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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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试读：

享誉世界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先生自认为，虽然他因为创建了现代管理学而广为人知，但他其实是一名社会生态学者，他真正关心的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况，管理则是新出现的用来改善社会和人生的工具。他一生写了39本书，只有15本书是讲管理的，其他都是有关社群（社区）、社会和政体的，而其中写工商企业管理的只有两本书（《为成果而管理》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德鲁克深知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设计的社会也不可能完美。他对社会的期待和理想并不高，那只是一个较少痛苦，还可以容忍的社会。不过，它还是要有基本的功能，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这些功能或条件，就好像一个生命体必须具备正常的生命特征，没有它们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值得留意的是，社会并不等同于“国家”，因为“国（政府）”和“家（家庭）”不可能提供一个社会全部必要的职能。在德鲁克眼里，功能正常的社会至少要由三大类机构组成：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它们各自发挥不同性质的作用，每一类、每一个机构中都要有能解决问题、令机构创造出独特绩效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这个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同时也要让机构里的每个人各得其所，既有所担当、做出贡献，又得到生计和身份、地位。这些在过去的国家中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或者说新的“政体”，就是“管理”。在这里德鲁克把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中的管理体制与政府的统治体制统称为“政体”，是因为它们都掌握权力，但是，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力。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掌握的，是为了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而调配社会资源的权力，政府所拥有的，则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裁夺和干预的权力。

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德鲁克纪念馆，走进这座用他的故居改成的纪念馆，正对客厅入口的显眼处有一段他的名言：

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

当年纪念馆落成时，德鲁克研究所的同事们问自己，如果要从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出一段精练的话，概括这位大师的毕生工作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会是什么？他们最终选用了这段话。

如果你了解德鲁克的生平，了解他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你一定会同意他们的选择。从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到他独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功能社会》之间，贯穿着一条抵制极权专制、捍卫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直线。这里极权的极是极端的极，不是集中的集，两个词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有着重大区别，因为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统治直到20世纪才有条件变种成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所谋求的，是从肉体到精神，全面、彻底地操纵和控制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把他们改造成实现个别极权主义者梦想的人形机器。20世纪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和伤害的战争和运动，都是极权主义的“杰作”，德鲁克青年时代经历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正是其中之一。要了解德鲁克的经历怎样影响了他的信念和价值观，最好去读他的《旁观者》；要弄清什么是极权主义和为什么大众会拥护它，可以去读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好在历史的演变并不总是令人沮丧。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从1800年开始，最近这200年生产力呈加速度提高，不但造就了物质的极大丰富，还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这就是德鲁克早在80年前就敏锐地洞察和指出的，多元的、组织型的新社会的形成：新兴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填补了由来已久的“国（政府）”和“家（家庭）”之间的断层和空白，为现代国家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种种社会功能。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的普及和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正在造就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而信息科技成为这一切变化的加速器。要特别说明，“知识工作者”是德鲁克创造的一个称谓，泛指具备和应用专门知识从事生产工作，为社会创造出有用的产品和服务的人群，这包括企业家和在任何机构中的管理者、专业人士和技工，也包括社会上的独立执业人士，如会计师、律师、咨询师、培训师等。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知识的应用领域一再被扩大，个人和个别机构不再是孤独无助的，他们因为掌握了某项知识，就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和影响他人的权力。知识工作者和由他们组成的知识型组织不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或组织，知识工作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独立自主，可以主动地整合资源、创造价值，促成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层面的改变，而传统的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于当时的统治当局，在统治当局提供的平台上才能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深远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仅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在一个由多元组织构成的社会中，拿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这三类组织相互比较，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因为受到市场、公众和政府的制约，它们的管理者不可能像政府那样走上极权主义统治，这是它们在德鲁克看来，比政府更重要、更值得寄予希望的原因。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可能因为管理缺位或者管理失当，例如官僚专制，不能达到德鲁克期望的“负责任地、高绩效地运作”，从而为极权专制垄断社会资源让出空间、提供机会。在所有机构中，包括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的工作社群中，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既为新的管理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带来对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管理方式的挑战。德鲁克正是因应这样的现实，研究、创立和不断完善现代管理学的。

1999年1月18日，德鲁克接近90岁高龄，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写了下面这段话：

我着眼于人和权力、价值观、结构和规范去研究管理学，而在所有这些之上，我聚焦于“责任”，那意味着我是把管理学当作一门真正的“博雅技艺”来看待的。

给管理学冠上“博雅技艺”的标识是德鲁克的首创，反映出他对管理的独特视角，这一点显然很重要，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却没找到多少这方面的进一步解释。最完整的阐述是在他的《管理新现实》这本书第15章第五小节，这节的标题就是“管理是一种博雅技艺”：

30年前，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P.Snow）曾经提到当代社会的“两种文化”。可是，管理既不符合斯诺所说的“人文文化”，也不符合他所说的“科学文化”。管理所关心的是行动和应用，而成果正是对管理的考验，从这一点来看，管理算是一种科技。可是，管理也关心人、人的价值、人的成长与发展，就这一点而言，管理又算是人文学科。另外，管理对社会结构和社群（社区）的关注与影响，也使管理算得上是人文学科。事实上，每一个曾经长年与各种组织里的管理者相处的人（就像本书作者）都知道，管理深深触及一些精神层面关切的问题——像人性的善与恶。

管理因而成为传统上所说的“博雅技艺”（liberal art）——是“博雅”（liberal），因为它关切的是知识的根本、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也是“技艺”（art），因为管理就是实行和应用。管理者从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伦理学，以及从自然科学中，汲取知识与见解，可是，他们必须把这种知识集中在效能和成果上——治疗病人、教育学生、建造桥梁，以及设计和销售容易使用的软件程序等。

作为一个有多年实际管理经验，又几乎通读过德鲁克全部著作的人，我曾经反复琢磨过为什么德鲁克要说管理学其实是一门“博雅技艺”。我终于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溢美之举，而是在为管理定性，它揭示了管理的本质，提出了所有管理者努力的正确方向。这至少包括了以下几重含义：

第一，管理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管理的要害，就是管理者和每个知识工作者怎么看待与处理人和权力的关系。德鲁克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生活经验相互印证，对他的研究和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看来，人是不应该有权力（power）的，只有造人的上帝或者说造物主才拥有权力，造物主永远高于人类。归根结底，人性是软弱的，经不起权力的引诱和考验。因此，人可以拥有的只是授权（authority），也就是人只是在某一阶段、某一事情上，因为所拥有的品德、知识和能力而被授权。不但任何个人是这样，整个人类也是这样。民主国家中“主权在民”，但是人民的权力也是一种授权，是造物主授予的，人在这种授权之下只是一个既有自由意志，又要承担责任的“工具”，他是造物主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主宰，不能按自己的意图去操纵和控制自己的同类。认识到这一点，人才会谦卑而且有责任感，他们才会以造物主才能够掌握、人类只能被其感召和启示的公平正义，去时时检讨自己，也才会甘愿把自己置于外力强制的规范和约束之下。

第二，尽管人性是不完美的，但是人彼此平等，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创造能力，都有自己的功能，都应该被尊敬，而且应该被鼓励去创造。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所说的，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权利（rights），正是从这一信念而来的，这也是德鲁克的管理学之所以可以有所作为的根本依据。管理者是否相信每个人都有善意和潜力？是否真的对所有人都平等看待？这些基本的或者说核心的价值观和信念，最终决定他们是否能和德鲁克的学说发生感应，是否真的能理解和实行它。

第三，在知识社会和知识型组织里，每一个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既是知识工作者，也是管理者，因为他可以凭借自己的专门知识对他人和组织产生权威性的影响——知识就是权力。但是权力必须和责任捆绑在一起。而一个管理者是否负起了责任，要以绩效和成果做检验。凭绩效和成果问责的权力是正当和合法的权力，也就是授权（authority），否则就成为德鲁克坚决反对的强权（might）。绩效和成果之所以重要，不但在经济和物质层面，而且在心理层面，都会对人们产生影响。管理者和领导者如果持续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大众在彻底失望之余，会转而选择去依赖和服从强权，同时甘愿交出自己的自由和尊严。这就是为什么德鲁克一再警告，如果管理失败，极权主义就会取而代之。

第四，除了让组织取得绩效和成果，管理者还有没有其他的责任？或者换一种说法，绩效和成果仅限于可量化的经济成果和财富吗？对一个工商企业来说，除了为客户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为股东赚取合理的利润，能否同时成为一个良好的、负责任的“社会公民”，能否同时帮助自己的员工在品格和能力两方面都得到提升呢？这似乎是一个太过苛刻的要求，但它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个人在十多年前，和一家这样要求自己的后勤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合作，通过实践认识到这是可能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把伦理道德的诉求和经济目标，设计进同一个工作流程、同一套衡量系统，直至每一种方法、工具和模式中去。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在各自的领域做出肯定的回答。

第五，“作为一门博雅技艺的管理”或称“博雅管理”，这个讨人喜爱的中文翻译有一点儿问题，从翻译的“信、达、雅”这三项专业要求来看，雅则雅矣，信有不足。liberal art直译过来应该是“自由的技艺”，但最早的繁体字中文版译成了“博雅艺术”，这可能是想要借助它在中国语文中的褒义，我个人还是觉得“自由的技艺”更贴近英文原意。liberal本身就是自由。art可以译成艺术，但管理是要应用的，是要产生绩效和成果的，所以它首先应该是一门“技能”。另一方面，管理的对象是人们的工作，和人打交道一定会面对人性的善恶，人的千变万化的意念——感性的和理性的，从这个角度看，管理又是一门涉及主观判断的“艺术”。所以art其实更适合解读为“技艺”。liberal——自由，art——技艺，把两者合起来就是“自由技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对liberal art的翻译这么咬文嚼字，是因为管理学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的成功学。它不是旨在让一家企业赚钱，在生产效率方面达到最优，也不是旨在让一家非营利机构赢得道德上的美誉。它旨在让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其中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社群（社区）更健康，使人们较少受到伤害和痛苦。让每个工作者，按照他与生俱来的善意和潜能，自由地选择他自己愿意在这个社会或社区中所承担的责任；自由地发挥才智去创造出对别人有用的价值，从而履行这样的责任；并且在这样一个创造性工作的过程中，成长为更好和更有能力的人。这就是德鲁克先生定义和期待的，管理作为一门“自由技艺”，或者叫“博雅管理”，它的真正的含义。邵明路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推荐序二跨越时空的管理思想

20多年来，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关于德鲁克先生著作的出版计划在国内学术界和实践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每本书一经出版便会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广受读者喜爱。我非常荣幸，一开始就全程参与了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和推广活动。尽管这套丛书已经面世多年，然而每次去新华书店或是路过机场的书店，总能看见这套书静静地立于书架之上，长盛不衰。在当今这样一个强调产品迭代、崇尚标新立异、出版物良莠难分的时代，试问还有哪本书能做到这样呢？

如今，管理学研究者们试图总结和探讨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成功的奥秘，结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想，企业成功的原因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其中一定少不了德鲁克先生著作的启发、点拨和教化。从中国老一代企业家（如张瑞敏、任正非），及新一代的优秀职业经理人（如方洪波）的演讲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来自先生的真知灼见。在当代管理学术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出先生的思想指引和学术影响。我常常对学生说，当你不能找到好的研究灵感时，可以去翻翻先生的著作；当你对企业实践困惑不解时，也可以把先生的著作放在床头。简言之，要想了解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首先要从研读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开始。基于这个原因，1991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后，在南京大学商学院图书馆的一角专门开辟了德鲁克著作之窗，并一手创办了德鲁克论坛。至今，我已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举办了100多期德鲁克论坛。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为德鲁克先生著作的翻译、出版和推广付出的辛勤努力。

在与企业家的日常交流中，当发现他们存在各种困惑的时候，我常常推荐企业家阅读德鲁克先生的著作。这是因为，秉持奥地利学派的一贯传统，德鲁克先生总是将企业家和创新作为著作的中心思想之一。他坚持认为：“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资源。”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总是面临着效率和创新、制度和个性化、利润和社会责任、授权和控制、自我和他人等不同的矛盾与冲突。企业家总是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中成长和发展。现代工商管理教育不但需要传授建立现代管理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准则，同时也要培养一大批具有优秀管理技能的职业经理人。一个有效的组织既离不开良好的制度保证，同时也离不开有效的管理者，两者缺一不可。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家需要通过对管理原则、责任和实践进行研究，探索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而衡量一个管理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就在于该制度能否将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一个再高明的制度，如果没有具有职业道德的员工和管理者的遵守，制度也会很容易土崩瓦解。换言之，一个再高效的组织，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者和员工，组织的效率也不可能得到实现。虽然德鲁克先生的大部分著作是有关企业管理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成长、创新、多样化、多元化的思想在其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正如德鲁克在《旁观者》一书的序言中所阐述的，“未来是‘有机体’的时代，由任务、目的、策略、社会的和外在的环境所主导”。很多人喜欢德鲁克提出的概念，但是德鲁克却说，“人比任何概念都有趣多了”。德鲁克本人虽然只是管理的旁观者，但是他对企业家工作的理解、对管理本质的洞察、对人性复杂性的观察，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这也许就是企业家喜爱他的著作的原因吧！

德鲁克先生从研究营利组织开始，如《公司的概念》（1946年），到研究非营利组织，如《非营利组织的管理》（1990年），再到后来研究社会组织，如《功能社会》（2002年）。虽然德鲁克先生的大部分著作出版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然而其影响力却是历久弥新的。在他的著作中，读者很容易找到许多最新的管理思想的源头，同时也不难获悉许多在其他管理著作中无法找到的“真知灼见”，从组织的使命、组织的目标以及工商企业与服务机构的异同，到组织绩效、富有效率的员工、员工成就、员工福利和知识工作者，再到组织的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工作的设计与内涵、管理人员的开发、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中层管理者和知识型组织、有效决策、管理沟通、管理控制、面向未来的管理、组织的架构与设计、企业的合理规模、多角化经营、多国公司、企业成长和创新型组织等。

30多年前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就开始阅读先生的著作，学习先生的思想，并聆听先生的课堂教学。回国以后，我一直把他的著作放在案头。尔后，每隔一段时间，每每碰到新问题，就重新温故。令人惊奇的是，随着阅历的增长、知识的丰富，每次重温的时候，竟然会生出许多不同以往的想法和体会。仿佛这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让人久久回味，有幸得以伴随终生。一本著作一旦诞生，就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而专属于每个读者，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得到教育。这样的书是永恒的、跨越时空的。我想，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就是如此。

特此作序，与大家共勉！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2018年10月于南京大学商学院安中大楼推荐序三

彼得·德鲁克与伊藤雅俊管理学院是因循彼得·德鲁克和伊藤雅俊命名的。德鲁克生前担任玛丽·兰金·克拉克社会科学与管理学教席教授长达三十余载，而伊藤雅俊则受到日本商业人士和企业家的高度评价。

彼得·德鲁克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作品涵盖了39本著作和无数篇文章。在德鲁克学院，我们将他的著述加以浓缩，称之为“德鲁克学说”，以撷取德鲁克著述在五个关键方面的精华。

我们用以下框架来呈现德鲁克著述的现实意义，并呈现他的管理理论对当今社会的深远影响。

这五个关键方面如下。（1）对功能社会重要性的信念。一个功能社会需要各种可持续性的组织贯穿于所有部门，这些组织皆由品行端正和有责任感的经理人来运营，他们很在意自己为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所做的贡献。德鲁克有两本书堪称他在功能社会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第一本书是《经济人的末日》（1939年），“审视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社会根源”。

然后，在接下来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一书中，德鲁克阐述了自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展望。后来，因为对健康组织对功能社会的重要作用兴趣盎然，他的主要关注点转到了商业。（2）对人的关注。德鲁克笃信管理是一门博雅艺术，即建立一种情境，使博雅艺术在其中得以践行。这种哲学的宗旨是：管理是一项人的活动。德鲁克笃信人的潜质和能力，而且认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通过人来做成事情的，因为工作会给人带来社会地位和归属感。德鲁克提醒经理人，他们的职责可不只是给大家发一份薪水那么简单。

对于如何看待客户，德鲁克也采取“以人为本”的思想。他有一句话人人知晓，即客户决定了你的生意是什么，这门生意出品什么以及这门生意日后能否繁荣，因为客户只会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买单。理解客户的现实以及客户崇尚的价值是“市场营销的全部所在”。（3）对绩效的关注。经理人有责任使一个组织健康运营并且持续下去。考量经理人的凭据是成果，因此他们要为那些成果负责。德鲁克同样认为，成果负责制要渗透到组织的每一个层面，务求淋漓尽致。

制衡的问题在德鲁克有关绩效的论述中也有所反映。他深谙若想提高人的生产力，就必须让工作给他们带来社会地位和意义。同样，德鲁克还论述了在延续性和变化二者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他强调面向未来并且看到“一个已经发生的未来”是经理人无法回避的职责。经理人必须能够探寻复杂、模糊的问题，预测并迎接变化乃至更新所带来的挑战，要能看到事情目前的样貌以及可能呈现的样貌。（4）对自我管理的关注。一个有责任心的工作者应该能驱动他自己，能设立较高的绩效标准，并且能控制、衡量并指导自己的绩效。但是首先，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必须能自如地掌控他们自己的想法、情绪和行动。换言之，内在意愿在先，外在成效在后。（5）基于实践的、跨学科的、终身的学习观念。德鲁克崇尚终身学习，因为他相信经理人必须要与变化保持同步。但德鲁克曾经也有一句名言：“不要告诉我你跟我有过一次精彩的会面，告诉我你下周一打算有哪些不同。”这句话的意思正如我们理解的，我们必须关注“周一早上的不同”。

这些就是“德鲁克学说”的五个支柱。如果你放眼当今各个商业领域，就会发现这五个支柱恰好代表了五个关键方面，它们始终贯穿交织在许多公司使命宣言传达的讯息中。我们有谁没听说过高管宣称要回馈他们的社区，要欣然采纳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和跨界协同呢？

彼得·德鲁克的远见卓识在于他将管理视为一门博雅艺术。他的理论鼓励经理人去应用“博雅艺术的智慧和操守课程来解答日常在工作、学校和社会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经理人的目光要穿越学科边界来解决这世上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并且坚持不懈地问自己：“你下周一打算有哪些不同？”

彼得·德鲁克的影响不限于管理实践，还有管理教育。在德鲁克学院，我们用“德鲁克学说”的五个支柱来指导课程大纲设计，也就是说，我们按照从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到组织如何介入社会这个次序来给学生开设课程。

德鲁克学院一直十分重视自己的毕业生在管理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其实，我们的使命宣言就是：

通过培养改变世界的全球领导者，来提升世界各地的管理实践。

有意思的是，世界各地的管理教育机构也很重视它们的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认证的主要标志之一。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始终致力于增进商界、学者、机构以及学生之间的交融，从而使商业教育能够与商业实践的需求步调一致”。

最后我想谈谈德鲁克和管理教育，我的观点来自2001年11月BizEd杂志第1期对彼得·德鲁克所做的一次访谈，这本杂志由商学院协会出版，受众是商学院。在访谈中，德鲁克被问道：在诸多事项中，有哪三门课最重要，是当今商学院应该教给明日之管理者的？

德鲁克答道：

第一课，他们必须学会对自己负责。太多的人仍在指望人事部门来照顾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优势，不知道自己的归属何在，他们对自己毫不负责。

第二课也是最重要的，要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焦点仍然放在对下属的管理上，但应开始关注如何成为一名管理者。管理你的上司比管理下属更重要。所以你要问：“我应该为组织贡献什么？”

最后一课是必须修习基本的素养。是的，你想让会计做好会计的事，但你也想让她了解其他组织的功能何在。这就是我说的组织的基本素养。这类素养不是学一些相关课程就行了，而是与实践经验有关。

凭我一己之见，德鲁克在2001年给出的这则忠告，放在今日仍然适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需要修习自我管理，需要向上管理，也需要了解一个组织的功能如何与整个组织契合。

彼得·德鲁克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深刻而巨大。他涉猎广泛，他的一些早期著述，如《管理的实践》（1954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年）以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年），都是我时不时会翻阅研读的书籍，每当我作为一个商界领导者被诸多问题困扰时，我都会从这些书中寻求答案。珍妮·达罗克彼得·德鲁克与伊藤雅俊管理学院院长亨利·黄市场营销和创新教授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市新版序

多年前，我曾教过宗教学这门课，觉得其乐无穷，但对所谓的“神学”，却缺乏兴趣。有人告诉我，苍蝇共有3.5万种；依照神学家的说法，则只有一种，亦即所谓“真正的苍蝇”。天地万物，种类无穷无尽，皆为造物主之功，但天底下却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那两条腿的动物——男人与女人，那么变化多端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发觉：人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因此，我从未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墨守成规的也好，传统的也罢，甚至是极其无聊的人，若谈起自己做的事、熟知的东西，或是兴趣所在，无不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每个人自此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有一个人最初给我的印象似乎呆板无聊、满嘴废话，让人呵欠连连。这个人是新英格兰小镇的银行家。可是，突然间他话锋一转，谈到扣子的演变史，细说这个小东西的发明、形状、材质、功能和用途等，却叫我大开眼界。在谈论这个主题时，他那炽热的情感直逼伟大的抒情诗人。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倒不是话题本身，而是他这个人。在一刹那间，他已变成了一个相当独特的人。

本书写作的目的就在于刻画一些特别的人，以及他们的特立独行。

从我写第一本书开始（大约是50年前）至今，我所写的一切无不强调人的多变、多元以及独特之处。我写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不管是触及政治、哲学还是历史，有关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论述管理、科技或经济等层面，都以多元化、多样化为宗旨。在强势政府或大企业高声疾呼“中央控制”的重要时，我则一再地说要分权、多做实验，并得多开创社区组织；在政府和企业成为唯一和整个社会相抗衡的机构时，我则认为“第三部门”，也就是非营利、以公益为主的组织特别重要——在这儿，才能孕育独立和多元的特质，护卫人类社会的价值，并培养社群领导力和公民精神。

正如我指出的，社会的组成与其资讯的来源都会受到非营利、非官方机构的影响，例如大学或医院等，都有不同的价值与个性。

然而，此举犹如力挽狂澜，格外艰辛。

现在，时代的潮流终于转到我这个方向了。打着集体主义、中央集权大旗的，那整齐划一的队伍，终究只是幌子，连有效政府的基本雏形都谈不上，更别提经济发展、公民权的行使以及社区组织的建立。在西方的我们，正快速地“离心化”，或是“非中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相信，疾病在医学中心才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而且这个医学中心越大越好；现在我们却尽量把病人送到外围的医疗机构。

·过去20年中，美国大企业的规模持续缩小。在这段太平盛世，无论在何地，惊人的就业成长都集中在现在的中小企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当中，美国建立了许多庞大无比的学校。我想，这就是今天教育沉疴的祸首。现在的学校纷纷走向多元化而且非中心化，所谓的“磁铁学校”就是一例。

当然，“小就是美”和“大就是好”一样是无聊、愚蠢的口号。我们看看造物者创造的那无穷无尽的物种就可了解。19世纪时期的政府多半小而无力，除此之外，只有地方教会和学校等机构。当然，你我都不可能再回归到那个时代，我们正快速迈向知识社会，而这个社会终究会走向由各种组织形成的社会，且这许许多多的组织将各有不同的面貌，离开中心，走向外围，而且形式迥异。这些组织的结构也不再是标准而整齐划一，如过去的公共行政和企业管理所秉持的信念那样，像“制造业的唯一标准结构”，或是“模范政府机关”等。未来是“有机体”的时代，由任务、目的、策略、社会的和外在的环境所主导，这就是我在40年前写的《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1954年出版）一书所倡导的。

我这50年来的论述，无不强调“有机体”“离心化”以及“多元化”，这些都是抽象概念的问题。不少人利用我的作品，将之视为导师或是顾问。而我总是喜欢以一些人物为例来阐释，因为“人”比“概念”来得有趣多了。但这一路写来，我对概念的处理还是比较得心应手。《旁观者》这本书是为我自己而作。然而这是一本有关“人”的书，不是以我自己为主题。英国版的书名副标题“记录其他人物以及我所历经的时代”（Other Lives and My Times）将本书主旨一语道尽。在我的著作中，没有一本书反刍的时间像这本书这么长——20年来，这些人物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行、住、坐、卧，无所不在；也没有一本书这么快就问世了——从我坐在打字机前写下第一个字，到完成全书，不到一年的光景。这本书虽不是我“最重要”的著作，却是我个人最喜爱的一本书。

读者的反应显然也是如此。本书的成功，真是令人高兴的事，从新版的发行就知道了，不必多加解释。但是，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常有读者写信给我，或参加会议时告诉我：“你的著作，我几乎都读过了，对我的帮助相当大，特别是在工作上。但是，在你这么多作品里，《旁观者》给我的乐趣最多。”他们还常加上一句：“我之所以这么喜欢，是因为其中的人物真是特别。”

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短篇故事集，每一章都可独立。我希望借此呈现社会的图像，捕捉并传达这一代的人难以想象的那种精髓、韵味与感觉，比如两次大战间的欧洲、罗斯福的新政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美国。事实上，早在肯尼迪执政时，写作此书的念头已开始萌芽。那些年代对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以及许多年轻朋友而言，虽还不算是“历史”，却已如古亚述王国的尼尼微和阿苏尔般遥不可及。

关于这些年代的记事，史书、传记和统计数字当然已数不胜数，但是“社会科学”是无法传达出一个社会的内涵、风味以及现实的，正如光靠度量衡无法说清一个人的长相与举止；同理，一张彩色照片拍得再好，也无法传达夏日亲身徜徉在绿色山丘的感觉。只有“社会图像”中的人物才能反映出社会的面貌。

这种“社会图像”也就是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始自简·奥斯汀（或许她就是此一文类的始祖），接着是巴尔扎克、狄更斯、特罗洛普（Trollope）、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三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伊迪丝·华顿以及薇拉·凯瑟，直至乔伊斯（James Joyce）的《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以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和《魔山》（The Magic Mountain）。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比方说，我们也许就见过简·奥斯汀的小说《爱玛》（Emma）里所有的角色。瞧，他们不就在街上，到了今天，行为举止还是没有多大差异。不管就个别还是整体而言，这些人物让我们得以感受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现实、感觉、意义，以及那和现代大大不同的“生活品质”。

我并没有野心想超越这些19世纪的经典之作，以及20世纪初期的小说家。此外，我更无法像那些描绘社会的大师一样，有能力去“创造”真实的人物，然而，我想我至少可以好好地“报道”一些人物吧。我之所以挑选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所指涉”，也不是因为他们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是因为他们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对我而言，他们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将社会真相折射或是反射出来。例如，在本书最后一章“无私天真的夕阳岁月”中，我试图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也就是“新政”最后几年的感觉、含义，社会、心理和情感的氛围。我想，在社会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这个年代，混合着希望与失望、对知识狂热、不妥协与各种多元化的表现，这种种对于1937年从“瘫痪”的欧洲登陆北美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震撼。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战前”（亦即1914年之前）的陈腔滥调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只有恐怖、集权主义与失落。

其他各个章节都是以人物为主，一个章节谈到一个人，顶多两个人。我之所以拿他们作为主题，是因为这些人本身就具有极为精彩的故事。结合起来，可印证一点：社会终究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人和他们的故事组合而成的。彼得·德鲁克旁观者的诞生

旁观者没有个人历史可言。他们虽也在舞台上，却毫无戏份，甚至连观众都不是。一出戏和其中的演员命运究竟如何，就要看观众了，然而旁观者的反应只能留给自己，对他人完全没有作用。但站在舞台侧面观看的旁观者，犹如在剧院中坐镇的消防队员，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注意到演员或观众看不到的地方。毕竟，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并反复思考——他的思索，不是像镜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

这本书并非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或是“我的时代”，也非自传，其中人物登场的先后是依照他们在我这一生中出现的顺序。这也不是一本有关“个人私生活”的书——我个人的经验、生活和作品只能算是伴奏，而不是主题。然而，这本书极具主观色彩，正如一流的摄影作品想要表达的那样。很久以来，我一直很想把一些人物或事件记录下来，思考，再三地思索和省思，并将它们融入我个人的经验模式及对外在世界片断的印象与内心世界之中。

就在我14岁生日前一个星期，我惊觉自己已成为一个旁观者。那天是1923年的11月11日——再过8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在我童年时期的奥地利，11日是“共和日”，是为了纪念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结束，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对大多数的奥地利人来说，这一天即使不是愁云惨雾，也该是庄严肃穆的——就在这一日，随着最后的战败，一场噩梦般的战争终于结束，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就此灰飞烟灭。但是，在维也纳这个社会主义的大本营中，“共和日”却代表胜利辉煌、普天同庆的日子。午时以前，街上一片死寂，没有电车、火车，只有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可以通行。过了中午，红旗飘扬，工人开始聚集，并从市区和市郊各地往市政厅前的大广场迈进。大家唱着革命时代的老歌，重新坚定信念，并听领导人一再地述说阶级压迫的故事以及无产阶级幸福的未来。维也纳的“共和日”是民众自发游行的首例，甚至比苏联的五一劳工大游行要来得早。这种活动已成为20世纪一种特殊的大众艺术形式：墨索里尼、希特勒，连阿根廷的贝隆都极力模仿维也纳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希特勒在1933年1月31日掌握大权后，发动的第一次自发游行——“波茨坦大游行”，负责指挥筹划的就是曾多次主导“共和日”游行活动的维也纳社会主义者。

在共和日大游行中，第一个出场的是子弟兵。几个小时后，市郊赫诺斯和欧塔克宁工业区的工人才开始聚集。不久，斯大林也学习这种模式。1923年11月11日游行的第一支队伍，轮到第十九区多伯林的子弟。我就住在这一带，对我们来说，这可是无比光荣的事。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支年轻的社会主义队伍，队员都是预校（Gymnasium）的学生，也就是在同一区修习人文学科或是准备进大学的中学生。其中，有一位最近才加入“同志”行列的年轻人，他将威风凛凛地举着大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向世人宣告“我们是追求社会主义自由平等的多伯林学生”——这个人，就是在下。

按理说，我还没有资格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军”也不会要我，因为中学生得年满14岁才能参加政治活动。我想，在达到法定年龄的前8天参加游行，应该无关紧要。不过，我还是尝到了一点“违法”的兴奋，才愿意加入。那时的我，是个独来独往的小子，在同学间没什么人缘，因此，当那令人敬畏的青年军干部来找我，要我带领游行队伍时，我简直是欣喜若狂，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忘了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一个身材高大、嘴上好像长着胡子的医科女学生。

本来还和弟弟同住在小孩房的我，初秋开学后，就搬到一个人住的大房间。那儿是间屋檐下的阁楼，屋顶是复折式的，还有两扇高高的天窗，向外看，下面是主屋顶，再过去是葡萄园，并可远眺维也纳森林的小丘。在那个时代，成人的象征是一个闹钟以及房子的钥匙，父母已经把这两样东西交给我了，但我还没机会用呢。每天清晨，6点半刚过，女佣就会来敲门叫我起床，学校上课是8点钟，但得走一段远路，所以要早点起身。出门前女佣会帮我打开那道厚重的门，放学回来时，也是如此。

就在游行这一天，我将启用自己的闹钟和钥匙。我把闹钟调在凌晨4点半，或者更早，铃一响，我就立刻冲到窗前。由于上床时，屋外正下着倾盆大雨，因此我很担心次日气候不佳，得坐着电车游行——这样被拖着走，何来荣耀？结果，虽然不是云淡风轻，不过，雨已经停了，还可以见到星星的光芒破云而出。

我们在校门外集合。每天行走、熟悉的街道顿时变得陌生起来，即使是那平凡无趣的学校好像也不一样了，看起来有点儿神秘，好像在隐藏什么似的。我们走到大街交叉口，邻近地区的中学生也到这儿来和我们会合，并在后面排好。大家高歌之时，我就骄傲地展开那一面大红旗。一群群年轻的学徒和工人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大家都跟在我身后，12个人一列齐步走，我单独走在众人前头，后面逐渐聚集了数不清的人群。我想，这真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了——或许是吧。

我们一行浩浩荡荡地穿过辐射状的大街，越过广场、市政厅——那仿哥特式建筑的大怪物已落在我们后头。突然间，我看到正前方有一汪狭长形的积水，看来还不浅，该是昨夜大雨留下来的吧。

从前我很喜欢积水，现在依旧。一脚踩到积水中，那“扑通扑通”的声音真叫人心满意足。通常，我还会故意走到有积水处，涉水而过。但今天不是我自己想走到这滩积水前，是众人驱使我到这儿来的。我尽最大的努力想绕过去，然而身后那整齐的步伐声、源源而来的人潮和整齐划一的动作，好像对我施了魔法。我大步越过那汪积水，到了另一头，我一语不发，把手中的旗帜交给背后那个高高壮壮的医科学生，随即脱离队伍，转身回家。长路漫漫，我大概走了两三个小时，路上尽是一群群的社会主义者，12个人一列抬头挺胸，撑着红旗，从我身边走过。此时此刻，我觉得格外孤寂，渴望加入他们之中，同时却有一种飘飘然的快乐，以及无法形诸言语的得意。

到家之后，我生平第一遭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父母本来以为我傍晚才会回家，看到我这么早回家，有点儿担忧，问道：“你身体不舒服吗？”“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我老实回答，“我终于发现我不属于那一群人。”

就在那萧瑟的11月天，我发现自己是个旁观者。我们这种人天生如此，而非后天刻意培养出来的。我想，这一点在我8岁参加朋友家的圣诞派对时，已经有迹可循。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年秋天，奥地利爆发了第一宗有关“发国难财”的丑闻，连着好几个星期，报纸的头条新闻都是以此为题。我还记得主角的名字——克伦兹，维也纳高级饭店的老板，因黑市交易而被逮捕、起诉。其实，维也纳真正的“坏年头”还没来呢！然而根据配额制，每个成人所能分到的那一丁点儿的肉根本买不到，若是可以买到，一定是不能吃的。在克伦兹的餐厅里，却有上等的货色，都是从黑市买来的。因此，很快地他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坏蛋”。事实上，他并没有跟顾客多要一分钱，供应的分量，正如配额所规定的，也依法向顾客收取粮票，而法律也只是确定肉品价格而已，当初在起草时，想不到有人愿意花更多的钱来买。法官却振振有词地控告克伦兹，说他是“有计划地”哄抬价格，之后再把脑筋动到没有收费规定的项目上，比如，饭店的住宿费和餐厅的最低消费额等，以填补肉品的高成本。媒体和群众都一致鼓掌附和法院的裁决。

那年圣诞，我参加为上层社会家庭儿童举办的派对。我们都只是八九岁的小孩，却已开始交头接耳地谈论这桩“克伦兹案”。这不足为奇，因为当时人们一天到晚谈论的，就是战争新闻。每个人都有亲友在前线，我们看到父母一大早起来，就鬼鬼祟祟地带着惊惶的神情翻看报纸的第2版，看是否有亲友已被列在阵亡的名单上。因此，我的玩伴跟我就是看着死亡名单和粗黑框的讣告学认字的。一瞥过去，看看哪些名字是我们熟知的人，已失踪的亲友在不在上面。

那时，我已是附近公立学校三年级的学生，每天都得在一个老人的监督下把粮票贴在配额本上。那个老人比这件呆板的工作更令人厌烦，由于年轻的老师已被征召入伍，原已退休的他，只好再出来帮忙。我们还得当心大人的“骚扰”：有些骨瘦如柴的女人，常常会偷偷塞钱给我们，想多要几张粮票；还有一些女人振振有词地说：“我的丈夫刚刚为国捐躯，我可以多拿一些粮票吧。”

我们这些小孩无法记得大人所说的“战前”的景况，觉得这场战争就和永恒一样长。像我这样年纪的小男生都已意会到，“长大”就是“被征召到前线打仗”。

因此，在圣诞派对上，小孩子就自然而然地谈起克伦兹案，在另一间房间的父母也对此事议论纷纷。有一个小孩要我解释一下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我居然慷慨激昂地为克伦兹辩护——其实，该说是赞美这个“人民公敌”。至于他到底是否犯法，这个大家不断讨论的主题，对我来说却是不值得一提的。我认为，此人令人敬佩：他提供顾客期待的东西，遵守自己的诺言，让顾客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何罪之有？

我说完，顿时派对上鸦雀无声。其他的小孩都为我这番话羞红了脸。那次派对是在贝贝家办的，她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玩伴。多年后，她还一直责怪我破坏派对的气氛。不过，在我说得慷慨激昂时，大人也进来听了，还面带微笑。这次聚会是庆贺贝贝的父亲返乡，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在战壕里打了三年仗，最近因受重伤，几乎致命，才得以回家。他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你的观点很有意思，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这么说。至少，我们在另一间大厅吃饭时，没有一个人提出这种意见。不过，彼得，你不要觉得伯伯在批评你。你对克伦兹的看法或许没错，但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如果要做个特立独行的人，一定要有技巧，而且要很小心。伯伯建议你注意自己的行为，多为自己想想，惊世骇俗是不可取的哦。”

旁观者注定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所以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告诫。我已牢牢记住伯伯的话，但有时还是不免掉以轻心，写作本书时亦然。彼得·德鲁克第一部分来自亚特兰蒂斯的报告很久很久以前，有座城叫作亚特兰蒂斯，因城中的人骄傲、自大和贪婪而没入海中。有个水手在船触礁之后，发现自己身在其中。他发觉在这沉没之城中，还有许多居民，每个星期天，钟声响起，大家都到奢华的教堂做礼拜，为的就是希望一个星期的其他六天都可以把“上帝”抛在脑后，互相欺诈……那个从阳世来的水手，目睹了这一切，顿时目瞪口呆，他知道自己要小心，不能被发现，要不然，就永远见不到陆地与阳光，不能享受爱情、生命与死亡。第1章老奶奶与20世纪

1955年我回维也纳讲学时，已阔别家乡20载。上一次回维也纳做短暂停留，是在1937年从英国到美国的途中，在这之前，则很少回来。我在1927年念完大学预科，就离开维也纳了，那时的我还未满18岁，此后返乡，都是为了同父母过圣诞，而且每每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

因为讲学的缘故，我于1955年得以在维也纳小住。我到维也纳的第二天清晨，在下榻的饭店外散步，途经一家食品店，记得这家店在我小时候已是远近驰名。来维也纳之前，我答应妻子帮她带瓶奥地利酒，于是就走进去。过去我并非这家店的老主顾，所以已记不得是否来过。一进门，看到高高坐在收银机旁的，不是年轻的伙计，而是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太——过去，这是家常便饭，今天则是难得的景象了。她一眼就认出我来，随即大声地叫我的名字。“彼得先生，您能大驾光临，真是太好了！我们从报上得知您来讲学，还不知是否能见您一面呢。很遗憾，令堂在去年过世了，您那位安娜阿姨也作古多年。但是，听说令尊还挺健朗的。我们明年是不是真可以在维也纳庆祝他老人家的80高寿？您的汉斯姨父几年前在这儿得到荣誉博士学位时，那葛瑞塔阿姨也回来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为贵府服务，凭着这点交情，送篮水果和一张卡片到您下榻的饭店，该不为过吧？我们刚收到您那葛瑞塔阿姨的回信呢。这些女士真是通情达理。现在的年轻人啊，”她朝店里销售人员的方向点了点头，“已分不清轻重厚薄了。哎呀，彼得先生，您听我说，现在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您的祖母大人。她实在是好得没话说，再也没有第二个像她那样的人了。而且呢，”她微笑着说，“她这个人实在是太风趣了。您还记得她给侄女拍的结婚贺电吗？”她咯咯大笑，我也笑了。

虽然这件事是在我出生之前发生的，我还是了如指掌的。当时，奶奶因为无法参加侄女的婚礼，于是就发了一封电报过去，上面写道：

就打电报而言，务求精简，这是最适当而且最好的表达方式，故在此庄严隆重的一天，祝汝等：幸福快乐！

这件事因此在我们家族中代代相传。听说奶奶一直抱怨，她只不过写了四个字，电报费却高得离谱。

奶奶年轻的时候十分纤巧，娇小玲珑而且容貌出众。但是，我所看到的奶奶已是迟暮之年，看不出一点青春美丽的痕迹，不过她还留着一头亮丽的红棕色卷发，这点让她引以为豪。她不到40岁就做了寡妇，而且百疾缠身。由于得了一种严重的风湿热，造成心脏永久的损伤，因此好像老是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关节炎使她成了跛子，所有的骨头，特别是手指，都又肿又痛，加上年事已高，耳朵也不灵了。

但是，这一切却未能阻挡她到处溜达的雅兴。她风雨无阻地走遍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有时搭电车，不过多半步行。她的随身“武器”就是一把可做拐杖的大黑伞，她还拖着一只几乎和自己一样重的黑色购物袋，里面装满了一大堆包装得好好的神秘小包裹：有准备送给一个生病老太太的一些茶叶，为一个小男生准备的邮票，从旧衣上拆下半打“高级”金属纽扣打算给裁缝……

奶奶家中有六姊妹，每个人至少生了四个女儿，所以侄女就多得数不清了。这些侄女小时候或多或少都被奶奶带过，因此跟奶奶特别亲，甚至和自己的妈妈都没这么亲近。在她拜访之列的，还有从前的老仆人、贫困的老太太、以前跟她一起学音乐的同学、年迈的店主和工匠等，甚至连去世多年的朋友家的仆人，她都不忘问候。

有一回奶奶想去看住在郊外的“小葆拉”。这个老寡妇是奶奶已过世的表哥的侄女。她说：“如果我不去看这个老女人，还有谁会去呢？”家族中的老老少少，包括奶奶自己的女儿还有那一大堆侄女，都一律喊她“奶奶”。

不管和谁说话，奶奶的声音都愉快而亲切，并且带着老式的礼数。即使多年不见，她仍然记得人家心中牵挂的事。有一次，奶奶有好几个月没见到隔壁的女管家奥尔加小姐，再次看到她时，就问她：“你那侄儿近来怎么样？通过工程师考试了吗？这孩子可真了不起，不是吗？”她偶尔也会到老木匠的家里走动，并问他：“科尔比尔先生，市政府不是跟你们多课了些房屋税吗？后来解决了没有？我们上回见面的时候，你不是还为这件事心烦吗？”奶奶的妆奁就是这位老木匠的父亲做的。

奶奶公寓旁的街角常有个妓女在那儿拉客。奶奶和这个妓女说话一样是客客气气的。其他人对这妓女视若无睹，只有奶奶会走向前去跟她寒暄：“莉莉小姐，你好。今晚可真冷，找条厚一点的围巾，把身子包紧一点吧。”有一天晚上，她发现莉莉小姐喉咙沙哑，于是拖着一身老骨头爬上楼，翻箱倒柜地找咳嗽药，之后再爬下去交给那个妓女。在战后的维也纳几乎没有一部电梯可以使用，所以奶奶只好这样爬上爬下。

奶奶有个侄女就很不高兴，告诫她说：“奶奶，跟那种女人说话，有失您的身份。”“谁说的？”奶奶答道，“对人礼貌有失什么‘身份’。我又不是男人，她跟我这么个笨老太婆会有什么搞头？”“但是，奶奶您居然还给她送咳嗽药去！”“你啊，总是把性病当作洪水猛兽。对此，我虽无能为力，但是我至少可以使她的感冒赶快好起来，不至于让那些男人被她传染，得了重感冒。”

奶奶有个侄女咪咪，也许是曾侄女吧，是个小演员，演过几部电影和音乐剧。在一些比较耸人听闻的星期天报纸上，常可看到她的绯闻。

奶奶说：“希望他们不要再报道咪咪跟某人在她的闺房里打得火热这种新闻。”

有个孙女说：“奶奶，别假正经了。”“闹绯闻其实是她的手段，她还希望报纸大肆渲染呢，这样她才有戏可演。不然，像她这样歌声不怎么样演技又差的，哪有什么发展？希望她在受访时，别提到那些男人的名字。”“但是，奶奶啊，那些风流男子巴不得自己能因此出名呢。”“这也就是我最看不惯的——煽动那些老色鬼的虚荣心，让他们沾沾自喜。我觉得这和‘卖淫’简直没什么两样。”

奶奶的婚姻显然十分幸福。直至死前，她一直把爷爷的相片挂在卧房，每逢爷爷忌日，她一定闭门静坐。不过，听说爷爷却是个“多情种子”。17岁那年，有一次我在维也纳的大街上行走时，被一辆旧式豪华大轿车拦住了，坐在车后的女人摇下车窗，跟我招手。我走向前去一看，前面是司机，后座有两个女人，一个戴着厚厚的面纱，另一个身穿围裙，应该是女仆。

那个女仆跟我说：“夫人问，你就是斐迪南·邦德的孙子，是不是？”“是啊，他是我爷爷。”“他是我们夫人最后的情人。”说完，车子就扬长而去。

当时，我困窘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是还做不到守口如瓶的地步。这件事终于传到奶奶的耳朵里了。她把我叫进房里，对那戴面纱女人的事提出质询。“我想，她一定是达格玛·西格菲顿。我相信你爷爷的确是她最后一个男人。这个女人说来也是挺可怜的，实在算不上漂亮。不过，我敢担保，她一定不是你爷爷最后的情妇。”“不过，奶奶啊，”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一直都想跟奶奶说的话，终于找到机会说了，“爷爷这么风流，您难道不伤心？”“当然啰。不过，没有情妇的男人一样令人担心。这样，我就不知道他究竟跑到哪儿去了。”“不过，您会不会害怕爷爷一去不回？”“一点也不。爷爷一定会回家吃晚饭的。我虽然只是个笨老太婆，不过倒很清楚——胃也是男人的性器官。”

爷爷去世后，留给奶奶一笔为数庞大的遗产。但是，因为奥地利通货膨胀得厉害，奶奶还是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她本来有一栋两层楼的公寓房子，有许多仆人可以使唤，现在却住在从前家里女仆住的小房间，而且得自理家务。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却很少听她发牢骚，如果有的话，也只是抱怨风湿和耳朵不好，因此不能弹琴、听音乐。

奶奶年轻的时候，钢琴弹得极好，是克莱拉·舒曼的学生。她在老师的要求下，在勃拉姆斯跟前演奏过好几次——这是奶奶一生最光荣的一刻。当时有教养的女人是不能公开演出的，不过奶奶在爷爷去世后，自己健康尚可时，倒是常在慈善演奏会中露一手。马勒在1896年职掌维也纳歌剧院不久，在一次指挥演出中，奶奶也曾共襄盛举，担任钢琴的部分。但是自此以后，奶奶就不再公开露面了。一般维也纳人总喜欢那种热情澎湃的音乐，奶奶却嗤之以鼻，认为这种音乐鄙俗，说是给“炒股票”的人听的音乐。

事实上，奶奶颇有先见之明，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懂得欣赏近20年来才流行的那种听起来有点儿冷冰冰、无装饰音且讲求精确的法国曲风。她弹钢琴时，从来不踩踏板，不喜欢音乐中夹带着太多感情。我们这些小孩练琴时，奶奶总会坐在一旁。她对我们说：“不要光弹‘乐曲’，把‘音符’弹出来。如果曲子作得好，音乐自然会流泻出来。”像吕里、拉莫，特别是库伯兰等17、18世纪的作曲家，当时可是大冷门，奶奶却封之为法国的巴洛克大师。这些大师的作品在她指下，全成了一种冰冷、均匀，像是大键琴般的音色，而没有平台钢琴的那种回肠荡气。那些作曲家创作的时候，平台钢琴当然尚未问世。

奶奶的记忆力过人。有一次我在练习奏鸣曲的时候，奶奶从隔壁房间走来，跟我说：“把那小节再弹一次。”我照她的话做了。“这里应该是降D大调，你却弹成了D大调。”“不过，奶奶，乐谱上明明印着D大调。”“不可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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