士子积极投入仕途奔竞，以防止其国家机器的老化；另一方面又害怕仕途奔竞会激化本阶级的内部斗争。所以他提倡一种主动退让的超脱精神，务使庙堂与山林若即若离，出仕与隐遁若断若连，当权与在野保持适当的距离，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无疑是一个最合乎统治阶级理想的原则。这把一体两面的双刃武器逐渐为统治者所认识、掌握，成为稳定封建社会结构的有效调节器。
史书并没有记载司马炎有无采纳庾峻的建议。不过在我看来，采纳的可能性不大。出仕还是隐居，靠行政手段和外部干预是比较难实现的，它更多取决于人的内心世界。更何况在魏晋以前的传统观念中，隐与仕是对立的，出与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或隐于林泉之下，或仕于朝廷之上，是两条难以交叉的人生道路。尽管社会上普遍接受隐高于仕的价值观，隐士就是高士，仕进者就是俗人。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人甘愿做俗人，甘愿不高尚，只求做官将来能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金钱、地位、美女。《世说新语》卷二十五“排调篇”所记谢安事就足以说明这种世风：“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己，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晌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座，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可见，在魏晋人看来，隐于仕在精神境界、志趣和人格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因此，魏晋人不管是否曾出仕过，一旦归隐，就坚决地告别了仕途。庾峻在这份奏章里也提到，“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往往间出。无使入者不能复出，往者不能复反”，嵇康也曾经说“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都反映出仕与隐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跨越的。
同时，人们在仕与隐之间的选择往往代表着一种政治立场，仕与隐、道与势、名教与自然还一度出现过针锋相对的阵势，有人曾想调和二者，提出“出处一情”的口号，但这种努力无疑是徒劳的。做官的一般不会轻易归隐，隐者也一般不会轻易出来做官，虽然也有人隐而又仕，但毕竟是少数，而且是得不到舆论肯定的。
还有一点，为什么说司马炎没有采纳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如东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一段叙述士族的罪恶行为，他感慨：风俗政治败坏到这个地步，大乱是无可避免的了。西晋五十年的短暂生命史，外在表象是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有关，其内因就是风俗政治败坏、国家治理腐败不堪！
再回到开头，不要热衷于仕途，那就不竞争吧，索性每天归隐田园谈玄论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庾峻的儿子庾敳估计受到父亲的启发，开始由儒入玄，相对于家人的儒家传统，庾敳则较为时尚，他的思想明显受魏晋流行的玄学影响，从小好读“三玄”《老子》《庄子》与《易经》，任陈留相时，也模仿起阮籍，办公桌上摆满美酒，从早喝到晚，从不过问县衙里的公务，结果被太尉王衍所欣赏。这无疑是在捞取另外一种政治资本而已。后来，庾峻的孙子辈庾亮、庾冰也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四、子欲养亲不待，《陈情表》背后的悲情和煽情
晋开国后，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安抚蜀汉旧臣，稳定天下局势，同时也使东吴士臣倾心相就，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口号，推重孝道，用孝来维持君臣关系、天下安定，以减少灭吴阻力。其实这是有原因的，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历史上两个有名的李密，一是晋朝的，一是隋朝的，后面这位因瓦岗寨而出名。今天说的是前面这个，他没有显赫的背景，官做得不大，也没多少业绩，如果没有他那片炽热真诚的孝心和那篇让老天也为之动容的《陈情表》，估计在历史的洪流里是不会留下关于他的片鳞只甲的。
李密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就遭遇人生的大不幸。他出生时，他曾任太守的祖父已故去多年，家道中落；他出生刚六个月，父亲就病逝了。加上他家族单薄，又没有亲友的眷顾、接济，他的家庭迅速地走向了破败。在李密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迫于娘家人的巨大压力，不得已而改嫁了。这对整个家庭尤其是尚年幼的李密而言，无疑是一场天塌地陷的巨大灾难。
李密是不幸的，但同时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拥有一位伟大的祖母。在这样极度糟糕的环境里他成了一位德才兼备的青年才俊，这完全得益于他的祖母的尽心抚养与教育。任何优秀的孩子背后都会有一位优秀的女性，李密的祖母以她面对窘迫生活的勇气和智慧，以她对孙儿的尽心抚养，以她后来的百岁寿龄，足以证明她的优秀。
李密出生时，他的祖母已经五十二岁了。可以说，李密幼年的生活不幸，更是他祖母的大不幸。李密年幼，毕竟不谙世事，而她的祖母则需要清醒而又坚强地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一个破败的家庭中如果没有一个成年男丁，完全依赖一位年近六旬的妇人支持起家庭的重担，该是多么的不易，又要经历多少困苦坎坷！丈夫的离世，儿子的早逝，儿媳的改嫁，孙儿的病弱，家境的凄惨，无不给这位老人以沉重的打击。可当她想到自己可怜的孙儿，想到这李家唯一的香火，她就知道自己必须忍住悲伤，平静而乐观地面对这一切，因为她知道她必须抚养她的孙儿长大成人，因为她知道不能把自己的这份悲伤和苦楚传递给孙儿。
在祖母的一手培养下，成年后的李密很争气，才华出众，又很尽孝道。尤其是出仕蜀国后，他的家境比幼年时大有好转，但他的祖母却因年事已高、操劳过甚而日益衰弱，经常卧病不起。这让李密公务之余花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侍奉祖母。“祖母有疾，他痛哭流涕，夜不解衣，侍其左右。饮膳汤药，必先尝而后献。”渐入不惑之年的李密，在世事奔波中，也更加体会到了祖母这几十年来的艰辛，也明白了祖母的生命对于他自己的真正意义。
蜀汉灭亡之后，作为原蜀汉的郎官，李密成了亡国之臣。晋武帝为了笼络人心，显示自己的宽厚胸怀，屡次征诏以孝道闻名于世的他。面对晋武帝的催逼，李密为了安心侍奉祖母，多次予以拒绝。一个是你越孝顺我越要你出来做官，树立以孝治国的标杆；一个是你要我出来做官我如何尽孝，我不尽孝你哪儿来的标杆？
这种情况下，李密写了奏章《陈情表》，向晋武帝禀告自己苦衷。他写道，“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意思是，臣下我如果没有祖母，就没有今天的样子；祖母如果没有我的照料，也无法度过她的余生。我们祖孙二人，互相依靠而维持生命，因此我的内心不愿废止奉养，远离祖母。
李密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内心是痛苦极了，人这辈子最痛苦的是，忠孝两难全。“我现在的年龄四十四岁了，祖母现在的年龄九十六岁了，臣下我在陛下面前尽忠尽节的日子还长着呢，而在祖母刘氏面前尽孝尽心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怀着乌鸦反哺的私情，乞求能够准许我完成对祖母养老送终的心愿。我的辛酸苦楚，并不仅仅被蜀地的百姓及益州、梁州的长官所目睹，连天地神明也都看得清清楚楚。希望陛下能怜悯我愚昧的诚心，请允许我完成臣下一点小小的心愿，使祖母刘氏能够侥幸地保全她的余生。”
晋武帝看到这篇奏章后，甚为感动，也愈发钦佩李密的才华，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一方面他被李密的拳拳孝心打动了，另一方面强征李密，也确于自己“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纲领相悖，于是“乃停诏”，允其不仕，并“嘉其欸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在我看来，晋武帝“大度”是有原因的，且正是他的聪明之举。强行征调或是其他莽撞之举只会将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世人和后人唾弃。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让李密如愿以偿感恩戴德，让天下人感同身受心悦诚服。何况晋武帝还是有条件的：那就等你尽孝后再出来做官吧，我等着你。
这篇让很多人为之动容的奏章，在历史上留下了“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面对忠孝两难全的情况，李密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表明了自己作为前朝遗臣对新政权和当今皇帝的态度，自己不出仕，并非因为考虑名节，而是想先尽孝后尽忠，以此来打消皇帝对自己的猜忌；最后再次请求皇帝应允自己的请求，并指天为誓表示自己对朝廷的耿耿忠心。《陈情表》的前后故事，是李密和晋武帝共同完成的一出混合了人间真情和政治诡谲的好戏。通过《陈情表》，他们双方也都得到了各自所需要的。李密从此得以安心孝养祖母，而晋武帝因优褒李密而彰显了自己“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纲领，并因此更加笼络了天下的士子人心。
在李密的日夜陪伴下，他的祖母安详地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岁月。这位苦辛而又坚强了一生的伟大的祖母，在九十九岁的时候告别了人世。这祖孙二人，也成为后人仰慕的一道永恒的风景。
李密为祖母服丧期满后，遵守诺言应征到了洛阳。“忠臣不事贰主”，后人或许对李密的行为多少有一些遗憾，因为他没有能把亡国遗臣的气节坚持到最后。也有后人以此揣测李密是一个胆小懦弱之辈，甚至怀疑李密曾矢志孝养祖母的内心真实，是否为了邀取更大的政治报酬。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他在晋朝也并非一帆风顺，晋武帝在利用完他的“孝”后，感觉就在演戏一样，就基本不予理睬了，安排他做了一些小官。他作为前代遗臣，朝中无人，常受到别人的排挤和诬陷，于是他发出了“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的感慨。他为官的不满和牢骚被政敌侦知，并密报给了晋武帝。晋武帝大怒，罢其官让其归田。287年，李密走完了自己艰辛又不平静的人生，逝于家中。
他因一篇《陈情表》而名垂后世，他在于家尽孝和为国尽忠之间，在宦达和名节之间，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艰难的抉择，留给后代无尽的回味和思考。这也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说的：“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再回过头来，晋武帝以孝治天下，在李密身上无疑开了个好头，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变样，以至于成了演戏呢，下回再说。
五、忠和孝的抉择：晋朝“以孝治天下”的悖论
为践行以孝治天下，晋武帝还采取了具体措施。太始四年六月丙申，他下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推荐有孝心的人到朝廷做官，对不孝顺的人要严厉予以处罚。为了让全国上下都知道这个治国理念，到了东晋，晋穆帝等皇帝还亲自开讲《孝经》，宣传孝道。尤其是晋孝武帝，据《车胤传》记载：“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阳尹王混擿句，时论荣之。”层次之高、场面之大，可想而知。
在《晋书》里就有不少孝子的事迹，给人感觉晋朝多孝子，只要你有孝心，你都可以做官，不管你的能力、学历是高是低。前文提到写《陈情表》的李密，以其纯孝至情感动了后代无数读书人，被晋武帝瞄上逼迫他出仕；以“酌贪泉而觉爽”著名的吴隐之，也是位大孝子。他在居丧期间只吃点咸菜下饭，后来觉得咸菜的味道特美，他就连咸菜也扔掉了；那个卧冰求鲤的王祥，他的孝心感动了当时所有的人，后来官做到三公的位置，却不见他有多少政绩。
还有个著名的例子，王戎与和峤俱以大孝子著称，那一年两人同时遭遇大丧。王戎伤心欲绝，哀毁骨立，形容枯槁，而和峤虽然也很伤心落泪，但是却不失礼数。如此孝心惊动了晋武帝，就问身边的人多去关心关心他俩，典型要树立，身体也要紧。
孝既是朝廷制定出来的国策，不孝当然成了严重的罪行。《世说新语·赏誉》注引陈留董仲道曰：“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孙杀王父母、子杀父母，不赦，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可见晋时不孝之罪甚于谋反，可谓重矣。
于是，孝也被人用来成为党争的一个武器，要整倒一个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扣他一顶“不孝”的大帽子。魏时孔融、嵇康被杀，表面的罪状都是“不孝”。晋明帝司马绍为太子时，王敦看此人颇有才能，继位后会碍自己的手脚，“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后来谎言被温峤当众戳穿，此事未行。陶侃平杜弢，与杜的部将王贡对阵，陶向他喊话：“杜弢是益州的小吏，盗用国库钱财，父亲死后竟不奔丧。你本是好人，为何要跟随他胡为？天下难道有善终的叛贼吗？！”
孝的约束力量达到了如此强度，连以破坏礼法、放诞不羁著称的名士胡母辅之、谢鲲、王澄等人，可以散发裸裎，可以调戏妇女，但没有一个负“不孝”之累。有这样的国法或者政策，本来也没错，至少孝心本就是每朝每代所倡导的好事，但是，让司马皇家棘手的是，孝与忠的矛盾。
魏晋君王背叛了各自的主子，做了主子之后却很需要臣民对自己的忠诚。羞于言忠而倡孝，其本意在求孝与忠的一致：“求忠臣必于孝子”，“资于事父以事君”。晋武帝时刘斌论曰：“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晋书·庾纯传》）。
从理论层面说起来可以一致，行起来却难以两全。温峤就是让皇帝难以处理的典型一例。二京沦陷，司马睿镇江左。刘琨在河朔拥戴司马睿称帝，派温峤奉表劝进，出使江南。这对元帝是大忠。而温峤的老母拽住儿子不让走，温峤只好挣断衣袖毅然离去。这就违忤了母命，不孝。
跟温峤的忠而不孝相反的是沈劲，则是孝而不忠。沈劲之父沈充是王敦党羽，是叛臣。沈充是被吴儒抓住杀掉的，吴儒应是忠臣。沈劲却要做孝子，为父报仇，“竟灭吴氏”。沈劲为叛臣而杀忠臣，理应是叛臣，却因为符合孝道，竟得到肯定。就连本文开头的那个弹劾梁龛居丧期间宴会的刘隗，口口声声宣称大孝至上，最后却背叛东晋投靠后赵，落得个不忠。
忠孝两全是人伦之至，是理想境界。在忠孝不能两全之时，儒家认为应该以“忠”为大为重。“孝”是为人的最低的要求，是人最根本的价值体现。《论语·颜渊篇》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而“忠”是孝的延伸，是进一步提升自己、实现自身价值的更高一级目标，“忠”的实现必然已经包含了尽孝在其中。忠孝矛盾时理应舍小利而取大义。
但在晋朝，却以孝为重，不忠无损大节，于是我们惊讶地看到：《孝友传》中的刘殷、王延，都背晋事敌，做了刘聪的高官，仍名列青史。望族名门之士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范阳卢谌，“俱显于石氏”，做了后赵的官。刘暾是西晋名臣刘毅之子，官司隶校尉，“正直有父风”；而当刘渊部将王弥攻陷洛阳，他立即为王弥效劳。更荒唐的是王育、韦忠、刘敏元都背晋投敌，却因忠于顶头上司或救助乡亲的义气，而仍在《忠义传》中立传。“板荡识忠臣”，晋朝“板荡”可谓极矣，而背恩忘义之徒不可胜数。司马氏轻忠而重孝，难免自食苦果。西晋灭亡和东晋临终，很少有人为国捐躯，这种现象跟宋末、明末完全不同，原因估计就在这里。
当然，让人尴尬的是，倡孝还表现在欺软怕硬，自相矛盾，自然让人联想到它的虚伪。阮籍的侄孙阮简因为在父丧中食肉，被皇帝废弃近三十年不用。而当年阮籍为母亲服丧期间，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他对司马昭说：“您正在以孝治国，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司马昭说：“嗣宗如此悲伤消沉，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服丧时有病，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符合丧礼的呀！”阮简没了保护伞，只得挨整了。
居丧是不能作乐的。司马睿为丞相时，一次，庐江太守梁龛在家请客，邀请朝廷重臣周顗等三十多人参加宴会。这本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但在丞相司直刘隗眼里就变得异常严重，他向司马睿上奏章，弹劾梁龛他们，理由是梁龛的上辈刚去世不久，还在居丧期，这个宴会迟一天举办就没事，现在提早一天，就严重违反了礼制。刘隗奏请司马睿免去梁龛官职，削其侯爵，以明丧服之礼；周顗等人则明知梁龛居丧而仍然赴宴，宜各给予剥夺一个月俸禄的处分，以肃其违。司马睿批准了。
不过，对这样的处分，包括东晋权势颇重的周顗在内的当事人也都无话可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违背了国法：以孝治国，人人都应该是孝子。
晋明帝刚死，国丧末期，尚书梅陶私奏女伎，遭到御史中丞钟雅的弹劾。而到谢安执政，“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为什么无人弹劾？因为谢安已登台辅，位尊权大，没人敢碰了。
再看看司马皇室的所作所为，他们做出了孝的榜样吗？面对这项国策，皇族们却肆意践踏，更加虚伪。八王之乱中互相残杀，是兄弟相杀，叔侄相杀，祖孙相杀。他们是不孝的最大典型，犯的是万恶不赦的罪行。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后，刘聪当面问他；“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司马炽只好回答：“为陛下自相驱除。”对于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这真是锥心的讽刺。
原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只是做给普通人看的，不管多高的标准，多严的要求，只要权势一介入，无不通过。而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制度的生命力也就完了。
于是，有人把晋朝的孝治天下看作是演戏，晋朝这出戏，当时纵有一定影响，却终未能治天下。套用网民的一句话：“因为人民的命运，历史的命运，从来不是演戏可以左右的。”此言不无道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免连既正直又有政绩的官员也学会了演戏，比如杜预。
六、晋朝版的达康书记： 为何如此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惜以沉碑传名？
杜预不管为人还是为官，都类似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的达康书记，之所以圈粉无数，喝彩不少，是因为他不像侯局长一样全程加持主角光环，没缺点净优点，也不像陈老检察长一样，光辉高大到住进养老院还一心只想着人民，李达康真正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也溜须拍马，他也会学着官场逢迎。
尽管他不擅长这个，但知道这些套路官场上还是得象征性地去做做，绝不会像陶渊明那样上司检查工作叫他换身官服来迎接也不愿意。当他知道陈老检察长跟沙书记的交情不浅时，他献殷勤的方式，是把自己的外套披在陈老身上，是把下属送来的早餐先给陈老和工人们。
杜预是西晋时期赫赫有名的官员，他为官多年，功绩斐然。那年杜预认为孟津渡口险要，请求在富平津渡口建造一座黄河桥。有人议论说：“殷、周时期的都城，都建在黄河边上，但是经历了圣人贤人的时代而没有造桥，必定是不宜于建桥的缘故。”但是杜预仍然坚持要造桥。等到桥建起来了，晋武帝和百官一起集会，他举起酒杯敬杜预说：“如果不是你，这桥就建不起来。”杜预回答说：“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我也没有机会施展我的技巧。”这个马屁拍得妥妥的。
杜预甚至在公众场合就敢表示自己会为了不受人陷害而拍马讨好京城的官员。镇守荆州时，他几次给洛阳的权贵要员送礼物。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杜预说：“我只怕被陷害，不是靠贿赂换来自己升官发财的好处！”因为他明白，晋朝的官场复杂险恶是有名的。不可想象，在晋朝为官，如果没有帮派，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财来疏通人脉，打通关系，而要做到官运亨通，且安然无恙，能够保官保命，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除了偶尔拍拍马，跟达康书记一样，杜预也想在政治向上爬，搞政绩。但他对攀爬的理解是，只有做政绩、解决问题，这些实质性的东西做到了，自己的位置才能稳固攀升。他是一个纯粹的官僚，他不是利欲熏心的贪官，也不是油盐不进的大清官，一心只想做点实事给别人看。他就一个死理，认准了只有政绩才能让自己往上爬，撸起袖子雷厉风行地干实事。
其实，当官的喜欢政绩有什么错？只要你因为喜欢政绩而给老百姓干实事，就比尸位素餐的垃圾官僚强。杜预这么想，也这么做。
公元222年生于西安的杜预虽是“官二代”，却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子弟；他虽从小就是学霸、文理工科的通才，但直到三十岁后才做官，可谓大器晚成。为何这么迟才做官，是有其他原因的，因跟本文主题无关，按下不表。杜预在朝中任官七年，改革各类政务不可胜数，参与《晋律》、《历法》修订，朝廷内外称颂，人颂他为“杜武库”；杜预既不会骑马，射击也很糟糕，但凭超人的智慧，在灭吴战争之中成功消灭了吴国政权，统成为三国终结者、西晋实现大一统的第一功臣；到荆州任地方官，他大兴水利，既解决了长江排洪问题、改善了荆州南北间漕运，又使一万余顷农田受益，被老百姓称为“杜父”。那年，兖、豫等州郡连降暴雨，加上蝗虫之灾，百姓苦不堪言，杜预便亲自调查，两次上书，提出切合实际的救灾措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在为人处事上，他不仅“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而且“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
杜预跟李达康很类似，对权力有相当强的贪念，但两人的表现不一样，达康书记对权力与官位那是相当的爱，爱到十二点前基本不回家，爱到老婆孩子两不顾。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很爱护自己的政治羽毛，对着自己老婆严正言辞地说道：“京州市委书记不跟任何商人做交易。”对替他顶雷的易学习也没有半句推荐提拔的话。
杜预对权力的贪念主要在于想千古留名。为求功名永存于世，他煞费苦心，在生前就请人雕刻了两个功名碑，一个立于岘山之巅，另一个沉于汉水之底。他打着如意算盘，这样哪怕将来发生天塌地陷，高山与江底互换位置，总会有一座留存于世。“碑”，就是刻上文字纪念事业、功勋或作为标记的石头，看来杜预也难逃“碑”的诱惑，他想来个沉碑传名。
很多人会不解，杜预的前半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官家子弟；入仕后，凭借骄人的业绩和功德，早已赢取了生前身后名，完全没必要以“沉碑”的形式扬名后世。
更何况，到宋代，杜预沉江的石碑早已荡然无存。难道他只知道沧海桑田，却不知道石头也会被磨损毁灭？再者，河流贬为山川就需要泥土填充，这样石碑也自然就被泥土给掩埋了，怎么可能看到呢？杜预真的不了解事物变化的道理？
宋人庄绰在史料笔记《鸡肋编》卷上对此进行了点评：“余尝守官襄阳，求岘山之碑久已无见，而万山之下，汉水故道去邓城数十里，屡已迁徙，石沉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设，亦徒劳耳。”杜预沉碑此举成了后世一则追逐功名的典故：唐代温庭筠、张九龄，宋代陆游及范成大的诗文中，都留有关于杜预沉碑的贬义诗句。
这个一向很谨慎、很低调的官员，怎么会去做这种既张扬、又不靠谱的事。有人说，近乎完美的杜预，因生前缺乏自信，才闹出了“沉碑传名”的笑话。我觉得有道理，这背后估计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自悲。参照他的平生遭遇，这种对名的向往大概又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悲哀。杜预的前任、西晋大臣羊祜给了他很多的感慨。羊祜喜游山水，风景美好的日子，一定到襄阳城南的岘山游乐。有次，羊祜慨然叹息，对从事中郎邹湛等人说：“自从有了宇宙便有此山，自古以来的贤达高士，像我和你们一样，登上此山眺望游乐的不知有多少，但都湮没无闻了，想来令人悲伤。如死后有知，我的魂魄仍会登此山的。”邹湛说：“您老德冠四海，道接前哲，美好的业绩和名望一定和岘山一样永存于世，至于我等之人，才像您说的会湮没无闻啊！”羊祜去世后，襄阳百姓在岘山他生前游息的地方建庙立碑，每年按时祭奠。看到此碑的人无不流泪，杜预因而把此碑叫“堕泪碑”，并发出生命无常，功名易逝的感慨。
二是自负。《晋书》中记载，杜预“好为后世名”，他曾经说过“太上立德，则吾岂敢？立功与言，正在我辈。”因为他认为从政者，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寿命长短、意志体现，不在于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而在于有位有为、立功立德，当世口碑、青史留名。只不过，他对身后名声的向往，大概已经到了有点病态的地步。
过分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倒让杜预留下一则笑话。爱惜自己的羽毛，这本是鸟儿的爱好，放到人类社会中、现实生活里，也算是个“人之常情”。《说苑·杂言》里说，“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但这个“常情”，不能过分，也不能无度。尤其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如果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比如过于追求一时之“官声”，过度在意一众之“口碑”，过分钟爱一己之“名节”，就往往会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次位。
晋朝版的达康书记，为何如此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惜以沉碑传名？答案只有一个：私念在作祟！
七、智商没问题，让人着急的是你的情商
过分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让杜预留下了笑话。但晋初的王浑和王濬却因为不爱惜政治羽毛引发一场似好莱坞大戏而留下了笑话。故事本身很精彩，同时留给我们的思考也很精彩。此戏的四个主人公分别是，王浑和王濬，西晋的名将，都是冲锋陷阵、杀敌立功的能人；司马炎，西晋开国之主，擅长怀柔治民左右协调；刘颂，最高法院院长，深谙法律。在智商方面，这些都是骨灰级的人物。但是情商则不尽相同，甚至相差万里，具体体现在西晋平定吴国之后的论功封赏上。
事情是这样的：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发兵二十万人，分六路进攻吴国。灭吴主要的三大统帅是王浑、杜预、王濬。杜预、王浑各管长江中游、下游。身为益州刺史、龙骧将军王濬的水军则是从成都到建业，沿着长江横越西东征讨。为了作战的统一指挥，司马炎定下规矩，经过荆州境内，王濬受杜预节制；到了下游，则受王浑节制。
次年正月，王浑所部领兵从横江出击攻破吴军主力，吴国丞相张悌被杀。王浑部下建议“速引兵渡江，直指建业”，王浑却以“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而拒绝。意思是等王濬到，两人会师一起拿下吴国，共同见证大胜利的历史时刻。
此时，西下的王濬也一路过关斩将，当他率军抵达三山时，王浑派人请王濬停舟上岸商讨战事，谁知王濬借口“风利，不得泊也”（“风大，船不能停”），不予理会，乘胜直指建康城，很快吴主孙皓肉袒面缚到王濬营门投降。踏平吴国，擒获吴主，王濬因此威名远播。后人刘禹锡有诗为证：“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眼睁睁看着大功旁落，王浑真是既羞耻又愤怒，东吴的中央军是他消灭的，自己又是安东将军，比王濬的龙骧将军地位高。孙皓却到王濬处投降，让王浑情何以堪。还有从距离来讲，他离建业最近，王濬千里之外，居然跑在他前面。
王浑立即上表朝廷，状告王濬违诏，不听调遣。管诏狱的官员准备用槛车把王濬押回京师处理。不过，司马炎还是比较清醒和仁厚的，没答应，只是下诏痛批了王濬的不守规矩：“伐吴是件大事，应有统一军令。以前有诏使将军受安东将军王浑调度，王浑思谋深远稳重，按兵等待将军。为何径直前行，不听王浑命令，违背制度，不明利害，甚失大义。将军的功勋，铭刻朕心，应当按诏书行事，以维护王法尊严，而在战事将终时，恃功肆意而行，朕将何以号令于天下！”
皇上，我冤枉哪！王濬上书自辩，说：“前奉诏‘自镇东大将军伷及浑、濬、彬等’皆受太尉贾充节度，没有让臣另受王浑节度之文。在三山，王浑送信给臣，也没说臣要受他节度。”原来司马炎是下了两道圣旨，此前王濬接到的是率兵直抵秣陵的诏书，以后又下诏让他受王浑调度。
见王濬争辩，王浑又把扬州刺史周浚的信上呈司马炎，说王濬的部下掠得孙皓宝物，火烧孙皓宫殿。王濬再次上表声辩，说前在三山得周浚书云“皓散宝货以赐将士，府库略虚。而今复言金银箧笥，动有万计”，这不是自相矛盾么。他还反告王浑部只歼灭吴军二千人，却谎报数以万计。
王濬回到京师洛阳，马上就有司劾奏他违诏不受王浑节度，应坐大不敬罪，交付廷尉。武帝再次下诏说情，打圆场称“诏书在途中滞留，没有按时到达，这种情况与不受诏同样看待，于理是讲不通的。王濬没有及时上表说明王浑向他宣布诏书的情况，这是应当责备的。不过，王濬有征伐灭吴的功劳，一点小错不足以掩盖他的大功。”
一个是明明是自己的功劳却被不听节制的人捷足先登，心中又恨又悔；一个认为自己建有大功，却被王浑等人压抑，并遭弹劾，心中非常不平。总之，两人都不服气。
两人为了功劳而争执不休，本来这事司马炎可以一锤定音，把两人一起叫来，在后花园，或者选择一处僻静之地，边饮酒边闲聊，希望两人从大局出发，从和谐考虑，冰释前嫌，一笑泯恩仇，共同为西晋大业再立新功。
但司马炎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避嫌（因为他跟王浑是儿女亲家），让全国口碑最好、断案水平最高、最公正无私的刘颂，来审定和处理这件事，以示客观公正。
这个刘颂不是一般的人，他出身世代名门望族。刘颂年少时明辨事理，被时人称颂。司马炎受魏帝曹奂禅让建立西晋，授刘颂为尚书三公郎，掌管法律、审理冤狱。经屡次升迁担任中书侍郎，后又代理廷尉（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
让这样的权威专家去断王浑王濬的功劳案，应该足以让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心服口服吧。不过，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司马炎要借助专家权威的口，把自己的意思给表达出来。
估计事先没沟通好，刘颂也没很好地去揣摩上司的意图，在经过大量的走访、座谈、查阅资料，充分听取意见，以事实为依据，以良心为准绳，最终做出结论：王浑立上功，王濬是中功。
接到这个定论报告，司马炎大怒，认为刘颂断法不合理，就把他降职为京兆太守，一下子从最高法院的院长贬到西部的京兆太守，这个落差不是一般的大。不过，司马炎立马意识到刘颂毕竟是实事求是，还没等他就任，又改任离京都洛阳较近的河内太守，算是照顾了。
最后司马炎亲自做出决断，王浑升为征东大将军（相当于二品），王濬为辅国大将军（相当于三品），王浑为京陵公，王濬封襄阳县侯。王濬品级和爵位上稍次，但实际待遇已与王浑相近。就这样，司马炎妥协地处理了矛盾。但从这一事件之后，王浑每次到王濬那里，王濬总要安排卫士严加防备，然后才肯与之相见。
王濬不理解司马炎的用心良苦，始终愤愤不平，每次进见，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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