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中伦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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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试读：
Letter 1
M，两年前的某个夜晚，我躺在学校的天窗底下，看夜空——那么美，多希望你能看到。那是一个镂空屋顶，四周随时间变换颜色。中央则是黑夜，没有点缀，鱼贯而入，静谧无声。这是我喜欢的地方。庄严，直白，坦诚面对黑夜而非自欺欺人。我想，你也一定会喜欢。
在此之前，我躺在宿舍的懒人沙发上听CD，自己刻的，有沙沙声。懒人沙发，我叫它“猪头”，因为它宽大又肥胖。我在黑色星期五的梅西百货里买的，半价，长队里头，美国人摩拳擦掌。它到宿舍的那天，我在上面蹦来蹦去。停下以后，我想起妈妈。家里的懒人沙发上，她也曾蹬着小腿。“真舒服！”她说。后来，“猪头”破了口，棉花一块一块滚出来。我企图用透明胶带封住它，如同弥补许多无可救药的事。一年之后我将“猪头”卖了。可如今我时常想起它。
听CD之前，我吃饭很多，睡眠很长。有时我想写些东西，或是与你说话，可冲动都稍纵即逝。现代人的生活里，什么不是缥缈的？意义消亡的年代里，旧神死了，新神未立。人被夹在虚空中，左顾右盼，看到的却全是自我的投影。世界是怎样的？他人在过怎样的生活？不重要。重要的是吃饱喝足，睡眠安稳。在此之前几天，我去村边的理发店，那里因荒凉而价格一降再降。老板没生意的时候，就坐着抽烟。他忧郁，少言寡语，发型是摇滚时代的猫王式样，鬓角留长，前额油亮。理发店墙上，贴满七十年代海报，破了，有灰。“理发店开了二十二年，而我1973年就从纽约搬来洛杉矶。”他告诉我，不动声色，仿佛漫长历史因它如今落魄而不值一提。“纽约人比洛杉矶人好，也热情。”他说。他还说，“奥巴马是有史以来最差的总统。布什好，里根好，尼克松好。他们也是你们中国的好朋友。”我说，“我的教授不这么觉得。”他说，“富人教授。让他过来，我们辩论。”我问他，“怀念七十年代吗？”他说，“嗯。那时经济好，和平。”我又问，“冷战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电动剃刀，年久失修，噪音下他没有听清我的问题。他又重复一遍，奥巴马是最差的总统。他还说，他有个孙子，是军人，两年前殉职。
我来天窗底下，寻找一个答案。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将来要走怎样的路？大三了，朋友都已各寻出路，这当然是焦虑的原因。可我隐约感觉，有更深的不安在其中，仿佛之前所过的生活皆是幻景，一座魔山——若对身边人一无所知，如何知道自己的位置？若对世界缺乏经验和好奇，怎能说自己是智性的？此刻，远处响起派对声音。一对情侣路过。他们拥吻时掀开衣服，女孩露出半截黑色胸罩。而变幻的天窗四周，紫色终于开始消融黑夜。我忽然充满感受世界的冲动。我开始觉得，或许答案就在这里，在天窗下，在人群中，而我无法再视之不见。此刻，此刻就应起身去找它。
回去
的路上，我想，明年，不上学了，回去，做一个理发师。二世纪通俗戏剧的结尾，圣女德克拉跑出城，追上使徒保罗。德克拉说：“我要剪下我的头发，追随你，无论你去哪里。”保罗说：“这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年代，而你如此美丽。”如今，我也想像德克拉一样，做哪怕一件正确的事情。这个夜晚，我决定逃出城外。或者，也可以说，决定回来。L回去1
妈妈走之前一年，有一天，她身体虚弱。她把我叫到床边，对我说：“妈妈很可能快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阿公阿婆。”“不会的，不会的。”我摇头，不看她。
她说：“你得接受它。”
一年以后，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分钟里，我们全家人围坐在她身边。我握住她右手，爸爸握住她左手。我目视她的呼吸一点点黯淡。人在弥留之际，意识已经消失，灵魂飞向天际，唤不醒了。我跟她说家常话，说往昔快乐的日子。她没有反应。我知道，为时已晚。可我还有承诺没有讲。
我俯身告诉她：“妈妈，我向你保证，我一定照顾好自己，照顾好阿公阿婆和爸爸，对他们好。”
那个瞬间，神启般的，她动了嘴唇——我知道，那是妈妈在答应我。我接着告诉她：“妈妈，我会像你希望的那样活下去！”我清楚，妈妈平日里，最害怕我做人、行文过激。“你知道为什么你叫中伦吗？”她总告诉我，“‘言中伦，行中虑。’所以，说话之前，要先想好。”“知道啦。”我搪塞她。她摸我的头，说，“有一天，你会理解的。”
我多想告诉她，我理解了。我希望她走得安详，不留遗憾。然而这次，妈妈没有应答。她像之前的两个小时那样，缓慢、深沉地呼吸。而直到此刻，我才真正明白。
我告诉她：“妈妈，我会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
就在说完的时候，我看到她流泪了。一滴而已，没有颜色，很快飘散。没人注意，可我看到了。她哭了。几分钟后，她停止了呼吸。2
我会说，妈妈的眼泪，是一个奇迹。在古希腊的基督教传统里，见证奇迹的人，亦是殉道者，是有神性的。我不信神。可我相信，这是生命延续，是妈妈留下的启示。如此，我知道，茫茫一生，我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在通常的寓言故事里，从此我发愤图强，在一句无关紧要的过渡语之后，找到了人生真谛。那当然是异想天开。妈妈走后一个月，我在Pomona入学，和几个素昧平生的同级生一起，去南加州的山上开学旅行。夜里，我们把睡袋搬到半山腰上，看银河斗转星移。他们互相诉说着新鲜的秘密，那么真诚而快乐，让我的悲伤无处躲藏。星辰的漂泊是那么清晰可见，地球的自转像秒针般准确无情，我知道，一切都无从逆转了。
独处的时候，我坐在山坡上，把想对妈妈说的话写在撕掉的纸上。写完以后，把它丢进傍晚的篝火里。“你在做什么？”一个拉丁女孩问我。“烧纸。”“为什么要烧？”她不明白。因为在他们的传统里，火焰无法连同阴阳。然而她的疑惑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也许都是自作多情。时间在宇宙的齿轮下一往无前，而我还活在追忆里刻舟求剑。“因为好玩。”我告诉她。在她继续提问之前我笑了，笑得那么欢愉、无所顾忌。像是在开一个玩笑，一个糟糕、滑稽、让她无从回答的玩笑。
我曾希望能得到妈妈的回信。根据迷信的说法，它应当出现在梦中。那时妈妈穿着华丽的衣服，像云彩那样姗姗而来。从没有过。从未发生。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是个调皮孩子，一个怠于思索的不可知论者。这样的人如何得到眷顾？既没有寻根究底的不屈，也缺乏向信仰里纵身一跃的勇气。随之以拙劣的自嘲来延缓烦忧，像喝下一罐罐便宜却有毒的烈酒。“我会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我写在纸条上，“可我并不知道那是谁。”3
在许多夜晚，我睡不着。关灯之前，我把床上的饮料罐头扔向门口的垃圾桶，多数时候，扔不准。它们弹出来，黑色的液体洒在地上，像发霉的血。“管他呢。反正我是破碎的人。”
夜深的时候，我看视频或者电视剧，翻来覆去，打发时间。我尤其爱看折纸教学。我并不会折纸，但看着视频里女人的心灵手巧，却往往沉溺不自知，仿佛其中有某种母性的东西，平时寻而不得。往往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沉沉醒来。加州的阳光从百叶窗里爬进来，摊在地上，像寄宿学校里蚊帐上的臭虫。我坐起来，给教授发邮件，“今天我感冒了，头昏啊，所以没来上课”。
教授从未戳穿我。有些，甚至还挺喜欢我，因为我常去找他们聊天。在大学里我成绩并不差，当然，也没有多好，但没有差到可以标榜自己特立独行的地步。课余的时候，我去球馆打篮球。站在三分线外，把球抛给矫健的黑人同学，他扣篮得手。“好球！”我过去和他击掌。“伙计，你传得也不错。”他朝我笑笑。
是这种平庸让我尴尬。走在学校里，像一具驼背的干尸，左顾右盼，打招呼或强颜欢笑，一生就这样过去。在朋友来房间玩儿的时候，我故意把高中时写的书放在架子上。他们装模作样翻阅我书架的时候，会意料之中地大惊小怪，“哇，这是你写的！”“嗯，小时候写的。”“高中时候就写书啦！”“随便写写的，小孩子，幼稚得很。”“快，知识分子，签名送我。”
你来我往的奉承游戏，容易造成错觉，仿佛自己是重要的，或者曾经重要过。我在扉页上给他们签下自己的名字。“你为什么叫中伦？”他们问我。“《论语》里的。‘言中伦，行中虑。’”我告诉他们。等他们走了以后，我再从箱子里拆一本新的，放到书架上去。有时看着它，我会想起高中时肆无忌惮的日子，看书，写自以为深刻的文章。可我会说，那是好日子，单纯，澄澈，不会更好了。我想起，每当我写完文章之后，妈妈总会翻来覆去地读。她还告诉我，“不要越线，不要妄议政治”。我想起她哼着的《女人花》。那是在一条小巷，黑夜里，她穿着黑色的衣服。我怎么又想起她了。
一天，埃里克森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教我“大陆哲学”。埃里克森教授二十四岁从耶鲁博士毕业，这是他在Pomona的第五十个年头。“我看了你的考试和论文，中伦。”他说，“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以后从事哲学研究？”“没啊。”“我在这里教了五十年了。”他说，“我认为你身体里有一种才华。你要抓住它。”4
2014年，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在弗格森镇被警察误杀。自此，种族平权运动又一次开始席卷美国，在巴尔的摩，愤怒的黑人们发生了暴动，烧了汽车，打碎了商店的玻璃窗户。在自由派思想盛行的Pomona，学校组织了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游行。礼堂里，学生们都席地而坐。我进去的时候，大厅里熙熙攘攘，每隔一段时间，学生们就振臂欢呼。我看不清讲话的人，好像是一个黑人女性。她喊着：“为什么媒体只关注碎了的窗户，而不是碎了的脖子？”
那天晚上，游行结束以后，我遇到了小音，一个朋友，也来自中国。她说，“哈哈，砸得光荣，砸得高尚。全场掌声雷动，都觉得太有道理了，太伟大了。这就是Pomona教我们的。”“砸东西不对。”我说。“但他们为这句话鼓掌。他们为给打砸抢开脱的这句话鼓掌。”“我没觉得，那是在说媒体的偏见吧。”“呵呵，政治正确真是让我恶心。少数群体也真是闹够了，他们要的东西还不够多吗？”“可我们自己在这里不也是少数群体吗？我们活得好好的，不是平白无故。”“你真是什么都不懂。”她说，“Pomona就是一个气泡。我们都活在气泡里。但我们总有一天要走出去，要面对社会，你不可能一直当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她说完便走了。我焦急告诉她，“这不代表社会是对的！”然而她并没有回头，而是步入黑暗中去。为什么她能轻而易举地适应黑暗？我抬头望着夜空，星辰让我想起开学旅行时漂泊的银河——宇宙是那么庞大、不可阻挡。那么，抵抗有什么意义？可恰恰是此刻，我想起李克曼（Pierre Ryckmans）说的，“成功者改变自己以适应这个世界；失败者总是尝试改变这个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进步，都依赖于失败者”。没有来由、无处可去的自信涌上心头。从这一刻起，我决心要做一个失败者。
自此以后，在学校里的生活，越发使我焦虑。身边的朋友，许多开始转变了。大学的前两年，我们讨论平等、再分配、资本的伪善，可如今要踏上社会，他们却变得越发模棱两可，甚至咄咄逼人。饭桌上，一个朋友在谈到资本时，对我循循善诱，“我以前也是和你一样想的。但是这种想法太幼稚了。”他随即加重语气，“我告诉你，事实上，金融产业调配资本，把钱投到有价值的项目上，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我反问他，“是价值还是利润？”“你真的不懂！”他忽然面红耳赤，“那你怎么定义价值？你告诉我，你怎么定义价值？”
在大多数时候，我都无从争辩。我遇到许多人，聪明，深知辩论的技巧，可原则非但未曾引领生活，反而成了为欲望辩解的工具。仿佛教育的潮流，不再是架设智识的阶梯，而是替特权埋单。我想起和导师的聊天。他告诉我，他在面试委员会的时候，越来越多地见到许多完美学生，完美的成绩，完美的研究背景。“然而，当我问‘为谁而学，学什么，为什么要学’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全都不知所措。”导师说着，身体向我倾来，“所以，你们在食堂普罗米修斯的壁画底下一日三餐地吃了四年，竟从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
办公室里，埃里克森教授问我，“所以，打算继续读哲学吗？哦对了，我下学期教海德格尔，希望你能来。”“不来了。”我告诉他，“我打算休学一年。”“做什么呢？”“做一个理发师。”
我告诉他，在天窗下的一个夜晚，我想到去做一个理发师。我觉得，那是一件正确的事情。5
我最终没做成理发师，而是去了工厂，民宿，农村，庙宇。有时挤在深圳的胶囊旅馆，有时睡在西北的炕上。生活大多数时候无聊又枯燥，在奄奄一息的时刻，我就把有趣的事写下来。
许多人说，“啊，你在体验生活，好。”他们的语气，好像是我本来不属于这样的生活，而去刻意为之，为的是学会吃苦耐劳以便将来飞黄腾达。这里的潜台词是，理发师和工人们与我们是不一样的，你走进他们的生活，就像但丁走进炼狱。
在旅程里，我遇到很多人。大多是好的，也有疑心重重的，但从未遇见彻底的坏蛋。我遇见老人和孩子，他们大都比我出色，可命运并未留给他们许多选择。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辛勤工作，尽力去捕捉快乐瞬间。这是胜者的生活。
在工作的间隙，我问他们问题，他们回答。往往越是不幸的人，就越坦荡和真诚。很快我们便成为朋友——故事不再是一篇新闻报道，而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记忆，私密而精致。在交叉的个人叙述里，一个统治性的宏大叙事被打破了，碎成了一个个偶然、丰富却盘根错节的故事。而在他人的帮助下，在写作的迷宫里，我也开始直面时间与记忆。
我时常问自己，我在做自己想成为的人吗？这是妈妈留给我的启示和谜题。我开始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有答案，或是说，很长时间内都不应被回答，因为降临的救赎是廉价的，是寻找的过程让它弥足珍贵。恍然大悟的好事，还是留给百家讲坛。
人们也问我，你成长了吗？你有哪些体会？这样的问题时常让我尴尬，仿佛成长和长个子一样，只是青春期的经验，从男孩到男人，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而之后的日子，无非是重复成年的责任和习惯。其实，我更希望他人发现，我没有多大改变，正如我并未偏离二十岁时想象的自己，那时我写道：
我想，写作是一种使命，一个孤身一人、自言自语的拾荒者的使命。就像西西弗斯命定的巨石一般，凛冽的寒风穿透着他的一生，而他就要抓住那些美妙而缥缈的瞬间，不让他们在皱纹占领自己之前随风而散。
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是个失败的抗争者。我很幸运，还从未沉沦于成功的假象。
Letter 2
M，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如今，我总想起最初在东莞工厂里的日子。那时，每天晚上歇工以后，我问室友成成借电脑写日记，写完就发在网上。“你在写什么？”他问我。“报告。”我说，“给深圳本部的报告。”“每天都要写？而且写这么久。”他起了疑心。“对吧。”我说。他不再问了，转过身，放起他最喜欢的歌，叫《电音之王》。后来，每次在大街上听到《电音之王》，我总想起成成，想起他只挂着裤衩的样子。你知道，我总容易想念旧日子。
去年9月初我去了深圳。开始，我没想去工厂里打工。我想，要么去画家村做一个画工，要么去华强北卖电器。我去了罗湖人力资源中心找工作。底下的墙壁上贴着密密麻麻的招聘广告，有一张用加粗的字体写着“专业包饺子”。远处，那些害羞的年轻人看我站在墙边，也若无其事围上来。“在找工作吧？”一个女人远远问我。她四十来岁光景，胳膊肘挎个黑色小包，不愿走近我们。“嗯。”我说。“有没有兴趣做一些展览的工作？在附近的展馆，马上有一个珠宝展，就三天，不打扰你找工作。”“干吗的？”“就站在那里，站站就行了，销售方面的，每天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我脸红了，小声问她，“待遇方面呢？”“哦，那个，三百五十元。”她也有些不好意思。“一天三百五十元？”“三天三百五十元。”“不了。谢谢你。”我说。女人生气了。“你觉得不好吗？我告诉你，我们那里招来的女大学生也就这个价。而且她们做迎宾小姐的，更累，要一直接待客人。”
我住在华强北的胶囊旅馆里，房间像岸边的集装箱，晚上，腿难以伸直。客厅里有人在辩论，一个人不停摇头，“你说的，错！”他说，“我告诉你，我读过马克思。我上大学第一年就读了，你呢？”集装箱外面，我看到两个卖手机壳的年轻人在收拾。一个人不停扇着另一个人的脑门。“你他妈傻啊？”他说，“你他妈就是头猪。还愣着干吗？去拿东西啊！”夜晚，我听着隔壁的鼠标声入睡，他们的手速很快。
几天以后，我与下铺的男人相识了。“我看你在这里住了好多天了。”他说。“嗯，你也是啊。你住了多久了？”我问他。“两个多月了。”他说。说完，拉开舱门。里面小小的空间，摆着一排护肤品。他一边抹脸一边打探我的消息，多大了，学什么，来干吗。“我学哲学。”我告诉他，“那你学什么？”“我也学哲学。”“你骗我。”“我骗你干吗。”他从容地笑笑。“中哲。”他接着编下去。“那你从哪里来？”我又问。“我只能告诉你，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他把舱门关上了。再过了两天，他在舱门外发火。“操他妈的。”他怒不可遏，“当老板了不起啊？他以为自己是谁。我操他妈的，敢对我这样说话。”我把舱门打开，明知故问，“怎么啦？”我们在开合的舱门中，建立起虚伪的友谊。
那些天里，我去了画家村，拜访了一个“教授”。教授有很多名号：中国著名诗人、辞赋家、思想家、古书画鉴赏家……一张名片上都写不下。“你学什么？”教授发问，整理了一下三七开的刘海。“哲学……”我唯唯诺诺，还指望他帮忙找工作。“哲学无非就生老病死嘛。庄子老子肯定要读，中西都一样！”他嘴一撇。“教授总结得好！”我跟着身边人拍马屁。
教授给我们上了一课，讲他自己的辞赋。“‘鹤天绝尘’，这是我全文最精华的一笔。”他说，“这个怎么解释呢？你就要看到，古人说过‘出淤泥而不染’，我认为，这是俗的，不雅的，我要超越它！为什么俗？因为荷叶啊，都碰到淤泥了，就像两个人，男人和女人靠在一起，要做爱的，这就是不雅了。而我的鹤天绝尘，就是鹤在天上飞的，不沾泥土不沾灰！”“哦——”我们恍然大悟。他讲得更起劲了，“从古至今哪个诗人能够做到我这样的？儒释道三种文化都写入教科书？大多数人，都只有一种风格，我可以做到三种兼容”，“我的这篇诗赋，电视里拍卖说值两个亿，我说不要说是两个亿，一千个亿也不够啊！无价之宝啊！我就对市领导说的，以后这个要流芳百世”。
我最终没有去画家村，因为在华强北找到了工作。
走的时候，我没和下铺的男人告别，提起箱子便离开。我以为自己是在华强北做电容器销售，偶尔还可以回来看看。然而那天下午，一辆小货车就把我运去东莞的工厂了。L
东莞日记
九月十七19月17号，我看到一个孩子。他在绿箱子后面，黑短袖，漂白的牛仔裤。他的个头刚高过车床，嘴唇是尖的，后颈乌黑。每个人都无暇停下，他来回搬着箱子。然而某一刻，他突然忘记自己要干什么了。机器“哼哧、哼哧”地叫唤，工人们走来走去。白晃晃的电灯下，只有他呆站着。
9月17号，我第一天在工厂上班。工厂在东莞，生产电容器。
人事部的姑娘把我带给二楼丁经理。丁经理从密密麻麻的报单里抬起头，官腔奔涌进空气里。他签了字，“找一楼许领班。”一楼许领班在鼓捣黑色的糨糊。他年轻，稳重，把我带去分选组，说，“你在这里，看一天。”
分选组挑选成品电容器。机器像啄木鸟，好的拣走，坏的扔掉。“哼哧、哼哧”——它们的叫声压迫进耳朵，沉重，准时，无法抵抗。它让我想起家乡的汽渡，它粗犷的喘息总震耳欲聋。“啊，妈妈，太响啦。”我说。“哼哧、哼哧”——它们仍叫唤着，工人们走来走去。有人大声说什么，脱口而出的话语，很快碎成沙粒。
白炽灯亮得刺眼。绿箱子后面，我看到一个孩子。2“你多大？”我问孩子。“十八。”他旁若无人，并不回头。“别唬我。”“十五。”
他抬起头。小眼睛，尖嘴，南方人模样。“我叫黎威，”他告诉我，“不过，你不许叫我黎威，要叫我黎标。我还拿着哥哥的身份证呢。虽然他也没到十八。”
小黎说，他是广西贵港人，不过父母都在东莞打工。他们家族有十七个兄弟姐妹，十一个哥哥，六个姐妹。他排倒数第二。初中没毕业，就出来了。哥哥给他身份证，让他找到了这第一份工作。
小黎五号才入职，之前在印字部。“那工作稍微轻松些，可以一直坐着。”前天他刚调来分选区，因为分选的姑娘要辞工了，教完他，就辞。“你看起来蛮乖的。”我夸他。他腼腆地笑，摇头，“初中还经常打架。身材小，打不过，就叫人一起打。”
小黎一边说话，一边干活。他把电容器的金属脚插进检测机里，fail。再一插，还是fail。他往废品堆里一放。检测机上就四个键：On/Off，Pass/Fail。小黎一个一个检测。“31个良品，3个废品。”他写在表格上。我想起网上说，公司年产10亿个薄膜电容。“哼哧，哼哧”——身后的机器咄咄逼人，那叫声侵略我的脊背。我想象一头上了发条的恐龙。想象它骇人的眼睛里，像纳斯达克一样闪烁着“1 2 3 4 5 6 7 8”。“成品分J型号，K型号。”我指着说明书问小黎，“什么意思？”
他不说话，走去机器，把牌子翻来给我看——左边是J型号，右边是K型号。他咧开嘴笑了。“所以是什么意思？”我又问他。“我也不知道。”他说。3
离开埃里克森教授的课堂才几个月，倒像是几年过去了。我记得他讲马克思。“我曾在明尼苏达的工厂里打工，五十多年前了。每天累到倒头就睡，没时间阅读，没时间思考。连自己生产什么都不知道。”他说，顺便坐上讲台，“这就是异化吧？”在工厂里我又想起他的话。生产，产品，灵魂，自我，没一样属于自己的。留下什么？还有什么是重要的？“无聊吗？”我问小黎。“不无聊。”他说。身后包装部的姐姐走过，她染了黄色的头发。小黎不时回头看。
他终于碰到问题了。测小电容，一次Pass，一次Fail，再测再Pass，又测又Fail。小黎不知如何是好，但又不好意思问别人，就四处转，拿起报表看看，又放下，好像忙个不停的样子。“干吗呢？”许领班看透了他的小心思，过来手把手教他，“不要只用一只手啊，用两只手会快得多的。”
许领班走了，我问小黎，“有必要这样认真吗？公司有要求一个电容器都不能检错？”“没有。”他说，仍聚精会神，“不过我自己这么要求自己。”“将来有什么打算？”我问小黎。“没有。”“有没有什么想做的职业？”“没有。”“在家里和谁生活？”“我妈。我出来她出来，我回去她管我。”“爸爸一直在东莞？”
他点头。“他们多大了？”“三十几？四十？我不知道。”4
我想起小时候去姑父厂里，工人往火炉里面丢钢材，钢化成了水。“好热！”我说。工人半裸着身子，黑了的毛巾用来擦汗。他们的脸如今都模糊了，或许当时就不甚清晰。我为何突然想起他们？
十五岁的时候，我刚上高中一年级。小黎已经打卡上班的时候，我正在早读课上补觉。那时我还不敢谈恋爱，看窗外女孩的眼神，也像小黎看包装部的姑娘那样欲罢不能。醒来的那些瞬间，脖子有点疼。我嗅到教学楼外面桂花的香味。年轻气盛，世界仿佛就在手心。“我不喜欢学校。”小黎说。“在学校像在监狱一样待着。”“这里不像吗？”“至少没有人管啊。在学校里老师会来查寝，我们吵，她骂，我们不听她的，她都被弄哭了。”小黎手舞足蹈。他告诉我，他上的是镇上的高中，有一千三百人。绝大多数都是没毕业就出来打工的——事实上，整个镇的孩子都在外边。他本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妈妈不让，她要把小黎留在可以想象的身边。“如果老大没有让你工作，你会工作吗？”小黎突然问我，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和我讲话。“会。”我随便回答他。“我不会。”他说。“因为我们是按时刻拿工资的，按点下班就行了。如果是计件，就算老大没让我工作，我也会做。”5
莫燕过两天要辞工了。把东西教给小黎以后，她就辞。“为什么？”我问她。“本来就是跟着哥哥嫂子来的。这里太无聊，过得也不开心。而且薪资低。”莫燕说。“低？”“这里是计件的。我们每测一万个才能拿八块五。一万个电容器，堆起来比人还高了。我们每天，不好的时候能测四万个，好一点也就六万个。”“那每天就四十块钱？”“加上复测五十，就九十块钱。你想，每个月三十天做满也就两千七。”她扳着手指头给我算账。
莫燕是湖北人，今年三十岁。谈到有没有结婚，她说，“三十岁了还可能没结？小孩都七岁了，在老家，丈夫在深圳。”她的下一站，就是深圳。
莫燕告诉我，她二十岁就出来打工了。然而走走换换，总没有安定。在这个厂里，她也才刚待了一个月。“我那边的小黎才十五岁。”我跟她告状。“初中都没读完吧？臭小子，不好好读书。我看他连读表都不会，昨天就和他说，你这样以后很危险啊！”莫燕突然情绪涌上来。她紧接着走去小黎身边，问，“你怎么这么小？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了？这种年纪不好好读书，出来打什么工？”
小黎红了脸。他撑了口气说，“小吗，十八小吗？”6
我们的工时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两个小时休息十分钟，中午晚上各有一点用餐时间。从十点起我就开始望钟，倒数了。时间这么慢，我想它以后会越走越快——人类无法忍受慢的，他们或是创造出快的机器，或是迟钝自己以适应慢的时间。然而无论怎样，他们都还是得去面对最终的静止、永恒的慢。
我想起我对埃里克森教授保证的——危险地生活，发觉生命、记忆的活力。可是在这里，我能发现吗？我能补偿自己曾经的虚掷和浪费吗？能重新真诚地活吗？才几个小时，我就又陷入懒惰了。新鲜的细节正失去魅力——是因为我缺乏足够的能力去感受吗？我到底是在生活的悬崖之上自省，还是早已落入深渊？我开始理解小黎了。世界对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和对我，都是相似的。许多问题，面对即是回答。“我不知道”，是轻松的喘息。
在这天最后的时间里，许领班让我去挑次品，我们挑到下班都没有挑完。这些次品是楼上印字部的责任。几万个电容器里，大概有两百个商标没印好。“这些印字的不是人，本来就够轻松的了，只要人坐在那儿就绝对不会印错。”旁边的老师傅唠叨说。老师傅的工服上蹭满油渍，好像是施工部刚调来的。他还有一顶缺了口的安全帽。他把它摘下来放挑出的次品。“只是印字错，有什么关系？”我抱怨。“客户要求，没办法！”老师傅说。
和我一组挑次品的是小陈。小陈十八岁，也是广西人。“那边新来的小黎也是广西人，他只有十五岁。”我告诉他。“我也是十五岁就出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意思是，那不值一提。“当然也是初中没毕业，农村的，能多想什么呢。”“将来有什么打算？”我问他。
他一边眯着眼挑手上的次品，一边说，“先干着咯。这三年，我都换了六个工厂了”。说话的时候，他口袋里的双喜烟露了出来。
到快下班的时候，我们还有两缸的电容器没挑完。每个人聚精会神，都不说话。“哼哧，哼哧，嘁”——机器都停下来了。“怎么这么慢？”丁经理在后面责备。“你们赶快啊！就不能再快点？”许领班也不开心了。
工友们都围过来凑热闹，像来看马戏。小黎也凑上来。他个头小，一钻就到了我们身边。快下班了，他终于没有忌惮地拿出手机。我一扭头，看到他的屏幕壁纸：
也许我只是你生命里的过客，但你不可能再遇到和我一样的人。
我想告诉他，“是啊，小黎”。但他一下就钻出了人群，找不到了。九月十八1
他叫细光。他并不是亲口告诉我的，而是把工牌从口袋里掏给我看。这似乎是加工部里的风俗——这里的工人不喜言语，试图用手势和工牌解释一切，反倒是机器叽叽喳喳。细光有着酷似黄晓明的面容，回答问题的时候，却不愿露出雪白的牙齿，眼神总是飘忽。“湖南益阳人，出来打工十年了。”他告诉我。“不会也是十五岁就出来了吧？”“十六岁。”
加工部比分选组要更小一些。我们负责的内容意料之中的简单，无非待在机器后面，查看是不是每个小电容的指甲都剪好了。一批货剪完，我们重新给机器调角度，擦酒精，运上另一批货。机器并不总是听话，你得挑出那些与众不同的电容，重新修剪或扔掉。我们的工作是确保千篇一律。“我们加工部这里，每天能剪三十万个电容器。”细光给我普及，顺势伸出三根手指，“可惜不是计件，只能拿基本工资。”“三十万”让我想起家门口的理发老师傅。“远近理发，数我的手最快。理一个头，十分钟。”他夸下海口，“每天能理三十个。已经理了三十年”。头发纷纷而下，满是刮痕的镜子里我看到坐在后面打瞌睡的老人。我粗粗一算，“那你已经理了三十万个头啦”。“哈哈！”老师傅笑出来，“那也没看到余钱啊。”
细光的故乡在湖南益阳。他告诉我，他家在洞庭湖的边上。“那里是鱼米之乡。”他说起来，眼神都不飘忽了，我能感到他的骄傲，“到处都是小湖泊。小时候，我常在水里玩。不过我们家不养鱼，是种水稻的。”他认真地告诉我。说完，怕我不相信那里是鱼米之乡，还加上一句，“我家前面的一户人家就有鱼塘。”“想家吗？”我问他。“不想。”他直截了当，“现在有高铁，四个半小时就到了，很近，一年可以回家两三次。以前坐火车，要十二三个小时。”“过几天国庆回去吗？”“国庆就放三天假，一，二，三，怎么回？”他又伸出三根手指。
他已经远离洞庭湖边的鱼米之乡大半年了。如今小他两岁的弟弟也在东莞的厂里，他们住在一起，谁也没有女朋友。他们听说，东莞这边离海不远。2“生活有什么意义？”在午休的时候，我问工厂宿舍里的室友。电风扇在上头吹着，对面的床板咯咯作响，这似乎是一个合乎时机的问题。“生活本来就没有意义，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下铺的胡哥回答我。不惊讶，现代人的标准答案。可我听胡哥说，却是另一番滋味。
胡哥是我的室友。成成带我来的这个宿舍。
那天我坐在货车后面，咣咣当当来到这个工厂，是成成接的我。“所以你是公司那边派来的实习生，过来锻炼的？”成成问我。他看上去还是小孩模样，寸头，说话倒是颇客气。“是啊。”我回答他。“你的简历上写你是国外大学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北大不如国外的大学吗？”“我不觉得，但清华北大也不是想考就能考上。”
成成若有所思，随即手指一点，说，“我明白了，所以你父母的意思是，与其在国内混个三流大学，不如出国见见世面，是吗？”“嗯啊。”
成成是工厂行政部的，本来要安排我住领班的房间，但是他考虑到那房间里有人打呼，而其他房间要么有人打呼要么有人抽烟，就说，“睡我们房吧！”
房里有胡哥和阿雷。进屋的时候，他们都半裸着身子，在玩手机。胡哥强壮魁梧，而阿雷白嫩帅气。间谍片里，他们会成为很好的搭档。
成成介绍我，说，“今天我们屋里来了一位新室友，他是国外读书的，我们要向他学习，如果以后要出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出国？”胡哥笑笑。“我们不可能的。”“不可能。”阿雷也摇头。
成成，胡哥和阿雷都是湖南人，同为二十四岁，更巧的是，他们同一天进厂。胡哥和阿雷是郴州人，在之前的工厂里认识，成了兄弟，到哪儿都成对应聘。二十天前，他们在工厂遇见成成。如今胡哥和阿雷上夜班，在品管部。每天从晚上八点钟上到早上八点钟。每隔两个礼拜，早晚班对换。“撑得住吗？”“撑不住也得撑啊。”胡哥说。“就一开始受不了，上班都打瞌睡。”“一开始受不了。”阿雷笑笑。“头几天难受，后来就好了。”
初次见面的胡哥，让我先好好休息，别急着买日用品了。“反正我要上夜班，先睡我的床吧！”他带我去小铺子买草席。“得先刷几遍，要不扎身子。”他给我示范。我想请他一瓶可乐，作为他对我好的回赠，他却显得为难。
第一天的傍晚，我问胡哥，“为什么选这个工厂？”“网上投简历呗。前面一个工厂太无聊，我们就换到这个了。”“那你们多久换一次工作？”“大半年换一个吧。”胡哥笑笑。“大半年。”阿雷点头。
胡哥说起他一个月前面试的时候，尽瞎扯些不可能的话。面试官问他，“你打算在这里做多久？”他面不改色地说，“要做很久很久（做到元旦）！”面试官问他，“你对将来这个职位有什么期待？”他说，“有很多很多的期待，要努力完成工作（在领班盯着的时候）！”“就那老一套呗。”他说。
他说，面试官居然还问他有什么理想。说到这儿他和阿雷都笑起来，“我能有什么理想？在这里干活就是干活，有什么理想好说？”“理想、梦想之类的，”他说，“我们可从来没有过。”
阿雷笑着，穿上工服，走去门口。他招呼胡哥，说，“七点五十了，再不去打卡要迟到了”。
门外的天已经黑了。我坐在胡哥的床上，看着他闷头披上蓝色工服。高矮胖瘦，差别都被工服消解。看着胡哥拖着脚步，一步步走去外面，我感到一阵心酸，仿佛我们已经认识很久。3
细光1999年6月初中毕业，随后就出来打工。开始他骗我，说自己89年出生。我说，“那你十岁就初中毕业，小神童”。他笑笑，别过脸去。“我的意思是，你骗我。”我不依不饶，“所以你多大了？”他摆弄机器，思忖半天，眼睛一瞄，还是选择先问我，“你呢？”“我93年的。”我也决定骗他。“93还是92？”他没听清。“92。其实算91，92年1月的。”他信了，认真算起来。“那我比你大……大八岁半。我83年7月的。”
99年毕业的细光，十六岁整，之后的日子，可以用地名一带而过。“先去了武汉一个半月，再去了佛山，再去了深圳，最后才来了东莞。”
2000年他来到佛山，待在小作坊里，给一个浙江的老板做伙计。老板既是老板，也是师傅，教他做模具。“老板一家四口都在帮忙。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高中毕业，比我大一岁。”他事无巨细地告诉我。我试图询问他，小作坊里其乐融融的生活，是否比大厂的生活更愉悦，然而在细光的故事里，马克思迷人的理论失效了。“都一样。”他说。随后又补上一句，“小作坊不行的，就一个门面。”仿佛厂子气派，工人也一并有尊严。对于佛山的生活，他只剩下一些琐碎印象：“2000年那时候，工资三百五一个月，一顿饭两元，早饭一元，一天只用吃五元。”“你2000年就过来了，你觉得广东对你来说变化大不大？”我问他。“大啊。”“大在哪里？”“我刚来的时候，整个佛山都没几个厂，现在都挤满了。”“那城市呢？城市变化呢？”“0737啊。”
“0737？”“0737是我们那里的城市编号啊。益阳。”
原来，细光将我问的“城市变化”听成了“城市编号”，这才有了一段无厘头的对话。
细光一句接一句回答我的问题。“你过来十几年，工厂对工人的待遇有没有好一点？”“都差不多，这里的饭菜一直挺差的。其实，工厂都差不多的。”“那你理想的生活是？”“在家里待半年，出来打工打半年。其实还是在家里好，饭菜好吃，广东菜都很难吃。”“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过呢？”“我不知道。”4
许多提问，在“我不知道”以后就戛然而止。我想起昨天的小黎，他也总说，“我不知道。”有多少是他们自己的问题？逃避怨恨重拾生活已需要勇气，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继续面对他人的追问？
晚上吃饭，我又遇见小黎。
我一个人吃饭。小黎看到我，搬着盘子坐到我对面。他不说话，埋头吃。“你长身体呢，吃这么点饭够吗？”我问。“还要剩。”他说。“晚上下班一般玩些什么？”我问。“玩手机。”他说。
对话到此结束。
吃完时，我说，“小黎，我先走了！”
他不回答，甚至不抬头，像没有听见。仿佛是在告诉我，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关系，如机器一样，可以随时开始或结束。正如我每次在车间外远远看到他，竖起手来打招呼，“小黎！”他只是停顿一秒，然后走进车间。只留下一条狭长的黑色的走道。5
晚饭半小时，六点开始加班，加到八点。“你也要加班？不是说工厂的新工人第一个礼拜不用加班的吗？”细光问我。“许领班说要加班。”我说，“我看你们都强制加班。会有加班费吗？”“会啊。”细光说，“一小时十三块五。”6
细光开机器的时候，另一个工友，黄羊，在筛模子。黄羊，贵州人。我问他名字的时候，他同样不说话，掏工牌给我看。黄羊长得像我小学时的对门邻居，小时候，我和隔壁楼的同学常联合起来欺负他。一次，他忍无可忍，在家门口把我打成了熊猫眼。第二天，我戴着墨镜去听音乐会。看到黄羊，我有些童年阴影挥之不去。
我在中午认识黄羊。午休回来，车间黑压压一片，机器还在歇息。走进去，我看到黄羊躺在地上。不仅是黄羊，整个车间都躺着人。原来，因为车间有空调，并且不容易迟到，中午工人们都席地而睡，躺在机器身旁。
黄羊告诉我，他今年二十三，92年的，但已经在厂里干了四年。我说，“哇，四年。这两天我看到的都是只干了一个月半个月的，你居然干了四年。”黄羊摆摆手，说，“许领班来得更早，建厂就来了。”“最近忙吗？”我问他。“不忙，忙的是今年2月到7月。原来看前面两台机器的那个阿姨走了，我一个人要看五台机器！根本忙不过来。”“那是因为用工紧？我听说现在做工人的少多了。”“不是用工紧。是他们没安排人来！”他一副被坑了的神情。“那你提意见吗？”“提了也没用啊。不过他们倒是给我涨工资了，涨了几百块钱。”他眉毛一松，刚刚的愤怒一笔勾销。“你觉得工厂这几年的发展在变好吗？”“变好，肯定啊。2013年搬到这里之前，整个工厂都没有现在一层楼大。要是不变好，没有钱，哪可能盖新楼啊？”“今年呢？整个产业都不景气吧。”“今年那是更好！机器添了好几台，还日夜不停地跑呢。”“那厂子变好了，你的待遇变好了没？”“每年月薪涨一百吧。”“你觉得涨多了涨少了？”“这个厂算很可以的了，我以前的厂，每年涨五十！”他拿过去的经历抚慰自己，回忆起来，竟一发不可收拾了，“2011年的时候在深圳，我辞工回去过了个春节，回来人家就满员了。也罢，那时又穷又累，现在过得好多了！”
黄羊总是兴高采烈。我猜，是这样频繁的比较支撑着黄羊快乐地走过四年。但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快乐的能力。他们漂泊，总觉得下一站会更好，再怎样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休工的时候，黄羊喜欢靠在机器上，看手机里的爱情小说。整个厂的灯全都熄灭，只有他的手机屏幕亮着光。屏幕前面，一张快乐的人脸。他从这里汲取能量，在开工时尽数奉还。7
张粉珠给我端凳子。之前的一整天，她都坐在桌前忙着抛光。我以为，她没有时间和我讲话。“没事的，不打扰，坐，坐！”她把凳子拉到身边，好像趁领班不在，她有许多话要马上向我倾诉。不过，她说一口潮州方言，在机器的嘈杂声中，我不太能听懂。
张粉珠告诉我，她来这里三年了。之前在二楼，做排版。密密麻麻的，看了两年多，眼睛都快不行了。我早听说，二楼都是极辛苦的工作。“其他人呢？眼睛还好吗？”我问她。“比我年轻的还行，比我老的就不行了。”
有多少会比她还老的？如今的张粉珠，嘴唇勉强包住牙床，皱纹像山脊一样。我保守猜测，她六十岁。有多少人会六十多还在工厂打工？“那您多大了？”我小心试探。“你看我像？”“四十！”我胡乱奉承。“四十一。”她笑了，边笑边摇头，“老了，老了，工厂的女人老得都快。”
张粉珠告诉我，她也想来一楼啊。一楼要轻松多了。但她不识字。二楼的领班说，一楼要填报表，不识字，不能去。
她说，她软磨硬泡了一年，领班才松了口。她告诉领班，她能填报表，就是让别人先填一行，她再依葫芦画瓢。“我来这里一个月了，都填对了。”她骄傲地告诉我。“不能让别人帮忙吗？”我问她。“一次可以，但次次让人帮忙别人就会有意见。”她喃喃自语，“我就是不识字啊。”“不过，”她说，“现在我把两个儿子都带来东莞上学了。大儿子十八岁，小儿子十五岁。每个月生活费加起来三千，学费今年的都交完了。”此刻她突然问我，“大儿子上大专，学的计算机，好不好？”“好啊，这专业现在最热门了。你真有好眼光。”“主要他喜欢。他喜欢。”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在机器的轰隆声里，我尝试听清她说的每一句话。然而说着说着，下班时间到了。机器停止运转，领班前来检查，我和她分开，大家开始打扫卫生，交接班。结束以后，我去刚刚的桌旁找她，她已经不见了。然而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在刚刚的对话里，她告诉了我她丈夫和儿子的名字，仿佛全盘托出是对话的必要条件，可她唯独忘记告诉我她自己的名字了。
幸运的是，桌上摆着她的报表和工牌。报表压在工牌下面，每一行的“作业人”上，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张粉珠”。8
翻胡哥的QQ空间，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一年以前的5月15号，他发了一条“说说”：
有没有哪位同学现在郴州的？或者是有在郴州同学的联系方式？十万里加急……
下面“假装”回复说：
是要回家发展了吗？
胡哥说：
计划是这样的。
一年以前的5月29号，他发了新的“说说”：
有没有哪位同学能够借我些钱，事业所用，如果可以，请详谈，谢谢。“塆珻的逺方”回复说：
啥都好说，就是钱不好借。
胡哥说：
如果没，不借就不借，如果有，不愿借，对于不信任我的人，有交往的必要吗？
看到这里，我心里很暖。这说明，我看到的那个拖着步子走向黑夜的胡哥，不是从来都是那个样子。中间发生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有故事，就意味着没那么糟。我知道，他也知道——工厂不是他的终点，他有其他的地方要去。
今天中午午休的时候，我把胡哥吵醒了。他既然醒了，我也干脆就做起面试官。“胡哥，你不会是想一直打工下去吧？”“也不是。”他说，“现在吧，就积累本钱。”“做什么？”“将来做些小生意啊。开文具店，奶茶店都好。”
下铺的他，有些不好意思，但他接着说下去：“钱也不一定能拿这么多了，但至少是自由的。想开就开，想去就去。”“会可以的。”我告诉他。九月十九1
9月19号，第三天，我来到安规车间。
安规车间生产黑色和黄色的模子，也检查做好了的。热，进门就是刺鼻的塑胶味。时间待久了，身上还会到处痒，像小蚊子飞进了血管里。第一天，我就是在安规车间遇到的许领班，那时他鼓捣的黑色糨糊，就是小电容模子的原材料，把它倒进机器的嘴里，机器便哼哧哼哧吐出几个小块头。
我和王姐、雷姐坐一张桌。我们负责查看一排排木板上的小电容。如果有漏芯，拔掉；如果有胶水，用小刀片刮了。看，刮，摆。重复作业。一天过三万个。
王姐说，“这木板上有粉尘，肉眼看不见，有毒，会咬人”。
王姐84年的，雷姐87年。她们从湖南邵阳来，都说自己老了。她们当然已经有了孩子，都是一儿一女。王姐的丈夫在家乡做小本生意，而雷姐的丈夫就在安规车间做模具。
我回头看看雷姐的丈夫，开雷姐玩笑，“你们可以眉目传情呢”。“哈哈。”雷姐笑了，“我们是老夫老妻了，已经没有浪漫了。”
我曾想象过，如果以后读书差，就和妻子开一家小笼包子店。我做肉馅，她包外皮。大概到后来，也不会有什么浪漫可言。没人的时候，就说邻里琐事，或是为未来吵嘴。最后大家都沉默不言，坐着，我做肉馅，她包外皮。“孩子都在老家，女儿七岁，儿子四岁。”王姐说，“都成了留守儿童。”“想他们吗？”“想。每周打一次电话。买了电话卡，会便宜些。”
我本想问，为什么不多打些，孩子不会想妈妈？话到嘴边，觉得多余。
我问，“你们都流行生两个吗？我们那里，生一个的多”。
王姐说，“那你们没有独生子女奖励？”“奖励是不罚款。”
王姐说，“在我们那边农村，如果第一个是生女儿，都允许生二胎。因为没有儿子，就没有人上坟，也没人来照顾了。女儿嫁了人，就是泼出去的水，都是要侍奉家公家婆的”。“那你家呢？”我问王姐。“生两个是传统？”
王姐说，“对，我家也是一儿一女。我有一个弟弟”。“弟弟在家？”“弟弟在一个神圣的地方。”
我猜大概是天堂，便没说话，继续做了会儿工。但最后还是不合时宜地问了，“哪里？”“监狱。”王姐说。2“弟弟是二十岁进去的。现在，已经二十八了。”“杀了人？”“不，他没杀人。他是帮凶，同伙杀了人。当时他们在抢车，车上的人报了警，他们就杀了他。弟弟进去的时候，我二十三岁。那时，我刚出来打工第二年，还怀着孩子。”“意外？”“不，不是意外。从小就学坏了。家庭原因。我的家庭不幸福。”
她接着回答：
爸爸是个很坏的人，坏到骨子里。他打我妈妈，打得很重。喜欢喝酒，找小三。
爸爸是镇上唱京剧的，花旦。一表人才，男扮女装，绘声绘色。别人夸他，他觉得自己了不起。当然，也有许多人“看戏”，过河拆桥，怂恿他和妈妈闹矛盾。他一回家，便打她。
爸爸从来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不会的题目问他，他没耐心，一巴掌把我牙齿打落在桌上。我和弟弟从小就没有自尊心。爸爸谁都打，甚至打过奶奶。那次爸爸打妈妈，奶奶过来劝架。爸爸一个铁榔头就打在奶奶头上，血流下来，起了一个很大的脓包。当然，“他不是故意的”，那一榔头，本来应该打在妈妈头上。
妈妈没离婚，都是为了我们两个孩子好。离了婚她可以再嫁人，但是我们两个就必须跟爸爸，一个爸爸加一个后妈，还不得打死我们？“必须？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吧。”我问。王姐接着说：
男人带两个小孩没关系。女人呢，带两个小孩还怎么改嫁？
而且，妈妈也很爱爸爸。
不过，现在妈妈和爸爸还在分居。爸爸63年的，妈妈64年。爸爸上过高中，妈妈上过初中，在那里都算学历高的了。可见，学历没什么用，一切都要看人品，性格。话说小学生大部分都当老板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你们这样的大学生还是得给人打工，你说是不是？
就这样，弟弟也一天天变坏。初中就彻底学坏了。
他去网吧，日夜通宵打游戏。打到后来，没钱了，游戏里又没装备，怎么办？只能出去偷。
现在看，当时偷东西倒还不算事儿。那时候他看香港的黑帮片，看《古惑仔》，迷得要命。一回家，我就听到他念叨，我要去黑社会。我们那边黑社会很流行。连小学生放学，都会去抢村里的鸡。2000年之后才稍微克制些，毕竟说，是文明社会了。
之后，我就常看到弟弟扛着把刀，去打架。混混们侍奉的老大不同，地盘纠纷，常有火拼。
爸爸不管，他觉得，付了学费就是自己天大的付出了。妈妈倒是常劝弟弟。到最后，弟弟不仅劝了没用，还打妈妈。在池塘边上，弟弟把妈妈的头摁在水里，说，我叫你管我，去死吧！
我出嫁的时候，还是弟弟送的。他进去的时候，我在广东，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那是07年。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弟弟出事了，判了十年。
08年的时候，我去见过他一次。他穿着红色衣服，戴着脚铐。我们隔了一层玻璃，拿电话机讲话。他看到我来了，面无表情，也不叫姐姐。我嘘寒问暖，他不耐烦，说，什么时候把我弄出去啊？
爸爸妈妈也去看过他几次。他还是那句话，赶紧交钱把我赎回去。
那你改了吗？妈妈在玻璃后面说。
他眼看别处，不吭声。
他还说，他都二十八岁了，还没有老婆，别人小孩子都已经很大了。赶紧去帮他找个老婆。
……“孩子可能连舅舅都没见过吧？”我问。“见过。爷爷奶奶带她去看过他。女儿拉着奶奶的手，问，舅舅为什么待在玻璃里面啊？奶奶说，因为舅舅犯了错误，要受到惩罚。”王姐回答。3“这些男人，都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对王姐说。“重男轻女呗。”她说，轻描淡写，“湖南那里包小三的可多了。只要女的漂亮，都去当二奶。我二叔，开客车的，挣得不少，但每次只要有钱，就去找女人，或者赌博。都是钱惹的祸。”
雷姐说，“我们湖南还好，广东这边，要严重得多。一个女人，生七八个很正常，直到生出儿子来。没有儿子，家婆就看不起，就要做整个家族最卑贱的人”。
她们说起工厂一个女工。丈夫也是做苦力的，生活穷困得很，但十年里还是生了七个孩子。前六个都是女孩，直到第七个，才要到了男孩。家里养不起这么多，一个鸡蛋，别人家一个孩子吃，他们家七个孩子分着吃。冬天的衣服，是捡别人家不要的穿。夏天，都赤着脚，因为买不起鞋子。可是女工说，她不后悔。她说，再活一次，她还是会生七个。她就要证明给家婆看，她生得出男孩。“许领班你见到了吧？”王姐说。“嗯。”“他家也是这样。”她低头说，“十一个孩子，前九个都是女孩。”“他多大了？”我问王姐。我看许领班干练，成熟，但看上去还是年轻小伙。“他啊，94年的。”“94年？那和我一样大！不像，太优秀了。”我说。“是啊，他勤劳，上进，我们平时都喊他‘小大人’。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有时他也会坐下来帮我们一起抛光，聊天的时候，就说自己爸爸已经没了，他要去养妈妈。养妈妈和姐姐。”“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说。“也有缺点。不过这个就不讲了。”王姐说。“男人啊，工作的时候都魅力四射的，到了生活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王姐说。大概是想起自己的爸爸，想起他在台上的咿咿呀呀和小碎步。“我听说他建厂就来了。那是说，十五岁就出来了？”“是啊。初中毕业，就出来了。”
这时我才忽然明白，为什么许领班对小黎那么关照。虽然要整层楼跑，但总是要停在小黎那边，手把手地教他。小黎耍酷跑掉，他回头说，“过来啊，别跑，我来教你的，又不是帮你在做”。小黎回来，他摸小黎的头，说，“明天就应该学会了。”大概六年前，他也像小黎这样不知所措。工人们在忙碌，他一个人站在车间中央，看着白花花的电灯，轰隆隆的机器。4
小黎中午又坐到我身边。
吃饭的时候，他开始主动和我说话。他说，“今天在哪边哇？”我告诉他，“在安规。”“哦，”他说，继续吃饭。吃完，去阳台，点了根烟。
我说，“妈的，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他说，“周一。”我说，“少来了。老实点。”他说，“上初中就会了。”说完，往旁边扭了两步，意思是我不要去管他。5“以后，我不要再打工了，我要有自己的事业。”下午，王姐说。
她说，她要开一个小杂货店，再在家门口摆一个碰碰车的铺子。赚点小钱，多和家人在一起。
她还说，要把小孩送进县里的贵族学校。贵族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是八千块钱一个学期，据五叔说，可以一个学期把孩子从不及格教到及格。每年都有清华、北大的，还有出国留学的，都去纽约的剑桥大学那种。“其实还是美国人的教育好。到了四年级，就可以判断出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盯着你擅长的那方面专门发展。比如你擅长数学，以后就专门学数学，你不擅长读书，以后就专门读艺术。”她说。“哦，还有这回事？你哪儿听来的？”我问她。
她说，“新闻，网上都这么说啊”。
我说，“那我可得记下来。”说着，掏出笔记本。
雷姐说，“你记什么呢？”“他记我刚刚说的美国教育呗。”王姐说，“要是我的女儿生在美国啊，我就让她去学芭蕾。”
事实上，我把笔记本放在桌底下，写，“女儿问奶奶，舅舅为什么在玻璃里面”。6
王姐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有故事，但是他们都在内心里把过往封起来，不说话。人们来到这里，唯一目的就是钱。
她说，“老板说，生产靠的是大家的力量，每个人都很重要。其实谁不知道呢？我们的工作是任何人上来都可以做的，我们微不足道”。
她说，原来她做的是文秘，看不起工厂里打工干苦活的。现在年纪大了，人家公司不要老了的女人做秘书。她辗转了一个又一个的工厂，才觉得自己之前年少轻狂。她说，现在觉得做什么都不丢脸，只要不偷，不抢，不骗，做一个善良的人，让上一辈的恶不传承下去就好。她说，她觉得劳动最光荣。
然后她说，其实以前中专时不该学计算机，应该学美容的。现在有钱女人去做美容，都舍得花钱。九月二十1
暖娟，暖娟，绕口令一样的名字。昨天我和她去流水线插电容，四个人站成一排，八只手不停。一条履带每分钟过九十个格子，我们要把每个格子都插上。一个没拿稳，履带就过去了。今天我又和她一起筛模子，看到有黑胶黏在脚上的，挑出来，用刀片刮掉。“别人也觉得绕口，叫多了就好啦。”暖娟说。她面颊肉鼓鼓的，有福相。声音像儿童片里的配音，欢快，有人世之外的自在。
暖娟从广西河池来，87年的。十六岁初中没毕业就出来了。她说，“因为那时候大部分人都这样”。她也觉得打工酷，好玩。“现在知道了，没有学历，一辈子只能做这样的工作。”她说。“那有想过继续读书吗？”“我们都老啦。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没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十六岁的时候，暖娟去了深圳河岸，在现在的深圳北站附近。如今那里都高楼林立，那时候只是一片草坪。那是2003年，也在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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