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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斯文 第679期
《载飞鸣》自序两篇：似水流年“酉”里过、写作这门手艺
斯舜威
按：2017年1月，我一时心血来潮，编好了一本散文集，暂名为《载飞鸣》，一口气写了两篇自序。然而，编好书，仿佛任务已经完成，出不出书就无所谓了，居然“束之高阁”了。有点类似于王子猷（王徽之）“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载飞载鸣 语出诗经 隶书 四尺对开 斯舜威
乘兴写书，乘兴编书，兴尽而罢，何必出书。这是我的真实心境，类似的书稿还有好几部，一直在电脑里存着。一个想法是，趁年纪不算太大、脑子还不糊涂，抓紧多写一些，今后年事高了，写不动了，再整理旧书稿出版未晚。就如同“备战备荒”吧，我们小的时候就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老了，就写写字，画点画，权作修身养性，写文章、写书，就“让年轻人一头地”算了。
今天偶尔浏览旧文档，看到这两篇“序言”，觉得因为未出书而把它们“打入冷宫”，未免“亏欠”它们，就拿出来在公众号里发一下吧！
毕竟，这也是一段真实的记录。更何况，什么时候这本散文集出版了，时过境迁，是否用它们作为序言还说不定呢！
似水流年“酉”里过
——自序一
呱呱坠地就与“酉”结下不解之缘，一辈子打下“酉”的印痕，自然也定下了“酉鸡”的属相。
那是丁酉，1957年4月27日，阴历3月28日子时。
小的时候习惯于过农历生日，做身份证时也无意间误用了3月28日。这样，我的身份证就变成了公历3月28日，也就就有三个“生日”：一个公历3月28日，一个公历4月27日，一个农历3月28日。
属鸡是不是我喜欢早起的原因呢？中国人的属相是很神奇的，性格爱好、生活习惯、乃至事业成就，似乎冥冥之中真与属相有着某种关联。还有，我喜欢喝几口，量也不算小，不知道是不是也与此有关。毕竟，“酒”只不过是“酉”加了三点水而已。
历史上属鸡的名人很多，从汉武帝、唐玄宗、隋文帝、明成祖到诸葛亮，从老子、孟子、墨子到司马迁、白居易、苏东坡，我身边从事书画艺术的同肖朋友也特别多。其实，这与生肖并不会有太大关系，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属鸡的人或许格外勤奋。我一直信奉勤能补拙，一直相当勤劳、勤奋、勤勉。迄今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靠一个“勤”字换来的，否则，像我这样天资平平，比较愚钝的人，只能在东白山深处，“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当时，我自然不可能知道我出生的那一年，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受牵连的更是难以计数。中国的文人受到史无前例的打压。我长大后居然没有接受教训，依然选择做一个风险极高的文人，靠笔杆子为生，想想也是颇多感慨。
第二次遇到“酉”，是巳酉，1969年，“文革”已经到了高峰期。
这是“反右”以来更大的、灾难更深的一场政治运动。两个本命年之间“躬逢”两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政治运动灾难，也是奇数。在此之前，我已经由陈蔡“过继”到斯宅，由姓蔡改为姓斯。因为姑妈没有子嗣，加上姑父家是贫农、姑父是复员军人，而我家是“小土地出租”，为了有利于我的升学和前途，便让我“过继”到斯宅。小的时候妈妈给我算命，算命先生说“鸡窝生，鸭窝养”，似乎“过继”是命中注定的。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我坦承，我还是非常喜欢斯宅这个美丽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的，这个山村或许更有利于我的成长。考上大学时，为我的“归属”陈蔡和斯宅曾经发生小小的争执，现在好在两地已经合并成东白湖镇，变成同一个地方了。我是一个好农民，高中一毕业就回乡务农，第二年就担任生产队会计、大队农科队长，评为十折劳力。以至于考上大学时，生产队长非常可惜地说：“你这样的好劳力去读书实在太可惜了。”
转眼到了1981年，迎来了人生的第三次“酉”，辛酉。
此时整个社会也好，个人也好，可谓时来运转。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侥幸一考便中，1978年春入学，毕业则是1982年春。实际上，1981年已经修完全部功课，等待毕业分配了。
毕业前夕，系主任曾经牛气冲天地说：“全省中文系本科毕业生也就三所大学区区六个班，二三百人而已，多少文化新闻单位等着你们啊！你们都是宝贝疙瘩啊！”没想到毕业后却回到老家澧浦中学教书，这在当时是颇受打击的，现在想想，系主任的话还是非常有道理，77级大学毕业生大都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骨干人才。
当年考上大学，彻底改变了命运。初试是在母校斯民小学，数百人济济一堂，最后考上的，也就二三子而已。一个教室两位监考老师，我在第一排，有一位监考老师全场基本上站在我边上看我答题。结束后他公开对人说：“斯舜威肯定能考上。”这位老师叫杨士翰，在当时诸暨也是一位语文名师，四年后我到澧浦中学教书，恰好和他搭档教语文，他教古典部分，我教现代部分。他极本分善良，有点迂腐，写得一手赵体，分别三十多年，不知尚安康否？
大学毕业分手时，几位同窗小聚，我提出一个话题：“我们设想一下，10年后的自己将会怎么样？每人说一件有代表性的事情。”我说10年后我的第一本著作将出版了。我们那一代人，受“一本书主义”影响还是很大的。没有想到迄今我已经出了二十多本书，更没有想到出了这许多书如同不出一样，并没有多少反响。须知五十年代，刘绍棠出了3万字一本薄薄的《青枝绿叶》，立马便名满天下，而且稿费多得可以买下北京的一座四合院。不过，即便如此，书还是要写的，也要继续出的，就如同不管雏鸡，还是老鸡，都必须土里扒食一样，哪怕给鸡喂了许多食物，到了院子里，鸡照样不会好好休息，依然不停地土里扒食。这也是命定的。一位女同学说，10年后将有小孩了，是个神童。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蓝雾》是1993年出版的，勉强实现了“理想”。那位女同学自然也有了小孩，不知是否是神童。
1993年是癸酉年，也是我人生遇到的第四个“酉”。
我在澧浦中学只工作了3年，1984年6月就被抽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当时正是高考前夕，有两件事终身难忘，一是我怕耽误学生们复习，并没有告知离开学校的时间，但一到汽车站，发现两个毕业班的学生都在，在烈日下等候送行。我上车的那一刻，许多人都哭成一片，我也流眼泪了。二是在跨出校门的那一刻，门卫蔡师傅，一位和我陈蔡老家同村的没有读过几年书的老人叫住我，叮嘱道：“现在你去政府办事了，须知万里江山一点墨，心中要有老百姓啊！”尽管我明白自己只是去做一个县衙的小吏而已，哪里谈得上“万里江山”，“十里乡土”也轮不到我管辖啊！但这句话却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拂之不去。
这一年不但出版了平生第一部著作，实现了少年时就产生的梦想，而且“官运亨通”，年初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诸暨日报》社长、总编，三个月后便提升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当年或许春风得意，现在看来，真的乏善可陈，这一页很快就翻了过去。我走马上任时，碰到一位老领导，《诸暨日报》首任总编，资深县委办主任，我后来调任县委书记秘书时，他已经退居二线，但仍常常一起下乡调研，聊得比较多。他见到我，不但没有祝贺我受到重用，反而说：“老斯，你是有真才实学的，走当官的路，太可惜了。别像我这样，一事无成，到最后想退都退不回去了。”当官其实真的并非我所愿，更非所长，所以一有机会，还是转回到做报人的老行当去了。
2005年是乙酉年，第五个酉。
这一年，我调到杭州已经10年，在《美术报》工作已经9年。我就任《美术报》总编时，《美术报》一年亏损几十万，浙江日报社固然不在乎这几十万，但让一家报纸亏损，总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当时领导找我谈话时提出的要求，希望通过几年的努力“扭亏为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一点今年就可以做到。”几个月后果然扭亏为盈，当年盈利数十万，报纸的发行量了冲倒历史最高水平。我估计这个发行量，在纸媒每况愈下的情况下，注定将成为无法打破的记录。《美术报》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集团内的影响也如日中天，然而，我的总编生涯也将画上句号。盛夏的一天，我被免去总编辑职务，给了一个“正处级调研员”的虚衔，在48岁盛年就“赋闲”了。现在想来，这实际上是命运给我的最大的厚爱，让我得以悠游湖山，从容读书。我后来陆续出版的著作，极大多数得益于那一时期。
又逢丁酉。2017年，年满花甲，新的一轮开始了。除了头发白了，其他尚可，酒量尚可，饭量尚可，腿脚尚可，眼睛尚可，文笔尚可。
那就继续努力吧，权当自己是初生儿，清零，一切重头再来，依然满怀憧憬，大步向前。
丁酉、巳酉、辛酉、癸酉、乙酉、丁酉……
命运中还将会遇到几个“酉”？
不去管它，只顾一如既往生活、工作、写作。
行文至此，想到了《诗经》中的句子：
“题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
多好的句子，特别是“斯迈斯征，载飞载鸣”，不但对仗工整，语意隽永，而且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制似的。所以，特地选用“载飞鸣”作为书名，藉以寄托花甲之年的襟怀。
最后，故且以同样是今天凌晨急就的次韵黄仲则杂感作为结尾：
极爱黄仲则“百无一用是书生”句遂次韵其杂感
斯舜威
书剑幽玄学未成，羡君终究以诗鸣。
青山隐处曾留醉，白发年来不记名。
无意登高论远计，有情纵酒过浮生。
又逢丁酉闻鸡舞，却道此声非恶声。
附：黄景仁（仲则）《杂感》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按：早年读郁达夫小说，始知黄仲则名，历久未忘。爱其诗，则近年事耳。）
2017年1月12日凌晨作
写作这门手艺
——自序二
作家们容易把写作看成是非常高雅的事情，觉得文章千古事，自以为高于其他行当。其实，写作只是一门手艺而已，就如同木匠、篾匠、花匠一样。记得吴作人先生有一次参加一个画家的聚会，开场白就是：“我们手艺人”。我顿时便肃然起敬，觉得他说了大实话，了不起。
一个人活在世上总得学会一门手艺，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当农民的时候，非常羡慕手艺工匠，可以吃包饭赚现钱，东家还每天供应一包烟，比纯粹当农民强多了。当时曾经冒出念头去学木匠，因为没有合适的师傅而作罢。后来上大学读中文系，一门心思学了写作这门手艺。没有想到这门手艺是世界上最难的，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大学的，也即所谓的“77级”，如果按上大学即开始学写作算起，已经学了40年了，至今没有满师，依然是一个学徒，最多只是半折师傅，居然不能以此“吃包饭赚现钱”，想来实在惭愧。如果当初不上大学，而是真的去学木匠，3年出师，只要勤奋肯干，到现在肯定也是一位大师傅了。这几年红木家具价格飞涨，如果有生意头脑去从事红木家具制作，说不定已经发家致富。而误入写作这门行当，则只能皓首穷经，每天埋头爬格子，养家糊口尚且不易，要想发财是不可能的，只能自娱自乐。
写作这门手艺很难找到现成的师傅，没办法手把手传授，只能以自学为主。40年前学习写作，采用的是最笨的办法：每天动笔写作。首先是每天都写日记，至今已经坚持整整40年，一天不脱。而且坚信，肯定能够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能够坚持60年，甚至更久，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社会价值。一个人如实记录自己的一生，从中多少能够反映出一些社会变迁的影子。后世哪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如果感兴趣，完全可以用作研究的个案。对自己而言，哪怕没有其他成绩，就凭着数十年的日记，也有理由自以为不虚度此生。至少可以留给子孙做个纪念，让他们觉得这位前人对生活还是认真的，做事情还是执著的。此外，读书时，笔不离手，随时做一些读书札记之类。偶有所感，也写一些随笔。说得漂亮一点，就是也搞一点创作。
这种做法最大的好处是把写作当作一种生活的常态，一种每日不可或缺的功课，就如同每天都要吃饭睡觉一样，是生命的必须。活着，就必须写着。就如同书法家应该每天临帖挥毫，歌唱家应该每天吊嗓练喉，武术家应该每天活动拳脚，从事写作这门手艺，也应该每天都写点什么。并且，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心灵的愉悦，感受到生活的充实和幸福。这种做法最大的不好处是，只关注书斋的温馨，而不去过问窗外的风云变幻；只满足于雕虫小技的自我完善，而不去奢望藏之名山的千秋大业，因而难成大器。
前几天和一位友人对酌，论及一位两人都熟悉的书画家，感到他的笔墨技法功夫相当不错，但遗憾的是为生活所迫，每提笔挥毫都要想到如何将笔下之物变成现银，作品就显得低俗。写作这门手艺也是如此，如果想要靠写作本身赚钱，那么笔下的文字难免狰狞不堪。可以庆幸的是，我的写作手艺虽然学而不精，但尚未到需要以此为生的境地，完全是一种业余爱好。2007年《书法报》牵头搞全国书画媒体书法家作品展览，来电征集展品，并要求附简介。我的简介是：“业余文学爱好者，业余书法爱好者”。美术评论家陈履生先生抬举我，要将我的书法在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画》杂志上专题介绍一下，需要附上简介，我发给他的简介也是“两个业余”。这样做并非矫情，而是实情。因为把自己定位为“业余”，既比较符合实际，又可以让写作变得无功利一些（书法同样如此），从而使自己相对轻松愉悦。
在写作中享受到生活的愉悦，是我坚持写作的唯一理由。我在2007年1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6时起床，进行早上例行的‘五个一工程’：做一套八段锦，一位台湾老人教我的，半个小时，刚柔相济，运动量正好适宜；听一段班德瑞，让来自瑞士的纤尘不染、缥缈空灵的音乐，洗去昨晚残存的睡意；临一纸欧阳询，上百个小楷字，可以让身心完全沉静下来，进入与古人心性相通的境界；沏一壶乌龙茶，让来自台湾或者福建高山的湿漉漉的清香，慢慢弥漫，透入心脾；读一篇古诗文，不求记忆，但求琅琅诵读的感觉，宛若回到儿童晨读时代。然后，用一杯牛奶，几块面包，完成晨曲，揭开一天的序幕。”
在完成这一天的序幕之后，全天的主要“任务”便是读书写作。在这样的状态下读书写作，让人倍觉人生的美好。一晃十年过去了，生活的节奏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如此。
《载飞鸣》所收的文章，并非刻意而为，而是多年来陆陆续续无意间得知。或随笔，或游记，或序跋，都是真实感清的流露，也是我近年来从事写作手艺的零星结晶。实际上，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汇编成一个集子，计划出版，并写了这篇序言。后来拖了下来，这次重新梳理，删去了游览性日记及演讲稿部分，精选成册出版，愿与同好分享，更祈有教于我。这篇序，还是保留下来，
是为序。
微小编：梦野间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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