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少杰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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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研究试读：
前言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研究”的终期成果。对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研究作出历史演化、重点流派、主要理论和方法原则等方面的评析，同时结合东西方民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不同特点，理论联系实际地开展一些探索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是本项研究在申报设计时的主要承诺。
本书的导论部分，从总体上概括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研究的历史演化线索、重要流派和主要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也对感性选择研究的缘起、基本观点、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了概括性论述；第一章至第五章是对社会学理性选择研究的主要理论，即交换行为理论、网络结构中的选择行为理论和宏观系统中的选择行为分析理论，作出理论观点和方法原则的评析；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对经济学向社会学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作出的评析，这两章的内容可以看作在理性选择研究上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视野融合，是学科交叉性的成果；第八章至第十章是本项研究具有更明确探索性和创新性的扩展研究，即把理性选择理论的评析扩展到对感性选择研究的考察。
感性选择研究是理性选择研究进一步深化必然提出的重大课题。因为人类的选择行为不仅仅是由理性思维支配的，当认知心理学和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已经作出开创性探索后，直面人类社会行为或选择行为的社会学，不可回避地要对由感性意识支配的选择行为作出理论探索。尽管感性选择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方面的理论积累还比较薄弱，本书还是从感性选择的概念，感性选择的意识论基础、现实根据、展开形式与运行逻辑，以及体验经济中的感性选择等方面作出了论述，特别是分析了卡尼曼关于非理性预期行为研究中的与感性选择相关的理论，为开展更深入的感性选择研究作了理论准备。
本书的第十一章对哈耶克关于人类感性行为与感性秩序的理论作出了深入评析，可以看作以对哈耶克的思想理论评析为例，把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的研究同人类社会秩序的生成或建构联系起来进行的一种考察评析。第十一章的重要意义在于，选择行为一定是在制度制约下展开的，特定制度关系制约下的选择行为形成了人类社会秩序，这种思路可以把社会学的根本追求——社会秩序同选择行为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
总之，本书展开的是一项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的扩展性研究，其努力目标不仅在于总结社会学已有的关于选择行为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在于吸收经济学、心理学和哲学等相近学科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学的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研究开创一个更有生机、更加广阔和更有创新性的学术空间。
导论 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化与扩展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当经济学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向其他学科扩张时，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也被推及社会生活各种领域的研究。当代社会学对经济学的扩张做出了积极响应，把长期被拒于门外的理性选择研究引入了社会学，不仅产生了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学科——新经济社会学，而且实现了对传统社会学的重要突破，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得到了新的理论回答。
一、对理性选择的拒斥
1994年，在美国社会学年会上，布劳(Peter M.Blau)、古德(William J.Good)、哈勃(Joan Huber)、瑞利(Matilda W.Riley)、苏特(James F.Short)和荣格(Dennis H.Wroog)等6位著名社会学家以“理性选择与社会学”为题开展了一场热烈讨论，他们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概念、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原则与方法、理性选择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当代社会学在理性选择研究方面的新趋向等问题开展了内容丰富的争论。这6位社会学家中有5位曾经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在美国社会学界拥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反响。1997年，美国权威社会学专业杂志《美国社会学家》，把这6位社会学家的论文编辑为一个专刊号发表。美国社会学会理性选择部主席米歇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为这6篇论文发表了评论，他认为这6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理性选择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社会学对理性选择研究的态度将由简单拒斥转向一种深刻的反思与建构。
这6位社会学家对于在社会学中开展理性选择有不同的见解。布劳坚决反对把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他指出：“社会学的中心任务不是解释个体行为(individual behaviour)，而是解释社会环境的结构注1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people's life)变迁。”理性选择理论的任务是揭示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因此它不是社会学的任务，社会学只有把这种关于个体怎样行为的问题留给其他学科去研究，才能保持自己的学科特点、完成自己的使命。
布劳对理性选择的排斥，是在维护由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确立的，并且由大多数社会学家坚持的社会学原则。迪尔凯姆曾经反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是客观的物，社会事实制约着个体行为，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不能用个注2体的行为去解释它的实质与功能。正是这种严格的“社会学主义”，在社会学奠基之时就把理性选择明确地拒斥于门外。
虽然韦伯(Max Weber)认为迪尔凯姆确立的原则是片面的，主张社会学应当把人及其行为纳入自己的视野，而不能仅仅研究诸如社会比率、社会事实这些概念本身，但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注意力仍然不在个体行为上，他注意的是个体在主观意愿上发生联系而形成的社会行动。并且，韦伯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社会行动，其视野中的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都不是指个体行为，而是行动者们主观意愿发生联系的社会行动。因此，韦伯在概括各种行动类型之后，不再进一步解释个体行为的动机、目的、手段、策略模式和选择方式，而是研究在这些行动类型基础上的权威类型和社会管理模式(科层制)。就此而言，作为社会学家，韦伯虽然提出了社会学不能忽视个体行为的主张，但是仍然在社会的层面上开展对人们的行为(确切说是社会行动)的研究。韦伯也论述了个体行为，但不是在社会学范畴之内开展讨论，而是在经济学范畴里论述了个体的选择行
注3为。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把迪尔凯姆的结构论与韦伯的行动论综合进自己的结构功能论之中，其结果是进一步在社会学的视野中排除了理性选择研究。产生这种理论结果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帕森斯仍然在类型学的意义上讨论人们的行动模式，而不是在个体的选择活动中开展研究；其二，在社会系统论中，帕森斯把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看作两个独立并存的系统，这种划分的结果导致社会学和经济学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两个学科可以互不相关地开展自己的研究。于是，把理性选择从社会学中排斥出去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可见，布劳反对把理性选择纳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与经典社会学排斥个体行为研究的原则一脉相承。然而，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个原则，在当代社会学中已经明显乏力。当布劳竭力维护社会学只能研究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而不应理睬个体行为问题的原则时，不仅他自己受到了古德、哈勃、瑞利和苏特等人的责难，而且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等经典社会学家正遭到他们的批评。古德认为，尽管很多社会学家正不断地把理性选择研究从社会学的视野中排斥出去，但是社会学家们不仅从来没有脱离理性思维,而且理性选择问题也从来没有从社会学的视野中消失。因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社会学家们都承认人的社会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而有目的的行为就一定包含有指向的选择,当社会学家研究人们的目的行为时，其实质也就是在研究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古德指出：“推理的方式是这样深刻地缠绕在人们的头脑中，以至于我们无意识地把它运用到过程与事件的研注4究之中。”
哈勃更为坚定地指出，社会学不应当否定理性选择理论，否则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将无法确立自己的理论核心。在哈勃看来，社会学面对人们的目的行为，应当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开展对具有选择性的目的行为的研究，否则社会学研究将放弃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并转而失去中心、流于空疏。当然，社会学应当保持自身与经济学不同的学科特点，而不应当简单跟随或模仿经济学对理性选择的研究。哈勃指出：“对于理性选择理论，我不是在经济学的典型形式上而言，即不是在如何制约人们效益最大化的形式的细节上去谈理性选择理论，而是基于有目的和有意识的选择行为的假设来讨论它。目的行动的模式，假定人类的行动是被目的指导的，目的行动的模式是关于人们在他们已有的价值观念和信念基础上开展选择的方式的理论。在社会学中的这种明确的模式，最初发生于人际关系和小群体的分析注5中，并且可以被应用到更广阔的层面上。”
古德和哈勃再次提出了社会学长期为之困扰的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由迪尔凯姆创立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虽然得到了许多社会学家的认同，而个人行为和个人心理也因此长期被排斥在社会学视野之外，但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来也没有远离社会学。因为正如社会唯名论所言，离开了个人的存在与行为，社会不过是一个空壳，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只能停留在抽象层面，社会学也就无法实现其面向经验事实、开展实证研究的理论承诺。
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学始终都把社会理性化作为自己的追求，然而，要想实现社会理性化，又怎能不研究人们的行为？正因如此，当迪尔凯姆把社会学的宗旨确定为实现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时，他也没有真正排除对个人行为的研究。在谈到社会学研究的宗旨时，他一方面公开声明社会学不研究个人行为，另一方面又无法回避地提出了研究个人行为的任务。迪尔凯姆指出：“实际上，我的主要目的在于把科学的理性主义扩展到人们的行为中去，即让人们看到，把人们过去的行为还原为因果关系，再经过理性的加工，就可以使这种因果关系成为未来行为的准则，人们所说我的实证主义，不外是这种理性注6主义的一个结果。”这里迪尔凯姆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社会学的宗旨就是把理性主义的原则变成人们行为的准则，也就是说，个人的行为不仅不能从社会学的视野里排斥出去，而且应当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
二、引入理性选择研究
美国社会学界通常认为是霍曼斯(George C. Homans)首先把理性选择研究引入了社会学，华莱士(Ruth A.Wallace)和沃尔夫(Alison Wolf)在其编写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中论述理性选择理论时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交换理论’进入注7人们的视野。”霍曼斯在研究小群体中的交换行为时，用经济学中经济人的理性原则分析人们的交往行为，认为人们在交往行为中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选择目标的，人们的交往过程实质上是利益的交换过程。因此，霍曼斯用成本与报酬、惩罚与强化、数量与价值、投资与分配等一系列经济学术语来讨论交往过程中的问题。
虽然布劳在同哈勃等人争论是否把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时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其《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等著作中阐述的交换行为理论也被看成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华莱士和沃尔夫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对布劳关于理性选择和社会结构的分析作了较大篇幅的评述。布劳关于交换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而从70年代开始，其主要注意力则转向了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的研究，这个变化可以视作布劳在90年代反对把理性选择引入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
华莱士和沃尔夫十分明确地揭示了布劳同霍曼斯在研究交换行为上的不同特点，他们指出：“布劳扩展了霍曼斯关于人际间关系的分析，他的这一扩展是通过更清晰地讨论社会交换中的价格机制以及分析人们在友谊和爱情中的总体目标来完成的。然而，他对交换理论的主要贡献是细致地分析了交换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并对在大的制度背景下(也包括小群体)权力的交换性基础进行了研究。在介绍布劳的交换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将提到他对官僚体制的经验研究，这些研注8究是对制度背景下的交换过程进行研究的最好范例之一。”概言之，霍曼斯集中研究小群体中的交换行为怎样根据理性原则展开，而布劳则把这种研究扩展到更广阔的视野中的制度分析。
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的《社会理论的基础》表明理性选择研究已经更加明确地登入了社会学的殿堂。尽管科尔曼一再声明，他采用的方法是与经济学有区别的“系统的内部分析”，这种分析要通过对个体、资源、制度和组织等系统的各种因素开展综合分析，然后实现对社会系统运行方式或运行模式的把握。但是无论如何，科尔曼的研究基点是个体的有选择的目的行为，其实就是比经济学分析的经济选择行为宽泛一些的理性选择行为。
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开篇就声明：“许多社会研究把个人行为作为解释重点，因而背离了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理论注9的核心问题应当是揭示社会系统的活动。”这里似乎在坚持经典社会学的原则，但是进一步的论述就表明了科尔曼同经典社会学在原则上的区别。科尔曼进一步指出：“系统包括不同的组成部分，从水平上分析，它们低于系统。例如，个人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制度或亚群体也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所有的例子中，都可以发现分析所涉注10及低于系统的水平，用系统组成部分的行为解释系统的行为。”这种解释的最基本内容是用个人的行为解释系统的行为，所以，科尔曼又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理论称为“个人水平的行动理论”。“个人水平的行动理论”，或者“系统的内部分析理论”，其目的是通过个人的目的行动来研究社会的系统运动，而其实质就是要回答个人行动和系统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科尔曼指出：“本书理论强调的基本问题是人与社会作为两个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个人注11行动系统和社会行动系统)怎样共存。”由于个人行动是揭示社会系统行动的出发点，如何界定个人行动就具有基础的意义。科尔曼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他非常清楚地讨论了个人行动的含义。科尔曼界定的个人行动有三个最基本的含义：目的性、合理性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他还指出，这种个人行动概念是从经济学中借用而来的，它不仅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可见，科尔曼已经把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移作其社会理论的基础，经济学理性选择的方法原则由此也成为社会学的方法原则。
霍曼斯、布劳和科尔曼把经济学的理性人和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引入了社会学之中，不仅为社会学解决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矛盾提供了新思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社会学同经济学开展对话、形成共同视点开辟了新途径。正是基于这一点贡献，许多西方学者在讨论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时，都要充分肯定霍曼斯、布劳和科尔曼把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的贡献。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没有看到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对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所带来的意义，而是仅仅强调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从嵌入论的角度研究社会网络对新经济社会学的创立与发展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事实上，格兰诺维特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展的社会网络研究，其实质也是把理性选择行为引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1973年，格兰诺维特发表了论文《弱关系的力量》，在这篇被西方学者称为新经济社会学奠基的文献中，格兰诺维特以个人求职行为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具有异质性特点的网络关系力量。求职行为是一种个人在社会网络关系中展开的选择行为，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涉及人的各方面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行为，因此人们在开展求职行为时需要更为复杂的计算分析和逻辑推论。所以，求职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格兰诺维特讨论求职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关系，也就是在讨论理性选择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的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格兰诺维特开创了新经济社会学的新篇章，那么他也是通过把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而做出这一贡献的。
承认把理性选择放到社会结构、社会网络或社会系统中开展研究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起点与基础，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理性选择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目标，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围绕这个核心，经济学建立了关于经济行为的实质与特征，经济行为的动机、手段、方式，开展经济行为的条件、环境、限制，以及人们在开展经济行为时的组织形式、制度关系和效益模式等十分丰富的理论。也正是在十分充实的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经济学雄心勃勃地向其他学科开展了大规模的扩张。
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主将，贝克尔(Gary S. Becker)用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模式来揭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毫不保留地宣布：“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仅此而已(即传统经济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注12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
从贝克尔的宣称可以看出，当代经济学之所以敢于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扩张，在于它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一个可以研究人类全部行为的新阶段，而经济学用以研究人类全部行为的方法是以理性选择分析模式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分析方法。如果承认新经济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对以贝克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回应，那么只有从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主攻方向、基本内容与方法原则来理解新经济社会学，才能真正抓住它的问题实质与理论得失。
如果把霍曼斯、布劳、格兰诺维特和科尔曼的研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可以看到新经济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一条演化线索，这条线索的核心问题就是把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引入社会学。在霍曼斯那里，人们的交往行为被等同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布劳把交换行为研究扩展到小群体之外，并强调对交往行为开展制度分析；格兰诺维特则坚持求职等社会行为也是理性选择行为，但是在这里，理性选择的对象和活动领域都已经开始扩大，即理性选择的目标已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职业、社会地位和声望等，理性选择行为也从市场领域走向比较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之中；科尔曼的理论构架更进一步扩展，因为他明确地提出要研究社会的微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他的理论构架中，能够看到比格兰诺维特在求职与社会网络的研究中更为丰富的理论内容，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组织制度、权力关系等社会构成因素都是科尔曼考察的内容，但是无论他的理论场面有多么宏阔，其核心一直是理性选择理论。可以用一个外延图来说明他们4人的理论的联系(见图0—1)。
图0—1 以理性选择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逐渐展开
从霍曼斯、布劳、格兰诺维特到科尔曼，虽然理论展开的外延在不断扩大，纳入其中的社会因素也在不断增多，但是理论的核心没有改变，仍然是理性选择理论。就此而言，并不像国内外某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新经济社会学产生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与核心理论是嵌入说注13和社会网络论。应当说，不仅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是理性选择理论，而且它的起点、基础也是理性选择理论。总之，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认同，或者说是把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引入对社会关系或社会系统的研究。就此而言，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抵制，而是对经济学以理性选择理论向其他学科特别是向社会学领域扩张的响应。
一般说来，一些学者在讨论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时，注重的是新经济社会学同经济学的区别，强调的是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抵制。并由此而把嵌入说看成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而把社会网络的研究看成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内容。嵌入说不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创造，而是从以波兰尼(Karl Polany)为代表的老经济社会学那里得来的理论继承。以格兰诺维特和科尔曼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有不同于老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起点或新的理论基础，即理性选择理论。波兰尼在其文献中也讨论了理性选择行为，但是他的注意力集中于经济行为与社会条件何为基础的实体论关系的追问上；而新经济社会学像贝克尔所宣称的那样，直接追问问题的实质内容，即经济行为在社会结构中是怎样运行的，把理性选择行为作为一种既成事实，考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展开形态与运行过程。
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更不能说是体现新经济社会学的创新性的主要内容。众所周知，社会网络理论建立于20世纪初人类学的研究中，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社会网络理论虽然有了进一步的充实与展开，但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创新。不可否认，在社会学视野里开展社会网络研究是当代社会学的一个新变化，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使古典社会学开始的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具体化了。社会网络研究引入之后，社会学家在社会关系中看到了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中的资源。这一点确实给社会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但是，在新经济社会学中，如果不把社会网络理论同理性选择研究联系起来，不仅难以把具体的经济行为放到现实的具体生活过程中进行考察，更重要的是无法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把握到真实的经济活动过程。新经济社会学既不能呈现新的形式，也不能被称为经济的社会学。
不是从嵌入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角度，而是从对理性选择研究的引入来看待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其重要意义还在于突破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理论限制。应当承认，嵌入性与社会网络关系，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都是实际存在的，对经济生活中的嵌入性与网络关系的研究理应是经济社会学的必要内容，但是在用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向社会学的领域大举进攻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面前，如果经济社会学仅仅固守嵌入说和社会网络的研究，那么将会失去进一步展开的广阔空间和有利的发展机遇。
肯定理性选择研究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也就肯定了当代社会学对传统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超越。因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绝不仅仅是社会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更重要的是它表明社会学突破了抽象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开始把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同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统一起来进行研究。这不仅使社会学能够面向真实的经验现实，既看到社会结构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也看到限制着个人选择行为的社会结构，而且还使社会学能够同取得辉煌成就的经济学就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经济生活开展广泛的对话，摆脱困扰社会学多年的边缘化困境。
总之，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霍曼斯关于小群体中交换行为的研究，被视为理性选择研究方法在社会学中最早的运用；布劳关于交换行为与社会结构的研究，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中的理性选择行为研究，科尔曼关于宏观系统中的微观行为研究，以及理查德·埃默森(Richard M.Emerson)、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和米歇尔·赫克特等人关于交换行为或选择行为的研究，都为当代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增添了丰富的内容。由于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是经济学的核心，当社会学家把理性选择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研究后，一种新学科就建立起来了，这就是20世纪后期以来取得显著进展的新经济社会学。在讨论当代社会学或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时，人们还常常论及从其他学科延伸到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成果，诸如以布坎南(James M.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以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为代表的社会选择理论等。
三、理性选择研究的扩展——感性选择
当社会学从经济学那里引入理性选择的理论与方法之后，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如何对待感性行为的选择性问题，特别是科尔曼把理性选择行为置于宏观系统中研究，把经济人转换为社会人、把经济利益追求扩大为社会利益追求后，感性选择问题就更加不可回避。西蒙(Herbert A. Simon)开启的有限理性或过程理性选择研究，也为感性选择问题的提出开辟了一条蹊径；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开展了深入的非理性选择行为的研究，为提出感性概念、建立感性选择理论作出了准备；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关于感性行为和感性秩序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感性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感性选择研究为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选择行为研究开拓了崭新的学术视野，形成了既有广泛而深厚的现实基础，又有重大而深刻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理论创新。
所谓感性选择，即由感性意识支配的选择行为。虽然这个界定似乎有些简单，但却明确地揭示了感性选择的本质，并且其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人们对理性选择做出了比较明确的界定，特别是经济学家对理性选择概念的内涵、外延和假设前提都作出了清楚的说明。然而，无论人们把理性选择界定得何等精致，其本质不过是由理性思维支配的选择行为。具体来说，通过数学计算、概念推论和逻辑分析支配人们去追求效益最大化的选择行为，这就是在经济学、政治学乃至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正是由于理性选择概念被严格界定，感性选择概念才获得了形成的思想空间。因为，一个很容易被人们想到的普遍事实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行为并非都是通过计算、推论和分析而展开的，大量的选择行为是由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说的实践感、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的实践意识支配的，也就是由感性意识支配的。
人们的行为一定是由其意识活动支配的，而人的意识活动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理性思维、感性意识和本能无意识。这三种层次的意识活动都可以支配人们的行为，理性思维以计算、推论和分析支配人们的行为，感性意识以感觉、知觉和表象支配人们的行为，本能无意识则以欲望、冲动支配人们的行为。在传统学术中，理性思维支配的行为被称为选择行为，而感性和本能支配的行为则很少有人明确地将之称为选择行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理性主义统治下的传统学术仅仅承认理性具有鉴别、设计和选取能力，而把理性思维之外的意识活动统称为非理性意识，认为非理性的意识活动不具有鉴别、设计和选取的能力，因此也就谈不到非理性的选择行为。
在理性主义者的非理性范畴中，本能支配的行为是否具有选择性，这有待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进一步探索，但感性意识支配的行为却一定具有选择性，这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能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感性意识支配的行为也具有选择性，而且在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中已经形成了关于感性意识支配选择行为的成果。尽管一些学者没有明确提出感性选择概念，但是在他们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与之相关的丰富思想。
经济学以理性选择研究为核心，并且也正是经济学率先突破了选择行为的单纯理性限制。经济学首先提出了理性支配选择行为能力的有限性问题，并由此而推进了非理性预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西蒙和卡尼曼的研究。西蒙接受了韦伯的影响，在韦伯关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理性选择的研究推向过程理性研究，也就是在过程中研究选择行为以及支配选择行为的意识活动过程。西蒙说：“当前面临的任务是将经济人的全局理性替换为另一种理性行为，这种理性行为和组织(包括人)在其所存在的环境类型中与注14实际所拥有的对信息的掌握和计算能力相容。”这里所谓的把全局理性替换为另一种理性行为，就是把传统经济学的逻辑理性研究替换为对理性选择的行为过程研究，亦即过程理性研究。
西蒙的过程理性不是对形式理性或逻辑理性的否定，而是要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中研究选择行为的展开过程，这种研究不仅承认选择者对信息获得的有限性，而且还要承认选择者理性计算和逻辑推论的有限性，实质上是对形式理性或逻辑理性研究的深化。关于选择逻辑的推论可以舍弃各种有限性条件，但是对选择过程的研究必须面对选择者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限制，因为过程一定是在特定的条件中受到种种限制而展开的，不承认条件限制的研究一定不是过程性研究。西蒙正是根据过程理性的研究而提出了有限理性说。
从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有限理性概念不仅揭示了理性选择的有限性，而且也提出了怎样面对非理性选择的问题。西蒙的长期合作者卡尼曼把认知心理学应用到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行为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人们的大部分选择行为不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设计的那样完全而确定，更多的选择行为不是根据严格的理性计算和逻辑推论完成的，人们通常是根据未经计算的感觉、知觉或直觉做出选择。卡尼曼的研究得到了高度认同，他因此而与史密斯(Vernon Smith)共同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卡尼曼的合作者特沃斯基明确地提出了感性选择(perceptual choice)这个概念。在一篇题为《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原理比较》的论文中，特沃斯基指出：“人们通常不是将预先计算好的选择序列最优化，而是根据可得到的选择项来构造他们的选择。结果，所提供的集合中的变化生成了不符合简单最优化的决策。标准化模型的系统失灵，我认为与其说是因为它的复杂性，倒不如说是因为这样的事实：人们有时并没有明确的选择偏好，从而他们要借助前后关系去确定什注15么看起来是‘最好的买卖’。”简言之，在特沃斯基看来，人们通常并不是根据精致的计算支配自己的选择行为，指向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模式是简单而不可行的。
特沃斯基进一步指出：“比较效应在感知和判断中是无所不在的。例如，当一个圆形被一些小的圆形环绕的时候，会比被大的环形所环绕显得大一些(见图0—2)，类似地，一个产品在一群不怎么吸引人的产品中会显得很吸引人，而放在一群更有魅力的产品之中就不那么吸引人了。比较效应不仅仅适用于单个属性，如大小、吸引力，也注16适用于多个属性的权衡。”这里，特沃斯基就是在论述以视觉效应为根据的感性选择，这是一种非计算的、基于视觉图像比较效应做出的感性选择。
图0—2 右图中间的圆看上去比左图中间的圆大，但其实二者大小相同
资料来源：［美］特沃斯基：《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原理比较》，见［美］理查德、J.济科豪瑟等人编著，詹正茂等译：《决策、博弈与谈判》，7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特沃斯基已经揭示了感性选择的本质规定，即感性选择是根据形象性的感性意识支配的选择行为。感性选择区别于理性选择的本质特征在于支配其意识活动的直观性、形象性和具体性，并且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又导致了感性选择一定是在多种相关因素的直接联系或比较效应中展开的。面对直接存在、真实联系且具有生动形象的具体事物，行动者不必计算和推论就可以凭借视觉经验做出感性判断和感性选择。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等人对视觉经验和感性选择的研究，同以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为代表的知觉现象学有密切联系。梅洛-庞蒂承继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Edmund G. A. Husserl)的追求，追问世界的真实本质。他说：“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研究，在现象学看来，一切问题都在于确定本质：比如，知觉的本质、意识的本质。但现象学也是一种将本质重新放回存在，不认为人们仅根据‘人为性’注17就能理解任何世界的哲学。”那么，现象学怎样才能真实地把握世界的本质？梅洛-庞蒂的回答是：“在它看来，在进行反省之前，世界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呈现始终已经存在，所有的反省努力都在于重注18新找回这种与世界自然的联系。”
梅洛-庞蒂要找回的人与世界的真实的本质联系，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对事物的知觉，他建立起来的知觉现象学，把人对世界的知觉放在首要地位，在对知觉的追问中把握人所经历和体验到的各种现象。他在一次演讲会上宣称：“被知觉的世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物体的总和，我们与它的关系也不是思想者与对象的关系，并且多种意识针对被知觉物所达成的同一性并不等于多位思想家所成的定理的同注19一性，而被知觉的存在也不等同于观念的存在。”
梅洛-庞蒂认为，超越科学与各种传统理论观的局限，不仅可以摆脱教条主义的限制，而且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实现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真实认识。他说：“知觉之所以在这里得到特殊对待，是因为被知觉物从根本上讲是在场的并且是鲜活的存在，另外它应在其后应用到人与人在语言、知识、社会和宗教的关系上去，就如同我在该书中将其应用到人与感性的关系、或在感性层面上人与人的关系注20上一样。”确如梅洛-庞蒂在这里阐明的那样，他从知觉现象学的立场出发，对人的行为、身体图式和语言交流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具有深刻创见的研究，对当代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理论、身体社会学和语言社会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感性选择研究的现实基础
20世纪后期以来，当代社会学创造了五光十色的新观念和新流派，各种学术新派接踵而来，如实践感理论、感性秩序理论、拟象化理论、身体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真是层出不穷、琳琅满目。虽然这些色彩缤纷的社会学新理论展示了对当代社会生活思考的不同视角，但其中一个比较令人瞩目的广泛变化是：限制理性、提升感性。
限制理性，不是在抽象的一般性层面上提出的，而是针对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等展开的。并且，限制这些理性也不是彻底否定它们，而是要求把它们置于特定的范围内，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程度和有限的功能上承认它们的地位与意义。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其理由已经为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所证明。所以，当代社会学限制理性是更加合乎理性的追求，它将使理性变得清醒适度，使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展开一种新的思想境界。
当代社会学在限制理性的思考中开始重新审视感性，很多学者发现，感性并非如法国唯物主义者所论述的那样简单被动，无论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还是在行动论或存在论的意义上，感性都有很多值得人们重新认识的内容与形式。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也从不同角度对感性作出新探索。在对感性问题作出新研究的各种理论学说中，一个共同点是坚持实践观点，或者至少把感性现象同实践过程联系起来观察思考。
布迪厄最明确地坚持实践立场，并从实践出发对感性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单纯客观论和单纯主观论都是一种片面性，因为社会现象一定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展开的，而实践一定是主观同客观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只有站在实践立场上，在主观与客观的相互作用关系中观察和思考社会生活，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认识。人们把布迪厄的社会学称为关系论或实践论，这确实明确地概括了他的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立场。
像马克思论述的那样，布迪厄也认为实践是一种感性的现实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不仅以自己的躯体行动进入各种关系或各种场域之中，而且人们在实践中的认识活动也不能仅仅被看成计算、推论等概念性的理性活动，相反，更多的是尚未进入理性层面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布迪厄关于实践感、惯习、前逻辑、实践的模糊逻辑等方面的论述，为社会学在新的视野中研究感性现象展开了广阔的新空间。从布迪厄的丰富论述中可以概括出一种具有崭新内容的感性意识论，他关于感性的能动性、建构性、身体性、与理性逻辑不同的感性逻辑等很多论述都具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
吉登斯在感性问题上的很多论述与布迪厄有共同之处。吉登斯认为，人们的社会行动一定是受某种知识支配而展开的，人类的共同知识和一般原则在个体行为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这实质上肯定了理性在社会行动中的作用。但是，吉登斯又认为，人们的大量行动是在特定时空中的即时行动，经常支配人们行动的并不是可以清楚言说出来的理性思维，而是同身体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意识。所谓实践意识类似于布迪厄所说的实践感，是一种缺乏清晰逻辑形式的感性意识。
吉登斯认为，虽然实践意识是一种“只做不说”的意识，同可以用话语表达出来的概念思维相比，具有明显的模糊性，但是，在实践活动中，实践意识不仅发挥着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作用，而且在社会生活的结构化过程中，也发挥着理性思维不可替代的作用。吉登斯把社会结构化解释为人的主观结构同社会客观结构的双向构造过程：一方面，人在社会行动中一定要接受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要通过实践意识内化到行动者的主观结构中去，在行动者的心理上留下记忆的痕迹，生成新的主观结构；另一方面，人又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结构的制约，行动者要根据自己的实践意识展开实践，而实践意识中包含着主观结构，实践意识支配实践活动并把主观结构外化到社会之中，进而改变或更新社会结构。可见，感性的实践意识扮演着社会结构化的中介角色。
在当代经济学中，也有一些学者超越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视角，高度重视感性行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诺斯(D.C. North)曾经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关注那些非正式约束。我们都知道行为习惯、习俗和行为模式对一个社会的运转起到关键作用。但是，我们却不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又是怎样随时间的变化发生演进的，以及什么因素使它运作得好一些，或者糟一些。”注21诺斯等人对习惯、习俗等感性因素的重视，与老制度主义经济学有承继关系。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和康芒斯(John R. Commons)等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是从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行为或感性制度开始研究制度经济学的。
事实上，新老制度经济学重视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种超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过高估计理性选择的地位与功能，是西方学术追求社会生活理性化的典型表现。当制度主义指出理性选择一定是在制度制约下展开的，特别是当论述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制度对选择行为的制约作用时，就已经超越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主义的狭隘性。制度主义经济学不仅承认理性思维对选择行为的支配作用，同时也强调感性意识对选择行为的支配作用，并且已经明确地认为习惯、习俗本身就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存在，也可以说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行为也是重要的经济行为。
受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也兴起了新制度主义，彼得·豪尔(Peter A.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C.R.Taylor)把这些学科中的新制度主义统称为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并将之划分为三个传统或三个流派：历史新制度主义、注22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在这些新制度主义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感性行为、感性制度都被高度重视，甚至有些学者已经开展了具有较强探索性的经验研究。
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Olsen)于198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这篇文章被看作政治科学新制度主义的经典文献。在这篇文章中，马奇和奥尔森明确地论述了“符号性秩序”，他们指出：“研究正式组织要求关注政治生活中的符号、礼仪、仪式、故事和戏剧在有序化方面的影响力。象征性的符号以一种精巧的和扩散的方式渗透到政治体之中，为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意义解释。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经验和活动都注23是根据它们同神话和符号的关系来定义的。”符号、礼仪、仪式等都是可感知的事物，是感性现象，而这些感性现象在组织中可以形成符号秩序，亦即感性秩序。
保罗·迪马乔(Paul J. Dimaggio)和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W. Powell)也是政治科学中新制度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们对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感性行为——模仿作出了深入论述。他们指出：“当组织技术难以理解，当目标较为模糊，或者当环境创造出象征性的不确定性时，某一组织就有可能模仿其他组织的形态。模仿行为在节省人类行动方注24面的优势相当大。”应当承认，模仿也是一种经常发生的选择行为，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存在。模仿，特别是个人的模仿行为，主要是由感性意识支配的，模仿也具有目的、途径和程度的选择性，所以本书作者把模仿以及同类行为，如从众、延续传统等行为，称为感性选择。从实际的经验研究中可以发现，感性选择是比理性选择更具普遍性的选择方式，尤其在基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中，或者在非专业化的日常生活领域，感性选择就具有更加广泛的普注25遍性。
感性选择与感性制度联系在一起，就必然呈现一种感性秩序。哈耶克对感性秩序作出了深刻而丰富的论述，在他看来，理性主义者过高估计了理性的设计能力，以为人类根据理性推论和数学计算就可以有效地设计制度、建立秩序，但事实恰恰相反，理性设计的制度和秩序通常都是短暂的，只有那些人们的自发行为、通过不断地试错行为而积淀下来的制度和秩序才是稳定有效的。哈耶克把由自发行为形成的秩序称为自发生成的扩展秩序，亦即感性秩序。
哈耶克还论述了感性秩序稳定有效的认识论基础。哈耶克认为，理性主义之所以对各种理性设计持有充分信心，认为通过推论和计算而形成的理性计划可以有效地规定人们的社会行动，其前提是认为人们的认识具有普遍的共同性。然而，事实相反，人们都是在特殊条件中形成某种认识或接受某种知识的，都受到特殊的内外环境的限制，每个人的知识都处于孤立状态，是一种分立的知识。以分立的知识和孤立的认识去接受以知识共同性为前提的理性计划，只能导致认识错位、计划误导和行动无效。因此，理性计划的普遍有效性是不成立的。只有个人在直接的社会联系中，通过真实的感性行动逐渐积淀下来的秩序才是稳定有效的。
类似上述关于感性意识、感性行动和感性秩序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社会学确实展现了一种限制理性而提升感性的新趋势。并且，这种新趋势刚刚展开，它必将沿着已经形成的路向继续延伸，因为它植根于当代文化的深刻变迁，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当代文化变迁无疑是复杂而深刻的，其中最突出、最广泛的变化是，当代文化在信息数字化和传媒影视化的支持与推动下，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传播感性化。在数字化技术和影视化传媒广泛应用之前，思想观念方面的文化传播主要是以印刷在报纸书刊中的文字展开的，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而且传播的形式也是抽象的。文字表达的思想观念主要是概念化的“话语意识”，尽管一些文学作品也可以向人们描绘一些形象或场景，但是文字描绘的形象总是带有很大程度的抽象性。迅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和影视化传媒，不仅无法预见地提高了文化观念的传播速度和辐射广度，而且把思想观念转化为各种生动的形象，或者说以丰富的图像把思想观念感性化以后进行了广泛传播。
文化传播感性化具有极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它使大众文化变得异常活跃，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拓宽了广大基层群众接受新信息、新思想的途径。接受文字形式的信息，要受到接受者语言水平、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的限制，而以图像形式传播的信息，则大幅度地降低了接受的难度，即便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也能对那些生动的图像信息形成较丰富的理解。因为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意识主要停留在感性意识层面上，而当影视传媒向他们展现了无限丰富的生动画面时，他们也就很轻松地以自己的感性意识接受了其中的图像化亦即感性化的信息。所以，当代文化借助影视传媒中的感性形象，有效地把各种层面、各种领域的社会成员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文化传播感性化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关注社会生活变化的社会学和各种视角的社会理论，必然要对这种广泛发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理论上的反应。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社会生活中的感性意识、感性行动、感性秩序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显然与当代文化传播感性化引起社会生活的感性化变化有关。这种无处不在的文化传播感性化也必然影响了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学术观念，注重感性、转向感性，必然成为当代学术的一个兴奋点。
社会学对感性现象、感性问题的重视，还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感性自觉的一种反应。虽然全球化同文化传播感性化发生于同一个时代，全球化也借助了信息数字化和传媒影视化技术，但是全球化在实质上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理性化。全球化首先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社会的经济观念、经济体制和市场制度向世界其他民族的扩展与整合，同时也是源于西方的某些科学观念、政治原则、价值理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向其他各民族的传播与同化，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感性因素，但主要还是以功利原则、计算精神和控制技术等为核心的社会理性化追求。并且，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扩展，是以理性是普遍有效的这一预设为前提的，只有肯定源自发达地区的经验和原则的普遍效力，其他民族才能限制自己的特殊性而接受西方认定的普遍性。肯定普遍性的效力，是一个最基本的理性原则。
全球化作为在新形势下的社会理性化，使所有民族的文化传统、区域特色、地方制度和风俗习惯都面临被同化的威胁，而各民族在自己历史中传承下来的这些文化特质或社会特征，相对于西方的理性化原则而言，是感性的存在。特别是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和埃及等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地区，其本民族在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就具有更明显的感性特点。当各民族的感性文化遭遇以西方理性化为实质内容的全球化浪潮后，各民族的文化意识却在被淹没的威胁中觉醒，这或许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所说的挑战原理在起作用。始终注重区域性、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社会学，不会对这场理性化同感性存在的新较量、新搏斗置若罔闻，那些肯定多元化经验存在、珍视多样性生活的社会学家，也一定会用自己的理论去为那些一向被视为初级、被动的且长期在理性压抑下的感性提供学术上的支持。第一章小群体中的交换行为
霍曼斯关于小群体的交换行为理论，是美国社会学中最早把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引入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当代社会学特别是经济社会学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一、行为主义和经济学的影响
霍曼斯的小群体交换理论是在行为主义心理学、英国古典经济学、以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 Malinowski)和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为代表的人类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同米德(George H. Mead)和库利(Charles H. Cooley)等人一样，霍曼斯也受到以华生(John B. Watson)和斯金纳(Burrhus F. Skinner)等人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很大影响。但是，霍曼斯对待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态度同米德和库利有很大的不同。行为主义心理学强调研究人们的外显行为和可测量的生理活动过程，认为对人们心理活动的研究离不开这些可观测的外显行为和生理活动。华生指出：“行为主义者所理解的心理学是一门纯客观的自然科学的实验分支。其理论目的在于对行为的预测与控制。内省法不是其基本方法。它的数据之科学价注26值也不在于有助于他用意识解释意愿。”米德认为华生的观点是片面的，不一定所有的心理活动都能通过外显行为和生理活动观测出来，人们的心理活动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交往的互动过程中发生的，应当充分注意心理活动的社会主动性，而不是它的生理基础和外显行动。与米德相反，霍曼斯对华生等人的主张却充分肯定。他认为，确实应当像行为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们的外显行为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交换行动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否则又将陷入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中。
霍曼斯不仅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且直接吸收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命题。据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概括，霍曼斯从行为主义心理学那里接受的基本命题主要有7个：
(1)在任何既定的情境中，有机体都能开展获得最大报酬和最小惩罚的行为。
(2)有机体能够重复开展那些过去已证明能够获得报酬的行为。
(3)有机体能够在与过去曾获得报酬相似的情境中重复过去的行为。
(4)现在发生的刺激如果在过去发生过，并且曾使行为者获得了报酬，那么当下的刺激将使有机体重复过去的行为。
(5)行为的重复只有在继续获得报酬时才能发生。
(6)如果在相同情境中发生了与过去相同的行为，但是没有获得报酬，这时有机体将会出现情境冲动。
(7)有机体从某一行为得到的报酬越多，越有可能发出替代行注27为，以便谋取其他方面的报酬。
行为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在霍曼斯的人际交换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且同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马林诺夫斯基是出生于波兰的英国著名人类学家，他通过对太平洋的特罗布里安群岛美拉尼亚人的实地考察，阐述了原始群体以互惠为基本特征的生活方式，认为互惠性的交换活动是原始人结成社会群体、维持交往关系的基本条件。不仅具有物质利益关系的交往活动要坚持互惠原则，而且在巫术等原始文化活动中，也要用声望、崇敬和其他方面的特权来体现互惠原则。虽然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是关于原始部落的，与现代人的生活有漫长的时间距离，然而正因为是关于离现代人较远的原始人的研究，为理解和说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行为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根据。因为在某些研究者看来，原始人的文化不够发达，他们的社会行为最少掩饰且最少扭曲地表现着人类的本性。现代人的各种文化修饰的复杂行为，都是在原始人那些简单的、直接表现人类本性的行为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马林诺夫斯基关于原始人社会交往以互惠原则为基础的观点，不仅使霍曼斯确立互利的社会交换理论获得了思想来源，而且也为他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英国古典经济学比人类学更重视人际关系中的利益因素。亚当·斯密认为应当从个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出发看待一切社会现象，任何复杂的社会生活都可以从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找到根源。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这些观点对霍曼斯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在他的社会交换理论中，许多解释都沿用了经济学的术语，尤其是成本和报酬两个概念，已经成为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范畴。其他一些概念，如价值与数量、失落与满足、投资与回报、分配与公平等，几乎在古典经济学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出处。就此而言，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带有机械论色彩。尽管他也注意追究社会交换行为的心理基础，但是大量照搬经济学术语，过度强调人们社会活动的经济学内容，未免是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简单化和片面化。
不过，应当看到霍曼斯注重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也有其合理的方面。霍曼斯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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