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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1 17: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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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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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与超越

自卑与超越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自卑与超越作者:(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排版:JINAN ENPUTDATA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11-01ISBN:9787513917117本书由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授权、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阿德勒的妻子罗莎·阿德勒及其三女一子,约摄于1914年阿德勒在德国柏林演讲阿德勒及其子女、同事、朋友阿德勒移民美国的入境卡,1933维也纳中央公墓的阿德勒墓碑译序恭喜你,你遇到了三个人

我们本来要读一位作家,结果遇到了一个人。

For we expected to see an author, and we find a man.——布莱士·帕斯卡《思想录》

这本来是要放在末尾的跋。我不想写序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跋算画蛇添足,而画蛇添角的序就更显得喧宾夺主了。第二,原文的12章中,前两章已经充当了序。

你知道作者序一般写什么吧?深厚的哲学沉淀,而哲学越深厚就越枯燥,所以最好放在最后而不是最前面。好像所有的序都是顾左右而言他,延迟进入正题的时间,而在貌似无聊的前两章之前再加一部分,我怕平添读者的畏难情绪,有些人就和阿德勒失之交臂了,那可真是难以弥补的遗憾啊,而我则要负主要责任。

所以,我建议你在读前两章时进行略读或跳读,再返回来细读,这样才能感觉深厚而不是无聊。

但因为体例问题我还是得写个序。既然要写,就写点没用的吧。马克·吐温说:“经典,就是人人称赞但谁也不读的书。”(Classic, a book which people praise and don’t read.)幸亏,你翻开的不是一本经典。我本来也是想读本经典的,但翻开后,发现里面没有书页,而是坐着一个人在等我,一个流动的、丰满的、活生生的灵魂。他了解我,他还了解我不了解的那个我,他比我更会表达我。我相信你也会喜欢上这个贴心的大活人,他叫阿德勒。

你会遇到的第二个人是我。坦白说,译者越透明越好,当读者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那他就成了大师,但我做不到。我只能尽量去简化所谓的术语,而在没办法简化的时候,求助于所谓的注解形式——这是个最能表达我的存在感但最暴露我的功力差的翻译手法。虽然我不够透明,但我尽量想做到符合爱伦·坡对好作品的要求:如果你能一口气读完(The story can be read in one sitting),我也就满足了。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说:“知识来了,智慧却迟迟不前。”(Knowledge comes, but wisdom lingers.)幸亏,这本书里没什么知识,也不增加什么智慧。阿德勒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梳理自己的机会,从头到尾,时不时挑动你心里某根自己都不知道其存在的弦。我发现它就像一面镜子,照见真实的我,卑微而美好,崇高又渺小,玄幻而真实,而且能够变得更强大,已经变得更美好了。

我相信,最后你也会觉得好像什么也没读过,既没获得知识,也没增长智慧,但是就是感觉自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恭喜你,你遇到了超越的自己。可喜可贺。第1章生命的意义

人活在意义的世界里。我们所经历的并非世界本身,而是世界对人的意义。甚至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藏着一个定语表达它对人的意义:“木头”的意思是“(与人类相关的那些)木头”,“石头”指“(作为人类生活的一大要素的)石头”。一个人假如想跳过意义只考虑世界本身,就会非常不幸,他会把自己孤立出去,他的任何行为都不再有意义,无论于人还是于己。也就是说,他不再拥有意义。而没人能逃避意义。我们只有将意义赋予现实,才能感受现实;我们并不感受现实本身,而是感受解读出来的意义。所以我们自然可以说,意义都是不怎么完备,不怎么完整的,甚至,所有的意义都不完满。意义的世界就是谬误的世界。

如果我们问别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对方很可能无法回答,因为一般人不会专门去考虑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当代的年轻人(老人也这样)的确也常会脱口大问:“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但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只有当经历了大风大浪才会这样发问。假如一直都一帆风顺,没有遭遇过严峻的考验,人们不会把这个问题提升到语言层面。但是,所有的人都必然在用行动发问并自问自答。如果我们不听其言、只观其行,就能明白:每个人对“生命的意义”都有自己的诠释,他的手势、姿势、动作、语言、礼仪、理想、习惯和性格特点等一切,都和他那份解读共振。他表现得好像是可以依靠对生命的这种解读。他所有的行为都无声地表达他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看法,就像在说“我是这样的,世界是那样的”。这就是他赋予自己的意义和他赋予生命的意义。

有多少人,生命的意义就有多少种解读方式。而我们上面说过,也许每种意义都多多少少包含一些错误。没有人能掌握生命的绝对意义,但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任何解读是完全错误的。所有的意义解读都是在两个端点之间的量变。但是,在各种回答中,我们可以判断哪些比较差,哪些比较好,哪些错误较大,哪些较小。我们还能找出好解读的共同之处是什么,不太好的解读缺少什么。这样,我们就能总结出科学的“生命的意义”,可以被大家用来衡量真正的意义,让我们能够应对与人有关的一切现实。我们要再次记住:“真正的意义”指的是“对人而言的真正意义”,针对的是人类的目标和目的。真正的意义不存在于这个范围之外。即使有,也跟我们无关:我们无法知道它是什么,知道了也没用。

每个人都有三大纽带,他必须考虑这三大联系。它们构成了他的现实,他面临的所有问题都直接源于这三条纽带。它们一直纠缠不休,所以他必须不断地回答这三个问题。而他的答案会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对他来说是个什么概念。

第一条纽带是,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个小星球的表层,而非其他地方。我们必须在生存环境设定的限制下发展各种可能性。为了在地球上延续自己的生命、确保人类未来的存续,我们必须发展,发展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这个问题需要回答,向每个人都提出挑战,没有人可以避免。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动都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回答,揭示我们认为何为必须、应当、可能和可取的。每种回答都必然有个前提,就是这个事实:我们都是人类,而人类是居住在地球上的存在。

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幸福,考虑到人类身体的脆弱,以及所处环境的危险,我们知道必须努力调整各自的回答,使其朝向远方的一个目标。这就像面对一道数学题一样,我们必须努力求解,不能碰运气或瞎猜,且必须持续努力,用尽一切可用的方法。我们不会一下子找到绝对完美的答案,但我们必须全力寻找接近答案的答案,我们还要不断努力寻找更好的答案。我们被束缚在地球这个小星球的表面,这个位置给我们设置了所有的有利与不利,而所有的答案都必须直接受限于这件事。

接下来是第二条纽带。我们不是唯一的人类成员,周围还有其他人,我们的生活互相交织在一起。个人的弱小和限制,使他无法独自实现自己的目标。一个人假如独自生活,仅凭一己之力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他就会灭亡;他会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更别说人类的生命了。个体和他人一直是相连的,因为单独的个体是弱小的,有自己的缺陷和限制。一个人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建立连接。所以,回答生活中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考虑到这条纽带,都必须考虑这个事实:我们存在于连接之中,一旦断裂,我们就会死亡。为了存在下去,我们真的需要从情感上与这个最大的问题、意义和目标相协调:在这个和其他所有的人共住的星球上,延续我们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

我们还被第三条纽带束缚。人类分两种性别而存在。个体和人类生命的存续都必须考虑这件事。爱情与婚姻的问题就是这条纽带的一部分,任何男女都无法逃避回答。面对它,不管你做什么,都是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人类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行为总能表明他们相信只能这样回答。

所以这三条纽带就带来了三个问题:如何在有各种根本限制的星球上,确定自己赖以生存的职业?如何在同类中找到一个位置,参与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利益?如何调整自己,适应人分两性而存在、人类的延续依赖我们的爱情生活这件事?

个体心理学发现,生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划归为三大类:职业问题、同伴问题和两性问题。任何人内心对生命意义的那份解读,都表现在他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之中,毫无例外。比如我们设想有个人,爱情生活不完整,工作懒散,没什么朋友,觉得和他人接触是件痛苦的事。从他的生活限制中,我们不难猜到:他会觉得生活是艰难和危险的,没什么机会,充满失败。他狭窄的活动领域可以解释为,他认为“生活意味着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把自己罩起来,不让别人碰”。再比如,有一个相反的人,爱情生活亲密,各方面都很和谐;工作成果斐然,有价值;朋友多,友谊开花结果。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他认为生活是要去创造的,它充满了机会,也没有无法弥补的失败。他勇敢地直面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这可以解读为,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关心他人,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我做的事情对大家有用,有所奉献”。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区分错误的和正确的“生命意义”的同一把尺子。所有不及格的人——神经症、精神病、罪犯、酒鬼、问题儿童、自杀者、性倒错、娼妓——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兴趣”,缺乏对他人的情感。他们在处理职业、友谊和伴侣问题时,没有合作的信心,不相信可以解决。他们赋予生命的意义是一种“私人意义”:我实现的是自己的目标,跟别人没有关系;我只能关心我自己。他们的成功目标,沦落为虚假的个人优越感,他们的胜利只对自己有意义。杀人犯会说:手里拿着毒药瓶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强大感。很明显,只有他们认为自己这样就很厉害了。我们其他人就很不理解:有一瓶毒药怎么就给他们增加这么大的价值了?实际上,私人意义根本没有意义。“意义”这个词,如果只对一个人有意义,实际上就没有意义,只有能共享的意义才能叫意义。我们的行为、目标也是同理,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对他人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渴望意义,但很多人会误入歧途,因为他们不明白,一个人所有的意义必然在于他们对其他生命所奉献的意义。

有个小故事说:有一天,一个小宗派领袖召集所有的信徒,宣布世界末日将于星期三来临。信徒们被深深地打动,于是变卖家产,放弃所有世俗杂念,激动地等待预言中的灾难。星期三过去了,但什么事都没发生。第二天,他们一起来讨要说法。“请看我们有多惨,”他们说,“我们放弃了所有的财产,遇到谁都说星期三是世界末日。他们的嘲笑没有让我们气馁,我们只是回答说消息绝对可靠。但星期三过去了,世界还在啊!”“然而,我的星期三,”女先知说,“不是你们的星期三。”这样,她通过进行私人意义上的解读,安全地击退了挑战。私人意义是无法验证的。

所有真正的“生命意义”,标志是对大家有共同的意义,别人也能分享这种意义,也能信服。解决生命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必然能被他人借鉴,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大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即使天才,也只能用“超有价值”来界定。只有其他人认为他对大家有意义,才会认可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才称其为天才。对生命的这种解读必然会表达为“生命的意义就是对整体有所奉献”。这里说的不是人们嘴里的动机。我们不听人们说什么,只看他们做什么。成功地解决了生命问题的人,其表现就像他自发地完全理解,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关心他人,关心合作。他关注大家,好像做每件事都受到这种兴趣的指引,而遇到困难时的解决方式,也只和人类的幸福发生共振。

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新观点,他们可能质疑,我们赋予生命的意义是否真的在于奉献、在于关心他人、在于合作。他们会问:“那个体怎么办?如果他总考虑别人,总为了他人好而奉献,这难道不损害他自己吗?为了得到充分的发展,难道没必要(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考虑自己吗?难道有些人不应当先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或培养强大的人格吗?”

我相信以上观点犯了一个大错,其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如果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让他希望有所奉献,而他所有的情感都指向这个目标,他自然且必然会把自己调整成最佳的状态。他会用这个目标来调整自己,培养社会情感,在实践中获得技巧。目标确定了,成长是自然而然的。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会开始武装自己,发展自己的能力,解决生命的三大问题。让我们用爱情与婚姻来举例。如果我们关心伴侣,努力使其活得快乐、丰富,我们当然就能发挥出最好的自己。而我们如果觉得必须抛开现实去加强自己的人格,不必做什么,我们就只会变得专横,让人讨厌。

另一点也可以让我们总结出真正的生命意义在于对别人有用。环顾周围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遗产,我们看到了什么?一切留存下来的,都是他们为人类生活做出的奉献。我们看到耕种过的土地,我们看到公路和建筑,我们在人类的生活方式、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看到他们生命合作的过程和结果。这些结果都是那些为人类福祉有所奉献的人留下的。

其他人怎么样了呢?那些从不合作、对生命的意义另有解读,只问“我活着能得到什么”的人,他们怎么样了呢?他们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他们不只是死亡了,活着时也没有用。仿佛我们的地球都在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你不适合拥有生命。因为你全身心只认为你的价值有价值,所以你的目标和努力都没有未来。请你离开!我们不需要你。死亡并消失吧!”对于那些认为生命的意义不是合作,而是另有解读的人,终审判词必然是:“你没有价值,没人欢迎你,离开吧!”在我们的当代社会中,当然会发现很多不完美,发现它的缺点我们就去改变它,但改变必须一直指向为人类造福的目标。

一直有人理解这个事实,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对整体人类感兴趣,并努力促进社会兴趣和社会情感。我们发现所有的宗教都关心对人的救赎。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潮流无不致力于提高相互的情感,而宗教是其中的一大尝试。但宗教常被误解,人们很难明白宗教还有什么别的用处,除非用这个共同义务来进一步衡量。

个体心理学用科学的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提出了科学的办法。我相信这是一大进步。科学能提高人们彼此的情感,以及对共同幸福的兴趣,也许比其他潮流(无论政治还是宗教)更能完成目标。我们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处理同一问题,但指向都是一样的:提高互相的情感。

既然我们赋予生命的意义就是我们事业的守护天使或索命魔鬼,很显然重中之重就是理解这些解读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每个人的都不同,如果出了大错该如何纠正。这就是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了,区别于生物学和医学。我们研究意义,以及意义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和命运,以造福人类。我们可以看到,从刚出生的几天开始我们就在黑暗中摸索生命的意义。小婴儿都在努力评估自己的力量,以及自己在周围的整个大生命体中所占的份额。五岁末,儿童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稳定的行为模式,以及应对问题和任务的独特风格。这时他已经形成了最深刻、最持久的概念:世界是什么样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从此之后,他就通过这套固定的感觉模式来观察世界了。他并不直接接受所听、所见、所感,而是先进行解读,而其解读总是以其最早的生命意义为依据。

即使意义严重错误,即使面对问题和任务的方式不断给我们带来痛苦和不幸,我们也不会轻易放手。要找到错误,修改感觉模式,纠正对生命意义的错误解读,只能通过再现错误发生时的情景。

也许在少数情况下,错误方式的后果会迫使人们修改对生命意义的解读,自己就完成了改变。但如果没有社会压力,或者他认为继续下去不等于世界末日,就绝不可能去改变。而大部分情况下,最好在专业人士的协助下进行,专业人士更理解生命的意义,可以和他们一起寻找原始错误,建议更适当的意义。

让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童年环境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同样的遭遇会被解读成完全相反的意义。有些人遭遇不幸后不会念念不忘,只是当作教训,避免将来再发生同样的事。他们会想:“我要尽量避免这些不幸,保证我的孩子不会那样。”而另一些人会想:“生活是不公平的。别人总过得很好。既然世界如此待我,我为何善待于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父母评价孩子说:“我小时候就受过这样的苦,而我熬过来了,他们怎么就不行?”还有第三种人会想:“因为我小时候不幸福,所以我做任何错事都要被原谅。”解读方式会表现在各自的行为中,除非改变解读,否则行为绝不会改变。这就是个体心理学突破命定论的地方:经历并不决定人的成败,我们并非受制于所经历的休克(即所谓“创伤”),我们只是用它们来编织自己的意义。我们赋予经历意义,并决定自己的命运。以部分经历作为基础构建未来生活,这好像总有点儿不对劲的地方。环境并不决定意义,我们自己决定从中解读出什么意义。

但有几种情况,特别容易让儿童做出严重错误的解读。绝大部分不适应生活的人都来自这几种儿童。首先,我们必须讨论身体有缺陷的儿童,他们一出生体质就很差或患有疾病。这些儿童压力很大,很难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给予。他们只在意自己,如果没有亲人引导使其关心他人,他们很可能只在乎自己的感受。稍大些后,他们会和周围的人相比较,并感到悲哀。在当代文明中,他们甚至会因为他人的疏远、嘲笑甚至同情而感到更加自卑。所有的情况都使他们进行自我攻击,觉得自己被世界羞辱,失去希望,觉得对大家没用。

我觉得自己是第一个研究有器官缺陷、内分泌异常儿童所处困境的人。这支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发展方向非我所愿。我从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提供一种解释,把失败的责任扔给遗传或身体条件。身体缺陷并不必然导致错误的生活风格。我们找不到两个儿童,腺体对他们产生了完全相同的影响,却常看到克服障碍的儿童,通过克服障碍发展出了异常的才能可用。所以,个体心理学绝不是鼓吹优生选择论的好工具。无数最杰出的人,为我们的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从小身体都有残疾,很多人还备受病魔摧残,英年早逝。但正是这些与身体缺陷和障碍做抗争的人,奉献了新的价值,促进了人类的进步。抗争锻炼了他们,使他们走得更远。从身体上无法判断心智发展的好坏,但大部分有生理残疾或激素缺陷的儿童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他们的困境不被人理解,他们大多变得只关心自己。正因如此,我们发现大量不适应生活的人,都是生理负担太重的儿童。

第二种导致曲解生命意义的情况,就是对儿童的宠溺。被宠溺的儿童学会了认为自己的愿望必须被当作律法对待。他们无须努力提高,就有权与众不同,一般认为自己的地位与生俱来。所以,当他进入新环境,不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大家不再认为必须首先照顾他的感受,他就会很失望,觉得世界辜负了自己。他只学会了索要,不懂得给予,从没学会如何应对问题。人们一直都顺着他,所以他无法独自存在,不知道自己能为自己做什么。他只关心自己,没学会合作的必要和益处。一遇到困难,他们唯一的应对模式就是依靠别人。他们还觉得,如果能重新获得地位,迫使别人认可自己的特殊性,有权随心所欲,这样且只有这样,他的情况就能改善。

被宠溺的儿童长大后,也许是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一类人:有些特别会假装善意,甚至变得很“可爱”,以获得操控他人的机会。但一旦要他们像普通人一样在正常活动中合作,他们就会消极罢工,还有的会公开对抗:一旦失去早就习惯了的廉价温暖和顺从,就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觉得社会对自己充满了敌意,所以要报复所有的人。而如果周围的人对他的生活方式表达不满(无疑难免),他们就会暗自把这种敌意当作自己再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总是无效的原因。惩罚只是再次证明他们“别人在针对我”的观点。但无论曾经被宠溺的儿童是消极罢工还是公开对抗,无论是示弱小以操控还是示强力以报复,实际上犯的都是一个错误。其实我们还能发现,在不同的时间两种方式会交替出现,但其目的始终如一。他们感觉“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做老大,人们要认为我是最重要的,我想要什么就要有什么”。只要他们继续这样解读生命的意义,采取什么方式都是错的。

第三种最容易导致曲解的情况,就是被冷落的儿童。他没有学会爱和合作是什么,他对生命的解读中,不包括这些善意的力量。不难理解,一旦遇到生活问题,他就会高估障碍,贬低自己接受他人的善意和帮助去迎接挑战的能力。他发现人们对自己是冷漠的,认为世界会一直这样冷漠下去,他尤其不知道可以通过对他人好去获得情感和尊敬。所以,他会怀疑别人,也无法相信自己。

的确没有任何经历,可以代替全然无私地被爱的感觉。一个母亲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孩子感受一个“可信任的他人”,然后她必须拓宽、加深这种信任感,直到这种信任感囊括孩子的整个环境。如果她没有完成这份第一重要的工作(获得孩子的兴趣、喜爱和合作),孩子就很难发展社会兴趣,很难对他人产生情感。

关心他人是一种能力,每个人都有这种潜能,但必须练习,否则其发展就会停滞。假如有哪个孩子被完全忽视、憎恨或嫌弃,我们大概就能猜到:他会完全无视合作一事,封闭起来,无法与人交流,完全不懂如何作为社会人而存在。但我们已经明白,这种情况中的个体都会死亡。一个孩子活过了婴儿期,那就是一个事实,证明他被给予过某些关心和关注。所以我们讨论的不是被完全忽视的儿童,而是那些没得到足够关注的孩子,他们被部分忽视而不是完全无视。我们只需简单说一句,被忽视的儿童就是无法正常找到“可信任的他人”的人。不适应生活的人中,很多都是孤儿或私生子,这样说我们的文明的确让人很难过,但我们必须把这些儿童总体归于被冷落儿童的范围。

这三种情况(身体有缺陷、被宠溺、被忽视)都是巨大的挑战,最容易让人曲解生命的意义。处于这三种情况中的儿童几乎都无法独自改变他们应对问题的方式,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意义。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眼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他们,并经过了相应的训练),就能够在他们所有的行为中看到他们解读出的意义。

梦和回忆在治疗实践中很有用。梦中的人格和现实生活中的人格是一样的。但在梦里,社会的要求和压力不那么急迫,暴露人格时没有多少防御和隐瞒。但要快速破解个体赋予自己和生命的意义,最好的帮手还是回忆。任何记忆,即使个人感觉微不足道,对他来说也总是有记忆价值的,因为它承载着他对生活的描述。这个片段对他说“你要这样预测生活”“这是你必须避免的”或者“这就是生活”。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经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它被长期储存在记忆中,用来明确他赋予生命的意义。每份记忆都是一座碑。

童年早期生活的记忆尤为重要,能表明个体对生活的独特解读已经存续了多久,并提供他最早确定生活态度时的背景。所有记忆中最早的记忆,地位非常重要,原因有二:第一,它包含一个人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基本定位,这是他第一次总结所看到的世界,第一次用某个模糊或清晰的东西来象征自己和约束自己。第二,这是他精神成长的起点,是他为自己谱写的自传的开篇。所以,我们常能在这里找到根源,他感觉自己哪方面有不足或缺陷,他认为理想中的有力量、安全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以及两者之间的落差。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讲,他认为的原初记忆是否真是最早的记忆并不重要,甚至是否真实也不重要。它们重要,只是因为它们被当作了什么,以及它们的解读对现在和未来生活产生了或者会产生何种影响。

下面我们举几个原初记忆的例子,看它们是如何凝结生命的意义的。“咖啡壶从桌子上掉下来,烫掉了我一块头皮。”这就是生活!这个女孩的自传这样开篇,我们如果在下面发现她总被一种无助感所追赶,总高估生活中的危险和困难,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而如果她内心指责他人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也不必感到惊讶。因为有人如此不小心,把一个小孩暴露在高度危险之中。

对世界的这种描述呈现在了另一句原初记忆中:“我记得3岁的时候,从婴儿床上摔下来过。”这个原初记忆让他不断地做同一个梦:“世界末日到了。我在半夜醒来,发现天空被火烧得通红,星辰纷纷坠落。我们撞上了另一个星球。但在爆炸之前,我就吓醒了。”当这个学生被问到是否有什么担心的事,他回答说:“我怕自己这辈子会一事无成。”很显然,原初记忆和重复的梦相互印证,表明他缺乏勇气,让他对失败和灾难深感恐惧。

一个12岁的男孩,因为尿床和常顶撞母亲被带到了诊所,说自己最早记得:“母亲以为我丢了,吓坏了,冲到街上呼唤我。其实我一直藏在家里的衣柜里。”我们可以这样猜测和解读这句回忆:“生命的意义在于,惹事以获得关注。获得安全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欺骗。我被冷落,但我可以骗他们。”他的尿床症也是一个好途径,很能让人担心他,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而母亲对他的紧张、不安,则加强了他对生命的解读。和前面的例子一样,这个男孩最早获得的印象是,外界的生活充满了危险。他早就有自己的结论了,只有让别人担心自己,他才是安全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肯定,如果自己需要,他们就会来保护自己。

一个35岁的女人的原初记忆是这样的:“我3岁的时候,一个人走下了地窖。站在黑暗的楼梯上,我很害怕。一个比我大一点儿的表哥突然打开门,朝我冲了下来。我被他吓坏了。”大概因为这份记忆,她才一直不习惯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接触异性时尤其感到不自在。我猜那时她家里还只有她一个孩子,结果证明猜对了。现在她35岁,仍然单身。下面的话表明其社会情感是如何继续发展的:“我记得妈妈让我摇婴儿床里的小妹妹。”而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迹象,只有和弱小者在一起她才能感到自在,她还可能依赖母亲。当家里有了新生儿,一般最好让大孩子一起照顾,让他们关心新来的孩子,让他们分担看孩子的责任。如果能赢得他们的合作,他们就不会忍不住感觉,分给婴儿关注就会降低自己的重要性。

希望被人陪伴的渴望,并不一定证明一个人真对他人感兴趣。我问一个女孩最早记得什么,她回答说:“我和姐姐还有另外两个女伴在玩。”从中我们当然看到她在学习和人交往,但她提到自己最大的担心“我怕她们不跟我玩了”时,我们对她的痛苦就有了更深的、更新的理解。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她无法独立的原因了。

只要发现并理解了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我们就找到了打开这个人整个人格的钥匙。有人说人的性格是无法改变的,但只有那些没有找对解决办法的人才会持这种观点。而我们已经理解,如果找不到原初错误,任何说教或疗法都不可能奏效。治疗方法也只有一个,就是培养他们学会合作、更勇敢地面对生活。合作还是遏制神经症进一步恶化的唯一保障,所以最重要的是培养和鼓励儿童参与合作,让他们在与同龄儿童一起游戏、学习中找到自己的方式。

任何阻碍合作的因素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比如被宠溺的儿童只学会了关注自己,在学校对大家也不感兴趣。他们觉得能讨老师喜欢才对学习感兴趣,觉得对自己有利才会听话。而当他渐近成年,社会情感缺乏的灾难性后果会越来越明显。自从出现原始错误,他就停止了培养责任感和独立能力,所以现在感到痛苦,面对任何生活问题都束手无策。

我们不能指责他们错了,只能在他们尝到苦头后帮他们改正。我们不能指望从来没学过地理的孩子通过地理考试,同理,我们也不能奢望从未学过合作的儿童面对需要合作的任务时做出正确的反应。但解决任何挑战都需要合作,要完成任何生命任务,都必须以有利于促进人类幸福的方式在人类社会的框架内进行。只有当个体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他才能有勇气去迎接困难,并极可能成功解决。

如果教师、家长和心理学家们能明白,解读生命意义时会出哪些错,他们自己也没犯这些错,我们就有信心相信,缺乏社会兴趣的儿童最终都将更能感受自己的能力,发现生活中的机会。面对问题,他们不会放弃努力,总想抄近路,或怪罪别人,要别人对自己温柔相待、特殊照顾,老感觉受辱还爱记仇,或者问:“生命有什么用?它能给我什么?”他们会说的是:“我们可以创造全新的自己,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能做到。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如果必须用新我换掉旧我,靠我们自己就能做到。”

如果人类能这样面对生活,独立的个体在协同合作,我们就能看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人类的进步。第2章精神与身体

人类一直在争论精神和身体谁支配谁,哲学家们各有主张,分别自称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两者无数次交锋,但问题好像从未被解决,依然胶着。也许个体心理学能帮忙解决,因为我们处理的实际上是人的身心之间的交互作用。如果有人来就诊(无论身体问题还是精神问题)而疗法的哲学基础是错的,那就肯定治不好。我们的理论必须来自实践并接受疗效的检验。人类的身心是交互作用的,但最有挑战性的是找对视角。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几乎化解了冲突,问题不再是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认为生命表达为身心两方面,两者是整体的两部分,我们第一次用交互作用来理解整体。人是活的生命,所以只发展身体一定不够。植物扎根并固定在一处,所以看到植物有心灵就怪了(至少没有我们理解层面中的那种心灵)。即使植物能想到或真的预见未来也没用。它心想:“有人来了,就快踩到我了,就要踩死我了。”这种能力有什么用?它还是无法让开。而只有活的生命才能预见未来并考虑往哪里移动,这件事让人们不得不猜测他们拥有心灵或灵魂。

当然你有理性,

不然你怎么会动?

决定运动方向是精神的主要功能,只要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精神对身体的支配方式了:决定运动的终点。只有起点但没有方向是不行的,必然存在终点。心灵的作用就是确定身体运动的终点,这是它统治生命的原因所在。身体也约束精神,因为运动的是身体,心灵只能在身体先天所有和后天培养的能力范围内指挥其位移,比如精神想让身体飞到月亮上去,就要发现能弥补身体限制的方法才行。人类比任何生命都更擅长运动,不仅方式多样(比如我们看到手的复杂运动),还能通过运动改造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们不难明白,人心预见未来的能力必然高度发达。人在大环境中提高自身整体地位的努力,最能证明心灵的目的性。

另外我们发现,在所有指向不同的分运动中,藏着一个总位移。我们每个人的所有努力都指向一个总终点:在那里,我们获得了安全感,克服了一切生活障碍,最终胜利而安然地矗立于周围的整个环境之中。总终点要求我们统一协调所有的行动和表现。心灵好像必须朝着理想终点发展。身体也是这样,它也努力统一,朝着早在胚胎中就存在的理想终点进发。比如划破了皮,整个身体都会忙起来,使自己再次完整。但身体不能独自发展,必须由心灵帮它发挥潜能。学校的教育和培养,以及基础医疗的价值,实际都是心灵在帮助身体向总终点进发。

从生到死,身心共同成长和发展的步伐从未中断,互动的身心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心灵就像火车头,把从身体中找到的一切潜能串起来,帮助身体跨越一切障碍,安全抵达总终点。在身体的任何动作、表情和症状中都能发现心灵的目的性在起作用。一个人动了,他的动作必有意义。他眨眼睛、伸舌头、做鬼脸,表情也都有意义。心灵赋予其意义。我们在这里开始明白心理学(或研究心灵的学科)到底在研究什么了,它探索一个人的各种表现背后的意义,找到解读他的分终点的钥匙,并将不同人的分终点进行比较。

要达到总终点(安全),心灵必须制定分终点,也就是估计“安全的总终点坐落在哪里,走哪个方向就能到达”。心灵当然可能估计错,但它必须选择确定的分终点和分方向,否则就不会有运动。如果我举手,心里就必须先有举手的分终点。也许心灵选的方向实际上直奔灾难,但错选,也只是因为心灵觉得这个选择最有利。所以心灵的任何错误,都是选错了分运动的方向。人类都有安全这个总目标,只是有些人搞错了它所在的方向才搞错了分运动。

如果我们看到一种症状(表现)却不知道其背后的意义,要理解,最好先将其简化成一个直线位移。比如一个人爱偷东西,偷就是财产发生位移,从彼方转至我方。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这个分位移的终点:变得富有,因为更富有所以感到更安全。所以位移的起点就是贫穷和剥夺感。然后要去了解他的环境,以及为什么他有被剥夺感。最后我们明白了,只是分位移指向错误。他只是选错了改变环境、克服被剥夺感、实现渴望的方式。我们无法指责他的总终点,但我们也许能让他明白,他选错了实现的方式。

我们称之为人文的,就是人类改造后的环境。我们的文化都是人的精神启动人的身体后的成果。心灵让我们做工,还引导并帮助身体的发展。最后我们无法不认为:人类的任何表现,都体现了心灵的目的性。但我们绝不是在说,心灵可以高估自己的价值。要克服障碍,我们的身体也必须健康。所以心灵掌控环境的方式无不一心保护身体,使其免遭小疾、大病及死亡的威胁,防止损伤、事故和功能丧失。我们可以感受欢乐和痛苦的能力,目的也在于此。我们能创造幻想,幻想自己遇到糟糕的情况会如何,身处美好的环境会怎样。情绪则把身体准备好,以某种反应应对环境。

通过幻想和感受未来的自己,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幻想还能酝酿情绪,使身体做出相应的行动。这样,情绪就反映出了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解读,以及他为自己的努力所设定的分终点。情绪控制身体,但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情绪并不依赖身体,情绪一般主要取决于他的分终点及与分终点相适应的生活风格。

很显然,生活风格不是支配个体的唯一因素,如果没有帮手,态度不会表现出来,所以在行动之前才必须酝酿情绪。个体心理学的新理念就是,我们认为情绪和生活风格保持一致。分终点和分方向确定了,情绪会自动调节的。所以,我们讨论的已经不再是生理学或生物学问题了,不能用化学理论解释情绪的产生,也不能用生化指标进行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当然不否认生理过程的存在,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心理的分终点,比如我们不太关心焦虑对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影响,而是关注焦虑的终点和方向。

在这种研究角度下,我们不会认为焦虑来自对性欲的压抑,或者是难产引起的后遗症。解释原因没什么用,我们不管原因,只是认为习惯了母亲的陪伴、帮助和支持的儿童,会把焦虑当作实现遥控母亲的有效手段。比如我们不满足于从生理层面来理解愤怒,因为我们的经验证明,发怒只是一种控制他人或环境的方式。我们当然承认生理表现或心理表现都必须以遗传物质为基础,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个体会怎样利用遗传去实现某些目的。这仿佛才是研究心理学唯一正确的方式。

我们在任何人身上都能看到,情绪模式的发展方向和成熟程度,都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分终点。他紧张还是勇敢,欢乐还是忧郁,都取决于其生活风格,我们总能完全料到他的主导情绪及相应强度。一个用悲伤到达优越终点的人,绝不会因为到达而感到快乐和满足。只有悲伤的时候他才能感到幸福。我们还注意到,情绪可以根据需要而产生和消失。广场恐惧症患者在家里不紧张,控制别人时也不紧张。任何神经症避开任何生活方面,无不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感觉自己不够强大,不是征服者。

生活风格是固定的,所以情绪基调是固定的。比如懦夫就是懦夫,虽然他在弱者面前高傲,被人保护时又貌似勇敢。一个人可能给自己的门上了三把锁,用警犬和机关保护自己,并坚持认为自己非常勇敢。没人能证明他感到不安,但其性格中的懦弱已经在他过度的自我保护措施中展现无余。

性爱领域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据。只有当个体希望与性对象交配时,才会产生性的感觉。他要集中注意力,排除干扰,不能分神,这样就能激活相应的情绪和功能。而拒绝排除干扰,老分神,就无法激活情绪和功能,这就是阳痿、早泄、性倒错和性冷淡等。这些异常都是错误的优越终点和生活风格导致的。我们在这些案例中总能发现病人有一种倾向,期待被关注而不是给予关注,社会情感低下,没有信心完成勇敢的活动。

我有个病人,排行老二,患有深深的负罪感,无法摆脱。他父亲和哥哥都非常看重人的诚实。他七岁时告诉小学老师作业是自己做的,但实际上是哥哥替他做的。他隐藏了三年的负罪感,最后跑到老师那里去自首,但老师只是对他笑了笑。然后他泪流满面地去跟父亲又自首了一次,这次更成功了,父亲以他爱真诚感到骄傲,表扬并安慰了他。虽然父亲已经原谅了他,他还是很抑郁。我们很难不得出结论:他只想证明自己人品绝佳,因为这种小事都能让他严厉地谴责自己。家里高尚的道德气氛,让他有在品德方面高人一等的冲动。他觉得自己在学业和社交魅力方面都比不上哥哥,所以在用自己的极端方式获得优越感。

再后来,他又出现了新的病态自责。他常手淫,在学校从未完全戒掉作弊行为。他的负罪感在考试前总会发作。这种障碍慢慢越来越多。良心敏感所以比哥哥心理负担重,这样他就有了一个现成的理由,无论什么方面赶不上哥哥都是应当的。他大学毕业后计划从事技术工作,但强迫性的负罪感越来越强烈,他整天祈求上帝原谅,所以没有时间工作。

后来他的情况太严重了,所以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并被诊断为不可医治。但不久他就病愈出院,只是请求预留名额,万一复发再来。他改了职业,开始学艺术史。又快考试了,他在一个礼拜天跑进教堂,匍匐在众人面前大哭:“我是所有罪人中最有罪的人!”他就这样再次成功地使人们注意到了他敏感的良心。在医院又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家了。有一天,他光着身子下楼来吃午饭。他身材很好,在这方面足以与哥哥或任何人媲美。

他的负罪感只是一种让自己看起来比别人都诚实的途径,他就这样不断获得优越感。但他的努力指向了没有意义的生活侧面。他对考试和工作的逃避,都表明他很懦弱,有很强烈的无能感。他所有的症状都是为了排除一切他担心会失败的活动。他跪在教堂、招摇地进入用餐室,也都表明他为了优越感而努力,但途径不对。他的生活风格必然导致他的这些行为,他要这种感觉完全合理。

我们已经明白,个体在生命的前四五年中一直在建构统一的心智,确定身心之间的关系。他把自己的遗传性和从环境中传来的印象进行调整,以适应对优越感的追求。其人格在五岁末就已经成型了,他赋予生命的意义、他所追求的目标、他的生活风格、他的情绪气质,都固定了。未来还能改,但必须先消除童年成型的人格中存在的错误才行。以前,他的表现符合他对生命的解读,以后也一样。如果他能纠正其中的错误,新的表现就会和新的解读保持一致。

个体用器官接触环境,接收从环境中传来的印象,所以我们可以从身体表现中,看出他准备从环境中接受哪些信息,以及他会如何使用自己的经历。只是注意他看和听的方式,什么能引起他的注意,我们就能了解很多东西。这也是姿势的重要性的原因,姿势能告诉我们他的感官培养得如何,他用哪种感官来选择信息。姿势都是由生命意义调整的。

现在我们可以补充我们对心理学的另一个定义了,心理学就是研究个体对其身体接收的印象的态度的学科。我们还是第一次理解心灵和心灵之间为什么如此不同。如果身体不适应环境,很难应对环境的要求,心灵就常会视其为累赘。所以,身体有病的儿童,其精神的发展也会比常人遭遇更多的障碍。他们的心灵更难影响、移动和控制身体,走向优越终点。要达到目的,他们需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主观努力,更集中精神。心理负担太重,他们会变得自私,以自我为中心。如果一个孩子只关注自己的器官缺陷和行动不便,就分不出精力去注意外在事物。他没有时间和自由去关心他人,所以长大后,社会情感会偏低,合作能力会较小。

器官缺陷会带来很多障碍,但也并非逃脱不了命运。如果心灵积极主动,努力学着克服障碍,他们不仅可以像没有生理负担的孩子一样成功,而且,器官缺陷导致诸多障碍的儿童,实际上总能比身体正常的孩子取得更大的成功。缺陷会激励他们走得更远。比如一个眼睛有问题的男孩,背负着更多的压力,所以他会更愿意去观察,更关注视觉世界,更喜欢区分各种颜色和形状。最后,他会变得比那些从不需要关注细微差别的孩子更懂得感受视觉世界。所以,生理缺陷最后可以变成巨大的优势,只要心灵找对了克服障碍的方法。

我们知道,有很大比例的画家和诗人都患有视力障碍。经过良好培养的心灵控制了眼睛的缺陷,最后他们比普通人更善于利用自己的眼睛。这种补偿可能在左撇子儿童身上表现得更明显。人们不认可他们是左撇子,所以家人或老师都教他们使用不灵活的右手。但他们真的老是写不好、画不好,也做不好手工。但我们可以等着看:如果心灵被用来攻克障碍,这些不完美的右手常能发展出高度的艺术才华。这正是事实。很多左撇子儿童写字更好看,更有绘画才能,做手工也更灵巧。他们找对了途径,通过兴趣、学习和练习,把不利条件变成了优势。

但是,只有那些想为整体奉献些什么而不只关注自己的儿童,才成功地发展出了对缺陷的补偿。如果儿童一心只想摆脱自己的问题,就会一直落后。只有眼前有努力的终点,而且对他们来说,走到这个终点比拦路的障碍更加重要时,他们才能勇敢下去。问题在于他们关注哪个。如果儿童在外界找到一个终点,很自然就会培养、装备自己,努力走到终点,障碍就成了一路杀向成功时必被攻克的阵地。相反,如果他顾病自怜,或只把注意集中在与障碍做斗争上,就无法真的进步。不灵巧的右手,不会因为希望它变得灵巧不再笨拙,或尽量避免显笨的场合而变得灵巧。只有在一次次的小成功中才能练好。他感到的对成功的激励,必须超过一直如影随形的笨拙感。儿童要聚集力量克服障碍,就必须在外界为分运动找到一个终点,并以他关心世界、在意他人、注重合作为基础。

我在追踪研究肾道病家族时发现了一个例子,可以有力地说明遗传病会被儿童用来做什么。这些家庭中有很高比例的孩子患有尿失禁。的确存在器质性缺陷,包括肾脏、膀胱方面,而且还有脊柱裂。腰部皮肤上的一颗痣或一块胎记就总能让人猜准其对应的腰椎部分有病变,但器官缺陷绝不足以解释失禁问题。儿童们并非管不住器官的冲动,而是利用了这一点。比如有的孩子晚上会尿床,但白天不会尿裤子。当环境或父母的态度发生变化,习惯有时会突然消失。只要孩子不傻,也不再为了错误的终点利用自己的器官缺陷,失禁是可以克服的。

但是,大部分患失禁的孩子,都是被刺激着继续下去,绝不克服的。聪明的母亲可以施以正确的教育,但这些母亲们不懂,所以这个本来没有必要的问题才会持续。他们家族有肾病或膀胱问题,所以常过度关注小便问题。母亲们十分努力地阻止失禁,犯了大错。儿童发现人们特别重视这件事,很可能会对抗。而遗传病则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公然对抗管教。一个孩子如果抗拒家长对待自己的方式,就总能找准对方的软肋进行攻击。

某著名德国社会学家发现:大量的罪犯来自法律世家,比如法官、刑警或狱警,比例高得惊人;而父母是老师的,孩子的学习普遍一直很差。我也常见到这种事,我还发现:心理医生家的孩子特别容易得神经症,且数量惊人;牧师家的孩子比普通人家的更容易犯罪。同理,如果父母太关注小便问题,就为他们清晰地指明了一条大路,证明自己不是没有性格的。

我们在尿床方面还能看到一个证据,证明梦可以用来酝酿情绪,帮助我们实施心里的打算。尿床的儿童常梦到自己起床去厕所了,那他们就完全有权开尿了,他们就这样原谅了自己。

尿床的指向一般是吸引注意、征服家长,不只白天,晚上也要独占其关注。有时则是为了对抗父母,这个习惯就是宣战。我们从所有的角度都可以理解,尿床实际上是一种很有创意的表达方式。孩子不是用嘴而是用膀胱说话。器官缺陷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表达观点的途径。

用这种方式表达话语权的儿童,往往处于某种压力之下。他们一般属于失宠的孩子,这个曾经的宠儿现在丧失了作为唯一关注点的位置。可能又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发现越来越难让母亲倾心关注了,所以,尿床代表了一个愿望,想和母亲靠得更近,甚至不惜动用让她讨厌的方式。他实际上说的是:“我还没有长得像你想的那么大,我还需要你照顾我。”

换个环境,或换一种器官缺陷,方式就会变成其他选择。比如,孩子曾经用声音来建立连接,也就是整晚哭闹。一些孩子则梦游,老做噩梦,常掉下床,或总夜渴要喝水。放在心理学背景下来看,这些表达的意思都差不多。至于选择哪种表现,部分在于身体条件,部分取决于周围的人更在乎哪种。

这些情况都有力地证明了心灵对身体施加的影响。心理不仅影响身体选择患哪种病症,而且极有可能影响并主导整个身体的发育。关于这个假设,我们没有直接证据,也很难知道怎么去做实证研究,但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一个不勇敢的男孩,整个成长过程都会表现得懦弱。他不会关心身体素质,或不相信自己还能长得高大健壮,所以他绝不会想去锻炼身体,而周围那些常能刺激一般孩子想练肌肉的事情,他都会视而不见。那些允许自己被这些刺激所影响的孩子,就会喜欢加强体魄,从而发育得更健康;而兴趣发生障碍的孩子,就会体弱多病。

这样考虑后,我们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身体发展和形成的整个过程都受到心灵的影响,并反映心灵的错误或缺陷。我们能看到很多行为问题,明显只是心理障碍的最终结果,他们没有找对补偿缺陷的途径。比如我们知道,四五岁之前,激素腺体会有影响,但腺体缺陷不直接导致行为障碍,而腺体受整个环境的影响,儿童会只对某种环境感兴趣,只接受某个方向的信息,以及心灵的创造活动。

关于心灵对身体的影响,也许另一种证明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种情况很常见,也不会导致身体气质的永久变化,而是产生暂时的表现。每种情绪都有生理反应,只是明显不明显的问题。人的情绪会以可见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身体的姿势和倾斜度,比如脸部的表情,比如发抖的双腿。类似的,器官内部也有变化。比如涨红了脸或脸色煞白,说明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在愤怒、紧张、难过或任何其他情绪中,身体都会说话,每个人的身体都有自己的语言。

当人身处恐怖的环境,有的会发抖,有的则会汗毛直竖,有的会心脏怦怦乱跳,还有人会出汗、干咳、嗓子发哑,或身体缩成一团。有的人的身体反应则是肌肉发僵,没有胃口,或呕吐不止。对某些人来说,恐惧主要刺激的是膀胱,对另一些人则是性器官。很多儿童在考试时会感觉下体刺痒,而且众所周知的是,罪犯行凶后常会跑去妓院或情人那里。我们发现科学界的心理学家分为两派,有的声称性和焦虑如影随形,有的则声称两者毫无关系。有人说有关,有人说无关,但他们观点的基础都只是个人经验。其实两种情况都有,个体类型不同,反应自然不同。也许能在遗传因素中找到一部分解释。这种生理反应常能给我们提供线索,帮我们找到家族树中的缺陷和特点。同一家族的其他成员也会有类似的身体反应。但这里最值得关注和理解的只有一点:情绪是心灵激活生理状态的媒介。

情绪和相应的身体表现可以告诉我们,心灵将环境解读为有利或有害时,是如何运行和反应的。比如一个人突然大发雷霆,这表示他想尽快克服当下的障碍,好像他觉得最佳方式就是打骂或攻击他人。于是,愤怒开始影响器官,给器官施压或使其动起来。有些人一生气就会立刻肚子疼或涨红脸,或者血气上涌导致头疼。在偏头疼和习惯性头疼的背后,我们一般都能发现患者压抑着愤怒或羞耻感。而另一些人,一生气就会导致癫痫发作或三叉神经痛之类的。

心灵对身体的影响方式,目前尚未完全研究清楚,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完全解释它们。精神压力对自主神经系统和非自主神经系统都有影响。只要紧张,自主神经系统就会有反应,有人会敲桌子、咬嘴唇或撕纸。紧张的人都必须做点儿什么,咬铅笔或雪茄能为他的压力提供释放渠道。这些动作告诉我们,他在这种情况下感觉有点儿应付不过来。一见陌生人就脸红、开始发抖甚至抽筋,也是同理,都是压力引起的。压力感通过非自主神经系统传遍全身,使全身进入紧张状态。其他任何情绪都是这样。但压力不会在全身均匀表现,而一说到症状,我们就仅指那些明显能看到结果的身体部位。深入观察,我们就能发现: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参与了情绪的表达,身体的表现都是身心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心身和身心的相互关系一直都很必要,因为它们是我们关注的整体的两部分。

这些证明让我们可以推出合理的结论:生活风格和相应的情绪气质,会一直影响身体的发展。如果生活风格的确在儿童早期就已成型,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经验,就能猜到和预见儿童的身体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勇敢的态度会在他的体魄上表现出结果。他的身材会长得不一般,肌肉更强韧,举止更坚定。姿势对身体的发育可能有相当大的影响,也许还能部分解释肌肉更加强韧的原因。勇敢者的面部表情也不平常,最终整个面相都变了,甚至头骨的形态都可能受到影响。

今天已经很难否认精神对大脑组织的影响了。医学上有很多案例:个体因左脑某处发生病变而丧失读写能力,但通过训练其他部分,他们又恢复了读写能力。还常发生这种事,个体因脑血管阻塞或破裂导致中风,大脑受损部位无法修复,但其他脑区会进行补偿,修复大脑的官能,器官功能得以恢复。这个事实尤其重要,有利于我们证明个体心理学应用于教育后会开拓出多么广阔的前景。如果精神能对脑组织产生这种影响,如果大脑只是心理的工具(最重要的工具,但也只是工具而已),那我们就能找到开发和改进这个工具的方法。天生有脑部缺陷的人也不必再一生难逃束缚,也许能找到改变大脑使其更能适应生活的方法。

如果心灵在错误的方向确定了错误的终点(比如,拒绝发展合作能力),就无法对脑组织的发育施加正面影响。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缺乏互动能力的儿童,没能在成长中开发出自己的智力和理解力。成年后的所有表现,都是他在生命最早的四五年里形成的生活风格的结果。我们看到眼前的结果,就能认清他对生命意义的解读、他感受这个世界的模式,所以我们能够找出是什么妨碍了他的合作能力,并帮助他纠正错误。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已经在这个方面迈出了最早的几步。

很多学者指出:身心特征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但似乎没人去研究为什么。比如克雷奇默写道,我们可以发现人格类型和人的体型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他像这样把人大体分成了几类,比如圆脸、短鼻、略胖的矮胖型,就像裘力斯·恺撒说的:“愿朕周围的人都肥胖、圆头,一觉到天明。”克雷奇默认为长成这样就会有什么样的心理特征,但他的作品没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联系。在我们周围,长成这样的人不像有生理缺陷的,其身体很适应我们的人文环境。在身体层面上,他们会感觉与别人平等。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不紧张,就算想打架也感觉能打,但他们无须把别人当作敌人,也不会认为生活充满了危险,必须战斗。有个心理学派把这种人叫“外向者”,但没有解释原因。我们觉得这种人就应该外向,因为他们身体没有毛病。

克雷奇默还描述了相反的细长型,不是弱得像小孩儿,就是高得像竹竿儿,长鼻子、椭圆脑袋。克雷奇默认为细长型的人保守、内向,如果患心理障碍,容易得的是精神分裂,也就是恺撒说的另一种人:“杨·卡修斯瘦削,面黄肌瘦,/他心思太重,这种人很危险。”也许这些人有隐疾,所以会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变得内向、悲观。也许他们会要求别人另眼相看,而一旦发现自己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就会生疑、生怨。

但我们发现,克雷奇默本人也承认,存在很多混合型,甚至矮胖型也会产生本属于细长型的心理特征。假如环境突变,在重压之下,他们也会变得胆小、沮丧,这不难理解。我们大概也能通过系统性的打击,改变儿童的行为,让他们变成跟分裂症似的。

其实只要经验够多,我们就能从一个人的各种细节表现中看出其合作能力的高低。人们其实一直在下意识地寻找这些信号。我们必须合作,它一直在催促我们;我们不是科学地而是本能地寻找这些线索,让自己在嘈杂的生活中有自己的态度。我们同样看到,每次历史大变革之前,人心早就认识到了调整的必然,并努力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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