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呀，这里是乡村笔记。
今天，想和你讲一些底层人物、读书人与诗人的故事。
01 底层人物：有自尊的生活，在街头摆摊
疫情下的许多人都待在家里，偶尔去一趟村口的小卖部都会被盯贼一样严防死守。而有一些人，自己选择“无家可归”，成为繁华城市那偏远街区角落里的一部分，一生在人行道上度过。
比如《人行道王国》里的非裔、亚裔图书摊贩。
想象这样一种场景：
距离大都市有几十公里的小镇路口，终于看见太阳、接触新鲜空气的你，闻到了煎饼的葱香，看见菜摊的琳琅，和冬日里地铁站外大妈手臂上的围巾绒毛擦过。
路边的人熟得能直接叫出姓名，牛奶和咖啡的香气混杂。
如果把煎饼换成炸鸡，菜摊换成书摊，那么这样的场景在《人行道王国》中的格林尼治村也是成立的。
现在的格林尼治村
格林尼治村据说是艺术工作者的理想去处，公寓里大多居住着中上层美国白人，整个街区从咖啡屋、酒吧、小型书店，到价钱便宜的小餐馆、电影院、各式音乐吧，应有尽有。
但在大道上、街道拐角处，却生活着一批不太寻常的住户：书贩。
他们大多是越战退伍老兵，或有过偷窃犯罪经历、酗酒、吸毒的人，没有钱租住公寓，便寻找所有能找到的地方睡觉：
公园长椅，阁楼地下室杂物间，或者街道墙脚边的硬地板。
虽然不远处就有每晚8美元的舒适旅馆可以洗澡、睡觉，但他们说：一日无家可归，终日无家可归。睡惯了十年硬地板的人，哪怕有人给他一张床垫也不睡。
可以说，那是一种自尊。“街头生活”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通过这种选择，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正当地、体面地去谋生。这种不属于正式经济体系里的工作，是他们认为自己还有希望的核心。
“至少我可以说这钱是我自己赚来的，我有底气挺胸抬头……人们不仅为他人扮演导师，也扮演着经济角色，让他们能够满足自己的爱好和日常需求，而无需抢劫或伤害任何人。”
早晨五点或六点，他们趁天还没亮时去垃圾分类处拾荒，拿走那些较为完整、甚至没有拆封过的书籍，搬着自己的大桌子去摆摊卖书，一天十二小时的工作能赚大约80-100美元。
在这种被称为“非正式社会”的街头生活中，他们和大学教授、书店老板、议会议员、快递员、爵士评论家和蓝领工人等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接触，并且努力通过工作来获得尊重，摆脱族裔歧视。
在街头有一份稳定的非正式工作和交际圈子，让一些人戒掉了毒瘾，有人修补了家庭关系，甚至去考GED（美国普通教育发展文凭）以获得更好的工作。
《人行道王国》的作者邓奈尔亲身参与到这些书贩的生活中去，他邀请书贩哈基姆到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社会学系，共同为本科生授课。
当警察滥用执法权威胁非裔书贩时，邓奈尔帮忙朋友看摊，一手拿着一本法律册子，跟总警司硬刚。
书里也描绘了许多不尽如人意——十分糟糕的现象，比如为了彰显存在感的警察经常会趁书贩去上厕所时，把他们的东西全都扔进垃圾车而不提供理由；
即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书贩，也会因为肤色而被街区住户认为有威胁、被警察驱赶；
政府不为这些没有生活保障的人提供就业培训等福利，而是根据所谓社会学家和政策专家的建议，限制书贩在人行道上的空间，压缩其生存条件；
当一个白人家庭来到街区，把整条街都占用来摆摊卖圣诞树时，村委员会予以许可，而居民们纷纷把闲置的房间借给他们。
这是一本都市底层人物的民族志，在展现生活之外，它还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即使经历过再多不公、挫折、失败的底层人物，也有自己对人生可能性的努力。
02 此生未完成：30岁的人生，还有什么理想？
有些人如凤凰还巢，再远的飞行都要着陆，再长的旅行都会回家。
她在生死的临界点上来回辗转奋战，在最后的时光，她留给读者的是一段抗癌日记、故乡的回忆，和山东老家的一片没能亲眼看到的能源林。
她是《此生未完成》的作者，曾是一位海归博士、青年讲师，两位老人的女儿，一个大学副教授的妻子，和一个孩子的母亲。
她的生命定格在了2011年，32岁。
在作者自己看来，自己是个十足的幸运儿：出身鲁西南小乡村，一路拼命生长，到上海读大学、辞职读研、北欧留学，相伴十五年的男朋友成为丈夫。
在自我调侃里，她经常用到的是“草根”、“百无一用是书生”，读了太多书却没能践行好生活，但读书人，不能失了“社会的脊梁”。
大灾大难面前，所有的人都不过是想要努力活下去的“小人物”，拼搏挣扎。在书中的“为啥是我得癌症的非学术报告”中，她依旧以乐观的语调分析着：
长期晚于凌晨一点睡觉的熬夜、山珍海味、习惯在任务期限前两周加班突击、生活环境的污染，让自己在刚过三十岁的年纪患上了癌症。
全身骨转移。晚期。
在最后五个月里，她在博客上写作日记。这些文字不是一个关于都市养生、早睡早起的人生大道理，而是一个关于人间理想、关于“活着”这件事的回答。
“写这些文字，哪怕有一个人受益，我也会觉得，自己还有点价值。”
她说，在这个很忙的时代，每个人都很忙很忙，会有人和你谈股票，有人和你谈利率谈房价谈买车，有人和你谈化妆品美食，还会有人和你谈情说爱，但不会有人和你谈哲学、人生。
她努力用轻松的笔法写，在全身疼到稍微砰一下就会昏死过去、翻个身需要花四十分钟的病痛期间，除了疼之外，那种可以穿着大红花色棉袄安静躺在床上，安稳的小日子也很爽。
这或许是很“俗气”的领悟，但医生说，她当时经历的痛是足以把一般人活活痛死的。
“有太多的计划要完成，有太多的事情要应付。透过生死，你会觉得名权利情都很虚无，说穿了，无非是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一样是不辛苦的，却没有一样可以带走。”
《名利场》里的贝姬·夏普说过：“如果我有5000英磅，我也会是一个好女人。”也有人说即使没有5000英镑，她依然是。
她在每日提竹竿打蜻蜓、拿西瓜皮打仗的童年里长大，住在运河边上的青石街竹竿巷，经常翻折殡丧铺子的白纸花来贴补家用。
胸前有个刀疤、新中国成立前呼风唤雨的商会会长和抗日军官的姥爷，教她背列女传和三字经；用镊子挑鱼刺、几分几毛地从菜钱里为她攒嫁妆的姥姥，很小心地跟她说不用麻烦把自己带到上海生活了，把相片带去就行。
但是直到完成学业回国，她也没能回去见得上两个老人的坟一面。
“我执著地相信，我能带她来上海住，给她枫斗，给她钙镁片，给她大房子，给她曾外孙，给她所能想到的幸福。我执著地相信，我有能力把她变成个幸福的老太太……一个人能享受多少呢？盖浇饭和鲍鱼都只能顶一个下午，就会饿的。”
那所有人都知道、但所有人也都在回避的一句话，是：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
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买双鞋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来源：山东商报
她相信“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在挪威学习环境经济，凌晨四点起床送报纸，攒钱带妈妈来挪威，对着郁郁葱葱的森林说：我们把挪威森林搬回去吧！
在她的理想中，可以在自己的山东老家也做一个能源林的项目，助力绿化、可再生能源研究、山区脱贫。
后来，她的妈妈带着这个理想独自来到了山东济宁曲阜九仙山。采购树苗、栽培树种，完成了能源林基地建设后又继续在一块块荒地上育苗种树。
书中那未完成的“此生”，仿佛在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着。
03 我坦言历经沧桑：一辈子建设的理想
如果说到以家为原点开始的理想、生死哲学，也曾有这样一个诗人，他在不同大洲、国度之间漂泊，体验许多不同人的生活，描绘时代的烈火和黑暗。
“他离死亡比哲学更近，离痛苦比才智更近，离鲜血比墨水更近。”
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被称为“二十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他在智利南部乡村度过了童年，也在那里写出了人生的第一首诗。
出生于铁路司机家庭的聂鲁达，似乎生来便有种要走诗人之路的觉悟。
家乡那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绵绵阴雨、洪水地震和火山之下的劳作、森林田间各种漂亮的鸟类和昆虫，以及脚下那片美洲开拓者与印第安人血战的土地，都在《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的回忆中勾画出物质贫穷而精神充满好奇的生活。
聂鲁达相信，诗歌是有力量的，比如曾在一场制止斗殴的争斗中，强壮的拳击手在他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因为那人和女朋友是念着他的诗恋爱的；
比如曾经在1960年击落美国间谍侦察机的两个前苏联炮手，被记者问到读什么书时，说：俄国诗人普希金和智利诗人聂鲁达是他们最喜欢的。
远离家乡去圣地亚哥读大学，聂鲁达最为看重的是那身黑色的诗人服。因为穷而忍饥挨饿的日子被简单带过，即便他的诗人同学因吃食少而直接送了命。
完成第一本诗集《夕照》时，为了支付印刷费他把父亲送的钟和家具拿去典当铺，然后是黑色诗人服。
或许是从小就和铁路、工人、采矿、农夫等打交道，他在诗里透露着对所有小人物和底层人民的热情：
“在烈日下炽热的硝石矿层上，一名男子从一条狭窄的坑道上来，如同从地狱中出来一般……他眼睛炯炯有神地对我说：‘兄弟，我早就认识你了。’”
金合欢和繁花满枝的苹果树
月桂树的浓香和波耳多树的幽香
连火车站的名字也带着植物、蜂蜜的含义
人们一辈子谈的都是继续建设的事情
对聂鲁达来说，家乡的荒野和原始森林在创作中不可代替地竖立起一片风景。骑着马走过黏土小径，走过曲折的急弯，“生活变得更高远、更开阔了”。
所以他也怀抱着对和平的理想奔走世界，写下：我于是相信不管我们是什么，不管我们现在什么样子，大地的过去总会开花。只有大地长存不息，不改它的本质。
或许，如聂鲁达最著名的诗集所写，所有在别人看来或自己定义的“小人物”，都“像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
图/来源网络
文/刘恩保
编辑/刘恩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