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勃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试读：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统一与分裂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岔路口。在很多问题上，都面临着至关重要的抉择。
最关键的，也许是下面三个：
第一，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
第二，贵族政治还是官僚政治的问题。
第三，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关系的问题。
本书的头三篇文章，先对这三个问题作一简单梳理。后面提到的所有人和事，都是要放到这个背景下来理解的。
一、大分裂的时代
提到魏晋南北朝，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说，这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
这是一个事实判断。
从公元196年，曹操胁迫汉献帝迁都许昌算起，到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结束，整整三百九十四年时间，中间除了有西晋短暂的例外，天下一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习惯上，也把这个时段称为“四百年的大分裂”。实际上，考虑到至晚从董卓进洛阳算起，东汉的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处于半独立的状态，而隋的国祚短促，隋唐易代之际，又是一种割据战乱的景象，分裂的年头，还不止四百年。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因为，如果天下同时存在许多小国，大家彼此相安无事，或者虽然有事，但至少没有搞到对邻国必灭之而后快的地步，那么，这个年代大概就会被称为各国独立的时期。
比如欧洲加起来，和中国是差不多的面积，却至今同时存在那么多国家。但并不必说，欧洲是分裂的。
使用“分裂”这样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词，其默认的前提是，只有统一状态，才被认为是正常的，合理合法的。
近代以来，是欧洲先进中国落后。国人痛苦地面对这个事实，于是有了各种反省。反省的过程里，想象力简直发挥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步（有趣的是，照有的反省家的说法，缺乏想象力，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弊病）。比如有了一种说法，欧洲独立而竞争的小国，给欧洲提供了充分的活力；而大一统的天朝，就不免死气沉沉。
这一说本身倒还不失为理解问题的一个视角。但问题是有人还进而质问，中国人一听说分裂就愤怒，却从来不反省，为什么一定要统一。
这么说，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赤裸裸的诬蔑了。
二、周制还是秦制
有史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大概可以归结为两套模式：据说由文武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所创立的周制，和战国以来逐渐形成，在秦始皇手里集大成的秦制。
周制的特点，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往往称为分封制），实质上就是给地方相当大的自治权力。
秦制则是反封建的，坚决大一统，“以天下为郡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在中央的领导和监管下运作。
秦统一之前，山东六国未必喜欢被统一。秦汉统一之后，很长时间里各地的独立意识也还相当强。降及东汉末，四百多年大体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个体制的弊端也暴露得比较充分。
于是从汉末到魏晋，很多人都开始反省了。比如编年体断代史《汉纪》的作者荀悦，比如曹魏的宗室曹元首，而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堪称一代文豪的陆机。
陆机有一篇论文，叫作《五等论》。因为根据儒家讲述的历史，周朝的封建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所以“五等”也就是封建的别名。其中说道：
见绥世之长御，识人情之大方，知其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安上在于悦下，为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劳”，孙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乐，则己得与之同忧；飨天下以丰利，而己得与之共害。
这段是分析人性。大概意思是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想天下长治久安，就要让天下人都得利。所以，满足大家的利益，才符合天子的利益。那么，怎样才能满足大家的利益呢？
利博而恩笃，乐远则忧深，故诸侯享食土之实，万国受传世之祚。夫然，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平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
所以，就该把天下分割成一块块的，封给那些诸侯（“诸侯享食土之实”），让他们世代相传（“万国受传世之祚”）。于是，诸侯知道这些土地实实在在就是自己的，一定会用心打理，也就会善待土地上的人民（“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人民知道这家侯爷会世代统治自己，也就会对之有发自内心的崇敬（“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于是，和谐美好（“世平足以敦风”）而抗风险能力强（“道衰足以御暴”）的社会，也就构建出来了。
从这番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陆机的议论是从人性自私的基础上发出的，他引用了很多先贤的议论，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立论的。有的反思家说，18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第一个提出，人出于自私目的的行动，可能最终得到一个有利于社会的结果，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给了人的私欲以合法性，而这也是现代西方的动力之源。这实在是相当扯淡的说法。在基督教传统里，提出这一点也许有振聋发聩之效，但对中国的老祖宗而言，这从来不是什么不传之秘。
当然，这也反证了，适度肯定私欲当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诸多其他条件相配合，光有这么一条理论，影响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抬得太高不合适。
第二，陆机的议论虽然确乎首先是为皇帝考虑的，但民生也是他很关心的问题。这篇文章里还提到：封建君主，施政时考虑自己的利益（“五等之君，为己思政”）；郡守县令们，则是在为别人打工（“郡县之长，为吏图物”）。所以对这些中央任命的地方官而言，不停折腾，才能以最快速度取得最多政绩（“进取之情锐”）；让老百姓享受到实际的好处，好名声却也许要到卸任之后才能获得（“安人之誉迟”）。所以侵害百姓而让自己获益，是在职官员从不忌讳的行为（“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实际效果很糟糕但适合传播炒作的事，大家都很乐于去做（“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这些都显然是基于秦汉时期大量存在的事实，发出的很沉痛的议论。
陆机等人揭出的秦制的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没有人能够否认。但问题是，他们开出的周制的药方，疗效就只能说“药到命除”了。
三、分裂的代价
西晋的一个特点，就是恢复封建制。普天之下，又重新出现了一个个诸侯国。当然，有的学者认为，西晋的诸侯国从根本来说还是和周制下的那种有很大区别的，错就错在皇帝不该再给诸侯王军事权力（当时的说法叫“都督某地诸军事”）。好吧，虽然他们把这事儿说得有点绕，但结果也没啥不一样的。
总之，这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拥有事实上独立的地盘的王爷们，很快开战了。
几乎自相残杀，屠戮殆尽之后，各族胡人登场。他们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政权，但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和自己的邻国和平共处。
公元4世纪，短短一百年间，将近二十个政权，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四川盆地建立起来，又纷纷迅速灭亡。
五胡十六国，匈奴、鲜卑、羯、氐、羌，一成（成汉）一夏（大夏）二赵（前赵、后赵）三秦（前秦、后秦、西秦）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五凉（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对今天的学生而言，只是难以记忆的专有名词，而对身处其中的人们而言，都是真真切切的修罗场。
每一个政权的兴废，都意味着一系列恐怖的屠杀。失败者往往被屠戮殆尽，胜利者也毫无安全之感。动荡之中没有人还能够继续生产，于是开始缺粮，每粒米都变得贵如黄金。于是有人因饥饿而倒下，很快成为了别人的食物，而吃人者很快也成为了别人的食物。
这时中国北方的人口，据葛剑雄教授相当保守的估算，是死亡了四分之三。
2012年的电视剧《兰陵王》，开头是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渔夫在吃鱼的时候，发现鱼肚子里是人的手指，吓得惊慌失措。然后他被告知，这是因为大量死者的尸体，被抛入了黄河，为鱼所食。
鱼腹中吃出手指来，这个史有明文；渔夫会因此大惊小怪，却完全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现代编导的想象。那已经是魏晋南北朝的末期了，那时的人们，对此类事件经历太多，能对着这根手指发出一声叹息，就算是有些小清新情怀了。
于是，相比这样的人间地狱，大一统政权的专制腐败，也就显得不那么难以容忍了。
到了唐朝，天下重新一统，又有人重提封建的事。柳宗元奋笔疾书，著《封建论》力驳此说之荒谬。他极力证明，社会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封建体系就是那个简单社会的产物。到了商汤、周武王的时代，它就只是一个暂时还无法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汤、武之所不得已也”），而并不代表什么政治理想（“封建非圣人意也”）。到了更复杂的阶段，它就更加完全不切实际。实行郡县制，由于糟糕的政策，固然仍可能导致动乱（“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实行封建制，却是无论采用什么政策，都必然导致动乱（“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再到宋朝，苏轼写《秦废封建》：
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指之前关于封建和郡县优劣的各种讨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到这一步，要郡县（中央一统）不要封建（地方自治），在知识官僚那里算是基本达成了共识。古代的普通老百姓倒未必能理解“统一”这么有高度的问题，老百姓有切身体验的，是太平和战乱。
两相比较，结论也很明确。一位无名诗人的诗句，被无数人反复引用：
宁作太平犬，勿为乱离人。
这是立足于现实，对抽象的反思之反思。为什么要统一？是四百年尸山血海打出来的觉悟。
四、为什么国家林立就意味着战乱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依托大河发展起来的文明。而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之间，往往是这样一种关系：利益相关性很高，但同一性很差，所以就很容易有矛盾爆发出来。
远的例子，可以看到齐桓公葵丘之盟。有一条盟约是“毋雍泉”，就是强调别在河流上筑坝。因为枯水季节，上游的国家筑一个坝，下游就可能没有水喝；而水流量大的时候，下游的国家筑坝，又可能引发上游的洪水。然后，两国间的战争就爆发了。
齐桓公强调这条，是希望以国际霸主的身份来协调解决此类问题。而霸主的权威还不够大，所以那时还是战乱不断。
近的例子，则不妨看几年前的一则新闻（如果愿意的话当然还可以找到一堆类似的新闻）:2012年12月31日，山西长治市的一家化工厂发生苯胺泄漏事故，污染物顺流而下到了河北。但是，山西省的有关部门没有立即向河南、河北通报这件事，直到五天之后，这两个省份才知情。
有人开玩笑说，要是搁春秋时期，这事就够引发中原大战了。现在有中央政府镇着，这样的事虽然仍极端恶劣，但是协调解决的成本，无论如何要小得多。
而且不得不承认，掠夺扩张，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文明只能控制而不能消灭之）。身边有个富裕的邻居，往往是忍不住要抢的。
除非，存在着一种什么障碍，可以让主动进攻抢劫者吃亏。
但这种障碍，古代中国基本是没有的。恰恰相反，它的地理形势，还对某些地方的抢劫者特别有利。
大体而言，发展经济的话，下游比上游有些优势，因为下游的冲积平原出产往往更丰富，而且下游如果需要上游的某些物资，那么顺流而下的船舶，基本什么都能运过来。但上游想要下游的东西，那物流成本就太高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运作，一般就只能以轻而小的奢侈品为主。
但如果开战的话，优势反过来了。河道成了上游的后勤补给线，而下游逆流仰攻，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很快就要面临没饭吃的问题。
所以，下游先发展，上游来征服，世界范围里看这都是一个很常见的模式。
在埃及，来自尼罗河谷（上埃及）的蝎子王纳尔迈，征服三角洲的下埃及，建立埃及的第一个王朝，后来埃及的一连串王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体都是这么一路走来。
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是率先跨过文明门槛的人群，他们生活的地方，已经临近两河的入海口。然后，中游的巴比伦成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再然后，又是来自上游的亚述统治这片土地。
比起那两个更古老的文明，中国的疆域辽阔得多，牵涉到的变量也更多得多，但上下游间的关系，仍然是核心问题之一。
在北方，关中平原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帝王基业，洛阳盆地也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如果成就事业者的根据地在这两块地盘之外（比如曹操），其军政才能就会获得额外的称道。
马匹产地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尤其是马镫发明之后，骑兵在古代战场上几乎无敌，而北方的大平原，又是最适合骑兵发挥优势的所在。所以譬如代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北部及河北西北部）、河北这样的地方，也就格外重要了。
北方统一之后，眼光投向长江流域。长江最重要的支流汉水发源于陕西的秦岭南麓，控制了南阳就控制了汉水上游。另外，控制汝南则控制淮水上游，控制山东则控制泗水上游，总之，相对北方而言，南方就是下游。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过许多次的北方大规模南征，从汉末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开始算起，西晋太康元年（280）的灭吴之战，东晋太元八年（383）的淝水之战，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的瓜步之战，隋开皇九年（589）的灭陈之战……南下路线，总是大同小异。取得最终成功的两次，都是下游渡过淮河，在长江北岸进逼，使得南方不敢妄动；上游取得襄阳，然后大军顺流东进。于是，南方的都城南京很快就成了一座孤城，这时北方就可以轻易完成最后一击。
总之，只要北方自己的内部矛盾能解决好，南征基本是轻车熟路。后来的蒙古灭南宋，清军灭南明，大体也遵循同一种进攻套路。南方如此美好，灭她又是如此容易，北方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让我如何不想吞了她？
五、为什么欧洲不统一
当然，也可能还有人会这样反思，为什么在欧洲，就可以保持各国独立的状态，而不是非得打到统一才能获得和平？
这个问题当然不容易解答。但若简单归结为“国民性缺陷”“契约精神缺失”之类，显然也是草率的办法。
欧洲有很多的特殊性。
首先就是，欧洲和古老的大河文明根本不同。除了伏尔加河算是例外（以伏尔加河为母亲河的俄罗斯本身也是欧洲的例外），欧洲又没有大的河流，多瑙河2850千米，莱茵河1232千米，在世界长河里，根本排不上号。
欧洲地形崎岖，一道道山脉切割出小块小块的平原。八爪鱼似的大陆伸出去许多半岛。每个大的半岛，都天然适合成为独立的国家。紧挨着大陆的不列颠岛，当然更是如此。拿张中国地图比较一下，差别一目了然。
欧洲的森林覆盖率还很高，黄河流域哪怕是生态没被破坏的上古时期，也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在中国缺少遮蔽的平原上，建立城市倒是比较方便。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欧洲是遥遥领先的。在欧洲，是小红帽去森林里看外婆；在中国，则是白素贞进城来找男人。民间故事的不同风格，很能反映背后的环境差异。
少大河，多乱山，到处丛林密布，在古代社会，这些都构成了人类迁徙交流的巨大障碍，自然更是统一的巨大障碍。
而且，欧洲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明。很长时间里，它是作为一个较落后的存在，而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相邻的。所以它的边缘地区，就很容易产生一种离心力。
凭什么西班牙就要和欧洲内陆联为一体而不是融入北非了？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可比翻越比利牛斯山轻松便捷多了。
凭什么希腊就不能和小亚细亚是一个整体？横过希腊中部的品都斯山脉，本就经过爱琴海与土耳其南部的托罗斯山脉相连，早在古典时代，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沿海，本来就共同构成了希腊世界。
事实上，西班牙、希腊甚至意大利南部，就都做过诸如此类的选择。而且要注意，这些地方是欧洲的边缘地区，但在当时，却绝非落后地区。
而中华文明的周边，除非接受中国的影响，没有谁跨过了文明的门槛。中心意味着发达，边缘意味着落后，很长时间里是中国人对天下根深蒂固的认知。所以，边缘地区就算存在着一些离心力，也很少会有这种来自外部的吸引力。
然后，基督教发挥着和儒家思想完全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它垄断着欧洲教育，却并不积极培养以行政工作为本职的文职人员，结果是导致那时欧洲的政府（如果可以称之为政府的话）执行力极差；另一方面，它又是个普世宗教，所以要求王公们至少要有全欧洲的视野。
结果就是，英国国王还搞不定不列颠的时候，已经在觊觎法兰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德意志还根基不牢的时候，已经想染指意大利。这种眼高手低的毛病，使得近代以前，连地区性的统一都难以完成，遑论整个欧洲了。
另外，国人往往不大注意一个西方人自己很乐于承认的事实：古代欧洲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很落后的。我手边的一种美国教材甚至称：“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按，中世纪早期的下限，一般划在公元10世纪末）仅有一些不大的部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经济。”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就意味着仅就社会组织化水平而论，公元后1000年的西欧（尤其是现在最发达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甚至还不如公元前1000年的西周。在这样贫弱的基础上，当然不能建立尤其是不能维持一个长时期的大一统政权。所以古代欧洲不统一，至少部分是落后造成的。而近代以来的欧洲，又发展得实在太快。焕然一新的所谓“现代性”使得古代社会的那些规律纷纷失效，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欧洲的道路独一无二，它最终开辟出来的境界，可以赞佩羡慕，但实在无法复制照搬。自己的路，终究还是只有自己走。
摸着石头过河，其此之谓欤？
晋代衣冠成古丘——贵族还是官僚
《水浒传》第十九回，阮小五面对围剿的官军，慷慨高歌：打鱼一生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这首曲子，古人听来解气，现代人则大抵是觉得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革命很不彻底。
但设身处地地想，古人大概也并不糊涂。所谓“历史局限性”，往往都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一、贵族社会结束后的新问题
和前面所说的封建和郡县密切相关的，还有一组概念，就是贵族和官僚。
封建体制下，贵族握有大权。一般说来，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封地。尽管他们要对某些更高级别的贵族称臣，但在封地上，他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不论什么事务他都有权处理，不存在什么军政、民政、经济、文化之类的分工。他终身享有这些权力，而且可以传诸子孙。
而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出现得则要晚得多。贵族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官僚们常常心底很渴望，但并不能真的获得。理想状态（idea type）下的贵族和官僚，会有如下的区别：
用政治学的术语说，就是贵族和他拥有的那些行政资源是合而为一的。甚至于，更高级的贵族（比如天子或国王）可以杀死他，却不能剥夺他的贵族身份，死，他也还是以贵族的身份去死的。
官僚和这些资源却是可以分割的，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在位的话，权力是你的，时机合适你可能呼风唤雨。但不论因为什么原因，只要你离开了岗位，那这一切就都和你无关了。
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官僚取代贵族的过程。按照秦始皇的理想，最终大权独揽而能够传之万世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自己。
秦朝二世而亡，但祖龙魂死业犹在，始皇帝的这个梦，历代帝王，总是要力所能及地做下去的。
这样，古代中国的皇帝、官僚和民众，就构成了这样一种三角关系：
皇权要靠官僚系统才能体现，官僚系统则要在皇权之下才有合法性。从这点上说，他们是一伙的。民是他们剥削的对象。
理想中的官是不世袭的，民通过各种途径是可以成为官的，官民身份随时可能互换。从这点上说，他们本是同根生。只有皇帝是代代相传的，地位超然。
正因为皇位代代相传，所以皇帝希望自己的江山长治久安，老百姓当然也普遍渴望太平年月。从这点上说，他们有共同利益。倒是官员往往喜欢捞一票就走。所以，皇帝会跟官员宣讲“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道理，很有为人民代言的样子；而老百姓有点“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理，也就不奇怪了。
比较理性的时候，皇帝有两种心态：
第一，天下是自己的，而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对民还是要好一点，至少不能弄得民不聊生。
第二，官员实际上是自己家的临时工，而临时工是不可信任的，所以要加强监管。中国古代的官制，什么行政、立法、司法的分立，是没有的，但却确实有一个相当独立的监察系统。而且国家的纲纪，条条款款，针对官员的，至少不比针对老百姓的少，叫作“王法治官不治民”。
不考虑那些高尚的例外（这类例外绝对数量并不小，但相对比重恐怕还是不高），官员也是两种心态：
第一，既然我是临时工，那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且与其长期效益好，不如任内效果好；与其真的干得好，不如让雇主觉得我干得好。前面引的陆机的文章所指出的种种问题，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第二，为什么我就只能是临时工？更多的权益更好的保障更少的监管，才是更合乎理想的状态。
总之，正像韩非子说的，“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既然是做买卖，就免不了讨价还价的环节。皇帝希望给官员更少的待遇而除了实现自己的意志官员啥也别干，官员则当然希望更好的待遇和待遇之外更多的牟利机会。这样一来，官僚系统和皇权之间，就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
二、士族的扩张
秦汉时期的官员们已经很清楚，直接要求自己也可以政治权力世袭，恢复贵族时代的那种局面，是皇权所不能容忍的。
但是，贪污一点钱，求田问舍，用于自己家族在社会上的发展，皇帝就不会太干涉了。
这一层，秦国大将王翦对秦始皇的一番话，说得最清楚：“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所以趁大王您用得着我的时候，“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
而始皇帝的反应是“大笑”，臣下这点小算盘，还是可以谅解的。
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累积的结果，就是西汉和东汉的社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所谓：
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
这是夸东汉。换个角度看，则是家族门第在两汉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
西汉也有大家族，但这些家族和朝廷几乎是对立的关系。政府里是所谓“布衣将相之局”，充满了给中下层出身的人的机遇。甚至于，皇帝娶个外围女当皇后（汉武帝娶卫子夫，汉成帝娶赵飞燕），也没什么人废话。
到东汉，官僚和强宗大族，就是合作的关系了。旧宗族基本被官方消灭了，官员发展自己的家族势力成了新的豪强，而这些新兴家族的成员又成了官员的候补梯队。至于战国到西汉一直最活跃的单身游士，反而变得没什么地位（“一夫之用，不足为强弱”）。至于婚姻关系，门当户对是最重要的原则，东汉的皇后，基本就来自几个开国功臣的家族。东汉的皇后，除了光武帝的郭后（当时天下还未定），安帝的阎后（安帝是以旁支即位的），灵帝的宋后和何后（天下已经乱套了），都来自南阳的阴、邓两个家族和西北的马、梁、窦三个家族。光武（郭、阴）明帝（马）章帝（窦）和帝（阴、邓）殇帝（一百天时即位，两岁驾崩，没有皇后）安帝（阎）顺帝（梁）冲帝、质帝（都是小孩，没有皇后）桓帝（梁、邓、窦）灵帝（宋、何）
这些大家被称为士族，写作世族和势族亦无不可。三种不同的写法，刚好说明其三个特性：“势”是说他们有权有势；“世”是说他们有来历有年头，不能是暴发户；“士”则是说他们有文化。所谓东汉的“儒者气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家族的气象。
儒家本来就重视宗族关系（“亲亲之道”），东汉按照儒家的理想选拔官员，就有两个标准显得特别重要：一个是道德表现，一个是经典阅读。
道德的高低不容易比。比如，要想被“举孝廉”，你孝顺廉洁的名声哪里来？就需要作秀，更需要炒作。后来被称为“二十四孝”的故事里，好些都是东汉的：
郭巨家里很穷。有个三岁的儿子，他的母亲曾减食给孙子吃。郭巨对妻子说：“穷得妈都养不活，儿子又分母亲的食物，还是把儿子埋了吧。儿子可以再生，母亲不可复得。”于是就掘了个三尺多深的坑，突然见到黄金一釜，上面写着：“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姜诗事母至孝；妻子庞氏，对婆婆也特别恭谨。母亲喜欢喝江水，庞氏就走六七里路打江水来给婆婆喝。母亲又嗜好吃烤鱼，夫妇常烧给她吃。这一天，房子旁边忽有涌泉，味道就和江水一样。泉眼里还每天跳出两尾鲤鱼，保证姜家的餐桌供应。
这些神头鬼脑的故事，不是说真的穷人就一定碰不到编不出，但有财势的宗族，编上这么一个，然后迅速找强力人士配合宣传，从而造成社会影响，可能性总是要大一些。
另外一些主人公身份比较明确的故事，这点体现得更明显：
陆绩六岁的时候，到九江见袁术。袁术拿橘子款待他，陆绩就把三枚放进怀里。辞行时，橘子掉了出来。袁术说：“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陆绩跪下来回答说：“这是我母亲爱吃的，所以打算带回去孝敬母亲。”袁术大为惊奇。
陆是吴四姓之一，陆绩他爹陆康做过好几任太守（汉末的郡守和今天类比的话，大概处于低于省长但高于地级市市长的地位）。袁术出自汝南袁氏，更是有名的“四世五公”（四代人有五位做到三公）的家族。这件事，怎么看都像是两大家族配合演出的一场戏。
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经常在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但王祥对继母仍很孝顺，继母想吃新鲜鱼，天寒地冻的时候，王祥就脱下衣服躺在冰上，希望用体温解冻。冰突然自动融解，双鲤跃出。
这个王祥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东晋时影响巨大的琅邪王氏的老祖宗。
那时的传播资源有限，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族间的口碑。举孝廉这么玩法，当然也就只能是“家贫无孝子”了。
选官的另一个标准是看经学，也就是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但东汉的经学，和西汉也有很大的不同。班固说过一段很中肯通透的话：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
西汉读书比较便宜。即使是个普通农家子弟，冬天农闲的时候也可以去读书，三个冬天读下来，一部儒家经典就算学通了。所以在西汉的时候，公孙弘这样放了半辈子猪的人，也可以因为通儒学而被举贤良，并一直做到丞相的高位。
到了东汉，这就完全不可能。因为一代代学者已经给经典做了连篇累牍的注释，几个字可以解释出几万字来。现在光读经典没有用，这些注释你都要熟读背诵，你必须从注释中寻找正确答案。那时纸虽然已经发明，但还远未普及，几十万字注释就得搜罗许多车竹简在家囤着，这真是件烧钱的事。至于读书，得把一辈子搭进去（“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更是穷人赌不起的。
打比方说，西汉经学像是二十多年前的高考，上课听完，各自回家复习，然后考试去；东汉经学则像现在的高考，要给孩子报一圈辅导班，还有各种靠钱堆出来的“素质教育”。于是穷孩子吃亏，也就不可避免了。
于是，东汉就出现了一些世代研究某部儒家经典，从而世代能当大官的家族。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袁术、袁绍家族，他家就是专攻《易经》；再如弘农杨氏（著名的聪明人杨修就来自这个家族）, 《尚书》研究就是他家的特长。
这样，官僚的行政资源虽然不能世袭，但是他可以把行政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传给下一代，然后再通过社会资源的优势，在行政资源的竞争中稳占先手。
这条曲线救国的路，到底是走通了。就在曹丕逼汉献帝让位的那一年，一个划时代的制度出台了，那就是九品中正制。
三、九品中正制
九品指人的品级，可以简称“人品”。另外，当时也出现了“官品”，也分九个品级。但九品中正制的九品，是指前者。
九品的源头，一般是追到班固。《汉书》里有一篇《古今人表》，把古今人物分成了九个等级，选一些例子介绍如下：
上上圣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周公、孔子……
上中仁人：女娲、伯夷、管仲、颜渊、孟子、荀子……
上下智人：仓颉、少康、百里奚、介子推、董狐、乐毅……
中上类：秦穆公、程婴、老子、伍子胥、勾践、商鞅……
中中类：齐桓公、扁鹊、孙子、列子、孟尝君、荆轲……
中下类：吴起、庄子、秦始皇、李斯、陈胜、项羽……
下上类：宋襄公、专诸、智伯、庞涓……
下中类：丹朱、夏桀、太康、赵括、秦二世……
下下愚人：蚩尤、共工、后羿、商纣、妲己、夫差、赵高……
也有学者指出，还可以上溯得更早一些。这不奇怪，喜欢给人分等级，本是人的天性。选择“九”这个最大的个位数，也是很自然的反应。欧洲中世纪最后的大诗人但丁写《神曲》，把西方的古今人物各归其位，也是地狱、炼狱、天堂各分了九层，可说是不谋而合。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国家新设了一种官职，叫作“中正”。选拔人才的时候，就由中正官把人按照上上（一品）、上中（二品）、上下（三品）、中上（四品）、中中（五品）、中下（六品）、下上（七品）、下中（八品）、下下（九品）来分类。
而这种人的品级，就成了之后他们官职品级的依据。
和汉朝的察举制比，九品中正制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举荐人不同。察举制是由地方官来向朝廷举荐人才，而地方官的任命，一般说来要讲究“避籍”。也就是说，这位长官是外地人：他上任之前，和本地的士族本没有什么关系，将来他总是要升职或调任或退休的，那就和本地士族也脱离关系了。
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能排除他会偏袒士族，但必要性总小得多。毕竟，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朝廷对他的考核，他和本地士族固然有合作关系，但也难免有冲突矛盾。
中正就不同了。中正官基本都是由中央的官员兼任的，而“各以本处人任”。他本来就是当地士族的成员，评定人物时，他如果不对士族有额外的照顾，将来自家孩子要选官，而中正换了别人，他怎么指望别人会照顾他呢？
这样，人才选拔权就由中央派驻地方政府的代表，转移到各地士族进入中央政府的代表手里。
在东汉地方官察举的情势下，士族已经全面占优；现在，朝廷更是一溃千里。
然后，举荐标准不同。东汉的察举标准虽然已经明显向士族倾斜，但是多少还遮遮掩掩，表示要公平公正地从全社会选拔人才，贫寒子弟也确实还有些出头的机会。九品中正制就连这层伪装都撕掉了。到了西晋，更是公开提出：“二品系资”。
二品是指人品被评为上中品（二品）。由于上上品本是留给圣人的，大家都表示谦虚，以为如今所不能有，这个最高品一直空缺，所以上中品也就成了实际上的最高品。
所有品级中，是三到九品拢共算一类，而这个最高品单独算一类。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
将来是否有良好的仕途，这个二品是基本前提。有了二品，就可以做五品以上的清官，甚至“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而三到九品的人品，就只能在六到九品的官员岗位上沉沦。至于那些根本没资格被中正品评，人品没品的，就只能老老实实去服徭役做苦力了。
而所谓资格，其实就是门第。就是说，要想被评为人品二品，一定要出身大家族，不然德才兼备也不行。
这样，魏晋士族终于取得了秦以后其他任何朝代的大家族梦寐以求而不能得的东西，他们的特权得到了体制的公开承认和保障。
他们几乎又已经是贵族了。
四、毕竟不是贵族
说士族几乎是贵族，当然也就是说，他们毕竟还不是贵族。
因为，像西周，或者中世纪西欧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贵族要想存在，是必须要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
这里不得不说，国内中学历史教学中，有些概念相当自相矛盾，以至于在专业历史研究中，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这些概念了，不过问题是专业研究和中学教学之间几乎没啥交流。
封建作为一个古老的汉语词语，指的是西周那种行政权分散的社会结构；即使现代所说的封建，它的英文对译词是feudalism，也是指一种行政权分散的社会结构。
所以封建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会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根本就是一个没法说通的提法。
多数人只在中学教科书上读到郭沫若先生的“战国封建说”。其实，中国啥时候进入封建社会，当时各种争论，堪称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往上，有推到西周的，这是配合传统的封建概念的提法，其代表人物比如范文澜先生。
往下，也有说秦汉是奴隶社会，魏晋才进入封建社会的，这当中不乏何兹全、王仲荦、唐长孺这样的大家。这么分，是追求和欧洲大致同步，因为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中世纪是封建社会（当然，现在西方人连这个其实也不大认可）。
说魏晋才进入封建社会的学者，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当时人身依附关系和庄园经济（feudalism的含义本就和庄园有关）都大大发展，看起来和欧洲中世纪颇为相似。
很多士族都拥有自己的依附民，当时的称呼五花八门，叫什么“部曲”“佃客”“荫户”之类的都有。部曲、荫户为士族服务，但不向国家缴税或承担任何其他义务。在官方的户籍统计中，这些人根本不存在。
南朝宋建立的时候，国家登记的人口是590万，大概只相当于今天上海市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南方最后的政权陈灭亡的时候，整个南方的账面人口只有200万，今天苏南的任意一个地级市，都远不止这个数字。当时的战乱虽然导致了规模巨大的死亡，但人也不应该少到这个地步，原因就是士族挟藏了大量人口。
很多士族还拥有不止一个巨大的庄园。我们拿著名文学家，出身第一流士族的谢灵运做例子。大家都知道，谢灵运有句名言：“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这话听起来是夸曹植，但曹植已经死了一百多年，其实还是夸自己：以为天下才子加起来，也不过和自己打个平手。但说到财产，他的语气倒很谦虚。他在《山居赋》中写道，人不能太贪，“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也不是非追求不可的东西，守着自家园林过过恬静的隐居生活，其实也是很好的。
就是这个他用来“抱疾就闲，顺从性情”的园子，有人考证，南北绵延长约四十里，东西距离宽狭不一，总之大概折算下来，总面积约六百平方里！里面名山秀水、珍禽异兽无所不有。为了让大诗人更好地游山玩水，他家的奴仆数百，开山伐木。以至于地方官员看到谢灵运率领的旅游队伍，曾误以为是山贼出动。
谢灵运当然不是个例，当时的士族都对圈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江浙地区有点经济价值的山林湖泊几乎被他们分光占尽了。朝廷隔个几年就要出台一次政策禁止此类行为。同样的政令出台如此之频繁，可见朝廷之重视，自然也可见政策之无效。
拥有这样的庄园，谢灵运之流如果真想关起门来过日子，一切全靠庄园的出产供应，不与外面的世界发生任何经济交往（“灌蔬自供，不待外求”），大概也确实可以的。
这里又要说一下另一个常见的自相矛盾的提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在一个足够大的庄园内部，可以有一些简单的生产分工，同时出产人衣食住行所需的各种产品，从而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
而小农如果是指个体农民的话，那他显然不可能生产自己的全部日常所需，他肯定是要依赖交换的。所以真正的小农经济，反而不可能自给自足。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古代大多数时候，在中国的农村，集市一直相当繁荣。商品经济之发达，远非同时期的欧洲所能比拟。只有在这个时代，小农经济萎缩，商品经济也跟着被打退到近似欧洲的水平。
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这个时候的人，不那么用得到钱了。魏文帝曹丕曾经发布过诏令，说汉朝的五铢钱不要再用了，大家就拿布帛做交换媒介吧。汉代大量使用黄金作为货币，这个时代黄金却几乎消失不见。汉代给官员发的工资是钱，这时却往往是直接给一块地（叫“禄田”），或者安排几个劳动力（“力役”）为你服务就算了。而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中世纪早期，也是几乎没有货币的。
谢家这样规模的园林在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但如果和欧洲的贵族庄园对照，那就不难找到相似之处。不过当时欧洲的贵族多半是文盲，不可能有谢灵运这样华丽的文学描写罢了。另外，封山锢泽是欧洲一向的传统，中国却把这当作劣迹，皇权重振之后，皇帝为了彰显对百姓的爱心，大抵是要主张任凭人民自行开发，鼓励开山伐木或者围湖造田的。那么，贵族的私有财产会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公有地悲剧”则不免在中国发生，环境以飞快的速度遭到巨大破坏。
但刨去这些表面的相似，毕竟还有根本的不同。
正像秦汉那样的大一统帝国不是封建社会一样，即使是魏晋，也仍然不是封建社会。
马克思的论断仍然是很有说服力的。西欧中世纪的领主的“家庭的历史，他的门第的历史等等，这一切给他把土地占有制个性化起来并且把土地占有制正式地弄成他的门第，弄成一个人格”。
伟大导师的话简单概括，就是他们因为占有土地，于是就有了贵族身份。
但对魏晋士族来说，门第可以帮助他们更快更方便地掠夺吞并土地，却从来不是因为有了土地，就能提升自己的门第的。
即使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东西仍和秦皇汉武的时候一样：政治权力。
毕竟，有些事情，经历过了，就回不去了。
秦汉那样的大一统帝国虽然崩解，中国也不可能真的回到封建体制那种把权力分解到地方，各地贵族并不特别频繁往来的状态。
而且当时的士族还必须应对胡人入侵的问题。众所周知，应对外敌入侵向来是政府扩张权力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欧洲长期没啥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原因就是“非同寻常的安全性是欧洲文明的基本因素”（马克·布洛赫语）。
最重要的权力也许已经不属于皇帝，但仍然属于中央。
所以士族们仍然不断地在往首都集中。比如在东晋，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是五个最重要的家族，那正是因为他们先后主导着中央决策。
写《山居赋》的谢灵运，展示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流露出深深的失意。这绝不是出于文人那种“万物皆堪落泪”的矫情，而是因为当时他已经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谢家的堂前燕子，早晚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从这个意义说，出仕的士族，可以称为“贵族化的官僚”。但再贵族化，终究仍是官僚。
五、皇权，也是一种必要的恶
大一统皇权有多少毛病，当时人已经认识得很深刻。有个叫鲍敬言的人，写过一篇《无君论》，虽然现在已经只剩只言片语，但什么“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 “无道之君，无世不有，肆其虐乱，天下无邦。忠良见害于内，黎民暴骨于外”……已经可以看出，骂得真是非常解气。
但问题在于，或者说可悲之处在于，有时候，一个东西你不能只看到它的存在造成了多少麻烦，还得看到，如果没有它，又会产生多少麻烦。
有的历史书上爱讲什么君权与相权之争。其实总体而言，相权在君权面前微弱得很，皇帝废掉丞相，甚至干脆撤销丞相这个职位，都未见得是多难的事情。
真正构成皇权的劲敌，甚至于，除了皇权都难有什么东西对它加以制衡的，是整个官僚系统，而不是哪个具体的官。
皇权对于官僚系统发挥着两个作用：一个是对官员进行监督；一个是协调不同官僚派系间的关系，造成一种平衡。
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是一个死硬的共和派，这导致他对皇帝怀有很大的偏见。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提比略、克劳狄这些罗马皇帝都被他丑化了，人家本来还算是相当能干的政治家，甚至尼禄，也没有不堪到塔西佗描写的地步。
但即使是这个塔西佗，也不敢奢望皇帝消失，罗马回到元老院说了算的状态中去。因为他知道，不论有没有皇帝，罗马都已经是一个empire，也就是现代中文所称的“帝国”了。
——所谓帝国，是指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属于不同民族，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武力征服。和有没有皇帝，本来关系就不大。顺带一提，现在人喜欢汉帝国、唐帝国的叫，感觉很拉风，霸气侧漏的样子，其实古籍中，是很少有这类提法的（“帝国”这个词当然是有的，不过是指只存在于幻想中的五帝时代的那种高尚的政治制度，含义和现在完全不相干）。
帝国内部的矛盾如此之多，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皇帝在，各方矛盾可以被拉回到谈判桌上来，可能被逼到宫廷的阴暗角落里去，但总还不至于被释放到战场上。
这一层道理，中国和西方没什么不同。强大的皇权之下，官场倾轧再阴鸷惨烈，一般还是局限在官场之内。虽然会因为派系之争闹得良法美意不能落实，奇葩恶政纷纷出台，但无论如何，官员们不会也很难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矛盾。
甚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权之所以总体上比罗马显得更稳定，就是因为皇权更公开更有合法性，皇位继承法更加有章可循的缘故。
但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当道的时期就不同了。没有皇权坐镇，矛盾很快就变为战争。在西晋，虽然还没有出现罗马那种禁军直接废立皇帝，甚至拍卖皇位的情况，但各方角力的焦点之一，确实就已经是对禁军指挥权的争夺。
东晋和南朝又是另一种情况。首都建康在下游的扬州（包括长江下游江南的广大地区，和今天的扬州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上游的荆州既是扬州的屏障，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上下游之间矛盾不断。东晋的王敦、桓玄、刘毅、司马休之，刘宋的谢晦、刘义宣、沈攸之，南齐的萧衍，梁末的王琳……长长的名单，每个人都把矛盾变成了战争。
即使不打仗，也还有一个问题。
士族垄断了行政资源，但士族内部，资源如何分配，却处于相当不稳定的状态。你是官，你的儿子当然还可以当官，但却未必还会到你所主管的部门，你所治理的地方。
田余庆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一个重点讨论的内容，就是这些门阀对重要的职能部门和行政区的争夺。
既然势力范围有不确定性，陆机文章中鼓吹的那种贵族对自己地盘上的人民的那种“子爱之情”，当然也就不能有了。
贵族把封地的人民当作自己的财产，多少有些爱惜；官僚是替皇帝打理财产，对人民更不爱惜，但他要受皇帝的监管。
虽然这爱惜和监管，经常也就是说说，但总归聊胜于无。
而“贵族化的官僚”就不同了，一方面，他们对百姓不会有贵族式的爱惜，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受到普通官僚那样的监管。
所以，各种不负责和胡折腾也就层出不穷了。
六、汰侈与任诞
被称为名士教科书的《世说新语》里，有一篇《汰侈》，一篇《任诞》。换成流行语表达，刚好就是：有钱，任性。
士族奢靡生活的记录非常多。西晋开国时的太尉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每天吃饭要花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史书上特别提了一句，“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那时的饼泛指面食，这话大概是说，他只吃开花馒头。对比可以磕掉牙砸死人的死面疙瘩，这么成熟的面食发酵技术，可真是划时代的伟大发明。难怪皇宫里的食物，他根本瞧不上，进宫时从来不吃东西。
石崇、王恺的故事更是特别有名。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还配上绿绫里子，石崇便做五十里的步障，全用锦缎；石崇用花椒涂墙，王恺便用赤石脂涂墙壁。《诗经》里说，“椒聊之实，蕃衍盈升”，花椒是能生孩子的象征，所以本来是后妃的住处涂的；赤石脂则是一种色彩条纹的风化石，五石散的原料之一，据说有壮阳的功效。
这类士族斗富的故事，往往喜欢把皇帝拉出来做个陪衬的角色。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所以常常得到外甥的帮助。晋武帝曾经把一棵二尺来高、枝条繁茂的珊瑚树送给王恺，好让他压倒石崇。没想到石崇拿起铁如意一击，珊瑚树应声而碎。王恺既惋惜，又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宝物，不禁“声色俱厉”。石崇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足恨，今还卿。”叫手下的人把家里的珊瑚树都拿出来，三四尺高，“条干绝世，光彩溢目”的有六七枚，至于像刚砸碎的那种就更多了。
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财富大爆炸的时代里，所以看到这些古代富豪的享受，容易觉得也不过如此。理解这个问题，必须设身处地：同样的产品，背后凝结的劳动力，古代和现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半米高的珊瑚（西晋一尺合公制24.12厘米），以今天水下作业的能力获得毫不稀奇，当时得到一株，可能就要付出好多渔民的性命。
瞎糟蹋东西，背后自然是对人的不尊重。
出身太原王氏的王济请晋武帝吃饭，皇帝觉得一份猪肉鲜美异常，询问制作的方法。王济回答：“我家的猪肉，都是喝人奶长大的。”
石崇请客，总是让美人给客人劝酒。客人不喝，就把美人推出去杀掉。来自琅邪王氏的王敦在石崇家做客，耍酷就是不喝。已经三个美女被推出去杀掉了，《世说新语》写道：“颜色如故。”这句话主语省略了，不知道一点不变脸色的到底是石崇还是王敦。大概两个人都是吧，他们淡定地看看那些美丽的头颅，再看看彼此的脸色，比赛着谁更没有人性一点。
不把普通人的劳动甚至性命当回事，确实是当时士族公开信奉的价值观。一本叫《金楼子》的书（作者是梁朝的一个皇帝）里引用了这样一种观点：三人行，必有食物。两个士族，一个下等人，碰到荒年断粮，士族当然就可以把下等人吃掉，“譬犹蒸一猩猩，煮一鹦鹉耳”。古人相信，猩猩和鹦鹉都会说话，而下等人，也只是会说话的禽兽而已。
看到这样的文字，真让人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禽兽。
石崇花钱这么任性，是因为挣钱也这么任性。他没继承到什么家族遗产，他父亲去世时，有意把所有的家产都分给了他的兄长，而留下遗言说：“这孩子虽小，将来能自己发财。”
果然知子莫若父，后来石崇做荆州刺史期间，“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换作一个皇权森严的时代，一个省的省长，当然仍然可能贪污纳贿无所不用其极，但直接这么兼职当强盗，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士族在官员岗位上获益如此之多，但却并不会因此对工作稍微重视一点。他做官时挑三拣四，一个官职如果被认为不够“清”，士族根本就不乐意去干。
所谓“清官”，跟后世所谓的居官清廉可没有半毛钱关系，指的是那些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官职。总之，一旦要面对具体事务，就会被认为污浊不堪。晋元帝时，有一个御史中丞给皇帝上书说：“……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
在政府部门里，大家认为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是“俗吏”，依法办事的人是“苛刻”，遵守礼制的人是“谄谀”。而办事拖拉却被认为是“高妙”，行为放荡却被认为是“达士”，傲慢乖僻却被认为是“简雅”。
这种评价体系，简直是违背了行政运作的基本规律。但这番话确实言之有据，整个东晋南朝这类案例简直擢发难数。
王徽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做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你知道你身在哪个部门吗？”王徽之回答：“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只是经常见有人牵马来，我可能是个管马的。”桓冲又问：“你知道本部门有多少马吗？”王徽之答：“不问马。”桓冲只好问：“马最近死了多少？”王徽之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不愧是王羲之的儿子，是那种真正有文化修养和才情的士族。“不问马”和“未知生，焉知死？”都出自《论语》，这种割裂原文而切合情景的创造性引用，其间的捷悟和底蕴可真是令人赞赏——如果他此时不是一个军人的话。
桓冲大概是很无奈，只能说：“你在我这里也已经很久，还是要帮我料理些事务。”王徽之半天不答，只是往空中看，最后用手拄着腮帮子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西山早上的空气，还真是让人神清气爽。
有学者认为，这个西山应该是指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这是王徽之自陈有隐居之意。我觉得他们可能想多了，王徽之大概就是习惯把自己整成这么个形象：“我好喜欢你看我不爽又拿我没辙的样子。”《世说新语》以“孔门四科”开篇。其中《德行》四十七章，《言语》一百零八章，《政事》二十六章，《文学》一百零四章。德行的事迹偏少，政事一门更少得可怜，而且有些案例，换到其他时代实在也无法想象会被认为是正面典型。
顾和做监察官员，鼓吹宁可让吞舟的大鱼漏网，也不能根据社会评价，对官员进行认真的考核（“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这么一句等于宣布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的话，让上级领导叹息赞赏了好久。
简文帝做相国的时候，事情动辄一拖一年，别人催他，他就说什么“一日万机”，快不起来。他真有那么忙吗？倒是可以肯定，听人家聊天谈玄，他是很有时间的。
再如下面这个例子：
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王承做东海郡守，小吏偷了政府池塘里的鱼，执法人员要依法查办，王承却说，周文王的园囿可是和百姓共享了，偷点鱼又算作什么？
这可真是一句话就混淆了三个概念：
第一，文王之囿，是周文王的私人财产；东海郡的池鱼，却是当地的公共财产。这是财产性质不同。
第二，可以到文王之囿樵采打猎，好处给了民众；白拿公家池鱼的，却是小吏，也就是公务员。这是获益者不同。
第三，文王批准在先，民众才进去分享；小吏拿鱼的时候，这行为却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又有行为是否合法的不同。
但只要是不管事，就够从容高妙的。要说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他拿来做比方的是周文王，还是儒家的调调，就显得有些土气，要是能引两句当时正流行的《庄子》，那就更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七、儒家过时了
和任何时代的当权派一样，士族要为自己的优势地位找理论依据。
秦汉的政治理论，叫王霸杂之也好，儒表法里也罢，总之，大概归结下来就是儒家和法家两套。
儒家、法家的共同点，是都很尊崇君主，区别是尊君之外，儒家贵民也贵官，法家贱官也贱民。
法家是士族最痛恨的。按照法家的逻辑，官是狗官，民是愚民，贵族是死贵族（因为都被干掉了），只留皇帝一个人在那里爽。
这么论，自己明摆着就是打击对象。所以士族当然不会是法家。甚至于，皇帝给太子的指定阅读书目里，如果出现了《韩非子》之类的书，他们立刻就会群情激愤，纷纷上表抗议。
儒家倒是士族多年来尊崇的。至少在东汉后期，很多士人对儒家经典里的道理，还真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和追求的。
但是儒家理想很丰满，汉末现实太骨感。
儒家强调君主的崇高地位，更强调道义的伟大价值。按照“道”来运作的政府与社会，才合乎理想，而士人，正是道的承担者。于是士人们的道德责任感爆棚，所谓：
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不愿意打扫房间（陈蕃少年时的一件著名事迹，是被人教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却号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名士领袖陈蕃，去豫章郡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一位当地名士。公职人员劝他先去政府部门，他说，我这么做有历史依据，当年周武王就是这么做的。
你是谁呀，你就敢自比周武王？
很明显，不管你的出发点是为皇上好还是存着私心，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就是皇帝不能容忍的。
于是皇帝身边的宦官们出手比炼了《葵花宝典》还快，绣花针轻轻一点，就戳中了士人们的死穴。
他们被禁止出来做官，这当时叫作“锢”；还被扣上一顶最难听的帽子，叫作“党”。
自打孔孟以来，不管儒家的最终理想是什么，直接目标都是做官，不给做官可真是莫大伤害。小人才会有党（所谓“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以君子自居的士人怎么受得了这种恶名？
党锢之后，士人们大概也想通了。还是好好关心自己家的事，就别“移孝作忠”了。皇上好不好，天下怎么样，由他去吧。《三国志·邴原传》里讲过一个故事，曹丕做魏王的太子的时候，一次召集宾客们讨论问题。曹丕问：君主和父亲都得了绝症，这时候有一颗药，只能救一个人，请问是该救君主呢，还是救父亲呢？
这可真是“我和你妈都掉水里了你救谁”之前最大的伦理难题。当时大伙议论纷纷，只有邴原一脸“你们都是白痴”的表情坐在一旁。曹丕当然就问到他头上了，于是：
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
邴原的态度如此不客气，曹丕却不为难他，我觉得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等于给了曹丕一个暗示：既然你们这么孝敬你爹，我要玩个禅（篡）让（位）游戏，你们也就不至于为汉朝皇帝跟我过不去了吧。
鲁迅先生有个一针见血的论断：“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两下一拍即合。
魏晋时，儒家的正统地位并没有倒，但肯定是没什么人真信了。
说当时人不讲忠，也不尽然。看起来司马家就有一个曹魏的大忠臣，司马懿的三弟，人称“温厚廉让，博涉经史”的司马孚。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篡位的计划，据说司马孚这个当叔叔的从未与谋。司马昭的手下杀了皇帝曹髦，百官对这事当然躲着走，只有司马孚赶过去，坐在地上，把皇帝的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痛哭，还上奏太后，要求捉拿主谋。
司马炎登基，把曹魏最后一个皇帝迁到金墉城（洛阳的城中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