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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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年夏试读：
一
定在常规的新闻上有报导。他的要求是：在一年内每天发表一篇，长短不论，但是每天一篇。我说：写一年，这不可能，三个月还可以。他说：为什么是三个月？我说：夏季是三个月。他说：好吧，三个月，但每天一篇。这年夏天我无事可干，几乎委靡不振，不，我是害怕，总是像往常一样恐惧，害怕整日百无聊赖。我说：不，每周一篇，想写什么时事新闻都依我。他同意了。除了六月底和七
月初的两周以外，一共三个月。今天是九月十七日星期三，我把《八
〇年夏》的文章交给了子夜出版社。在这里我想谈谈这件事，谈谈我结集出书的决定。对结集出书一事，我原本犹豫不决，这些文章的散落使我感到难以遏止的快意，我很难将它们从当初被刊印的纸上，从散落在注定被丢弃的报纸上挪开。但后来我认为不能这样。如果让它们留在这种无处可寻的状态可能更有损于《八〇年夏》的特点——当时我出于不自量力的炫耀——那个特点似乎就是在现实中的迷失。我对自己说我的一些电影剧本变得破烂不堪、七零八落、没有合同、不见踪迹，这就足够了，我大可不必漫不经心到如此程度。那时我必须用上整整一天来进入时事事件，这是最难的一天，以至常常想放弃。第
二
天就用来忘记，将我自己从这些事件的暗处解脱出来，远离它们，重新呼吸四
周的空气。第三
天用来抹去已写成的东西，写作。一于是，就这样，我为《解放报》撰稿。没有写作题目。但也许并不需要。我想我要写雨。正在下雨。从六月十
五
日以来就在下雨。为报纸写稿应该像在街上走路。你走，你写，你穿过城市，它被穿过去了，它到头了，走路还在继续，同样地，你穿过时间、日子、一天，然后它被穿过去了，到头了。海上在下雨。树林里、空空的海滩上在下雨。连收起来的海滩阳伞都看不到。在几公顷的沙滩上活动的，只有几群度假客。看来今年来的是些很小的孩子。辅导员们时不时地让他们随意去沙滩上跑动，免得被吵昏了头。孩子们大叫着奔向海，他们穿过雨点，他们沿着海岸奔跑，高兴得大声吼叫，扔湿沙子打架。一小时后，他们没有用处了，于是被召唤回来。辅导员们让他们唱《月桂树被砍了》。只有一个男孩除外，一个定睛看着的男孩。你不跑？他说“不”。好，他瞧着别的孩子唱歌。你不唱歌？他说“不”。然后他不说话。他哭了。你为什么哭？他说如果他讲出来，别人也不会明白他的话，所以何必说呢。雨点打在黑岩石上，黏土质的黑岩石小丘上。黏土上四处是静静的水泉孔，黏土慢慢地向前移，滑向大海。是的，这些出自上帝之手的黏土小丘长达十公里，足以建造一座十万居民的小城了，然而，不，这一次是不可能的。雨点也打在黑色花岗岩上，打在大海上，但没有人去看。除了那个孩子，还有看到孩子的我。夏天还没有来临。替代夏天的是这种无法归类的天气，说不出到底是怎样的天气。它是一道由水和雾构成的厚密的墙，耸立在人和大自然之间。夏天这个概念又是什么呢？它迟迟不来，又是在哪里？它以前来到时是怎样的？那时它具有怎样的颜色，怎样的热度，怎样的幻象，怎样的伪装？大海在浪花下沉没了。勒阿弗尔城和停在昂蒂费港前的长长一排油轮再也看不见了。今天海上仅仅有风浪。昨天却是风暴天。此刻，从远处看，海上是一道道的白色裂痕。从近处看，它完全是白的，白而又白，它推出大簇大簇的白色，越来越广阔，层层叠叠，仿佛它在收集沙子和光线构成的神秘材料，将它们收到自己的统治下。在这堵墙后面，城市里是满满的，但被关闭在租屋里——英国式街道上灰色的膳宿公寓里。孩子们不停地喊叫着从小丘上一拥而下，穿过城市，令人目眩，这是唯一的动静。自七月一日起，城里的居民由八千人增至十万人，但我看不见他们，街上空空的。有人埋怨说，的确有人来，但却扫兴地要走。自七月一日以来，商业不景气，这里的物价涨了两倍，八月份涨了三倍，如果他们走了，那我们怎么办？海滩重归于大海，重归于阵阵欢快的咸风，重归于令人晕眩的空间，重归于大海为所欲为的强力。我们的官员们天天愁眉不展地讲述着灾难，但新的幸福和新的欢乐的先兆却已经开始流传。有人迎着风单身走在街上，他们披着折叠式的风衣，眼睛在微笑，相互对视。暴风雨里传来消息，要求法国人再作努力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糟糕的一年，失业人数增加的贫穷惨淡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努力，这一年又为什么突然与以往不同，我们听不懂那位先生的话，他宣布出现了新形势，他说他与我们一同面对逆境，我们根本看不见他也听不懂他。都是些骗子。雨点打在树上，打在到处开花的女贞树上，一直到南安普敦、格拉斯哥、爱丁堡、都柏林，这些话、雨点和寒风。我们希望一切属于这浩瀚无边的大海和那个哭泣的小孩。海鸥掉头面朝大海，羽毛被强风吹得平平整整。它们就这样停歇在沙滩上，如果逆风飞行，翅膀会被风折断。海鸥顺着风暴，窥视着迷乱的雨点。孤独的孩子还在那里，既不跑动也不唱歌，他在哭泣。有人问他：你不睡觉？他说“不”，他说此刻大海正涨潮，风力更强，他透过帐篷听得见。然后他不说话了。莫非他在这里不快乐？他不回答，他做了一个谁也不明白的手势，仿佛是轻微的痛苦、轻微的无知，他为此道歉，可能他也在微笑。但突然我看到了。我不再询问他。我后退。我走开。我看到了。我看到壮美的海就在那里，也在那里，在眼睛里，在孩子的眼睛里。二雾笼罩着整个天空，厚不可测，像欧洲一样辽阔，纹丝不动。今天是七月十三日。法国运动员将参加莫斯科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直到最后一刻，人们希望某些人不去参加，但是不然，消息得到了证实。在今早长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缕阳光悄悄出现在暴风雨和风之间。两个小时。随即天空又被遮住。人们又见到莫里拉里彼埃尔先生。即使有人鼓动我去谋杀，即使有人向我指出莫里拉里彼埃尔躲在他的工人怀中哭泣，我也让他活着。我不杀任何人，甚至包括施莱尔，甚至包括那些杀人者，我决不杀人。我看到政治罪恶总是法西斯式的，当左派杀人时它与法西斯主义对话，而从来不与任何别人对话，绝对不与任何别人对话。我看到消灭生命是一种法西斯游戏，就好比是泥鸽射击，而这发生在他们之间，杀人者之间。我看到无论什么罪恶都出自世界最根本的愚昧，对强力、对武器的愚昧，而大多数民族将这种愚昧视作权力本身，既害怕又崇拜。这就是耻辱。那个沉默不语的孩子一直注视着周围，澎湃的大海，空空的海滩。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像是风暴、石头、大海，物质内在的智慧，生命内在的智慧。灰色，灰色的眼睛，仿佛是目光给神奇的力量涂上的表层色彩。人们任他走出帐篷，他是不会逃跑的。有人问他，你一直在想什么？他说，什么也不想。帐篷内别的孩子还在唱《月桂树被砍了》。在城里有人将行李重新放进汽车的后备厢里。家长们将怒气发泄在行李、女人、孩子、猫和狗身上。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头目们在装行李时大喊大叫，有时吼叫得跌倒，犯了心脏病，而女人们唇上挂着惊恐的浅笑，抱歉自己活着并生了孩子，还有这雨、风和这整个糟糕的夏天。昨天下了一天雨。但是有些人冒着风雨出了门，他们最终是下了决心。他们找到什么就披上什么，雨衣啦，毛毯啦，购物袋啦，篷布啦，于是人们看到一群群乌合之众在街上走，这些外来者在风雨中低着头，其态度与形状却惊人的一致。我们看上去都很潦倒，像墙壁、树木、咖啡馆一样淌着水。我们不再是丑的或美的，老的或少的，我们是特鲁维尔—多维尔双城里被弃置于夏雨之下的三十万人，其中百分之
九
十是全家出动。问题在于去哪里，拿汽车怎么办，自己又何处安身。咖啡馆是理想的地方，花三个法郎喝杯浓咖啡，还可以在这个避雨的地方待上两个小时，这比停车场便宜。于是饮料托拉斯的老板们取消了咖啡。到处，在大咖啡机上挂着一个牌子：机器故障。营业依旧，但却是烧酒。你中午到餐馆：一份覆盆子？一份梨？三十万人，比里尔城、比布雷斯特城的人口还多。人们在希望什么？这并不简单。问题不在于能称作好的或坏的天气，而在于尚未被分类的、神秘的、目前无法定性但也许正逐渐明朗起来的天气，对，这是可能的。你们明白点什么吗？我哩，我模糊意识到：这个定性词一旦被找到也不会有任何普遍意义，天气本身决定自己，它完全我行我素。一家又一家人在野餐，有的人在德戈歇息棚里，有的人在载重汽车的车房里，在翁弗勒尔老港被轰炸过的库棚里，在铁锈和荨麻中间，在煤气罐仓库里，洗浴间里，工地里。变得无聊而缓慢的夏天晚上一直延续到最后一丝光，一直延续到爱的眩晕、爱的呜咽与眼泪。这些被描写过的晚上，在描写中香气扑鼻的晚上此后成为冗长的、没有内容的读物。它们的名字是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他已经重病不起，却看着在他面前跳舞的女人，他瞧着她们，他在她们面前，衰弱不堪，心痛欲裂，他已经写出了关于他们的过去和相遇的故事，写出了他们什么再也看不见的呆滞的眼光，写出了他们什么再也不说的分离的嘴唇，写出了他们充满欲火的身体，这天晚上在卡堡读这本爱情小说。此时黑夜突然来临。那些死去的娱乐场及其空荡荡的巨大舞厅仍然在那里。仍然有人在花钱。赌厅里人满为患，厅里挂着厚厚的帘子，伴着基思·贾勒特的钢琴音乐和吊灯的耀眼灯光。石油美金最抢手。人们在这里，在黄金的声音后面，既听不见海声也听不见雨声。会说阿拉伯语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合法的女人，有的是巴黎著名的情妇，擅长鞭责的女人，崇尚淫荡的死亡游戏的女祭司。科威特的周末价是两百万。除了这一切之外还有这一天。那就是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号。大海不那么白了，海浪变得更短更沉。地平线也出现了，还有昂蒂费港前那长长一排油轮。在灰色的天空上有一只风筝，也许像中国做的风筝。它有一个红色的宽宽的三角头，像蛇头，身子很长、很宽，蓝色棉布在空中展开。和每天一样，度假者们都拥到沙滩上散开，五颜六
色，你呼我叫。今天他们瞧着那只风筝和操纵风筝的那位先生。孤独的孩子也在那里，他也瞧着风筝，离别人稍远，他多半不是故意这样的。当别人朝稀奇的事走出第一步时，他仿佛总是慢半步，但也许正相反，他完全被吸引住了，全身瘫痪，动弹不了。他不知道在这个海滩上有人看着他。他转过身，朝后看，风向似乎改变了。接着，突然，瞬息之间，风筝猛然在追逐什么东西，它朝前冲，向下扑，在空气中四处探寻，扯直了引绳，它在寻找，寻找。孩子朝风筝走去，又站住了。我头一次看到孩子的身体离我这么近。他又瘦又高。大概六岁。我的心在怦怦跳。我害怕。风筝在尽力越过障碍，越过那个拉着风筝绳的人，从他身边逃走。孩子的眼睛里露出了痛苦。这时那人突然让步了，他喊叫一声，松了绳圈。风筝发疯似的朝大海飞去，接着它陷入风的种种圈套里，掉下来死了。在几秒钟里，孩子们惊得一动不动，然后他们又开始玩耍，将海滩、整个时间、空间、世界都吵翻了。在无法抗拒的冲动下，有些孩子脱去衣服下水，还有些孩子连衣服也不脱就下水。辅导员们大叫：集合。没有反应。辅导员们四处敲打他们，但孩子们比什么都迅速，比辅导员迅速，比光迅速。辅导员们跌到了水里。然后，大家都笑了，孩子们、辅导员们，那个孤独的孩子，还有瞧着他的我。在这以后，孩子们就不那么叫人烦了，他们玩“岗哨”游戏，装作警察、匪徒，相互厮打，相互猛烈开枪，吼叫着死亡的威胁，而这一切既无借口又无解释。太阳出现了一个小时，一股暖气裹住了城市，风突然熄灭了，辅导员们对孩子们说可以下水了。那个孤独的孩子穿着白色游泳裤。是的，很瘦。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身体，他个子太高了，他仿佛是玻璃做的，我已经看到他未来的样子，完美的比例、关节和肌肉长度，神奇而脆弱的全部传导点，弯曲自如的颈部、大腿和双手，还有头部，它伸出在那里仿佛是结晶，仿佛是灯塔，仿佛是一朵花的最高境界。风又刮起来了，天空再次暗了下来。人们举着火把撑着伞向后撤退，烟火仍然令人不快，它们比书中的烟火更凄惨也更美。小孩子们唱起了《我穿着木鞋穿过洛林》。而在北纬六十度，在一片湖泊与花岗石中间，五万居民在萨翁林纳节上以永世长存的莫扎特的《魔笛》来结束庆典。我们经浮桥出来，已是午夜，太阳正落山，广袤的蓝色黄昏像地球初始时一样清澈。在巴黎，雨点打在游行队伍上，打在法国军队上、新型的防空坦克上，倾盆大雨也浇在共和国总统身上。勃列日涅夫致德法两国总统的电报也如雪片飞来，他祝贺他们终于明白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美国控制苏维埃欧洲。此时勃列日涅夫正经历一个奇异的阶段：充满神秘主义和溢美之词的祝贺。阿富汗正在从世界地图上消失。我们和欢快的马歇一同在莫斯科。七月十九日。电视上播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勃列日涅夫也出席了，死灰色的脸，眼睛闭着，被人搀扶着站了起来，从他蜡黄色的嘴中吐出了演说词，声音有气无力。被指定的十万名苏联代表也聚集在那里，有时我觉得在鼓掌、启动的信号和预定的掌声之间是有区别的。我感到害怕，面对我看到的情景我害怕得全身冰凉。这个民族受到一个无以名之的东西的控制，人类的噩运，人类历史的噩运，而这个人是无法估量的衰弱，他使自己蒙受耻辱。这是七月二十号。在夜里连续下了八个小时的雨，雨点最初是小小的，轻轻的，几乎是羞怯的，但后来就待住了，执拗而老到。接着，太阳疲乏不堪地从雨中露了出来。这天晚上来了一场白色风暴的巨大庆典，它在强光中突然来临。大海成为暴雨一望无际的舞台。那个孩子站在一所被废弃的房子的屋檐下。他瞧着它，大海。他玩弄着从海滩上拾来的小石子。他穿着一件红衣服。他的眼睛比往常更明亮，也更令人害怕，因为他将看到的是盲目的大变化。三风暴乍起，风仿佛出自一台庞大无比的鼓风机，在七个小时里它毫不松劲，吹翻了一个马戏团的帐篷、旅行挂车、游艇，一个孩子，但没有破坏昂蒂费的任何一艘油轮。风与风之间有相互矛盾的力量在起作用，气流、神灵。雨停了，天空晴朗，太阳露了出来。它，这位富豪，在无遮无拦的天空里。下面是人。成千上万的人走出房子，在沙滩上直直地躺下，满满的一大片。听见他们在说：呵，终于出太阳了，我需要阳光，阳光就是生命。然后他们不再说话。沙滩上出现了厌倦的气氛，厌倦此时的晴空纹丝不动，厌倦在这变化万端、时晴时雨的空中竟然没有变化。那个沉默的孩子和他的同伴们被圈在一个指定的地段上。几公顷的沙滩被大人们收回了。的确，孩子们干扰大人，有孩子在旁边你既无法睡觉也无法看书或说话。孩子几乎与生活一样可怕。年轻的女辅导员讲，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名叫达维德，一头金发、他很听话。他坐上一艘名叫“海军上将桨栓号”的大船周游世界，但突然间海浪汹涌，流急浪高。在伊朗，崇尚死亡的政府终于掌了权。最强大的政党的特点在于它在死亡问题上的潜能，它支配死亡的强大能力。他们枪杀小偷，处死毒品贩子。他们还处死同性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伊朗和在苏维埃俄国一样，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是对人民和政府的羞辱，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行为，足以对人们其他所有的自由——从自由选择灵性生活直到身体行为的自由——构成极其严厉的警戒作用。法西斯主义惩罚同性恋与妇女是合乎其逻辑的。大海呈现乳蓝色，再没有风将年轻的女辅导员的故事吹走了，另一些孩子知道了也过来听。帆船在睡觉，地平线在雾里隐隐约约，还有我那一长列长达四百一十二米、宽达七十米的恐龙，我那排美妙的、长长的石油鲸鱼，它们像玻璃蛇一样易碎和盲目，像火、火山、魔鬼一样危险。它们的命运被掌握在临时领港员手中，而后者对海的威力却一无所知。海的这种威力，我们不太了解，仅仅是刚开始了解。至今为止，人们计算船只的形状与比例是为了挫败这个力量，不让它得逞。然而此刻大海终于找到适合它的猎物。女辅导员继续说，海涛如此汹涌，以致“海军上将桨栓号”沉没了，船上的一切，连人带物都消失了，只有他，那个小家伙小达维德除外，你们想想正好有一条鲨鱼从那里过，它看见达维德一边游水一边在哭，你们看看那天这条鲨鱼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它对达维德说，来，孩子，爬到我背上，我带你去一座孤岛，于是鲨鱼和孩子就都动身了，鲨鱼对达维德说它很熟悉那个地方，因为它在长岛和楠塔基特港口为鲱鱼群作掩护，沉船的事它见过不少，呵，见过不少。我对昂蒂费一无所知，只知道这个名字，它没有词尾，显得奇怪，仿佛不断地寻找一个含意而永远找不到，真难以忘怀。不言不语的孩子站在那里。他是否在听达维德这个故事呢？女辅导员说鲨鱼在水面上游得很快，身旁掀起两束雪白的大水柱，它吼着讲述自己如何在港口设置下生活，为的是侦察渔夫们的动静，再去告诉鲱鱼群。女辅导员讲得很慢很好，她想让孩子们保持安静，孩子们呢，也绝对安静。鲨鱼的名字是拉泰凯塔蓬，孩子们重复说拉凯蓬蓬。沉默的孩子在听这个故事吗？我不知道这故事是以什么形式被他听进去的，仿佛这是他第一次听故事。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女辅导员，但是在他灰色的眼睛里我什么也看不到。也许他无动于衷，这有可能。他身上对故事没有任何反应，他还没有闲暇，没有时间，对了，没有时间，从自己身上溜出来，这也是可能的，“他”这个字仍然是他所注视的、他所看到的，仍然是他所注视和看到的东西对他外表的压力和在他内心的潜伏，这是势均力敌、无法分开的两种力量，而他对此仍然一无所知。时间如此安静，以至一群群燕子从海滩上飞过，它们在追捕昆虫，它们以为这里是一个大水塘，发现自己弄错了便转向山丘飞去。鲨鱼责备哭泣的达维德，说他不该怪它吞食了“海军上将桨栓号”的乘客，其中包括达维德的父亲和母亲。达维德忍住眼泪向鲨鱼道歉，这时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岛屿，像一束棕榈叶般的赤道岛屿，现在你们都去游泳——女辅导员说——等一会儿接着讲。孩子们愤慨得叫了起来，但都跳进了平静而温暖的海水。接着便是七月二十五日，它像旋风一样不声不响地来了，三伏天。太阳在天上，像定律一样固定不变，背阴处的温度都达到三十度。人们说这个海边看上去宜人，但什么都可能发生，就连鲱鱼也不来，它们绕道去爱尔兰海岸，仿佛此地像在白垩纪一样是封闭的。海滩上的人都走了，他们到树荫下、帐篷的阴影下和那些被遗弃的大饭店的墙角里，直直地躺了下来。五十多年以前，饭店的客人们等到黄昏才走出来。接着，再一次，热度刚减退，人们又回来了，海滩上再次布满了许多人的身体，他们根据在社会上的职能无论如何也要来度假。展示在海滩上的智力商数比一万年前低，比不上当年可能来此祭拜神灵或亡灵的迦勒底人、维京人、犹太人、什叶派人、满族人。对于这一点，我有把握，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对海滩的这一边他们都是富有的，因为都具有时尚的智力，培育他们的唯一智力，即实证又可信的愚蠢，他们缺乏思想，只有无法弥补的逻辑，这逻辑从它日益窄狭的路程中排除了与它本身的因果律毫无关联的一切。这一点我知道。这些人是谁，是些上司，他们上面还有上司，他们在信件上签名：上司先生请接受我最矮小的致意。他们是世上的富豪。他们只是他们自己，只是他们自己，甚至再也无法明白自己所做过的事根本不值得：导弹的探头、国际银行卡和咖啡机。人类在创造力上的巨大潜能被抛弃了。是的，就在昨天晚上，莫斯科裁判委员会的委员们还费去许多时间来承认俄国和德国年轻的运动员动作完美，但还不够，承认不应该惩罚那位罗马尼亚的小姑娘纳迪娅·科马内奇，虽然她那难以描述的优美姿势并不符合规章所制定的体育标准。夜里很热，白天也一样，度假团的小孩子们在蓝色和白色的帐篷里睡午觉。那个沉默不语的孩子也闭上眼睛，与其他孩子毫无区别。他神色严肃而专注，仿佛人们通常在睡眠中关注某一个秘密的思想那样。年轻的女辅导员走近孩子。他睁开眼睛。你在睡觉？他在沉思，仍然带着抱歉的微笑，没有回答。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睡的？他仍然在沉思，仍然在微笑，始终害怕令人不快。他说他不清楚。你几岁了？六岁半。辅导员专注地瞧着他，也对他微笑。我们必须给孩子们讲故事，你明白吗？他点点头。辅导员继续瞧着他，她的嘴唇在颤抖。我能吻你一下吗？他微笑，是的，可以。她将他抱在怀里，紧紧地亲吻他的头发，使劲地吸吮孩子身体的香气。她哽咽了一下，松开了孩子，等着激情平静下来，孩子和她一同等待这股激情平静下来。行了。她将双臂和嘴唇从孩子身体上挪开。她眼中含着泪，孩子看到了，于是他讲话了，但讲的不是这种难受，他说他怀念那些风暴天，那些汹涌的海浪和雨点。四
夏天到了，确实到了。天气炎热。几乎每天都有雷雨从这里经过，到了英法海峡上空就消散了，然而雷雨过后阳光炙人。它并不驱散海滩上的愁容。什么再也不能驱散它。夏天来得太晚。安瓦尔·萨达特埋葬了伊朗皇帝，盛况空前，如果萨达特曾有过赫赫战功，统治国家并清廉从政，他也会有权得到同样盛大的葬礼的。在七三年战争中，那位皇帝帮助了埃及人民。萨达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没有忘记。在国际舞台上是他一个人率领着伊朗帝王的殡仪队伍。在他旁边有“流氓”尼克松。水门事件这个多多少少是选举舞弊的案子，我认为其危害大大逊于去埃及的举动。尼克松去埃及是因为在和平的日子里美国去了波斯波利斯，因此在这忧伤的日子里，美国就该去开罗。毫无疑问，应该去开罗，正如当年去波斯波利斯一样，虽然皇帝的种种罪行已为人所共知。正直的这种缺失，对卡特而言，远远比对他兄弟的妥协严重，对德斯坦而言，远远比博卡萨的礼品或交易所的非法买卖严重。戴高乐也可能去开罗。只与职务合为一体，勇气非凡，面对国家和面对自己都是同一原则，这是很少见的。萨达特大概是世界上唯一的例子。是的，天气热了，白天夜间都一样，夜间稍缓。一对对的人走在木板路的路灯下，海滩在路灯的照耀下十分明亮，几乎成白色。夜晚的亮度几乎与我出生的彼岸一样强烈。在勒阿弗尔港方向，空空的码头仍然是暹罗湾边境哨所的海关小道。全城向暑热开放。没有一丝风，就是在海边也没有。海面低而远，可以猜到那里有大片灰暗的沙子，在每隔一段时间的寂静后，勉强听到海浪退落时的喘息声、呼吸声。我注视着。在我注视时，海滩将我带回到过去读一本书时的炽热感受。那本书合上了，那是一种仍然痛苦的、几乎难以忍受的伤口。在昂蒂费方向仍然有排成直线的油轮。它们与我们中间隔着塞纳河湾，那里有许多渔船，我听见发动机的声音和水的搅动声、恒河渔夫的笑声和呼唤声。成双成对的人们走过来走过去，他们都朝大海望去，朝塞纳河湾地区望去。有时他们离开木板路，朝退潮时的沙滩走去，看不见他们了，木板路在灯光下仍然很清楚。那本书以及阅读时的炽热感再次出现。我看到了书页，我也看到被描写的房间，寒冷的春天，开向一个公园、一条大道的窗户，傍晚溜动的蓝色人影，他们溜进了房间，我看到他们无止境地相互看着，无法挪开眼光，没有任何动作而他们从未接触，没有任何话语而他们从未彼此说他们相爱，我看到在他们父亲死后，他们在维也纳这座房子里已经关了几个月，我看到他们是兄妹，他们的步态、眼睛、身体是一样的，他们在城里十分当心以免遭人怀疑，我看到永远什么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不能使这份爱最终死亡。这本书没有写完。结局没有写，从未找到结局。永远也不会找到结局。致命的结局当时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痛苦是没有结局的。每一页书上都有结局。作者死了。这本书突然在令人畏惧的孤独中出现，因它猛然的中断而获得永恒。接着它便合上了。在又长又暗的木板路上，海滩上年轻的女辅导员走了过来，她身材苗条，像是一个影子。她和那个孩子在一起。他稍稍走在她身旁，他们走得很慢，她对他说话，她说她喜欢他，她喜欢孩子。她叫他听她讲，就像在听一个不是专门为他讲的故事，或者只是听，怎么理解都行。她告诉他自己的年龄，十八岁，还有她的名字。他重复她的名字。他身材瘦长，他们也有同样的身体，迈着同样稍稍怠倦的大步子。来到路灯下她站住了，用手抬起他的脸朝向灯光，她说是为了看看他的眼睛，他那双深灰色的眼睛。她放开了他的脸，仍旧与他说话，说他一生将会记住这个夏天傍晚和她的。她说等他长到十八岁时，如果他想起了七月三十日这个日子和这个午夜时刻，他便可以来，她会在这里。她叫他今晚好好瞧瞧星星、大海、那边的城市、所有这些渔船、这些声音，好好听听，这是他六岁时的夏天。然后他们朝大海走去，直到在沙石上隐没了，直到引起惊恐，直到他们从网球场回来。她让他骑在肩上。她在唱歌。他俯在年轻姑娘的背上睡着了。他们走下木板路，在山丘间消失了。他们走后，天完全黑了。白日很早来临，它征服了睡眠。日光明亮、清澈，因为夜里下过雨。奥林匹克运动会像血腥的化装舞会一样结束了，炫耀式的盛大闭幕式，“城市巡礼”——像百老汇，只是缺了花衣少女游行——展示了无穷无尽的人肉资源。奥运会闭幕的生动形象使人想起一九三六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团组，群众已经是战争和古拉格群岛的牺牲品了。再过几年人们将会明白八〇年八月等于三八年九月的慕尼黑。莫斯科的奥运会肯定了苏联人对阿富汗的征服，正如慕尼黑的会晤迫使捷克人将苏台德省让给希特勒。同样十分残酷的是，三八年三月对奥地利的“吞并”与舒施尼格的被谋杀。奥运会占据了电视空间，因而使苏维埃俄国得以一面宣扬把军队和战车撤出东德，一面却将更大量、更现代化的上千辆新式战车不仅驶进东德，还驶进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人们不禁在想，欧洲仿佛同意用罪恶的办法解决历史，作为结束。如果苏联人明天来到巴黎，法国的政要人物也不会找麻烦，相反，在下属的簇拥之下，他们成为官员经纪人，官员经济的巩固基础。奴才。别忘了纳粹德国。对我们的政要及其最佳支柱法国共产党而言，原子弹是世界的末日。但对我们来说，不是原子弹。对我们来说，是苏维埃俄国在欧洲大陆上顺利的、决定性的统治。对我国政要之流而言，死亡比这严重得多。我们却说不然。难道不该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这样理解的吗？这时，年轻的女辅导员说，这就是赤道岛。拉泰凯塔蓬将达维德放到岛的海滩上。它说：你现在到了泉水之岛了。达维德说：谢谢你。鲨鱼说：唉，唉，现在我又饿了。它贪婪地看着达维德，又说见他如此新鲜，如此丰润，真可惜。它说它甚至能够……对，这是它想说的，它的生活很可怕，是场灾难，它每天要吃与自己的身体等量的食物，但它自己的身体也不够维持它的生活，它最后竟吞食自己的朋友，而它却毫无意识，如此这般。它不停地说，达维德无法让它平静下来，于是达维德心想鲨鱼正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最后让它完全陷进去吧，他便走开了，掏出口袋里的小口琴吹了起来，鲨鱼一听便哭得更加伤心，因为那首曲子讲的是一位十分美丽、十分温柔的女士，她有一位未婚夫，他运气不佳，出了海。鲨鱼开始提高嗓门，大声讲了起来，讲得异常快，语言也乱七八糟，有咕噜声，有沉默，有难以置信的感叹，有咯咯的咬牙声，它在哭，最后达维德叫它平静下来，他听不懂它讲的话，于是鲨鱼立刻平静下来，对自己任性发泄绝望之情表示抱歉，但这是最后一次，接着它说，不过，归根结底，它所说的都是它想说的，没有多说一个字，就这样，没有多加一个字。接着它说它明白了，也不知明白了什么，它要去危地马拉，在那里的冬天海水是暖和的，这对慢性支气管炎有好处，然后就是这些了。达维德问鲨鱼它是不是有点头脑错乱了，鲨鱼说是的，有一点点，它谢谢他，但这不严重，然后他们就分手了，互道珍重，一路平安。在这以后，达维德爬上一棵椰子树的顶端，将红色游泳裤挂在树枝上，好向船只示意这里有一个孩子。然后他躺下，心想自己成了一个迷失在大洋中的小孩，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他在这又一次遇险中睡着了。他醒了过来，向周围看看，又睡着了，再次醒来，如此这般往返不已。年轻的女辅导员久久地讲述达维德在岛上的遇险经历，她的眼睛不再盯着其他孩子，开始说一些有点偏离达维德故事的话，她说达维德的眼睛是灰色的，他不爱说话，他的头发带有扫过大海的空气的气味。她说达维德会长大，而这种事使她想死。孩子默默地坐在她身旁。他们彼此不看对方。孩子们安安静静、高高兴兴地听这位年轻的女辅导员讲这一切，甚至包括达维德的遇险。是的，达维德睡了，又醒了，睡了，又醒了，然后，一个晚上，一个白天，一天的傍晚，达维德遇见了一件事。这天傍晚，天空的一半是雷雨色和金色，另一半是达维德眼睛的颜色，而海呢，它是深夜的浓重黑色，你们是知道的，你们看到了吗？是的，他们看到了她讲的那个晚上。但是年轻的女辅导员在沙地上躺了下来，说她想睡觉。于是孩子们叫了起来，敲打她，说她是坏蛋，而她呢，她笑着。怎么样，你继续讲，要不我们就杀了你。她仍然在笑，笑着入睡了，他们哩，都跳进海里游泳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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