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明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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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众文化建设研究：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试读：
绪论
一、研究背景
无论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还是对大众文化的探究，就学术研究层面而言已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选题了。但将这二者联系起来，系统分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科学发展的问题，深入剖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的道路、价值观构建及具体建设路径等问题，至少在笔者看来，还是有些新意的。当然，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主观上并不是刻意要在大众文化研究上追求多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因为一方面中西方大众文化理论非常多，消化、吸收、整合、驾驭、利用这些理论资源就已相当不易；另一方面理论创新本身也是十分艰难的事，因此只是尽量在理论上能说出自己的一些观念和想法。面对大众文化不断勃兴的客观事实和研究现状，特别是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总体战略发展中，越来越占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以及其本身存在着一系列有违科学发展的态势与问题，让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科学发展观视角来对大众文化进行中国话语式的探索。
目前我国大众文化的研究所依凭的理论资源依然主要来自于西方，诸如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民粹主义、符号学、费斯克大众文化观等，但客观地讲，这些思想理论往往是解释不了我国当代繁杂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更不能对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我们需要在借鉴这些理论话语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理论来指导国内的大众文化实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不断完善，文化产业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兴起，消费社会的来临，当代大众文化不断勃兴，且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普通人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空间，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文化事实。
在中国，大众文化既已形成了一幕炫目的文化景观，又演化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大众文化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大众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在追求科学发展的时代，色彩缤纷、光怪陆离、引爆民众狂欢的大众文化有没有一个科学发展和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倘若脱离了大众文化的科学发展，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发展是否可能？没有了文化的科学发展，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提高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否成了一句空话？这些问题都越来越让笔者认识到从科学发展观视角出发关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既是促进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做好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实务工作的需要。
另外，从科学发展观角度来看，科学发展观能否被真正落实、长期贯彻，关键之处不在于中央文件下发多少，领导干部在主席台上多么高声地强调它的重要性，而在于科学发展观中的思想内容能否真正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能不能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科学发展观能否最终化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自觉。纵观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从文化层面上来探索如何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不能不说既是有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研究和其贯彻落实过程中的缺憾，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后隐藏的忧患所在，这种缺憾与忧患同样也构成了当下乃至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最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之一。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无论是生成机制、建设机制、运作机制、经营机制还是评价机制等，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的主导文化对于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是引领力和控制力，大众文化在建设过程中对于主导文化具有较强的依附性。不过，这种影响、引领、控制、依附并没有消解和剥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商品性、世俗性、娱乐性等特征，而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特色之处，也是优势之处。虽然从目前大众文化建设现状来看，大众文化还难以肩负起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容、基本理念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民族的文化血脉中的这样颇具“形上”的文化使命，但从应然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科学发展离不开其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离不开在“润物细无声”中将科学发展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融入其中，从而有利于塑造一种更为积极、更为科学合理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方式。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二、研究意义
1. 从科学发展观视角去研究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将有利于重新审视、理解大众文化的本质与特征、结构与效应，厘清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以及与中国特定语境下“大众文艺”“群众文化”等之间的关系，在汲取众多思想流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精华和结合当代大众文化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 从科学发展观视角去研究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将对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更好地发挥大众文化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乃至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有着重要价值，这也说明该选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目标
1. 在理论上阐明科学发展观与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之间的深刻关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为理论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并合理借鉴多种国外大众文化理论流派的思想，初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理论。
2. 把握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的现状，反思存在的问题，辩证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效应，探索如何克服大众文化及其建设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合理发挥大众文化的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功能，并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尝试提出一系列促进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科学发展的对策措施。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大众文化一般是指以工业方式进行批量生产、以商业模式进行传播流通，带有显著的消费性、商品性的现代文化形式。国外对它的研究先后经历了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的阿诺德（Matthew Arnold）、利维斯（F. R. Leavis）为代表的精英主义批判时期；20世纪30—40年代兴起的以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er Adorno）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工业文化批判时期；20世纪中叶兴起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分析时期；60年代以来以巴特（Roland Barthes）、霍尔（Stuart Hall）等人为代表兴起的“符号—符码—文本”解读时期；80年代以费斯克（John Fiske）等为代表的“重估大众的文化力量”的文化多元分析时期和80—90年代以来以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反思与批判时期。当然这种阶段划分只是相对的，各阶段也并非是绝对线性发展的，往往也是交互重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炫丽风景线。
美国著名文化研究专家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认为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大体上形成了“剩余文化”模式、工业文化模式、流行文化模式、民众文化模式、葛兰西模式、后现代模式6种认知模式。总体而言，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研究，比较善于对现有的大众文化作品、现象等进行文本分析、美学批判和符号解读，但缺乏在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层面上深入探讨大众文化的内涵、功能、意义，不甚注重研究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规律、战略规划、建设路径等重要问题。
大众文化与我国特定语境下的“大众文艺”“群众文化”等概念之间既存在联系又有着区别。20世纪80至90年代初是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大众理论的引介上，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当时的中国学者对此情有独钟。由于忙于理论输入，加之当时国内文化体制还比较僵化，大众文化才刚刚兴起，因此，学术界缺乏有意识地去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对大众文化多持批判态度，有关大众文化建设的研究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而有关大众文化建设的实务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当时国内批判大众文化的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认为大众文化是“社会水泥”，本质上是反文化的；对大众文化进行美学批判，认为大众文化是反艺术的；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上，认为大众文化属于当代西方文化形态；站在意识形态立场上，把大众文化等同于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化等。在该阶段主要有李佗、黄会林、傅铿、许纪霖、陶东风、黄力之等学者对此类问题关注较多。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初步发展，大众文化不仅“火”了起来，大众文化研究也“热”了起来，众多学者主张要正视大众文化的积极方面，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大众文化建设研究随之开始受到重视。该阶段的主要学者有金元浦、王一川、周宪、罗钢、姚文放、刘象愚、戴锦华、陈刚等人。2000年后的十多年，我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氛围异常活跃，常与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视觉文化、媒介文化、休闲文化等一系列新兴文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新领域、新内容、新成果不断涌现。整个研究在理论上，表现出思想多元性、视域多样性和追求创新性等特点，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显示出文化学者积极参与大众文化建设、不断贴近大众媒体与文化市场、日益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等特点。该阶段的主要学者有陆扬、周宪、金卿民、陶东风、赵勇、傅守祥、孙迎春等人。
但总体而言，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依然是以哲学批判、美学分析、文化反思等为主，理论性、思想性、学术性较强而实践性、应用性、现实感较弱，尤其是在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对大众文化建设问题的关注较为不足。近年来虽有邹广文、徐海波、陈立旭、罗剑明、陶相国、孙鹤、朱效梅等学者开始致力于研究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更好地建设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等问题，但总体而言，该方面的研究依然薄弱。这就导致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与大众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实际地位不甚相称，与党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以发展文化产业推动先进文化建设、构建和谐文化，十七大提出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尤其是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十八大提出和强调的文化强国等战略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
五、研究方法
1. 文献法：一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有关文化理论的挖掘，为整个研究奠定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基础；二是通过对中外重要大众文化理论文本的研读，以期能较好地把握大众文化理论研究领域的前沿理论与思想；三是通过研读大量大众文化作品，以期能较全面掌握当代大众文化发展与建设的现状。
2. 历史总结与现实分析相结合：将考察中外大众文化发展史与分析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中的现状、问题等结合起来研究。
3. 战略研究与对策分析相结合：将大众文化建设提升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战略高度，并对如何落实这项战略性任务进行实效性的对策分析。
4. 跨学科综合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文化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
六、主要内容及其内在逻辑
本研究成果主要是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进行研究，成果共划分为六章来具体展开，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该部分主要论述两个问题。其一，科学发展观与文化的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及其两者关系，科学发展观与大众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其二，对大众文化基本理论进行思想史梳理，从多重语境中揭示出大众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目的在于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理论提供可资借鉴的学术参考资源。由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无论是生成机制、建设机制还是运作机制、评价机制等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显著的区别，不能简单地挪用和复制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应成为目前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的重要题中之义。
二是大众文化建设现状与未来发展道路。从目前大众文化建设现状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来看，大众文化尚存在一系列有违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问题，深入剖析这些问题，结合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探索如何促使大众文化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和手段，成为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重要路径，这对于坚持和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是大众文化价值观建设研究。目前我国大众文化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发展不科学的问题，但最容易引起人关注、最可能遭人诟病、对社会影响最为直接和广泛的就是其宣传、包含、体现、隐藏着的价值观是什么，所以要促使大众文化更进一步地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必须重视其价值观建设。当前我国大众文化价值观建设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融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背景、大环境和相关语境中来扎实推进，这也是在大众文化价值观建设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具体体现。
四是大众文化科学发展的路径研究。科学发展观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更为中国文化建设开拓了新的境界，特别是为我国大众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战略思维和对策思路。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在具体路径的构建上必须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注重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话语体系，协调好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等之间的关系，兼顾大众文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促进大众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相结合，体现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新要求。在建设的方式方法上，通过创作优秀大众文化文本，改善文化企业管理方式，进一步拓展大众文化企业融资渠道，建立良性文化市场运作机制，推进大众文化与高科技的融合，推动大众文化“走出去”，形成大众文化品牌效应，统筹安排和具体落实各项措施，并使之协同发力来推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科学发展。
本研究成果虽然是从科学发展观视角出发来探讨大众文化建设问题的，但在内容的逻辑安排上，特别是在章节安排上并没有按着科学发展观几个方面的内容来做“形式逻辑”式的展开，诸如大众文化的全面发展、大众文化的协调发展、大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建设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的“以人为本”问题等来设计章节，而是基本围绕“什么是大众文化的科学发展—合理挖掘能促进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科学发展的理论资源—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存在哪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问题—当代大众文化科学发展意义何在—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进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这样一个大的逻辑框架展开的。
之所以按着这样的逻辑次序来安排章节，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当然这样的考量可以说虽然体现了笔者在谋划整个课题研究时的“良苦用心”，同时也是笔者努力的方向，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出现“理想与现实”不能有效对接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研究成果的质量。
首先，从某种视角或视域出发思考问题关系到一个方法论问题。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Gadamer）曾指出，“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这就是说，视角或视域只是研究问题的一个立足点，站在这个立足点上，必须能用全面、联系的观点来看待所研究的问题及其涉及的领域，不能就所研究的问题做单线思考。从科学发展观视角出发去研究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就需要将有关大众文化的科学发展问题置放在整个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特别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来进行阐述，不能仅就大众文化而论大众文化。在我国，当前加强与改善大众文化建设已成为推动整个文化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倘若大众文化建设偏离科学发展之道，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体制政策等也就可能存在严重的隐患。因此，论述我国大众文化建设就必然会涉及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问题、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的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如果按着科学发展观本身的几个方面的内容“形式逻辑”式地安排章节的话，这些重大的文化建设问题就难以合理地纳入有关章节中进行较为充分的论述。
其次，从科学发展观视角出发来探索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需要厘清它目前存在的发展不科学之处。正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恰恰是基于我国当代经济社会中大量存在不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大众文化建设领域也存在诸多有违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目前大众文化的建设现状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进行必要的梳理，如此才能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科学发展奠定认知基础，否则对存在的问题认识不清楚，提出的对策建议就可能失去针对性、实效性和可行性。
再次，理论研究要服务于现实。研究大众文化及其建设，需要在理论探索方面尽量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做出必要的努力，合理挖掘能促进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科学发展的思想资源，为此通过吸收、借鉴、反思、批判有关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结合我国文化建设的实际去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则成为本课题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另外，本课题研究还不是仅局限在理论探索的层面，更为关注大众文化建设这一现实的实践问题，为此必须结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推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科学发展进行战略思考和对策谋划，以期更直接地服务于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
最后，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建设，研究大众文化建设需要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的价值观问题。由于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同时其内容、理念上也深刻蕴含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内容，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或者说科学发展观本身也是一种广义的社会价值观，因此，从科学发展观视角探讨大众文化建设就更需要关注大众文化价值观建设。从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来看，目前是一个全球文化日益碰撞、彼此交融、相互激荡的时代，一系列重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诸如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不休、各类新思潮的层出不穷、各种思想意识的相互交锋、多元价值观念的鱼目混珠等都促使我们要更加注重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价值观建设看似是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却往往又与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纠缠、交互在一起，成为各国、各民族在加强文化建设，包括大众文化建设时需要审慎思考的重要内容，所以有必要将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价值观建设单独设立一章进行专门的论述。
七、创新之处与存在的不足
1. 从研究视角和内容上来看，力图突破中外大众文化研究的传统范式，努力探究科学发展观视角下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与特征、功能与效应，探索和谋求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战略与建设对策。从已掌握的文献来看，该方面的研究具有创新意义。
2. 从研究目标上来看，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一方面试图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另一方面力图探求出一套符合实际、具体可行的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思路与方案，这在目前国内外大众文化及文化哲学研究领域中具有一定创新价值。
3. 本研究成果尚存在一些不足，学术无止境，这些不足期待能在后续研究中再加以完善。例如，虽然力图围绕科学发展观视角来展开大众文化的研究，但为了能将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等必须融入的内容融入研究成果中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成果的系统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另外在理论深度和对策分析方面，笔者虽然做了大量努力，但是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第一章科学发展观与文化的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多个领域，它的提出“体现了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对当代人类生存处境的理性自觉，是在对现代历史发展模式和发展观念认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发展战略”。就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关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及其自身涵盖的诸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核心立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统筹兼顾的方法论等具体内容受到关注较多。文化问题虽然一直特别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但有关文化建设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以及何谓文化科学发展、文化如何科学发展等问题则关注不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即使是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有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既是科学发展观研究的遗憾，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方面的缺憾。究其缘由，可能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社会背景有关。科学发展观提出伊始主要是基于对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与批判。由于旧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观范式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自然环境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反思什么才是科学的发展、什么是科学的发展观。正因为如此，使得科学发展观内在本应蕴含的文化理路被遮蔽起来。虽然目前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但对其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对其研究的视角可以进一步加以丰富和完善。第一节历史视野与现实观照：科学发展观内涵解读
要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加强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作用，或者说要将科学发展观指导文化建设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能科学地向前发展，首先对什么是科学发展、什么是科学发展观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学理上的探究。一、科学与发展
在理解科学发展观涵义之前，需要对“科学发展”中的两个基本范畴，即“科学”和“发展”进行必要的分析。首先我们稍加探析一下“科学”这个概念。“科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原意指学问或知识。在英文中，“科学（science）”是指有关自然界的系统性知识，是“自然科学”的简称。在德文中，“科学（Wissenschaft）”则是指自然和社会等领域内的一切知识，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汉语“科学”一词则是从日本引入的，近代日本人西周在翻译英文“science”时，将“科”与“学”两个汉字组合在一起，取分“科”之“学”的意思。由于汉语中“科学”一词一开始就是溯源于英文的，因此其内含的意思也是更多倾向于英文传统中的“science”含义，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中国人一提到“科学”一词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往往是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的。
但即使是在德国文化传统中，科学也一直被认为是“人的智力发展中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对于科学之于人类的作用，“我们可以用阿基米德的话来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宇宙。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支柱”。这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题为《人论》的一书中对科学的伟大意义所进行的论述，但这里所论及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是被排除在外的，至少是被忽略了。有着深厚的人文思想底蕴的哲学家卡西尔对于科学的认知尚且如此，这足以说明“科学=自然科学”在传统西方学术话语以及人们的显意识或潜意识中是非常顽固的。在日常生活的话语中，提到科学更多指的也是自然科学，提到科学活动，指的便是探索自然奥秘的活动，这俨然成为一种“常识”。
面对此等认知现状，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在《科学发展观》一书中通过对科学一词的词源学考察、学理分析和现实反思，主张我们应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统一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这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的全面理解的。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这说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虽存在差异，但两者是互通的，未来的科学的发展趋势也必将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交互融合式的发展。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以探索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规律为己任的，将发展观用“科学”来限定，就是要表明这种发展观一方面要遵循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其成果在运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时既要能够合理地改造自然又必须符合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尺度。因此，科学之维从深层程度上来讲，就已经蕴含着发展之维，只是这一维度需要不断地被挖掘、彰显出来，才能被人或者说被更多人自觉地认识与体悟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发展是与运动、变化属于同一个序列，相互联系而又有着区别的一个重要范畴。运动是标志着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发生变化及其过程的一个范畴。变化这一概念则更强调事物、现象的具体运动，这个运动既可以是上升式的，也可能是下降式的，还可以是水平式的，而发展在运动方向上则是上升式的。这就是说“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等”，体现出的是事物的进化，反映在社会历史方面则是指社会历史的进步。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发展是结构的辩证法，是社会整体内部各种组成部分的联结、相互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活动能力的提高”，它并不完全表现在单一“量”的增长上，其实质更多地体现在总体“质”的改善方面。
科学所揭示出的规律是客观的，人按着科学方式去活动，体现出的是人活动的合规律性特征。发展过程及其成果本身也是客观的，人们对发展的认识却存在主观性，对发展诉求则体现了人活动的合目的性特征。从概念分析的层面来讲，发展本身无所谓“科学”与“非科学”，只有科学的发展观和非科学的发展观之分。而我们所阐述的作为特定术语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吸收了人类众多发展观所包含的科学养分基础上的一种综合创新，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高度统一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与其他类型的发展观相比较，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仅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统一，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论等促进了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各结构领域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从而使自身所坚守的理念能在社会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这才是科学发展观能超越其他类型的发展观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二、发展观释义
发展观是关于事物发展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观点，在此主要是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其基本要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体现为对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事物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特征，这也促使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的。
第二个方面体现为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人的因素”在生产力所有的软硬要素中占据首要地位、主体地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贯彻社会历史发展之始终的两大基本矛盾，两大基本矛盾运动则又构成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人活动的规律，人的活动又总是有着一定的目的性，这就使得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社会历史毕竟是一个复杂性的系统，社会历史发展体现出了统一性与多样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等方面的辩证统一的特点。由于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因此，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始终是铸造历史之基，始终是推动历史发展之本，历史主体理所当然的是人，而不是“神”，或别的超自然的力量，而“人”的身上又总是附着了各类社会关系，被称为“现实的人”，在“现实的人”的集合体中，人民群众则又成为历史真正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相信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性的主体力量，反过来，人民群众也理应要成为社会发展成果真正的享受主体。这就决定了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归根到底是以人民利益、需求、权利为本的，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和行动的。
第三个方面体现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根本方法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类社会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张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最终达致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发展观其实更多的不是对何谓“发展”的概念式解读，而是基于社会实践之上而展开的对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基因，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发展观是我们今天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和智慧之源。三、当代人类发展观的演变
发展不仅是社会向前运动的总趋势，也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和得以实现各类具体目标的手段。人类究竟需要如何去发展，需要在怎样的发展观的引领下去实现发展始终是人类面临的重要课题。20世纪40—80年代国际学术界对于发展观的探索大致也逐渐形成了诸如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科学技术等路向。如果溯源，对于当代社会发展观问题的自觉探索始于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经济增长论”。该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容，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其标尺就是GDP总量以及人均GDP。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以GDP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
实践证明，以经济增长，具体就是以工业化程度和GDP增量为核心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较快速度地积累社会财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社会结构的完善、人类文化的发展，相反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却容易导致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与环境污染以及道德滑坡等负面效应。这种发展观其实是以牺牲环境和人类长远利益为代价来追求产量的增长的，其实质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发展观上的体现，是工具理性膨胀的表现，它虽然在短时期内可能带来经济上的繁荣，特别是工业上的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讲，这种发展观不仅在理论上没有解决好“发展是为了什么”“发展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而且在实践上容易导致“有增长无发展”现象的蔓延。在这种发展观所支配下的“发展”让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这样一幅世界图景：“从绝对数字来看，世界上挨饿的人比任何时候都要多，且人数仍在继续增加。同样，文盲的数字、无安全饮用水和安全、像样的房子的人以及没有柴火用于做饭和取暖的人的数目也在增加。”它与人类追求“公平正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总体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种以经济利益至上，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和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和谐发展的发展观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它不但违背了发展的初衷，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此等状况激发了众多有识之士对此进行深刻反思，进一步来探求发展之真义。
这个反思的重要时间节点是在1962年，该年度美国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一部名为《寂静的春天》的环境科普著作，因揭示了西方社会为了获得经济增长而大肆破坏生态环境的大量事实而引发了人们去深入反思与批判旧式发展观的不合理性。有关生态问题的思考曾经“更多是作为背景或理论舞台的布景，而不是作为自主和半自主的历史过程和动力来发挥功能的”，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境公害的频发和与之相关的发展观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升级，使之从理论的边缘逐步走到了中心地带。1972年，英国经济学家巴巴拉·沃德（B. Ward）和美国微生物学家雷内·杜博斯（R. Dubos）所著的《只有一个地球》更是给人类敲响了生存的警钟。同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其中深入探讨了一系列关乎全人类发展前途的人口、资源、粮食、环境等重大问题，并对原有单纯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此次质疑与以往研究成果相比较，其深刻性在于，它揭示了传统发展观是以“理性经济人”为根据的。“理性经济人”将谋利、效率、数量性增长看作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且这种以“理性经济人”为支撑的增长型发展观还固执地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会自动扩散到社会贫困阶层，形成所谓的“滴漏效应”，从而使所有社会人群都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针对此种观点，罗马俱乐部指出：“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最普遍的已被接受的神话之一是指望我们现在的增长模式继续下去并导致人类平等。”《增长的极限》以反思与批判的视角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等方面阐述了人类在发展问题上所面临的窘境与困境，警示人们旧式发展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启发人们要重新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人口膨胀、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问题愈加严重，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国际社会对环境与发展问题越来越重视。1980年联合国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首次提出一种新的发展观，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思想。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被称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真正的国际宣言”，它在理论上首次清晰、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可持续发展观的主要思想在于：第一，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长远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和欲望；第二，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代内与代际公正；第三，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适度增长；第四，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说到底，可持续发展观无非是要实现三个目标：“一是提高生产潜力，二是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三是其最终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观从理论层面转化为一种更为具体的发展战略，而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可持续发展观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首先，该发展观表面上是站在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上来思考发展问题，但实质上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为考量基准的，忽视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导致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发展中国家是难以实现的。这种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思想根基的发展观，在实践上会导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在发展机会上存在严重的不公正，同时所诉求的让每个人都拥有公平发展的机会也只能是痴人说梦，换句话说，可持续发展观看似合理，但深藏着“不正义性”。其次，由于可持续发展观是从抽象的人类宏大视野出发来考虑发展问题的，很少具体涉及国家、地区、民族内部客观存在的发展差异与困境，且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这导致可持续发展观往往只是更多地停留在理念阶段而难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所取得的现实成效也是有限的。再次，可持续发展观所关注的发展主要还是经济的发展以及如何以经济的发展来适度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对“文化发展”“人的精神需求”等方面的内容涉及甚少。最后，可持续发展观主要强调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系统，虽然它也涉及到发展的问题，但对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关注明显不够，并没有形成“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
与可持续发展观不同，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ois Perroux）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新发展观》中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综合发展观”。在这种综合发展观看来，“经济并不是一种单纯局限于自身的孤立现象，相反，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脱离了对文化价值进行考量的发展观是片面的，而在文化价值观考量中，人的因素、人的发展则是第一位的。为此，佩鲁提出，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核心的“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所谓“整体的”发展是指发展模式必须考虑到作为社会整体的各个方面及其社会生活与人的发展的多样性；所谓“综合的”发展是指各个部门、地区、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协调发展；所谓“内生的”发展是指要充分合理地利用本国、本地区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来促进发展。更重要的是，发展要突出人的发展，发展终究体现在人的发展上，并且这里的“人”不是指“某些人”，而应该是所有的人、是每一个人。为此，佩鲁指出，面对传统的增长型发展观，我们需要质问或反思的是：“增长的目标是什么？……增长是为什么人的？只是为国际社会中的某些人，还是为了所有人？”
20世纪90年代，以人为核心的综合发展观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1990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份《人类发展报告》，报告中开始使用“人文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代替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目的就是促使各国家地区领导人把发展的目标从单纯性的经济增长转到综合性的人的发展上来。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发展大会上，联合国明确提出“发展的中心问题是人”这一重要思想。1995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发表的《发展纲领》是第一部综合阐述联合国所主张的发展观的重要文献，在《发展纲领》中，加利指出，一方面应承认发展是当代最紧迫、影响最深远的任务，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关涉到人类和平、环保、正义、民主等问题，其中增进人类的自由幸福应是发展的核心所在。在这篇《发展纲领》中还有一个引人瞩目、发人深思的内容就是它不仅提出还特别强调“发展文化”的重要意义，涉及人的文化发展权、民族文化权益等重要问题，这是对以往过多侧重经济发展的发展观的一种深刻纠偏。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的发展观总体上越来越呈现出如下的特征，即它“赋予了人作为发展主体的内涵，从物质为中心的发展转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为人们寻找最美好的社会发展道路，打开了广阔的视界”。
经过半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探索，以人为中心，以实现人的发展权利为目标，以实现社会公正为原则，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综合和谐发展为内容的发展观目前已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关于发展问题的探讨也将越来越聚焦于“人的问题”上，关于人类的发展，乃至每个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也将越来越成为发展观的重要课题。换句话说，当代发展观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当然这个“以人为本”与我国科学发展观中所主张的“以人为本”，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贯彻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的，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理念即“以人为本”，它契合了当代人类社会新的发展观的基本精神，借鉴了当今世界各种注重以“人的发展”为基本思想的新的发展观中的合理内容。四、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
如果上述对当代发展观演变的梳理，为我们理解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提出奠定了一个全球性的思想支援背景、文化心理环境的话，那么，论述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出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探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具体语境。
提到科学发展观时，常常有人会有这样一个困惑：难道全世界只有中国讲“科学发展”，世界其他国家就不追求科学发展吗？我们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其实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对什么是“科学发展”，或者说“科学发展”的标准、“科学发展”具体内容是什么，不同国家、民族，甚至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不能断言别人对科学发展的理解就一定是错误的，换句话说，任何国家和地区，包括个体都可以有自己的“科学发展观”。但在中国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科学发展观”时，“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话语，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规划”，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作为一个史实常识来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是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思想史探源与梳理上来说，我们需要对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深刻历史背景加以必要的考察，方能更为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世纪之交，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但多种社会矛盾和各类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的关键时刻，整个社会的发展确实存在“不平衡”“不公正”“不科学”等问题，特别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比较落后、环境生态污染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差别越拉越大、不断走高的房价、看病难、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等问题不断凸显，中国进入一个重要的“矛盾与问题突发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期”“改革日趋进入深水区”的阶段。
正是由于矛盾日益凸显甚至激化，才使得如何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继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党中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一方面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最基本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对问题倒逼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科学发展观既是新阶段、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
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强调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同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个仅具有“修辞学”意义的“概念翻新”，只是通过一个新的语词形式或概念上的变化把不同代际领导人有关发展理论加以整合、“打包”而形成的“思想集成”。只要我们不抱着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或某种抵触心理，静下心来对科学发展观进行认真解读和深入思考，就不难发现，“科学发展观既不是对以前的发展理论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对已有发展术语的修辞学上的改写，而是发展观念上的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且这种“观念的革命”不仅事关中国当下和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文化走向和民族精神的重塑。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学发展观不仅在理论表述上更为严密，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等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十三五”和今后更长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指明了更清晰的方向，而五大发展理念在笔者看来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在历史新阶段更为具体的体现和深化，成为指导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发展哲学和战略理念。五、科学发展观： 聚焦当代中国社会深层问题
自科学发展观提出并贯彻落实以来，经济社会的粗放型发展格局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纠偏，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关系格局不断调整优化、体制环境逐步改善、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日趋提升。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建设成就的同时，也必须居安思危，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风险。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和困难还是“发展”的问题，不过这个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GDP增长、单向度的经济的发展了。因为伴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一路走来并不都是成就，也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在社会改革之初有时并不凸显，或被遮蔽、被置放，甚至被漠视，如果中国的社会改革事业、社会发展大业不想“积重难返”、止步不前的话，就必须重视发展中的一系列“深层问题”，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加以解决。诸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明显，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不断增强，社会利益格局、分配机制不合理，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依然相对滞后，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有限性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还比较落后、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人口结构有待优化、人口素质总体偏低，道德滑坡现象严重，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有待提升等，都使中国在继续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重大风险和挑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践行实际上就是在聚焦中国当代社会这些深层矛盾与问题的基础上，运用“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利用“统筹兼顾”科学方法论，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不回避这些问题与矛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持续发展”下去。因此，贯彻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妥善应对在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已经或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性举措。在力争推进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面临这样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即科学发展观能否或如何才能被切实地贯彻下去。
一种思想、观念能否贯彻，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为根本的是这种思想观念能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符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符不符合人民的愿望，这是思想观念能否被贯彻的客观因素。在上述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指出科学发展观不仅能“把脉”当前中国问题，也能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其不仅符合中国实际，也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华民族与人类的长远利益，所以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在中国贯彻落实的客观因素是具备的。
思想能否贯彻终究不是思想本身去“行动”以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是要依靠贯彻的主体去落实和践行。科学发展观能否贯彻终究要落脚到行为上。人的行为之所以称之为“实践”就在于它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指导和调控下，被一定的文化心理所激发和调节。当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的同时也预示着，所有的实践价值终究指向和体现在全部的社会生活中。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实践在当代中国的生动而具体的呈现，其价值最终也是要落脚、体现在普通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在某些思想家看来，因为日常生活的平庸，会使其本身拒绝、排斥严肃的思想。倘若如此，科学发展观就会难以切实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事实当然并非完全如此，虽然科学发展观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尚需要做大量的理论转化工作，构建整套的理念渗透机制，且这种转化和渗透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科学发展观要在现实生活领域中真正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应特别是文化效应，就必须有机地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对人们的日常行为、生活方式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常生活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重要场所，是资产阶级实施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被动同谋”，正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从日常生活这个微观角度揭示出现代社会制度（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引者注）的无孔不入的控制这种恐怖主义本质”，成为揭露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隐秘的恶”的重要方式。日常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俨然无奈地幻化成类似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社会、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社会以及霍克海姆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社会、巴特的符号暴力社会、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鲍德里亚的拟像化社会等所揭示出的异化生活的集合体。我们不否认，诸多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批判中包含着的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正确研判，对其剥夺人的反思、批判能力的批判也是极其深刻的，但他们从另一个侧面则又反映出在当今时代，任何一种社会理论、意识形态如果不介入日常生活之中，或不被日常生活所介入，其运作空间将会大为萎缩，其生命力也会大打折扣。
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也需要介入日常生活或被日常生活所介入。这也就是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功能的发挥，不仅在于“顶层设计”“制度体制安排”，也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践行，这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价值性、理论性、实践性的高度统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终将指向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人应该“如何生活”，说到底，科学发展观要求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最终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不只是为了某种指标性任务而发展，正是要创造一种更适合于人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新的生活方式，因而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是与社会主义日常生活合理构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二节透视“文化发展观”
当发展还只是停留在经济层面的时候，这种发展是不全面的，当发展观还仅仅关注于经济方面的时候，这种发展观是不完善的。佩鲁在理解发展这一概念时就曾深刻指出：“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它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因此，脱离文化上的考量，“任何经济概念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其实，任何具有科学性的发展观其本身的演进轨迹本然与应然地都有着“文化发展观”的身影，科学发展观毋庸置疑地内含着科学的“文化发展观”。当前每个国家、民族对于文化建设都倍加关注，推进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但在具体文化建设过程中是否遵循了文化的科学发展之道，是否符合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则是需要反思的。作为整个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文化及其建设如果缺乏一种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那么该社会的文化建设的实效性、该国家的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性、该民族的文化活力无疑会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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