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既没有循环的观念，也没有基督教对无神论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非理性的基督之爱——不再属于世俗观念的世界，因此不再属于小说本身。它存在于天堂，存在于另一本、终究不是小说的书：新约。本文选自詹姆斯·伍德批评文集《不负责任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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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
文 | 詹姆斯·伍德
译 | 李小均
1
“耳光”的世界：大家都知道，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他那充满羞辱、蔑视、打击和轻贱的“地下室”世界。在《群魔》（1872）中，令人讨厌的革命者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拜访基里诺夫时告诉他，他杀了沙托夫；基里诺夫说：“你杀他是因为他在日内瓦吐了你一脸口水！”这时，我们知道，我们深陷蛛网密布的地下室；我们知道，这种蜘蛛心理是文学中的新东西。
我们先来看几个场景。
首先是《地下室手记》（1864）。叙事者地下室人，有一天在小酒馆挡了一个五大三粗的军官的道，被拎起来丢到一边。叙事者觉得这么随便被打发是受了羞辱，因此夜不能眠，幻想要如何报仇。军官每天都要经过涅瓦大道。叙事者就跟踪他，远远地“崇拜”他。他决定迎面走过去，等到相遇时，他（叙事者）纹丝不让。但一天天过去，就在身体相遇的刹那，他总是心虚，先让出道，看着军官大步流星地走过去。夜半醒来，他老是问自己：“为什么总是我先动摇？为什么是我不是他？”最终，他坚持不让道，两人擦肩而过时，叙事者欣喜若狂。他哼着意大利咏叹调回家，觉得雪了耻。当然，这种满足只持续了一两天。
其次是《永久的丈夫》（1870）这个漂亮的中篇。被戴了绿帽子的巴维尔·巴夫洛维奇，在妻子刚过世后来到彼得堡，他想折磨她的情人维尔查尼诺夫。他的确给维尔查尼诺夫带来了折磨，特别是因为维尔查尼诺夫摸不清他是否发现了妻子的外遇。巴维尔一再登门拜访维尔查尼诺夫，死守住秘密来调侃折磨他。他知道妻子的外遇吗？然而，以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式，复仇故事凝聚成了酸爱。结果，戴绿帽的丈夫真的爱上了妻子的前情人。巴维尔不忍心维尔查尼诺夫独生，他对他的“折磨”疯狂地摇摆于热烈崇拜的情话、低三下四的谦卑和灭绝人性的仇视之间。维尔查尼诺夫最终认定，巴维尔来彼得堡是要杀他，巴维尔来彼得堡是因为恨他，同时他也坚信，巴维尔爱他，因“恨”而生爱，“最强烈的那种爱”。在故事结束，他们最终分别时，维尔查尼诺夫伸出他的手，但巴维尔畏缩了。维尔查尼诺夫一脸坏笑骄傲地说：“要是我，要是我在这里主动向你伸出这只手……那你不妨握住！”
最后再看写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卡拉马佐夫兄弟》（1878—1881）。费多尔·巴弗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家的老爹，一个小丑、傻瓜和恶人，要去当地修道院的饭厅。他在圣洁的佐西玛长老房间已出了丑。费多尔认定他在饭厅里也要出丑。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想：“无论到哪里，我看起来老是不如人，大家都当我是小丑——那我就演小丑好了，因为你们比我还不如人。”他这样想时，记起了有人问过他为什么恨某个邻人，他的回答是：“真的，他没有对我做过任何事，但我有一次用最无耻、最肮脏的诡计陷害过他，我在陷害他时，立刻就因此恨他。”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场景中有黑色幽默一样的新奇，但那是什么东西？难道只是人物刻画，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俄罗斯的灵魂很“辽阔”，这些人物有如深渊，神秘莫测地转向。那也不只是展示司汤达在《自大狂回忆录》中所说的现代感情——“嫉妒、羡慕和无能的恨”（司汤达毕竟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世界的园丁，相较而言算是和蔼的地上人）；不只是通常所谓的怨恨。也许，在谈到新的内心世界取代旧的内心世界时，卢梭最为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新，比如，用现代虚弱的自爱和虚荣来取代美德和邪恶。因为显而易见，除了最圣洁的人物之外，骄傲及其变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洗刷不掉的习惯。那个地下室人，那个戴绿帽的丈夫以及费多尔· 卡拉马佐夫，看起来全都在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作为虚构人物，他们新颖或现代的标志是，他们不停地反复这样做。某种意义上，从理论上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志趣就是维护他们的骄傲。（我使用“理论上”一语，意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心理怪癖的兴趣不是抽象的而是哲学的兴趣；《永久的丈夫》有一整章心理阐释，标题就叫“分析”。）
当我们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典型行为，肯定就想到高傲和谦卑的古怪混合，共存于同一个人，彼此奇怪地威胁。那个地下室人，那个反资产阶级的妖鬼，时而讨人喜欢，时而愤怒尖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对手下颐指气使，充满仇恨，但对他心目中的英雄、那个强奸小孩的斯塔夫罗金，则像绵羊一样充满崇敬。斯麦尔加科夫，杀害费多尔·卡拉马佐夫的真凶，仆人，私生子，对他的养父很残暴，但在卡拉马佐夫一家人面前伪装得很谦卑。回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不但是骄傲的威胁，而且是骄傲的喜剧——尽管喜剧并非总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群魔》中最有趣的莫过于那个骄傲而虚张声势的省长，被彼得· 韦尔霍文斯基操纵的安德列·冯·连姆布克。当本省混乱加剧，他情绪失控，对客厅中的一群来客吼道：“够了！”然后走出客厅；在要走出大门时，他默默站立了几分钟，看着地毯，大声说：“换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看到，骄傲和谦卑真正为一。如果你骄傲，几乎可以肯定，你觉得自己比世上某人谦卑，因为骄傲是焦虑，不是安慰。如果你谦卑，几乎可以肯定，你觉得自己比世上某人优秀，因为谦卑是成就，不是自由；谦卑之人有办法祝贺自己，因为自己如此谦卑。不妨说，骄傲是谦卑之人的罪，谦卑是骄傲之人的罚，两种逆转都代表了自我惩罚。因此，费多尔·卡拉马佐夫进入饭厅准备作践他自己，因为他鄙视别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小说中，难以找到这种逻辑，或者说，难以找到作为明确的心理学的这种逻辑。要找到类似的东西，只有求助于那些宗教的哭泣者和咬牙切齿者，比如，圣依纳爵或克尔凯郭尔。
但费多尔走进饭厅，正如地下室人朝军官走去，正如戴绿帽的丈夫前往彼得堡，是出于另一原因：因为他需要别人来证明自己。地下室人承认了这一点；他自称是“爱反驳的人”，“不是来自自然的酥胸，而是来自反驳的怀抱”。米哈伊尔· 巴赫金认识到这种“对话”，让它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他将之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根本原理。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写道：
地下室人对几乎所有人的想法，正是或可能是别人对他的想法；他只是在别人对他有想法前先行一步……在他忏悔的所有关键时刻，他都料到别人可能怎么想他或评价他……他的忏悔中夹杂着他想象的别人的反驳。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有许多配对或替身，一个人围绕另一个人转，相互致命地依赖：彼得· 韦尔霍文斯基和斯塔夫罗金，拉斯柯尔尼科夫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加科夫，维尔查尼诺夫和巴维尔· 帕维罗维奇。就费多尔的情况而言，或许正如疯狂的自大狂一样，他人似乎都变成了自己。他不喜欢邻人，因为他费多尔做了一件事：“我有一次用最无耻、最肮脏的诡计陷害过他，我在陷害他时，立刻就因此恨他。”显然，费多尔渴望——无论如何隐藏最初的宗教感情——惩罚自己，因为他仇恨自己。但由于别人与自己是一体，他就靠惩罚别人来惩罚自己，靠仇恨别人来仇恨自己。
这导致西西弗斯式的行为反复。自我惩罚意味着不停地被迫重演丑行，因为自我惩罚与作恶没有区别。作恶之罪，变成对作恶之罚，每次作恶，作为愤怒的行为，只是重新豁开伤口。显然，费多尔·卡拉马佐夫没有办法停止对邻人作恶，因为他不可能对邻人有温暖的好感。他本该喜欢自己，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做不到。
尽管完全不带宗教色彩的巴赫金的洞见非常深刻，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赞赏的心理学，真正引人注意的，肯定在于那些与人情相通的理论话语，尽管充满世俗的智慧，但最终只能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他的人物，即使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如费多尔·卡拉马佐夫，也生活在宗教世界的斑驳阴影中。他们是有史以来被创造出的无意识动机和有意识面具的最复杂、现代和世俗的集合。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动机，无一不能在福音使者中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谦卑的骄傲和骄傲的谦卑（如玛利亚）。他们为了惩罚自己而作恶，预先知道会这么做（如彼得）。他们为了确信而怀疑（如托马斯）。他们为了爱而背叛（如彼得和犹大）。
只有和最终变成忏悔、揭示自我和寻求认识的努力时，他们的行为才可以被理解。我们立刻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个细节。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伊凡诺娃牵住他的情人格露莘卡的手开始亲吻，卡捷琳娜对格露莘卡赞不绝口，格露莘卡像沉浸在对她的赞美之中，她也握住卡捷琳娜的手像是要亲吻——但她却突然放下说：“你会记住——你吻过我的手，我没有吻你的手。”卡捷琳娜立即骂她是荡妇，把她赶出家门。即使看过所有“心理学”解释，即使钻透了所有辩证法通道，仍有一个问题顽固难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多此一举？格露莘卡像是想自我毁灭。唯一的解释是宗教的理由。格露莘卡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人物一样想要寻求认识，即便她没有意识到这点。她想通过肮脏和卑贱来显示自己，显示自己多么可恨、骄傲、痛苦、渺小。她想忏悔，想被骂成荡妇。真的，地下室人渴望的不是报复，只是向军官显示自己。因为，毕竟，让人知道你怎么想他们，也是让他们知道你怎么想自己。在这关键时刻，世俗的心理学和神秘的宗教相遇。陀思妥耶夫斯基耗尽了晚年心血写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恰恰关心的是，心理学解释在古怪而极端的宗教动机面前多么脆弱。
2
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恢弘壮阔。最后一卷从1871年写起，时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四年海外漂泊回到俄罗斯。弗兰克迅速回顾了他的早岁生涯：19世纪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卷入激进运动和乌托邦社会主义，导致他在1849年被捕和在彼得与保罗要塞的行刑虚惊（显然是沙皇开的小小玩笑）；从1850年到1854年，作为惩罚和奴役他被流放西伯利亚：写作《地下室手记》和《罪与罚》（1866）；在一个月内对速记员安娜· 格里戈里耶夫娜口述完《赌徒》，然后在1867年娶了她为妻。弗兰克重复前面四卷强调过的重点，西伯利亚的四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里占据中心地位。毫无疑问，他不是无神论者——别林斯基多年前说过，只要提起基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表情立变，“就像要哭”——在西伯利亚，他虔诚地阅读福音书。四年来，他枕边都放着一本新约。在监狱，他觉得他发现了俄罗斯农民的本质，这种知识为他后来的宗教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提供了资源。他多年后宣布，这个俄罗斯罪人知道自己犯了错，但欧洲对他的罪波澜不惊，事实上认为是理所当然。“我认为，俄罗斯人民最主要和最基本的需求是受难，不断的受难，难以满足渴求的受难。”但俄罗斯对于自我恢复的渴望“总是强于先前自弃自毁的冲动。”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被控谋杀父亲，面临二十年的劳役，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在狱中对弟弟阿辽沙说：“对于一个囚犯来说，没有上帝是不可能的……那么，从大地的深处，我们，我们这些地下室人，将开始唱一出悲歌，歌颂上帝。只有上帝那里才有快乐。向上帝和他的快乐致敬！我爱上帝。”
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年轻他许多的妻子回到俄罗斯。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变了，那么俄罗斯也变了。十年前，农奴获得了解放，俄罗斯的激进思潮——在60年代赓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性利己主义”，剧变为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的无情的暴力革命论（涅恰耶夫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正变得温柔而宽广。但是，政治思想仍然分裂：有普遍保守的亲斯拉夫派，也有更激进的西化派；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认为俄罗斯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有屠格涅夫那样的人，认为欧洲是照亮落后民族的明灯。
但在他生命的这最后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俄罗斯的激进主义不仅是世俗的西化的激进主义，其中有新的成分，尽管不是严格的基督教的成分，但似乎有对某些基督教的价值观的同情。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没有正统的信仰，但愿意悬浮在宗教的灯油里。比如，一些民粹主义者开始把俄罗斯的农民生活方式看成独特的珍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虽保守，但绝不僵硬，对这些新的基督教化的激进主义者，他不会自动挞伐。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一些民粹主义者开始梦想将社会沿着基督教的价值观——爱、仁慈和无私——转化。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相当愉悦的。或许，他一度相信了社会主义的末世论，建立一个可以把握的尘世乌托邦。但他阅读福音书后，他转而相信社会主义是一种亵渎，是泥足于大地对无比神圣的使命的世俗模仿。社会主义“也是基督教，只不过它认为靠理性就能成功”，他在19世纪70年代初的日记中写道。基督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戈尔在此殊途同归——不是合理的。它也许是一种疯狂。它的存在不是靠理性的面包，而是靠信仰的酵母。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真正的基督教的转化，在时间终结时才发生，但不是靠人的意志。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真正的基督徒会对他的兄弟说：“我必与兄弟共享我之所有，我必给他一切关照。”但“公社主义者”只“想报复社会，但却声称诉诸于更高的目标”。
那些不熟悉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前四卷的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多么虔诚。在他死后，妻子安娜谦卑地删除了他在给她的信中表达的爱欲。他的作品中总有受难孩子的描写，从中足以推断他是慈爱的父亲。相比之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对他很崇拜）的小说中用了类似的方式描写孩子，但却抛妻弃子。1878年，当他们三岁的儿子阿列克谢（阿辽沙）死于癫痫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大为悲痛。弗兰克对他们悲痛的书写读来催人泪下。他们不愿回到儿子死时住的公寓。安娜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阿辽沙的死彻底摧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爱阿辽沙，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用几乎是病态的爱。”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然，公开承认的主角是神圣的阿辽沙（阿列克谢的爱称），伊凡痛到麻木的伟大意象就是那个受难的孩子。
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起来已垮掉。几年前，在1873年，当他成为《公民》周刊的编辑，二十三岁的同事瓦瓦拉·铁莫菲耶娃形容陀思妥耶夫斯基：“脸色很苍白，是那种带点蜡黄的不健康的苍白，看起来很疲惫，也许是病了……面容忧郁憔悴，像蒙着一层网，像面部紧绷的肌肉一动后显露出的不寻常的表情阴影。”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瓦瓦拉：“敌基督已诞生……就要来临。”他提到了福音书：“那么痛苦，但然后——那么辉煌……不能拿尘世的任何幸福来比拟！”
弗兰克书写的这最后十年真正是一个不属于尘世的故事，因为这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变成了社会“预言家”。在发表《卡拉马佐夫兄弟》前（这部小说在月刊上连载时，“风靡俄罗斯文学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人知的是《作家手记》，每月发表十六页，其中收录了短篇、论辩、对批评的回应，在刊物上发表的关于俄罗斯新闻（如最近引起轰动的案件）的评论。在手记中，他形成了与日俱增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把俄罗斯看成弥赛亚，团结所有的斯拉夫人拯救全世界，将这种拯救看成是走向全人类和解的序曲，所有人都活在基督的关爱下，而基督的真正存活，只有依靠真正的宗教——东正教。在手记中，充满了狂热的反欧洲主义、反天主教主义和反犹主义。
但是，尽管这样，政治拯救的实践变得越来越缥缈——更加具有宗教色彩。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溺于关于俄罗斯的论争，他的政治观点渐渐淡入基督神学的迷雾。他反复写信告诉喜欢争论的人，要回到基督，要祈祷，要互爱，要宽恕。他开始深思吉洪·佐东斯基的人生教义，这个18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圣徒，影响了他在最后一部小说中对佐西玛长老的描写。用弗兰克的话说，佐东斯基教导“人类应该感恩存在诱惑、不幸和受难，因为只有通过这些，人类才能逐渐认识到灵魂中的恶”。（弗兰克合理地推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将这些话当成对他自小就着迷的约伯之问的回答。）内心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在准备他最后一部伟大小说，其中，他动人地主张宗教转化。1879年，为了庆祝他五十八岁的生日，安娜送给他照相复制的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像。安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许多次，我看见他在书房，站在圣母像前陷入沉思，没有听到我进来。”
3
《卡拉马佐夫兄弟》因其“对话性”，象征着基督教的长篇劝诫。在《群魔》中，社会主义革命者希加廖夫宣布了他的社会变革计划。在我们听来，这是奥威尔笔下的梦魇。百分之十的人拥有无限的自由和权力，统治剩余的百分之九十。不幸者必须放弃他们的个性，转化为相同的牲畜。当然，彼得· 韦尔霍文斯基感叹希加廖夫“发明了平等”，“每个人属于所有其他人，所有人也属于每个人。大家都是奴隶，在奴役上是平等的。”对这种恐怖观念，《卡拉马佐夫兄弟》用几乎相同的语言反复提出了一种真正的基督教平等观（约瑟夫·弗兰克无所不读，却奇怪地忽视了这种相似性）：佐西玛长老告诉其他修士，他们“在所有人面前认罪，他们代表所有人和为了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有罪”。后来在小说中，当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被误控为凶手，他甘当了替罪羊。他说，他接受惩罚，因为他想杀父亲，或许真的杀了父亲，因此愿意“在所有人前认罪”。希加廖夫原始共产主义的强制奴役和强制平等已让位给基督教忏悔的主动奴役和狂喜平等。
当然，《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关于动荡和激情的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故事。这个小地主家庭生活在以修道院为中心的贫穷小镇。费多尔这个惹人恨的家长在家中遇害。嫌疑落在德米特里身上，因为他在事发现场，出来时满身血污，身上明显多了三千卢布。但正如我们在小说后面会发现，杀害费多尔的真凶是他不信神的鬼鬼祟祟的仆人斯麦尔加科夫；这是一个恶人。但是，卡拉马佐夫三兄弟，德米特里、伊凡和阿辽沙，都想过要杀父亲。德米特里攻击过费多尔，几次扬言要杀了他。伊凡是一个无神论者，认为在一个没有上帝和不朽的世界，“一切都是允许的”；当他碰到杀人的斯麦尔加科夫时，他说他要离家避一阵，像是要掩盖杀父的凶行；当然，斯麦尔加科夫将伊凡的话当成正式的同意。甚至神圣的阿辽沙，尽管一直在修道院修行，也承认他想过谋杀父亲。
这本小说像《麦克白》一样探讨了这个感觉，想象一种犯罪就是犯了这种罪。毕竟，在听到女巫预言的那一刻，麦克白就被改变，一切都改变了——正如莎士比亚所写，他的心里“爬满了毒蝎”。两部艺术作品都活在基督那不公甚至讨厌的劝诫的阴影中：带着淫心看妇人，就等于犯了淫罪。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人物，在他们头脑发热决定将观念转化为行动时，行为就如那些听到了基督劝诫的人，深信它，但也极力逃避它。《群魔》似乎得出这个结论，事实上正如佐西玛长老所说，在所有人面前，所有人都有罪。德米特里，这个堕落而高贵、迷恋基督的人，像罪人一样渴望皈依，认下杀父罪名，尽管他坦言他实际并没有犯罪，但他愿意受罚。
但是，有些人会不会比其他人更有罪？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定地相信，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没有不朽的信念，就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人的世俗行为。没有上帝，一切都被允许。这是一个显然有毛病的结论，因为看一眼世界史就知道，正是有了上帝，一切才被允许。（十字军东征、宗教审判、火刑、战争、基督教的反犹主义等等）。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 吉本（Eduard Gibbon）有一个著名的说法，结论可能恰恰相反，没有宗教的世界也许更甜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写了一本小说《罪与罚》，证明没有了福音一个人可能会犯什么错；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再次重申观点。尽管德米特里和阿辽沙想象过杀父，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罪”，但正是无神论者斯麦尔加科夫，借助无神论者伊凡的教导，“没有上帝，一切被允许”，杀害了老卡拉马佐夫。斯麦尔加科夫才真正是伊凡扭曲的替身。伊凡有自己的高贵，应该不会杀自己的父亲，但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观念的确借斯麦尔加科夫的手杀了人。观念是杀手。无神论的确在杀人。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本对观念又爱又怕之书。我认为，它最终提出了一个超越观念的宁静世界：天堂。在最著名的那一章，伊凡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最能看清这点。就在他对信徒阿辽沙讲这个故事之前，伊凡攻击上帝允许存在一个儿童受难的世界。伊凡虽是无神论者，但他站的位置靠近信仰；他差不多是个信徒，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崇拜他。在这样一个人身上，不信很接近于信仰，正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其他人物身上，爱接近于恨，罚接近于罪，丑行接近于忏悔。伊凡说，宗教告诉我们，在未来的天堂，羊羔将与狮子共眠，我们将和谐共处。但“若每个人必须受难，用以买到永恒的和谐，请告诉我孩子与之有何关系……为何要把他们也抛在这堆火葬柴堆上，化成肥料浇灌某人未来的和谐？”他继续说：“我绝对放弃一切更高的和谐。它不值得用受折磨孩子的一滴眼泪去换取。他们和谐的报价太高；我们付不起那么多入场费。因此，我匆忙退掉我的门票。”
他说服阿辽沙这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有人能够建立“人类命运的大厦，旨在使人们最终幸福，最终给他们和平安宁，前提是你必须不可避免地折磨一个小孩……将你的大厦建立在她没有回报的眼泪之上——你会同意做那样一个有资格限制的建筑师吗？”阿辽沙说他不会。但阿辽沙也说，基督能够“原谅一切，宽恕一切和为了一切”。
对此，伊凡的回答就是宗教大法官传奇这著名的一章。这一章和上一章都值得尊重。在这里，文风刚烈威严，视野恢弘，洋溢着生命，如圣经般的写作。真的，这是令人流连忘返的文字。在这一章中，基督受到谴责，因为他允许人太多的自由。人不想自由，大法官对基督说，人怕自由。事实上，他们想趴在偶像脚下，臣服。他们不想自由地活着选择善或恶，选择怀疑或信仰。
在这两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发起了有史以来最有力的进攻，攻击自然神学（正式的术语，用以指代在一个邪恶和受难的世界中为上帝之善辩护的努力）。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挑战了自然神学的两个主要因素：第一，我们在大地上神秘受难，但在天堂会得到回报；第二，邪恶存在是因为自由存在——我们必须自由行善或作恶，相信上帝或不信上帝。任何其他的存在就如机器人一样无法想象。在这种机制下，希特勒必须“被允许”存在，因为我们必须自由发挥人的可能性，无论善恶。对第一点的反驳，伊凡说，未来的和谐不值得用现在的眼泪去换取。对第二点的反驳——在我看来事实上更加致命——伊凡问：“为什么上帝那么自信人就想要自由？自由有什么好？”毕竟——虽然伊凡没有明说，但他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可能还是不很自由，即便上了天堂，即便天堂听上去像个好地方。因此，为什么我们在大地上全都要如此愤怒和恐怖地想要自由？如果天堂里没有希特勒，为什么大地上需有希特勒？
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发明这些反驳。它们如叛逆一样古老。而且，他知道自然神学已不能充分回应这些敌对思想。他只是在反宗教写作的历史中赋予它们最有力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读者认为，这本小说逃不过这几页的影响；给予反基督教的论点那么强大的力度，基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写出的不是一本基督教小说，而是在无意识间写出了一本无神论小说。比如，哲人列夫·舍斯托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具有正统思想，但却被怀疑败坏，以至于当他开始想象怀疑者伊凡时，他不由自主地给他的活力和魅力，远胜圣洁温和的阿辽沙。与舍斯托夫有同样想法的人认为，即便小说最终证明无神论是有害的思想，因为它杀死了费多尔，但伊凡的攻击已让宗教元气大伤，不能充分做出回应。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想回应伊凡的攻击。他担心佐西玛长老和阿辽沙不是他在给一个编辑的信中所说的对小说中“负面”（如无神论）的“充分回答”。那么，对伊凡的攻击可能有回答吗？阿辽沙说出了任何基督徒肯定会说的话，基督宽恕我们所有人，基督为我们受难是为了我们不受难，我们不知道世界为何要这样。依靠我们的信仰，我们会发现这种充分或不充分的回答。
但这小说以其特别的方式把一个深入的观点奉为神圣——我认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图。这个深入的观点就是，伊凡的观念不能被其他观念驳斥。在辩论中，在“对话”中，没有办法击败伊凡，没有办法与伊凡相提并论，阿辽沙甚至没有真正一试。在伊凡讲完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之后，他只是亲吻了他的哥哥。小说似乎在说，我们唯一能驳斥伊凡观念的方式，是坚持认为基督不是观念。社会主义是观念，因为它是“合理的”；无神论也是观念，因为它也是“合理的”；但基督教不是观念，因为它很不合理——正如克尔凯戈尔所说它“疯狂”。但痛苦的是，那唯一的世界——在其中，基督不是一个观念，而是纯粹的知识——是天堂。在大地上，我们全都堕落，我们在观念前堕落，我们只有观念；在观念的操场上，基督总是被轻蔑地对待，就像踢皮球一样。
但基督不是一个观念。可以肯定，这是唯一的解释德米特里从思想上看来无意义的行为的方法——他没有杀人但却愿意为所有人、当着所有人受罪；解释佐西玛长老的忠告，我们应该要求“哪怕是鸟儿”的宽恕；解释阿辽沙最后结束全书的话，谈到复活为何的确存在：“当然我们将站起来，当然我们会看到，高兴地、幸福地告诉彼此所有那一切！”这些想法真的是从观念的悬崖上掉落，掉入不合逻辑的、美丽的、绝望劝诫的世界。信仰窒息了知识。这种交换——用非理性的基督教交换理性的无神论——最终意味着，小说中不可能有“对话”，无论是巴赫金说的那种对话，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迫切希望的那种对话。小说中既没有循环的观念，也没有基督教对无神论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非理性的基督之爱——不再属于世俗观念的世界，因此不再属于小说本身。它存在于天堂，存在于另一本、终究不是小说的书：新约。
James Wood
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1965— ），英国批评家、散文家、小说家，曾任《卫报》首席文学批评家、《新共和》资深编辑，现为《纽约客》专栏作家、哈佛大学文学教授，著有《断脉》（1999）、《忤逆上帝之书》（2004）、《不负责任的自我》（2004）、《小说机杼》（2009）、《私货》（2013）、《最接近生活的事物》（2015）。
《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是詹姆斯·伍德的第二部文学批评集，曾入围“美国图书评论奖”，这本书再次确认了他的卓越，证明了他不仅是现当代小说的敏锐判官，还是高明的鉴赏者。
在这本文学批评集中，伍德通过对当代炙手可热的欧美纯文学作品的评点，饶有趣味地讨论了“文学与笑和喜剧”这个很少有人触及却颇具价值的文学命题。
在这24篇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文章里，他举重若轻地将文学经典和文学现场联系起来，既折射了他对文学经典的百科全书式的理解，也反映了他对最受热议的当红作家——如弗兰岑、品钦、拉什迪、德里罗、奈保尔、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和汤姆·沃尔夫——同样迫切且不无见地的看法。
本书收录了詹姆斯那篇攻击“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从而引起争议的著名檄文。对于任何关心现代小说的读者来说，《不负责任的自我》都是必读之物。
同时身为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詹姆斯·伍德，其文学批评几乎完全摆脱了学院派“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他更多地是以一个创作者和专家读者的角度，演示如何成为一个眼光毒辣的专家级读者，如何避开写作的重重雷区，成为一个成熟的创作者。因此，自其第一部文学批评集问世以来，近16年来始终为全世界新锐作家、文学批评者、文学爱好者所信任和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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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河都做了哪些好书 | 年度总结
编辑 |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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