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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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揭秘（上）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悲惨的历史
人殉之谜
大清皇帝康熙下江南时，拜谒南京明孝陵后曾留下了“治隆唐宋”的手书，对朱元璋的丰功伟绩作了高度评价，些碑至今立于孝陵前。但朱元璋一生有两大备受史学界非议的地方，一是酷刑滥杀，二是恢复人殉。特别是后者，最为人不褒。所谓人殉，简单地说就是以活人作为死者殉葬品的葬俗（葬制），以卑者殉尊者为常见。在中国古代帝王死后，人殉比较普遍，但在汉朝以后，此恶俗慢慢消失了，至唐朝则已非常罕见，接近废除。
布衣皇帝朱元璋为什么要让这种恶俗死灰复燃？《明史·太祖本纪》记载，1398年闰五月初十，“（朱元璋）崩于西宫，年七十有一”。朱元璋死后，长孙朱允炆继大位，史称建文帝。朱允炆七天后即将丧事处理完毕。其间，有一件事情非常让人痛心，就是有众多年轻美貌的嫔妃宫女从死。朱允炆遵遗诏，依古制，凡没有生育过的后宫嫔妃，皆令殉葬，另有若干宫女从死。具体殉葬是多少人，史上并无确切的记载。据明末人毛奇龄所著《彤史拾遗记》记载，“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宫人十数人。”
毛奇龄的依据是，朱元璋下葬孝陵后，朱允炆对这些生殉宫女的家属进行了表彰和封赏。“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帝以张凤、李衡、赵福、张弼、汪宾、孙瑞、王斌、杨忠、林良、李成、张敏、刘政等，由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为本所千、百户，其官皆世袭。以诸人皆西宫殉葬宫人父兄，世所称朝天女户者也。”
另一可以证明朱元璋令宫内女人殉葬的有力证据是，朱棣将朱允炆赶下宝座，自己当了皇帝后，对侄孙皇帝在位时所为作了处理，连其年号也取消了，以朱元璋的“洪武”来替。在讨论革除朱允炆在位时所授官员的职位时，有人建议一革干净，对“朝天女户”也不保留。朱棣不同意，将这些人家都作了妥善安排，“带薪上岗”，去看护孝陵卫，直到明亡方散。朱棣当时是这样讲的，“他每这几家，都是好职事。不动。通调孝陵卫带俸。”
这么多女人殉葬后，是葬于孝陵内，还是另择墓穴，目前考古仍未完全证实。但学术界认为，真正能陪同朱元璋一块长眠的不会太多，可能只有皇后马氏、成穆贵妃孙氏、宁妃郭氏等几个女人。其他应该是在孝陵附近择地祔葬。明孝陵“申遗”前后曾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探测，发现这些妃子、宫女墓大体有三处，一是孝陵西侧的植物园内，二是明孝陵陵宫墙外西南角，三是孝陵右侧的区域——朱元璋让这些后宫女人死后还要围他一人来转，在阴间服侍他。
因为有朱元璋的示范带头作用，在帝王葬制中几乎消失的生殉制，在14世之后的中国，又死灰复燃，并流行了起来。
接下来的朱棣死后，也是用活人殉葬，据说有30余位后宫佳人被勒死。对于活人殉葬的具体过程，虽然殉葬恶俗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但所记多不详，有详细描述的仅见朱棣后宫殉死的过程。朱棣死后，关于嫔妃宫女殉葬的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嗣皇帝、朱棣的大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圈定子殉葬者大名单。“帝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
这段文字并不见于中国古代文献，出自《朝鲜李朝世宗实录》，盖因所殉嫔妃中有两位朝鲜选献的美女韩氏和崔氏。“韩氏临死，顾谓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殉葬仪式由朱高炽亲自到场主持的，与她们一个个话别，“褚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亲入辞决。”韩氏在临殉前，就是不住地哭泣，希望能回家服侍老父母，自然这是不可能的。临死前她向朱高炽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远在千里的年老的母亲得到照顾，“谓仁宗曰：‘吾母年老，愿规本国。’仁宗许之。”
而在有明一朝所有殉葬宫妃中，当数才女郭爱的从死最令人伤心同情。郭爱进入明宣宗朱瞻基的后宫时间很短，仅仅20天后，只有38岁的朱瞻基就死了。知道自己要殉葬，郭爱仿楚辞写下了“绝命书”，“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郭爱是从朱瞻基的祖籍地安徽凤凰阳选进后宫后，本来是荣宗耀祖，无尚光荣的事情，结果还不知是否让朱瞻基“幸”过她呢，就要殉葬。《史明·后妃列传·后妃一》上有郭爱的记载，对她评价甚高，称“贤而有文”。
郭爱的“绝命书”当时影响很大，继大位的明英宗朱祁镇是朱瞻基的大儿子，他看到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死去，于心不忍，临死时留有遗诏，嘱废掉此恶俗，“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而止，后世勿复为”。朱祁镇当皇帝时曾被瓦剌俘获，此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史中的一大耻辱，但因为罢殉葬一事，使他有了一个良好的历史形象，历史对他这一举动评价甚高，《明史·英宗后纪》给他的盖棺定论是，“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明朝史学家当时即盛赞此举，时人王世贞在《奔州山人别集》中称：“此诚千古帝王之盛节。”
出于同情，朱祁镇还对为朱瞻基殉葬的宫人进行了表彰，理由是，“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值得注意的是，除由已死老皇帝遗诏中指明要求殉葬的对象外，其他殉葬者一般都由嗣位皇帝圈定。朱祁镇是朱瞻基的大儿子，是继任者，郭爱当时早早地被结束了生命，“凶手”应该是朱祁镇。朱祁镇大概也是迫不得己之举吧。
朱祁镇废除了帝王死后活人生殉制，但这一制度实际上到清朝也没有真正绝迹。
清朝著名的殉葬事件发生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身上。努尔哈赤有一个比他小31岁的宠妃乌喇那拉·阿巴亥，她生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父亲满泰是海西乌喇部的首领。阿巴亥嫁给了努尔哈赤时才12岁，而努尔哈赤是43岁。老夫少妻，年轻漂亮，又富机智的阿巴亥，很快受到了努尔哈赤的青睐和宠爱，两年后就被立为大妃（相当于皇后）。阿巴亥先后为了努尔哈赤生了三个儿子，即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四子多尔衮、皇十五子多铎。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病死，考虑到多尔衮、多铎与年轻的母后对汗位可能存在的威胁，他令阿巴亥殉葬，“俟吾终，必令殉之”。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为了打压多尔衮一派，就此将阿巴亥弄死。阿巴亥为了保全几个儿子，盛装自尽，年仅37岁。实际上，除了阿巴亥以外，努尔哈赤生前四位宫女也一块殉葬了。
据传，在清圣祖玄烨之前的清世祖福临、清太宗皇太极，与努尔哈赤一样，死后都有活人殉葬。一直到康熙年间，时御史朱斐上书，“屠残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窃典礼，伤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惨忍伤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且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玄烨于是于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下诣，禁止奴仆随主殉葬。从此，帝王死后的殉葬制才算真正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殉制在17世纪的中国消失了，但一个历史疑问却始终存在：朱元璋为什么在14世纪末恢复之？从中国丧葬史和当年的时代背景，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作者：倪方六）
中国古代恶俗之殉葬。
实际上，中国古代帝王让生者从死，历史很长。让身边人殉葬，与可以随心所欲和他所看中的女人性交一样，也算是帝王们的特权之一，只不过是继任者替他完成的。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嬴政死后，殉葬者数量惊人，朱元璋的殉几十个人，与之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嬴政人殉确切人数有多少，至今是谜，但可以推算出一个大概。嬴政是位好色之君，史上有记载，他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也将六国后宫的女人们给“统一”了，全部充实到到自己的后宫里面，即所谓“始皇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其后宫女人数量之多由此可以想象出来。而这些女人，全都殉葬了。《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觽。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从这段文字看，不只后宫女人从死，参与陵寑建设的工人也无一幸免，都成了“殉葬品”。
但人殉并非是在封建社会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始皇帝”的发明创造，而是更早的前人。秦国的人殉史，在中国古代是很出名的，《史记·秦本纪》（卷五）有这样的文字，“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从这文字中可知道，秦武公死后，有66人殉葬。但秦武公的殉葬人数还不是最多的，目前已知最多的是秦穆公。据近年公开的考古资料，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专家即着手对位于陕西凤翔县一带的秦公陵区进行考古，至上世纪80年代，历半个世纪才结束。这项考古有多项重大的发现，其中“秦公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史学界，此大墓为秦穆公的陵冢。发掘过程中共出土殉人尸骨多1达84具，与《史记》等书上所记的秦穆公殉人177基本接近，殉葬者之多令人惊讶。为什么会多出来，估计是当时现场临时杀掉的。
主流观点认为，人殉制出现在原始社会。《丧葬史》（陈华文著）里有一个观点，人殉制在中国出现阶级，并非以奴隶和战争俘虏为对象，而是以妻妾为开端的。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从考古发现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如在一度被认为是成吉思汗陵所在地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在这个旗的纳林塔镇朱开沟村曾发现了一个面积巨大的古人类文化遗址（时间推测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1974年至1984年十年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这个村进行全面考古发掘。其中发掘出的一座成年男女合葬墓引起考古专家的注意，墓内女人是屈肢侧身，脸朝男人。专家认为，这个女人是殉葬者，可能就是这个男人的生前配。后来的帝王殉葬者，绝大多数是被幸过的后宫女人，应该古代早期这种妻妾殉葬习俗的遗留和继续。
中国古代人殉现象在殷商时代最为突出，证据之一是目前的考古发现。这一时期发掘出的王冢贵族墓（殷墟墓葬），几乎座座都有数量不等的殉人。人殉数量少的几十，多的上千。概因当时用奴隶殉葬已成为一种葬制。上面提到的秦公大墓，也处于奴隶社会这样的时期。在进入周后，人殉现象才开始减弱。
秦朝灭亡后，到了汉朝，殉葬之风衰败了。分析认为，秦国和秦王的残暴遭天下人共怨，加上当时长期战争造成的人口剧减，从民间走出来的布衣皇帝刘邦意识到了人心和人力的重要，所以不再实行人殉，同时鼓励妇女多生育。但这一说法专家并不都是赞成的，刘邦死后是否有人殉也待考证。
刘邦之后没有人殉，但不等于当时没有殉葬现象，实际上也没有绝迹。汉武帝刘彻在位时，从有人上书提出废除人殉制，可以看出当时人殉现象的广泛存在。时儒生董仲舒上书，称“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就是建议朝廷打击当时的人殉现象，这一建议得到了刘彻的重视，并影响到随后诸位皇帝的执政行为。史载，在汉宣帝刘询在位时，赵缪王刘元要求16个婢女从死，这一丑闻曝光后，刘元一族被取消了封国称号。
与当初抓住战俘就杀掉，到后来将之当作奴隶使用，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一样，汉朝反对人殉，也是一件值得大写特书的事情。但是，汉朝反对人殉，只是刘姓皇帝的观点。其一些记载来看，此后魏晋南就北朝时期的走马灯般轮流坐庄的小皇小帝，并没有禁止人殉。即便唐、宋这样曾以官方形式禁止过人殉的大王朝，也有殉葬的传闻出现。而同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下，人殉制相当盛行。如北方的匈奴，人殉不绝。
蒙古在进入铁木真（成吉思汗）时代时，其社会形态仍处于奴隶社会，比中原的封建社会要落后多了。1227年8月成吉思汗死后，就有大量活人殉葬。时马可·波罗所闻，成吉思汗死后，“在运送灵柩的途中，护送的人要将途中遇到的所有的人杀死作为殉葬者，并对他们说：‘离开现世到阴世去服侍你们驾崩的主人吧。’”、“当蒙哥汗的尸体运往阿尔泰山时，护送的兵马沿途杀死了将近两千人。”除了这些不幸的殉葬者外，还有40名生前服侍过成吉思汗的美女，与他生前骑过的战马一道，被活活杀掉殉葬。此后的元朝皇帝死亡后，多少都有活人殉葬。
行文至此，再说说朱元璋。
1368年朱元璋应天（今江苏省会南京市）称帝，宣布铁木真一手建立起来的蒙古大帝国的倾覆。很显然，前朝的制度会影响到新王朝，可以推测，蒙古人推崇的殉葬恶俗给朱元璋的帝王心理造成了潜在的影响，加上人殉在中原民间并没有完全绝迹，朱元璋重新祭起人殉，死灰复燃就有了一种必然。可见，朱元璋的“人性倒退”是有历史背景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分析，具体朱元璋当年是怎么想的，已没有人能够知道。
最后，还要补充一个内容，即殉葬者结束生命的方式。
可以说，人殉是野蛮的。但在许多情况下，有些人并非被动殉葬，而是主动自杀从死。如前面博文提到的为努尔哈赤生殉的四位宫女，就是自愿从死，而不像大妃阿巴亥那样是被逼的。在早期能为尊者殉葬是一种待遇和荣耀，所以主动殉葬结束生命的方式很简单，是自杀；被动殉葬者结束生命的方式自然就是他杀了。但他杀的手段却不会是一种，而且都是秘密处死。
现在古籍上明确有记载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朱棣死后，“吊死”殉葬者的手段。这在上文已有详细文字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有一点是，在吊死前，主事者都会给殉葬者安排一顿美食，身份高者单独送到房间，身份低的一般集中一块，集体聚餐。俗称“催死饭”的这顿“最后的晚餐”是相当丰富的，但由于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谁也无心食用的，多半情况是泪流满面，现场哭声震天，史书记朱棣殉葬者即如此。
除了逼其吊死，将殉葬者“毒死”，也是常见的的手机。朱元璋的殉葬宫妃是怎么处死的，有人说也是太监将她们吊死的。但民间另有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给被选定宫妃强行灌食水银。水银剧毒，食后立马即死。而为什么使用水银？据说被水银毒死的殉葬者，其尸体长久不腐，多年内仍栩栩如生。尸体不腐现象，在中国盗墓野史上多有记载。如汉宣帝时广川王刘去，是一个盗墓成性的恶人。有一次去盗掘幽公冢，打开墓室后发现，墓内有一百多具尸体，互相枕压叠加在一起，但奇怪的是没有一具腐烂。除一具是男性外，其余都是女人。可以推测，这些女人都是殉葬者，历几百年尸体不腐。此事记载于晋人葛洪撰编的《西京杂记》，殉葬者与被水银毒死的说法颇相似。
另有一种，就是将殉葬者手脚捆住，摆成一定姿势（造型），将其“活埋”。为了让殉葬者失去反抗能力，有时会使用麻醉剂一类的东西，让其“安乐死”。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的殉葬女性四肢存在被绳索捆绑的痕迹，这应该是当时被强行殉葬的。有的殉葬女人屈肢侧身，脸朝男性，则是死后（也可能未死）被摆弄成的姿态，是一种造型，自然死亡者是不可能有那种“规定动作”的。1987年发现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墓主为一身高约1米84的壮年男子，仰身直肢葬，头南足北。墓室的东、西、北三个不同方向有三个龛室，内各有一具小孩的尸骨，朝向不一。这三个小孩专家认为就是殉葬，被活活弄死后摆出形状的。
当然，结束殉葬者生命的方式很多，最直接，也是最省事的手段当是“砍头”，直接将殉葬者带到墓地，就此弄死。但这在种手段为后世弃用。原因是，不能保留全尸体。后世讲究全尸时，猎杀方式就不会是砍头了，直接将其放血刺死。所以，砍头多在早期或牺祭时才出现。对奴隶社会等早期奴隶主墓穴考古中，曾发现殉葬者的头被有规则地排列在一起，而尸身则另摆一处，推测就是生前遭砍头。还有一种，古人筑墓有用人头作祭的习俗，在墓穴开挖的不同阶段，都会将人头与猪头狗头一样砍下来，当作“牲”来作祭。目前考古发掘出的殷墟M1001号墓冢，殉葬者超过164人，与墓主同穴有96人。附近有大片祭祀坑内有当量很大的人体骨架，全部尸首不全，这些殉葬者被结束生命时都应该是砍头。WKGM1号墓，墓室内有规则摆放着34颗人头，这些都是殉葬者的头颅，也应该是遭砍后葬入的。
努尔哈赤两位夫人的迥异命运：阿巴亥被逼殉葬
孟古姐姐尽得宠爱阿巴亥被逼殉葬
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在明朝时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共同生活在东北肥沃的土地上。明万历年间，努尔哈赤女真逐渐吞并建州女真各部。女真各族经常以通婚来联合。1588年10月，努尔哈赤出于政治需要，娶了叶赫那拉氏。
努尔哈赤平生娶过16位妻子，她们在当时统统被称为“福晋”。直到康熙年间，才逐渐追封各种名目的内宫称谓。16人中，皇后1人，元妃1人，大妃1人，太妃1人，继妃1人，侧妃4人，庶妃7人，而叶赫那拉氏就是皇后。
八岁孟古姐姐嫁给努尔哈赤
叶赫那拉氏，名“孟古姐姐”，1575年生。孟古姐姐的父亲杨吉砮是海西女真叶赫部的酋长。当时海西女真的另一部扈伦与建州争夺激烈，杨吉砮看中了崛起的建州和风度翩翩的努尔哈赤，决定把自己的小女儿孟古姐姐许配给他，从而达到政治联姻的目的。而努尔哈赤此时正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双方一拍即合。
当时孟古姐姐只有八岁，努尔哈赤已经是二十四岁的成年人，他问杨吉砮：“你既然要同我缔结姻缘，为什么不把大女儿许配给我呢？”杨吉砮解释道：“我恐怕大女儿不合你的心意。小女儿仪容端庄，举止不凡，把她许配给你，才是真正的佳偶啊。”对努尔哈赤来说，叶赫部的主动联姻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能使他摆脱四面受敌的危险，一心一意统一建州。既然“岳父”杨吉砮这么说了，他也就当即送过聘礼，把亲事定了下来。
努尔哈赤
红颜薄命不到三十抑郁而终
六年后，孟古姐姐长成“面如满月，丰姿妍丽”的绝色佳人。她的父亲杨吉砮已经在前几年与明朝李成梁军队的战斗中被杀，哥哥纳林布禄遵照协约亲自送妹妹到努尔哈赤处成婚。在建州费阿拉城，努尔哈赤用最隆重的仪式迎娶了这第六位妻子。当时，女真族实行一夫多妻，努尔哈赤自十八岁时与佟佳氏·哈哈纳札青成婚，此时已经有5位福晋。
婚后的孟古姐姐“器量宽宏，端重恭俭，聪颖柔顺，见逢迎而心不喜，闻恶言而色不变，口无恶言，耳无妄听，不悦委曲谗佞辈”，深得努尔哈赤的宠爱。1592年，孟古姐姐生皇八子，取名“皇太极”，就是后来改“女真”为“满族”，定国号“大清”的清太宗。
孟古姐姐寿命很短，万历三十一年，不到三十岁的她一病不起。此时丈夫的建州女真与兄长的叶赫部陷入敌对中。临死前，孟古姐姐告诉努尔哈赤，她非常想见见母亲，努尔哈赤转告叶赫，谁知哥哥纳林布禄却狠心地拒绝了，孟古姐姐抑郁病故。
死后，努尔哈赤为她举行盛大的祭礼，命令4个贴身奴婢殉葬。最初三年，努尔哈赤把她葬在自家院子里，第四年才迁到尼亚满山岗建陵。
阿巴亥生下多尔衮遭猜忌
史书上对孟古姐姐几乎都是誉美之词，而对皇太极的兄弟多尔衮的母亲乌拉纳喇·阿巴亥多贬抑之词，这应该“归功于”孟古姐姐的儿子皇太极。
阿巴亥与孟古姐姐的出身相当，是海西女真乌拉部贝勒满泰的格格。她比孟古姐姐小了十五岁，是1601年嫁给努尔哈赤的。孟古姐姐死后，阿巴亥地位迅速上升，而且还生了三个活泼可爱的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努尔哈赤对阿巴亥的喜爱也表露在三个儿子身上，在他们年纪尚幼时，就分给了他们与兄长一样的旗兵旗民。这使得原本集父母之宠于一身的皇太极多多少少心里不痛快。
1626年9月，努尔哈赤宁远兵败，患疽身亡。死前4天，他特意叫阿巴亥服侍左右，据猜测，他很可能与阿巴亥商议建储等事，甚至借助“遗命”而使用封、赏、贬、谏之权，干预政事。对皇太极来说，在“汗”位的争夺上，多尔衮兄弟就成了最大的障碍和竞争对手。
皇太极矫诏逼杀阿巴亥
皇太极为了让三个年幼的孩子失去支持，带领众贝勒上演了一场逼迫阿巴亥殉葬的好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诸王称，先王（努尔哈赤）曾遗言，等他死后，要阿巴亥殉葬。“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阿巴亥在自尽之前非常痛苦，她哭着对诸王说：“我从十二岁服侍先帝，已经有二十六年了。我不忍心与先帝分离，愿相从于地下。望各位能够多多善待我的孩子们啊。”其实按照当时的习惯，没有汗崩而后妃殉葬的制度，况且阿巴亥还有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照顾。
殉葬的阿巴亥并没有得到多么高规格的待遇，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敬卜吉壤，建造山陵（福陵，于今沈阳），奉迁高皇帝样宫安葬”。1629年2月皇太极为努尔哈赤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随奉孝慈高皇后样宫与太祖高皇帝合葬，大贝勒莽古尔泰母妃富察氏灵样亦树葬于旁。”自尽的阿巴亥“暂厝沈阳城中西北隅”。后来皇太极主持修国史，阿巴亥也只得到了贬损。
二十多年后，皇太极崩，多尔衮成为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他要为自己的母亲追回名誉。1650年阿巴亥被追封“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的谥号，其牌位也被供奉于太庙开始享受子孙的祭祀。但不到七个月，多尔衮出猎塞外，突然病死。亲政的顺治帝下诏，将多尔衮削爵，撤出宗庙，开除宗室，追夺所有封典，籍没家产人口入官。受到牵连的“孝烈武皇后”，再一次被抹杀。
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历史事实
历史上唯一向全世界宣战的是中国的慈禧太后；
中英鸦片战争中，清兵和英兵的伤亡比例是600：1；
北京人吃过民族英雄袁崇焕的肉；
明末张献忠屠杀四川人达千万，清朝不得不移湖南、湖北人填充四川；
明末代皇帝崇祯要皇室大臣捐100万银子打李自成，大家都哭穷，李自成进京后向他们追银子，严刑拷打后竟然捐出来7千万两；
和绅在位10多年，家产有2亿，相当于甲午战争后中国给日本的赔款；
三国后的南北朝时代有个皇帝的书童领8000兵，从现在的南京出发，一路打下长安、洛阳70座城市，击败当时北魏的50多万大军，他叫陈庆之；
秦始皇并没有真正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中山国；
李自成之所以反叛是因为go-vern-ment让他失业（他原来是驿卒，类似邮递员）；
历史上唯一被灭十族的人是明朝的方孝儒；
明朝万历时，云南土司思任叛乱，在平叛中明全国70%的军队死在云南；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是隋末文佳皇帝陈硕贞而非武则天；
逼死楚霸王的韩信死时被关在笼子里，笼子外面蒙上布，然后一群女人用竹枪捅死了他；
民主斗士秋瑾被处决前唯一的要求是不脱衣服；
中国历史上唯一掉进粪坑呛死的国君是春秋的晋景公姬。
安禄山在杨贵妃面前最常见的扮相就是襁褓里的婴儿；
李自成曾被明总督陈奇渝困在车厢峡谷，但后者竟然接受他们的投降请求，结果李自成一被放出峡谷马上就又反叛了；
秦灭亡后，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对峙于广武涧时，项羽用箭射刘邦，一箭正中胸口，刘忍痛拨箭，反唇讥笑项羽只射中他脚后跟，结果项羽羞而退兵，继鸿门宴后再次错过除掉刘邦的难得时机；
金熙宗完颜亮曾引兵50万攻打南宋，宋军望风而逃，然而金兵却在采石矶被一个书生虞允文打败，金国陷入内乱，完颜亮被杀，南宋至少**系了100年；
大风改变历史：元军10万在日本九州登陆后与日军激战于海滩，大风过后元海军覆灭；当吴三桂与李自成大战于山海关外时，大风过后清军突然出现在吴一方，李大败。
秦朝人口有2000万，西汉武帝时升到5000万，东汉末年，由于军阀混战和瘟疫流行，全国人口竟然减少了3/4，中国大地只剩1100万人口；
北宋清明上河图有人物1600多人，比四大名著中任何一部出现的人物都多（三国也才1200人）；
蒙古军在征战C.P屠杀了1个亿的人口，与之相比，纳粹屠杀的犹太人不过才600万；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首先抢劫圆明园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中国人；
雍正实行的“摊丁入亩”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全国人口在10年内净增一倍，人口从康熙末年的7千万增加到乾隆初年的1亿5千万；
道光皇帝首创“四菜一汤”，他为人十分节俭，勤政爱民，但就是由于签了一份中英南京条约被历史学家唾弃；
陈璧君原先与汪精卫并不认识，当汪精卫决定去刺杀满清摄政王时，她作为革命人鼓励汪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就跟你睡一晚吧。2人从此成为夫妻，后一同成为汉奸。
历史上的多尔衮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14子，为乌拉那喇氏阿巴亥所生。种种迹象表明，在努尔哈赤晚年纷繁复杂的储位之争中，皇太极与原居侧福晋之位的阿巴亥，曾联手诬告大福晋富察氏与太子代善私通等罪，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皇太极争位的主要对手代善被废太子之位，另一个对手莽古尔泰遭到了惨重打击；大福晋富察氏被努尔哈赤休弃，阿巴亥晋升为努尔哈赤的第三个大福晋，其子多尔衮三兄弟地位急遽上升，分别以14岁、8岁、6岁幼龄跻身八和硕额真之列。
努尔哈赤病故时，多尔衮兄弟已辖正黄、镶黄二旗和十五牛录，实力超过了三大贝勒，成为皇太极、代善之外唯一可能问鼎的力量。甚至有说遗诏虽列多人候选，努尔哈赤临终口谕则是传位多尔衮，暂由代善辅政。然在关键时刻，代善突然戏剧性地宣布：立皇太极为汗（事后得知，代善是被他的两个儿子岳托、萨哈连说服，接受了皇太极的交换条件）。尘埃落定，皇太极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率诸贝勒赶赴阿巴亥所居之处逼她自尽殉葬。阿巴亥身为后金国母，权倾朝野，且年富力强、精明机敏、胸怀大志，知晓皇太极、努尔哈赤乃至后金军国的核心隐密，有她在，多尔衮的发展不堪设想。她只有死。
年幼的多尔衮既失父又丧母，且降居为受管辖、支配的一般贝勒行列。年长20岁的皇太极则恪守对阿巴亥“恩养”多尔衮兄弟的保证。他扶多尔衮作了镶白旗旗主，将两白旗纳入自己的保护和控制之下。而后，皇太极以兄长国君的身份，对多尔衮百般拉拢提携，使多尔衮24岁时被封为和硕睿亲王，26岁时授命大将军，统兵攻明，成长为大智大勇、军功卓绝的青年统帅。
多尔衮与“太后下嫁”之谜
1643年秋，皇太极病逝。新的皇位之争发生在两黄、正蓝三旗支持的皇太极长子豪格和两白旗及多数诸王贝勒支持的皇太极十四弟多尔衮之间。然关键时刻，多尔衮突然戏剧性地宣布：立先帝九子福临为帝，由他本人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共管八旗事务”。这一决定使两黄旗大臣无话可说。他们打的是拥立皇子的旗号。豪格自行退出，且为无封号的继妃乌拉那喇氏所生。福临生母却是皇太极称帝后所封五宫后妃之一的永福宫庄妃。庄妃上位虽有麟趾宫贵妃和她的儿子博木博果尔，但麟趾宫贵妃原为被俘获的蒙古林丹汗之妻，博木博果尔更幼，年方两岁。即摄政王的安排也无可非议——多尔衮放弃争位应得补偿；济尔哈朗虽中立，却支持过豪格。两白旗及多尔衮的支持者也能接受——他们的力量难以压倒对方，拥立年幼皇子，可以摄政做不是皇帝的皇帝。满族新建帝基一旦崩溃的危机竟以福临的即位轻轻化解了。福临是只有6岁的小皇帝，摄政王多尔衮、皇太后孝庄遂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特别是二人关系引起诸多遐想和猜测，生发出无数版本的传闻和野史。其共同话题，是成为清初四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
太后（即孝庄）有无下嫁多尔衮，正史并无记载，史家也各执所见。“下嫁说”的主要依据有三点：一是入关后多尔衮以摄政王一直进加至“皇父”摄政王，试策、本章、旨意都改称其为“皇父”。二是清初张煌言“建夷宫词”中有“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之句。三是孝庄死后没有葬皇太极，而是葬在远离盛京（沈阳）昭陵千里之遥的东陵“风水墙”之外。
多尔衮与清初的“重剿轻抚”弊政
多尔衮于顺治七年赴边外围猎时病死途中。14岁的顺治帝亲政不久便以“阴谋篡逆”的罪名籍没了他的家产人口，悉行追夺所得封典，将其党羽凌迟处死，将其罪状昭示中外。据载：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
从清初政局看，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在击溃李自成数十万农民军的同时，以安置满族“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留容逃人做工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多尔衮又以“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的命令拉开征服天下的序幕。“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上示众。江阴、昆山因之被屠城，嘉定因之被三次屠城。汉族人民激烈反抗，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
清十二帝
——努尔哈赤巍巍中华，漫漫长河，伟大英雄，辉同日月。他们叱咤风云，挥鞭断流，功劳政绩，留传万世。
清太祖努尔哈赤正是这样一位中华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努尔哈赤之所以伟大，在于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长达296年的时代，占据了自秦朝以来整个中国皇朝历史的七分之一，它的出现使中国皇朝制度达到鼎盛。
这就是清朝，它上承明朝中晚期强劲发展的封建社会，专制主义急剧加强的中央集权，经济领域崭新的资本主义萌芽；下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全面巅峰之后的社会转型，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开始迈开近代化的步伐。它开疆拓土，外御强敌，民族协和，封定藩属，奠定了当代中国版图的基础。
而大清皇朝的缔造者、开创者正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朝史上，开创过200年以上大一统皇朝的，只有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和清太祖努尔哈赤。刘邦、李渊和朱元璋均为汉人，只有努尔哈赤是满人。
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活跃在中华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舞台上，他戎马一生，瑕不掩瑜。
所谓“时势造英雄”，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究竟是什么足以促成天命大汗努尔哈赤开创满清王朝？究竟又是什么令努尔哈赤含恨逝去？
努尔哈赤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但是他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他的一生，应当说是一个喜剧的一生。他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戏剧是喜剧，但是他晚年也演了一场悲剧。努尔哈赤成功和失败，喜剧和悲剧，谜底是什么？
本期主讲人为您从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四个角度分析努尔哈赤的成功之谜与失败之谜。
近年以来，出版努尔哈赤的传记，小说、影视作品等等，海内外一共大约有八十几部，这说明的确努尔哈赤受到海内外的关注。
我有一次到美国讲学，一位学者，他跟我说，他说你们中国啊，英杰历史人物太多了。但是我们西方人最关注的有两位，一个是成吉思汗，另一个就是努尔哈赤。我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古代的英杰人物，可以说灿若星汉。为什么他们特别关注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他们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而且直接地影响到世界的历史。所以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我们重视努尔哈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努尔哈赤播下的种子，也就是说，努尔哈赤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但是他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清朝的历史不仅影响当时的中国，影响今天的中国，影响今天的北京，也影响我们在座的诸位。
因为努尔哈赤是一个热点，大家关注他，努尔哈赤就产生了很多的疑案。我觉得努尔哈赤有两个谜，两个大的疑案，大家需要思考一下，第一个就是努尔哈赤这个人应当说是成功的，他从一个边塞没有上过学，拾松子采蘑菇，这么一个青年，后来能够“黄衣称朕”，建立后金，这个谜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努尔哈赤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喜剧，这个喜剧的谜底是什么？第二努尔哈赤死是个悲剧，宁远之仗打败了，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努尔哈赤一生，他的悲剧，谜底又是什么？我们在探讨他成功谜之前，先要看一下他成功在什么地方，努尔哈赤是25岁起兵，万历11年，1583年起兵，到天命11年他故去，68岁故去。一共是戎马生涯44年，努尔哈赤一生主要功绩是什么？我数了一下有十项，这十项了不起呀！我看过一本美国历届总统的合传，合在一起，一任一任总统来数，他有哪些功绩。这是美国一个历史学家写的。美国总统有的是一任，有的两任，多者罗斯福三任。到历史学家眼里面，有的美国总统这一任历史功绩一件没有，有的一件两件，多者三件四件，努尔哈赤能够到十件就是了不起。
我认为努尔哈赤的一生，应当说是一个喜剧的一生。他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戏剧是喜剧，但是他晚年也演了一场悲剧。就是他68岁这一年，天命11年，1626年，这一年的正月他率兵攻打宁远。他认为是兵到必胜，功而必克，志在必得，结果就碰在了袁崇焕的手下。袁崇焕成了努尔哈赤的克星，努尔哈赤战败了。同年8月11努尔哈赤就死了，所以努尔哈赤他是闷闷不乐。《清太祖实录》记载，说他从25岁用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独败在这个袁崇焕手下。当年袁崇焕才42岁，进士出生，名不见经传。努尔哈赤68岁，是身经百战，沙场老将。但是就这一仗，就这一幕悲剧就决定了努尔哈赤最后悲惨的结局，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那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努尔哈赤成功，他这个谜底在什么地方，他这个悲剧谜底又在什么地方？
下面我就要跟大家讨论，就是努尔哈赤成功和失败，喜剧和悲剧，谜底是什么？一个运动员要想拿到世界的冠军，夺得一个世界级的金牌，要有156个因素统一起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才可以得一个金牌。他当然这156个因素有主有次，你譬如说耐力呀，速度这是主要的，也还有次要的，他说缺一不可。我当时很惊讶，156个因素才能得一个冠军。后来我又一想，你做一个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开辟一个历史时代，应当说比得一个世界冠军更复杂一些。因为他要经过44年的考验，那么努尔哈赤他成功的因素是什么？我想不止156个因素，当然也不能156个因素一个一个说。我分析了一下，我想主要有四个因素。努尔哈赤成功主要有四个因素，他失败也主要有四个因素。努尔哈赤成功的四个因素就是两个字，一二三四的四，四合。这是天合、地合、人合、己合，自己的己。努尔哈赤最后的那场悲剧，谜底四不合：是天不合，地不合，人不合，己不合。
我先说一天合。大家都知道司马迁说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后两句我们不讨论，讨论第一句。“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吧，探讨吧，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吧。我想重点从天时这个角度来分析努尔哈赤的成功。这个天时是有大天时，有中天时，也有小天时。大家都知道魏源了，他写了《圣武记》。他在《圣武记》里说，他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就是努尔哈赤赶上这个天时是大天时，这个天时几百年遇上一次。孟子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我想他这个五百年是个概数了，也可以考虑三百年二百年。就是明朝从建立到明末，二百多年了，到了一个社会大的动荡，大的改组，天崩地解这么一个天时。努尔哈赤赶上了，我们举几个具体例子来分析这个天时。
大家都知道萨尔浒之战了，萨尔浒之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们从天时分析，明朝为什么败了，努尔哈赤为什么胜了。我说第一是天，天时。努尔哈赤很重视这个天：我数了一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一共是83735个字，其中讲天312个字。他这年号叫天命，努尔哈赤是很重视天的。当然这个天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还是回到这天时。明朝发动萨尔浒之战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阴历三月初一。这就是明朝犯了一个大忌，天时不利。这个时候赫图阿拉大雪封山，江河冰冻。明朝有的军队是从江南派来的，他的东路的主将刘綎是从江西派来的。从江南到了一个冰雪这么一个天地里面打仗，山路崎岖，密林丛布，后金又设了很多的障碍。明朝设想得很好啊，统帅杨镐坐镇沈阳，兵分四路，西路是从抚顺打，往赫图阿拉打。东路呢是从现在的桓仁往西打，南路呢是从清河往北打，北路是从开原往南打，叫做分进合击，犁庭扫穴，一举歼灭努尔哈赤。
明朝的军队号称47万，可以说气吞山河，但是它天时不利。有人提建议说现在不行，雪太大了，你没法行军，是不是缓一缓，明朝说不行。但是这个天时对后金是有利的，它就是当地土生土长，它适应那个气候。明朝原来计划是四路同时合击，四路军队，号称47万，打赫图阿拉这个小地方，那可以说捣了个稀巴烂。但是因为它违背了天时，它四路军队不能同时到达一个地方，它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努尔哈赤就是利用这个天时。杜松的军队先到了，努尔哈赤是集中六万八旗军队对杜松两万多军队。我集中优势兵力把杜松吃掉，三月初一。三月初二是北路从清河马林的军队赶到了，趁后金的八旗军队，乘锐集中又吃掉了马林的军队，这是初二。三月初三，军队调整。这个时候就往东调整，调整到东线阿布达里岗。刘綎率着军队从东部来了，努尔哈赤指挥他没到前线，他指挥军队就到了东部。阿布达里岗我去过，是一个山谷，两旁都是山河密林，他把军队事先就埋伏在山林里。刘綎的军队是又饥又饿又冻又疲劳，像一个长蛇一样缓慢地前进。后金的军队把俘虏的明朝的军队换上衣服，后金人穿上，带着他的旗帜，引诱杜松说快点，赫图阿拉拿下了，你快进兵。刘綎就急着进兵到了一个稍微开阔一点的地方，后金伏兵四起，把明朝军队，因为是长蛇阵，分割成几段。刘綎是明朝一个总兵，真是一条汉子啊！骑着马就跟后金搏斗，一箭就射到刘綎的左肩上，左肩不能打了，就拿右肩抡刀，又一箭射到右肩上，还是骑着马跑。后金的军队一刀劈到刘綎的脸上，把半边脸劈掉了，刘綎还本能地在马上还冲了几下就摔到马下了。他的一个部将下了马以后，举着刘綎的尸体同后金军队搏斗，但是寡不敌众，还是失败了。打完了，这是三月初四。初一打败了西路，初二打败了北路，初三调整了一下，初四打败了东路，接着初五就到了南路了。南路一看不好就往回撤，最后又尾击，后金又打了一个胜仗。所以明军是四路出师两双败北。后金呢，我集中兵力逐个击破，一个一个击破，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的战例。就是努尔哈赤利用了天时，如果明朝军队晚发兵两个月，雨季到来之前，四路军队同时到了赫图阿拉，那后金就招架不住了。这场战争对后金来说，决定后金兴亡的一战，这是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天时。
第二个我说说这个地利，就是地合。努尔哈赤打败了杨镐之后，取得萨尔浒大战胜利之后，就往西进军了，就进入到辽河流域了，就打沈阳。沈阳和辽阳是明朝在辽东最坚固的两座城市了。地利可以说对后金不利的，山路对它有利。怎么变不利为有利，怎么变地不合为地合？后金骑兵攻沈阳城，城坚池深，怎么攻啊？努尔哈赤就利用地合，地不合我创造一个条件让地合。就是把明朝沈阳守城的兵队引出城来，叫做引敌出城，城外不就是平原吗？浑河平原！野战争锋，骑兵作战明朝不行，后金军队强，就在城外野战把明朝军队消灭了。再配上里应外合，就把沈阳城打下来了。打下来马上就打辽阳，打辽阳还是这个办法。还是把明朝的军队引诱到城外，利用后金骑兵的优势，同它野战争锋，把明朝主力打败了，再里应外合把辽阳打下来了。本来这个地利对明朝是有利的，我有两座坚城。但是努尔哈赤他变不利为有利：我把你主力引出来，我在平原上用骑兵的优势，我同你冲击。创造一个地合的优势，就连着打下了沈阳和辽阳，两座重镇。辽阳是明朝辽东的首府，后金占了辽阳就表明，明朝在辽东地区统治的崩溃。
第三是人合，人合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努尔哈赤率着军队打仗，打到一个城叫翁科洛城。打到这儿努尔哈赤就爬到房子上面，他那会儿军队比较少。对方有个人叫鄂尔果尼，就一箭射中努尔哈赤，那血就往下流。努尔哈赤比较坚强，还继续在这儿弯弓往下射。正在这时候还有一个人对方叫洛科，一箭射到努尔哈赤脖子上了。他往下一拔这个箭的时候，那个箭带反钩，射到静脉了，静脉血流如注。下面就接应他下来，他说不行，要镇定。他拄了那弓从房顶一点一点下来，完了就休克了。回去之后就把伤养好了，就又来打翁科洛城。这个城就打下来了，射他的鄂尔果尼和洛科这俩人就都抓住了。别人就把这俩人捆起来了，放在努尔哈赤面前跪着，说这两个人有大罪呀！对他要处以什么刑啊？叫乱箭穿胸之刑，当时是最残酷的刑法。努尔哈赤说不妥，说两军对垒，他是为他的主人来射我，说这样的勇士太难得了；现在他为他主人来射我，他要是我的人呢？他不就可以为我去杀敌了吗！这样的英雄好汉，死在战场上都可惜呀！你们怎么能让我把他给杀了呢？松绑，把这两个人绑都松了，解开了。两个人都授了官。对待敌人对待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努尔哈赤表现了一个宽大的胸怀，能够团结。别人一看呢，原来射他的人都可以宽免，都可以授官，那我要是他自己的人，只要做出成绩就更可以做官了，更可以升官了！大家都同心协力地效忠努尔哈赤，在战场上是勇敢杀敌。
人合呀，我再举第二个例子，就是这个叶赫老女的例子。这个叶赫老女是叶赫布扬古的一个妹妹，可能长得也比较漂亮吧！13岁就许给努尔哈赤了，为了联络建州。但是许完之后不把她嫁出去。一个叶赫老女牵扯到六个部落的事情，六个部落的兴亡。他这布扬古又把他的妹妹许给哈达的贝勒，也是不娶，哈达灭了。又许给辉发的贝勒，没娶，辉发部也被努尔哈赤灭了。乌拉这个布占泰也准备娶这个女人，乌拉又被努尔哈赤灭了。三个部落，第四个蒙古扎鲁特部一个介赛，看上这个女的，就要娶，这个女的是誓死不从，就是不去，当然也不成啊！这样这介赛就要报复。布扬古又把他妹妹又许给另外一个部落，喀尔喀部，达尔汗贝勒的一个儿子，叫莽古尔岱。这个事情拖到现在已经是二十年了，建州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那些贝勒就非常气愤！说这个女人许给上，就是许给努尔哈赤了，已经二十年了，现在把她又许给莽古尔岱，对我们来说是奇耻大辱啊！发兵把她夺回来，如果已经出嫁正在路上，那把她抢回来！努尔哈赤说不行，说为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利益可以打他，为了一个女人打他不好。他这贝勒还不干，说我们怎么能够忍受这种侮辱呢？努尔哈赤说，说这个女的许配给我，我都没有那么生气，你们那么生气干什么？说为这个事情不能打。结果这个叶赫老女就嫁给了蒙古，蒙古莽古尔岱。第二年这老女就死了，33岁出嫁，34岁就死了。所以怎么叫老女呢，33岁才出嫁，当然是老女了。这件事情反映努尔哈赤一个心态，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心里是要平静，这是人合。
第四就是己合，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己合。这个古勒山之战，是九部联军，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加上蒙古，加上锡伯，卦尔察，一共九部三万军队，打这个建州。当时建州军队也就一万人左右。过了浑河之后，晚上这个军队支灶做饭，灶火像天上星星一样。探骑回报之后脸色都变了，因为这是关系到建州生死存亡。努尔哈赤得到这个报告已经是晚上了，他就睡了，而且打着呼噜就睡着了。他的妻子富察氏把他推醒了，说敌兵压境了，你怎么还睡觉啊？你是方寸乱了，你还是害怕了？努尔哈赤说我方寸乱了，我害怕了我能睡着吗？说那你为什么睡觉啊？不赶紧着部署啊？他说我听说这九部联军要打我，始终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老是惦记这事。现在知道他们已经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说完以后又睡着了，呼呼又睡着了。第二天天亮之后起来统率军队祭了堂子，同九部联军作战，先诱敌深入。叶赫贝勒布斋为首骑着马，额亦都率了一百个骑兵追，一边败一边打，往后退。努尔哈赤事先把树都砍了，就留着树桩子。布斋是急着要取胜，打着马往前跑，树桩子把马绊倒了，布斋就从马上摔下来。建州一个兵士叫武谈，一个箭步就骑到布斋身上就把布斋杀了。他弟弟是那林布禄，看着哥哥被杀了，他是贝勒领兵的，放声大哭，一下就晕倒了。蒙古贝勒一看不行，调马就跑。后来建州把布斋的尸体一刀劈成两半，一半还叶赫，那半留着。从此建州跟叶赫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这个事情后来我们不说了，就说明努尔哈赤在大兵压境的时候，晚上照常睡觉打呼噜，第二天胸有成竹地指挥千军万马作战，这个心态实在是难能可贵。保持一个沉着的平衡的心态，理智来处理这些事情，这个己合很重要，保持一个心态的平衡。
这个有人不是这样的，你像皇太极就不行。皇太极他那人就脾气急躁，52岁就死了。顺治就更不行了，顺治是性格很怪戾的。一个妃子死了以后，哭得死去活来，一会儿要削发，一会儿要出去当和尚，24岁就死了。
明朝也是这样，明朝和努尔哈赤同时的，一个是万历皇帝吧。努尔哈赤比万历大4岁，努尔哈赤起兵那年万历21岁，他25岁。万历皇帝大家知道，脾气暴躁，贪财贪色，荒淫无度，58岁死了。万历的儿子就是泰昌帝39岁即位，一个月，即位一个月，吃红药丸死了，历史上红丸案，也不能算作己合。万历的孙子天启16岁做皇帝，那天启就更荒唐了：魏忠贤当道，还有客氏，就更荒唐了，自戕自己，自戕自身，活了23就死了。和努尔哈赤同时代的明朝这三个皇帝，祖孙三个皇帝都不能做到己合就都死了。
努尔哈赤活了68岁，皇太极如果多活十年，他52岁死的，他活到62岁，他第二年多尔衮跟顺治就进关了，那么坐在紫禁城金銮殿上就不是顺治了，就是皇太极了！是不是啊？所以清初叫做三祖一宗——努尔哈赤叫太祖，皇太极不够祖是宗，顺治是祖，世祖，康熙是圣祖。顺治为什么是祖呢？因为他迁都燕京统一中原，他是祖。那康熙呢？《清史稿·圣祖本记》最后评论曰，康熙是“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所以康熙是祖，圣祖。皇太极不能做到处理己合，没有到北京金銮殿上坐上，也没闹个祖，就闹个宗就结束了。
所以努尔哈赤这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当时活到68岁不容易，还能够亲自指挥军队到战场打仗，跟他心态有关系。心态平衡，心胸开阔，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体。所以努尔哈赤是做到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取得了事业的成功。最后那一仗，是天不合，地不合，人不合，己不合，所以宁远之战失败了，最后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我觉得我今天跟大家一块探讨清太祖努尔哈赤，我觉得就在这四合，天合、人合、地合、己合，这应当说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做一点启迪吧。我愿意把这个结论介绍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共享这四合。
第二章 帝国往事
满族的统一
我国东北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江外广大地区，从女真族全国政权金王朝以后，一直在元、明、清三个王朝政权统属之下，也就是中国的领土。王朝虽然更迭，领土人民始终是中国的，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一个新王朝的成立和巩固有一个过程，各地的土地人民隶属于新政权也有先后。在历史悠久土地广大的国家里，某一地方在某——时期还未隶属于新王朝仍然打着旧王朝旗帜是常见之事，例如明洪武初年的云南，清顺治初年的厦门。这只能说它那时还不属于新王朝，而不能说它不属于中国。
清王朝缔造者努尔哈赤出身于女真族建州卫贵族。建州卫在明代是“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的东北少数族卫所之一。同它一样的东北少数族，在永乐时有一百七十九卫。经过不断地分合发展，天顺时增加到一百八十四卫，到万历时增加到三百八十四卫。这些不同氏族不同部族甚至不同民族的几百个单位，都经过明王朝的任命，成为明王朝的也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明东北少数族，法令上称为“属夷”，就是直属朝廷的少数族，和西南少数族“土官”的隶属于地方政府有所不同。朝廷经常举行“大阅”，派人“巡边”、“烧荒”，稽察统治比较严格，压迫剥削也比较残酷。明中叶以后，政治越来越腐朽，控制的效能虽然降低，本质上还是一样。努尔哈赤在1623年（天命八年）曾历数明万历帝对少数族的压迫、干涉等罪恶，认为满族的战争不息都是万历帝罪恶造成的。
东北属夷由明廷按照它们各族的血缘团体和联合体的族属大小、人丁多少、力量强弱分为都司、卫和千户所，给以都督、都督佥事、指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不同等级的名位。
法定的卫所头目，明王朝发给他们“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不等。诰也叫诰敕、贡敕，又称敕书，是任命的证书，凭着它才能到北京朝贡，并领“年例赏物”；印是管理权的象征，有它才能对部下发号施令；冠带袭衣是规定的制服，朝贡时要穿戴。
所谓朝贡，就是臣属关系的表现，就是统治与被统治、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的确定。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进攻叶赫，叶赫报告明廷，明廷一面派人制止，一面虚张声势派兵往叶赫驻防，努尔哈赤也就亲到抚顺解释，并投递一份书面报告。双方都在做戏。可以看出，在明中叶衰弱之后，保护与被保护的实际作用虽然已不存在，而走过场的空架子还在保留着。因此，诰敕印记的象征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互相兼并首先要把诰敕信记抢过来。嘉靖时，哈达夺叶赫贡敕七百道，1537年（嘉靖十六年）哈达和叶赫平分了海西诸部敕书九百九十九道，1588年（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派人持五百道敕书向明廷领年例，我们还在满文老档看到努尔哈赤集团保存无数的努尔哈赤家族以外的敕书，都是这个原因。
有人说朝贡只是一种“互市”关系，这没有根据。如果确如他们所说，那么为什么努尔哈赤在三十四年之间只有四次朝明？又为什么各少数族首领总是不断地要求互市，要求开马市、木市呢？
在明王朝封建政权下，关于属夷朝贡，贡期的规定，贡品的数额，贡道的指定，人员的限制，边关和沿途官役的勒索干扰，宫廷太监的规例，兵部、礼部、会同馆的挑剔，以及口译通事的刁难渔利，经纪商人的盘剥垄断，都给朝贡属夷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污辱，这在记载里很多。所以很少按年朝贡。
明代东北少数族既然不寄希望于朝贡，那么为什么还去北京朝贡？原因各有不同，共同的一条是为了“领年例赏物”，回来好拿“赏物”骄傲旁族，表示臣属关系良好，藉可以不受欺压；“本地所产”，也可以拿到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所以争霸的部族都利用它并且控制着它。努尔哈赤当时互市在“抚顺、清河、宽奠，阳五处关口”。这才是它们真正的贸易所在。
明中叶后，朝廷越来越腐朽，部分属夷越来越强大，称国称汗。扈伦四部都自称为国；建州的王杲、王兀堂，哈达的万以及乌喇的布占泰都称汗。但他们仍用原来受封的卫所名义到北京称臣朝贡。形成“其通于明皆以所领卫，令于所部则曰国”的半独立局面。所以张居正执政时说：“今东患在属夷”，甚至认为“二患不除，我终无安枕之日”，指的就是这种局面。这说明东北少数族的生产正在发展，明代社会正在变化。少数族要求统一，要求不受双重剥削和压迫，而明廷又振作不起来，不能阻止少数族逐步实现这些要求。努尔哈赤本人正是发展变化中的一分子，在这个浪潮中，他跟上了时代，跟上了发展，促成了满族的统一，本人也承担了这个任务。
这三个阶段里，东北少数族各部族间的相互关系和对明王朝朝廷的关系是错综曲折的。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不顾明廷干涉，第二次灭了哈达，似乎和明廷已经决裂，但事隔半年，当年十二月又亲到北京朝贡，明廷也不敢说什么，依然赐宴如例。朝贡回来，应该对明廷留有好感，但过了五年，1606年他又接受了蒙古上的尊号昆都仑汗（汉文作神武皇帝），妄自尊大。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明廷一个中级武官巡边，自己跑去跪接，过了20个月，1616年他又“黄衣称朕”了。这种反复，固然有他的现实考虑，也蕴藏着强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满洲”这一名称。这在清初以前的历史上没有见过，是努尔哈赤创造的。他在何时创造，创造出来代替哪个他要避讳的名词，全无明确记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说，他的始祖建国，“其国定号满洲”，应该是国名，又说“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祖，故不加害”，又像是部族名或者是氏族名；又说，努尔哈赤生时，“是时有识见之长者言，满洲必有大贤人出”，又像是努尔哈赤的家族名。同一本书里，记载不同，互相矛盾。许多处称“满洲国”，仔细分析，指的还是满洲族。在努尔哈赤称帝以前，无论是努尔哈赤一家，建州卫一部，建州女真这一氏族，从未建立过国家，所以“满洲国”只是努尔哈赤的假想，最初可能他想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后来随形势的发展，就把它扩大为表示全民族的名称了。
那时，明王朝称这个氏族为女真（女直），本民族自己称为珠申，努尔哈赤有意把它改为满洲。《满文老档》在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九月有一段纪梦的文字，同时出现了女直、珠申国、满洲国三个不同的名字。说明还未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努尔哈赤自称用的是珠申国而不是满洲国。另外，凡是满、汉并举时，满文都写作“珠申”和“尼堪”。说明满洲名称出现后，珠申的名称仍在普遍应用，以至到1635年（天聪九年）皇太极还要下令禁止再用珠申字样。
当第二阶段，努尔哈赤强盛扩张的时候，1591年（万历十九年）叶赫压迫努尔哈赤割让一个城给它，派人对努尔哈赤说，乌喇、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言语相通，势同一国”，岂有分为五国的道理，现在你的土地比我多，应该划出一个城给我。努尔哈赤回答说，我是满洲，你是扈伦，你国土地虽大，我不能夺，我国土地你怎么能来强要。说明这时在努尔哈赤思想里，满洲概念是以国家主权为标准而规定的，和后来不同，没有包括扈伦四国在内。语言相通应该合成一国的问题是叶赫提出来的，应该是各族人的多数愿望，努尔哈赤没有理解，严词拒绝了叶赫的要求。但是不久他就接过这个口号，提出“同一音语”（同一语言）问题，认为同一语言的国家应该统一。同时于1599年创制满语字母，成为语言固定下来的符号，为统一语言提供了便利条件，终于在第三阶段实现了这种按语言的统一。于是满洲概念也从满洲国变为满洲族，成为后来的满族。所以满洲这一新名称的提出，促成了满族的统一，也促成了努尔哈赤对东北地区的统一。
在我国历史上，满族祖先？族建立过渤海国，经过二百十四年（713～926）灭亡；女真族建立过全国性政权的金王朝，经过一百二十年（1115～1235）灭亡；但直到努尔哈赤时期才算第一次全民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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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尔哈赤进行统一活动招附各部的汉文记载里，经常见到部主（如董鄂部部主）、路长（如朱舍里路长）、城长（如兆佳城长）、城主（如洞城城主）、寨主（如马尔墩寨寨主）等名称，这些部、路、城、寨都是明王朝的卫所和所属地方。路就是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征东海兀吉部所属呼夜卫”，《东华录》作“征渥集部所属瑚叶路”，又“兀吉部内瑞粉卫酋长吐朗”，《东华录》作“渥集部绥芬路长图楞”，都是证明。城就是所。他们不满足于明王朝卫所都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名，而用自己统领的地名称长称主，但仍属于明王朝领土和统治之内。
在努尔哈赤活动初期，由于人口少、土地宽阔，又有强大部族包围，为了便于管理，避免争夺、叛变，凡归附的人全部迁到努尔哈赤住地附近，加以编制安排。1588年（万历十六年）对苏免部、董鄂部一部分，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对安褚拉库路，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对瓦尔喀部蜚悠城，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对虎尔哈路扎库塔城都是如此。后来归附的多起来，中间间隔的部族也统一了，才不再全部集中，如渥集部东额黑库伦（1615年）、东海萨连部（1616年）都是。这种集中居住，加以编制安排，是满族融合扩大的基础之一。迁移一地集中居住才能完成统一组织，促进统一生活和生产，也就是促进了融合。清初满族统一当然有其共同的物质条件，从历史上，集中居住也是促成条件之一。集中居住对促成满族的统一，从而又为全国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不是努尔哈赤当初所想得到的。
各少数族归附努尔哈赤的时间有先后，迁移集中的情况也不同，甚至同——家族也参差不齐。1588年栋鄂部长何和礼率所部归附努尔哈赤，他老婆领着一部分部队仍留原地，后来听说努尔哈赤把女儿又嫁给何和礼，于是一怒率领武装来向何和礼挑战，经过说服，她才罢兵归附。库尔喀部长郎柱是最先归附的部族之一，他只派儿子杨古利跟随努尔哈赤。不久郎柱被部众杀掉，他的老婆背负着小儿子骑着马左右射击才逃出来，后来部众也降附了努尔哈赤。1618年10月虎尔哈的纳哈达率部众一百来降，努尔哈赤把他们分列两行，愿留下的一行，愿回去的一行，还是有人愿意回去，当然都是他们首领的意见。这些故事反映出，就在同一部族里，他们上层之间的思想意识、社会生活也是有所差别的，说明当时的社会思想是动荡的，在变。
努尔哈赤正是在变化中的一个。在他开始活动的第二年（1584），一夜捉到一个贼，家人都主张杀掉，努尔哈赤说，“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食”。他这时想到的不是你来抢我，我就去抢你，而是想到“粮食被掠，部属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彼必乘虚来攻，我等弓箭器械不足，何以御敌”。从重视生产、重视粮食、重视战备这一观点衡量，他比当时其他一切奴隶主是进步的，这种思想一直支配着他到建国以后，攻下城镇，首先清查粮食，1622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在右屯卫一次就运走米四十二万一千一百多斛，粟米一万五千二十多斛。在他那个时代，交换是困难的。他注意交换所以重视商人，和他们广泛往来。我们在满文老档和其他文献中看到，在他建国时至少有三个大商人成了他的高级将领。开原商人刘兴祚，后做副将；抚顺商人佟养性，后做总兵；清河商人李继学，做都司，他儿子李国翰在进入北京后做定西将军。另外还有一个马元龙。1616年11月努尔哈赤派了商人渡黑龙江进入伯吉力三十六寨。这不仅是贸易，也是政治活动。1618年攻下抚顺，“有山东、山西、涿洲、杭州、益州、河东、河西等处商人十六人，皆给路费，书七恨之言付之令归”，这更是政治了。《满文老档》天聪五年（祟祯四年，1631）二月一日有下面记录：“南面刘五哥派五人由陆路送来：毛蓝布一百十八匹，合银七十一两；水银十四斤半，合银四十三两五钱；白蜡药二斤半，合银七两五钱；头簪，合银三两；针四万八千个，合银十两；缎一匹、纱一匹，合银五两；朱一斤，合银二两；烟叶一百八十把，合银四两；共合银一百四十六两。”此事不见于《东华录》。所谓南面，指鸭绿江口外皮岛周围小岛。皮岛自1629年明袁祟焕杀毛文龙后，这时在刘兴治控制下，第二年就失掉了。刘五哥不知是谁，大约是明军小军官，可能就是刘兴治兄弟辈。刘兴祚、刘兴治等兄弟五六人虽然先后被清廷杀掉，他们和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关系原来是密切的。
这是一次数额较小的交易，皇太极招待殷勤，来时设宴，回去还派人相送。反映出清人对商业贸易的重视关心。也反映出明朝正在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清人不得不如此到处走私。这次送货，已经不是实物交换，全用货币交换，也是值得注意的。
从上面许多事实，可以看出，关于经济工作，努尔哈赤集团做得最为突出。提高经济活动水平，这在整个东北少数族里是最需要但也是最缺乏的。努尔哈赤利用这一条件，进行东北少数族的政治统一工作，因而无往不利。
蒙古的丢失是60年前中国最大的国觞
蒙古的丢失是60年前中国最大的国觞。她对中国大陆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蒙古对于中国，是一块利害攸关的战略要地。
一、蒙古的丧失使中国陆路地缘环境极度恶化。
蒙古面积156万多平方公里，涵盖了中国的三北地区，由蒙古西出可以威胁新疆，东进可以威胁东北，南下可威胁京津，使我战略纵深大大缩短，战略态势对我极为不利。如果蒙古属于中国，那我国就是弯弓满月型，进可攻，退可守，而不象现在是个凹陷型，使我三北不能直接连成一片，北边少了一大块。不少人认为蒙古是个鸡肋，好像她的有无对中国无关痛痒，这种认识简直就是白痴！蒙古的丧失使我三北不能完全连成一个整体，三北地区全成了边疆，这种代价，你说有多大？如果蒙古没有分离，那我国的飞机从西北飞往东北或从东北飞往西北，就能直接走直线，但现在能吗？如果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那蒙古是什么？一句话，蒙古是中国北方的门户或者说是屏障。蒙古独立，使我北方的门户洞开，防御纵深大为缩短，使我地缘环境恶化，影响到了整体国家安全。另外，蒙古直面俄罗斯的软腹部，蒙古的得失，对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不然蒙古也不会作为目标，成为美苏肢解中国的一笔肮脏交易，但这对中国显然是极为不公平的。总体上看，蒙古对俄的重要性，要远远小于对中国的重要性。原苏联只所以要肢解中国，生造出一个缓冲国，最根本的是它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占了中国太多的领土，它心虚啊！
二、蒙古的独立，开创了民族地区分裂祖国领土的恶劣先例。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蒙古没有独立，也许就不会有之后的藏独、疆独和台独。那中国除了历史被占领土，不会被肢解为两个不同的国家，使我中国元气大伤，使我蒙古族同胞被强行分属于不同的国家，这对于我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祖国的领土完整构成了潜在的危害。
蒙古独立，开创了以民族自决方式，决定民族地区地位的一个特殊个例，影响极为恶劣和深远。至今，还被不少民族分裂分子奉为圭臬！陈水扁不就提出过台湾问题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来决定吗？其实，台湾的陈水扁对蒙古的独立非常艳羡，他说“半个世纪前，蒙古成功实现了独立”，而他自己现在只能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无法做台湾的国父了！其实民族自决的荒谬性不值一驳，如果在某一地区长期居住的一个民族能够决定这块地区的命运，特别是能通过公决的形式实现独立，那么推而广之，那每一个家庭不都可以独立成国吗？如果多个民族杂居，那不就会造成民族大屠杀，出现人间悲剧和历史的大倒退吗？民族自决实现独立，体现的不是社会的进步和民主自由，而是十足的分裂谬论。
蒙古由一个地方性分裂政权，进而分割窃取了国家主权，由非法走向了形式上的合法，这个危害，绝不容低估。大家看过《资治通鉴》吗？司马光选取的起始点很特别，不是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篇，也不是从某一个朝代的起始点开始，而是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的。为什么？因为这一年，周王室承认了三家分晋的赵、魏、韩三方为诸侯国，使它们成为了与秦楚一样合法的独立王国！司马光认为这很严重。蒙古现在就具有了这种形式上的合法性。蒙古现在已不同于台湾，它已具有了现代国家的一切要件，窃据了国家主权。
一个地区的独立，对母体国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应该能明白清康熙帝为什么匆匆忙忙地急于灭掉明郑政权了吧？从形式到实体上消灭掉割据政权，对新生政权是有莫大好处的，可有效地巩固政权，维护统一，避免引发连锁反应起而效尤。从这个角度看，施琅收台，厥功至伟呀！
三、蒙古的独立，割裂了中国的历史。“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到燕然”，每当读到李白的诗句，想到当时的燕然山，现在成了蒙古的杭爱山，如果你还有一点爱国心，知道史实的话，那自己的心里是会隐隐作痛的。如果你是一名教师，你该怎么回答孩子们的疑问？还有，当你读到“燕然未勒归无计”、“燕然极需平扫”等等诗词时，我们能无动于衷吗？蒙古的独立，使两国的历史必然出现割裂，特别是关于蒙古族的历史更会是如此。两个分属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势必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对本民族的历史有不同的主张，矛盾和纷争在所难免。这是国家之幸吗？是民族之幸吗？
四、蒙古的独立，使原本宝贵的大量资源、能源、各类物产连同这块土地一同失去。
外蒙古地处北纬45度线上下，平均纬度与法国相同，国土面积156万平方公里，未分裂前是仅次于新疆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失去了！她相当于3个法国、43个台湾的大小。牧场相当于全国的80%，铜矿资源占全国的50%，石油、煤炭、盐湖矿产、磷矿、稀土、钼，钨，水晶，铅，锌等皆资源皆占全国的重要地位。当然还会有大量的一时还没有发现的财富。而这一切随着蒙古的独立，已经不再属于中国所有了！
五、对于蒙古，我国应该有所作为。
每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人心中总会对蒙古念念不忘，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蒙古情结”。但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蒙古现在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对于蒙古不能奢望短期能收复。甚至于不能动收复的念头，因为两个国家合在一起不是必然的。同为一个国家分裂已经为两个不同的国家，蒙古已与原东西德和现在的朝鲜、韩国大为不同，因为他们国家的人民认同一个国家，内心是渴望统一的！现在的蒙古人认同一个中国吗？渴望着回归祖国吗？这就是最大的差距，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悲哀，对于整个蒙古族又何尝不是呢。
但这并非是我们对蒙古无所作为的理由。蒙古是紧靠中俄的内陆国，除中俄外，无第三邻国，没有出海口，离其最近的出海口，是中国的天津港。蒙古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同是蒙古族的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同胞已有了较大的差距。我们显然可以通过种种形式，对蒙古施加影响，胡哥提出安邻、睦邻、富邻就是一着好棋嘛，加强沟通，多多联系，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等等，先安定北疆再说。
大凡有识之士皆认为蒙古的现行政策不智。蒙古不要再寻求幻梦中的第三邻国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不要幻想在中俄间搞小动作，或者拉外界的第三方抗衡中俄。也不要引狼入室地与美日搞什么联合演习，利用自己的独特区位优势赚取美援，更不能允许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蒙古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宣布为永久的中立国！不依靠一方去反对另一方，虽然蒙古的领土不小，但国力太弱，未来也没有什么发展前途，顶多是个三流国家，只能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大国，自不量力地去搞什么平衡，寻求什么主动。只要与中俄搞好关系，自然能保个和平，享个太平。
如果从新疆的最北端和东北的最北端连一条线，就会清楚地看到，绝大部分蒙古领土都在这条线内，也就是都在中国北方的巨大凹陷里。如果蒙古引入外国的监控设备或是让外国在其领土内建军事基地，那对中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严重威胁我国的情形想必我们会永志不忘，也绝不允许再次重演。如果蒙古再次引入外国去抗衡中俄，危害中国，那绝对应是自讨苦吃。中国必须向蒙方表达我们的关切，那就是绝不允许外国势力利用其领土危害我国！绝不能允许在其领土内存在外国军事基地！绝不能允许在其领土内部署针对我国的侦察设备！如果其照办还到罢了，如果其一意孤行、执迷不悟，那就必须对其还以颜色！至于怎么做，方法应该有的是，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我国必须利用我们的国力和影响力，去影响蒙古，维护我们的最大利益。对蒙古，必须实行“无害化”处理，显然我们有这个能力，关键的是要有这个决心，千万不要被中国威胁论束缚住手脚而无所作为。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清朝不仅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今天无论汉族，还是众多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看起来这似乎无需论证。其实，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体认，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清开国时期的国家概念
明代的中国，主要依托中原农耕地区的明朝，隔九边与蒙古族所建立的北元及尔后的鞑靼、瓦剌以敌国长期对峙。迨明朝末造，东北边陲建州女真崛起。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定鼎燕京，大约60年间，见于文献记载的满洲使用的国号有“女直国”、“建州国”、“后金国”、“大金国”和“大清国”。
万历二十四年（1596）努尔哈赤致朝鲜方面的回帖中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这是努尔哈赤使用“女直国”国名的最早记载。“女直”即女真，因辽兴宗讳宗真，故改称女真为女直。
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两年后致辽抚赵楫、总兵李成梁的呈文中说：“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万历三十五年三月努尔哈赤又致书朝鲜国王：“建州等处地方夷王佟呈，为夷情事。朝鲜国王知道，有天朝、你朝鲜、我达子三国”。“建州国”之称一直沿用到万历四十六年对明朝彻底决裂，才由“后金国”名取代。
从明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书信中首揭后金国号，直到明崇祯九年、金天聪十年改国号为大清，金国作为国号近20年。“女直国”（建州卫）、“建州国”表示努尔哈赤对女真及建州女真的民族认同，国名反映建州女真模糊的国家概念；“后金国”、“大金国”则表明即将完成及已经完成统一的女真各部对共同国家的认同，这个共同国家名称之所以取名为“后金”和“大金”，则在于向外间彰显继承的是历史上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的统绪；皇太极改“金”为“清”，从国家认同来解释，是因为当时金国治下的臣民虽以满洲为主体，但同时已融入数量众多的蒙古人、汉人以至朝鲜人等，金国的国名既涵盖不了满洲以外的民族，女真以外的其他民族也难于接受这一包含历史宿怨的国号。
满洲兴起时，对女真相邻各部以及与满洲或战或和的蒙古各部动辄也以国相称，如称所谓“九部联军”为“九国兵马”，称海西四部为“哈达国”、“夜黑国”、“兀喇国”、“辉发国”，蒙古各部则称为“蒙古诸国”，蒙古察哈尔部则称为“察哈尔国”，等等。可见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并没有也不可能将“部落”与“国家”做现代意义上的严格区别，他们不过随着自身政治势力的迅速膨胀，认为自己有权利与汉人一样创建或更改国号。对满洲如此，对同样被明朝视为“夷虏”的其他女真各部和蒙古各部也是如此。
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清太宗皇太极在他们“建国”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明朝，他们心目中“中国”和“天下”的概念是什么？
在努尔哈赤羽翼未丰时，称明朝为“大明”、“朝廷”、“天朝”，既公开称王称帝，立国建元，则称明朝为“明国”或干脆与明朝尔我相称，甚至称明朝为“南朝”，俨然以“北朝”自居。他们虽然仍奉明朝为“中国”，但认定“中国”并不是明朝皇帝，也不是汉族人可以永久垄断的。当努尔哈赤称“英明汗”，建元“天命”并改国号“后金”时，就表明他要缔造一个不奉明朝正朔、与大明平起平坐的国家；岂止于此，他还向往着有朝一日到北京、汴京、南京当皇帝的美好远景。皇太极直接继承发扬了努尔哈赤的志向，他向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宣称与辽金元三国之主相等：
朕欲平定区宇，理应加兵于尔，尔亦当以加兵是惧。顾不自审量，欲侵犯于我，岂不大可耻乎？想尔之心，以既与我为仇，必奔往征讨所不至之处，偷安旦夕。但尔所能至，我师岂有不能至者乎？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女真人支脉，有“本大金之裔”的强烈意识，又深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他们继承的是北方民族大胡和东胡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他们的实力足以自立甚至与明朝治下的“中国”抗衡时，以“辽金元三国之主”的后继者自居是合情合理的。但在承袭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国观和天下观的明朝和朝鲜看来，则是骇世惊俗大逆不道的举动。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起兵未久，朝鲜政府就得到情报称“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将为报复中原之计”。至建国后金，明朝方面更惊呼“（奴酋）黄衣称朕”。但必须指出，无论崛起中的边外枭雄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是身居朝廷、为天下共主的明朝皇帝，都认同事实上存在的大中国框架。
上面已经提及，努尔哈赤在与大明决裂前，自称“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所谓“边疆”，明白无误地指“朝廷”的边疆，这里透漏出来的是奉明朝皇帝为主的大中国的国家意识。另一方面，明朝也没有把建州女真视为“属国”、“外国”。据《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四年六月壬子条：“廷议以朝鲜为藩篱属国，海建乃款市贡夷，均受国恩，各宜自守。”所谓“海建”，即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明廷认为海、建的地位不能等同于“藩篱属国”朝鲜，他们是国家边远地区羁縻卫所的长官，是“款市贡夷”。可见明朝皇帝尽管鄙视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为“东夷”，但并没有将他们摒弃于大中国之外。即使在后金起兵揭开了长达25年之久的对明战争之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从来没有萌生过在国家版图之外另辟乾坤的念头，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尽快实现入关占据燕京（或南京或汴京），取代明国，以为天下中国之主的宏图伟业。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尊崇的，但“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他们奉明朝为“中国”，但环“中国”之外，还有蒙古、女真等许许多多“国”或“部”的存在，他们和“中国”一起构成了“天下”。努尔哈赤讨明檄文《七大恨》中第七恨指责明朝偏袒哈达、叶赫，与建州为敌，他说：“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这与日后皇太极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其内涵与逻辑都是一致的，即明朝皇帝作为得天命的大国之君，作为“天下”共主，当“中国”周边各“国”各“部”发生纷争时，自当秉公持正，剖断是非。如“中国”之君逆天妄行，失去上苍眷佑，则自有取而代之者。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多次讲过中国古代天命循环、鼎故革新的事例，从成汤代夏桀、文王兴起代纣王之业、刘邦以布衣起兵卒灭暴秦、金太祖阿骨打灭辽灭宋、蒙古成吉思汗得金帝之业建立元朝，直至明朝朱元璋幼失父母，孤身为僧，“后天命归之，遂为天子”，结论是“我本大金之裔，曷尝受制于人，或天命有归，即国之寡小勿论，天自扶而成之也”。所以说，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天命所归的皇帝治下的以中原为主的区域。他们在没有实现取代明朝统治并履行“奉天承运”庄严仪式之前，承认天命仍为大明天子所有，大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是“大国”。由此可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谓的“中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概念；他们使用的“天下”一词，庶几与今天常说的“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相近。
其实，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使用“中国”和“天下”这一概念时，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儒家的“中国”观。
众所周知，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国”一词，自古以来就有多重内涵，而其外延更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变。就地域意义上的“中国”而论，上古以至先秦时期，以天子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嗣后，华夏族建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称“中国”，而周边“蛮夷戎狄”则谓之“四夷”；秦汉以后，随着疆域的开拓、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特别是汉族与周边各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推进，“中国”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这些主要汉族活动的地区，都在“中国”一词的涵盖之下，而周边各族生息繁衍的广袤地域，却被浸透着“夷夏之防”观念的汉族史家及学者文人视为“中国”之外的“化外”蛮荒。显而易见，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另一方面在批评“华夷之辩”大汉族主义倾向时，要准确阐释在所谓“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大义中“中国”与“四夷”共处于“天下”的同一的一面。明太祖朱元璋讨元檄文所言“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谓“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与上文所举《明神宗实录》将海西、建州女真与属国朝鲜加以区别，都雄辩地证明，华夷的分别，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别；华夷的对立和冲突，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冲突。古代“四夷”与“中国”一切恩恩怨怨都不过是历史上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家事。
总之，身为“夷狄”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甘被自视优越的汉族视为任人践踏任人宰割的下等族类，他们必欲争取华夷平等的政治理念以及建国称帝的举动，强烈地震撼了江河日下的明朝统治者，对根深蒂固的儒家“华夷之辩”理论体系也发出了空前有力的挑战。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在不脱离大中国的大前提下，努尔哈赤父子对自己政治地位的体认与传统儒家的国家观并无二致。恪守祖宗家法的清太祖、清太宗的后世子孙们，将在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上，以天命所归的“天下中国之主”的角色，解释、演绎和推广开国时代的理念和经验。
二、“统驭天下中国之主”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军陷京师，崇祯自缢于煤山，明亡。四月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定进取中原大计，此时犹不知明朝灭亡。四月九日，多尔衮率大军启行，十三日师次辽河，始知大顺军占领京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清军与吴三桂军联合击溃李自成大顺军主力，追杀40里，五月二日入据京师。十月，顺治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称大清国皇帝“祗荷天眷，以顺民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此前一年，顺治在盛京刚履行过大清国皇帝祭天登极仪式，此时他二度祭天登极，意在向天下郑重昭示，他和他的叔父摄政王实现了其父祖得天眷佑的遗愿，正式成为中国的主人。
明清鼎革，顺治虽不改关外时期“大清国皇帝”名号，但清朝皇帝的角色实际上已发生本质变化。下面首先探讨他们对“中国”概念的理解。
清初皇帝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既“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即理所当然继大明为“中国”之主，故明所辖的版图及版图上的子民全部归其所有，故明所代表的一切国家主权由其行使。尽管顺治以至康熙中期40年间清朝还在步步推进着对明朝治下“中国”的统一事业，但他们对整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着坚定的原则立场。定鼎燕京前，南明诸臣拥立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摄政王多尔衮遂致书史可法，称“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中华”大国为清朝所主，故明福王可以远仿关外孔、耿、尚三王，近效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甚至可望“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但国家主权绝对不容分割，“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再看康熙与台湾郑氏政权的谈判。顺治十八年（1661）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以为抗清基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熙打算采取招抚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甚至允许承继郑成功统治台湾的郑经接受“藩封，世守台湾”。但在谈判中郑经坚持“比朝鲜，不削发”作为投诚条件，被康熙断然拒绝，理由如康熙所言：“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因此，清朝与台湾郑氏集团的多次谈判皆无果而终。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藩之乱”业已平定，而台湾内部又呈乱象，康熙决策命将出兵，一举统一台湾。
与江南、台湾有所不同，明朝未能实施直接统治的厄鲁特、喀尔喀等边远地区，则暂时可以划界分治。顺治十三年清廷与厄鲁特因边境“番夷”归属发生纠纷，顺治传谕厄鲁特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说：“分疆别界，各有定制”，“傥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何与焉？”“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清楚地诠释了清朝皇帝心目中的“中国”的概念。尽管边远地区还一时不能纳入中国版图，但与故明曾有封贡关系的汗王活佛只要承认清朝“中华大皇帝”的地位，仍然可以延续以往与“中国”的关系。顺治在赐西域阐化王王舒克等贡使琐诺木必拉式号妙胜慧智灌顶国师时说：“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念尔西域从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其故明所与敕诰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原来明朝的属国，亦照此思路一体办理，如清初琉球通过改换敕诰印信很快恢复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上述事例表明，清初皇帝使用“中国”一词时继承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沿袭了古代传统“中国”的概念，是指古代汉族王朝治下的以中原内地为主的地区。所谓“以绥中国”、“抚定中华”含义就是，将次第削平中原各种反清势力，首先完成“中国”统一。然而，毕竟物换星移，时代变迁，清初“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有了很大推展，一是漠南蒙古，一是满洲发祥地广袤的东北地区，都已在“中国”版图之内了。
漠南蒙古，清朝文献称“外藩四十九旗”、“四十九旗”、“内蒙古”、“内扎萨克”、“旧藩蒙古”等，共二十四部，是从明朝边外之鞑靼演化而来。其归附清朝原委，康熙《大清会典》作了这样叙述：鼎革前“率先归附”，土地人口“悉隶版图”。其疆理“东至盛京、黑龙江，西至厄鲁特，南至长城，北至朔漠，袤延万有余里”。有关朝集、贡献、宴赉、编户、比丁、刑罚事宜由理藩院“主客清吏司”等衙门管辖，虽称“外藩”，实“视内八旗无异”。正如乾隆《大清会典》所说：“国家肇基东土，威德远播，漠南蒙古诸部落，或谊属戚畹，或著有勋绩，或率先归附，咸奉其土地人民，比于内臣。”从清朝文献，特别是清初文献考察，漠南蒙古不过借用了传统“外藩”说法，其实质却与内地各省不仅并无不同，而且与清廷关系的紧密程度还要超过内地各行省，“视内八旗无异”、“比于内臣”之类亲切提法就足资证明。满族统治者毕竟与怀有“华夷之辩”偏见的汉族统治者不同，而与蒙藏民族有着天然的亲合力，历史上他们对汉族中原王朝统治者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因此清朝皇帝一旦为中国之主，很容易视蒙藏民族为盟友，而蒙藏民族因气类相近的满洲作了“中国”皇帝，因此常取不自外于“中华大皇帝”的态度。但对待蒙藏民族上层汗王活佛的规格，又取决于他们对清朝皇帝的政治态度，漠南蒙古在满洲创业时“率先归附”，所以格外珍视。关于漠南蒙古的地位，还要特别重视清初文献“悉隶版图”的提法，及体现“悉隶版图”诸标志，即有关漠南蒙古各部朝集、贡献、宴赉、编户、比丁、刑罚事宜由理藩院主客清吏司等衙门管辖的管理体制，这里应特别指出体现国家治权的编户、比丁、刑罚几个最重要方面，以及直接由与六部平行的理藩院管辖的隶属关系。与传统汉族王朝对待所谓化外蛮荒“夷狄”地位的体认及由此决定的“羁縻”式粗放型管理体制比较，清初皇帝对漠南蒙古的态度、政策和管理体制具有突破汉族中原王朝固有框架的开创性历史意义，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的意义不可低估。在清朝皇帝看来，漠南蒙古是率先经过整合纳入“中国”版图的边外民族，这一从开国时期逐渐摸索积累的经验具有典型示范意义。此后百年间，昔日边外其他蒙藏民族情况虽殊，但大都按照漠南蒙古模式陆续纳入大清国版图。
东北地区是满洲发祥地，八旗入关后，仍是陪都所在，白山黑水的崇山峻岭、江河湖泊之间还生活着满族及其兄弟民族，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理所当然是在清朝皇帝治下的版图之内。康熙二十八年中国与俄国签订划定中俄边界东段的《尼布楚条约》并立碑于界，以记两国边界走向，《清圣祖实录》这样记该碑文的内容：“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其南岸之眉勒尔客河口所有鄂罗斯房舍迁移北岸……不以小故沮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一、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条约中凡与俄国对称，一律用中国。这足以证明广袤的东北地区早在清开国时期已纳入大清版图，随着清朝皇帝入关为“中国”之主，那里的土地和人民自然为“中国”的土地和人民。
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还有清初皇帝使用“天下”一词的含义。昔日努尔哈赤对明国万历皇帝讲“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如今明清鼎革，乾坤翻转，作为天命所归的“大清国皇帝”已承继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理所当然是“天下共主”。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天下”一词，空间含义甚为深广，康熙说：“地理上应天文，宋儒云：天下之大，不可执中国地方推算。其言甚精而有理。”康熙中，喀尔喀内乱，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归附清朝并为康熙所接纳，准噶尔为此责问清朝使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阿喇尼答称：“我皇上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此一二人之命，有不思生全之者乎？”这里的“天下”是相对“中国”而言，指环绕“中国”的第一重空间，那里居住着与“中国”同根但尚未“向化”的“四夷”，当时主要指“中国”周边喀尔喀、厄鲁特、青海蒙古和西藏等尚未纳入大清版图的边远地区。康雍乾时期完成国家大一统的伟业，具体来说，就是将“天下”第一重空间纳入“中国”版图，使居住在那里的民族“中国”化。
先来考察这些地区与清朝关系的实际状况。
定鼎燕京前，喀尔喀三部、厄鲁特与清朝已通使问好，故入关后称其为“旧好之国”。但如康熙日后所言“昔太宗文皇帝，以次收定四十九旗蒙古，后欲全收北边喀尔喀，未及行而太宗文皇帝宾天”。可见喀尔喀、厄鲁特与漠南蒙古四十九旗不同，清开国时并未纳入清朝国家版图。明清鼎革，入关伊始，天下大势未定，不可想象蒙古大国喀尔喀、厄鲁特会立即向自称“统驭天下中国之主”的清朝皇帝三跪九叩，俯首称臣，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喀尔喀至康熙中内附，厄鲁特则至乾隆二十年代，胜负才见分晓。这中间喀尔喀、厄鲁特与清朝或战或和，清朝称其为“部落”、“国”、“尔国”或“本朝职贡之国”，其来“进贡”者称为“使臣”。但清初皇帝作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居高临下，对喀尔喀、厄鲁特等行文称“敕”，喀尔喀、厄鲁特来书则称“表”，仿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做法，对其“酌封名号，给之册印”，顺治谕旨甚至对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曰：“朕为天下主，尔乃弹丸小国之长。”在形式上，喀尔喀对清朝还有所谓“九白年贡”，清朝则回报以丰厚赏赐。对清朝来说，这一切关乎国家体统尊严，不过，见于清官书记载的“朝贡”“上表”“册封”之类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实际上喀尔喀、厄鲁特追求甚至坚持与清朝平等地位，顺治中，曾为清朝使臣觐见喀尔喀汗礼仪争执不下，停止遣使。康熙荡平三藩后特派大臣往喀尔喀、厄鲁特宣谕并大加赏赉，使臣奇塔特等请示“敕书赏物，臣等作何交授”，康熙说：“伊等向行之例，俱用蒙古礼。今若凡事指授而去，或致相岐，行事反多滞碍。厄鲁特、喀尔喀依彼蒙古之例，大加尊敬，则已。”可见康熙并不拘泥晋见蒙古汗王礼仪的形式，而从双方关系现状出发，指示使臣入乡随俗，便宜行事，行“蒙古礼”亦无不可。清初与喀尔喀时有战事，双方文书来往，不免恶语相加。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称满洲为“红缨蒙古”，顺治立刻反驳说：“我朝原系红缨满洲，所称蒙古为谁？”又针对来书“不名，又‘尔我’相称”，质问“意欲与我敌体乎？”剑拔弩张，俨然处于敌对状态，以故喀尔喀内附之际，清廷大臣还说“喀尔喀素称不驯”“汗等恃其部族人民数十万众，未尝躬修臣节”。在这种长期紧张对峙的情况下，同为蒙古但被视为“属下蒙古”的“四十九旗”与喀尔喀、厄鲁特“分疆别界”，界址称“边汛”、“汛界”。喀尔喀与清朝的关系至康熙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康熙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大举东进，喀尔喀三部分崩离析，部众溃散。康熙毅然决策，接纳归附喀尔喀汗王及其离散部众，并借此天赐良机，派出漠南蒙古各旗贤能都统、副都统，由蒙古王等带队，将喀尔喀“俱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以来年草青时为期，指示法禁，如四十九旗一例施行”。康熙三十年多伦会盟，命“喀尔喀七旗与四十九旗同列”，喀尔喀王、贝勒、贝子、公等放弃“蒙古礼”，对康熙皇帝“三拜九叩”，表示臣服。喀尔喀既与四十九旗同列，理藩院遂题请照四十九旗例给与印信，将土谢图汗、车臣汗、亲王策妄扎卜三部落分为三路：土谢图汗为北路喀尔喀，车臣汗为东路喀尔喀，亲王策妄扎卜为西路喀尔喀。喀尔喀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并被康熙倚为比历史上长城还要坚固的“长城”，但不是为防御中国多民族大家庭内北方民族的，而是“防备朔方”。
从清朝文献考察，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落的名称、统属和定位在康雍之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康熙《会典》中喀尔喀蒙古列于《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条目之下，记其“以时朝贡，奉职惟谨”，“国家以羁縻之意，溥怀柔之仁”，地位“视四十九旗又为远矣”。具体的区别是这样表述的：“凡蒙古部落之率先归服者，悉隶版图，犹视一体；及后至者弥众，皆倾国举部乐输厥诚，既地广人繁矣，乃令各守其地，朝岁时奉职贡焉”。康熙《会典》记载止于康熙二十五年，其时喀尔喀尚未“内属”，如此记载，无疑忠实于当时清朝与喀尔喀蒙古关系的事实。雍正《会典·理藩院》列有多处喀尔喀“内属”“编旗分佐领”并与内蒙古四十九旗“一例”的记载，但缺少对其地位变化的总的概括。原因似乎是，喀尔喀各部落自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及翌年多伦会盟开始，编旗设佐、封爵给俸、会盟朝集、贡献赏赉、年班围班、刑罚边务等一应制度性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经历一段随时随事立法和事例积累梳理的摸索过程，喀尔喀新的定位才会逐渐明晰起来。喀尔喀的“内属”地位，犹如漠南蒙古从关外时代到康熙中才固定下来视同“内八旗”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到乾隆年间续修《会典》时，历史尘埃落定，才自然得出“与漠南诸部落等”的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咸入版图”的结论。其疆理“东至黑龙江界，西至阿尔泰山与准噶尔接界，南至内扎萨克界，北至俄罗斯界”。其后嘉庆、光绪《会典》，喀尔喀或称“外蒙古喀尔喀”，或称“外扎萨克”，均列于“理藩院”条目之下，以示其统属关系；而在乾隆、嘉庆《一统志》中则与漠南蒙古同列于内地各省统部之次的《新旧蒙古统部》或《蒙古统部》，以示与内地各行省无异。
准噶尔（厄鲁特）与清朝时战时和的对峙状态在喀尔喀内属后又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经过康雍乾这三位清代历史上最有作为皇帝的持续奋斗，终于在乾隆二十年代实现了太祖、太宗的政治理想。
从《会典》和《一统志》的记载看，在喀尔喀之后厄鲁特蒙古（及其所属的回部）所在的整个西域新疆地区纳入国家版图、视同内地郡县的过程，似乎要曲折得多。据康熙《会典》记载，厄鲁特“以时朝贡，奉职惟谨”，地位“视四十九旗又为远矣”，至雍正《会典》，厄鲁特仍“视四十九旗为外”。对与清朝长期处于时战时和对峙状态的准噶尔，即厄鲁特蒙古来说，上述定位符合历史事实。乾隆十二年（1747）开始纂修，二十九年成书的《会典》和《会典则例》，记事止于二十三年，其时平定准噶尔战争刚刚结束，《会典》等没有也不可能立刻反映准噶尔地位的变化。成书于乾隆八年的《大清一统志》缺载还可以理解，但“天威震叠，开拓西域地二万余里”的空前伟业竟在号称一代巨典的《会典》付诸阙如，这不能不使乾隆和他的大臣们深感遗憾。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御史曹学闵以“近年来，平定准噶尔及回部，拓地二万余里，实为振古未有之丰功”，奏请将西域新疆增入《一统志》。军机大臣奉旨议覆，该御史所奏自属可行。乾隆谕示：“西域新疆，拓地二万余里。除新设安西一府及哈密、巴里坤、乌噜木齐，设有道、府、州、县、提督、总兵等官，应即附入甘肃省内。其伊犁、叶尔羌、和阗等处，现有总管将军及办事大臣驻扎者，亦与内地无殊。应将西域新疆另纂在甘肃之后。”于是有《一统志》续修之举，与《一统志》同时重修的《会典》等也恪遵上述“与内地无殊”旨谕，对西域新疆部分（包括准噶尔和原准噶尔所属的回部）重新定位。重修的乾隆《会典》，实际上只重修了《理藩院》，其内容亦止于二十七年（1762）。该书《理藩院·典属清吏司》、《理藩院·柔远清吏司》条下记“准噶尔之地咸入版图，其封爵、会盟、屯防、游牧诸政，事厥有专司”，“画疆置吏，有如郡县”，昔日强盛一时的厄鲁特各部落已风流云散，《会典》及《则例》只记录了新疆与新疆以外地区的厄鲁特余部的名称——贺兰山厄鲁特、乌兰乌苏厄鲁特、推河厄鲁特、额济内土尔古特、都尔伯特——及其牧地四至。而作为平准战争的延续，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的胜利，使天山南麓维吾尔族人民聚居的南疆各城，也相继纳入大清版图。乾隆《会典》记载“天戈所指，臣服迩遐，拓西域版图数万里之遥。今自嘉峪关以外，旧部若哈密、辟展、吐鲁番，新疆若哈拉沙拉，若库车，若沙雅尔，若赛里木，若拜，若阿克苏，若乌什，若喀什噶尔，若叶尔羌，若和田，棋布星罗，同属内地。”昔日准噶尔所踞西域新疆地区，遵照乾隆皇帝谕示，新设的安西州、鎮西府、迪化州，皆归陕甘总督管辖，故《大清一统志》列在“甘肃统部”之后；至伊犁东西路库尔卡乌素、塔尔巴哈台，回部自哈密、辟展至哈喇沙尔、库车、塞喇木、拜、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则创建“西域新疆统部”，“次于直省之后”。嘉庆《一统志》如之。通过及时续修的《大清一统志》，使大一统的中国西北疆域版图得到了权威的确认。
附带谈一点，厄鲁特等虽曾以“国”自称，甚至与承继中华正统的大清国分庭抗礼，以至兵戎相见，甚或有取代清朝为中华大皇帝之念，但他们与清开国时期欲取代明国的努尔哈赤、皇太极一样，从来不自外于“中国”，原因何在？除了清朝士马强盛和怀柔政策的成功外，经济联系的纽带、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藏传佛教这一独特的精神纽带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喀尔喀离散彷徨之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一言而决，遂归附清朝；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向康熙一再表白“中华与我一道同轨”、“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雍正时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向清朝使臣坦陈：“皇帝者，乃一统砸木布提布之大皇帝，经教划一，日后必令我得以安逸，而西梵汗、俄罗斯察罕汗虽为较大之员，但皆属于异教，无用之人”，又称“无喇嘛佛法，何以为生？”蒙古僧俗人士也相信“中华皇帝，乃活佛也”。无视准噶尔与清朝治下中国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不可分割的事实，夸大其独立于中国倾向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中国大一统实现以后，土尔扈特以“大圣皇帝（指乾隆）甚为仁慈，广兴黄教”，决策回归祖国，进一步证实藏传佛教精神纽带的作用。当然所有这一切，与自努尔哈赤、皇太极以来，一贯有意识地坚持奉行尊崇黄教的政策关系极大，诚如康熙所言：“达赖喇嘛深知朕护持宗喀巴之法”。
与喀尔喀归附清朝同时，环青海湖而居住的青海蒙古也大体循着“漠南蒙古模式”纳入大清版图。西藏则在康熙末趁大败准噶尔军威，进军安藏，废除和硕特蒙古藏王制。乾隆《会典》记曰：“（康熙）六十年，封康挤鼐、阿尔布巴为贝子，隆布鼐为公，总理其地”，乾隆十五年（1750）平定西藏郡王珠尔默特纳穆扎尔叛乱，随即设噶卜伦等官员“分辖藏务，受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治藏体制初步确定下来。西藏之地，分卫、藏、喀木、阿里，辖60余城，“东至四川边境，西至大沙海，南至云南边境，北至青海”。在乾隆《一统志》中，西藏与内蒙古、察哈尔、喀尔喀、青海、西套厄鲁特等同列“新旧蒙古统部”，在嘉庆《一统志》中，则与内蒙古、喀尔喀、阿拉善厄鲁特、青海厄鲁特、归化城土默特、牧场、察哈尔同列“蒙古统部”。
上述清朝版图逐步拓展的历史过程，乾隆《会典》作了如下概述：
国初蒙古北部喀尔喀三汗同时纳贡，厥后朔漠荡平，庇我宇下，与漠南诸部落等。承平以来，怀柔益远，北逾瀚海，西绝羌荒，青海厄鲁特、西藏、准噶尔之地咸入版图。其封爵、会盟、屯防、游牧诸政，事厥有专司。
清代大一统的显著特点是，国家控驭版图之内边远地区的能力切实得到加强，这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意义巨大而深远。正如雍正所言：“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到这时可以说，传统“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拓展到了“天下”的第一重空间——古代“四夷”居住的地域，昔日边远蛮荒之地，一律“画疆置吏，有如郡县”，用人行政，与内地行省无殊。清朝皇帝对中国的认识，从《会典》和《一统志》等最权威官书来看，乾隆中期以后的中国已不是古代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地区，也不是中原汉族地区的狭义的“中国”，在其明确的疆界内，既有汉族中原内地各行省，更包括广袤无垠的边远地区。狭义“中国”一词作为历史遗存虽然偶尔还挂在清朝皇帝的嘴边，但对外国人而言，中国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专有名称，与大清国、天朝、朝廷等的含义完全叠合在一起，只是用于不同场合，不复有任何区别。在大一统中国版图上生活繁衍的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等数十个民族、部族，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凝聚在一起，对大一统中国的国家认同同样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蕴蓄着，强化着。
下面需要进一步探讨清朝皇帝“天下”一词含义的第二重空间，这关系到统一大业完成之后，他们所理解的中国疆界的最终界限；或者说，清朝皇帝使用中国一词的外延所在。
三、清朝皇帝对中国疆界的认识和自我约束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其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
乾隆二十二年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
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
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乾隆二十八年，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
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边界具体如何划分？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乾隆二十五年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乾隆二十三年初冬，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实现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
四、“天下一统，华夷一家”
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
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无须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雍正也不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他举出韩愈所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通过辩论，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
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
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辨华夷，而在辨正统。
从乾隆三十三（1768）年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旨，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
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大清版图之下一切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独爱之如一”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华夷一家”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
五、“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观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
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敌人。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40°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80°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
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在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
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变革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与统而以“夷”称之的西方列强的冲突史不绝书，兹不一一赘述。咸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朱笔密谕惠亲王绵愉说：“中国以天下之势，而受累于蠢兹逆夷，廿载于兹！”可以看作清朝皇帝对鸦片战争至19世纪50年代末对“华夷”冲突中中国不可逆转的颓势的总括。此时距康熙“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的“逆料之言”不过150年，这令咸丰无限感慨和颓丧。“中国”与“蠢夷”的对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建以后，至少在正式场合下，很快被“中国”与“西洋各国”、“泰西各国”或“与国”之类的对称取代了。正当此时，开始“脱亚入欧”的东方日本也加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阵营，并表现出对外侵略的更大的疯狂性和掠夺性。这很快就引起了清朝皇帝的警觉。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间，日本借口“琉球飘民”为台湾土著所杀，派兵船驶往台湾，并由琅嶠、柴城一带登陆，“查看牡丹社等处形势绘图，并声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妄图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同治特谕军机大臣：“生番地方，久隶中国版图，与台湾唇齿相依，各国觊觎已久，日本相距尤近，难保不意图侵占”。接着清廷又获悉“日本师船已与生番接仗”，遂谕军机大臣等：“日本并不遵约回兵，已与生番接仗，并拟即日移营进剿，其蓄谋寻隙，意图占踞，已可概见。该国现到轮船七只，尚有铁甲船及坚固兵船未到。此时衅端已开，自应先事布置，严密设防，以期有备无患。”该谕旨特别强调：“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事关海疆安危大计，未可稍涉疏虞，致生后患！”在同治君臣们看来，台外“生番”虽未向化，但其生息繁衍之地台湾久隶中国版图，不得谓为化外游民。外敌当前，凡生活在中国版图下的一切民族一切部族都是国家必须保护的中国人。
迨至清末，中国统一又面临新的考验。
庚子八国联军侵华，北京陷落，慈禧太后偕光绪仓皇出逃西安，立足未稳，即下诏自责，指示与各国谈判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其卖国嘴脸暴露无遗。尔后，排满革命风起云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于日本东京，宗旨首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是明太祖朱元璋号召汉族民众推翻元朝统治提出的口号，而革命党人旧事重提，清朝统治者自然会感到前景堪忧。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廷统治岌岌可危，隆裕太后连续召集满蒙王公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清帝是否自动退位及提出相应的优待条件。当年十二月隆裕太后懿旨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方面谈判条件，该懿旨称：“现在时局阽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实祸。惟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礼，皇族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画”。必须指出，与满蒙上层统治者自身利益密切联系的还有，蕴蓄数千年、得来不易的中国统一大局会不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当年十月十一日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上层王公贵族在沙俄策动下已宣布独立，随即宣布建立“大蒙古国”，提供了国家面临瓦解的现实例证。清廷在谕旨中也明确表示了对国家分裂的忧虑：“共和政体，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国幅员寥廓，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风俗，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效，不至启纷争割裂之祸？”当时内外矛盾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没有任何一件事体可以超越反映中国各族人民最根本利益的统一问题。所幸这一重大问题很快得到妥善解决。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懿旨宣布清帝退位：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清朝皇帝自动退位换来的民国方面的优待条件，除皇室外，涉及满蒙回藏各民族的有：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至此，隆裕太后列祖列宗为争取少数民族与汉族地位平等的努力，最终以极富戏剧性的形式画上句号；而元明之际“驱逐胡虏”的故事没有重演，“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中国大一统局面得以维持并延续至今，这对已经步入近代世界的中国无疑是一大幸事。抚今追昔，在肯定当年参与决策的各方面的政治领袖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和妥协精神的同时，我们深深感到中国历史上合乎天理、顺乎民心的多民族国家统一趋势的巨大力量，而顺应并强化这一历史大势的清朝皇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至盛清时代的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中国观及其作用亦应给予高度评价。
清朝皇帝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并不因清朝覆亡而被抛弃。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可谓历尽沧桑，备尝艰辛，中间数千年的战争与和解，分裂与统一，冲突与融合，从猜忌防范，彼此隔阂，到泯灭恩仇，合为一家，每一历史时期的人民和统治者都做出过那一时代的独特贡献，而水到渠成大势之下，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与中华民族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清朝对历史的十大贡献！
第一，屹立世界东方。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随之中原统一。清王朝296年，我们中国皇朝历史从秦始皇称始皇帝，就是公元前221年算起，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一共是2132年，有人统计是492个皇帝。那清朝这段历史占中国皇朝历史的七分之一，我们中国皇朝历史上满二百年的大一统的王朝只有四个，西汉，东汉呢，我算了，东汉159年不够。西汉、唐、明、清，宋呢，南宋和北宋始终是半壁山河，没有统一，元朝统一了不到一百年。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够二百年的大一统王朝只有汉、唐、明、清，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人，唯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满族人。清帝国在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历史上，应当说占有突出的地位，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时的世界上，顺治入关的时候，英格兰还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法兰西也没有发生大革命，德国没有统一，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成立，俄国没有进行农奴制的改革，日本也没有明治维新。我认为清朝这个时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时候清朝的八旗军队是世界上当时最大强大的一支骑兵，清初的大清帝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不是顺治个人的事情，不是多尔衮个人的事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事情，这个时候的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第二，奠定中华版图。
康乾盛世时候的中华版图，南起曾母暗沙，就是现在南沙群岛还往南一点。北跨外兴安岭，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东起大海，西到葱岭，东北到库页岛，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这个时候清朝版图的面积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我们今天的版图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比现在大约多三分之一。汉朝版图很大，唐朝版图也大，明朝版图比较大，但是清朝的版图是真正完全控制在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就是清朝对它做管辖的版图进行了有效地管理和统治，是“康乾盛世”时候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历史贡献。
第三，多民族的统一。
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把多民族统一起来，在一个政权的管辖之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东北，明朝虽然设立了奴尔干都司，但是明朝对东北地区没有进行有效地管辖。清朝不同，东北是清朝的肇兴之地，从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整个黑龙江流域，各个民族统一在清朝的政权之下，一直到库页岛。
清朝的多民族统一，在东北地区达斡尔、锡伯、鄂伦春、鄂温克、等等，真正是清朝完成这个地区的统一。北部的蒙古，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民族问题也解决了。西部我说，西南部主要是西藏，乾隆的时候，定了一个《钦定西藏章程》，非常重要，在《钦定西藏章程》里面规定，在西藏设驻藏大臣，驻军，册封达赖和班禅，活佛转世的时候，规定了金奔巴瓶的制度，还有其他。这个《钦定西藏章程》一直延续到现在，乾隆时候定下的，《钦定西藏章程》一直影响到后来，西藏在清朝完全归中央管辖，西南的少数民族，云、贵、川等等的少数民族，通过“改土归流”，加强了对这些民族地区、对这些民族的管理和统一，我接到一封读者的来信，说“改土归流”明朝就有了，康熙也有了，我说了，我在雍正时候说了，我说雍正的时候基本上完全地推行了“改土归流”制度，历史上有一个渊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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