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忠文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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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圣张仲景与经典新考试读：
前言
在中医的学术发展史上，医圣张仲景及其撰写的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张仲景是中医之圣，《伤寒杂病论》乃中医之魂，万世不衰。然张仲景在宋代以前因正史无传而少闻于世。其著作虽经晋·太医令王叔和编次，但仍散乱零落，往往以“张仲景方”之名流传，影响力有限。至宋代，孙奇、林亿等校订的《伤寒论》刊刻出版，方使伤寒学日渐兴起，张仲景也开始不断被尊崇。金代名医成无己在成书于1156年的《伤寒明理论》中说：“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实乃大圣之所作也。”其所隐含之意为张仲景乃大圣。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称仲景为“亚圣”。在此后的数百年中，张仲景在医界被进一步推崇，新安医学家徐春圃在成书于1556年的《古今医统大全》中首次直接称仲景为“医圣”。其言：“张机，字仲景……凡医治诸证如神，后人赖之为医圣。”从此，医界便确立了张仲景“医圣”的名号。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天下离乱，兵戈扰攘，政治腐朽，疫病流行。张仲景虽然以精湛的医术活人无数，撰《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被后世尊为“医圣”，但从《伤寒论·序》中愤世嫉俗的悲叹中可以看出，张仲景是当时主流社会的异类，声名难彰，故其生平不见于正史，仅有零星文字记载，说他曾“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因此，学术界对仲景生平素有争论。《伤寒杂病论》大约成书于公元200年前后，包括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由于历史久远，又时逢乱世，再加上成书年代传播途径有限，仲景逝世后原书散佚，以至今世所见《伤寒论》各版本或有缺失，或存讹误。西晋太医王叔和收集《伤寒杂病论》关于伤寒部分，并加以整理编次，命名为《伤寒论》。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则了无踪迹。及至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翰林学士王洙发现了竹简本《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该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则论述的是杂病。后林亿、孙奇等人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宋代开始，《伤寒杂病论》一书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因此，《金匮玉函经》是《伤寒论》的古传本，二者同体而别名。《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至今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清初，中医名家张志聪将《内经》《本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本医学典籍比喻为儒家的“四书”（四大经典），并说：“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晋代以降，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计逾千家。目前比较流行且公认具有研究价值的《伤寒论》版本主要有西晋太医王叔和整理编次的《伤寒论》和《脉经》本，以及唐本、外台本、康治本、康平本、宋本、赵刻本、成本、玉函本、桂林古本、敦煌甲本、长沙古本、涪陵古本等十数种。
笔者耽嗜典籍，尤其推崇仲景学说，素以“仲景信徒”自喻。在六十余年的伤寒学研究过程中，痛感伤寒学研究史上由于因因相袭的思维局限，众多研究者往往墨守“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成规，严重阻碍了对《伤寒论》理论的正确理解。然著者认为，既要把《伤寒论》放入古代的文化大背景中去认识，运用传统文化的思维方法，探寻《伤寒论》的文化渊源、理论原旨及其深层意蕴，更要深究善思，尊古不泥，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勘误止讹，对于历代医家研究《伤寒论》的方法和观点敢于大胆质疑，发表己见。唯有如此，才能真实、全面地揭示仲景学说的学术思想。
本书收录了笔者1983年以来在各级中医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和在各类学术会议上交流的部分论文，对学术界存疑的“医圣”是否曾为长沙太守、《伤寒杂病论·序》是否为张仲景所撰、王叔和与“医圣”的渊源、《伤寒论》版本之争等做出了新的考释，并在伤寒学研究和经典运用、中医文化源流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或可作为《伤寒论》研究与伤寒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并借鉴于同道。吴忠文2019年4月第一章 医圣新考释张仲景不为长沙大（太）守考释
宋时高保衡、孙奇、林亿在校定《伤寒论》序时云：“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之后，唐·甘伯宗在《名医录》（早已散佚）序后《医林列传》谓：“张机，字仲景，南阳人也，受业于同郡张伯祖，善于治疗，尤精经方，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后在京师为名医，于当时为上手……”此列传出于何时、何地、何人之手不得而知。康平本《伤寒论》正文“伤寒例”前标有“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著”字样。然经考，《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均无此说，故笔者对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疑问重重。笔者在对“《伤寒杂病论》序不为仲景所撰”之后，从举孝廉、任大守疑问重重，两汉选举法渐变，汉魏晋王叔和、皇甫谧考，汉代官制频繁更易，初平至建安动乱时局考，中平至建安历任长沙大守考六个方面，对时隔500年之后的唐·甘伯宗所谓的《名医录》之说进行考释。一、举孝廉、任大守疑问重重
自宋以来，国内外在对《伤寒论》研究的同时，总是对其著者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之说争论不休，并不厌其烦地予以考证、评说、研究、著述，频率持高不下，长篇累牍者比比皆是。最后不得不以“任长沙太守”和“不任长沙太守”作为结局。大凡研究者写论文、立考证、出专著都将其列为重中之重，绞尽脑汁，上至《汤液经法》，次连《辅行诀》，以找出所谓依据出于哪里予以说明。似乎对于张仲景的“举孝廉，官至长沙大守”的头衔不加标明就显得不尊重，就会使医圣之称逊色，就会贬低《伤寒论》的经典价值似的，千百年来如出一辙，并千方百计地引证、论说、考释，宋代抄唐朝、明朝抄宋代，代代沿袭照抄，必引唐·甘伯宗之说，以证实为真迹所在。但是自宋·校正医书局引出此传文之后，近千年以来，从未有人怀疑过是否为伪托，且问过是否真有甘伯宗这个人？其何许人也？从事何职业？为什么要撰写《名医录》？既然是《名医录》，那么其中还有哪些名医在录？这一连串的问题都被后人忽视或否定，坚信宋代林亿等人是给皇帝写的奏章而不可不信。若要追问起来，就以皇帝奏章不是一般的著录作为挡箭牌。其实这已经是过了近千年的事了，《名医录》早已散佚且荡然无存，考宋医书局亦无其他记载。笔者经考《康熙字典》《辞源》，以及《中国医学史》《中医名词术语释》《中医词典》等也未果，且几种版本或说：“甘伯宗”或为“甘宗伯”。由此认定，此传文之说并非当朝正史，乃个人道听途说之追记而已！
现将笔者近几十年间所发现的“举孝廉，官至长沙大守”与相关问题列举如下。
以《伤寒论研究》《解读张仲景》《伤寒论文献通考》等为例，主要说法有：一是宋刻本《伤寒论·序》中引用唐·甘宗伯《名医录》的记述应为一证；二是清代陆九芝《补后汉张机传》云“灵帝时举孝廉，建安中官至长沙太守”；三是“仲景为一儒者……他做太守，为时不会长久，是史书不载的原因”；四是《三国志》卷二十二《桓阶传》中一段文字对于“推测”张仲景任长沙太守颇有价值；五是“知平羡事至六年乃决，表安抚长沙，扩地千里，此时外逼于曹操，内长沙无郡守，约于建安七年刘表乃任仲景为长沙太守，而《后汉书》《三国志》失载”；六是“据《甲乙经·序》及《刘表传》推算，此年（建安二年）仲景在荆州治所襄阳见诗人王粲仲宣”；七是“此年（建安六年）平张怿。张羡南阳人，盖仲景羡之族，岂表破羡之后，使仲景代之乎”；八是（建安七年）刘表以张仲景代为长沙郡守……虽史料有阙，理或然也。从以上八点疑问可以看出，为了“要”张仲景任长沙太守，不仅使尽浑身解数，这千百年来由“宋刻序”蔓延至某些地方府志、县志，几乎成了仲景当太守的“经典”。这一厢情愿的“推测”颇有价值吗？史书未言明时间就可以自行“敲定”，张仲景与张羡是同族就可以代太守（张羡是刘表仇人，刘表为何会任仇人之族人）。钱氏乃“前世”之事先知后觉！一个“推测”、一个“是知”、一个“大约”、一个“史料有阙，理或然也”、最后一个以《后汉书》《三国志》失载，“吾”（钱氏）乃堂而皇之予以“补史之阙”。这些疑点、症结究竟如何消除和解散，笔者将以科学严谨、认真核实的态度去考证历史，以给出正确结论。二、两汉选举法渐变《秦汉史·选举》云：“秦汉选举之法，亦承古代而渐变。古代平民登庸，仅止于士，大夫以上，即不在选举。”《中国历代官制》云：“就两汉而言，西汉以举贤良为盛，东汉以举孝廉为盛。意在郡守任职一年之后，便需本郡贤能到朝廷任职，以补充官吏。”1.东汉举孝廉法考《后汉书·丁鸿传》云：“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由蛮夷者举一人。”《左雄传》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郡国举孝廉……请自今孝廉不满四十（岁），不得察举（此为阳嘉元年、132年）。”“灵帝熹平五年（176年），试大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光和三年（180年），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献帝初平四年（193年）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秦汉史·选举》）
举孝廉之举乃郡大守之主要职责和任务，然而，现在公认张仲景的生卒年是150～219年。灵帝乃168年登位，至189年卒（是时12岁为帝，历经建平、熹平、光和、中平先后21年）。其间灵帝时举仲景为孝廉，而此时刘表是何许人也？刘表在灵帝崩（189年中平六年4月）代王睿为荆州刺史，之前，刘表以大将军掾为北军中侯，并不在荆州，既无责又无权举孝廉，张仲景通过什么途径与刘表联系被举孝廉呢？且灵帝之时乃后汉衰乱之盛，史称“然恒帝之荒淫，实远不如灵帝之甚”（《秦汉史·灵帝荒淫》）。刘表不为举主，他人也不得举仲景为孝廉，此理由之一。灵帝时仲景并不为士，仅在18～39岁间，不得违反察举法之规定，仲景不能被举孝廉。此理由之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清代陆九芝能《补后汉张机传》，也能作为历史之记载的话，这不仅扰乱了历史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矣。在初平二年（191年），“李傕、郭汜入长安时乃以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三国志·刘表》）。如果按建安中期（建安七年）刘表任仲景为长沙太守时，距举孝廉已时隔12年之久。仲景当年举孝廉，如不履行考试之程序、既未被辟除为郎又不在部署或州郡任下属之职，已为“不就”，其后来更不能（升）迁任长沙太守，假若仲景举孝廉则也已废除。此理由之三。仲景并不是儒士，儒和医是有原则区别的，且仲景年少时就随同族张伯祖习医，如果是儒士，就应通儒家之学《尚书》《礼》《春秋》等，仲景不懂经籍是不可被举孝廉的，不举孝廉即不能辟除，故无升迁之资质。刘表于191年已任州刺史（湖北襄樊）。当时州刺史牧伯的职责是“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序周流，匪有定镇”；《三国志·魏·贾逵传》曰：“州本以刺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以下（州郡级），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可见，当时刺史（牧伯）的职责是以督察郡及县以司监察，实行政之微权也。然而自宋明以来，为了要证实刘表之为仲景举孝廉、任大守，硬拉强辩把州刺史的职权扩大到等于皇帝之权，还要负责郡无大守的人事任命之权，此为不举孝廉又不能任大守之理由之四。为了任命权而不惜自己腹背受敌，既要防术来袭，还要保备投奔；争不到任命权，于是主动退让一步，你说不能任仲景为大守，那么刘表以张仲景代为长沙郡守总可以吧！假若张仲景当时心有夙愿或与刘表暗示（或背地说）过“想当大守”之意，或表示不能名正言顺当大守，就是代大守也行啊！时至今日，偌大一个中国，历史上有不可磨灭的文字记载：“在建安七年，经刘表特别关照下任张仲景为长沙大守。”那可谓天大的笑话！张仲景一定会在已逝1800年后的九泉之下特别感激刘表，感谢有史以来为他争得大守之官位、不惜一切代价的教授们，并予以报恩领赏！2.被举孝廉和征辟举例
东汉时代，被举孝廉之后，随即征辟是选官的重要方式。征辟分为征召和辟除两种。征召是皇帝直接聘用社会名流授官；辟又叫辟除，就是聘用之意。如：
郭淮，字伯洛，太原阳曲人也。建安中举孝廉，除平原府丞（《三国志·卷二十六》）。
和洽，字阳士，汝南西平人也。举孝廉，大将军辟，皆不就（《三国志·卷二十三》）。
桓阶，字伯绪，长沙临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孙坚举阶孝廉，除尚书郎（《三国志·卷二十二》）。
以上三例，虽都是被举为孝廉，被辟（除）为郡之下属，但并不能直接被任为州郡刺史（牧伯）大守。被举孝廉之人要先到中央（公府）考试，合格之后，多在部署供职，由郎（升）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或外迁县令、长、丞、尉，然后再逐级（升）迁牧伯、大守之职（《中国古代官员选任与管理制度研究》）。由此可见，张仲景既未被举孝廉，亦未被辟除，更不可能直接任命为大守，故正史无传。三、汉魏晋王叔和、皇甫谧考
从汉末至魏晋，这一时期，知张仲景者非王叔和、皇甫谧莫属。因王叔和乃仲师同时代之人；皇甫谧亦为建安后期所生，既是医者更是当朝逸士，是全然了解魏武帝的知情人士也，故予以考证之。（一）王叔和其人
王叔和（170—255年），既是仲景同时代稍晚之人，又是对仲师著作予以首次学习、选论、整理、撰次之人，更是传人之一。这里主要从《脉经》与《金匮玉函经》中对张仲景的称谓、条文编次、内容、选论、古汉字等方面进行分述。
1.从《脉经》卷五的目录及部分内容谈：从目录与内容排列顺序看，张仲景论脉第一，扁鹊阴阳脉法第二，扁鹊脉法第三，扁鹊华佗察色要诀第四，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第五。论张仲景、扁鹊、华佗的出世年代，扁鹊在先应排第一；华佗、仲景均为汉同时代，应排第二、第三位。可王叔和将仲景排在第一，看来是特别尊重之原因。从文字内容来看，以问曰（王叔和问）开头：“脉有三部，阴阳相乘……原为缕陈，今得分明。”其意在请教。紧接着以“师曰”（指张仲景）：“子之所问，道之根源，脉有三部，尺寸及关……为子条记，传与贤人。”由此说明是张仲景根据王叔和所提问予以回答，应该是面对面的口述教导（或是当时草记，以后再整理）。师曰之理解应该首先是尊称，整个回答仅百六十个字，对开头及结尾均为“子”字的理解，其子非儿子即弟子，故称为传人。王叔和也是按其师的叮咛和嘱咐做的，而且从魏晋时撰成专著流传至今已1800年，至今中医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后世脉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历代以来均以本书为论脉辨证的依据”。可是有位训诂学家不知出于什么理由，把这百六十字的口述教导说是成于“西汉”，并且训而诂之。
2.从现存《脉经》之卷七和卷八（部分）所载内容看，经与《金匮玉函经》比较发现，其来源于《金匮玉函经》卷二（部分）28条原文，录于卷三、卷四中的245条，合计273条；以病“可”与“不可”按治法载于《脉经》卷七的339条原文，见于《金匮玉函经》卷五、卷六中“可”与“不可”的335条，二者的内容和文字基本相同，仅存在极少差别，可见《脉经》源于《金匮玉函经》且为同一版本（因篇幅关系，在此仅作提示，具体内容另有专题考释）。
3.《脉经》卷七最后记有“治伤寒形证所宜进退，王叔和集仲景评脉要论”十九个字，从字义上理解，其提供了《脉经》与《金匮玉函经》二者相互关系的重要线索。《脉经》的作者王叔和生卒年代略晚于张仲景，《脉经》的成书晚于《金匮玉函经》20～30年。最重要的一点是，从《脉经》的条文编排次序、“可”与“不可”中之文字、内容，尤其是从所保留的古汉字词如“坚”“欬”“”“贲豚”“烧瓦熨背”等足以证明，《脉经》是王叔和学习《金匮玉函经》的笔记和选论，更是原始资料的再现，证明宋本《伤寒论》是民间仿本（对此将以专题论述和考证）。（二）皇甫谧其人
皇甫谧（215—282年），汉末建安晚年出生，既从医（针灸）又为当朝逸士，与魏晋上层交往甚密，知之甚多，曾以《逸士传》所载之丰富阅历与《针灸甲乙经》流传于世，乃魏晋之名人名医。皇甫谧《逸士传》曰：“汝南王俊，字少文……公之为布衣，特爱俊；俊称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绍与弟术丧母，归葬汝南，与公会之，会者三万人。公于外密语曰：‘如卿之言，济天下者，舍卿复谁？’相对而笑。”（《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一》）。从对话可知，此为当面对话，皇甫谧也一定在场。
皇甫谧在所著的《针灸甲乙经·序》中云：“……上古神农始尝草木……黄帝咨访岐伯……中古名医有俞跗、医缓、扁鹊，秦有医和，汉有仓公……汉有华佗、张仲景……若知直祭酒刘季琰……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
以上对王叔和、皇甫谧二人的主要考证资料可以明确以下几个问题：①王叔和与张仲景为同时代人，二人曾先后有过多次面对面讲授场景，可称直接传人，故对其师之装束如“衣帽、服饰、住所、生活范围、习性了如指掌，既不可能对其官帽、官服、为官场面不无知觉，亦不可能只论医事而不提不说予以隐瞒，对其官职视而不见，无只言片语，只因无官职而采取直述姓名或师曰载于专著不失于尊敬”。②以撰著《脉经》卷七最后记述“治伤寒形证所宜进退”之意，从王叔和的语气中可知，张仲景当时已将《金匮玉函经》初步撰成。该书以诊治伤寒病为主，以汗、吐、下为法，汗、吐、下后的病证应从形（体、态）、证（症、状）、脉（法、部位）几个方面进行详细辨证，且临床运用灵活。《脉经》中有关张仲景论脉法、治伤寒的内容当为王叔和亲自搜集整理。③从皇甫谧的阅历可以看出，他与汉末之曹操、王俊等人十分亲近，对侍中王仲宣和张仲景对其诊治、追踪观察及最终结果了如指掌（只能说明张仲景对王仲宣病情诊断准确，但王仲宣并不相信，故再三不听医嘱，不愿治疗服药，终于殆命）；对直祭酒刘季琰病情治之而瘥；对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之书，特别是“选论甚精”之说如亲临现场（可是钱氏不知何来《甲乙经》版本，明明是“选”字，却改为“遗”字）。最重要的是，对于他们是“直祭酒”“侍中”“太医令”的职位一一贯于姓名之首，经考证其官名完全符合正史所载。对于华佗不仅直呼其名，还对他的悲惨结局直击且抱不平；三次提到张仲景均直呼姓名，之后还阐述其“不能尽记其本末”“终如其言”“用之多验”。由此，一个善于捕捉信息、了解历史的人——皇甫谧，如实全面地记述了当时的风云人物和从医前辈，此应视为真实史料。足以说明，张仲景当时确未任“大守之职”，此理由之五。四、汉代官制频繁更易
本文题“大守”之称并非出于笔者之哗众取宠，为解众人之惑，特以此节以考证之。《秦汉史·官制》云：“汉代官制，大体承秦。其后复有改易。至东汉世祖，乃大加并省。”至于郡之守，历来有太守之称，而考《吕思勉·秦汉史》并无太守之名，全书通称为“大守”，故考汉时之官制与官名是什么时候更易？为何更名？因本文题为“大守”，是乎与众不同，故考证以分述为两大类。1.属中央级别
一为丞相；一为相国，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其他如御史大夫、大傅、卫尉等分属宫廷官制。秦之相国、丞相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前196年）更名为相国。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更为大司徒。孝惠帝六年（前189年），置大尉官。元狩四年（前119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更名为大司空。王莽时（西汉初始元年，8年），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51年），令二府去大字，又改大司马为尉。随着朝代更迭，历代帝王为维护中央集权制，巩固统治地位而在官制上予以变更。如公元前156年的西汉，刘启嗣位后，立景帝，七年（前150年）二月，罢大尉官。景帝初（前155年）更名为大夫令、典官。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更名大行令。景帝后元年（前143年）更名为将作大匠；大傅、少府更名为大长秋（《秦汉史·官制》）。2.地方政府级别
郡国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前属地方最高政府，郡守为郡之行政长官。汉郡下的二级地方政府为县，县令和县长亦由中央任免（由此可见，郡守应由中央任免，故刘表无权任命仲景为大守，此未任大守之理由之六），报呈郡守认可、审批。郡守掌治其郡。景帝中二年（前148年），更名为大守；都尉，掌佐守典武职用卒，景帝中二年（前148年），更名为都尉；建武六年（30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大守（《秦汉史·官制》）。《秦汉史·新室政治下》云：“又改诸官名，如郡大守曰大尹、都尉为大尉，县令、长曰字宰。”（此为王莽时，西汉初始元年）《古今注》云：“建武十四年（38年），置边郡大守丞，长史领丞职。”“若郡所摄，唯在大较，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以上考证自公元前196年至公元38年的234年之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之官制，在新皇帝登位时，先后对其他官名之制予以更改，其中以加“大”字者为多，以求笼络人心，巩固统治地位。
由于官制、官名反复多次更易，使社会及人们对官制的认识麻木不仁，如《汉魏制度丛考》中《百官表·志》记载：“王国太仆改名仆是在武帝时期（25年），王国太仆改名为傅是在成帝时。因此，从道理上说，武帝改名以后，王国即不应有太仆；成帝改名以后，王国不应有太傅。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后汉书·江革传》云：“永平初举孝廉，为郎，补楚太仆。”《资治通鉴》卷二十四汉昭纪元平元年：“（昌邑）王使寿成御。”注曰：“寿成人名，昌邑太仆也。”《资治通鉴》卷四十五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帝以骠骑长史为东平（王）太傅。”
这里的太仆、太傅都是改名之后的。这就是说，在武帝、成帝改名以后，史上仍有太仆、太傅出现。这是为什么呢？《资治通鉴》卷三十五汉哀帝元寿元年：“以故定陶太傅光禄大夫韦赏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注：“成帝省王国太傅，更曰傅，此犹曰太傅者，习于旧称，未能顿从新称也。”（以上均选自《汉魏制度丛考》）
据此，王国太仆、太傅改名之后仍然出现有可能是“习于旧称”的结果。笔者近几年阅读史籍时也发现如此问题。以郡守之称为例，景帝中二年已更名为“大守”，而钱穆的《国史大纲》或章太炎的有关史籍等称“太守”。考吕思勉之四部断代史，有关“太守”均改称为“大守”，而其他几位国学大师仍习惯于“太守”。笔者称之为“惯性思维”较为恰当。当今社会之“地区”改市、县为“区”，街道更名仍呼旧名之声屡见不鲜。本文改“旧称”之习，故立“张仲景不为长沙大守”为题！五、初平至建安动乱时局考
一千多年以来，自张仲景撰著经典《伤寒杂病论》至今，对其学术成就研究已达至臻完善的地步！可是，对于其作者已争鸣了上千年，仍是一头雾水，各执一词，故列下表，以了解历史与有关人物的关系，以甄别真伪。东汉末年历史年表摘要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
上表内容左侧为柏杨著《中国历史年表》，东汉中平六年至建安七年（189—202年），右侧为钱超尘著《伤寒论文献通考》（196—202年）。将两表并列之意在于：一是内容互补；二是由于内容出处有别，可以互考之、鉴别之。经过对比互考之后，总体而言，汉末整个社会处于“摘要”所述的“群雄战乱分裂，大江南北诸州郡腹背受敌，加之疫病流行，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之中，且几大疑问经过对比有了一定答案（见本文第一部分）。六、中平至建安历任长沙大守考
为什么在此只选灵帝至建安年代这个时间段呢？因为从古至今很多的论著和传说关于张仲景“举孝廉”和“建安七年为长沙大守”及“谁任命长沙大守”的疑问大都集中在这一时段。长期以来，人们自编自演，自问自答，粗看其问答似乎圆满无疑，但稍经推敲，则第一感觉就无法通过。其实并非“史无记载”，而是自欺欺人矣！为了澄清历史事实，考释如后。
1.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时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以孙坚为长沙大守，克破星”（《秦汉史·董卓之乱》）。
2.东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十月，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长沙大守孙坚击斩之（《后汉书·灵帝纪》）。
3.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长沙大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睿，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江南宗贼大盛，而术阻兵鲁阳，表不得至，乃单马八宜城……后汉荆州刺史本治汉寿（故城在今湖南常德市东）今移治襄阳……”又“时为初平三年正月（192年），先是袁术使孙坚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秦汉史·东诸侯相攻》）。
4.典略曰：“坚悉其众攻表，表闭门，夜遣将黄祖潜出发兵……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吴录曰：“坚时年三十七。”英雄记曰：“坚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193年）”（《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
按：公元186年（中平三年）至193年（初平四年）此期间为灵帝后期，而190～193年已为献帝时期，是时孙坚任长沙大守。诏表为荆州刺史赴任途中，术使坚击表，表遣黄祖，被坚击破。此期间张仲景既与王粲不相识，更不认识刘表，按钱氏之“推算”，张仲景在襄阳会见王粲是在建安二年（198年），那又是谁举张仲景孝廉的呢？且王粲只是侍中，无“举孝廉”之资历。《伤寒论研究》说“灵帝间举孝廉”，而灵帝卒于189年（中平六年），190～193年初乃孙坚任长沙大守。至201年（建安六年），距传说仲景“举孝廉”已有12年之久。这十多年中，难道张仲景被“举孝廉”后在什么地方侍着等待任命通知吗？难道他不行医了吗？还是京试之后又在部署州郡之下属从事何职呢？此灵帝间“举孝廉”之说只是虚构而已！
5.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大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表初到，单马入宜城……（《三国志·董二袁刘传·司马彪战略》）。
6.以刘表为荆州牧……张济入荆州界，攻穰城，为流矢所中，死（建安元年，196年），表使人纳其众。长沙桓阶，说长沙大守张羡举长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诣曹操。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表遂攻并怿。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建安五年，200年），绍遣人相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操，欲保江、汉闲，观天下变（《秦汉史·赤壁之战》）。
7.“建安元年（196年）春正月，太祖军临武平”。“二年（197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三年（198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三月公围张绣于穰，夏五月，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九月，公东征布。冬十月，屠彭城，获其相侯谐”。“四年（199年）春二月，公还昌邑……夏四月，进军临河”。“九月，公还许，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十二月，公军官渡”。“五年（200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二月……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八月，绍连营稍前……孙策闻皆与绍相持，乃谋袭许”。“冬十月，绍遣东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宿绍营北四十里……公急击之……大破琼……六年（201年）夏四月击绍亭军，破之。绍归，复收散卒……九月，公还许……”“七年（202年）春正月，公军谯，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进军官渡。绍自破军后，发病欧血，夏五月死”（《三国志·武帝纪》）。
按：以上5、6、7部分，一是张羡任长沙大守之初，196年张济攻穰城死。二是张羡叛表，表围之连年（两年），不下，则羡病死于建安五年（200年）。其时羡虽死，其子怿已任长沙大守，此时表不可能“复立”眼前为敌之子，所以后有“表遂攻并怿”。“复立”张怿长沙守，既然非表所任，又一次证实表无权任仲景为长沙大守之理由之七。且表在“遂攻并怿”之后，担心“长沙无大守”非表之责也！此为钱氏之异想天开！三是曹操与袁绍相持而战于官渡，已分年月其时清晰可见。袁绍大败于建安七年（与表遂攻并怿同时，但非同一战场）。自建安元年（196年）张羡任长沙大守后，举长沙及旁三郡叛表之时乃公与绍相持（建安五年至七年）官渡为同一时段；以及公赶走备，且奔于表（公之下一攻击目标就是表），加之公之日益强大，绍之数兵败，故渐愤于建安七年五月呕血而死。刘备奔表屯新野亦为同期。表、公、绍三者，强者乃公也！表虽收复三郡之地，带甲十余万，但身心疲惫，腹背受敌，加之悲愤交加，且又失信于绍，故虽有王粲之助，但在惊魂未定、悲喜交加的情况下，能去干预不属于他权力范围而代为长沙大守之举吗？故英雄记曰：“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8.黄忠字汉升，南阳人也。荆州牧刘表以为中郎将，与表从子磐共守长沙攸县。及曹克荆州，假行裨将军，仍就故任，统属长沙大守韩玄（《三国志·蜀书·黄忠传》）。
9.建安十三年（208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表卒，曹公征荆州，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国志·刘巴传》）。又“建安十三年十二月（208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10.先主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大守金陵、长沙守韩玄、桂阳大守赵范、零陵大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琦病死（建安十四年、209年）群下（孙权）推先主（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第二》）
以上8、9、10三点之考释为：一是承上文“先主奔表”，二是“羡病死”，平怿之后，长沙郡空无大守并非实事，是追随刘表之人，为“要”张仲景任长沙大守的所谓空缺，而设计之圈套，如若“不能任”就“代为”大守。三是黄忠被刘表以为中郎将，此为郡之下属，其“仍就故任”所指韩玄在黄忠武将协作之下续任长沙大守，是时为201年，直至建安十四年（209年）。
11.“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人。先主（备）领荆州牧，辟为从事，年未三十，擢为长沙大守（时为建安十四年、209年）”（《三国志·蜀书·廖立传》）。
综上所述：自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建安十四年，凡二十三年之间，经考其长沙大守为孙坚（186—193年，中平三年至初平四年）、苏代（193—194年，初平四年至兴平元年），张羡、张怿（194—201年，兴平二年至建安六年）、韩玄（201—209年，建安六年至建安十四年）、廖立（209年，建安十四年以后）共六人乃历史所载。长沙大守自灵帝至建安计23年间从未出缺，依次是孙坚、苏代、张羡、张怿、韩玄、廖立六人。其《伤寒论研究》《解读张仲景》中从另一侧面也证此为实。为此，其建安六年（201年）平怿后，明明是刘表以黄忠为中郎将，与表从子磐共守长沙攸县时，长沙大守之职并无空缺的历史史实。建安七年（202年），其长沙大守为韩玄，并非《三国志》失载。此仲景未任长沙大守之理由之八。《伤寒论文献通考》之著者始终坚持所谓建安七年刘表任张仲景为长沙大守或代为长沙郡守，只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伪证而已。
结语：至此本文的结论会有相当的人不会赞同，甚至笔者可能会遭受唾骂！为什么呢？因为从东汉末年至唐时，五百年之后，甘伯宗有“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的《名医录》；随后相继有《南阳府志》《长沙府志》等都相继认同，甚至张仲景在长沙当大守“坐大堂行医”的传说，而今被笔者这样一否认，不仅有损于仲景形象，还有损自古以来“崇圣”的古迹旅游圣地之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张仲景虽然没有被举孝廉、没有任大守，但他当时为了救治大江南北的患者，曾先后穿梭于其家乡南阳、洛阳、许昌（当时的临时都城）以及荆州所辖之郡县，如长沙、湘潭等地履行医圣之责，故长沙有张公祠之旧址，明清时代当地从医者曾有张长沙之称。
但是历史绝没有“推测”的余地，切不可以“传说”而再“传说”。为此，特摘录一位国学大师所说：“《唐志》以十卷冒全书之名，而又误杂为卒也。今《伤寒论》尚存，而序次有嫌义，为医家聚讼之端。《杂病论》只有节本，改名为《金匮玉函要略》，乃赵宋之世馆阁所藏也。仲景正史无传，行事不可知。其《自序》云为长沙大守。然《自序》似系伪物，不足信也。”（《吕思勉·秦汉史·自然科学》）
由此，笔者对持以“张仲景未任长沙大守”与“张仲景曾任长沙大守”之双重说法者予以大喝一声：吾（张仲景）绝不是“拉关系（交王桀）、攀亲缘（张羡同族）、拜牧伯（依刘表）”的这种权欲熏心之人，就是以一面之词不择手段捞得“长沙大守”这顶冠冕堂皇的官帽是不光彩的，不仅玷污了吾的灵魂，定会遭世人误解而受指责！吾乃终身以医术博得广大民众身心健康！为此，愿医界所有同仁们联合起来为破除陋习、共同为中医学发扬光大，还吾一身清白而努力。《伤寒杂病论》序不为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成书至今已一千八百余年，无论是学习者，抑或研究者，都抱着一种崇敬之心。对于“序名及序文”的学习和研究都是怀揣三种心态：一是从不考察或怀疑为他人所作，而是千方百计去从历代的经典或文库中寻找其事、其词去考证出处；二是明显有疑点或矛盾之处就采取假设、推测、可能的委婉之词以自圆其说；三是推托因史书遗漏或其他原因，以求不损仲景之誉。因此，至此绝大多数都认定是张仲景自序。一些《伤寒学》权威则以“宋本”之名先后出版多种《伤寒论》版本充斥中医学界，且被中医药院校作为选修课供学生研读。这样不仅扰乱了“学经典、做临床”阵脚，还有可能使中医学误入歧途。笔者认为，现在到了净化学习仲景学说风气的关键时刻，首先必须澄清对仲景人生履历的正确认识。为此，我从五个方面对序名及序文进行剖析和考释：一是序名之收集与剖析考释；二是序中“字”之剖析与考释；三是序中“词”之剖析与考释；四是序中“句段”之剖析与考释；五是序中“词组”之剖析与考释。一、序名之收集与剖析考释
从东汉时期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至今已一千八百多年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首先是王叔和搜遗编辑成《伤寒论》，此外先后尚有多种版本在各种渠道传播，至今从所搜集的11种版本来看，并非出于王叔和一人之手。其中，经宋朝1065年校正的就有宋本《伤寒论》，1066年校正的《金匮玉函经》，还有孙思邈唐本、高继冲本、成无己本，流传日本以后所获的康治本、康平本、湘古本、涪陵本、白云阁本等。除此之外，全国各地先后以宋本的名义出版了多种“宋本”“选读”，大有各显其能之势。笔者收集了17种20世纪50年代至今不同时期的版本，其对“序”的命名分别为：①张仲景原序。②伤寒卒病论集。③伤寒卒病论原序。④伤寒论序。⑤伤寒杂病论集。⑥伤寒杂病论序。⑦伤寒杂病论自序。⑧伤寒卒病论。⑨自序。序名中“杂”或“卒”各有解释，“杂”者包括《金匮》在内；“卒”者示其病“急危”而言。序名虽有多种，但经考察，这些版本的序文只有两种不同：①绝大多数版本在序名不同的情况下，序文从开始至结尾区别只是一部分去掉了“论曰”二字，一部分保留了“论曰”二字；另一部分版本是序末增添了“汉长沙太守张机撰”八个字。②康平本以“集论曰”低于“余每览”之下为小字旁注；对“撰用《素问》起……并平脉辨证”共23个字均列于正序文“博采众方”后为小字嵌注。由此形成了一条规律：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代不同，文字的记载会出现不同的某些对原始（文）的更改，但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为后人考证留下一丝可靠的印证（迹）。
毋庸置疑，考证序名及序文首先要考证与之直接相关的仲景著作的流传过程。仲景著作从王叔和搜集整理时起，至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林亿、孙奇校正颁行时止，乃八百多年之久。据《伤寒论文献通考》云：“始著于《隋书·经籍志》，复著录于《旧唐志》与《新唐志》，则称《张仲景方十五卷》为叔和整理。”《秦汉史·自然科学》称：“《隋志》有其方十五卷。《新唐志》《旧唐志》同。又有《疗妇人方》十二卷，皆不传。其传于后者曰《伤寒杂病论》凡十六卷。”这两种说法基本相同。在此，我们可以思考几个问题，《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均称《张仲景方》，只是《伤寒论文献通考》谓：“它保留着《伤寒杂病论》全部或主要内容。”可见，《隋志》以前没有《伤寒杂病论》之名称已属实，此更可证实其序名及序文非仲景所撰理由之一，序之名称为后人随意杜撰。另外，无序名的版本有敦煌本残卷、康治本、金匮玉函经、高继冲本、唐本，此五种版本未发现序名及序文。二、序文中“字”之剖析与考释
“余”字：“余”字在序中共出现5次。余每览、余宗族、向余、寻余、余宿尚。其字意有两种解释：一是有余或剩余之意，序中之“向余二百”为只剩下二百多人。二是人称代词。“余”字在序文中为张仲景自称，先后出现4次。①“余每览”，是张仲景每次阅览太史公所撰《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其中记述了扁鹊救治虢太子、为齐侯望色诊病的经历。②“余宗族”，是说张氏宗族成员素多，在建安十年之间先后因伤寒逝去三分之二，从而激发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救治百姓，以撰写《伤寒杂病论》。③“寻余所集”，是指学习和掌握仲景所撰的《伤寒杂病论》便可以见病知源，能理解大半。④“余宿尚”，是说张仲景自己素来非常重视医学。然而在东汉时期，无论任何场合都是以“吾”代“我”之称，而不用“余”。如《王粲传》（王粲，177—217年）：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秦汉史·经籍》）又如：曹植（192—232年）写给杨修（175—219年）的信中就有“若吾志未果，吾道万行”。（《古代汉语·与杨德祖书》）
“秀”字：秀是出众、优秀的意思，然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撰写于东汉末年，东汉帝刘秀称光武帝（范晔所著《光武帝纪》开篇称“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因避讳“秀”，故当时科举制改“秀才”为“茂才”。《伤寒论》序中出现了避讳之“秀”字，显然不合时宜，因为东汉人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因此，结论只能是该序非东汉时所作，或非汉时之人所撰。此为该序非仲景之所撰理由之二。三、序中“词”之剖析与考释
“论曰”：一是作为序之开端；二是提示太史公之《史记》中记载秦越人——扁鹊为虢太子诊视和救治之记述；以及为齐侯望色，根据望色判断疾病之所在，可谓“望而知之者谓之神也”的奇特功能。而“集论曰”在康平本《伤寒论》并不是作为开端，而是与“余每览”平行的小字旁注。依此“集论曰”只是旁注，非正文也。第二种是说张仲景为赞叹扁鹊救治虢太子起死回生的高超医术，为齐侯望色诊病的奇特功能，是从“余每览”《史记》中所得知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原因将在后面逐步剖析和考释。四、序中“句段”之剖析与考释
“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这几句（共24个字）称为句段。自发现该序文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不乏训诂学家、文学家，以及名人名医、各院校教授以此序作医古文体裁示教讲解，绝大多数人不顾历史史实，随文演绎，认定为张仲景的自序。殊不知，张仲景所处的年代公认为150～219年的东汉末年，太史公《史记》撰成于公元前90年代初，是为自己所收藏而作（因《史记》记述了当朝皇帝之事，为了躲避皇帝的打击报复），后经外孙杨恽于汉宣帝时期将部分单篇交由当朝政府而问世，故证实《伤寒杂病论》序不为仲景所撰。
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光武帝纪》的第一句就是“世祖光武皇帝讳秀”，意为皇帝之名是要避讳的，所以自东汉时期选举制度的“秀才”被改为“茂才”。《三国志》中似未发现此记载，是因为汉以后不存在避此讳问题，故再一次证明此序出自汉后人之笔。
“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此句亦称为句段，版本不同，记述形式不同。如康平本《伤寒论》序文将此23个字以小字嵌注，放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正文之后作为间注，因而推测该版本的校注者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一是认为非仲景所撰，因《伤寒论》原文未见引用所列经典的内容。二是康平本《伤寒论》不仅此23个字作为小字嵌注，且各篇中有多处小字旁注、间注，笔者考证各篇名称时发现，《秦汉史·自然科学》载：“意（淳于意）对诏问所称‘大阳’‘少阳’‘阳明’‘厥阴’等名，与《伤寒论》同。”经对照，《秦汉史》与康平本《伤寒论》所称的“大阳”“大阴”相吻合。其他版本则未见“大阳”之说（从侧面可证实康平本《伤寒论》在流传到日本之前就是古传本《伤寒论》）。三是上述5种古医籍非同一时期成书，且《阴阳大论》《胎胪药录》早已散佚。据考，南宋官府刻书为国子监刻印（1040年）的《说文解字》《黄帝内经》等，故张仲景是无法参考和借鉴这些书籍的。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伤寒十居其七”。该句共33个字。《伤寒论文献通考》曰：“王粲叙此时之情景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七哀诗》）。又《三国志·魏志·张绣传》称，建安中“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才一（谓减少十分之九，仅余其一），在诸将封，未满有千户者。”《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建安十三年冬，与备战于赤壁，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五行志》亦未载，似可补史之阙。”仲景之张氏宗族乃南阳大族，以尊重历史为出发点，伤寒病之惨景与当时的史载已成为史实，不管是何人所撰之序，为证实属仲景撰著《伤寒论》，借如此确凿之史料作为佐证是可以理解的。
“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此句为43个字，可从三个方面剖析：一为自上古至中世到汉，其时间达数千年之久，若不是对中医历史熟悉和对上段已评论的《素问》《九卷》中的黄帝、岐伯对话有所了解的话，是不能如此清楚其先后顺序的；二是如果没有读到这些古代名医的经典著作也就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声；三是张仲景乃东汉末年之人，其“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虽没有明言是他自己，但为什么华佗对与他同时代的名人而未提及呢？且依甘伯宗之言，他（指张仲景）的师傅及吴普、他的徒弟卫汛也应列在其中。可见，张仲景是知道自己所处的年代为东汉，如果序文为仲景所撰，那就应称“当代”，或以“吾”而称，然序中称“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这便露出了马脚，此乃序非仲景所撰理由之四。五、序中“词组”之剖析与考释
“怪当今居世之士……危若冰谷，至于是也”。本文无需考证该段文字之出处，诸多前辈从《山田氏》《南史》《汉书》《博雅》《说文》等进行考证，其词出于以上所列部分古籍之中。此段是对当时社会弊端的深刻剖析，揭露了当朝的社会陈腐风气，斥责了上层宦官的为非作歹，痛批从医之人的学风不正，说他们“竞逐荣势”攀龙附凤“企踵权豪”以图名利为第一要务，而这些与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的文风极不相符。再联系《伤寒杂病论》，原文中巫、凡（庸）医，“降志屈节，钦望巫祝”造成对患者误诊误治的事实和案例的条文达数十条之多，甚至延误病期而成不可救药之坏病（或六经传变）。从另一角度笔者认为，此段文字应是当时上层人物且能坚持正义而有事业责任心之人，能执笔描述更有可能是知内情者，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所在，担心如果不觉醒将会贻害社会，被人民所唾弃，以“痛夫”“哀乎”发出了“危若冰谷”的呐喊。
“感往昔之沦丧……合十六卷”。此段文字是以建安时期张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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