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隐居没给我的物质生活带来什么，但却让我体验了一种垂直于地面的生活方式。
来源：《巴黎评论》
作者：弗朗西斯·奎恩（Francis Quinn）
译者：张文武 初译于2014年
本文系罗伯特·布莱专访第二部分，发表于《巴黎评论》第154期，2000年春季刊
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
【问】
你当时去过牛津之类的地方吗？
【布莱】
没有。我估计能让我外向的那些能量已经在大学时期消耗完了，我只能做回我自己了。本打算这样的日子只过一年，没想到一过就是四年。起初，我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一间小屋里度过了秋冬两季。我靠非法捕猎松鸡为生，我想像弥尔顿那样写作。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夏天，我搬到纽约，在那里度过了3年，孑然一身。「黄昏时分，客栈房间东边一角，」就像迪兰·托马斯诗里所写的那样。
我住的房子都小得很——条件好的话会带个暖炉。我立志一周至少花六天，一天至少花12小时写作。我做到了。为了维持生计，我一周会工作一天，当档案管理员或者打字员，有时候会当油漆工，穿着连体工装服随身携带着油漆工具包。当你过着法国人所谓「阁楼人生」时，你会惊讶地发现，经常有人临时出于某种本能慷慨相助。我会到某个职业介绍所找油漆工作，然后经常是中午就被人开掉了。介绍所的杰克从来都不会烦。他会对我说：被开掉算不上什么。他估计我想隐居。后来，他把布鲁克林一处大仓库内部的油漆活儿，全交给我一个人干了。每周四，我都会把一大片墙刷成蓝色，然后到下个星期四再过来，一直到完工。我不知道杰克是怎么跟客户说的。为什么工作还没做完？——不清楚啊，有些干活的伙计生病了。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挺难的。我在海军服役时因风湿热得了心脏杂音的毛病，后来我为此去做椎动脉检查，有位医生甚至试着帮我。由于条件限制，只做了一次小检查。医生跟我说，好了，没听到杂音，不过杂音可能会再出现，我会跟医院说你还有一次，这样你就可以继续来检查了。看上去你还需要再检查一次。
【问】
你试过通过写作挣钱吗？
【布莱】
要说靠写作挣钱，那几年我只靠发在《巴黎评论》创刊号上的两首诗挣过一些。有一天，我发现那时候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上面记录了那期杂志在纽约卖出的数量。
【问】
你尝试过小说吗？
【布莱】
我曾想当剧作家，写过一部名为《马丁·路德》的剧本。问题是我们家没人讨论这个。尤金·奥尼尔家里境况不好，但是他们会讨论。我在这方面，一开始就注定没戏。
如果你一周只工作一天，就没法住条件好的房子。我一度从一位女士那里转租过一处工作室，这位女士在布鲁克林大学教艺术，工作室在华盛顿广场东侧的一栋楼里，她周末的时候才会用到。她是租给我日用的，不知道我晚上还会睡在那里，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得不躲避楼下的门卫。周六晚上我睡在中央车站。那段日子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抑扬格十行诗。
【问】
是你崇拜的里查德·威尔伯（Richard Wilbur）写的那种自然诗吗？
【布莱】
不是。我当时不想写太个人的诗。因为叶芝的缘故，我那时想在诗里加入历史。我会把希腊历史或罗马历史里的事件加进去，比如，阿基米德被怠慢的士兵谋杀；我尝试让这些事件承载更大的意义。我的作品倒不会被批评为太「合时宜」。我还翻译品达（Pindar）的诗，也好不到哪儿去。
【问】
那段时间你还见过其他诗人吗？
【布莱】
当时的纽约还很闭塞。诗人们只在青年会做朗诵会。我有一两个大学时的朋友还在联系着，没再结交新的诗人朋友。有一阵子，我住在西67街南头的一间屋里，屋子是从一位画肖像的老画匠那里租的。他每日都在那里全身心作画，但换来的却是失望，因为他们再也不会把他的作品放在萨马冈帝俱乐部（Salmagundi Club）的起居室。他大概六十五岁到七十岁的样子，我二十六岁。我们会一起向西边走五六个街区，在面包店买已经放了三天的面包，然后再一起走回家。在「成功」面前，我们仿佛两个极端，一个太过年轻，一个又太过年老。
【问】
这种生活维持了多久？
【布莱】
在纽约？
【问】
是的。
【布莱】
三年。没法形容有多么古怪。我有时候会一个月都不说话。我就像个居家的和尚，只是没人管饭。还不能叫和尚。比和尚凄惶。
这样的隐居生活，对曾经入世多年的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休整。然而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在哈佛时期写的诗并不是非常出色，然而诗中特有的那种语言，却能把我们隐秘地连接在一起，人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上个月我看了看那三年收藏的一些杂志。我很惊讶，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人们所共通的那种语言。一个个词语陆续跌入巨大的黑洞。后来，我的一个好友，韩裔作家金容益（Kim Yong Ik）说，你在这首诗里使用了好几个「泪水」（tear），但你赋予这个词的意思，跟我们所有人都不一样，所以你这首诗是行不通的。他说的对。我花了多年时间，来努力重拾人们共通的语言，能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的语言。
这些隐居岁月有黑暗的一面。然而，其中也有值得深思的地方。说到底，日常很少使用的那种共通语言，为何不能丢掉呢？通常来说，它只能用在日常交际的闲谈里。在《路易·朗贝尔》（Louis Lambert）中，巴尔扎克提过一些「对抗社会潮流」的思想。小说主人公在遇到刘易斯·兰伯特时，感到一种「想要投身无限的冲动」。三年隐居没给我的物质生活带来什么，但却让我体验了一种垂直于地面的生活方式。
【问】
纽约的这段时光是怎么结束的？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
【布莱】
结束这段时光，是在我去剑桥拜访麦克利什（MacLeish）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为作家们设置了一项奖金，麦克利什推荐我去爱荷华城申请。他发现我有些憔悴，便对我说：我已经推荐你了，再找一个前辈作家推荐你，就可以搞定这个奖了。我花了六十五美元买了一辆车向西开去，中途在布卢明顿停下来，听了约翰·克罗·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的一堂演讲。他太棒了。我给他寄了一些诗，他回复道：「亲爱的布莱先生，感谢你寄来这些诗。有些我很喜欢。我觉得拿到任何地方都能发表。很多都不错。致礼，约翰·克罗·兰塞姆。」不管怎么说，他能给我回信，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
然而同时，那位作家忘了给我写推荐信；所以，当我到了爱荷华城，奖金已经与我擦肩而过。我还记得第一次开车进爱荷华城的情景，我看着那些低矮而不起眼的建筑物，不禁感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啊，竟然会让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这样伟大的诗人，屈居此地当个教书匠？来这里之前，我还以为这个城市的建筑，会像英国议会大楼或者罗浮宫那样气派。
我想找份教书的工作，他们说，如果加入作家工作室，我就能找到工作，即使我没有任职资格。我当时教的课是《大一英语》和《希腊人与圣经》。教书让我骤然间重返人群！我非常害怕，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敢站在讲桌前。我喜欢教书，但教书让我与学生交集太多了。那一年我写的诗很少。我找回了教书要用的那套语言，然而诗歌要用的那套语言却丢掉了。
【问】
那年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也在那里教书吗？
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
【布莱】
是的，他也在。他经常酗酒。有天早上，我去买牙膏，杂货店的收音机里说，约翰前一天晚上想闯进自己的公寓，被警察带走了。这所州立大学作风非常严谨。我觉得，约翰就是因为这个离开了。他曾经说，整个国家只有一个人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并且不会对他问东问西。他给明尼阿波利斯的艾伦·泰特（Allen Tate）打了电话。艾伦说，来明尼阿波利斯吧，约翰。于是，约翰就在明尼阿波利斯大学的人文社科系教了很多年书，教得很棒。菲利普·莱文（Philip Levine）写过一篇散文《我眼中的约翰·贝里曼》，收在他的《时间的面包》（The Bread of Time）中，写的是贝里曼在爱荷华教书的事情，详细描写了他讲课时候的那种高压气氛。这是关于诗人教师的文章中写得最好的一篇。
【问】
你在爱荷华待了多久？
【布莱】
我在那待了一年。1955年，我和卡萝尔·布莱（Carol Bly）结婚了，我们在哈佛和纽约相识相知。我们搬到了父亲给我留的农场里。我们在那住了25年。农场离我长大的地方有半英里。我依然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状态，跟父母住得太近会有些棘手，没工作也会带来同样的困扰。我整日整日在野外坐着。很平静。我依然热爱寂静。我把在那里写的诗歌收进了《雪夜中的寂静》（Silence in the Snowy Fields），并在1962年出版了这本诗集。我很喜欢这本书，如果我没有搬回养育我的乡村，我不可能写出那么有意思的一本书。
原文：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Bly Part 2. Time in New York
作者：Francis Quinn
译文链接：http://wenwuzhang.com/post/105439774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