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诗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慕南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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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诗歌试读：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史》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8卷68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政治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等8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军事卷：分为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8分册来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文学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等8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

艺术卷：分为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10分册来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科技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等8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

民俗卷：分为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10分册来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社会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等8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

历史卷：分为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8分册来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一、诗歌历史

先秦诗

与词、曲相比，中国的诗歌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它兴起得早，且经久不衰，青春长在。

诗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语言产生后不久。《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可见在原始劳动中的劳动号子就是最原始的诗歌，鲁迅将其戏称为“杭育杭育派”（《门外文谈》）。《吕氏春秋·古乐》又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可见原始的诗与歌密不可分，都与音乐舞蹈密切相关。但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这些原始诗歌大多已湮灭不传。一些古籍记载的所谓神农、黄帝、尧、舜时代的歌谣，多数经后人润色，甚至是伪托之作，但也有个别作品保留了远古时期的原始味道，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弓》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夫（古“肉”字）。”以简单的节奏表现了从砍伐竹子、制造弹弓，到射出弹丸、击中猎物的狩猎过程。

两汉魏晋南北朝诗

这一时期被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期”。其在诗歌方面的主要成就是五言诗由成型到繁荣，七言诗由滥觞到初步发展，杂言的歌行体及五七言四句的小诗也趋于成熟。新兴的声律学逐渐应用到诗歌创作中，为唐以后的近体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包括诗歌批评在内的文学批评也空前发达繁荣，除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已接触到诗歌批评外，刘勰的《文心雕龙》有许多章节都是专门论诗的，钟嵘的《诗品》更是系统的论诗专著。

两汉时，诗歌的成就不高，文人诗的成就更差。相对而言民间的“乐府诗”水平较高。“乐府”本是汉代所设的音乐机关名，它是汉初统治者为润色鸿业、制礼作乐的需要而设置的，它的任务除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演奏外，还要采集各地的民歌。“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到了魏晋六朝，人们习惯于把这些汉代乐府机关所采集的原称为“歌诗”的诗歌称为“乐府诗”，于是“乐府”由音乐机构名一变而为诗体名。《乐府诗集》书影据《汉书·艺文志》载，仅西汉乐府民歌就有138首之多，可惜流传甚少。现存乐府民歌大多是东汉作品，共有三四十首，其中富于文学价值的是那些采自民间的作品。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原则实际上和《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原则一脉相承，因而必然继承《诗经》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

有些诗揭露了当时严重对立的阶级状况，揭露了战争和劳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有的甚至直接写出了贫苦百姓被逼无奈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景：“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白发时下难久居！”（《东门行》）

有些诗写传统的爱情婚姻。如《上邪》一连气用五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来发誓，说只有到那时“乃敢与君绝！”热烈地歌颂了对爱情的忠贞。《孔雀东南飞》深刻地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倾心相爱的青年男女的无情迫害。这篇1700多字的乐府诗是古代汉民族最长、最优秀的叙事诗。它述说了“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的悲剧故事。与此相反，《陌上桑》却充满喜剧色彩，写美丽机智的罗敷如何拒绝了“使君”的无耻追求。

乐府诗中最具有特色的是那些表现家庭、社会问题的作品。如《妇病行》写母亲临死前千叮咛万嘱咐地将“两三孤子”托付给丈夫，但这个丈夫——或许是后父，最终竟抛弃了孩子，又如《孤儿行》写兄嫂独霸家财，把幼弟视为奴隶，任意折磨役使，也深刻地揭示了家庭的悲剧。

汉乐府多“采摭闾阎，非由润色”，所以“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胡应麟《诗薮》卷一），成为它天然的本色。汉乐府或为杂言，或为五言，标志着诗歌形式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为后代杂言歌行及五言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汉乐府最显著、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它刻画出许多性格鲜明、情节完整的形象和事件，标志着叙事诗进入了更成熟的阶段。如《孔雀东南飞》用多种多样的手法生动地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母、刘兄等一系列生动形象，描叙了休妻、离别、拒婚、再嫁、殉情等一系列生动情节，不愧为现实主义的叙事杰作。如果考虑到汉（族）文学叙事诗的不足，汉（代）以后叙事诗停滞不前的实际情况，那么汉乐府的这一艺术成就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汉代的文人诗成就不高。尤其是西汉时期只有项羽、刘邦等人几篇急就短章《垓下歌》、《大风歌》等较为生动感人。到了东汉，文人受西汉以来五言民歌影响，逐渐重视对五言诗的写作。班固的一首咏缇萦救父的五言诗《咏史》，虽然“质木无文”，却是有史可查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以后张衡、辛延年等人相继而起，或自作，或拟乐府之作，五言诗逐渐发展起来。它比起“文繁而意少”的四言诗，多出一个单独的音节和词汇，因而能“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钟嵘《诗品》）。

到东汉末年，出现了一批作者姓名已不可考的五言诗，后人便把它们泛称为“古诗”。历史上曾有人把这些作品系于西汉时期枚乘、李陵和苏武等人的名下，这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在这批古诗中有19首以《古诗十九首》的名义被选人《文选》，它们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魏晋时期最值得称道者一是建安诗人，一是正始诗人，一是太康诗人，一是大诗人陶渊明。

汉魏易代之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于是在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产生了一批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斡、阮沬、应场）为羽翼的“建安诗人”，他们关切现实，慷慨有志，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写下了一大批具有高度现实性和饱满感情的作品，其风格被后人誉为“建安风骨”。建安风骨的特点及产生背景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如曹操（155～220）的《蒿里行》写讨伐袁绍之战，《苦寒行》写东征高干，都写出了事件的经过，战争的残酷，人民的苦难，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而曹操的《短歌行》、《龟虽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杂诗》等，又都抒发了作者真切复杂的思想感情，不愧为优秀的言志抒情之作。特别是曹植（192～232）的《赠白马王彪》，剖析了在皇室内部残酷斗争中的悲愤心情，更是一篇写实与抒情相结合的佳作。曹植特别擅长五言，他在曹操“清峻”、“通悦”的基础上更注重“骋词”和“华靡”，因而使五言诗更趋于繁荣。而曹丕（187～226）的《燕歌行》则是有史可查的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诗。

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与曹氏之间展开了殊死的血腥倾轧，特别是司马氏借“名教”杀人，剪除异己，政治异常黑暗。应运而生的是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后人称他们为“正始（魏齐王年号，241～249）诗人”，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思想反对现实政治。他们也关心现实，但黑暗的政治迫使他们由奋发进取转而变为或愤世嫉俗，或消极避世；他们也饱含感情，但朝不保夕的处境迫使他们由慷慨激昂转而变为或隐晦曲折，或任达旷放。阮籍（210～263）的82首《咏怀》诗可视为正始诗人的代表作，这些诗“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王夫之《古诗选评》卷四），都写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而且这种组诗的形式又开创了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

西晋“太康（晋武帝年号，280～289）诗人”以“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无张华，而有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最为著称。他们的共同倾向是更注重文章的华美和写作的技巧，而在思想内容方面有所减弱。正像《文心雕龙·明诗》所说：“晋世群才，稍人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但出身清寒的左思有一些抨击当时门阀制度的作品，写得十分深刻生动。

东晋时，随玄学而兴起的玄言诗逐渐盛行。这种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毫无可取之处。因而陶渊明在此时的出现更显得光彩异常。陶渊明（365～427）为人以讲究气节，不为五斗米而向乡里小儿折腰著称，深受后人的爱戴。他的诗以描写田园著称。这些诗充满了对污浊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如在《归田园居》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但他并非是浑身的静穆，他也有些“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说明他并未完全忘怀世事。陶渊明的诗在艺术风格上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平淡自然。他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描写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好像一切都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朱熹语）一样。但他的诗虽平淡，却不浅薄，相反非常醇厚有味，能在平淡中见真淳，在自然中求深刻，在古朴中出意境，因而能产生像苏轼所评价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奇趣”。如其名作《

饮酒

南北朝诗最可称道者是山水诗的兴起。在此之前，诗中对山水的描写只处于起陪衬作用的宾位，而此时有些诗人却把山水作为审美的对象纳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正像《文心雕龙·明诗》所指出的那样：“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最著名的诗人有谢灵运（385～433）及谢眺（464～499），世称“大小谢”。大谢善于移步换形，经营画境，偶尔也能写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这样得之自然的神来之笔。谢眺的山水诗“清机自引，天怀独流，壮景为幽，吐情能尽”（《采菽堂诗选》），较大谢又进一步。如其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晚登三山》）；“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不管是在捕捉山水情趣方面，还是在情景相生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南朝诗的另一特点是更注重形式与技巧。注重“隶事”、“藻绘”，以用典繁富、词藻华丽为美，随着声韵学的逐渐兴起，更讲究诗歌的音韵之美，于是到齐梁的沈约时终于提出“四声八病”（八病指：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之说，要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时称“永明（齐武帝年号）体”。再加之这时统治阶级异常腐化，他们专用这种华美的形式写其纵情声色的生活，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宫体诗”。梁简文帝、陈后主、徐搞、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都是这一诗派的代表人物。

但南朝诗人终有能发扬“左思风力”者，这就是鲍照（？～466）。他继左思之后，对士族制度再度抨击，其《

拟行路难

南北朝的民歌也很发达，南朝民歌可分为“吴歌”与“西曲”两类。前者出自以建业为中心的

江南

唐诗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繁荣最辉煌的时期。据《全唐诗》及其有关补遗所载，现存诗有52000余首，作家2300多人。数量之多，作者之众，内容之广，风格流派之繁，体裁样式之全，均堪称空前。

从题材内容看，唐诗几乎深入到唐人生活的每个领域，大至国家兴衰，政治得失，社会动乱，战争胜负，民生疾苦，诸如盛唐时的对外用兵，盛唐至中唐转折时的安史之乱，以及人民在其间受到的征戍与诛求之苦，中晚唐的三大痼疾——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争倾轧，无不写入诗中，号称“史诗”的作品，不计其数。小至琴技棋艺，书理画趣，虫鱼鸟兽，亦莫不入诗。至于那些描写自然田园，歌咏日常生活，抒发离情别绪，赞美建功立业，向往渔樵山林等传统题材，更多如雨后春笋。而且形式各异，有纪游体、寓言体、赋体、传记体、传奇体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诗在反映现实的广阔性和深刻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它们从许多方面接触到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如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腐败无能、拒谏饰非、斥贤用奸，都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谴责，有的甚至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以至后人无不感慨道唯唐人方敢如此。同时他们对农夫织妇所受到的种种压迫与剥削充满了深切的同情，描写下层人民的生活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一大内容。它们还提出了妇女问题、商人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凡此种种都是前代诗人没有或很少写到的。

从风格流派看，更是百花齐放。仅就盛唐而言，“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高木秉《唐诗品汇总序》）。其中，孟襄阳（浩然）、王右丞（维）等人，高适、岑参等人还被后人奉为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在盛唐之前，还出现过以华丽壮美著称的“初唐四杰”体和以精工纤巧著称的沈宋体；在盛唐之后，还出现过以清丽精雅著称的十才子体，以平易通俗著称的元白诗派（亦称长庆体），以奇警峭劲著称的韩孟诗派，以精深婉丽著称的温李诗派等。

具体而论，唐诗派别虽多；但总体而论，唐诗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能把充实的内容与饱满的感情，高度的写作技巧与纯熟的表现方式完美地结合起来。而这几个因素本是诗歌的基本因素，唐诗不但能兼而有之，且能将其炉火纯青地融为一体，故而能登上诗歌的顶峰。唐之前的诗并非没有充实的内容和饱满的感情，但苦于表现方法、艺术技巧尚不能像唐人那样随心所欲，作起诗来难免有些板滞拙涩，缺乏活泼流动的韵味与风情；唐之后的诗并非没有高度的写作技巧与纯熟的表现方式，但很多内容和感情早已被唐人表现得淋漓尽昌黎先生集 韩愈著致，很难再有所创新，故而作起诗来难免或多从形式及人工安排上用力，或摆脱不掉因袭的成分，使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情韵。但唐诗则不同，历史的机遇使它处于一种最佳的处境。它一方面能保有充实内容和饱满感情，一方面又能在写作技巧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而唐人几乎开口便能写出好诗，如“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寻隐者不遇》），感情真切，情趣盎然，仿佛一切皆从胸中流出，并非在有意为诗，但写出来的却是一派有如天籁的真情神韵，这正是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可及处。就体裁形式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各种体裁，包括“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诗薮》外编卷三）唐人发展了汉魏以来的五七言古体诗，既保有其古朴淳美的固有本色，又增加其生动流走的新貌，特别是能吸收唐以来近体诗的优点，使其声情更加婉转优美，摇曳多姿。七言歌行体在六朝时尚属初起阶段，至唐亦蔚为大国。即使是从南北朝起即已失去其音乐性的乐府诗，在唐代柳先生外集 柳宗元著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李白尚喜借旧题写时事；至杜甫则发展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元稹《乐府古题序》），专写新题乐府，从本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传统；至白居易，更团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使乐府诗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唐人在诗歌体裁上的最大创新还在于律诗。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诗体。所谓律诗即要求按一定的格律程式来写诗。唐人吸取了六朝永明体诗四声八病说和骈文骈赋崇尚骈偶对仗的合理内核，将其进一步规则化，产生了新体的律诗。这些规律主要包括：音调要合乎平仄声的规律。即在一句之中，要以两字为节平仄声相间，尤其要使偶数字平仄相间；在一联两句之内，要平仄相对，如五言的出句为“平平平仄仄”的话（七言只需在前边加上与五言一二两字相异的仄仄即可），那么对句即需作“仄仄仄平平”（七言则作平平仄仄仄平平）；而在两联之间，即下一联的出句与上一联的对句之间要平仄相粘，如五言的上一联对句为仄仄仄平平的话，那么下一联的出句则要作仄仄平平仄，其余以此类推，反复终篇。字词句法要合乎对仗要求。律诗多以八句四联为篇，四联又可分别称首联、颔联、颈联、尾联，其中第二、三两联应是严格的对仗句式，一四两联则可对可不对。与此相关，由六朝四句小诗发展而来的五七言绝句体也逐渐律化，称为律绝，而其声律及对仗的规律可符合律诗中的前两联、后两联、中两联，或首尾两联中的任何一种。由于律诗和律绝有鲜明和谐的节奏及抑扬有序的声调，所以读起来愈发朗朗上口，充满音乐美。

唐诗的特点又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发展变化，人们已公认明人高木秉对唐诗“初、盛、中、晚”的四期划分说。

初唐是唐诗的因袭变革期。一方面出于润色鸿业的需要，在皇帝的提倡和参与下，一些宫廷诗人，如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武后时的沈俭期、宋之问，都创作了大量的宫体诗，继承并延续了齐梁以来的华靡浮艳诗风。他们对五七言律诗的定型作出过历史的贡献。另一方面，一些中下层文人纷纷崛起，向宫廷文人的一统天下发起冲击，其代表人物是唐初“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及陈子昂。他们自觉地批判六朝文风，有意识地拓展诗歌内容，开创新的风格。四杰批判“上官体”为“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并倡导“革其弊”（杨炯《王勃集序》）。陈子昂批评当时的文风为“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并倡导“汉魏风骨”（《修竹篇序》）。陈子昂（66l～702）的《感遇诗》三十八首、《蓟丘览古》七首、《登幽州台歌》等，反映现实、抨击时弊，风格雄浑高古，寄托遥深，确有汉魏风骨，对廓清六朝余风起到巨大的冲击作用，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盛唐是唐诗的繁荣昌盛期。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准备，盛唐诗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美不胜收的繁盛局面。从内容上讲，此时的诗歌已得到了最充分的解放，唐诗所表现的种种内容，都在此时得到最集中的反映。从体裁上讲，这时的律诗已走向成熟，蔚为大国，七言歌行和绝句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达到了诗歌史上的最高水平。从风格上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流派在此时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而其代表人物杜甫、李白可谓登上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高峰。其他如壮浪奔放的边塞诗派、优美清新的田园诗派亦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中唐是唐诗的繁衍期。此时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盛唐诗风；韩愈、孟郊有意发展杜诗雄奇的一面，形成了以横放杰出、排汋瘦硬为特点的韩孟诗派；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和李白的浪漫色彩，独树诡丽瑰杜工部集 杜甫著奇之一帜；刘禹锡、柳宗元或发思古之幽情，或借山水以抒幽愤，亦有独到的浑成清峻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中有些人在语言上刻意推敲，如韩愈、孟郊，有些人在意境上着意刻画，如李贺、柳宗元，有些人尤喜以议论或散文入诗，如韩愈，这都不但进一步丰富了“唐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宋调”。

中唐诗歌影响最大的流派，要推以白居易为首的，有李绅、元稹、张籍、王建等人广泛参加的新乐府运动。

晚唐是唐诗逐渐衰落期。最初尚有李商隐、杜牧两位著名诗人，时称“小李杜”。他们的长篇五古《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感怀诗》，题材重大，颇能继承老杜的同类作品。李商隐的七律和杜牧的七绝成就更高。李商隐在七律已被前人多方开掘，几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对语言、对仗、声律和典故，无不精心的锤炼安排，形成了一种富艳精工和深于情韵的风格，成为唐诗灿烂的晚霞。尤其是几首表现爱情的《无白居易像题诗》，如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感情极为缠绵，意象极为朦胧，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美感。杜牧的七绝以清新俊逸，流走明快，语浅意深见长，在王昌龄、李白等绝句大师之后犹能自成一家。

李商隐、杜牧之后，不曾再出现有重大影响的诗人。这时作家虽多，但多是中唐以来各大家的学步者，例如方干、李频之于贾岛、姚合，吴融、韩僵之于李商隐、温庭筠，只有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诸人稍有特色。他们的某些作品能继承新乐府运动“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平易流畅的风格，如杜荀鹤的《再经胡城县》曰：“去年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但气魄才力以至影响都远不及前人了。

宋诗

在繁荣的以至难乎为继的唐诗之后，宋诗的成就确实稍逊于唐诗。但文学史上有人将宋诗一笔抹杀，说它不但不如唐诗，而且不如

元诗

从思想内容上看，宋诗比历代诗歌都要广阔。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直接以诗议政的作品更多了。宋代诗歌创作的高潮往往是随政治斗争高潮的出现而出现。如北宋时围绕新旧党争，南宋时围绕和战之争都出现了很多政治诗、时事诗。二是描写民生更广泛深入了。宋诗不但写一般的农夫织妇，还扩展到纤夫、渔民、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艺人等，而且对统治阶级的种种压迫剥削手段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现得更深入了。三是爱国诗出现空前的繁荣。鉴于宋代不断受到外侮，这类作品自然日益增多，至南宋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调。四是更广泛地描绘出经济生产，民风民俗等社会生活画面，许多新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诸如盐酒专卖、漕运、矿业、新式农具、医疗技术、年节风俗、占卜、说书等，都被诗人们摄入笔端。五是品评艺术的作品大量产生。宋人的文化修养要远高于前人，因而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评论诗、书、画、乐的诗歌，诗歌成了文艺评论的重要工具。

宋诗在思想内容上也有不少缺欠，如缺少热情洋溢的爱情诗、抒情诗、边塞诗等。

宋诗在艺术风格及表现手法方面也有某些新倾向。

首先是议论化。唐之杜甫、韩愈已有此苗头，至宋，随着诗歌功能、表现力的不断扩大，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再加之宋代坡仙集 苏轼著诗人多与政治家和官僚兼为一体，故尔“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以诗为武器，议论时弊，干预政治，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宋代盛行的禅宗和理学更进一步加重了这一风气。自北宋中叶王安石、苏轼后，大部分诗人都喜谈禅，因而以禅论诗，以禅入诗，在诗中发挥禅理成为当时的普遍习尚。宋代的理学扼杀文学的美学价值，扼杀人的正常情感，对于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摧残作用，至于将理学的陈词滥调搬入诗歌创作之中，更产生了很多充满头巾气的陈腐议论，正像刘克庄在《竹溪诗序》中所评，这类诗“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一些有理趣而无理障的好诗，如朱熹《观书有感》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是一首“寓物说理而不腐之作”（陈衍《宋诗精华录》）。所以对宋人喜以议论人诗应该全面、辩证地加以分析。

其次是才学化。这主要表现在喜于诗中广征博引、多用故实上。这种倾向从唐之韩愈已见端倪，至宋更为普遍。从北宋初的西昆派到北宋中的苏轼，再到两宋之交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都有很明显的表现。其中运用适当者能加深诗歌的表现力，运用过滥者则似“獭祭鱼”，被后人讥为“除却书本子，则便无诗”（王夫之《薹斋诗话》）。

再次是散文化。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曾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其时，从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始，已有此倾向。总的说来它破坏了诗歌的固有特征，不足称道。

另外，宋诗在语言风格上多保有平淡自然的风格。虽然有些人只出于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观点而强调平淡自然，如北宋初中期的王禹梡、欧阳修等人，他们为强调“传道而明心”，特别提倡诗应“易道易晓”；有些人能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而强调平淡自然。如王安石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苏轼说：“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至也”（《与侄儿书》）；陆游说：“工夫深处却平夷”（《追忆曾文清公》）。这样尽管他们之间的艺术风格各不相同，但在语言风格上都崇尚自然平淡，这和唐代很多诗人，特别是唐中后期的诗人过于追求华丽禾农艳，或奇奥深涩有所不同。范成大像

宋诗还特别注意诗之“小结裹”，即具体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技巧。唐诗在大领域内都已捷足先登，臻于完备，宋诗就只好在唐诗已开拓的道路上或向深处，或向远处，或向侧处作进一步的细致开发。前人评“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宋诗人……能不袭用唐人旧调，……大抵残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白石道人姜夔像层说、侧一层说。”都道出了宋诗的这一特点。

宋诗的繁荣和宋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分不开，这一发展主要体现在大量“诗话”的产生。诗话或记录轶闻，或品评得失，或考证史实，或阐述理论，三言两语，各成片段，是一种非常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批评形式。它固然有某些过于拘泥“诗法”的倾向，但如果因此而说：“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离于唐，而诗话乃多”（《围炉诗话》），却未免诬之过甚。应该说诗歌理论的繁荣对探讨诗歌的美学特征还是益大于弊的。

宋诗在不同阶段还有其不同的特点。

北宋初期主要有“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派，其共同特点是沿袭唐风，尚未形成宋诗的独特面貌，因此可称为沿袭期。“白体”主要效法白居易的浅切诗风，但结果往往“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骑省集》）。成就较高的诗人是王禹梡（954～1001）他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因而其诗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晚唐体”以“九僧”为代表，宗法晚唐的贾岛、姚合，以意境清幽为尚，但往往流于破碎小巧。“西昆体”效法李商隐，讲究辞采、崇尚故实，其代表作家是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派遭到范仲淹、石介等人的强烈反对，范、石等人虽不以诗名，但也写了一些风格与西昆迥异的作品，为宋调的滥觞作出了一些贡献。

南宋后期，随着爱国意志的消沉，诗歌创作进入衰落期，著称于诗坛的是一批“江湖诗人”及其作品。他们之中除刘克庄、刘辰翁、戴复古或作品较多，或气魄较大外，多数都破碎不足以名家，作品数量既少，气象也很局促，像“四灵”这样的作家又重新拈起了晚唐的旗号，以贾岛、姚合为宗，取法不高，成就更低。所幸的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南宋亡国之变又造就了文天祥、汪元量等一批爱国诗人。他们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抒情性，又有高度的纪实性，在继承杜甫的“诗史”传统和南宋中期爱国传统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为宋诗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像文天祥的千古名篇《正气歌》，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早已化为民族之魂，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了。元诗

宋以后诗歌呈衰落趋势，主要问题是缺乏创新意识，不论在内容题材上、艺术风格上还是体裁形式上都未能脱出前人的窠臼，有很多作家索性就以仿古为宗旨，连宋人那点标新立异的精神都失去了。但这几代的作品数量相当惊人，仅《

明诗

金代国祚不长，战乱频仍，文化本不很发达，诗歌成就亦不高。只是末期的元好问尚有一些能反映时代的好作品，风格也较为悲壮。

元初诗人多为宋金遗民，大多亲历过改朝换代的社会变革，因而某些作家如刘因、赵孟帄等的一些诗作能较深刻地反映社会矛盾和民族意识，中期以后，社会趋于相对稳定，科举取士的恢复又使知识分子有了进身的机会，特别是宋代的道学在此时发挥了“替金元治心”（鲁迅语）的作用，许多诗人都兼理学家，他们继承了宋儒重道轻文、扶世教化、止乎礼义的诗旨，诗风逐渐转向雅正。虞集、杨载、范木亨、揭侯斯于此时号称“元诗四大家”。后期的重要诗人有王冕、杨维桢等，他们的作品对元末尖锐的社会矛盾又有较多的接触，风格亦较为多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诗人中有很多少数民族的诗人，诸如耶律楚材、揭侯斯、萨都刺、贯云石、马祖常、餚贤、余阙等，他们的成就足与汉族诗人相颉颃。元人戴良在《丁鹤年诗集序》中曾评道：“论者以马公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李贺），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南朝末年诗人）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 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斡公克庄、鲁公至道、三公延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之言。”如萨都剌《上京即事》曰：“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与著名的北朝民歌《敕勒川》一样，都非汉人所能描募。他们和汉族诗人一起为共同繁荣中华文化而作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诗歌在不同时期虽有不同特点，但在艺术风格上却有一个共同倾向，这就是宗唐尚古而鄙薄宋诗的议论直露。明诗

明代诗歌的成就亦不高，但其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却相当激烈。

明初诗文的代表作家是宋濂、刘基、高启，他们都经历过元末的社会动乱，写出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但不久，由于理学、八股科举以及空前残酷的文字狱严重桎梏了文人的思想，诗歌创作陷入了毫无生气的局面，出现了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专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能事，统治诗坛达一百年之久。

大规模自觉地与台阁体相对抗的是“前后七子”发起的复古运动。“前七子”以李梦阳（1472～1527）、何景明（1483～1521）为代表。他们的代表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对扫除“哗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台阁诗风起到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但他们提倡的复古和陈子昂、韩愈、欧阳修等人提倡的以复古为革新的主张不同，是纯粹的为复古而复古，因而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割断历史，走上了盲目的厚古薄今道路。其作品一味以抄袭模拟为能事，正像后来反对他们的归有光所形容的那样：“颇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也。”李梦阳本人在晚年也忏悔道：“余之诗非真也，王子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诗集自序》）。“后七子”以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8～1590）为代表，他们再次发起复古运动，重蹈前七子的覆辙。如李攀龙不但要“诗必盛唐”，而且说“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他的诗亦以模拟剽窃为能事，如《古乐府》，篇篇模拟，句句模拟，恰如写字的“临摹帖”。王世贞不但要“诗必盛唐”，而且说“大历以后书勿读”，是典型的一代不如一代论者。他的诗，自《诗经》以下至李杜，无不模拟，令人生厌。此时，倒是那些不依附于前后七子的诗人，如唐寅、文徵明、王守仁、杨慎等，反能卓然自立。如唐寅《焚香默坐歌》纯用白话体“说尽假道学”（袁宏道语）：“请坐且听吾语汝：‘凡人有生必有死，死见先生面不惭，才是堂堂好男子！’”毫不袭古而英光自射。

大规模自觉地起来反对复古运动的是“唐宋派”、“公安派”与“竟陵派”。唐宋派的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的主要精力虽在散文，但“自为其言”、“直写胸臆”等主张亦适用于诗。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和稍前于此的李贽、汤显祖等在清算复古主义文学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李贽提倡“童心说”，汤显祖提倡“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袁宏道更提出“性灵说”。这些主张势必促使他们打破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而提倡抒发真情实感，也促使他们的创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小修诗叙》）“竟陵派”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他们也提倡性灵，但更注重“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又把诗歌创作带回幽深孤峭的狭路。总的说来，这几派的创作成就虽不甚高，但是冲破了复古主义笼罩当时诗坛的陈腐空气。

在明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时代，一些无意为诗者留下了一批优秀作品。其中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人的爱国诗作，有如南宋末年文天祥等人的作品，再次奏响爱国的激昂之声。如年仅17岁就壮烈牺牲的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1631～1647）的《别云间》曰：“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其气魄远非一般明人所能比拟。

清诗

清诗较明诗相对繁荣，作家作品的数量都要数倍于明，且到后期出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发展变化。清诗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明清易代之际。这时的诗人都经历过惨痛的社会巨变，因而其作品常能反映出剧烈的民族斗争，以及由此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又不尽相同，有些人以明末遗民自居，表现的是不忘故国的思想感情，其代表作家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归庄、屈大均等。他们的诗或直咏其事、直抒其情，或借古咏今、托物寄志，表达了伤时之感、爱国之心、亡国之哀、复明之愿。如归庄的《悲昆山》以纪实手法写征服者之残暴：“城陴一旦驰铁骑，街衢十日流膏血。……一二遗黎命如丝，又吴伟业像为伪官迫慑头半秃”，堪称史诗。另一些人则当了贰臣，如钱谦益、吴伟业。钱谦益（1582～1664）在明末即主盟文坛，降清后常在诗中发一些幽隐的哀叹，说明内心亦是很矛盾的。吴伟业（1609～1671）的诗从客观上也多方面表现了明清之际的现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艺术水平也较高。著名的《圆圆曲》记录了吴三桂为了夺回爱妾不惜引清兵入关的传说：“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颇为世所传诵。

二是初、中叶时期。这时诗坛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它的繁荣，这就是派别竞起，诗论争立。

清初，王士稹（1634～1711）首倡“神韵说”，以反裱艳而倡澄淡为宗。但他在力图纠正专学盛唐的肤廓、晚唐的缛丽和宋人的议论、学问偏向的同时，又过分强调“色相俱空，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故而往往流为空虚疏淡，进而脱离现实。这也标志了清初诗风从重现实到重形式的转变。清中先有沈德潜（1633～1669）标榜“格调说”。他认为诗歌创作应当“一归于温柔敦厚”与“中正和平”，这实际上适应了统治阶级需要的“台阁体”的老调。吕留良画像稍后厉鹗（1692～1752）编著了《宋诗纪事》，标榜宋诗，把诗歌史上唐宋诗之争推向一个新高潮。之后又有袁枚（1716～1797）倡导“性灵说”，特别强调表现自我之“性情”。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这固然在理学和八股桎梏人心的时代有其积极意义，但无形中又滑入了另一种倾向之中。再后有翁方纲（1733～1818）提出的“肌理说”，强调作诗要讲义理学问，代表了乾嘉以来考据学派的倾向。这期间不立宗派的诗人有郑燮（号板桥，1693～1765）和赵翼（1724～1814）。郑板桥写了很多同情人民疾苦、憎恨贪官污吏的作品，并对神韵派、格调派的某些空疏之论表示不满。赵翼特别强调发展的观点，他的《论诗》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闪耀着催人进取求新的思想光芒。三是资产阶级改良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代进入晚期，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此时的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出如何适应社会变革需要这一特点。首开风气的人物是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是近代最早呼唤改革的先吕晚村先生文集续集四卷进思想家。他的诗以其先进的思想，纵横议论，抒发感慨，有力地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上脱离现实的倾向，诗风也以瑰丽奇肆著称，足能矫拔颓风。如他热情呼唤新思潮的到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岏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这些“伤时之语，骂座之言”不能不动摇人们对旧制度的怀疑，震撼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灵，为后来的思想界、文学界注入新生命。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发展，“诗界革命”亦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发起者是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人。黄遵宪（1848～1905）是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人。黄遵宪在理论上提倡“我手写我口”（《杂感》），“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诗集自序》）；同时又提倡利用古人优秀的传统，加以变化求新，从而创造一种“古人未辟”的新体黄遵宪像诗。他的创作也确实达到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融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境界。如《今别离》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新鲜事物写入诗中；《冯将军歌》等写中法、中日战争；《哀旅顺》等写丧权辱国；《出军歌》等大力鼓舞抗敌救亡士气，不愧为一代“史诗”和“新派诗”。梁启超以其崇高的声望大力提倡“诗界革命”，其诗作敢于打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对促成新体白话诗的产生有一定积极影响。之后，虽有“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陈衍大力表张宋诗，王闽运大力表张汉魏六朝诗，力图在新诗派发展时，用旧形式作最后的一搏，但无奈大势已去，影响甚微了。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出现了杰出的女诗人秋瑾和以柳亚子等人为代表的“南社”。秋瑾早期所作的《杞人忧》就发出了“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这样压倒男儿的豪言；后来又写下《宝剑歌》、《宝刀歌》等一系列高呼革命的诗篇：“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直接以诗歌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南社”成立于1909年，在第一次“雅集”的17人中，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所秋瑾像谓“南社”，取其“操南音不忘本”之典，亦即表示反清革命。南社作家虽多用传统的旧体，但表现的却是进步的革命思想，对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鼓动作用。

二、历代名诗

关雎

编成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共三百零五篇，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前11世纪）至春秋中期（约前7世纪）的作品。其书原称为《诗》或《诗三百》，西汉起称《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

本篇为十五国风之首。《关雎》是一首民间情歌，写一个男子在河边遇上一个采摘荇菜的姑娘，姑娘的美貌、娴静和勤劳引起了他强烈的爱慕之情以致日夜思念，梦中亦不可忘怀，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能亲近她、娶到她。作品中作者将男子心态的变化与情绪的波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情感真切而不猥亵，表现了人们对人类美好爱情的向往。

蒹葭

本篇选自《诗经·秦风》。这是一首情歌，写对意中人的强烈追求。

秋水淼淼，芦苇苍苍，着意渲染一种渺远虚惘的意境。在这样的一个秋日里，诗人来到河边，追寻心中恩慕之人。伊人风致嫣然却是咫尺天涯，相思之苦、倾慕之情在碧波浩渺间弥漫开来，水色迷离，只滤下一声纤尘不染的轻声叹息。作者把情和景融合在一起，又通过反复寻觅而不可得的情节，把主人公的一腔深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采薇

木瓜

本篇选自《诗经·卫风》。全诗共三章，每章四句。只有投报之物各异，其余部分文字相同，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全诗语言简洁明快，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古代男女赠物表意结好的典型的情节。

桃夭

本篇选自《诗经·周南》。

这是一首周南地方在女子出嫁时唱的祝歌。

诗中多祝福，尤其对婚后的生活进行了全面的祝福。全诗音律和谐，歌词相比下显得并不重要，符合姑娘新嫁时的吉庆场合。

虫草

本诗选自《诗经》。共三章，主要描写了男女相悦中，痴情地思念心上人的画面。诗中的女主人公既不是真地在追弄蚱蜢，也不是真地采蕨采薇，所有的这些举动都是对她自己驿动的心的一种掩饰，喓喓草虫，南山薇薇，到处都是她的影子。整首诗歌语言简单、挚朴。通过简洁的文字就把桑间陌上的古典爱情描绘得纯朴热烈，栩栩如生。

黍离

本诗选自《诗经·王风》，写的是一个周王室后裔面对旧都废墟的哀思。昔日气势恢宏的王宫，转眼之间已是苔痕遍地；曾经拥有的辉煌，犹如明日黄花；鼎盛的人群，而今已如鸟兽散去。我怅然徘徊在曾经万般辉煌的遗迹而前，仰声问苍天，为何造成今天这种局面？茫茫苍天，空无声息，我只有独自黯然伤神，任那亡国之痛一泄千里。

子衿

本篇选自《诗经》，是一首女子思念等待情人的诗歌，描写了正处于热恋的情人们，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以及辗转反侧、登高远盼、望穿秋水的思念之情。

硕鼠

本篇选自《诗经》。这是一首描写农民反抗统治者残酷剥削的诗。本诗描写的农民发出对统治阶级残酷剥削的愤怒和控拆，并以“硕鼠”比喻他们，十分形象而贴切地揭露了他们贪得无厌的丑恶本质，鲜明地展示了剥削者冷酷无情的丑恶面目。诗人反复咏叹的没有人为饥寒而悲号的乐土，虽然只是空想，却强烈地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国殇

作者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楚人，我国最早的大诗人。楚怀王时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明法度，任贤才，联齐抗秦。遭谗去职，被流放到汉水以北。顷襄王时曾被召回，旋又被放逐。当时楚国政治腐败，国力渐衰，前278年，首都郢又被秦攻破。屈原哀伤祖国危亡，又无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约于该年夏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现存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均见于《楚辞》。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血腥而残酷的战争场面，战马、长戟、战车和双眼血红的兵士，构成一幅肃杀的战争画面，而永垂千载的是战士高贵的灵魂。

湘君

屈原诗作。

诗歌写的是湘夫人在等待湘君的故事。湘水男神为帝舜，湘水女神为娥皇、女英二妃，《湘夫人》和《湘君》两篇写的均是他们的爱情故事。神灵在屈原的手中人格化了，他们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悲欢，也有自己的爱情故事。湘夫人不顾巫人的劝阻，毅然在湘江之畔等待湘君的到来，然而结果却总是失望。诗人在这无尽的忧伤、无边的思慕、无望的爱情中找到了某种寄托，得到一种排遣。

山鬼

屈原诗作。

香草成了诗人示爱的信物，也是诗人自身高洁品质的象征。本诗描写了主人公的绯恻、悲伤的心理，同时也表达了主人公高洁品质不被别人认可的悲愤之情！

长歌行

本诗的主旨是警告我们每个人要珍惜时间。因为时间是永恒的，可对于每个人来说，时间却又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把握住了生命里的每一分每一秒，人生才是完整的、精彩的。

上邪

乐府民歌。

这是一首情歌。诗中描绘了女主人公为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用火一般的热情和实际行动，大胆地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新女性形象。表现了他对爱情的忠贞不谕。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乐府民歌。本诗描述了江南水乡秀丽的风光，一望无际的翡翠般的莲叶，莲叶下无拘无束嬉戏着的小鱼儿的画面。全诗有如一幅碧绿曼妙的画面，恬静清新，让人将所有的世事浮云，功名利禄都抛之脑后了。

陌上桑

乐府民歌。

本诗作者以第一人称描写了超凡脱俗之美的罗敷，以及她通过自己容颜及言行拒绝使君示爱的过程，表现了罗敷不畏强权，机智勇敢的性格特征！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是陶渊明作品中极有代表性的名篇，其中“结庐在人境”又是最为传诵的佳句。此诗创造了一种悠然自得，回归自然，与自然融而为一，并“饮醉已忘言”的优美至远意境，使魏晋去学中关于“得意无言”和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意识得到完美的诗意体现。可以说，以此诗为首的陶诗对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能几时？安得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作者鲍照（约414～466），字明远，东海（今山东郯城一带）人。鲍照是南朝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常常表现建功立业的愿望和对门阀社会的怨愤、抨击，艺术风格俊逸豪放。七言歌行到他手里有显著的发展，有《鲍参军集》。

本诗通过动作描写和直接议论抒情，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慨和不再忍受屈辱的官场生活的决心。在艺术上，诗的情感热烈奔放，句子也随之长短错综，音节也激昂顿挫，富于变化，体现了鲍照诗俊逸豪放的风格特点。语言质朴，明朗刚健，情感与语言达到高度和谐，读来如见其人。

木兰辞

南北朝民歌。

这首诗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位巾帼英雄的形象。虽然是一个娇弱的女子，却在国家有难时，披挂上阵，且不让须眉，建立了赫赫战功。这在当时的社会里，一女子能有这样的勇气和报负，实为后人啧啧称赞，她的事迹同这首诗歌一起为后人千古传颂。

敕勒歌

南北朝民歌。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风涛起处，便可望见雪白羊儿隐在其中。策马奔驰在这样无垠的大地上，你会觉得生命是如此轻松自由。苍茫的天地，萋萋的野草，时隐时现的羊群，极具一种原始的风味，而这种原始之中又透露出一种强悍与粗犷，这正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特色。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作者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在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应举及第，授朝散郎，后任虢州参军。因罪而被革职，其父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贬交趾做县令。高宗上元三年（676）秋八月，王勃在探望父亲途中落入海中，受惊而死，死时仅二十八岁。

此首为赠别名作，是王勃与将要去蜀州赴任的杜少府分别时的作品，与其他此类诗作风格迥异。全诗格调高昂，笔力雄健，一洗悲酸之态，不愧为送别诗中的佳篇。其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也成为千古的绝句。明胡应麟评价此篇说：“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启盛中妙境。”

登幽州台歌

作者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附近人）。出身富家。年十八未知书，后悔悟，入乡学，刻苦读书，尤善诗文。他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者，对唐诗发展颇有影响。

这是一首千古佳作。全诗既不押韵，诗句也不整齐，读来却是错落铿锵，韵味悠扬。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陈子昂曾随军讨伐契丹，并出谋划策，但都未被采纳，还被贬为军曹。悲愤之余的他登上幽州台，含泪写下七首诗。本诗便为其中一首。

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语言奔放苍劲，感染力极强。

本篇的艺术表现也很出色。上两句写时间之绵长；第三句登台眺望，写空间之辽阔；第四句是对寂寞悲哀情绪的描绘。读这首诗，会深刻地感受到一种悲壮苍凉的气氛，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远古时空混沌的图景，一位胸怀大志却因报国无门而感到悲伤孤独的诗人兀立在图景中间。

这首诗虽然很短小，但内涵丰富，语言凝练，感情浓烈，其势可与楚霸王的《垓下歌》相媲美。

于易水送人

作者骆宾王（640？～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七岁能诗，被称为“神童”。早年为道王李元庆属官，后因罪入狱，获释后贬为临海县丞，郁郁不得志，弃官而去。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武则天，骆宾王曾为其作檄文，兵败后不知所终。与王勃等以诗文齐名，为“初唐四杰”之一，其诗多抒写个人失意愁怨之情，诗歌语言精练圆熟，对扭转初唐浮华的诗风，起过一定的作用。有《骆临海集》。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人借史咏怀，歌颂了荆轲告别燕国与友人，大义凛然慨然赴秦的大无畏精神。寥寥数语，一位慷慨赴难的英雄形象如在眼前。诗人的咏叹中，更有称赞与神往，其中或许还隐含着己身无所作为的悲苦。

在狱咏蝉

骆宾王诗作。

这是一首咏蝉诗，诗人借蝉自喻，用比兴手法写出自己入狱后艰难危苦的处境，表明自己始终如一的光明磊落的心胸，抒发了作者因被诬入狱，政治不得志的苦闷情怀，并借蝉表达了自己的高洁志向。

咏史

作者卢照邻（637～690？），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附近）人。十余岁即博学能文。有《幽忧子集》存诗近三百五十首。

这是一首咏史诗，诗人通过咏史抒发自己才志不得施展的郁闷愤恨。初唐还是贵族政治，出身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很难在仕途上脱颖而出，这就使得很多有才华、有抱负而又出身低微的文人有了受压抑的痛苦。诗人通过对古人的景仰、赞美，是在描写一种自己理想的从政人格，也是对自己仕途不得志的宽慰。

望月怀远

作者张九龄（673～740），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唐中宗景龙初年（707）进士。他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以直言敢谏著称。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被李林甫排挤，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此后所写的《

感遇

有情人天涯相隔，两地却可以共赏一轮明月，因彻夜思念你而不能入睡，于是披衣来到庭院。月光是那么明亮，撩起我的思绪，我拿什么赠给你呢？只有满手的月光！还是睡罢，也许梦中能与你相聚。

在古诗中明月成为寄托诗人相思情怀的最好意象。起句“海上生明月”是千古佳句，它看起来平淡无奇，却自然具有一种高华浑融的气象。全诗寓情于景，道出悠悠的不尽情思，体现了诗人创作的浑成自然的风格。感遇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张九龄诗作。

这是一首颂丹橘的咏物诗，直承屈原《橘颂》之意。丹橘生长于江南，诗人也是南方人，其中托物自喻之意十分明显。作者描绘了丹橘经得住严寒考验的最大特征，即在严酷的条件下生长，有果实可以荐客，有树阴可以休息。诗人借丹橘写自己的坚贞品格，以及遭谗言陷害被迫离开朝廷的现实处境。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作者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襄阳人。杜甫祖父。高宗时进士，曾官洛阳丞，后官至修文馆直学士。唐初与苏味道、李峤、崔融合称“文章四友”。

离家宦游在外，对季节的变换、景物的改变最为敏感，这些变化都容易引起游子思乡的愁绪与不得志的怨言。他们远离家乡，在宦游奔波中耗费了时光，消磨了壮志，然而还是难以脱颖而出，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本诗把他们内心的这种苦涩与牢骚表现得淋漓尽致。

题大庾岭北驿

作者宋之问（650？～712）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虢州（今河南灵宝）人。武后时官尚方监丞，后因谄赐死。与沈亻全期并称“沈宋”，二人对唐诗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渐成定格的律诗形式肯定下来，使之趋成熟。原来集已佚，后人辑有《宋之问集》二卷。

宋之问流放途中经大庾岭，在驿馆题写这首五律。这无休止的行程，使诗人离家乡越来越远，离朝廷越来越远，诗人的心情也就越来越凄苦悲凉。而此时，诗人的眼前又出现了此情景：江潮初落，江面平静，黄昏树林，瘴气缭绕。江水不能载诗人回乡，瘴气提醒诗人的流落。诗人触景生情，寓于诗中，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佳作。

春江花月夜

作者张若虚，生卒年不详，扬州人，曾官兖州兵曹。唐中宗神龙年间与贺知章、张旭等号称“吴中四士”。存诗二首。

春江、花、月夜，诗人将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意象完美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幅无限优美的场景，语言清丽纯净，环境幽美恬静，虽然是宫体诗的题材，却没有丝毫的敷衍做作。所以，闻一多先生称这首诗是“宫体诗的自赎”，是“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诗人在春江花月夜的美好背景中，融入了人离别的思念，探索人生的哲理和宇宙的奥秘，表达了诗人对时间久远、空间无限、个体渺小的无奈。但作者并不颓废与绝望，其基调“哀而不伤”，整首诗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汇成了一种情、景、理水乳交融的优美意境！

咏柳

作者贺知章（659～744），字季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自号“四明狂客”。他为人风流倜傥、狂放不羁，与李白等七人合称“饮中八仙”。武则天证圣元年（695）进士。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为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又充太子宾客，后累官至秘书监。天宝三年（744），因不满李林甫专权，上疏请求度为道士，返回家乡。其诗清新通俗，现存绝句六首。《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这首诗通过写柳条翠绿多姿，描绘了初春时节万象更新的情景，其中，后二句以自问自答的设问方式，歌唱了二月春风。春风为大地披上了绿色的新装，生机盎然的美好景象。这首七绝细腻真切，形象鲜明。其中乌细长如眉的柳叶也是由春风裁剪而成，可见其比喻构思都极其新颖巧妙。

回乡偶书

贺知章诗作。

贺知章年轻时离开了家乡越州兴（今浙江萧山），八十六岁时回到了家乡，这首诗即是作者告老还乡后所作。耄耋之年的诗人此次回到家乡时，已离家五十多年。世事沧桑，人生易逝，诗人心中感慨万千。

诗人选取了两个十分平常又非常有典型意义的情形或场景来表达久别思乡的情绪。其一是容颜衰老而乡音依旧。其二，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儿童笑问的场景。全诗至此戛然而止，有问无答，这弦外之音却如空谷传响，久久不绝。

这首诗的感情真切、自然，语言朴实无华，毫不雕琢，不知不觉中便将读者引入了诗的意境。

黄鹤楼

作者崔颢（704？～754），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人。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天宝年间曾官尚书司勋员外郎。作品以描写妇女生活与边塞风光为主，《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黄鹤楼是江汉名胜古迹，得名于其所在地武昌黄鹤山。全诗从怀古转入写景，接着又引出乡愁，气象宏阔，情思绵绵，以自然奇妙，出神入化之笔将对仙境的追羡与对故乡的怀念熔于一炉，构成繁富瑰丽的意境。该诗在艺术上，就律诗的起、承、转、合来看，这种以断实续的连接，也最有特色。

芙蓉楼送辛渐

作者王昌龄（698～756），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一说太原人，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进士，授汜水尉，不久迁校书郎。后贬为江宁丞，晚年贬龙标尉，“安史之乱”起，为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王昌龄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尤其擅长七言绝句，可与李白并驾。

这首诗是作者被贬为江宁（今南京）丞时所做，原题共两首。秋意在夜雨中更显萧瑟，离别的黯淡气氛更浓。这样，“平明送客楚山孤”的开阔意境就被浩大的气魄烘托了出来。

首句写景叙事，渲染气氛。迷蒙的烟雨笼罩着吴地江天，宛如织成了一张无边无际的愁网。“寒雨连江”，“楚山”孤单，渲染出一片凄苦悲凉的送别气氛。“一片冰心在玉壶”，是说自己的心地纯洁明净，一尘不染，决不会因为遭到贬斥而改变志节。诗人从清澈无瑕、澄空见底的玉壶中捧出一颗晶亮纯洁的冰心以告慰友人，这就比任何相思的言辞都更能表达他对洛阳亲友的深情。

从军行（选一）

王昌龄诗作。

王昌龄是“盛唐边塞诗派”优秀的代表作家。这首诗讴歌了将士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保护着国家的安全，在得知边防战士首战告捷，夜战获胜后的喜悦心情。他们身经百战，金甲穿破，然报国之志依然，不平定外患决不回家。这是盛唐特有的昂扬意气。作品避开正面描写，采用侧面叙述的手法，既展现了前锋部队的英勇善战，又给人以想像的余地，充分体现了绝句的凝练含蓄。

凉州词

作者王之涣（688～742），字秀凌。原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后迁居绛郡（今山西省新绛县）。做过县主簿、县尉等小官。因遭人诬陷，曾一度弃官漫游，足迹遍及黄河南北。他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可惜其诗大多亡佚，《全唐诗》仅录存其诗六首。

诗的首句抓住了自下向上、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宏伟气象。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作好准备。第三句忽而一转，引入羌笛之声，勾起征夫的离愁。其中“何须怨”的宽解之语委婉道出，更加深沉蕴藉，耐人寻味。末句“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水到渠成，写边地苦寒，含着无限乡思离愁。正因如此，《凉州词》虽情调悲凉却又不失其壮美。

登鹳雀楼

王之涣诗作。

诗的前两句以极其朴素浅显的语言，形象而又概括地把诗人所看到的万里河山，凝缩于短短十个字中，就把上下、远近、东西的景物，全都融进诗人的笔下，使画面显得特别壮阔、辽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两句即景生情的话，把诗篇推向更高的境界。这两句诗既出人意料，又含意深远，耐人寻味，表现了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也道出了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哲理。

就全诗而言，这首诗把道理与景物、情感融合得天衣无缝。虽在说理，但把理寓于情景之中，完全合乎“景入理势”的要求，是根据诗歌特点，运用形象思维揭示生活哲理的典范。

春晓

作者孟浩然（689～740），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孟浩然早年于家乡鹿门山隐居读书，四十岁入京求仕，却落第而归。后被罢相后任荆州长史的张九龄召为幕僚，不久病疽而死。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山水诗人，善于用五言诗描绘山水和田园景色。其诗淡雅自然，常用白描笔法绘出一幅幅天然图画。

这首小诗仅仅二十个字，初读似觉平淡无奇，再读便觉诗中另有一番天地。春眠是舒适的，酣恬沉睡的诗人不知拂晓已到，是处处啼鸟声惊醒了诗人。春天清晨的勃勃生机透过“啼鸟声”显露出来。醒来后，诗人立即想起昨夜的风雨，于是便关心有多少花瓣被催落。这首作品表现了诗人在春天的早晨刚刚醒来时刹那间的感受，抒发了一种淡淡的懒散、闲适、爱春、惜春的情绪。

宿建德江

本诗是孟浩然一首抒写羁旅之思的诗。作品表现的是诗人秋天日暮泊舟建德江时的孤寂情怀。其选材和表现手法都独具特色。这首诗通过白描描绘了日暮、烟渚、旷野、清江等冷落寂寥的景象，再加上“天低树”、“月近人”等对景物直觉感受的表现，便展现出一幅充满了旅思乡情的秋江夜泊图。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孟浩然诗作。

这首诗写旅途愁怀。山间暮色苍茫，哀猿愁啼，沧江水流湍急。“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突出了旅途飘零的游子的孤独凄凉感受。在这种凄暗的心境中，诗人想起了广陵的友人，寄去的是泪水，也是诗人的情谊。

古意

作者李颀（690～751），东川（今四川三台县）人，寄居颍阳（今河南许昌附近）。他的边塞诗和描写音乐的诗，激昂慷慨，富于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歌颂一位从军侠义男儿。他出身幽燕侠客的故乡，以万里长征、从军报国作为自己的事业。他骑术出众，以此赌胜，重义轻生。一怒之下，须髯皆张，相貌威严魁梧。“黄云”以下，笔调一转，写这位豪侠之士的思乡柔情。然因未得立功报国而不愿归去，通过这样进一层的烘托，把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侠士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相思

作者王维（701～761），字摩诘，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人。21岁中进士，做过右拾遗、尚书右丞等，也称王右丞。王维四十岁后隐居蓝田辋川，参禅信佛，过着半官半隐的田园生活。他多才多艺，在诗歌、绘画、音乐、书法等方面都有较高造诣。有《王右丞集》。

这是一首很著名的小诗，在唐代就广为流传。玄宗时宫廷著名乐手李龟年安史之乱后汉落江南，经常演唱此曲，听者为之动容。这首小诗借咏红豆以寄相思，含蓄蕴藉，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相思》是当时梨园弟子最爱唱的歌词之一。据说天宝之乱后，著名歌者李龟年流落江南，经常为人演唱它，听者无不动容。

红豆的产地在“南国”，而朋友所在之地也在“南国”。首句以“红豆生南国”起兴，暗合后文的相思之情。下面是一个问句：“春来发几枝？”轻轻一问，承接前句极其自然。诗中红豆是赤诚友爱的一种象征。第三句紧接着希望对方“多采撷”。通过采撷红豆以寄托怀念的情绪，言在此而意在彼，实际是希望远方的友人珍惜珍贵的友谊，其语恳切动人。以这种方式透露情怀，婉转动人，语意高妙。

最后一句点题，“相思”与首句“红豆”呼应，既切其名，又合相思之情，有双关之妙。“此物最相思”就好像是说：只有这红豆最惹人喜爱，最叫人难以忘怀。这是对为什么“愿君多采撷”的补充解释。而从这最后一句中，读者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东西。诗人不能忘怀的便不言自明。一个“最”字，意味极深长，更增加了双关语的含蓄蕴藉。

诗中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少年的热情，句句不离红豆，把相思之情表达得入木三分。王维善于提炼这种朴素而典型的语言来表达深厚的感情。所以此诗语浅情深，成为当时的流行名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桃源行

本诗是王维19岁时写的一首七言乐府诗，其题材取自陶渊明的散文《桃花源记》。

诗一开始，就描绘了一幅“渔舟逐水”的生动画面。读者的想像慢慢地跟着诗人的描述向前推近，终于来到了桃源。

全诗的主要部分即为中间的十二句。开始两句点明“物外起田园”。接着，便一连展现了桃源中多幅景物画面和生活画面，极具情趣。夜景全是静物，晨景全取动态，充满诗情画意。渔人的闯入也令桃源中人感到意外。“惊”、“争”、“集”等一连串动词，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人们的神色动态和心理，表现出桃源中人热情、淳朴的性格和对故土的关心。接下来诗人紧扣住桃花源景色的特色，进一步描写桃源的环境和生活的美妙，并追述了桃源的来历。

最后一层，诗的节奏变快。作者紧紧把握住人物的心理活动，一口气写下渔人离开桃源、怀念桃源、再寻桃源以及峰壑变幻、遍寻不得、怅惘无限等许多内容。意境迷茫，韵味飘忽，令人回味无穷。

诗中展现的是多幅画面，造成诗的意境，调动读者的想像力，去玩味、想像画面以外的东西，并从中获得一种美的感受。这便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原因。

使至塞上

王维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奉命出使边塞，目睹了塞外风光，诗歌因此也有了真切具体的描绘。首四句是交代出使经过。“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为写景名句，大漠空阔，一望无际，袅袅孤烟在远视中变为一条直线；黄河横贯，视野无所遮拦，故能见一轮圆日落下。塞外景色的浩瀚无垠、荒凉孤寂，大漠、长河的雄伟壮丽，在这里也得到体现。经过如此长途艰难跋涉，“萧关逢候骑”之时，亲切感油然而生。作品描写了黄河上游地区的辽阔景象，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祖国疆土广阔、国家军事力量强大的喜悦与自豪之情。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此诗是王维17岁在长安考取功名时所作。漂流异乡，久别亲人，每逢佳节，思亲情绪倍感强烈，这是每一位离家的游子都能体验到的。王维则以流畅的诗的语言十分精练地将这种亲情表现出来，容易引起人们的以灵深处情感的共鸣。“异乡”以特定环境与“佳节”的特定时间，使这种亲情更加淳厚，更令人愁苦难堪，更具有典型意义。

送元二使安西

这是一首送别友人赴西北边疆的诗。这个友人姓元，排行第二，其人的生平不详。此诗是王维在渭城为他送行所作。送别友人，恋恋不舍，伤感之中又必须劝慰行者，王维这首诗表现得含蓄深长。

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种最有普遍性的离别，历来评价很高。唐汝洵说：“唐人饯别之诗以亿计，独阳关擅名。”后被编入乐府，成为传唱最久的歌曲。

送梓州李使君

王维的这首赠别之作，立意不在惜别，而在劝勉。所以开始便从想像着手，遥写李使君赴任之地梓州的自然风光，生动逼真，令人神往。

开篇两句已被后世诗评家引为律诗工于发端的范例，写得非常有气势。万壑千山，参天大树到处都是，杜鹃的啼声此起彼伏。读来使人恍如置身其间，觉得耳目应接不暇。接下来两句承首联一泻而下，天然工巧。这两联流动挺拔，自然奇妙，画面、气势、意境、语言、结构都极妙。

别董大

作者高适（706～765），字达夫，沧州渤海是（今河北省景县）人。早年仕途失意，过了多年漫游生活。后任节度使和州刺史等职，官终散骑常侍。高适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他的诗，语言质朴精炼，气势雄健高昂，感情真挚爽朗。有《高常诗集》。

这是一首送别诗，原作二首，本篇为第一首。诗一开始就描绘了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严冬景色，点出了送别时的氛围。这既反映了诗人和董大的深厚情谊，也表现了诗人开朗、达观的情怀，接着勉励不要忧虑前路孤寂，要知道天下知己很多。这种劝慰切合了董大作为音乐家的身份。在这酷寒阴冷的日子送别友人，更有一份对友人旅途平安的牵挂。

燕歌行

高适早年多次到边塞寻求仕宦出路，总是不得志而归。他混迹下层，比较关心军队中下层不合理的现象，他的边塞诗多针对现实的揭露。这首诗的内容相当丰富，举凡出征的军容、军情的紧急，塞漠的荒寒，战争的酷烈，军中的苦乐不均，战士的勇武，别离的悲怆，对和平的祈愿等等，熔为一炉。声情有时雄迈高亢，有时幽怨缠绵，不同情感复杂矛盾，错综交织，苍凉悲壮。诗中骈散相间的句式和平仄互换的用韵，以及援声律入古体的写法，与“四杰”以来的做法相似，然结构、气势的开合动荡则别具特色。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作者岑参（715～769），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岑参官至嘉州刺史。存诗三百八十余诗。他的诗想像丰富，气势磅礴，悲壮奇峭，语言明快，音调铿锵，充满了豪情壮语和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给人以极大的鼓舞。有《岑嘉州诗集》。

天宝十三年（754），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诗人借着给他的前任武判官送行之机，写下此诗。

这首诗写北方飞雪，用南国的春风和梨花作喻，梨花盛开时花团锦簇的景象恰能传达出大雪纷飞的态势。这一奇想把萧索酷寒顿时转化为绚丽烂漫，给全诗定下豪迈乐观的情调。写风中红旗，用凝固字眼来形容，色彩鲜丽的画面中突出奇寒的感觉。这些描写有意避实返虚，通过想像和虚构，把平凡的生活景象一变为富有美感的艺术形象。殷蹯《河岳英灵集》评岑参诗“语奇体俊，意亦造奇”。从实际景物中求奇，善于运用大胆的夸张、想像，突出事物的奇异之处，符合艺术的真实。这首诗最能表现岑参边塞诗“好奇”的特征。

逢入京使

岑参诗作。

唐玄宗天宝八年（749），作者从长安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处赴任，在荒凉寂寞的旅途中忽然遇到回长安的使者。对故园的眷恋、对亲人的挂念使他不禁热泪横流。想给家人捎封书信却未带笔和纸，只好请使者带个平安的口信。本诗语言质朴无华，描述了生活中的特定情景，亲切感人。

静夜思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东），生于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托克马克，唐属安西都护府）。五岁时随父迁居绵州彰明（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25岁出蜀，漫游全国各地。天宝初年，因道士吴筠及贺知章推荐，被召为翰林供奉，但不久又赐金放还。“安史之乱”起，他因附和永王磷，被牵连，随被贬官并流放于夜郎，途中遇大赦得还。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公元762年病死于当涂。

李白是唐代大诗人，他的诗，不仅反映了现实生活，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他的绝句诗，现存一百六十余首，是他作品中很有特色的一个部分，雄奇壮丽，流畅自然，感情真率，琅琅上口。有《李太白集》。

月白霜清，是清秋的夜景，用霜色形容月光，也是古代诗歌中常见的意象。但它们都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出现在诗中的。而这首诗中的“疑是地上霜”则是叙述，是诗人在特定的环境中所产生的一刹那的错觉。秋月是明亮而清冷的，对于作客他乡的人来说，最容易触动秋怀旅思。凝望月亮，也不免使人想到家里的妻儿父母，想到故乡的一切。想着想着，诗人渐渐低下了头，完全沉浸在思乡的情绪中。

蜀道难

全诗分为三个层次，大体按照由古至今、自秦入蜀的线索，抓住各处山水特点来描写，以展示蜀道之难。

长相思

这是李白自命新题的乐府诗。作品描写了秋月、秋霜、秋灯、秋虫之夜的凄清孤寂，表现了诗人痛苦地怀念远方爱人的情景。

以男女之情爱，写自己忠君报国的思想，写自己的政治抱负，这是从屈原《离骚》以来树立起的古典创作传统。这首诗开篇“长相思，在长安”的特定的指向，将诗歌带入一种特定的抒情氛围。以下的相思细节描写，都可以看作是政治隐喻。秋日凄寒，长夜难眠，卷帘望月，美人遥隔，天长路远，困难重重，可望而不可求。诗人对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就陷入如此一种尴尬的境地。“长相思，摧心肝”，就是强烈痛苦之后的一种必然结果。

秋浦歌

本诗用夸张浪漫的手法，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得不到重用的苦衷。李白的夸张惊心动魄。“白发三千丈”是不可能的，诗人解释了一下：“缘愁似个长”，就将不可能转变为可能。人内心的愁苦是无法衡量的，对人对事的愁苦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诗人化无形为有形，让人充分体验到他内心愁苦的深重。“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是补充，原来无端的感慨是因为览镜而生。诗人当然知道“得秋霜”的真实原因，只不过不想点破，以免无法遏制。

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天宝三年，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游历各地，回到东鲁故居，不久他再一次离开家，南游吴越。这首诗便是告别东鲁的朋友时所作，故诗题又名《别东鲁诸公》。

这首诗融记梦、游仙、山水为一体，充分显露了李白自由奔放、不受现实规范的精神品格。在这种游山水、游仙境的极度欢快中，诗人恍然惊醒，跌落到现实世界。有了这样一番梦中神奇经历的诗人，就更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了，人生失意涌上心头时，就决意“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了，其中，除了对名山仙境的向往之外，更是对现实的蔑视，对权贵的抗争。

登金陵凤凰台

李白写这首诗时约在唐玄宗天宝四年到十四年之间，他因受排挤而离开了朝廷，四处漫游。金陵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诗人曾多次造访此地，并写下诗文。本诗为唐代律诗中广为传诵的杰作。

这是一首登临怀古诗。金陵曾是六朝的故都，在这里曾演出过许多轰轰烈烈的历史盛衰悲剧。李白登上金陵凤凰台，便有许多感慨涌上心头。凤凰台上，凤去台空，历史就是这样的流逝、改变。三国吴、东晋先后在金陵建都，现在只剩下花草茂盛的幽径和名门世族的古墓。眼前“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景物依然，不因人事的转移而有所改变。一种物是人非之感触目而来。“总为浮云”二句从怀古回到现实，现实社会中统治者不懂得使用诗人这样的人才，潜藏着与六朝一样的隐忧。这是诗人怀古诗的真实目的。

古风

李白这首诗的主旨是借秦始皇之求仙不成，以劝讽唐玄宗之迷信神仙。作品的气势动荡汗合，艺术效果惊心动魄，堪称独一无二。全诗约可分为两段，前段为宾，后段为主。主要采取欲抑先扬、忽翕忽张的手法，最后盖棺定论。

前段从篇首至“骋望琅琊台”，颂扬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统一业绩。

头四句极力渲染秦始皇灭六国定天下的威风。一个“扫”字便展现了秦王的赫赫声名；再用“虎视”形容他雄姿勃勃，更觉咄咄逼人；紧接着写他统一天下犹如破竹。“浮云”象征当时天下阴暗混乱的局面，而一个“决”字显出秦王的果断，有快刀斩乱麻之感，所以天下诸侯臣服于秦。字字掷地有声，句句语气饱满，赞扬之意早已溢于言表。诗篇到“明断”句时，一扬再扬，为后段的转折蓄势。“收兵”二句写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采取的巩固政权的两大措施，也是气势非凡。

后段十二句，根据历史事实进行形象的艺术描写，讽刺了秦王骄奢淫逸及妄想长生的荒唐行为。

先写其骊山修墓奢靡之事，再揭发其海上求仙的可笑之举。这四句对于前段，笔锋突转，一如骏马离坡。描写秦始皇既希冀不死又建高陵，揭示出他自私、矛盾、利令智昏的内心世界。可是诗人并没有在此草草收篇，在写秦始皇求仙梦最终破灭之前，又掀起一个高潮。据说，始皇为了求仙不受阻，曾派人运载连续发射的强弩沿海射鱼，并射死一条鲸。诗人运用想像与高度夸张的手法，把猎鲸场面写得有声有色，惊险奇幻，光怪陆离。他之所以这样写，既是为了给诗篇增添一种奇幻惊险的神秘色彩，也是制造希望的假象，为篇终致命的一跌作好准备。征服了长鲸，总该求到不死药了吧？哪里知道，始皇在此后不久便病死于巡行途中。

最后两句是反跌之笔，使九霄云上的秦王跌到地底，惊心动魄。一代英主竟为一方士所骗，让其大讨便宜。历史的嘲弄的确无情！

这首诗将史实与夸张、想像有机结合，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欲抑先扬，既有批判现实的精神，又有奔放、浪漫的激情，确为李白《古风》中的力作。

将进酒

李白诗作。

此诗约作于长安放还之后，诗人与友人登高宴饮，兴酣作此篇。诗之开篇就是以两组排比长句，如挟天风海雨，气势汹涌地向读者迎面扑来。紧接着的排比，从空间之夸张进入时间的想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悲叹人生短促，不直接自伤老大，一种搔首顾影、徒呼奈何的情态宛然可见。以下诗情渐趋狂放，行乐不可无酒，自然切入饮酒、咏酒之主题。李白自视为天上谪仙，对天上月宫多向往之情。诗人的“须尽欢”与“必有用”之纵情及强烈的自信，隐含有放逐出长安的牢骚，以及自我安慰、振作，流露出一种怀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积极意向。至此，狂放之情趋于高潮，诗的旋律加快，诗人眼花耳热之醉态跃然纸上，千载之下使人如闻高声之劝酒：“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短句的忽然插入使诗歌节奏突变，诗歌已经还原为生活。“与君歌一曲”为饮酒歌中之劝酒歌。对权贵的蔑视，“但愿长醉”的牢骚，已由狂放转向愤慨，这是李白借酒浇愁的原因。在这种深广忧愤情绪的促动下，酒兴越喝越浓，越喝越狂，主客混淆，醉态毕现。结句落实到“万古愁”之悲，回应开篇，使全诗的格调浑融整一。

望天门山

这是一首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诗篇，估计是李白出蜀漫游时所作。开头两句，诗人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壮美的江山胜景图。三四两句则是从两岸青山夹缝中望过去的远景，给人以丰富想像和悠然的情趣。

天门山隔江对峙，仿佛被江流中断。诗人抓住景物特征，寥寥数笔，就将其轮廓勾画出来。天门山形势的奇险、江流的汹涌奔腾，宛在眼前。乘舟江中而行，“两岸青山相对出。”变静景为动景，画面平添生趣。诗人乘一片孤帆，就有了乘风破浪的豪迈感受。

早发白帝城

李白诗作。

这首诗作于公元759年春，作者被流放夜郎，取道四川赴贬地。行至白帝城，适逢朝廷宣布天下大赦，立即东下江陵，并作了此诗，以抒写自己那时畅快喜悦的心情。

整首诗给人一种空足飞动、锋棱挺拔之感，然而不能仅仅欣赏它的豪爽气势，全诗还洋溢着诗人经过艰难岁月之后突然迸发的一种激情，所以迅疾雄峻中又带有欢悦豪情。

两岸的猿声，本来给人凄怨悲苦的感受，此时已让作者的喜悦之情冲淡了。最后一句作者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写行舟的速度，突出了自己急欲还乡再见亲人的迫切心情。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本诗写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春，当时李白正游历于襄阳、汉口一带。孟浩然刚于前一年应试落第而归，于这年春孟浩然东游吴越，李白于汉口为之送行。在长江旁边黄鹤楼之前，诗人送别友人。友人乘舟已经逐渐远去，诗人依然恋恋不舍，伫立在江边，目送着孤帆消失在天际的尽头。这一伫立凝望，是诗人对友人的无限牵挂，是深厚友情的流露。

这首送别诗有它自己特殊的情味，它不是少年断肠的离别，也不是深情体贴的离别，而是一种诗意的离别。它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这次离别跟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华的地区相联系，在愉快的分手中还带着诗人的向往，使得这次离别有着无比的诗意。

望庐山瀑布

李白写这首诗时为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夏秋之交时，正值安禄山反叛之际，诗人那时在庐山隐居。诗人以奇特的夸张、出人意表的想像、与众不同的比喻，让读者获得了全新的审美享受。将飞流直下的瀑布比作银河落九天，写出了瀑布高空直落、不可阻挡的壮观气势，雄奇瑰丽，新人耳目。

独坐敬亭山

敬亭山在宣州境内，宣州是六朝以来江南名郡。李白一生七游宣城，这首五绝作于天宝十二年秋游宣州时。此时写独坐敬亭山时的情趣，正是诗人由于怀才不遇而产生的孤独与寂寞的感情，是诗人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求安慰的生活写照。

此诗一、二句，写众鸟飞尽，孤云独去，看似写景，实际上却是写尽了孤独之感。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无踪；空阔的长空只有一片白云，却也不愿停留，慢慢地越飘越远，似乎世间万物都在厌弃诗人。

三、四两句用拟人的写法写诗人对敬亭山的喜爱。鸟飞云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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