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五十年：嬗变中的王朝末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童超

出版社：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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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五十年：嬗变中的王朝末日试读：

前言

1864年，同1840年一样，也是晚清历史上一个标志性年代。在末代王朝苟延残喘的最后五十年间（1864～1911），随着古老中国愈陷愈深地沉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炎黄子孙日益迫近地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

这是国人不堪回首之痛。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甲午战争的全军覆灭，《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而昏聩腐朽的清朝廷却在坐视国难，制造一起起“北洋海军的战舰全部覆没，只有颐和园的石头船永远不沉”的悲剧。

这是民族不能忘却之殇。19世纪末的列强瓜分狂潮带给国人的伤痛犹未平复，八国联军的铁蹄炮火就将北京城肆意洗劫烧杀，还有那一次次救国运动受到的残酷镇压，那一个个英勇身影的轰然倒下，都如此触目惊心。

民族的伤口撕裂了每位国人的内心，国家的危难拷问着每位志士的灵魂。当旧的大厦被一步步摧毁，整个社会酝酿着变革与更新。有人在抗争，是太平天国的风起云涌，是捻军的揭竿而起，是义和团的愤然杀敌；有人在图强，是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张謇等实业家的“实业救国”，是詹天佑等留洋学生的科技振兴；有人在唤醒，是郑观应的“盛世发危言”，是浩浩荡荡的晚清留学潮，是谴责小说及各类近代报刊的猛烈抨击；有人在变革，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是戊戌六君子的献身变法，是翁同龢等有识朝臣的不遗余力；有人在颠覆，是孙中山建立同盟会的创举，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壮行，是武昌起义的枪声，以致末代朝廷的最终让位。

五十年的晚清历史，五十年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山河巨变。是中华民族因遭受内忧外患双重打击而身患重病之际，却得以在绝望中萌发生机，在苦难中孕育希望，在腐朽中诞生神奇。反观那百余年前的民族危机，今天的我们便不应只看到焦灼的创伤，只听到绝望的哀号，只感到无力的挣扎，更应透视那浴火重生的壮烈一幕。这让我们不忘耻辱，而不自轻自弃；身系千钧，而能勇敢前行。

辛酉政变

避开英法联军兵锋，逃到热河行宫的咸丰皇帝仍没有逃脱死神之手：一病不起，最终撒手人寰。咸丰帝辞世后，年仅26岁、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成为大清帝国的最高主宰。而此后，大清帝国在她手里便一步步走向多事之秋，好似风中残烛，凄凄摇曳。

咸丰帝之死

咸丰十年（1860）八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烽火马上就要燃到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咸丰帝坐不住了，仓皇地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逃到了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留下弟弟恭亲王奕在北京负责与英法联军议和。八月中旬，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并闯入了大清帝国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英法军队在圆明园里展开了疯狂的抢劫，当他们发现实在无法带走全部珍宝时，就在园里放了一把大火，将这处人间胜境付之一炬。

这时，已经在位10年的咸丰帝心里充满了愤懑。咸丰七年（1857），英国军队攻占了广州；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北上到了天津大沽口，攻陷了大沽，同清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现在英法联军又攻陷了都城，这对于封建帝王来说真是莫大的耻辱。然而，此时的咸丰帝已经是回天乏力了，不仅是因为大清帝国军事上的软弱，同时咸丰帝的病情也越来越重，已经很难再支撑下去了。掐丝珐琅熏炉熏炉又名“香熏”，为熏香用具。该炉为铜胎镀金，长方形，上阔下敛，通体以黑釉为地，四面均饰掐丝牡丹纹，盖饰勾莲纹，体量庞大，华贵大方。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热河行宫内气氛低沉，咸丰帝病危了，但是他的头脑还十分清醒。他知道连续多天来思前想后的问题到了该决断的时候了。他的皇位只能传给他唯一的儿子载淳，而这个儿子才仅仅6岁。如何使这个6岁的新皇帝能够面对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清江山呢？咸丰帝心里一直忧心忡忡。他现在终于拿定了主意，紧急召见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位大臣来到他的病榻前，宣布立载淳为太子，并让这八位大臣做赞襄政务大臣，在他死后全力辅佐自己的儿子坐稳江山。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三园。这个经过清朝100多年的经营、凝聚了中国人民血汗、综合中西建筑艺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皇家园林，顿成一片废墟。

第二天，咸丰帝就病逝了。

权力之争

咸丰帝害怕大臣出现专权的情况，因此任命了八位顾命大臣，并且为了更加保险，还将位高势重的恭亲王奕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同时咸丰帝还想通过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和载淳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来牵制八大臣的权力。尽管咸丰帝设计自己的身后事时的确用心良苦，但权力之争还是在咸丰帝尸骨未寒的时候就上演了。

咸丰帝死后，八大臣提出小皇帝年纪尚幼，无法独立处理政事，因此有什么圣旨只要是八大臣拟好，以小皇帝名义颁布就可以了。对此，慈安太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异议，慈禧太后却害怕这样一来皇室的权力就会被架空，她的权力欲也就无法满足了。因此她提出，圣旨由八大臣拟定可以，但一定要经过太后和皇帝亲自过目认可后才可以颁布。最终争来争去，八大臣实在想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借口来回绝，也只得同意慈禧太后的方案。在慈禧太后与八大臣的第一次较量中，显然慈禧太后占了上风。

很快，慈禧与八大臣的第二次较量开始了。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八日，御史董元醇上了一道奏章，奏章中有请求太后垂帘听政的内容。这一奏章正中慈禧太后下怀。然而八大臣对此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他们上奏折建议皇上降旨痛斥董元醇。八大臣中的焦祐瀛更是直接起草了一份上谕，斥责董元醇心怀叵测，尤其是关于太后垂帘听政是万万不可行的。其他七位大臣看了焦祐瀛起草的上谕后无不拍手称快，迅速命人将上谕呈送给慈安和慈禧两位太后，请她们郑重颁布。慈禧太后看到上谕后，心中恼火，但也不好立即发作。想来想去，她和慈安太后商定，将董元醇的奏章和八大臣的上谕同时压下，都不回复，以静观其变。避暑山庄烟雨楼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仿浙江嘉兴烟雨楼而建的。楼自南而北，前为门殿，后有两层红柱青瓦的楼。楼上层正中悬挂乾隆帝御书的“烟雨楼”匾额。楼东为青阳书屋，是皇帝读书的地方。楼和书屋之间有游廊连通，自成精致的院落。

八大臣见送去的上谕并未得到回复，一起向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发难，甚至当面斥责两位太后干预朝政，违背了咸丰帝的嘱托。后来八大臣甚至以不再办理公务向两位太后示威。双方僵持良久之后，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见再僵持下去恐怕对自己不利，只好将八大臣起草的斥责董元醇的上谕盖章发下。在这次较量中，八大臣占了上风。

叔嫂合谋

经过与八大臣的几次较量，慈禧太后发现，依靠联合优柔寡断的慈安太后来与八大臣对抗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她需要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她马上想到一个人——恭亲王奕。恭亲王奕一向为咸丰帝所猜忌，咸丰帝在病危的时候也不允许奕到热河探望，并且在任命顾命大臣的时候也把奕排除在外。奕看到八大臣把持朝政，而自己则越来越不受重视，心中也有颇多怨愤，因此与慈禧太后一拍即合，由这两个人主演的辛酉政变就此拉开帷幕。

此时，两位太后、小皇帝、八大臣仍旧在热河行宫办理政务。奕要求到热河行宫拜祭咸丰帝灵柩，八大臣极力阻止，两位太后却坚持批准。就这样，奕在火药味十足的情况下来到了热河，与两位太后进行了一次秘密磋商。

这次秘密磋商之后，两位太后提出要尽快回驾北京，并命令八大臣马上筹备新皇帝的登基事宜。就在八大臣筹备新皇帝登基的过程中，奕已经控制了北京城中的兵权。慈禧太后还寻找借口先后解除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军事职务，但为了使八大臣不至于马上翻脸，又给他们加封了虚衔，使八大臣有苦说不出。

随着一切准备停当，慈禧太后和奕已经磨刀霍霍。九月三十日，慈禧、慈安两位太后和小皇帝先八大臣一步回到了北京。刚一到北京，慈禧太后就向留守北京的官员哭诉八大臣如何飞扬跋扈，置先帝的嘱托于不顾，并且心存不轨、欺君罔上。奕等人一致要求要严厉惩办八位大臣。

慈禧太后返回京城的第二天，八大臣中除肃顺因为护送咸丰皇帝的灵柩而迟延外，其他人都已回到京城。正当这几位大臣准备办理公务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枷锁。随后，肃顺也成为了阶下囚。接着，慈禧太后历数八大臣的罪状，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烧、咸丰帝避难热河的责任都扣在了八大臣的头上。最终，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被赐自尽，其他五人或被革职，或被充军。就这样，一场政治权力的纷争以刀光与鲜血画上了句号。咸丰帝害怕大臣专权会使自己的儿子被架空，却没想到最终年仅26岁的慈禧太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慈禧其人

慈禧太后，道光十五年（1835）出生，姓叶赫那拉，小名兰儿，慈禧是她的徽号。传说慈禧太后年轻时清丽可人，《清朝野史大观》上曾记载：“西后”每一出游，道旁观者皆喃喃作欢喜赞，谓天仙化身不是过也。

咸丰二年（1852），那拉氏以秀女被选入宫，封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晋封懿嫔。咸丰六年（1856）年，她生下儿子载淳，此前咸丰帝还没有儿子，因此母以子贵，又被晋封为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同治帝即位后，尊封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上徽号“慈安”；尊封自己的生母、贵妃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由于慈安居于东宫，慈禧居西宫，历史上又将其称为东、西太后。慈禧太后通过辛酉政变，掌握了权柄。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辛酉政变的成功，只是慈禧太后迈上权力巅峰的第一步。要想在政治的旋涡中不被淹没，她还要一步步奠定自己无可动摇的地位。终于，在打压恭亲王、扶立光绪帝之后，慈禧太后的地位再也无人可以挑战。她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王朝历史上继武则天之后最有权势的女人。

重建权力核心

处置了八大臣之后，慈禧太后为了彰显自己消除八大臣影响的决心，取消了八大臣为新皇帝载淳拟定的年号“祺祥”，代之以“同治”，以1862年为同治元年。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九日，同治皇帝举行登基大典。新皇帝的圣旨中规定，以后无论行政性还是军事性的奏折都要先请慈禧和慈安两位皇太后过目，最后军机处的处理办法也要经两位皇太后批准才可以执行。就这样，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同治”的垂帘听政就开始了。同治帝画像

为了更好地应对内外局面，也为了巩固自己垂帘听政的成果，慈禧太后开始重建权力核心。在辛酉政变中，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当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垂帘听政后，没有忘记这位股肱之臣，开始对他进行大力封赏和褒奖。早在辛酉政变甫一结束，奕就被授予了议政王的头衔。清代以前虽然也有过议政王，但都是同时授予多人的，而奕竟然独自一人被授予议政王，可见权势之显赫。接着，奕又被补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加上他此前所任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原职，奕很快集军、政大权和外交大权于一身。军机处是中央权力的中枢，很快，在奕的领导下，军机处选任了一批有能力、有见识的军机大臣，一切政务很快回到了正轨。

在地方，太平天国运动这次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在辛酉政变发生时正处于高潮阶段。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的正规军连吃败绩，只有曾国藩等汉人领导的湘军对太平军起了扼制作用。出于保住江山、坐稳权位的考虑，慈禧太后在地方上给予了曾国藩等汉人更多的实权。在辛酉政变大约发生半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就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的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集该地区军、政、财权于一身。与此同时，李鸿章、左宗棠等汉人将领也得到了大力提拔。也正是这些人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让慈禧太后坐稳了权力宝座。紫禁城储秀宫储秀宫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咸丰二年（1852），叶赫那拉氏刚进宫被封为懿贵人时，曾在这里居住。后来她晋为懿嫔，并在这里生下了后来的同治帝。光绪十年（1884），慈禧太后为庆祝五十岁生日，从长春宫移居此宫，并耗费白银63万两重修宫室。

罢免议政王

同治四年（1865），在清朝的权力中枢爆发了一场权力争夺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双方，正是四年前联手发动辛酉政变的盟友——慈禧太后与奕。

随着对外交好列强、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顺利进行，慈禧太后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便开始着手对付和她分享权力的奕。虽然在辛酉政变刚刚结束的时候，两位皇太后曾对奕大加封赏，但限制奕权势的行动也同时被提上了日程。奕被授予议政王之后的第二天，两宫皇太后就发出郑重宣告：军国大事都要经由两位皇太后亲自处理，其他大臣有什么重大的事务还可以向两位皇太后上密折奏报。这无疑是给奕一个下马威，也是避免大权旁落的鲜明举动。慈禧太后像藏于北京颐和园水操学堂展室中的慈禧太后像。

奕自然一眼就看穿了慈禧太后的用意，但他觉得是自己一步步苦心经营北京，才有今天的结果，况且北京的很多官员都是他提拔起来的，因此他并没有忌惮慈禧太后发出的警戒信号，依然我行我素、权势熏天。甚至有时政见不合，奕竟敢与慈禧太后当面争辩。奕这种“不敬”行为更加促使慈禧太后下定决心要限制奕的势力。

奕的主要势力在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慈禧借着一次和奕闹僵的机会，连发两道上谕，明确指出奕今后不得为发展自己的势力而推荐官员升迁。慈禧太后还逐步罢免了倾向于奕的一些官员，既达到了震慑奕的作用，又剪除了奕的羽翼。

随着慈禧太后与奕矛盾的加深，一些投机取巧的官员正在紧紧盯着这个机会，把投慈禧太后所好看成是自己飞黄腾达的绝佳良机。蔡寿祺就是这样的一个官员。他仔细权衡后，认为还是倒向慈禧太后这一边有利可图，于是上了一道奏折，指出议政王奕有贪污、骄横、大权独揽、徇私舞弊四大罪状。慈禧太后看到奏折后心中大喜，立即召见奕进宫，对其当面斥责。奕不仅没有诚惶诚恐，反而火冒三丈地要找蔡寿祺算账。慈禧太后见奕如此骄横，便命人将他逐出大殿，随后避开被奕掌控的军机处，命一些老臣直接发布诏书，责成一些官员对奕所犯罪状进行一一核查。

诏书一出，内外震惊。在内，大量身居要职的官员力保奕无罪，指责蔡寿祺诬告，一份份替奕求情的奏折雪片般飞到了慈禧太后的眼前；在外，外国使馆的官员也对奕的事十分关注，甚至想出面干涉。这样的局面是慈禧太后没有料到的。另一方面，奕见慈禧太后发布了这样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知道其手腕之强硬，因此请其他大臣向慈禧太后转达了自己的和解之意。慈禧太后正好有了这么一个台阶下，于是召奕进宫，当面训诫。在训诫过程中，奕收起了以前的倨傲，慈禧太后则顺水推舟地取消了奕的议政王封号，使奕的地位与权力较以前都有了很大的削弱。本想投机取巧的蔡寿祺最终不仅没有捞到好处，反倒被革除官职，罢职回乡。

扶立光绪帝

同治帝载淳，本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子，但是他畏于生母的严厉和心机，一直与慈禧太后较为疏远，反倒与慈爱敦厚的慈安太后走得很近。这一状况，激起了慈禧太后的不满。同治十一年（1872），在选皇后的问题上，同治帝与慈禧太后又产生了矛盾。当时慈安太后看中的是阿鲁特氏，慈禧太后看中的是富察氏。两个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让同治帝自己选择。同治帝选择了阿鲁特氏。这让慈禧太后大为不快。

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同治帝亲政以后，处理政务仍多受母亲的掣肘，因此一直郁郁寡欢。加之他所选的皇后阿鲁特氏，也经常惹得慈禧太后不悦。故而不仅他的皇后受到慈禧太后的百般刁难，连他本人也多次受到慈禧太后的训斥。同治帝为了免受母亲的斥责，只好尽量少与皇后接触，自己独居乾清宫，整天与小太监嬉戏打闹，有时还在内侍的引导下偷偷溜出宫逛酒馆妓院。也许是积郁成疾，也许是酒色伤身，也许是不幸地感染了天花，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在久病不起后，撒手离开了人世，在人间走过了悲苦交织的不足20个春秋。

同治之死，给慈禧太后再次全面把持朝政创造了机会。同治去世时，没有留下子嗣，慈禧太后选来选去，将载湉推上了皇位，即光绪帝。载湉的父亲是醇亲王，从咸丰帝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慈禧太后的侄子；载湉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从慈禧太后的角度来看，他又是她的外甥。更重要的是，载湉此时年仅4岁，这使原本已经表面上让同治帝亲政的慈禧太后再次名正言顺地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此后，将没有人再能挑战她的地位。金星玻璃天鸡式水盂

总理衙门建立

当天朝上国的自信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的时候，清政府不得不面对危局做出一系列的调整。就在60多年前，乾隆帝还能趾高气扬地面对着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然而60多年之后，咸丰帝被时事所趋，批准了总理衙门的建立，把对外事务看成是重中之重。

世易时移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政府代表和英方代表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而签订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竟然与乾隆帝那次趾高气扬地面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隔了仅仅半个世纪。

1793年，马戛尔尼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踏上了大清帝国的国土。尽管马戛尔尼并不愿意，他所率领的使团的船上还是被插上了“贡使”的旗子。尽管马戛尔尼在向乾隆帝行叩拜大礼问题上也进行了适当的妥协，但是最后这个使团希望大清帝国能够增开通商口岸，降低关税，设常驻外交使节，并开租界等请求仍旧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乾隆帝并不关心通不通商，因为他认为大清帝国物阜民丰，应有尽有，他只是把马戛尔尼的访华看做是自己的一次恩威远播而已。恭王府花园西洋门恭王府原是乾隆年间大贪官和的府邸，咸丰初年被赐予恭亲王奕，始称恭王府。这道汉白玉石拱门，又称西洋门，是恭王府花园的大门。这座具有西洋建筑风格的汉白玉石拱门处于花园的中轴线上，是恭亲王奕改造园子时建造的。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在《南京条约》之后，一切都变了。列强将物阜民丰、市场广阔的中国看成是美餐，每个国家都想分得一杯羹。因此，《南京条约》仅仅是一个开始，套在清政府脖子上的绳索将越拉越紧。

到了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被迫出逃热河，圆明园被焚，更使偌大的清朝显得不堪一击。奕在北京主持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之后，也陷入了反思。列强的实力已经再也不容忽视，清政府也不能靠闭目塞听来自欺欺人了。奕于是奏请皇帝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外务事宜，以免总是对外务缺乏系统的认识和管理。

政治博弈

咸丰帝看到奕的奏折后，立即召见心腹大臣肃顺、载垣等人商议。商议的内容不是是否应该建立总理衙门，因为外务的重要性已经不容置疑；而是建了总理衙门后是否会出现总理衙门权势过大，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恭亲王奕像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1860年11月2日），恭亲王回访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即签订中英《北京条约》的英方代表），英国随军摄影师在勋爵的住处给恭亲王奕留下了这张肖像照片。

肃顺思忖再三后，向咸丰帝提出的建议是：随着时事变迁，洋务事宜的增多，的确需要一个部门来加强对外务的管理。但是，不同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提法，应该给这个衙门的名号再加上“通商”两个字，这样一来以往设立的礼部、理藩院都还有事可干；同时也分散了总理衙门的权力，不至于使这个部门总揽大权，不至于让奕的权势大到难以控制。肃顺的这个提法立即得到了咸丰帝和其他大臣的一致同意。

奕接到咸丰帝的批示，发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名号上加了“通商”两个字，立即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但他并不肯就此罢休。一方面总理衙门如果权力过小，对他自己肯定没有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如果总理衙门在诸多的外务事宜上还要和礼部、理藩院互相扯来扯去，那么这个部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于是，他又上了一道奏折，强调单纯的通商事务已经有其他的部门来管理，现在清政府所面对的列强，不单单是通不通商的问题，总理衙门的管理范围也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列强的诸多举措。

奕的第二道奏折，振振有词，情真意切，虽然肃顺等人仍然坚持要在总理衙门上加上“通商”二字，咸丰帝权衡之后还是同意了奕的请求。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1861年1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批准成立，总揽外交以及与外国相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等多方面的内容。总理衙门三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图为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拍摄的总理衙门的三位满族大臣，从左到右依次为成林、宝鋆、文祥。

风雨历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正式建立之后，不仅成为了清政府的外交机构，还成为了与军机处并驾齐驱的权力部门。而总理衙门的组织结构也是效仿军机处建立的，主要由总理大臣和章京组成。首席总理大臣一人，由亲王等皇族兼领。奕任总理衙门的首席总理大臣时间最长，长达28年。总理大臣总体上无固定数额，总理衙门初设时，由奕、桂良、文祥3人担任，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在内部组织上，由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及清档房、司务厅组成，每个股办理与自己管辖范围相关的对外事务，责任明确。在京师有海关总税务司及京师同文馆两个附属机构，抽调各衙门章京，分属办事。

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政变之后，随着奕权势的提升，总理衙门的地位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理衙门管辖的范围一步步拓展，凡是和外国有关的且不属于六部管辖范围的，都划归总理衙门管辖。关税、学堂、铁路、电报、海防、传教等等，都是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

在洋务运动时期，总理衙门又成为洋务运动的中枢。在奕等洋务派的作用下，总理衙门成为了“洋务内阁”，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筹建军事工业还是兴办民用工业，都能看见总理衙门的身影。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曾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由此可见，总理衙门对近代中国还是发挥了很大积极作用的。

到了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已经沉疴在身、积重难返和列强的进一步掠夺，加上一次惨痛的甲午中日战争，使大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总理衙门的地位也因洋务运动不见成效而日渐衰弱。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也开始对总理衙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抱怨，经常指责总理衙门各部分分属机构职责不清、办事拖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及亲信仓皇出逃西安，并再次被迫向列强求和。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在条约中，列强要求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清政府只好照办。此后，按照列强的要求，在外务部之外陆续增设了商务、学部、邮传部、陆军部等机构，行使原总理衙门的其他部分职权。

从1861年正式建立，到1901年最终被裁撤，总理衙门走过了40年的风雨历程。在这段历程中，总理衙门在晚清的政局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甚至与军机处同时成为清政府的权力核心。总理衙门的设立是因为列强的压力，总理衙门的撤销同样是迫于列强的压力，这样的命运已经说明了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当一个国家丧失了独立发展的能力时，命运就将悬于他国的好恶之间。文祥与总理衙门

文祥是满洲正红旗人，当英法联军进军北京，咸丰皇帝逃亡热河的时候，文祥与奕一起留守北京与英法代表议和。当奕奏请成立总理衙门时，文祥积极支持，并成为创始人之一，被任命为最初的三位总理大臣之一。辛酉政变发生时，他成为奕的得力助手，进一步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文祥从咸丰十一年（1861）以军机大臣的身份兼任总理大臣开始，一直到他于光绪二年（1876）病逝，担任此职长达15年。在此期间，清朝换了三位皇帝，慈禧和慈安太后两度垂帘听政，奕又与慈禧太后相互较量，因此文祥实际上成为总理衙门的主要主持人，对于总理衙门的运转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的末路

自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经过了14年的风风雨雨。在这14年里，太平军曾一度攻城夺池，摧枯拉朽。但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大伤元气，加上清政府与列强的联合围剿，太平天国已是日薄西山，最终踉踉跄跄地走向了末路，走完了命运多舛的征程。

天京变乱

在晚清的多事之秋，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率众在金田起义，拉开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帷幕。很快，太平军挥师东进，一路势如破竹。咸丰三年（1853）二月，太平军攻破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军一方面积极对抗清政府的围剿，一方面开始北伐和西征，一时间令清政府上下震惊，人心惶惶。北伐的军锋虽到达天津附近，最终却画上了悲惨的句号，但是西征和天京破围战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进入了全盛时期。

随着外部威胁的减弱，太平天国领导层的内部矛盾浮出了水面。太平天国运动之初那种人人平等、同甘共苦的思想已经被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领导层的争权夺势。东王杨秀清有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对太平天国的势力发展曾做出过重大贡献，因此越来越不满于屈居天王洪秀全之下，变得独断专横、飞扬跋扈。他对太平天国的将士稍有不满就加以杖责，就连同样被封为王的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都被他杖责过。太平军典金靴衙“听使”号衣（复原件）

为了与洪秀全一较高下，杨秀清还装神弄鬼，假借“天父下凡”来控制洪秀全。先是因为洪秀全打骂宫女，杨秀清要借“天父”之名对洪秀全进行杖责；后来又借“天父”之名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对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命令在外督战的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火速返回天京，制裁杨秀清。

韦昌辉虽然一向对杨秀清恭恭敬敬，但是仇恨一直埋藏在心底。他接到洪秀全的命令，连夜赶回天京，第二天就率兵将杨秀清满门抄斩。此后的两个月内，韦昌辉在天京杀死将士2万余人，开始独揽军政大权。

石达开回到天京后，曾劝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因此对石达开也起了杀心。石达开得知消息后连夜逃出天京，但韦昌辉不依不饶，一方面命人追杀石达开，一方面将石达开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屠戮。石达开逃到安庆，开始调集在安徽的部队，准备回师天京，并上书洪秀全要求惩办韦昌辉。此时的韦昌辉甚至还要围攻天王府，加害洪秀全。洪秀全先发制人，命人杀死了韦昌辉。经过这次变乱之后，洪秀全对回到天京的石达开也不十分信任，处处想安排人手牵制石达开，导致石达开愤而出走。此后太平天国由盛转衰。

挽救危局

石达开出走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出现了无人可用的状况。为了挽救危局，洪秀全开始大力提拔年轻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就是年轻将领里的佼佼者。

清政府眼见天京变乱对太平天国实力的削弱，迅速组织人马对天京进行合围，以期一举剿灭太平军。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的率领下马上横戈，南征北讨。咸丰八年（1858）八月上旬，陈玉成、李秀成等人经过商讨，决定先合兵一处，击破清军的江北大营。此后，太平军接连取得了浦口、三河大捷，将清军江北大营一举攻破，使形势出现了好转。咸丰十年（1860）正月，李秀成与洪仁玕分析了当时天京面临的形势，采取了围魏救赵的策略，一举摧毁了清军的军事主力所在地江南大营。数万清兵溃败，就连清政府派来督军的钦差大臣和春也畏罪自杀。天京之围再次缓解。

就在太平天国进行军事上的自救同时，一场针对内部改革的方案也提了出来，方案的提出者就是刚刚从香港历尽艰辛来到天京的洪仁玕。洪仁玕一到天京就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在香港受到了资本主义的熏陶，他怀着挽救太平天国危局的深切希望，向洪秀全提出了统筹全局的革新方案——《资政新篇》。《资政新篇》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方面。在政治上，强调立法的重要性，提出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要进行好上下沟通，并建议创办报纸，使人们的意见得到表达。在经济方面，提倡建立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列强们平等往来，自由通商，但是反对列强干涉太平天国内部事务。

富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的提出，的确为近代农民起义增添了一抹亮色。然而这抹亮色很快就黯淡下来，因为除了洪秀全以临时抱佛脚的态度积极支持之外，太平天国统治层的其他人对《资政新篇》反应冷淡。况且《资政新篇》中提出的改革方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假以时日，一步步推行才行，而此时的太平天国存与亡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清政府的反扑再度开始了。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石达开离开天京之后，率领队伍继续与清军作战。几度征战之后，他认识到，要想成就一番伟业，就需要有自己的根据地，而成都无疑是一个上佳选择。自古以来，成都就是天府之国，况且蜀中地势易守难攻，刘备、刘邦都曾在蜀中地区崛起。

同治二年（1863）三月，石达开率领队伍来到大渡河南岸。大渡河水流湍急，异常凶险。但只要越过这道天险，石达开的队伍就有希望进取四川，立足成都。此时，在四川帮办军务的原湖南巡抚骆秉章正在组织人马围剿石达开。情况危机，石达开几次抢渡大渡河，都没有成功。面对清军的凌厉攻势，石达开自知难保，因此提出愿意用自己身死换来手下2000多人的免死，清军答应了。但是当石达开束手就擒时，才发现上了当。最终，石达开与2000多士卒尽被屠杀，全军覆没。

走向末路

在天京之围暂时缓解之后，太平军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战略，积极攻城略地，虽然在进抵上海时遭到了西方列强的阻击，但是整体在江浙一带还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进取江浙，不仅为太平天国拓展了版图，也使天京有了东南屏障，对太平天国来说可谓意义重大。对此，清政府的官员们颇为忧心忡忡，开始积极组织人马，预备再次剿杀太平军。咸丰十年（1860）六月，湘军的领导人曾国藩终于掌握了实质上的统兵权，被授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可以节制大江南北的各路大军。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曾经几次给太平军造成了重创。但是因为曾国藩是汉人，而且和咸丰帝有过矛盾，因此一直得不到重用。现在形势所迫，曾国藩终于可以大权在握，调兵遣将了。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曾国藩指挥大军攻下了太平天国的军事重镇安庆，使太平天国走向了由攻转守的局面。十月，开始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更加依仗曾国藩来铲除太平天国，于是又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四省巡抚和提督以下的文武官员都要受曾国藩节制。这样，曾国藩更加如鱼得水，开始坐镇安庆，统筹全局。

次年（1862）初，曾国藩兵分三路攻向太平军：一路由其弟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直扑天京；一路由左宗棠率领部分湘军进攻浙江；一路由李鸿章率领淮军取道上海进攻江苏南部。同年夏，湘军主力水陆并进，逼近天京。此时陈玉成已经被湘军诱杀，李秀成等将领组织了30万大军，分三路驰援天京。但是太平军在与湘军反反复复苦战了几个月之后，仍没有解除天京之围，在此过程中太平军损失惨重。在浙江战场，左宗棠的湘军于同治三年（1864）的三月攻克了杭州，太平天国的浙江根据地基本瓦解。在苏南战场，李鸿章的淮军在列强的帮助下，先后攻克了苏州、常州，同年四月，太平天国的苏南根据地丧失殆尽。

伴随着苏、浙战场的胜利，湘军主力加紧了对天京的攻城战，此时天京失去了外援，变成了一座孤城，等待着那个迟早要来的血色黄昏。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天京病逝，由长子洪天贵继任幼天王。但是仅仅一个月之后，天京就被湘军炸塌了城墙。湘军攻破天京后，在城里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繁华的六朝古都一时间瓦砾遍地、血流成河，太平天国的14年风雨路画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内景）天王府（在今江苏南京）原为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前所建的吴王府，清王朝把这里辟为两江总督署衙门。1853年3月，太平军定都南京，随即以原两江总督署为中心，扩建为天王府。

捻军反清

与太平天国运动几乎同时，有另一支起义军也因其给清政府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而被人们常常提及，这就是捻军。捻军虽然由小股人马汇集而成，但是其战斗力却很强悍，就连骁勇善战的蒙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都死于捻军的刀下。

北方有义军

捻军的“捻”为淮北方言，意思是一群、一组、一部分人。咸丰元年（1851），河南南阳、南召等地爆发由捻党举行的抗清起义，被称为捻军，此后捻军也被指为北方农民起义队伍的统称。

捻党原本是在清朝康熙年间兴起的一些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结社组织。这些农民们通过互帮互助反抗清政府压迫，谋求生路，最初主要从事私盐贩运活动。之后天灾人祸频发，民生艰辛，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捻党的行列。捻党后来揭竿而起，组成捻军，成为一支重要的反清力量，与南方的太平军遥相呼应。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一路高歌猛进、攻城夺池，捻军大受鼓舞，规模也逐渐扩大。咸丰二年（1852），捻军的张乐行、龚得树率领万余人攻克了河南的永城等地，捻军的影响力一下子大为提升。咸丰三年（1853），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太平军队伍途经安徽、河南等地，当地的捻党纷纷起义响应。这时，捻军的起义队伍总共达到了十几支。这些零星的捻军队伍越来越认识到联合的重要性，于是在咸丰五年（1855）秋，各路捻军在安徽蒙城雉河集举行会盟，一致推选张乐行为“大汉永王”，建立五旗军制，由张乐行、龚得树等五人分别统领五旗军。

会盟之后，捻军气势更盛，但是清政府的追剿也更加凶猛。捻军的十余支力量虽然已经合于一处，但是各自为政的现象仍然存在，互相驰援的状况往往滞后；加之捻军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武器装备也较差，当清军的追剿人马越来越多时，捻军的攻势便逐渐变为守势。咸丰七年（1857），张乐行等人南征，与太平军的陈玉成、李秀成等会师于安徽霍丘等地。张乐行等人宣布接受太平军领导，并接受了太平天国给予的封号。实际上，捻军依然是独立队伍，攻守征战还都是自行决定。但是，捻军与太平天国联合之后，战斗力的确得到了提高，相继攻下了清朝的许多战略要地。

咸丰十年（1860），捻军攻下了苏北重镇江浦，太平天国也将张乐行的封号由“征北主将”晋升到了“沃王”。捻军成了除太平军之外，清政府的又一个噩梦。同年，清政府征调骁勇善战的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全权督办攻打捻军战事。一代名将僧王本想在对捻军的战事中挽回自己对列强战败的颜面，没想到这次不仅没有挽回颜面，还赔上了性命。

僧王也折兵

僧格林沁，是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颇受倚重的蒙古王公。他早年承袭了科尔沁左翼后旗郡王的王位，后来因为军事才能突出，受到道光帝的重视。道光帝驾崩时，僧格林沁成为顾命大臣之一。当太平军的北伐队伍逼近京师，朝野人心惶惶，就连咸丰帝都坐卧不安的时候，僧格林沁率部应战太平军，首战告捷，使咸丰帝吃了一颗定心丸。此后，僧格林沁与太平军北伐队伍展开了持久战，到咸丰五年（1855）取得了对北伐军的最终胜利，僧格林沁的名望再度提升。僧格林沁碑僧格林沁（1811～1865），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晚清名将，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颇多的人物。图为位于辽宁省法库县的僧格林沁碑。

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僧格林沁上书坚决要求与列强开战，以雪前耻。咸丰帝将僧格林沁派往天津督办大沽口地区的防务。僧格林沁积极修建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咸丰九年（1859）八月，英法舰队到大沽口挑衅，僧格林沁重创英法舰队。咸丰十年（1860）七月，英法联军卷土重来，僧格林沁所率部队损失惨重。他丧失了战死沙场的勇气，于是率领残部撤退。这件事让咸丰帝非常恼火，对僧格林沁大加指责。

但是，很快僧格林沁就又披挂上阵了。北方捻军的困扰使清政府急需一员将领统筹攻打捻军事务，而那些能够打仗的将领基本上都处在与太平军的焦灼厮杀中，只有僧格林沁堪当大任。僧格林沁也欣然赴任，希望挽回颜面。捻军使用的武器

同治元年（1862），僧格林沁乘捻军在皖北陷于孤立无援之机，与地方团练一起对捻军前后夹击。次年春，他率兵攻陷了捻军根据地雉河集，捕杀了捻军首领张乐行，在鄂东霍山收降捻军十几万人，并打散十几万人。这时，清朝有“南曾北僧”之说，把僧格林沁看成是救星，并且成为牵制湘军、淮军的不二人选。

一连串的胜利，使僧格林沁心态骄狂，尤其是太平天国被湘军击溃之后，他更加不把捻军放在眼里。张乐行死后，捻军的余部重新整编。为了对付僧格林沁，捻军还由以往的以步兵为主转变为以骑兵为主。捻军改变了战略战术，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使朝中的军机大臣文祥十分担心。文祥特意派僧格林沁的儿子到军中劝诫僧格林沁要小心行事，但是僧格林沁的自负使其对文祥的话全然不顾，并把儿子痛骂了一顿。

同治四年（1865）四月，僧格林沁率兵追击捻军的赖文光、张宗禹部，被捻军诱至山东曹州（今菏泽地区）高楼寨，随后陷入重围。当僧格林沁拼力厮杀，率少数随从逃至菏泽西北的吴家店时，又陷入了捻军的重围，混战之中，僧格林沁被一名捻军战士杀死在了麦田里，一代名将就此殒命。

穷途末路

捻军以诱敌深入的办法斩杀僧格林沁后，使清政府大为震惊。接着，捻军又击败了前来围剿的湘军和淮军，获得了大量马匹和军用物资，声势再度高涨。1866年秋，捻军在河南的许昌分为东西两部，东捻军由赖文光等人统领，继续留在中原地区作战；西捻军由张宗禹等人统领，转战西北。

东捻军的作战路线先是挺进山东，但是山东的湘军、淮军兵力较多，捻军接连遭到清军的截击，只好于同治五年（1866）底，由山东再入河南，由河南转入湖北。东捻军进入湖北后，趁清朝兵力空虚，连续攻克了多座县城。清政府急忙督促李鸿章迅速率军前往追缴。同治六年（1867）初，李鸿章率领7万大军对东捻军展开合围。东捻军虽然接连取得了几场战役的胜利，并在湖北、河南、山东之间辗转作战，但是仍没有完全打破清军的包围圈。同年秋，清军的包围圈缩小，并且重兵集结，使东捻军的流动作战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东捻军伤亡惨重，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六日（1868年1月10日），赖文光兵败被俘，从容就义，东捻军的反清运动宣告终结。

西捻军的进军路线是由河南绕道出潼关，入陕西。此后西捻军长期在陕西境内作战。在最初几个月内，西捻军采取奔袭战略，使陕西的清朝守军疲于奔命。同治六年（1867）五月，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大军分三路入陕西，准备切断西捻军入河南，进湖北、退四川的三条道路，将西捻军一举围歼。在清军的紧逼下，西捻军连吃败仗。同治六年（1868）十二月，西捻军先是突然打开突破口回军河南，接着由河南进入直隶。当北进受阻的时候，西捻军不得已又退回河南，接着又转战山东。在此过程中，李鸿章积极与左宗棠等人商议，力求合围西捻军。

同治七年（1868）夏，清军的合围之势终于形成，西捻军开始度日艰难。随着西捻军伤亡数字的增加，叛逃的数字也在增加。到了六月中旬，西捻军的大势已去，张宗禹率领部下作了最后一次突围的尝试，结果全军覆没。随着西捻军的失败，轰轰烈烈18年，仅次于太平天国的北方义军也以失败画上了句号。但是当历史的烽火散尽的时候，我们仍能依稀看到一个个为了改变命运而不屈的身影。

说不尽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晚清重臣，是既革新又守旧的典型，时代与文化的矛盾都彰显在了他的身上。曾国藩一生最重清誉，可惜，还没等到他百年，他的名声已不是那么清白。民国时，章太炎称他为“民贼”，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更称之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作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他的一生既无比显赫，也极富争议。

年少得志成立湘军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湖南湘乡人，嘉庆十六年（1811）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曾玉屏是当地有名的博学之人，父亲曾麟书是秀才，当过塾师。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身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教育，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曾国藩8岁即能读八股、诵五经，14岁熟读《周礼》、《史记》。年少时，道光十二年（1832），曾国藩考取了秀才。道光十八年（1838），虚岁28的曾国藩又考中了进士，并由此踏上了仕途。他最初一直在京供职，先后任职翰林院、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也署理过兵部侍郎，顺风顺水地升到了二品大员。曾国藩像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带领拜上帝会众在金田起义，不到一年，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席卷半个中国。清政府慌忙从各地调集官兵对付太平军。可惜安逸已久的八旗子弟早已不堪一击，根本无法与太平军对抗，清政府只得另寻他法，命令各地在籍官员举办团练，试图用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当时正逢曾国藩母亲过世，曾国藩丁忧在家，清廷的政策为曾国藩组建湘军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开始着手练兵。他借着曾家在家乡湖南的良好声誉，依托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就是后来的“湘军”。

咸丰四年（1854）正月，初具规模的湘军被清政府调去镇压太平军。出发前夕，曾国藩特地颁布了《讨粤匪檄》，以动员湘军子弟奋勇杀敌。此时的太平军已经从永安一路打到南京，一路上几乎都没遇到像样的阻击。而初时仅仅为清军辅助力量的湘军，竟然抵挡住了风头正劲的太平军西征军，并一举将其逐出湖南、湖北，俨然形成“踞上游之势”直下南京的局面。太平军像是一面镜子，既照出清军的腐朽无能，也照出了地方团练，特别是曾国藩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将大有可为的事实。

剿灭太平天国

咸丰四年十二月（1855年2月），在两湖战场大获全胜的湘军在江西碰到了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天国西征军，两军在九江、湖口一带相遇。石达开技高一筹，死死压住书生出身的曾国藩，先是在湖口、九江一带连破湘军，甚至还一举俘获了曾国藩的座船。怒急攻心的曾国藩差点要投水自杀。据说，曾国藩当时满脸泥沙，披头散发，狼狈之极。左宗棠还曾因此专程赶往长沙，痛斥曾国藩的“虚荣心”坏事。此役过后，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昌，湘军的第一次东征成果完全丧失。到了咸丰六年（1856），江西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的8府54州，而曾国藩只能领着湘军坐困于南昌和南康两府之间，进退失据，难以打开局面。

不过，也算曾国藩命不该绝。不久，天京内部即发生严重内讧，几位主要领导人互相残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数万太平军将士为高层的恶斗陪葬。天京的“内战”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外事”——太平军实力大减。同年年底，曾国藩指挥湘军重新占领了武昌，随后一路凯歌，连续攻克湖口、九江，至此，江西战场的主动权落入了湘军手中。

从金田起义开始，清朝常备军的精锐——绿营军，一直就是追击和围困太平军的主力，也是和太平军精锐交战的急先锋。直到太平军定都天京后，清军建起的合围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也主要是由绿营精锐部队驻扎。咸丰十年（1860）春，李秀成依据洪仁玕制定的“围魏救赵”之计，千里奔袭杭州，吸引江南大营的清军分兵救援。不料，李秀成并没有在杭州停留，而是率大军迅速折回天京，与陈玉成部会合，乘清军守卫空虚之际一举攻破了江南大营。一时间，数万绿营官兵或死或降，损失殆尽，其统帅和春自杀，张国梁溺水身亡。如此一来，清政府只能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的湘军身上。很快，曾国藩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全权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剿匪”战事。曾国藩的个人事业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清军围攻太平军图在这幅由清政府派人绘制的战争图中，挥舞着巨大的红色旗帜的朝廷大军正在包围被洪水所淹的太平军阵地。

此后，清军对太平天国的作战逐渐形成了三个主战场：由曾国藩直接领导的西线战场、李鸿章治下淮军开辟的苏南战场和左宗棠楚军开辟的浙江战场，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天京的包围之势。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率部向天京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天京城破后，曾国藩没有了却自己的心愿——活捉到洪秀全，只是在天王府里找到了洪天王的尸体，也算见到了老对手的真面目。太平天国覆灭后，清政府论功行赏。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天下的曾国藩被清廷赏赐太子太傅衔，封一等勇毅侯，世袭罔替，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第一位在大清朝手握重权的汉臣。

曾国藩从不否认自己身上的血腥味，他信奉“乱世须用重典”的思想。于是，在攻陷天京后，曾国藩曾放纵部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据记载，湘军当时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和女子就抢，行径与强盗无二，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如何，成堆的尸体涌入长江，几乎堵塞了江水。曾国藩的日记中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真是惨不忍睹。洋务之痛由于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曾国藩的内心是鄙夷、憎恶“奉洋若神”的维新派的。然而，“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的景象让这位守旧的士大夫不得不萌生紧迫感与危机感，由此，曾国藩开始慢慢接受另一个近代中国的关键词——“师夷自强”。

咸丰十年（1860）末，曾国藩在奏折中谈到：“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次年，他表示支持向洋人购买船炮以围剿太平军。而在家书中，曾国藩这样解释道：“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道出了自己真正担心的不是太平军，而是西方列强的心声。湘军攻陷安庆后，卓有远见的曾国藩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

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统治进入了短暂的平稳期，后世称之为“同治中兴”。曾国藩开始加入推行洋务的行列。他首先认识到，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西方经济则以商业为主；他还从经济体制出发分析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认为西方国家的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掌握了经济权的资本家，也就掌握了政权，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显然，相对于当时大多数只知道西方船坚炮利的国人来讲，曾国藩的认识层次又深了一些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上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同治四年（1865），他在上海购买机器，制造枪炮，可惜由于经费不足，制造局周转困难。第二年，在曾国藩的据理力争之下，清廷特批一笔专项款作为购买和制造轮船之用，于是，制造局“拨款渐裕，购料渐多”。同治七年（1868）六月，中国第一艘现代化火轮出炉，船体长18.5丈，顺水时速达120华里。曾国藩以“恬吉”为之命名。恬吉号先在吴淞口试行，七月行至南京，曾国藩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在报给清廷的奏稿中，曾国藩兴奋地称：“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事实上，曾国藩所看重的并不只有洋人的“坚船利炮”，他还很重视西方文化的传播。在曾国藩递交的奏折中，曾反复提到要“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一事。他认为，翻译是制造的根本，否则“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当然，曾国藩所要办的洋务还是以制造兵器为主，他认为，制造兵器应该要培养中国人自己的能力为主，国人只有真正学会制造的原理和技术，才能逐渐认识到西方科学的重要性。可以说，把“师夷智”的提法转化为实践，曾国藩是最早的试验者和领路人。

从政要学曾国藩曾国藩手札

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可惜真正实现的却寥寥无几，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他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为大清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匡救时弊，开办洋务，学习西方文化，是“同治中兴”的股肱之臣；他克己复礼，事必躬亲，标榜道德，获得满朝的称赞；而他本人更是学富五车，兼收并蓄，为近代的儒学宗师。曾国藩留下了很多著作，有《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等，其中主要思想是经世致用，他的著作被蒋介石称为是“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从这一点看，曾国藩可以说是实现了儒生们梦想的大业，是中国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结出的最后一枚硕果。

曾国藩深谙为官之道，被近代不少政界人物封为“官场楷模”。曾国藩升官很快，三十七岁时已经官至二品，并且声誉良好，政声卓著。而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历经宦海风波却总能够安然无恙，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曾国藩是笼络和使用人才的高手，始于汉唐甚至更早的幕府、幕僚制度，在曾国藩治下运行得非常完美。他的幕僚，或下笔有神，或擅理钱财，或熟悉律令，或精通政务，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曾国藩的求贤若渴，使投奔他的人络绎不绝。每当投效者上门，曾国藩会先发少量薪资让其安顿下来，然后进行会面，暗中察言观色，以求人尽其才：有胆识的派去打仗，谨慎地筹办粮饷，文采好的去理文案，学识好的去校勘书籍，一切都逃不过曾国藩的“火眼金睛”。而作为一个号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文人，曾国藩身边更是笼络了一批当时著名的大儒和学者，如钱泰吉、刘毓崧、罗汝怀等。曾氏幕府，如同一个小朝廷一般完美地运转着。

曾国藩是典型的拥有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人。他天资并不十分出色，自言仅“属中等”，可他却有强大的人格精神力量：志向远大、意志超群、心无旁骛、勤学好问等。他从年少时即有记日记的习惯，用以反省、审视自己。曾国藩还特意留下《家书》给曾门子孙，阐述人生启示和精神境界。而他又素来宽以待人，广交宾朋，很受人尊重，有良好的口碑，这些都是他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位“精神教父”的秘诀。

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爆发，年迈的曾国藩留下遗书，前往天津。他抱着“中庸”的态度把天津教案办成了典型的屈辱外交，引得全国上下一片骂声。深恐曾国藩权势太盛的清政府更是趁机打击他，期望将他赶出畿辅要地。慈禧太后公开声称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此后，清廷将李鸿章调到天津复查，而把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责任都推到曾国藩身上。不过，曾国藩心中早已明白了“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对于来自各方的责难，他只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应之，并不做太多解释。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内，终年62岁。清廷给予他“公忠体国”的论定，谥号“文正”。

作为一名权臣，曾国藩在功高震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得保晚年，关键在于他熟读史书，知得失，树立了正确的从政观。即使在危难之时也不树敌，懂得以退让换得平安，恪守臣道，不违友道。慈禧太后曾感慨地说：曾国藩是“天下第一正人”。

“三千里外觅封侯”的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晚清史中一颗耀眼的明星。无论是褒是贬，这样一个人都将占据那段历史舞台的中心。在年少时，他有着三千里外觅封侯的豪气；在不惑之年，他终于凭能力为自己的仕途打开了一扇进取之门。从书生到权臣的转变，既是时代风云激荡的结果，也与他洞察时局紧密关联。

翩翩少年郎

道光三年（1823），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的一个官宦之家降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在家中排行第二，取名鸿章，他就是将来在晚清政局中纵横捭阖的重臣李鸿章。

李鸿章从小就博闻强识、聪颖异常。据说在李鸿章五六岁的时候，一次正和几个孩子在池塘边玩耍，赶上私塾先生来池塘边洗澡。私塾先生将衣服挂在树杈上，随即给这些孩子出了一个上联：“千年古树为衣架。”其他的孩子面面相觑，李鸿章却脱口答道：“万里长江作浴盆。”私塾先生当即对李鸿章大加赞赏，并特意赶到李府，告诉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要好好培养这个孩子。于是李文安为了验证李鸿章的才华，把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和李鸿章一起叫到书房对对联。李文安看着摆在书房里的账本，吟出上联，“年用数百金，支付不易”，李鸿章马上对出下联：“花开千万朵，色彩无穷。”

李鸿章的聪颖加上他的勤学好问，使他在道光二十年（1840）时就考中了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鸿章接到在北京做官的父亲发来的书信，叫他准备参加乡试。时年20岁的李鸿章意气风发，这是他一直期盼的，也是他将踏上仕途施展才华的机会。于是，他挥笔写下了《入都》诗十首，其中的代表性词句便是：“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鸿章通过乡试，考中了举人，接下来就是会试考进士了。此时为了给李鸿章找一位好的老师，担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就将他引见给了曾国藩。因为李文安和曾国藩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因此曾国藩名正言顺地成为李鸿章的老师，并对李鸿章一生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原本志得意满的李鸿章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会试中落第了。两年之后，李鸿章第二次参加会试，这次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官场。李鸿章最初任职翰林院，使其有机会阅读大量的藏书，丰富了他的学识，他甚至一度将做文史研究看成是一生的事业所在。但是，同曾国藩一样，太平天国运动也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书生开始奔赴沙场，人生的旅途也开始转向。

沙场一书生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李鸿章得知安徽的省城安庆已经被太平军攻陷，自己的老家也即将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李鸿章坐不住了，他赶紧找到当时任工部右侍郎兼刑部左侍郎的安徽籍官员吕贤基，建议他上奏折请求朝廷发兵救援安徽。吕贤基按照这位同乡的请求办了，结果得到的答复是皇帝要他负责去安徽组织团练。组织团练是一件苦差事，并且难免要征战沙场，吕贤基满心的不高兴。但是家乡旦夕不保，吕贤基也不能抗命，他自知组织团练的事并不好干，于是为了多一个左膀右臂，他马上又奏请准许李鸿章同自己一起回安徽组织团练。奏折很快获得批准。就这样，李鸿章跟随着吕贤基风尘仆仆赶奔安徽，开始了戎马生涯。李鸿章像

当时在安徽的官场上有三个人物举足轻重，一个是安徽巡抚李嘉瑞，一个是帮办团练的兵部侍郎周天爵，另一个就是吕贤基。李鸿章先是在周天爵处做了幕僚。做幕僚在清朝是官场中的重要现象，有地位的官员往往都要培养幕僚。幕僚是大官员的得力助手，虽然有时官职并不高，但是所拥有的权力却很大，晚清的许多名人都做过幕僚。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私交

李鸿章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为曾国藩的学生后，师生之间的私交一直不错。咸丰九年（1859）李鸿章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后，二人的交往更进一层。虽然在政务上，李鸿章多次与曾国藩发生龃龉，但是私交并未受到影响。在任幕僚期间，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为了改掉他这个毛病，每天要等李鸿章一起用早餐；李鸿章爱哗众取宠，曾国藩则教导他要待人以诚。李鸿章对老师的人品、能力也是由衷佩服。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病故。李鸿章闻听噩耗立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哀悼之情情真意切。他在给曾国藩的挽联中写道：“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此后，李鸿章又和大哥李瀚章一起编校了《曾文正公集》，可见其对曾国藩的深情。

李鸿章做幕僚期间，主要是跟随周天爵一起镇压捻军。虽然李鸿章以往不过是翰林院的一个执笔书生，但是通过与捻军一次次作战，李鸿章逐渐积累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后来，安徽巡抚李嘉瑞开始指派李鸿章独立指挥军事作战。

就在李鸿章小有成绩的时候，太平军的翼王石达开到了安庆，指挥与清军的作战。清军开始连连溃败，就连由吕贤基驻守的舒城也一朝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李鸿章得知消息，匆忙率领几百兵勇，赶往舒城救援。但是舒城的清军已经无力抵抗太平军的进攻。当李鸿章赶到时，舒城已经眼看就要失守，李鸿章权衡再三，采取了三十六计走为上，逃出了舒城。第二天，舒城被攻破，吕贤基投水自尽。两个月后，太平军攻克庐州，新上任的安徽巡抚江中源也投水自杀。

接替江中源的福济上任安徽巡抚后，由于自己不懂兵法，便开始重用李鸿章，靠他出谋划策。咸丰五年（1855），正在巢县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突然得知父亲李文安逝世，万分悲痛，急忙请求回家料理丧事。而李鸿章刚刚离开，巢县的太平军就对清军展开了激烈的进攻，清军几乎全军覆没，李鸿章因为奔丧躲过了一劫。次年，李鸿章又参与了一系列与太平军的战役，取得了一些军功。但是，李鸿章越来越感觉到在组织团练的过程中，自己实际上一直处于郁郁不得志的状态，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他将很难在官场中得到长足发展。于是，咸丰七年（1857）秋，李鸿章正式向朝廷请求回家丁忧，结束了5年的团练生涯。

仕途崛起时

咸丰九年（1859），结束丁忧的李鸿章在大哥李瀚章的帮助下，投奔到曾国藩的麾下做了幕僚。自此，这对师生开始并肩作战。

李鸿章做了曾国藩的幕僚后，很快就显示出了自己的才能。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克天津后，直逼北京。咸丰皇帝避难热河，但是仍然觉得难以高枕无忧，于是诏令曾国藩调其麾下猛将鲍超率兵北上保驾。曾国藩面对此事，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如果调鲍超北上，将严重影响自己与太平军对垒的局面；如果不调鲍超北上，则会得罪皇帝，有抗旨之嫌。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认为和英法联军的战争将很快以议和的方式结束，因此不用担心皇帝的安危。与太平军的战斗则正处于胶着状态，强兵猛将不可或缺。因此应该按兵不动，上一道奏折，请皇帝总揽全局，再做定夺。曾国藩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上奏折拖延时间。结果很快清政府就与英法议和了，也不需要曾国藩调兵北上了。

咸丰十年（1860）底，已经越来越受到曾国藩倚重的李鸿章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招募兵勇援助上海。李鸿章考虑到在上海人地生疏，招募兵勇多有不便，于是直接回老家安徽招募新兵。李鸿章很快就招募了大量的新兵。但是由于这些新兵缺乏实战经验，李鸿章又请求曾国藩调拨了湘军中的一部分兵力给自己，这样除湘军之外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淮军就建立起来了。最初，淮军的训练方式是参照湘军，但是因为李鸿章和曾国藩性格不同，带兵方式也不同，渐渐淮军就与湘军有了很大的差别，最后二者竟成了互相牵制的力量。清代马拉轿车车身装镂空方格形厢板，饰有红布轿帘。车前部两侧开两个小窗，也可装饰轿帘，车顶为卷棚式。造型稳重而优美。

李鸿章组建起淮军后，迅速兵进上海。同治元年（1862）底，就在李鸿章进驻上海半年多之后，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成为地方大员。第二年，李鸿章又开始兼任南洋通商大臣。

此时，刚刚到了不惑之年的李鸿章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飞跃，他成了手握兵权、政权、财权的封疆大吏。此后他在仕途中将扶摇直上，年轻时那句“三千里外觅封侯”透露出的也不再是年少轻狂，而是梦想已成现实。

红顶商人胡雪岩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向有着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商人的地位较为低下，因此能够青史留名的商人可谓少之又少。如吕不韦、范蠡这样的人物，他们的成名主要是因与政治和权谋牵扯上了关系。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是一个风云嬗变、纷繁复杂的时代。就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一个商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就是胡雪岩。

慧眼识人初成业

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胡雪岩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亲戚推荐，到杭州一个钱庄做学徒。因为他办事勤快利索，很快成了钱庄的跑街。所谓“跑街”，就是为钱庄联络客户，兜揽放款和存款的业务。清代官帽清代官帽分为暖帽和凉帽两种。其中暖帽为圆形，有一圈檐边，中有红色帽纬，帽子最高处有顶珠（俗称顶子），用以区别官员品级。按清制，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

在此期间，胡雪岩认识了王有龄。王有龄是福建侯官人，早就捐了浙江盐大使的职位，但苦于无钱进京。胡雪岩认定王有龄会大有前途，于是将自己替钱庄收的几百两银子交到了王有龄的手里，资助他北上签补。此后，胡雪岩却因此被逐出了钱庄。后来王有龄受浙江巡抚何桂清器重，从知县提拔至杭州知府。王有龄得了官，立刻想起了胡雪岩，不仅将胡雪岩送给他的盘缠连本带利一起奉还，还支持胡雪岩开办起了自己的钱庄“阜康”。

后来，王有龄的官越做越大，先是杭州知府，后又升任浙江巡抚。胡雪岩的生意也水涨船高，开的商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胡雪岩很快便闻名遐迩，渐渐成为杭州城首屈一指的商人。

乱局敏锐助官军

在胡雪岩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太平军正向着杭州进军。咸丰十年（1860），杭州城被太平军攻破，富商大户纷纷出逃。胡雪岩在变乱中处变不惊，并与官府走得更近。官府招募兵勇的费用甚至一度都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此时已经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委任胡雪岩办理粮食、器械等事宜，并通令全省兑换粮饷要在胡雪岩处兑换。这样的优越条件，使胡雪岩旦夕之间就聚敛起了巨额财富。

后来，胡雪岩负责从上海采办军需军粮，当他押送货船正准备赶回杭州时，原本已经解了围的杭州再度被围。太平军进入杭州城后，王有龄自杀。失去依托、无家可归的胡雪岩转而投奔到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那里。左宗棠此前已经听闻过胡雪岩的名声，但是也有人对胡雪岩颇有微词，认为他不过是凭借着王有龄的关系才能在商界锋芒毕露，因此左宗棠想亲自试试胡雪岩的能力。

当时因与太平军开战，左宗棠的军粮也较为紧张，因此他出了一个难题，让胡雪岩10日之内筹集10万石军粮。这么短的时间，10万石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但出人意料的是，胡雪岩仅仅用了3天时间就将军粮筹集完备，令左宗棠顿时刮目相看。据后人推测，这批军粮很可能就是胡雪岩负责从上海采购而没能运入杭州城的那一批。

胡雪岩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后，经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上海、宁波等地，一方面帮助左宗棠打理各项差事，一方面继续拓展着自己的生意。在依靠官府背景发财的同时，胡雪岩也非常乐善好施，设立粥厂接济穷人、建立善堂、修复名寺古刹等。此外，他还多次向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两度亲赴日本，高价购回了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体现了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位于浙江杭州的胡雪岩故居

随着胡雪岩名望大振，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好。清军在攻取江浙地区后，大小官员的家财基本都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短短几年，胡雪岩的家产翻了几番。在左宗棠的帮助下，胡雪岩还得到了钦赐的二品顶戴花翎和黄马褂，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胡庆馀堂胡庆馀堂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由胡雪岩创办的一家国药店。胡庆馀堂药店，以宋代皇家药典为本，精选历朝历代的验方，以研制成药著称于世，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仍为众多中外人士所青睐。

熟悉洋务担重任

在晚清著名的洋务运动中，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包括左宗棠在内，都认识到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希望在政府的支持下兴办一批军用和民用工业。但是这些官员们因为身份特殊，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洽谈商业事宜，因此，与左宗棠关系密切又精通商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得到了倚重。胡雪岩不但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且在引进洋机器、使用新技术等方面也经常向左宗棠献计献策。

19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西北边疆发生叛乱，沙俄乘机占领了新疆伊犁地区。左宗棠曾屡次上书请求出兵收复国土，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许可。但是平叛西北不是一日之功，所需军费的数量就极为可观，左宗棠想尽各种办法之后，还是有很大的缺口，于是想到了胡雪岩。胡雪岩正是靠着左宗棠的帮助才一步步顺风顺水，现在左宗棠有了困难，胡雪岩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胡雪岩于是决定向洋人借款。

胡雪岩通过上海一位朋友的引荐，打算向英国的渣打银行借款。由于清政府此前没有向国外银行借款的先例，胡雪岩与英国渣打银行经理首次面谈，就在借款利息和期限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后来，胡雪岩经过精心策划，切中英国经理的软肋，投其所好，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了第一笔借款。此后，为资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又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达1870万两白银。

当然，无利不起早，胡雪岩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付利息之间的差额，也赚了一笔。但总的来说，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饷的艰难时刻，胡雪岩不辞劳苦，担负起向洋人筹借钱款的重任，还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左宗棠晚年的成功，胡雪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厦倾颓在一朝

在熟悉洋务，与洋人交往的过程中，胡雪岩发现洋人的机器工业生产正在挤压中国商人的市场，尤其是在胡雪岩也经营的丝业上。面对着强劲的竞争对手，胡雪岩下定决心要和洋人大干一场，但是这次胡雪岩的策略却出现了问题。

胡雪岩的手下也有洞察时务者，劝胡雪岩要和洋人斗就要引进机器生产。但是胡雪岩在这个问题上意气用事，不是靠提高效率和品质来占领市场，而是大量收购国内的蚕丝，意图垄断国内市场。这个举动令洋商非常愤怒，他们联合起来拒绝购买胡雪岩的蚕丝，即便买也要大大低于成本价。又因为海关控制在洋人的手里，胡雪岩的蚕丝无法通过直接出口来减轻危机，因此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胡雪岩只有将蚕丝赔本贱卖，损失高达上千万两。

在蚕丝业上的失败，使胡雪岩的资金周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困难。此时，官场的倾轧又波及胡雪岩。胡雪岩后期一直靠着左宗棠的扶持而商运亨通，但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一直在暗中较量。因为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得力助手，李鸿章自然也把胡雪岩看成了对手。此时，正逢胡雪岩资金周转困难，李鸿章采取了雪上加霜的手段，叫人放风说胡雪岩的商号已经不能保证信誉，并鼓动官员们纷纷到阜康钱庄提取资金。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跟风似的到胡雪岩的钱庄提取存款，终于使胡雪岩再也支撑不住了，各个商号纷纷倒闭，胡雪岩破产了。

胡雪岩的一生极富戏剧性，几十年间他从一个钱庄的小伙计摇身一变成为大红大紫的红顶商人，这一切都与他结交官场有关。但是到后来，胡雪岩建立起的商业大厦一朝倾颓，也与官场的倾轧紧密相关，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胡庆馀堂

在杭州的吴山北麓，坐落着一座古朴雅致的古建筑群——胡庆馀堂。胡庆馀堂为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一手创建，栉风沐雨百余载，光彩依旧，如今已经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庆馀堂以“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饮誉全国，曾经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馀堂”的说法。胡庆馀堂自建立之日起，就注重收集古方，总结前人经验，推陈出新，“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曾广受欢迎，并一直坚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当胡雪岩的事迹已经化作历史云烟的时候，胡庆馀堂却仍在见证着朝晖夕阴。

被迷雾笼罩的“刺马案”

同治九年（1870）七月，大清帝国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被一名自称是张汶祥的刺客所刺杀，举国震惊，巷陌热议。而更为奇怪的是，案犯闪烁其词，主审含糊其奏，结案一拖再拖，最终竟草草结案，留下诸多疑云，遂使此案更加扑朔迷离。

马新贻踏入是非窝

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谥号“端敏”，回族，祖籍山东菏泽，出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马新贻自幼聪敏好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27岁的他参加会试中三甲第六名，赐同进士出身。咸丰三年（1853），马新贻被保举为建平知县。之后，他因功擢升庐州知府、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等职。

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马新贻奉旨任闽浙总督，到京觐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对马新贻赞赏有加，给马新贻下了一道密旨，让他在赴任闽浙总督的途中，密查湘军攻陷天京之后太平天国“圣库”金银财宝的去向。据史书记载，马新贻接到密旨之时，大汗淋漓，朝服浸湿。随后，在赴任途中，马新贻又接到改授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的谕旨，命其接替曾国藩妥善处理裁汰湘军事宜。镶铁把金桃皮鞘腰刀刀长104厘米，宽5.8厘米，造型优美，装饰华丽。

马新贻自少年及第到任两江总督，仅用20年时间，这在当时官场极为罕见。但两江总督之差实为棘手差事，马新贻一下子就踏入了是非窝，凶险难测。

原来，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眼看八旗和绿营兵节节溃败，清廷统治者只得重用曾国藩，并依靠其创建的湘军镇压太平军。湘军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统领，组织严密，战斗力强大，因此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立奇功，势力膨胀。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慈禧太后便想方设法削弱湘军，先是把曾国藩调离两江总督之位，改授直隶总督，意在断其羽翼就近监视；接着派与湘军集团毫无干系的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以牵制湘军势力，并逐步裁撤湘军。但湘军势力庞大，裁撤岂是易事——马新贻此行可以说是“虎山之行”。

神秘刺杀

每年七月二十五日是两江总督检阅武弁兵丁骑射的日子，称之为“月课”。这是两江总督曾国藩任上所定的规矩，马新贻“曾规马随”，命令同治九年（1870）的月课照旧进行，并张贴告示，允许当地的老百姓照旧来看热闹，一则扬我军威，二则彰显官民一心。

可马新贻没有料到，这样的安排竟为自己埋下了杀机。先是两江总督的任命，引起湘系集团的严重不满，将自己置身于是非的漩涡；其次百姓熙熙攘攘，显然为刺客化装匿形提供了极大便利；再加上总督衙门结构上的致命缺陷——出后院西门，有一段箭道，直通阅兵场，箭道狭窄，无需乘轿，这为刺客接近马新贻提供了可能。

七月二十五日这天突降大雨，月课推迟到次日。七月二十六日，天气晴好，马新贻一大早就来到校场演武厅。按照惯例，检阅分四棚进行，马新贻作为总督照例检阅头棚。阅兵完毕，马新贻步行回衙署，旗牌兵在前引道，巡捕、差役、随从紧跟在后。行至衙署西门时，突然窜出一人，口称冤枉，跪倒在马新贻面前。没等马新贻反应过来，此人右手突然从靴筒中抽出匕首，刺进马新贻的右肋。马新贻猝不及防，跌倒在地。后面的护卫这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将刺客团团围住。不料刺客并不反抗，也不逃跑，而是高喊：“刺客是我张汶祥”，并束手就缚。捆绑之际，张汶祥犹在高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仰天大笑不止。

只此一刀，就要了马新贻的命。第二天下午，马新贻伤重不治而亡。

案件一拖再拖

案发后，江宁将军魁玉就会同江宁知府冯柏年、江宁知县莫祥芝等人连夜审讯。张汶祥对自己的刺杀行为供认不讳，但一说到行刺动机，则闪烁其词。魁玉无奈之下，又加派人手严加审讯，同时加急驿递至京城，据实奏报朝廷。

八月三日，同治帝和慈禧太后闻奏后又惊又怒：堂堂朝廷封疆大吏，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一市井之徒刺杀，朝廷颜面何存？但慈禧太后转念一想，心中便有一些眉目。她故意宣曾国藩觐见，意味深长地问道：“此事岂不甚奇？”曾国藩诚惶诚恐地附和道：“很奇！”装饰有花纹的舢板船（模型）

接着朝廷连发四道谕旨，第一，命魁玉等严加审讯，早日使案情水落石出；第二，命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未到任前由魁玉暂时代理；第三，密令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以及地方治安，以备不测；第四，再次严令魁玉督同各臬司官员设法熬审，将行刺缘由和幕后主使一并挖出，据实奏报朝廷。

朝廷为何做如此安排呢？慈禧太后用意有二：如果此案真是湘系集团人所为，不管是否出于曾国藩的指示，一旦查实，朝廷就握住了曾国藩的软肋，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如果此案不是湘系人马所为，或者说查不出子丑寅卯，那么利用这次查案之机，敲山震虎，捎带打击一下湘军的气焰，也未尝不可。曾国藩也知道两江总督的任命是个火坑，固辞而不得，只好往里跳。曾国藩迁延数日这才启程，一路上游山玩水，磨磨蹭蹭，拖延观望。

这年年底，曾国藩才到了江宁。此时，距案发已有半年时间，期间数位大员审理此案均无结果。曾国藩并不急于升堂问案，而是会客聊天，阅读《阅微草堂笔记》。他在等一个人——刑部尚书郑敦谨。原来，朝廷仍不放心，又派出当时人称“铁面无私、精明强干”的刑部尚书郑敦谨赶赴江宁会同审案。

同治九年（1870）除夕，郑敦谨率精干随员赶到江宁，急忙敦请曾国藩一干人会同审案。据史料记载，郑敦谨等人苦熬14天，审讯了当事人和相关证人，却没有获得新的进展。在这14天中，也许是为了避嫌，曾国藩在大堂之上总是一语不发。最后，曾国藩对郑敦谨说：“看来我们也只好如实奏报朝廷了！”郑敦谨办案素称铁面无私，重事实、讲证据，但经过14天的审讯，确实没有发现有何行刺缘由或背后主谋。

草草结案

无奈之下，郑敦谨只好与两江总督曾国藩联衔上奏，大意是：其一强调张汶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其二建议将张汶祥处以极刑，除“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之外，还要“摘心致祭”，以慰马新贻在天之灵。

当然，这一审决也无法令世人信服，例如马新贻生前交好的官员袁保庆、孙依言就大为不满。他们也参加了审案，认为前后主审官员甚至是刑部尚书郑敦谨，都忌惮曾系湘军集团势力，不敢深究，“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所以他们拒绝在奏折上署名。然而，郑敦谨、曾国藩在给朝廷上奏的同时，把询问笔录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档，将此案做成铁案。

同治十年（1871）二月，朝廷下旨认可了郑敦谨、曾国藩的奏报结案。次月，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开膛摘心，祭奠马新贻。“刺马案”草草收场，朝野议论纷纷。为何朝廷连派数名大员都是延宕推脱、讳莫如深呢？为何此案历经7个月的漫长审理才结案，而且没有揪出任何同案犯或幕后主使？马新贻之死是不是湘军集团搞的鬼？一切的问题都没有答案，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自“刺马案”后，两江总督的宝座就牢牢地掌控在湘系的手中。还有一个令人玩味的细节就是，刺马案后，郑敦谨并未回朝廷交旨，而是称病不能回京，自此永绝于官场。《敕治两江》油画两江三省为粮赋重地。清朝政府先后敕封多位重臣为两江总督，油画中由左到右，依次是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刘坤一。

扑朔迷离、疑窦丛生的“刺马案”，成为朝野热议的话题，由此衍生出种种的传说，为此案披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十，浙江余杭县一豆腐店伙计葛品连暴病身亡，其妻“小白菜”被抓进衙门，酷刑之下供出自己和奸夫杨乃武密谋毒杀亲夫……地方官员翻云覆雨定案，杨家家人不屈不挠上告，朝中不同势力倾轧争斗，最终使得此案峰回路转，冤屈昭雪。“羊吃白菜”的流言

杨乃武，字子勋，又字字钊，道光十六年（1836）生于余杭县一乡绅之家。他二十多岁考中秀才，三十出头中举人。据史书载，杨乃武性情耿直，好管不平之事，常常揭批官府弊端，自然被当地官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小白菜”，原名毕秀姑，咸丰六年（1856）生于浙江余杭县仓前镇毕家堂村。她相貌娇美，白皙秀丽，因喜欢穿白衣绿裤，人称“小白菜”。

葛品连，仓前镇葛家村人，在一家豆腐店做帮工伙计。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他与“小白菜”成婚。二人婚后租赁杨乃武家的一间空房居住。

葛品连帮工的豆腐店离家较远，经常睡在店里头。小白菜独自在家，闲来无事，常到杨家串门。小白菜活泼外向，杨乃武爽朗无忌，双方倒也不避讳什么。小白菜有时还在杨家吃饭，并请杨乃武教她读书、写字、诵经。葛品连有时回家晚了，发现小白菜还在杨家，不由得怀疑妻子与杨乃武有染，于是就向母亲喻氏诉说。喻氏对自己儿媳与杨家交往密切早就不满，听到儿子的一番说法更是疑云重重。作为妇道人家，她口没遮拦，不免添油加醋地向邻居诉说，结果“羊吃白菜”的流言不胫而走。

葛品连暴亡

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杨乃武把房租从原来的每月800文提高到1000文。葛品连趁机退租，搬迁别处。

同年十月初七，葛品连突感身体不适，全身疲乏无力，但仍强撑病体前往豆腐店上工。初九，葛品连支撑不住请假回家，途中便呕吐不止。到家后，葛品连忙让妻子托岳父购买东洋参、桂圆，以煮汤补气。两家老人闻讯赶到后，见葛品连目光呆滞，两手乱抓，赶忙请大夫来看病。大夫诊断后认为得了痧症，用土法医治无效。十月初十下午，葛品连口吐白沫，气绝身亡。

尽管当时是十月深秋，但南方气候潮湿闷热，加之死者身体肥胖，所以尸体很快腐败。十月十一日晚，死者口鼻中有少量淡血水流出。于是有人认为葛品连“死得蹊跷”。其母回想起儿子死前双手乱抓、口吐白沫的情形，再看尸体面部发青、口鼻流血，于是也起了疑心，就当场盘问起小白菜。小白菜认定丈夫因病而亡，绝无他故。婆婆问不出眉目，就与家人商量报官，请官府勘验儿子是否中毒而死。

冤沉似海

次日一大早，余杭知县刘锡彤会同仵作沈祥、跟班门丁沈彩泉等前往现场勘验。仵作沈祥勘验发现尸身淡青色，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入眼、耳，腹部有大泡十余个，银针探喉呈青黑色擦之不去，认为葛品连可能是服生烟土中毒而死。而门丁则断言死者葛品连定被砒霜毒死。二人争执不下，只好含糊报告，死者系“服毒身亡”。竹下仕女图清人改琦绘。《竹下仕女图》绘湖石嶙峋，修篁婆娑，动静有致。两位仕女执扇持箫，席地而坐，相对交谈。她们樱口红唇，眉目清秀，面相甜美，穿着素雅，仪态端庄，特别是正面仕女的头像描绘得尤为出色。

刘知县一听“服毒身亡”，联想到“羊吃白菜”的传言，便认定杨乃武、小白菜勾搭成奸，合谋毒杀亲夫，立即将小白菜锁拿至衙门审讯。小白菜大呼冤枉，称丈夫葛品连是发病而死，与杨乃武无涉。刘锡彤认定小白菜诡辩抵赖，下令用刑。从下午一直审到半夜。小白菜熬刑不过，只好攀诬与杨乃武勾搭成奸、谋害亲夫，其中提到十月初五晚杨乃武曾交给自己一包砒霜伺机下毒。

刘锡彤拿到口供，立即差人将杨乃武拘至县衙。杨乃武一口否认与小白菜通奸谋毒之事。刘锡彤遂将杨乃武关入大牢。杨乃武的家人探知在供词中有杨乃武亲自交给小白菜砒霜这一细节，便递交了公禀（证明），联合作证杨乃武十月初五在南乡做客，不可能当面交给小白菜砒霜。

刘锡彤看到公禀后，安排杨乃武与小白菜对质。小白菜怕再度熬刑，一口咬定口供属实。刘锡彤便认定杨乃武家人作伪证。由于杨乃武系举人身份，依律不能用刑，刘锡彤又上奏革去了杨乃武的功名。十月二十日，刘锡彤对案件作出结论，称杨乃武、小白菜通奸谋杀。为了坐实此案，他还擅自隐瞒了杨乃武家人的公禀。

一审终结，冤案铸成。二审经杭州知府陈鲁，仍旧维持原判。三审虽经浙江按察使蒯贺荪过问，亦草草而过。四审由浙江巡抚杨昌浚办理。杨昌浚认真阅读卷宗，亲自审讯案犯、证人。但杨乃武、小白菜心中早已认命，便依旧画供。杨昌浚派人到余杭微服私访，结果收获的都是知县刘锡彤安排好的假情报，说当地百姓对杨乃武、小白菜二人通奸杀夫痛恨切齿，前面三审均无纰漏，等等。十二月二十日，四审维持原判，上奏朝廷。

进京告御状

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深知弟弟杨乃武沉冤似海，决定上京告御状。她怀揣诉状进京向都察院提出控诉。都察院照例将案件发回杨昌浚处审理，杨昌浚认为此案铁证如山，维持原判。此后，大富商胡雪岩斥资帮助杨家二次进京告御状。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杨乃武的继室詹彩凤进京上告，并在京城浙籍官员的指点下，将诉状递送到步军统领衙门。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知情后，下旨重审此案。晚清四大奇案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即同治、光绪年间，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发生了诸多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轰动，时人称之为“清末四大奇案”。

这四宗案件审理过程中，各方势力参和其间，历审官员翻云覆雨，致使案情复杂曲折，过程跌宕起伏，而结局又往往出人意料，所以多为世人关注。好事者又发隐猎奇，或演义，或传唱，格外为其蒙上神秘面纱，致使这四大奇案流传日广，并为世人争论不已。

在这次审讯中，杨乃武、小白菜看到昭雪希望，当堂翻供。但审案的湖州知府锡光等人则犯了难：当事人反供，已无法维持原判，但又不好推翻前面官员的判决。于是，锡光采取了“拖”的办法，直拖到同治帝驾崩和浙江省三年一次的大考，主审官员纷纷辞职，案件不了了之。但杨乃武小白菜双双翻供的消息，经《申报》报道，已传遍全国各地。

这时该案已牵涉大清官场不同势力间的争斗，以浙江巡抚杨昌浚为首的两湖派竭力维持原判，而在京江浙籍官员则认为此案定有冤屈，要求彻查。光绪元年（1875）四月二十四日，浙江学政胡瑞澜负责提审此案。胡瑞澜是饱学之士，但对刑名却是门外汉。他认定杨乃武做贼心虚，狡诈难容，于是动用夹棍审讯，致使杨乃武双腿夹折，小白菜在拶刑下手指尽断。酷刑之下，杨、白二人胡乱攀诬。而胡瑞澜不分供词前后矛盾，维持原判，并发挥自己文人之长，将整个案件材料做得圆滑周密，然后上奏朝廷。低领阔镶边长袄

沉冤得昭雪

在京浙籍官员愤怒了，其中18名刑部、户部的京官联络起来，联名向都察院递交了呈词，罗列了历次审讯的种种破绽与疑点，揭露此案虽经七审七决，但均为严刑逼供屈打成招；此案审理过程中，官官相护，欺罔朝廷……慈禧太后下令仍将这一案件交由刑部审理，将人犯和证人提至京城审讯。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初九日，刑部经开棺验尸，得出结论：葛品连并非中毒而死，确实因病而亡。全案至此全部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杨乃武、小白菜沉冤得雪。

最终该案判决如下：杨乃武杖一百，被革举人身份不予恢复；葛毕氏杖八十；余杭知县刘锡彤被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收赎；仵作沈祥杖八十，徒二年；门丁沈彩泉杖一百，流放2000里；钦差大臣胡瑞澜、浙江巡抚杨昌浚、杭州知府陈鲁等三十名官员均被撤职查办……

可怜两位当事人，受尽酷刑折磨，无辜受三年牢狱之灾。杨乃武双腿尽折，已成废人，只能在困顿中度过余生。小白菜出狱时虽年仅22岁，但无依无靠，万念俱灰，遂出家为尼，在青灯蒲团、晨钟暮鼓中了却残生。

洋务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中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大清帝国吃了不少亏，而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吃惊地发现，太平军竟然在向外国人开办的洋行购买洋枪洋炮。正是这些有了洋枪洋炮的太平军一度打得清军丢盔卸甲。一些开明官员意识到，中国要想强大起来，是该学学西洋人的“奇技淫巧”了，于是出现了洋务运动。

军事自强

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清政府遭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双重打击，江山飘摇，民不聊生。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中央或地方大员，在目睹了一场场对内对外战争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要想使清朝富强起来，对内能够镇压农民起义，对外能够抵御强敌，就不能再闭目塞听，而应该睁开眼睛洞察时局。他们切实认识到中国在工业等方面与列强的差距，于是掀起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纺织梳棉机此机重4吨，是晚清时从外国进口的，用于民用企业的生产。

但是洋务运动从初创到得以大刀阔斧地执行，经过了一番波折。在洋务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可能也是因为尚没有显示出实际的效果。但是在洋务运动刚刚有了起色的时候，一批顽固派的质疑之声就纷至沓来了。在大清帝国的中枢，恭亲王奕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但是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一帮顽固派却极力攻击正在进行的洋务运动，理由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说鼓励士大夫们学习制器之理，且用升官发财去引诱他们，这是重名利轻气节，“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奕听后，据理力争，指出倭仁等顽固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是极其荒谬的。经过了几次的唇枪舌剑、纸笔之争，顽固派才有所收敛，洋务运动才能够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

洋务运动的起步是从兴办洋务派最为重视的军事工业开始的。咸丰十一年（1861）时，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从大力发展先进的军事工业入手也就成了当务之急。再者，列强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欺凌大清国，靠的也主要是先进的武器装备，因此发展军事工业也可以御侮。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安庆成立了军械所，严格说来这还不能称作军事工业，因为军械所里还没有使用机器，还在用手工仿制洋枪洋炮，但是这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同治元年（1862）和二年（1863），李鸿章先后在上海、苏州成立了洋炮局，开始生产子弹和火药。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以那些作战将领为代表的洋务派有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投资于洋务运动。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真正的近代军事工业开始了。随后，一个个军事企业陆续创建。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各省的督抚也开始加入到洋务运动中来，纷纷筹建各种机器局。在洋务派的军事工业中，除了福州船政局专造兵船、炮舰和江南制造总局也造过兵船外，其他的主要都是制造枪支弹药。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后膛钢炮

民用求富

洋务派在大力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资金不足亟待解决。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把大量的财政收入拿来做赔款给列强，并且在与太平天国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已经耗尽了国库，因此在军事工业的资金投入方面自然就捉襟见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洋务派不得不自己寻求解决之道。同时，洋务派在实践中也发现，坚船利炮的获得是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的，因此只有先求富，才能求强。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洋务派先后兴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20余家涉及航运、采矿、冶炼、纺织、电讯、铁路等多方面的民用企业。这些企业中，少数几个为官办，个别的（如湖北织布局）一度为官商合办，其余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模式。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出现还带动了其他民营企业的发展，在东南沿海地区一度出现中国本土工业欣欣向荣的局面。

洋务派在兴办工业之外，也意识到了人才的可贵，于是也设立了一些讲授西学的新式学堂。同治元年（1862），在奕的倡导下，京师同文馆成立了。京师同文馆招收学生学习英、法、俄文，后来又开了天文算学。同治五年（1866），左中棠在福州船政局附设了福州船政学堂，教授英语、法语、造船技术和驾驶技术。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奏请成立了天津水师学堂，招收学生学习天文、地理、几何、代数、平弧三角，还教授机器实艺、修造鱼雷等内容。洋务派在国内设立新式学堂的同时，还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从同治十一年（1872）清政府选送第一批幼童30人赴美国学习开始，大量的青少年开始走出国门，去亲身体验西洋的科技与文化。一批批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不但带来了新的思想，并努力说服周围的人们，这样的青年将改变中国的未来。天津机器局生产的子弹

体制弊病

然而，尽管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了几十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甚至也带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但是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来说，效果却并不明显，并没有使清朝实现繁荣自保，究其原因还在于体制。中国的士大夫们一贯喜欢用体用之争来探讨中学和西学，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也就是西方的东西是皮毛，我们可以弄来尝试一下，而中国的伦常与制度才是人之身心精髓。但是恰恰因为是制度，这作为“体”的创新不足，使得“用”也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

在西方，公司制度、审计监督制度都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复式记账法也早已经成为了企业通用的记账方式。咸丰四年（1854），英国爱丁堡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出现，更是使会计在西方社会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这一事件看似微小，但是对未来企业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在洋务派的企业中呢？洋务派的官僚执掌着企业的管理大权，各厂局的管理机构差不多就是政府的分支机构，缺乏独立性。主管各厂局的总办、会办人员要由政府任命，他们下面设立的各级管理人员也与政府机构的设置相差无几。甚至有的厂局门口也立着“肃静”、“回避”的牌子，如果门楣上再挂着“明镜高悬”的匾额，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县衙的形象了。江南制造总局造炮厂

在这样的企业中，如何管理和如何监督都成了问题，大概还是在靠着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道德自律在起着主要的作用。人都有惰性，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尤其是在办企业上，道德自律往往是不可靠的，只有靠制度约束才能行之有效。洋务派的企业中恰恰缺少这种制度约束。如此一来，各个企业实际上就成了创办者的个人私产，英国人贝思福在参观了上海、天津、武汉等七个地区的厂局之后写道：“若照今日各省各办之情形，不过各省督抚之私图，于国家何益哉！”

但是，我们也不能将洋务运动的功绩一笔勾销，洋务运动毕竟较之以往将商业视为末业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是近代工业的开端。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终将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工业发展之路，只是历史在这一时期还没有达到那样一个阶段。左宗棠三请沈葆桢

同治五年（1866）五月，在闽浙总督任上的左宗棠，奏请朝廷设立福州船政局，得到了批准。但是没出几个月，陕西爆发了起义，左宗棠被调任陕甘总督，镇压起义。临行前，左宗棠对福州船政局的事挂怀于心，一心想找一个好的接班人将这件大事办下去。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沈葆桢。

沈葆桢此时正在家丁忧。左宗棠亲自前去邀请沈葆桢出山，但接连去了两次，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推辞了。左宗棠考虑到沈葆桢的确有很多困难，尤其是负责船政事务时很可能会受到地方官员掣肘，难以施展，于是向朝廷上奏折，建议授予船政大臣专折奏事的权力。左宗棠的奏折得到准许后，第三次前往沈葆桢处，诚意相请。沈葆桢这次终于同意出山，开始勤勤恳恳操持洋务事业。

张之洞与近代重工业

毛泽东曾言：“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这是对张之洞兴办实业的赞许。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张之洞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创建工厂，督办铁路，倡导新学，推行新政，为日薄西山的晚清社会带来了一线生机。但他对维新和革命的镇压态度，却暴露出保守的一面，从而使他的身后评价毁誉不一。

清流派的才子领袖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贵州兴义，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曾做过知县、知府一类的官员。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少年奇才。据记载，他幼时博闻强识，才学出众，师从丁诵先、韩超等老师，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11岁时，他参加童试，一举夺得第一，作《半山亭记》一文，流传甚广。次年，少年张之洞出版了第一本诗文集。咸丰二年（1852），年仅16岁的张之洞应顺天府乡试，又拔得头筹，成为解元。同治二年（1863），张之洞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即探花，从此步入仕途。湖北武汉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光绪十六年（1890）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在湖北大别山下动工兴建，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投产。图为民国时拍摄的汉阳铁厂照片。

顺利的科举之路为张之洞铺平了仕途，他接连出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当时，张之洞年少敢言，喜与宝廷、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吴大等人针砭时弊，畅所欲言，秉直进谏，抨击奕、李鸿章等大官僚，开一时之风气，被称为“清流派”。张之洞就是清流派的领袖人物，时称“翰林四谏”之一，人送外号“青牛”或“牛角”，可见其直言之名。

光绪五年（1879），张之洞迎来了其仕途的转折点。这一年，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清朝遣使交涉索还。当时的使臣崇厚昏庸愚昧，竟将新疆的西部、南部边境割让给俄国。消息传回朝中，张之洞愤慨地连上两道奏折，请斩崇厚，痛陈协约一定要改，对俄国立约有“十不可许”，并应暂缓立约，做好军事准备。这些奏议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重视，她亲自召见张之洞，命其起草建议，并特许其随时在总理衙门以备咨询。次年，清朝改派曾纪泽赴俄重新立约，张之洞为此立一大功。

通过这件事，慈禧太后对张之洞产生了信任感，加之她急需在朝中培植新生势力，以牵制过于膨胀的湘军力量，于是决定重用张之洞。光绪七年（1881），张之洞被擢升为山西巡抚，一跃而成为封疆大吏。

受到重用的张之洞逐渐调整了自己的为官之风，一方面，他保留了直言敢为的风格；另一方面，他更加注重谨慎处事，最重要的是不忘慈禧太后的知遇之恩，处处以“拥后派”自居。这种进退有度的做法深刻地体现在他的宦海生涯中，也是他得以保全善终的主要原因，此是后话。

督办近代重工业

政治态度的改变使张之洞逐渐脱离了清流派，而成为后期洋务派的领袖人物。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适值中法战争爆发，他力主抗敌，筹备军饷，大胆起用老将冯子材披挂上阵，一举击败了法军。战后，他开始尝试在两广兴办洋务，如在广东创办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新式企业，设立水师、陆师学堂，以新式的兵制和装备训练军队，等等。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其在任的十几年，是中国民族重工业快速发展、近代化进程稳步推进的重要时期，史称“张之洞督鄂”。张之洞督鄂期间，推行了所谓的“湖北新政”：兴办实业，习练新军，提倡教育，繁荣商业，劝课农桑，使湖北一时间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武汉则成为工商业贸易的中心城市。

张之洞上任之初，就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包括炼铁厂、机器厂、铸铁厂、钢厂、炼熟铁厂、造钢轨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生铁、熟铁2个钢炉，工人3000名，外国技师40人。汉阳铁厂每天可生产生铁100余吨，精钢、熟铁共约100吨，其配套的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等也投产运营。汉阳铁厂集采铁、采煤、冶炼于一体，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与其他铁厂一同奠定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接着，张之洞又开办了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等重工、军工企业，以及湖北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等一批轻工企业。这些企业的数量居全国各省首位，资产总额达白银1130万两左右。当时，汉阳制造的名声传遍全国，由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步枪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仍在使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可溯源至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办的师范学堂之一，它仿照日本师范学校的课程计划，首次在中国学堂中全面开设图画手工课程，教学内容涵盖西方美术课程的诸多方面。

有了近代工业，就要有交通运输的支撑。张之洞设立了湖北铁路局，并开办了内河航运和电讯等事业。他还亲自督建了意义非凡的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以及粤汉、川汉等铁路。

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多次上疏或给官员写信，敦促朝廷积极应战，后来战败，他又强烈反对割让台湾。然而，这些呼吁都没有奏效。力图自强的张之洞便着手仿照德国营制，在湖北编练一支新军。在张之洞的苦心经营下，湖北新军得以迅速壮大，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生力军。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不仅在督办近代工业方面不遗余力，而且对新式教育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的教育理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由张之洞提出并倡行的。

张之洞对西方文化、进步思想的态度比较开明，他曾拜读西方传教士李提摩等人的书册，感到有所获益。作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始终提倡向西方学习，改革传统落后的教育体制，大力培养新式人才。

他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职期间，一直致力于广泛开办学校，兴建工业、商业、农业、军事、师范等各类新式学堂，聘请有识之士担任主讲，培养了大批洋务人才。这些人之中，有很多后来成为维新派或革命派的进步人士，如名列“戊戌六君子”的杨锐、杨深秀等。

此外，张之洞还特别重视派遣学生到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地留学。当时，虽然洋务派对留学大力提倡，但国内对留学的阻力仍很大。为了向文人士子做表率，张之洞首先把自己的儿子、孙子送往日本留学。经他派送去日本留学的学生多达几百人。吴昌硕·梅花图晚清“

海上画派

张之洞对自己的学生非常爱护。凡是有学生出国留学，临行时，张之洞必会前去送行；归国后，张之洞总是设宴接风。张之洞宠爱学生没有门户之见，不论出身贵贱都一视同仁。相传，曾有一个农夫从总督衙门前面经过，听说总督张之洞今天为留学生某某接风，挑水农夫惊讶地说：“那不就是我的儿子么！”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上疏，奏请在全国开办各类学堂。次年，他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获准，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颁布的学制，规定了将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学、高等三级，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并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之洞奏请废除科举获准，自此，所有士子都从学堂出身。这是教育史上的重大改革，张之洞于此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在提倡西学的同时，并不是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坚持“中学为体”，反对背弃民族文化的根本，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远见之说。秀英炮台秀英炮台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清政府为抵御法军入侵，命令各军严防沿海各口岸。两广总督张之洞临琼视察海口形势后，下令建造秀英炮台。整个台区占地3.3万平方米，是海南古代宏大的军事设施。它与广东的虎门炮台、上海的吴淞炮台、天津的大沽炮台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炮台”。

与维新派的合与分

张之洞力行新政的作风与优待学生的态度，深得进步文人的好感。甲午海战后，张之洞慷慨激昂地劝朝廷图强，坚决反抗侵略，因此光绪二十一年（1895）“公车上书”事件中，维新派的康有为称赞张之洞“有天下之望”，谭嗣同也说：“力顾大局，通权达变，又能讲求实济者，唯香帅（张之洞）一人。”

不久，康有为等创办强学会，张之洞慷慨解囊，捐资白银5000两。后来，张之洞又相继捐银500两、1000两等。维新派创立《时务报》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下令湖北全省订阅《时务报》；维新派创办《湘学报》后，张之洞又将《湘学报》推广至湖北各州、县。这一时期，张之洞与维新派维持了友好的关系。

但是好景不长。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始，维新派的刊物越来越多地登载激进的文章，如孔子改制、争取民权等，张之洞感到很不满意，先是在《时务报》上发文反驳，后又下令停发《湘学报》。而且，慈禧太后对维新派的压制态度，如强令光绪帝关闭强学会、查封《中外纪闻》等，也给张之洞提了醒。于是，张之洞以维新派的学说与自己的学术主张不合为由，停止了对维新派的捐款，转而开始对维新派施压。

同年春天，张之洞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劝学篇》，自称是为了“正人心，开风气”。实际上，“正人心”就是维护封建伦理和君权专制；“开风气”就是兴办洋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劝学篇》深受慈禧太后的赏识，被谕令广发四海。这相当于表明了张之洞反对维新的态度，标志着他与维新派的决裂。

光绪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既未参加镇压，也未“赞助新政”。事后，他只是对自己的门生、“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被害深感痛心。

毁誉不一身后事

张之洞一生深受慈禧太后的器重，也得到了其执政的湖北地区百姓的拥戴，甚至在知识分子阶层的口碑也不错。晚年，张之洞出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在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又为顾命大臣、晋太子太保，事实上已官至宰相。宣统元年（1909），张之洞病逝，谥号“文襄”。

关于张之洞的历史评价，向来褒贬不一。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同属洋务派代表人物，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也同样拥有进步和保守的两面性。因而，对他们的身后事做个定论着实复杂。

说起功劳，张之洞督办民族工业，开近代重工业之先河，其重要贡献无可争议；他提倡西学，促进教育改革，重视和培养人才，又被称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他在湖北推行新政，习练新军，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孙中山赞其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此外，张之洞一生基本做到了清廉，为官数十年，家产不增一亩。

而对张之洞的指责，则主要集中在他对维新和革命的压制态度上。他与维新派先合后分，遭到维新派人物的不满，梁启超就认为张之洞是“浮华之人”，甚至比起李鸿章都有天壤之别；面对义和团运动，张之洞提出“安内乃可攘外”，力主镇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自立军起义时，张之洞曾派兵镇压，捕杀起义领袖；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以后，他又多加破坏，遭到进步舆论的声讨。

可以说，张之洞是功过都很明显的人物，功在于“开新”，过在于“卫道”，于是也有比较中性的评价，如“集开新和卫道两者之人”、“大清奇才”、“清末重臣”等。纵观其一生，张之洞为国为民之心确有，利国利民之举亦为，而他的保守更多的是源于作为封建官僚的身份。在腐败政局下宦海沉浮，张之洞不得不有所张弛。因此，他的过错更多在于时局，他的悲剧更多的是时代的悲剧。海上画派

清中叶，上海人文荟萃，文物殷盛，各地书画名家挟艺来游，“海上画派”隐然形成。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各地画家流寓于上海，使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绘画活动的中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流派——海派。

海派画家能在传统的基础上破格创新，流派自由，个性鲜明；重视品学修养，其作品多与民间艺术有密切联系，雅俗共赏；并善于借鉴吸收外来艺术，融会贯通，别具风格；海派画家还成立各种画会，相互切磋。海上画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有赵之谦、虚谷、任颐、吴昌硕、黄宾虹等。赵之谦·腊梅茶花图《腊梅茶花图》在石后画枝干盘曲的腊梅和茶花。腊梅自右斜曲向左下角，中缀以厚重的太湖石，腊梅枝头点缀将放的花蕾，枝梢上几片用墨色画成的残叶。腊梅枝干下是怒放的山茶花，花青画叶，朱画花，古艳绝伦。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叔，会稽人，号悲盦、无闷。在书法和篆刻方面造诣很深。他将在书法、篆刻上取得的古拙风格移入绘画，使长期流行的那种柔媚、纤细的画风，一变为清末大写意花卉画的挺拔、峻峭、浓艳与厚重。在色彩上则吸收民间赋彩的一些优点，变清淡为艳丽。他重视创格和从俗的艺术风貌，创立了“海派”的基调，有“前海派”之称。

虚谷（1824～1896），俗姓朱，名虚白，字怀仁，原籍安徽新安（今歙县），移居江苏广陵（今扬州）。他年轻时胸怀报效朝廷的理想，曾任清参将。太平天国时期，他也许是厌倦了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腐败，忽“意有感触，遂披缁入山”。虚谷出家后往来于苏州、扬州、上海、杭州等地，以鬻画为生。虚谷早年学界画，后以擅绘花果、禽鱼、山水著名，其绘画风格冷峭新奇，隽雅鲜活，匠心独运，吴昌硕赞为“一拳打破去来今”。在海派画家中，虚谷可谓是卓然独立的一人，他的绘画在热烈浓郁的海派风格中犹如“一声清磬”，幽远而冷峻。

在文人画精神不断受到挑战的海派时期，虚谷追求的品位和目标仍是力图与文人画最本质的内涵相一致。但是，身处近代商业大都市，受社会审美思潮和生计的制约，虚谷还是经常涉足一些寓意“富贵长寿”的题材。但即使是《松鹤延年图》这类世俗的题材，在虚谷笔下，仍然充满了清新、超逸、朴实的格调。虚谷·松鹤延年图画面斜出构图，坡上野菊丛生，凸现出勃勃生机。地面设淡青色，立一丹顶鹤，颇有伟岸之势。作者用笔粗犷熟练，全用粗笔点染，而鹤之形态、神情、动势已被表现得极为传神。作者的功力在此可见一斑。此图是虚谷晚期作品，无论是笔墨还是意境，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任颐（1840～1896），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初名润，字小楼，又字伯年。自幼从父学画，后拜著名画家任熊、任薰为师。中年以后寓居上海，以卖画为生。任颐师承明清著名画家陈洪绶、华，又受朱耷（即八大山人）影响，擅长花鸟、山水、人物，题材广泛，风格和技法独特，有很强的艺术个性。所作写照，神采奕奕，尤其为世人所推崇。任颐的作品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影响甚大，成为“海上画派”的代表人物，与任熊、任薰并称“三任”。清光绪十年（1884），任颐曾以上海小刀会为素材创作名作《观刀图》。其他代表作有《苏武牧羊图》、《米颠拜石图》、《吴昌硕像》等。任颐·酸寒尉像任颐的肖像画能突破传统风格中呆板的姿态和格局，人物动态神情都极为自然。他为所熟悉的人物画肖像，如胡公寿像、吴昌硕像，不仅形神生动肖似，而且还能揭示出对象的生活态度和理想。《酸寒尉像》画吴昌硕，画面简单，除人物外并无其他背景，更突出了人物的神情特点，可谓传神写照。然而其细部却精心绘制，可清楚看到每一根鬓眉，据说其画“虽极细之笔，必悬腕中锋”。

吴俊卿（1884～1927），字昌硕，别号苦铁。浙江安吉人。三十岁后学画，吸收徐渭、朱耷、石涛等诸家之长，承继赵之谦、任伯年以来的新风，他以写意之笔写花卉蔬果，别具新意。他又擅长书法、篆刻，他以金石篆籀之笔入花鸟技法中，“雄健古茂，盎然有金石气”。吴昌硕与任颐被认为是“海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为一定的成法师承所拘束，而能根据自己的感受和对生活的理解，追求新的表现方法和新的艺术风格。吴昌硕·桃实图（左图）构图别具一格，主干浅隐，一枝果实累累的枝条凌空垂下，笔力苍劲。吴昌硕·蔷薇芦橘图自题为年77时所作。图中可见蔷薇蔓绕纷披，芦橘茁壮挺立，繁而不乱，劲而不粗，水墨湖石笔法苍浑，透露出金石趣味。

第一位驻外公使的悲情人生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与洋人接触。1861年为了处理洋务成立了总理衙门，中国人的观念开始转变。1871年，郭嵩焘出任驻英使臣，更将清政府推向了按照国际准则办事的前台。只是，郭嵩焘的这次出使承担了太多的沉重与无奈……

出使之前

光绪元年（1875）春，郭嵩焘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官场。同治五年（1866），郭嵩焘在广东巡抚的任上因为不堪政务繁忙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请求辞官。因为他在广东的作为实在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辞请。从此，郭嵩焘过了8年多的闲人生涯。现在，他又风尘仆仆地踏进了官场。郭嵩焘像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长沙府湘阴人。他是清代经世派学者，外交家，也是中国参加世博会的首位大使。

郭嵩焘十分熟悉洋务，这一次出山，也和李鸿章屡次在慈禧太后面前推荐他主持洋务有很大的关系。郭嵩焘本人也已经摩拳擦掌，虽然他在担任广东巡抚时没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是他觉得自己在洋务上还是可以大展拳脚的。但令郭嵩焘失望的是，清政府这次给了他一个福建按察使的差事。郭嵩焘有些灰心失望，只好委委屈屈地去赴任了。但不久，一件涉及洋人的案件却改变了他的仕途。

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法等国便不断探测从缅甸、越南等地进入中国内陆的通道，希望为以后打开中国内陆做准备。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所谓探路队，探查缅滇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出翻译马嘉理南下迎接。两支队伍在缅甸会和后，向云南边境进发。光绪元年（1875）正月，马嘉理与数名随从人员在云南某地被打死，史称“马嘉理案”或者“滇案”。英国乘机把这一事件扩大，于次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但是在攫取了更多利益的同时，英国从案件发生后就一再要求清政府派出使臣处理此事。清政府已经被列强挟持，只好按照列强的要求办。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出使的理想人选——郭嵩焘。

光绪元年（1875）八月，已在福建任上的郭嵩焘得到了朝廷的任命，成为钦差大臣，准备出使英国。得到任命之后，郭嵩焘立即登程北上，一向关心洋务的他现在终于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十一月，郭嵩焘赶到了北京，暂时署理兵部侍郎职务，从按察使到兵部侍郎，郭嵩焘的官陡然升了两级，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出使英国做准备。然而，当出使日期日益临近的时候，他的心反倒越来越忐忑不安了，因为朝野中的议论让他尴尬不堪。

挥泪西行

郭嵩焘当上了兵部侍郎之后，感觉自己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开始上奏折大谈洋务。其主要思想是倡导清政府要与各国政府礼尚往来，认为西方国家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不应该再故步自封，应该走出国门看看。总理衙门也提出“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虽然郭嵩焘的意见在今天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惹来了很多的非议。尽管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事实已无可讳言，不平等条约一再践踏着大清帝国的自尊心，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对派出使节与洋人交往的问题，很多士大夫依然难以接受，仍然在心理上自认为比西方国家高人一等。

当郭嵩焘被确定为出使大臣的时候，更多的人不像郭嵩焘那样感觉他受到了朝廷的重视，而是为他扼腕惋惜。郭嵩焘的好朋友王闿运虽然支持他出使，但是惋惜地说：“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其他一些朋友还劝他要委婉拒绝这件差事，千万不能做这种丢人的事，否则以后将在师友面前抬不起头来。一向敬佩郭嵩焘才学的官员李慈铭，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谈论郭嵩焘的出使：“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

在郭嵩焘的老家湖南，关于郭嵩焘的出使更是闹得乌烟瘴气。光绪二年（1876）秋，湖南参加乡试的考生们举行集会，气势汹汹地声讨郭嵩焘。郭嵩焘在他们眼里俨然变成了卖国贼。在湖南由郭嵩焘筹集修建的上林寺也被群情激奋的文人们一把火给烧了。湖南老家发生的种种事情，传到郭嵩焘的耳朵里，他再也坐不住了。本来一心以洋务事业报效国家的他现在心里也不禁打起了退堂鼓。他向朝廷告假，希望通过回家养病躲过出使的任务。

但是，除了郭嵩焘之外，朝廷一时很难再找出一个如此熟悉洋务，并能理智客观看待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人。因此总理衙门的一些大员们又开始力劝郭嵩焘，希望他能够顶住压力，完成出使的大任。慈禧太后为了挽留住郭嵩焘，一再召见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表彰郭嵩焘“公忠体国”，“任劳任怨”。与此同时，英国人也一再催促清政府，出使的时间不能延缓，甚至对郭嵩焘本人也大有微词，认为如果他拖延出使日期，将看做是对英国的再次挑衅。郭嵩焘最终在“心绪恶劣，不堪名状”的情况下挥泪踏上了出使之路。晚清电话郭嵩焘是第一个使用电话的中国人。

运途多舛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开始了他的英国之行。郭嵩焘的出使是近代中国使臣常驻国外的开端。

郭嵩焘出使之前，总理衙门曾奏请皇帝及太后批准，让出使大臣将出使过程中所接触的各国风土人情、政治、经济等状况，详细记载，随时寄回国内。郭嵩焘从登船起航，到抵达英国，前后用了30多天的时间。沿途之中，郭嵩焘不顾失眠、头疼以及海上劳顿等多种情况，坚持写日记。到达伦敦后，他马上将日记整理成册，取名《使西纪程》，邮寄回国。令郭嵩焘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些沿途见闻引起的不是人心思变的热议，而是一场轩然大波。《使西纪程》记载了沿途所经国家的地理位置，人情风貌，较以往这方面的记述更为准确和详细，并将所经国家的面貌一一道来。在日记中，郭嵩焘还经常发表评论，谈论最多的是西方重视教育，重视商业，强调中国不能再故步自封，盲目自大。《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刊印后，受众面扩大，保守的士大夫们再次开始了口诛笔伐。说郭嵩焘记载的一些夷狄的东西不堪入目，更不值得学习，郭嵩焘赞赏西方就是媚外，中洋人之毒日深。

郭嵩焘顶着骂名到了英国后，一方面悉心处理各项政务，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尽量据理力争；一方面利用政务之外的时间积极考察英国等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郭嵩焘仔细考察了英国的科技发展、教育制度、医院建设、工厂开工等多个方面，甚至还了解了西洋绘画、音乐等。他越来越意识到，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西方的道路的确有很多可取之处，并把这些观点表达出来，希望促成祖国的富强。

郭嵩焘的想法却直接与作为副使一同出行的刘锡鸿产生了矛盾。刘锡鸿原本也是一个十分熟悉洋务的人，但在很多做法上还是无法认可郭嵩焘。例如郭嵩焘在见到巴西国王的时候擅自起立，刘锡鸿认为堂堂天朝的使节向小国国王致敬有失大清朝的体面。刘锡鸿还屡次上奏折或者向国内写信指责郭嵩焘，言辞激烈的时候甚至对郭嵩焘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其为卖国贼。郭嵩焘只好不断地为自己辩解，同时也向国内发书信指责刘锡鸿的种种不是，二人的矛盾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国内也形成了不同的两派，一派以李鸿章为代表支持郭嵩焘；一派以总理衙门中的一些大臣为代表，支持刘锡鸿。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奕欣赏李鸿章，但是总理衙门中其他一些大臣则与李鸿章矛盾甚深。巴黎圣母院光绪四年（1878），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出使法国。时值巴黎举办世博会。他亲自率使团成员参加了此届盛会的开幕式，还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观感。图中的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2世纪，是古老巴黎的象征，也是法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建筑之一。

光绪四年（1878）七月，清政府下令同时召回郭嵩焘和刘锡鸿，这正是两派之间不断争执造成的最后结果。当轮船在回国的旅途上颠簸的时候，郭嵩焘的心情一如海浪，翻滚起伏。他本来就背着骂名，为了国家忍辱负重走上了出使的行程，但是出使后却卷入了不断的纷争，他的那些真知灼见反倒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他不知道自己回国后面临的是什么局面。1879年5月，郭嵩焘回到了湖南长沙，码头上冷冷清清，一如他出行的时候。中国的第一位公使就这样悲壮地出行，又悲怆地返乡。从此，他已无心再在政治的旋涡中挣扎了，悄然退出了政治舞台，孤寂地度过了晚年生活。

安德海出京

安德海，晚清时期著名太监，慈禧太后早期的心腹宠臣，人称“小安子”。他是最为人们熟悉的大太监李莲英的前辈，受慈禧太后的宠幸程度决不在李之下，但也就是太后的纵容让他变得肆无忌惮，甚至违背祖制招摇出宫，最终落得伏诛济南的下场。

安德海其人

安德海，直隶青县人。他14岁时自阉入宫，凭借自身的聪明伶俐，不出几年时间就被提拔到四阿哥奕处伺候。而奕，就是日后的咸丰帝。聪明的安德海积极为奕出谋划策，很得其心意。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咸丰帝登基，于其夺位有功的安德海顺理成章地升为御前太监。御前太监主要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等，一来二去，安德海就与日后的慈禧太后、当时的兰贵人结成了紧密同盟。

中肯地说，慈禧太后此后十数年对安德海的信任，根本上是取决于安德海的忠心耿耿与智勇双全——他曾经多次救助慈禧太后于危难之中。在著名的辛酉政变中，咸丰帝在承德暴毙，面对肃顺等八大臣的阻挠，两宫皇太后无法与身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保持联系，一时焦急万分。在危急关头，安德海主动要求担任信使舍命奔赴京城。他日夜急驰，终于赶在阻止恭亲王承德奔丧的圣旨前见到奕，一举扭转政局，为日后杀肃顺，捉拿载垣、端华，巩固慈禧太后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凭此一举，安德海被破格提为四品蓝翎大总管。从此，他在皇宫大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进入了人生中极端辉煌灿烂的时期。

出京伏诛

背靠慈禧太后这棵大树，安德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逐渐张狂起来。离间两宫太后、打压恭亲王、监视同治帝，几年间，他把该惹的人和不该惹的人统统得罪了。而且为了敛财，安德海开始利用出入宫廷之便，陆续夹带宫中珍品出宫变卖，收入颇丰。尝到了甜头的安德海胆子越来越大，盘算许久后，他又打着采办同治帝大婚衣料的名号，向慈禧太后央求出宫，实则是希望在富庶地区变卖古玩再大捞一笔。即使有“太监不准出京”的祖制，慈禧太后还是禁不住安德海的软磨硬泡，最终勉强点头了，只是嘱咐安德海一定要低调行事。

同治八年（1869），安德海带着一大批随从，打着钦差的旗号，大张旗鼓地坐龙舟顺运河南下了。他以为既然太后都首肯了，祖制便不在话下，因此沿途寻欢作乐，接受地方官员的殷勤“孝敬”，可谓风光至极。

这一天，安德海招摇地来到了山东德州境内。山东巡抚丁宝桢早就看不惯安德海的做派，迅速写了一道密折，将安德海一路上的所作所为上报朝廷。最先看到密折的恭亲王故意绕过慈禧太后，先禀知了同治帝与慈安太后。这些人无一不厌恶安德海所作所为，权衡利弊之后，下定决心将安德海正法。于是几天后，丁宝桢接到了诛杀安德海的密旨。慈禧太后像

而此刻，尚不知死神到来的安德海则突然改变行程，准备先去泰山游玩一番，再经泰安南下。已得到皇帝密旨的泰安知县一路尾随安德海，不敢轻举妄动，直到泰安才将安德海擒住，押解往济南，由巡抚丁宝桢亲自审讯。不过即使在此时，张狂的安德海还以太后派出的钦差自居，自信没人敢动自己，根本不把丁宝桢放在眼里。安德海被抓的消息迅速传回京城，同治帝、东太后及恭亲王等连夜商议后，派六百里加急，传旨丁宝桢：毋庸审讯，就地正法！

而事实上，在八月初七，即上谕到达的前五天，丁宝桢已经先斩后奏，斩安德海于济南，并且暴尸三日以平民愤。

慈禧太后接到消息时已是回天无力，她的歇斯底里的愤怒被众人搬出祖训压制，而安德海的招摇和不够检点也的确让她无话可说。这是慈禧太后听政八年来首次吃亏，却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定了安德海的罪以安民心。

天津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地民众和教堂的冲突频发，天津教案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事件之一。这固然有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赋予传教士的特权过多，一些传教士依仗特权为非作歹的原因，但是也不能回避有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缘故。

拐骗儿童案

同治八年（1869），法国传教士谢福音在天津望海楼旧址上盖了一座天主教堂，当地人称为“望海楼教堂”。不远处一座收养中国孤儿的“仁慈堂”也是法国传教士所建。同治九年（1870）五月，仁慈堂里发生瘟疫，几十名孤儿相继死亡，尸体被草草掩埋在郊外。后来，这些埋葬得很浅的棺木不幸被野狗扒出，尸体多遭啃噬，其状惨不忍睹。这引起了中国民众极大的不满。几乎同时，天津发生了多起拐骗儿童案，嫌疑人被官府抓获后，供认是受望海楼教堂教民的指使。两相印证，在天津市民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士绅开始在孔庙集会，学生罢课，反洋教的“揭帖”贴满了大街小巷，要求官府惩办洋教，拆除教堂。

教案发生的过程

五月二十三日，天津知县刘杰将拐卖儿童的犯人押往教堂对质，意图搜查出埋在教堂内的“一坛子小孩儿眼睛”。大批看热闹的群众都聚集在教堂周围，传教士谢福音看见这样的阵势，慌了手脚，他放出教堂内豢养的恶犬，还指挥教民手持棍棒驱赶四周的人。群众奋起反击，将教堂的门窗砸毁。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听闻此事，就和秘书一起去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崇厚出兵弹压。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丰大业掏出火枪对着崇厚连开两枪，但都没击中。丰大业和秘书两个人就把通商衙门里的家具器物砸毁后扬长而去。两人在回领事馆的途中，遇上天津知县刘杰，一语不合，丰大业又掏枪射击，这次击中了刘杰的随从高升。这一举动惹恼了围观的群众，大家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丰大业。此后，民众又向教堂蜂拥而去，打死了传教士谢福音、修女、洋商、洋职员等20多人，并焚烧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署及英美教堂多所。

这一举动给了列强以口实，法、英、俄、德、比利时、西班牙等七国的舰队集结在天津、烟台，要求严惩闹事之人。

卑躬屈膝结案

迫于压力，清政府立刻任命直隶总督曾国藩赶到天津处理教案问题。曾国藩到达天津后，经过调查，认定双方都有过错：“教民欺负百姓，教士庇护教民，领事庇护教士。”而“挖眼剖心，全系谣传，毫无实据”。可民众并不这样认为，京津两地谣传：“烧毁教堂的时候从里面挖出了人眼、人心等东西，并且都交给了崇厚收藏。曾国藩一来，这些东西就都不见了。”谣言越传越广，以至于曾国藩贴出的说明情况的告示，一到晚上便被人撕毁；更有甚者在告示所署“曾国藩”的名字上挂一缕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卖国求荣。望海楼教堂望海楼教堂坐落在天津三岔口一带海河北岸，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曾国藩本就是抱病而来，至此心力交瘁，一病不起。清政府只好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了赶紧结束与列强的争执，草草结案，处死了烧毁教堂的马宏亮等群众20人，充军25人，把天津知府、知县发配至黑龙江充军，派崇厚去法国“谢罪”，并赔付法国白银46万两。

天津教案以中国又一次向列强屈膝下跪而告终。但这一事件给天津的法国传教士以极大的震撼，从此不敢到租界以外传教。不久，直隶、江西、福建等省，也都爆发了各种形式的针对教堂和教民的斗争，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反教斗争的高潮。

孝哲皇后阿鲁特氏

在清史中，同治皇帝的地位似乎有些无足轻重，而其妻子孝哲皇后的人生就更加黯淡无光。事实上，这位阿鲁特氏皇后的一生也的确笼罩在婆婆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虽然蕙质兰心、知书达理，却在宫中受尽了虐待和凌辱；虽有户部尚书千金的家世背景，却在22岁的妙龄饮恨而逝。

蕙质兰心多才多艺

阿鲁特氏，即孝贤皇后，生于咸丰四年（1854）。其父崇绮是同治三年（1864）的状元，工诗善画，文化素养极高。在他的熏陶之下，阿鲁特氏淑静端慧，容德并茂，并且写得一手漂亮字，被时人描述为“一时满洲、蒙古各族，皆知选婚时必正位中宫”。可以说，从幼年开始，阿鲁特氏就是被按照皇后的标准培养的。

同治十一年（1872），17岁的皇帝到了大婚的年龄，嫡母慈安太后和生母慈禧太后各执一词，只得把最后的选择权交到皇帝手中。同治帝从小不亲近生母，逆反心理很重，最终便选择了慈安太后倾向的阿鲁特氏。这个决定惹得慈禧很是不快：儿子信任慈安不说，选出来的阿鲁特氏属相还与她相冲（阿鲁特氏属虎，而慈禧太后自己却属羊，俗言道“羊入虎口”），迷信且好强的慈禧便在心中埋下了对阿鲁特氏的芥蒂。皇后宝座

不过无论如何，在慈安的力保下，同治帝还是与阿鲁特氏举行了大婚。据称，新皇后在耗费清王朝全年财政收入一半的豪华婚礼中进了大清门。相传在大婚当晚，同治帝兴致勃勃地与皇后探讨古诗文，皇后信口吟出的词句竟与原文一字不差，令同治帝刮目相看。婚后，这对少年帝后相处得十分融洽，可谓志同道合，感情笃深。同治帝经常宿在皇后处。而慈禧太后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心中愈发不满。

紧张的婆媳关系

尽管无法阻止阿鲁特氏成为正宫皇后，慈禧太后却可以将自己原先看好的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选进宫，亲自册封其为慧妃。并且在大婚当日，慈禧太后不顾祖制召见了慧妃，为其撑腰，直接导致慧妃此后一直不把皇后放在眼里。

进宫后的阿鲁特氏也发现，不管自己如何小心，都不能讨得慈禧太后欢心。大婚后不久，同治帝就被慈禧太后叫去训诫：“凤秀之女，屈为慧妃，宜加眷遇。皇后年少，不娴宫中礼节。勿常往其宫，致妨政务。”慈禧太后对自己夫妻生活的指手画脚，让同治帝很不满，叛逆的他干脆搬到乾清宫独居。新婚的阿鲁特氏只好独处宫中，即使这样，慈禧太后也常指责其狐媚惑主。

但年少的同治帝独居乾清宫不久，便耐不住寂寞，开始偷偷溜出宫禁，带上心腹太监，换上平民服装，放荡于琉璃厂、八大胡同、茶园酒肆等地。阿鲁特氏听闻后，心如刀绞。改琦·秋风纨扇图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同治帝病倒了。原本只是不适，不想突然发起烧来，一连三日不退，到了第四天，耳后、颈部、四肢更是出现大批丘疹，之后头部、脸面上开始出现了紫色发亮的斑块，紧接着是化脓……阿鲁特氏焦急万分，恨不得整日守在他身边，可惜慈禧太后不许宫妃靠近，她也无计可施。

到了同治帝生命垂危之际，阿鲁特氏实在忍不住偷跑去看望，流着泪亲手为同治帝擦拭脓血。同治帝看皇后形销骨立，泪水涟涟，便安慰她说：“再忍耐一下，终会有出头之日的。”不幸的是，这句话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耳中。慈禧太后多日累积的怨气爆发了，她竟然不顾身份地冲到阿鲁特氏的寝宫，狠狠地给了她一个耳光。阿鲁特氏原本就性格耿直，此时不堪受辱，当即说了一句：“我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请给媳妇留一点体面。”慈禧太后本是偏妃出身，没享受过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荣耀，阿鲁特氏的话等于是回扇了她一个耳光。她当即气得浑身发抖：“廷杖！廷杖！把她拉出去廷杖！”虚弱的同治帝闻讯惊厥过去。慌乱之下，阿鲁特氏才免除了处罚。

阿鲁特氏之死

原本病入膏肓的同治帝经此一吓，已经是朝不保夕。心有不甘的同治帝设法支开身边人，偷偷找来了皇后和自己最信任的师傅李鸿藻，宣布立年长的贝勒载澍为太子。

洋洋数千言的遗诏让慈禧勃然大怒，更对当时在场的阿鲁特氏有说不出的愤恨。她销毁了遗诏，也加快了另立幼君的准备。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驾崩，年仅19岁。由于无嗣即位，由慈禧太后做主，将其胞妹与醇亲王的儿子，年仅四岁的载湉扶上帝位，改年号光绪。同治红釉描金喜字盘

此时，阿鲁特氏的位置异常尴尬。光绪承继咸丰帝为子，阿鲁特氏顿时从皇后成为皇嫂，而将来光绪大婚之后，她的地位只会更尴尬。这样的客观条件已经使这位年轻的女子难过不已，早已对她怀恨在心的慈禧太后仍没有放过她——当问及如何安顿先皇之后时，慈禧太后快意地吐出了两个字：“殉葬”。

另有传闻说，同治帝死后不久，阿鲁特氏发现自己怀孕了，此刻光绪帝已立，不过单纯的阿鲁特氏相信慈禧一旦知道自己怀上同治帝的骨肉，起码会让她活着将孩子生下来。可惜她想错了，慈禧对于这个遗腹子同样恨之入骨，唯恐生下皇子的阿鲁特氏取代自己的位置。这段传闻的真假暂且不论，总之最终，慈禧太后更坚定了让阿鲁特氏自裁的决心。

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日，同治帝过世不到三个月，阿鲁特氏在其寝宫自杀，卒年二十二岁。

阿鲁特氏的死因众说纷纭，一说绝食而亡，一说吞金而亡，另有吞鸦片致死等说法。在她死后，两宫皇太后下懿旨封其为“嘉顺皇后”，慈禧更是用两道懿旨言辞恳切地表达了对儿媳殉葬的伤怀——不过，这些对阿鲁特氏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两个女人的纷争

阿鲁特氏不讨慈禧太后喜欢，除了属相相冲外，还有其娘家势力的因素。阿鲁特氏出身于“下五旗”（蒙古正蓝旗），更要命的是，她还是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端华是咸丰驾崩前任命的八位辅政大臣之一，慈禧的死对头，辛酉政变后被赐死。慈禧即使只出于防止郑亲王后人东山再起的目的，也不可能让阿鲁特氏获得圣宠。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进宫后的阿鲁特氏处处招嫌，有三件事很出名。其一是从客观上恶化了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母子关系。初进宫的阿鲁特氏经常会被慈禧太后宣召去训诫，而慈禧太后希望儿媳能够劝说皇帝与自己亲近，可惜阿鲁特氏的处理方法有问题，她一五一十地将慈禧太后的话转述给皇帝，反而轻易地激起同治帝又一轮的逆反心理，并且会觉得推心置腹的皇后很贴心。这样的事情不用说慈禧太后，即使普通婆婆也会既恼恨又羞愤，虐待媳妇的举动也在情理之中。

其二是著名的看戏事件。慈禧太后出了名的爱看戏，可惜当时的戏大多是才子佳人之类的话本，而这些戏文对于有一定文化的阿鲁特氏来说，可以说是很不入眼。在清人的描述中，阿鲁特氏在陪慈禧看戏时“则回首面壁不欲观，慈禧累谕之，不从，已恨之”。一个平素小心谨慎的皇后，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别过头去表示不屑，还批评婆婆看戏品味低下，慈禧太后当然不会给这样的儿媳好果子吃。

最后就是“大清门”事件，阿鲁特氏所说，“我是从大清门进来的”这句话，有意无意地触及了慈禧太后的伤疤——有意是心里的实话说出来了，无意则因为还没到“熬出头”的那天，她实在不该与太后撕破脸。从此，慈禧太后对阿鲁特氏“更切齿痛恨，由是有死之之心矣”。可以说，这一事件加速了阿鲁特氏的死亡。悲惨身后事

由于同治帝19岁即夭折，皇陵选址、修建等仓促开始。同治帝与皇后阿鲁特氏的梓宫停在古寺中达四年之久才得以合葬在惠陵。

可惜，1945年，惠陵就惨遭盗匪洗劫。当时有报道称同治帝和皇后阿鲁特氏棺内的随葬品全部被盗走了。当地人中还流传说当时同治帝的尸骨被捣毁，皇后的尸身也未能幸免于难——吞金而亡的阿鲁特氏的尸身完好如初、富有弹性，盗匪为了拿到传说中腹中的金子，将其衣服剥光，剖开腹部，内脏流淌了一地。可怜同治帝后，生前深受慈禧的压迫，在另一个世界依旧无法享受同穴而眠的宁静。

丁戊奇荒

晚清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同时，这个时期还是中国灾害史上极不平凡的年月，各地灾荒连连，尤其在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山西、河南等华北诸省爆发了30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根据干支纪年，这两年分别属丁丑、戊寅，因此后世称之为“丁戊奇荒”。

饥殍载途白骨盈野

光绪二年（1876）伊始，长江以南各省水患纵横，与之相对的长江以北各省则干旱异常，不少地区还伴有蝗、雹、瘟疫等灾害，当年即有很多百姓颗粒无收。不料，这只是“奇荒”刚刚开始，光绪三年（1877），山西、河南、直隶等地灾情更甚，久晴不雨，赤地千里，之后又有蝗虫横行，将残存的庄稼谷物一扫而光。这一年各省收成均减少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不足三分。

时任山西巡抚的是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他向朝廷上奏：“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灾区既广，为日又长，灾区粮缺，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殣相望，惨不可言。”他详细道出了当时百姓的惨状：树皮、草根已经吃光，老百姓只能挖观音土填肚子。但这种土只能暂时充饥，无法被人体消化，虽说少量食用并不致命，但是由于没有营养，过不了多久，人还是会死。因此数日后，“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根据当时的记载，一个300人左右的村庄，饿死的人数就能达到六七十人，而晋南一带几乎村村如此。

随着旱情的发展，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人吃人”的现象比比皆是，先是活人吃死人，到后来甚至有人将老人或孩子活活杀死果腹。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在日记中记载了他目睹的惨状：城门口如同堆放死猪一样堆放的尸体、不停息地搬运尸体的车辆、被当做木材烧的门和窗等等。读之令人毛骨悚然，如见人间炼狱。旱灾和随之而来的瘟疫使得山西元气大伤：大灾过后数年，许多乡村人口仍不足二十户，村子里连鸡鸣狗吠声都没有，集市荒凉无人，田地里长满了茂盛的杂草……

河南灾情同样严重，五十余县歉收，二十八县更是颗粒无收，待赈饥民不下五六百万；陕西、甘肃亦笼罩在旱灾的恐慌之中，数百万人乞讨流亡；直隶总督李鸿章则惊呼：“赈不胜赈，亦数十年所未有！”

清政府为了稳定政权虽大力救灾，仍旧无法遏制灾情的恶化。

惨淡的中央救灾

为了防止引发民变，清政府对救灾工作颇为重视。一方面频频减免灾区赋税，并要求江浙等省份调拨钱粮接济；另一方面，调派朝廷大员阎敬铭、李鹤年等前往山西、河南主持赈灾事宜。

直隶总督李鸿章当时负责全面指挥和协调赈灾事务，而以其为代表的洋务派也积极主持赈灾。当时正值洋务运动高潮来临之际，洋务派官员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和经费，尽最大可能地支援救灾：除了发动各界人士募捐，还派遣官员到无灾区购买赈粮，辽宁、江浙、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都留下了洋务派官员的足迹。赈银赈粮，除一部分向灾民发放外，主要采用设局平粜（丰年平价收谷，荒年平价卖出，稳定粮价）、以工代赈、设厂施粥等方法救济灾民，维护灾区稳定。官用封套清代后期，官方传递文书仍用驿传方式。图为同治九年（1870）江南安徽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的实寄封，封上注有“马递”、“毋迟”等字样。

只可惜，清政府的这些举措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无法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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