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志高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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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语新诠1：海外喷饭录试读：
一个文人典型的消逝
黄碧端3月4日，打开电脑看到来自乔志高（高克毅）先生信箱的信。因为不久前我跟他说这回确定4月会到佛罗里达去看他，我以为他来信讨论路程，打开一看，竟是高先生的公子William的信，说高先生在3月1日晚上，因感染肺炎去世了……William的信末说：“Thank you for your long friendship with him, which Dad greatly appreciated.He had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upcoming visit.”——谢谢你和家父长期的友谊，他非常珍惜，一直期待你的到访。我掩上电脑，心上仿佛被一块大石压着。近几年我一再说要去看他，一直食言。这次确定了，但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九十六岁的高龄，亲人都随侍在榻前安详离去，这是有福的告别。然而，乔志高先生的去世，标志了这个世代又一个文人典范的消逝。近几年，好几位文化界我有幸亲炙的前辈逐一辞世，我仿佛看见繁茂的大树枝叶日渐落尽，掩袭而来的是这个时代广大的喧嚣和荒凉。
我念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读乔志高先生的书。当时他讨论英文用法的《谋杀英文》《美语新诠》，笔记美国和美国华人社会的《金山夜话》《纽约客谈》等书，语言谐趣鲜活，出入华洋中西，对当时“十五二十时”的我来说，不仅开卷有益，那个鲜活地掌握西方社会脉动的作者，也教人有读其书如见其人的感觉。
但我和高先生开始接触，却是在威斯康辛大学念书末期时的事了。1970年代高先生从“美国之音”（VOA）退休，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为中大的翻译研究中心创办一份翻译学报《译丛》（Renditions）。这份学报在1973年秋季创刊，一出场，严谨和雅致兼具的面目就教人惊艳。我当时虽是穷学生，也立刻远洋订了一份，迄今仍保存着完整的早期Renditions。学报是春秋半年刊，过了好几年，有一回威大的刘绍铭教授要我给Renditions译元剧的《赵氏孤儿》。译文后来刊登在Renditions的第九期（1978春）。这个因缘，也开始了我和高先生断断续续的通信和两次会面。回头看，竟是三十年的岁月了。
1980年我回国前，替《联副》和《人间副刊》写了一些域外书评。高先生虽然一天都没住过台湾，但和很多1949以后散居海外的学界华人一样，心系着这个延续了中华文化一线香火的孤岛；台湾的艺文动态，他们时刻都在留意。高先生每每从报纸航空版上看到我的小文，就写信来打气，爱护后辈的深心，非常使人感动。回国后我在高雄中山大学任教，1983年春因事赴华府，终于约了去拜访他，在四月樱花盛放如海的D.C.，和高先生及梅卿夫人得半日相聚。梅卿夫人非常优雅美丽，而高先生是标准的谦谦君子，两人真是少见的神仙眷属！1994年我在“国家两厅院”服务时，高先生来台北开会，我遂有机会和他们贤伉俪再度会面，并且一起听了一场音乐会。回想起来，当时高先生已经八十二高龄了，但两人都仍是从容优雅，不见老态。
林以亮（宋淇）曾在序高先生的《鼠咀集》时说，“高克毅……集中国人的德性于一身，同他接近的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这来自他和蔼的性格。”也许就是这种蔼然的人格加上对知识的孜孜不倦，使他比别人容易摆脱岁月的追随吧。
高先生生于美国，三岁时回到中国，自幼双语兼修。燕京大学毕业后，又回美国求学，取得密苏里新闻学院新闻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之后一直住在美国。中日战争期间他为纽约的中国新闻社服务，加入抗战对美文宣工作（相隔七十年后，高先生在前年还写了《抗日期间在美国的岁月》长文，分别刊登在《联副》和香港《明报》，追忆那段以笔从戎的海外抗战岁月。九十四岁的高先生在文章里不但显示极度清晰的理路和惊人的记忆，也有许多对相关人事的春秋史笔）。悠长的一生中，他的职业主要是媒体工作；但他也是收放自如、钜细靡遗的美语用法追踪者，这是他的兴趣；他还是能庄能谐、笔下生春的散文／杂文作家，这是他的阅历及文采的自然成果；然而他更是翻译家：他的深厚的中西文化养成基础和极度敏锐的语感天赋，加上广泛的知识趣味，使他在中英语言的掌握和互译的功力上，放眼当今可以说无人可以取代！
夏志清教授有一篇精彩的长文，题目就叫《高克毅其人其书》。夏教授称高先生为“多才多艺的美国通”，“对美国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学、艺术、音乐以及各色人种及其方言……非常内行”，又是“体育狂”，又能“唱洋歌”，且认为他“倘若年轻时走了绘画的路，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画家”……但我想，除了这些才能，应是高先生从小熟读的中外文学作品，使他日后以文名家，而那些博杂的兴趣都让他的文字更多姿，内容更繁富。他和其胞弟克永合编的《最新通俗美语辞典》，也把这全能的本事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部辞书，读之使人浑忘是在看工具书，而更像捧读一册以从容的随笔小品笔调写成的精彩语词考证！这部辞典，十年前出了读者文摘版，后来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了中大版，前年北京大学又出了北大版，经典的地位已然确立。
高先生在翻译事业的贡献更大。他创刊且担任了八年总编辑的Renditions成为将中文作品译介给西方的权威学报。他翻译的费滋杰罗的经典《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奥尼尔的戏剧《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伍尔夫的小说《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等都是标竿性的英文中译精品。然而还有一桩更恐怕是只有克毅先生能做的，就是白先勇的《台北人》英译的完成。《台北人》诸多故事所牵涉到的文化、历史、人情和作者白先勇的原文特质（以及这位挑剔的作者自己对译事的要求），都使英译《台北人》成为艰难的挑战。结果是，根据白先勇自述，他自己和他所找的最称职的中译英好手一起迻译了五年，又敦请了“英文比美国人的英文还要道地”的乔志高先生担任编审修订的工作，才大功告成。
确实，是高先生对中国文化人情的深刻理解，对近代中国流离动荡的切身感受，加上他对英文使用——不管精雅还是俚俗——都掌握自如的能力，才使《台北人》英译本得以精彩呈现原作风貌。在当时高先生是不作第二人想，如今则徒留“不见替人” 的遗憾了。
算起来，跟高先生没见面，已经十四年了。但这十几年也正是资讯工具快速革命的时期，久久一次的书函往返换成电子“伊媚儿”，反而快捷省事又即兴。这两天，我到电子信箱里翻搜了一遍，有些信可能在十几年里换用过几个电脑而遗失了，但找到的高先生来信还有近百封。我打开几封，唤起所有收信当时的愉悦、伤感、忧虑种种情绪，止不住地热泪夺眶。
高先生是我所知道的最年长的电脑使用者。近几个月，他因为贫血等老年问题，没有食欲，衰弱了很多。今年2月14日来信，说暂时不能阅读写作和使用电脑，但已在复元中，希望不久能恢复这些工作。同一封电子信里他还附了一个用手写扫描的中文信，希望我这回赴美时可取道佛州到Orlando去看他。这封信也成了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去Orlando看他，其实是我早先告诉他我四月有纽约之行，希望这回终于可以过访，问他是否方便。然而即使在这么虚弱的时刻，他仍出以客气的邀请语气，而非表示许可。这种林以亮说的中国人的谦和美德，终生羁留美国的高先生却一直维持到九六高龄，生命的最后时刻！
这些电子信件，涵盖了高先生八十余岁到今年九十六岁过世前的十年左右。这期间，他们伉俪每年冬春像候鸟似地到佛罗里达州的住处过冬，夏季到秋末又回到美东华府旧宅过夏。因为华府是访客要去较方便的地方，我重读这些信，发现高先生几乎每年要启程东行时，都会在信中告诉我会留到什么时候，希望我如赴美，能在华府会面，而我竟然没有一次履约，不是没成行就是旅途来去匆忙没能往访。高先生必然都替我用公务繁忙一类理由解说了。但对我，如今都是再也不能弥补的错失。
2002年初，高先生信上开始提到梅卿夫人身体不适，后来发现是白血病，延至2003年7月过世，安息在佛州他们所住的冬之园（Winter Park）。高先生写信告诉我这个坏消息：“I'm heartbroken...I have been trying to work as usual while taking care of her, but now I'm defeated.”——“我觉得心碎……在病中照顾她这段时候我一直试着如常工作，但如今完全溃败了。”高先生和梅卿夫人感情弥笃众所周知，半年后有一封信他说：“几个月以来，每天晨昏都在怀念梅卿，想起她生前我有很多对她不起的地方，很多缺陷，没有好好照应她，现在悔之晚矣！”有很长一段时候，他说自己起居如常，但过得像一个“lost soul”，失魂落魄。
2006年他从东岸回到佛州，说一路极度疲倦，“但我不能搬离Winter Park，因为在这儿我才能靠近梅卿。过几天她就离开三周年了，这星期也是我们结婚的六十周年。我非常想念梅卿，也常想起1994年我们到台北，和你一起听音乐会的景况，心里又是欢喜又是悲伤”。
老年失去挚爱的伴侣是人生至痛，我竟无言可以相慰。
2004年4月，高先生动了一次心血管手术，进医院前写了一封周知亲朋的信，说不是因为事情重要到得这么通告，而是为了免得过后有什么“讯息”会让大家觉得意外。——这又是一贯体贴而洒脱的高氏风格。而这时高先生已经九十二岁了。几天后高先生的次公子Jeffrey（有德）给大家写信，详细报告了父亲手术成功的消息。相信那时所有收到信的人都跟我一样，大大松了一口气！
手术后高先生的心脏似乎没再来麻烦他，但身体变得衰弱。不过，次年他还去了一趟纽约，到当代美术馆（MoMA）看塞尚（Cezanne）和皮萨罗（Pissaro）的画展。高先生自己能画。十多年前有一回我在专栏里谈到坊间的年卡设计不好，那年他竟然寄了手绘的年卡来，说希望能入我的“法眼”。——我没有什么“法眼”，倒是高先生对美术的喜好和眼界常常表现出来。
前年他在住处被门绊倒，右耳撞到椅角血流如注，送到医院急救缝了十五针。过后他自嘲没做成画家，但如今一只耳朵重重包着纱布，“总算十分像梵谷了”。去年年中，我传了一套制作得很好的莫内海景油画档案给他。高先生来信说在厨房摔了一跤，有些擦伤，但随即很高兴说看到这些画使他对莫内改观，同意他在印象派的大师地位不是没道理，并开始讨论这些画当中的风格对后期塞尚可能的影响。——这哪像一个九十五岁的人呢，而且每封信都是一丝不苟地打好字，连格式都不差毫厘，完全是一个专业编辑人的自我要求。摔跤后不久，他邮寄前面提的《抗日期间在美国的岁月》纸本全文给我，附了一张在起居室拍的照片，加上手注：“‘九五’之尊！Taken May 2007, a week or so before the fall.From George Kao, 克毅.Moral: Pride goeth before a fall.”——摔跤前约一周所摄。启示：骄傲带来跌倒。
九十五岁的乔志高，既自比“九五”之尊，又拿《圣经》箴言“骄者必败（跌倒）”开自己摔跤的玩笑，依然是语文玩家的本色！“goeth”本来写成现代英文的goes，还涂了改为古体的goeth以符《圣经》体例。
事实上，尽管体力日衰，最后几年高先生仍表现了非常大的生命韧性和毅力。他的两位公子虽有时去相伴，但大部分时候他是自己照顾起居的。有一回他说那周他特别“popular”，因为同时间来了几批访客，但却把他的作息打乱了。我这才知道，即使在九十余高龄，高先生仍每天规律地阅读、写作，处理家事；而午夜的十二点到凌晨两点，是他固定在电脑前工作的时间。
三十年来，我的一点写作成品，高先生读到总是不吝鼓舞。虽然后几年看到我的时论文字较多，信上几次说很怀念我谈论文艺的文章，言外之意我自也就理解。但常常他也忘了，看到我谈时局的文字，每每也来信称许。2000年“大选”后，我写了《“大选”过去·重建人性》，忧心选举的语言暴力和心态将造成台湾的族群撕裂和人性的斫伤。高先生特别写了封中文信来，说“真佩服你洞若观火、直言批判的眼光和勇气！我想当年胡适《独立评论》的文章也不过如此”。出自高先生这样的揄扬，我受宠而自知绝不敢当。但却也不断感受到他对这块虽不是他的家园，却因文化血缘牵系的土地，数十年如一日的关注。我告诉他决定自台南艺大任满提前退休时，他不太以为然，但说也许我就会多写文章了，又高兴一点。只是我真惭愧，退休了，时间自由了，却反而懒散。现在也没有当面悔过的机会了。人生有涯，能得到克毅先生这样的长者三十年的友谊，于我个人是何等的幸运！如今只能遥遥向他道别，希望在永恒的彼岸，高先生终于和梅卿夫人欢喜重聚了。那个彼岸，如果像有些宗教家承诺的，歌乐飘扬，高先生，梅卿夫人，也许有一天能和两位再共聆一场音乐会吧。2008年3月19日本文作者黄碧端女士，台大政治学学士、硕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博士。曾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系主任、中正文化中心“国家剧院暨音乐厅”副主任、台湾暨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台南艺术学院校长、“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作品以散文创作为主，曾长期在《联合报》副刊撰写专栏，著有散文集《没有了英雄》《下一步就是现在》《当真实的世界模拟虚构的世界》《有风初起》《期待一个城市》《书乡长短调》等多部。
怀念乔志高先生
白先勇上个月一天晚上接到金圣华教授从香港打来的电话，她一开言我便感到不祥，平常接到她的电话总是笑声溢耳，一片喜悦的，那晚她声音低沉，缓缓告诉我高克毅（乔志高）先生走了。金圣华最关心高先生，常常打电话去问候他，所以我也多是从她那里得知高先生的近况。今年一月间，我自己曾打过一次电话给高先生，因为记挂他的健康，知道他这一阵身体状况不太好，电话没有人接，只好留言问安。过了几天，也没有回音，这有点不平常。从前我给高先生电话留言，他马上就会打回来，而且很高兴，一讲就是一二十分钟。我怀疑高先生是不是进了医院，后来金圣华告诉我果然高先生住院了。可是二月上旬我却接到高先生一封来信，是一张卡片，罗德岛的海岸风景：冬日暮色，夕阳西下，写信的时间竟是“戊子除夕”，先告了平安，然后是他几句一贯勉励的话。高先生的信总是那样亲切，他说身体行动已不便。那封信很可能是除夕夜在病床上写的，字迹有些不稳了。前一两年，高先生还常在《明报》月刊上写稿，九十多岁的高龄，思路清晰不减当年。我接到他的信，本来松了一口气，他能写信，精神大概还是不错的，没料到那竟是他给我最后的一封信，是他写下的遗言。
我与高克毅先生因翻译而结缘，亦师亦友达三十余年。1976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预备出版一系列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台北人》入选，我们组织了一个翻译小组，由我与加大的同事叶佩霞（Patia Yasin）执笔翻译初稿，而我们很幸运请到了高先生做《台北人》英译的编辑，替我们加工润色。高先生在香港创办《译丛》（Renditions）时，曾刊登过《台北人》中两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及《岁除》，这两篇译稿也经过他精心修改，所以他出任《台北人》英译编辑也就顺理成章了。可是没有想到，《台北人》英译前后竟花了近五年的工夫，变成了一项耗时费力的浩大工程。高先生为了编辑这本书，投入惊人的心血与精力，令人十分感佩，也就在那五年与高先生共同工作的期间，才深深体认到高先生中英两种语言学养之广博丰厚以及他待人处世宽容和蔼的长者之风。译笔精确流畅 堪作翻译范本
1976年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三年后返美，路经洛杉矶便到圣芭芭拉来，那是我们翻译小组第一次会面。在见高先生前，我与叶佩霞未免有点忐忑不安，因为高克毅先生的名气大，是翻译界的第一把高手，读读他那几本《美语新诠》系列以及他编的《最新通俗美语词典》，就知道他的英语尤其是美式英语之精通娴热是多么令人吃惊了。而他英译中的那几部美国文学名著：费滋杰罗的《大亨小传》、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以及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译笔之精确流畅，每部都可以用作翻译课上的范本。
高克毅先生是少数能悠游于中英两种文字之间，左右逢源的作者、翻译家。我们请来这样一位名家来当我们的编辑，当然有点害怕动辄得咎，难以施展。未料到跟高先生一见面，我们的疑虑马上烟消云散了。原来高先生一点架子也没有，是个极可亲的学者长辈。他的世面见得多，青少年时在上海北平求过学，又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长期工作过，中国美国大概各种场面都经历过了，见多识广。听他聊天，各种典故出口成章，简直是一本百科全书。高先生谈话风趣，富幽默感，那次跟他相聚，我跟叶佩霞感到如沐春风，其乐融融，我们三个人很快便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凭着这股精神，我们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台北人》英译工程。彬彬君子中国修养 典型绅士西方风度
高先生住在东岸马里兰州华盛顿附近，我们工作只得靠书信电话往来。那时候还不作兴用电脑，连传真机都是罕有之物，我和叶佩霞把一篇小说的初稿译出来用打字机打好字，然后寄给高先生。高先生使用铅笔一字一句仔细修改，再寄回来。我们把修订稿重打一次，又寄给高先生，让高先生最后再润色一次才算定稿。就这样一来一往，十四篇小说的修订稿足足装了一大纸箱，我把这些译稿都捐给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的图书馆去了。日后有人有兴趣研究《台北人》的英译，高先生的修订稿是最好的材料。从他这些修订，看得出他曾下过多大功夫，费尽多少心血，往往一字一句的更改便收画龙点睛之效，英文运用之妙，令人叹服。当然我与叶佩霞在翻译初稿上也费了很大心思，但我们翻译原则求信为先，不取巧，尽量把原著忠实译出来，还顾不上达与雅，只是一个粗坯，要经过高先生的精雕细琢才能成器。译书完成后高先生却一点也不肯居功，对于他在这次翻译《台北人》所占的比重，轻描淡写，略而不提。我知道他宅心仁厚，不想抢叶佩霞跟我两个译者的风光，这就是高先生体贴晚辈的长者之风。高先生的知友宋淇先生曾替高先生的散文集《鼠咀集》作序，其中有一段话写高先生我觉得讲得最恰当，我愿再引用一次：
说起来奇怪，乔志高自己也许不知道，他本身就集中国人的德性于一身。同他接近的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这来自他的和蔼性格，令人想起《论语》第一章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的确，高先生既有中国人彬彬君子的修养，又有西方人典型绅士的风度，是集中西文化的美德于一身的人。跟高先生一起工作五年，真是合作愉快，受益良多。《台北人》英译本于1982年出版，当然我们这个翻译小组也就自动解散了，可是我和高先生两人却一直有书信电话联系，我们对那几年翻译小组的团队精神都很怀念珍惜。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十几年后却把几本中国文学英译系列停止印行了，《台北人》也在其中，于是这本译著一下子赋闲了好几年，有几所美国大学要用来做教材，只好影印。高先生和我都觉得我们花了这么多心血在这本译著上，任其断版实在可惜，须得另外找一家出版社来延续其生命。后来高先生终于联系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而且预备出中英对照版。高先生和我都非常兴奋，于是把叶佩霞又找了回来，我们三人把《台北人》英译从头再订正一次才付梓。
2000年中大出版社的《台北人》中英对照本出版了，印得很漂亮，高先生颇为满意，他对这本书是很有感情的。恰巧那一年高先生和我应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之邀，担任她主办的“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的评审，高先生担任翻译组，我是小说组，我们一同到香港去参加颁奖典礼。中大出版社趁机在中央图书馆安排了一场我与高先生两人并列的演讲，就讲《台北人》翻译的来龙去脉。那天来了不少听众，发言踊跃。我有多年没见到高先生，竟有机会跟他同台演讲我们合作的经过，当然分外高兴。那次高先生赴港，梅卿夫人同往。梅卿夫人毕业于卫斯理学院，举止间自有一份高贵娴雅。高先生那年已有八十九岁，可是神采奕奕，一点也不显年纪。他跟梅卿夫人走在一起，真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伴侣。乐观豁达拥抱生命 暮年丧偶打击沉重
那一次在香港的欢聚，没料到竟是跟高先生最后的一次聚会。接下来数年间我忙于推广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多半时间奔跑于两岸三地，回美国的时间少，对高先生也就比较疏于问候了。前两年知道梅卿夫人逝世，我打电话给高先生。他说梅卿夫人不在了，他生活很不习惯，深沉的悲痛在话语间。高先生一向乐观豁达，九十多岁的高龄，照样经常写文章、编字典，热烈拥抱生命，不肯屈服于时间的压迫，可是暮年丧偶的沉重打击，到底不是像那样年纪的人容易承受的。梅卿夫人辞世后，高先生的身体健康开始急速走下坡，虽然他一直勇敢地撑着，除夕夜病床上还给我写信，可是最后终于不支倒下。
他给我那封信末尾有一行英文：
Year of the Rat (my year! Born 1912)
高先生生辰属鼠，今年是他的本命年，享龄九十六。2008年4月12日
《美语新诠》初版序
乔志高差不多五十年前，我最初有意用中文来试试介绍和诠释美国人日常所用的话语，可是一直到1960年左右才动笔陆续撰写《美语新诠》这一系列的小品文字，后来中断了一个时期，1970年代在香港继续写了几篇，才完成这本书。
第一篇《美语新诠》在期刊上发表时，缀有几句弁言，现在仍可用来表明本书的旨趣与写作方针，照录如下：
人多学英文，未曾听说有学“美文”的。英美虽同文，然而美国人传达思想，表露感情，自有其字句辞藻，与正宗英文迥然不同。已[1]故美国新闻记者兼文艺批评家孟肯（H.L.Mencken）著有《美国语文》一书，再版四次，补充又两次，研究美语与英语的“源流”和分歧；认为美国语言从开国到如今早已有其独立性。晚近美式文化传播全球，美国新闻通讯、杂志文章、电影、电视、无线电等等，风行遐迩，其中所用语句，多有为异邦人费解者，即精通古典英文亦往往不知所云，翻查字典辞源也多半不得要领。兹汇集典型美国语句，择其通行而有趣者，无论俚语、俗语、俏皮话、口头禅或英语美用，分类加以诠释，并在可能范围之内，就个人见闻所及，用中文语句对照，以博读者一粲，供自修“美国话”之助云尔。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对内对外经过不少剧变，受到许多教训，任何事情发生都会带来一连串新的词语。由于国际交流的激增以及大众传播业的猛进，这些“美语”也就更为“扩散”——无论以原文的姿态或是以译成他国文字的面貌出现。要把这许多新颖活泼的美语从英文中一一分辨出来而加以注解，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从前萧伯纳有过一句妙语说：“英美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共同语言的鸿沟。”这句话不无道理。
大体说来，本书所收的主要例语、例句都是美国人目前所通用的，不管它原来有没有英国祖先，也不管它是否已经被英语吸收而归化。不过有时在行文中不免涉及显然是“正宗英文”的语句，那么也设法声明，以免混淆。
1960年代发生了几件大事？产生了哪些词语？以下姑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不一定是正文中包括的）：
太空探险——从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 产生了美语的beatnik（beat generation，“颓废一代”的人物）和peacenik（以行动来促进和平的分子）。火箭的“推力”（thrust）用来代表论据中的“重点”，如：What is the main thrust of his speech?（他演讲的重点何在？）
越南战争——escalation（升级），de-escalation（降级），strategic withdrawal（战略性撤退），massive retaliation（庞大的报复行动），counter-insurgency（反叛乱工作），pacification（绥靖活动）……这些官式的委婉语法，虽不一定能移作别用，但也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辞汇。
黑人抬头——ghetto，原为以前欧洲城市指定犹太人居住的区域，现泛指少数民族溷居的“贫民窟”；long, hot summer（又长又热的夏天），几次黑人暴动生事皆在夏天，故云；Black Power（黑的力量）；Black Muslim（黑回教）；ethnic（种族的），即racial一字的肯定代名词，目前时髦词语之一；黑人彼此自称为soul（性灵的），如soul sister（性灵姊妹），soul food（性灵食品）。
青年反抗——新的一代不满意现状，产生了所谓generation [2]gap（代沟），也产生了一连串别的名词和切口。罢课而留在学校里坐等，叫sit-in；罢课而在校内开会讨论越南问题，叫teach-in；“嬉皮”（hippie）吸毒，悠然神游太虚，叫take a trip（旅行）；未婚男女[3]同居叫share a pad。
女权运动——Women's Lib（妇女解放）；sexist（形容词：非指“色情”，而是标志一切与两性权利有关的问题）；Ms.（女人不分已婚或未婚的尊称）；chairperson（主席，不分男女）；unisex（单性，如不分男女的服装款式）；凡不赞同女权运动的男士都是 male chauvinist pig（大男人主义的猪仔）。
环境问题——“空气的污染”、“水的污染”不在话下，还有“声音污染”（noise pollution，即公共场所的嘈杂声音）、“语言污染”（speech pollution，指说脏话）和“道德污染”（moral pollution，指诲淫诲盗的事物）。ecology（生态学）成为万应的灵丹；recycle（轮回加工），其实就是把旧报纸捆起来，送去加工翻造，以免废纸污染环境。
水门事件——从break-in（偷入），bugging（窃听）到cover-up（掩盖），连篇累牍的报导，也不知产生了多少新的辞藻。尼克松总统把他在白宫与亲信私下谈话录音的抄本择要发表后，Expletive [4]Deleted（粗话删掉）一语，一时全国传为笑谈。
其他时代性的词语，还有些值得一提的，信手拈来，并附加不按字典的解释，如下：
社会人生方面——establishment（当权派）；counter-culture（反文化）；lifestyle（生活的风格）；encounter（形容词：集体上的接触）；relate（人与人互通声息、人与事物发生关联）；relevant（有道理、有关联）；meaningful（有意义）——且莫管什么意义；hopefully（副词：等于说“我希望”）；jet set（喷射机的一伙），即有闲、有钱阶级，等于19世纪的carriage trade（马车主顾）或1930年代的cafe society（咖啡社会）；大写Beautiful People（美丽的人物），同上，指时髦而阔绰的人物；dirty old man（老而好色的男人）。
政治方面——radical chic（时髦的左倾人士）；concerned（关怀的），等于1930年代“有社会意识的”（socially conscious）人物；clout（势力）；backlash（反作用），如黑权运动过火会引致“白人的反作用”；brouhaha（喧嚷）；cosmetics（化妆品），即言行上一切虚文、表面上的粉饰。
文艺方面——camp（康普），指陈腐、庸俗到极点的作品，反而在本质上值得赏玩的；kitsch（“岂是”），源自德文，高级趣味所认为庸俗、粗鄙的作品；porno（普诺）或porn（普恩），pornography（猥亵作品）的简称，其中还有hard-core porno（硬性普诺）与软性之分。
新闻方面——communication（交通），通常译为“传播”，但两人交谈也是“交通”；media（媒介），所有的“交通”工具和事业，尤指报纸以外的广播媒介，主要是电视；feedback（“反饲”，或译“回馈”），原是电子技术的专门名词，现用来代表听众、观众的反应。
电脑方面——to program（动词：安排运用电脑的一套指示）；所有打入电脑的数字等指示统称input（“放入”资料）。
企业方面——spin-off（旋裂的），原指由大公司分出的小公司，现泛指一切副产品；conglomerate（混合企业），一种拥有许多不同业务单位的庞大企业组织；condominium，原是国际关系中的名词，指两国共同统治的地区，迩来自夏威夷至佛罗里达无人不晓，指分开单位出卖的公寓大楼。
以上拉杂所举，多半是应新事物的需要而产生的字词，其中有假借他用的，也有旧词新用的。总之，你如果今天去纽约的鸡尾酒“派对”或加州大学学生的讨论会，或跟华盛顿政府部门、芝加哥商业机关打交道，不管谈的是什么题目，这些字眼十九可以听到。
除了单词以外，每一时代也自有其口头禅，如果你不愿意落伍的话，与人交谈非用上几句不可。近几年来最常听到的，摭拾几句如下：Tell it like it is.（老老实实地讲。）即“打开天窗说亮话”。Sock it to them.（给他们一拳。）演讲或演唱，用全力孝敬听众之谓；亦指把自己要说的话老实不客气地讲出来。[5]That's what it's all about.（就是那么一回事。）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t.（主要的活动——或问题的重心——在此。）计程车司机指点游客何处寻欢，亦用此语。I've had it!（够我受的了！吃不消了！）Who needs it?（谁要它？）说时带有犹太人的声口，引人发笑。I couldn't care less.（我才不在乎呢！）表示漠不关心，满不在乎。Try it, you'll like it.（试试看，你会喜欢的。）源出广告标语，用来逗笑或存心叫人上当。Let's get down to the nitty-gritty.（咱们斩钉截铁地谈吧。）与旧语 Let's get down to brass tacks 同义。This is the moment of truth.（这是紧要关头。）借用西班牙斗牛术语。勇士和蛮牛拼个你死我活的一刹那。[6]The name of the game is...（这件事的关键是……）One on one.（一对一）源自篮球比赛术语。I have some good news, and I have some bad news.（我要报告的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来源不明，公共场所演讲人或司仪常用为幽默的开场白。
抱着“怀旧”（nostalgia）情绪的美国人或追溯“社会历史”（social history）的作家，往往用一两句名言隽语以至流行的俏皮话和口头禅来反映一个时代。譬如：
1910年代美国面对第一次大战时，威尔逊总统的豪语：“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使民主制度在世界上得以安全存在。）
1920年代经济繁荣，股票疯狂上涨，留下来一句逗笑的歌词：“Yes, we have no bananas!”（对，我们香蕉卖光啦！）
1930年代大不景气，满街失业游民，时代的悲歌是：“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老兄，赏我一毛钱吧？）
1940年代，在二次大战的过程中，美国号称“民主国家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
1950年代，战后的头十年，可以说是被“铁幕”（Iron Curtain）和“冷战”（Cold War）两词所笼罩。直至1960年代初期，肯尼迪上任后，美苏对峙的局面依然存在。我个人最欣赏的一句话是出自“古巴飞弹危机”的。据报在一次白宫会议中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报告苏联有退让的迹象，他说：“We were eyeball to eyeball, and I think the other fellow blinked.”（我们原是眼珠对眼珠，对方眼睛已经眨了一下。）即一度势不两立，现在对方已有让步之意。1970年代以还，出了什么在后人眼中能代表时代精神的语句？现在还不敢说。不过未来的历史家要用“越南”和“水门”两个地名来象征这一个阶段的美国，也未始不可吧。
在开始进入1970年代的阶段，美语本身有什么特征？根据我自己的“抽样”（sampling）的观察，可以提出三点：
一、夸大狂——美国人向来有夸大的倾向，凡事自诩“更大更好”（bigger and better），俗文学里有所谓“高大的故事”（tall tales），即大家互吹法螺的笑话。社会愈民主，教育愈普及，就愈有取得人民大众赞同和接受的需要。于是商品广告以巧立名目、大吹大擂去招徕顾客，什么都是“更大更好”、“更白更美”。政治要左右民意、笼络民心，也采取宣传伎俩和口吻，大声疾呼，危言耸听。拿“突破”（breakthrough）为例，原来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字，现在政治、军事、商业、科学、医药等方面，任何进展几乎都会被发言人称为“突破”。最有趣的是有一次销行全国的少女读物《十七岁》（Seventeen）杂志决定破例在登“比基尼”泳衣的广告上暴露肚脐，杂志广告主任郑重其事地宣布道：“这是一项重要的突破（significant breakthrough）。”这一类轻重不分的辞令，美语中比比皆是，有人目之为“语文的通货膨胀”（verbal inflation），亦可套用“杀鸡焉用牛刀”的比喻，称之曰verbal overkill。
二、学院气——以前美国人推崇“白手成家”的self-made man，社会领袖和百万富翁不一定受过教育。现在他们的子女都是大学生，而且还念研究院，得博士学位。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以来，美国人也懂得“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各门学问年年出产大批青年博士，不但教书非博士不可，在政府以及机关上任职也是博士吃香。学者的象征之一就是他们的词汇，于是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专门用语，以及比较艰深、拉丁源流的英文词字，大批流入不学无术者的口中，成为时髦人士的“身价标志”（status symbol）。这种学院气的术语（academic jargon）把有血有肉的美语化成有气无力的符咒，像前面所说的把“两人谈话”称为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个人之间的交通）；“跟别人合不来”叫做unable to relate（无法关联）。
三、华语化——与“学院气”背道而驰的是美语越来越简单明了的趋势。我曾以玩笑的口吻名之曰英文的华语化。这里包括用简明而具体的词；用单音节字制造新的“复合词”；故意不讲究文法，取消字尾的变化而以同一个字在一句话中的地位来决定它的词类。这些迹象都使美语更为生动灵活、多彩多姿，简直有中国话的优点。这一类的新词汇和新语法往往是青年一代带头运用的，比方no way（不行），hang-up（困扰），up tight（紧张），with it（跟得上），cop out（溜掉），no-show（不到），no-win（不赢），one more time（再来一次），等等，都是英文华语化的例子。从前林语堂曾举例证明中国话的具体化，他说英文I don't know what's on your mind，中国人可以说“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想不到现在美国知识阶级也喜用“肚肠”（gut）一字做形容词，如gut reaction（直觉反应），gut level（基本阶层），gut issue（核心问题）。
不久以前我那句话——人多学英文，未曾听说有学“美文”的——现在要加以修正了。看看台湾报上英语学校的广告，很多强调“美国英语”、“美语中心”、“留美会话班”的。这里不得不声明：《美语新诠》并不是一本教科书。本书虽然夹杂许多英美文词句，但既不讲文法，又不教发音，取材和编制也不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这样解释一下可以免掉误人子弟。
那么《美语新诠》是为谁写的呢？我心目中的读者有两种：一是英文或美语已有相当造诣的朋友，他们看了此书或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可能也会举一反三，提出更多有关的资料来作为补充。另外一种是完全无意学外语的读者，他们大可以不管书中横七竖八的英文字（因为我每一则英文词句都尽量用中文加以诠释），而拿这几篇东西当做介绍美国风土人情的随笔读。《美语新诠》既不是教科书，也不是美语辞典，更不是一本语言学的论著。这里的文字，除了叫它做随笔小品之外，也可算是一种札记——是我几十年来在美国看报、看杂志、读小说和“非小说”、听广播、看舞台剧、看电影和电视，最重要的还是竖起耳朵来听人家说话，所作的札记。
这几十篇有关语言的零星札记，先后在台湾和香港的期刊上发表过，有一部分还被台北某些出版商未经我许可出了书。很多朋友为这件事替我气愤，但我倒很感激这些出版商，因为他们这样做似乎表示这种文字还有一点保留和传阅的价值。现在我自己把以前的几篇重新[7]校勘一遍，每篇加上长短不等的“补注”，连同从未在书中出现过的近稿，汇齐在这里，用比较完整的面貌和读者相见。
我原先的计划中还有不少题目，截至如今始终没机会写，如广告与商业、娱乐与戏曲、文艺与传播事业、两性问题等等，都是丰富美国语言的泉源，只好留待以后再出《美语新诠》的续编了。乔志高1974年9月香港吐露港1999年12月校订美国佛州冬园[1] 孟肯（1880—1956），美国新闻编辑及评论家，《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的创始人和编辑，其辛辣讽刺的社会评论小品文经常针对自负的中产阶级。（编者注。本书脚注未另行说明者，均为编者注。）[2] 切口，旧时帮会或行业中的隐语，后来泛指某个阶层或圈子的内部成员之间使用的特殊词汇。[3] 作者注：寓所叫“垫子”（pad），可能是根据太空船“发射垫”（launching pad）而来。[4] 水门事件爆发后，尼克松录音带的部分内容被公开，但用“Expletive Deleted”（字面意思：多余的已删除）替代了不适宜发表的用词。这块“遮羞布”引发了公众的想象和猜测，甚至有抗议者在白宫外举起讽刺标语“弹劾（EXPLETIVE DELETED）！”Expletive Deleted此后进入大众语言，意为“此处脏话、粗话、亵渎语等已被删除”。[5] 作者在《标志时代的符号Ⅰ》一篇中将That's what it's all about改译为“说来说去要点在此”，并补记：“我前译‘就是那么一回事’，不很妥贴。”[6] 参看本书《人生如球戏》篇。[7] 作者添加的“补注”部分，本书用星号***标志。“补注”多半是针对原文题材补充的短文，也有少数是对原文某处做进一步的注解。
不骂人的艺术
任何民族的非知识阶层，
学起外国口头语来，往往先问怎样骂人。
骂人是一种高深的学问，有各种技巧：
要旁敲侧击，以退为进，
要小题大作，远交近攻。“臭鱼市场”（billingsgate）粗野下流的骂街，
有损于骂人的人更甚于被骂的人。
我住在旧金山的时期，有一天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广额深眼的老先生登门造访。他自我介绍是裴威廉博士（Dr.William Pettus），半生在中国从事教育，现任“中国加州学院”（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院长。原来该学院是以前设在北平，专门教美国外交官、军人、商人和传教士的华语学校。抗战期间北平沦陷，学院停办，裴博士把校址名义上搬到加里福尼亚州金山湾区的伯克莱市，他本人则另外赞助当地加州大学为美军附设的战时中文研习班。年逾七十的裴博士在华交游颇广，说起来还是我的父执辈，其人相当风趣，一见面就管我叫Good Humor Man（“和气人”或“好的幽默人”），因为我那时刚在纽约出版了一本英文《中国幽默文选》（Chinese Wit and Humor）[1]，他借题一语双关，寻我开心。大家所熟知的所谓 Good Humor Man是夏天沿街驾白色汽车，身穿白色制服，最受儿童欢迎的冰淇淋小贩。
有一天裴博士邀我同去旧金山市立图书馆二楼会议室，参加“洛士堡社”（The Roxburge Club）的例会。“洛士堡社”是当地有藏书癖的人士所组织的，经常开会座谈，听演讲，交换有关孤本善本等等的藏书经。社章规定凡申请入社者须自费刊印图书一本分发社友，作为入会条件。裴博士对我说，他曾把一本中文小册子《骂人的艺术》译成英文，准备拿出来以文会友，可惜不晓得原作者姓名。我很高兴能够毫不迟疑地告诉他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秋郎”，而“秋郎”不是别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实秋教授。不久以后，裴博士译的《骂人的艺术》精印成册，英汉对照，书面朱红题签，题曰The Fine Art of Reviling，初版只一百本，专为分赠亲友及加入“洛士堡社”之用。[2]打开这本小书看一看“珂罗封”（Colophon），发现该书设计人某君除对所用字体有所注释外，又加跋语说：“惜乎余青年时代未得机缘获悉本书内蕴藏的这份东方人的智慧，然余认为作者所提供的箴言余今读之将仍有莫大裨益。”
秋郎在《骂人的艺术》这篇脍炙人口的妙文里劈头一句说：“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由于少数美国人特别欣赏梁教授对此一艺术的分析与诠释，我们可以意味到在美国这个百般艺术都很发达的国家，骂人的艺术似乎还没有十分讲究。我怕读者之中有人会骂我捧美国，说美国人有美德不骂人，于是赶紧补充一句：古今中外没有不骂人的人，美国人也骂人，只是不大懂得骂人的艺术，骂人的技巧不够高明而已。这是在美国人骂人的话语贫乏里可以找到证明的。
美国骂人艺术的笨拙，多半是历史背景和客观环境所使然。在垦荒拓疆的过程中，人烟稀少，对敌是大自然，即使想骂人也找不到对象。真的碰到冤家路狭，两不相下的关头，单靠骂人也绝不能制胜。“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照这种说法，美国是十足的小人国，因为直到如今，果真意见不合要评一个谁是谁非时，在美国人心目中“动手”还是强于“动口”——比较直截了当，比较英勇。好莱坞牛仔影片里的大打出手虽然做得过火，但不是毫无根据的。最早写牛仔英[3]雄故事的一位作家，东部哈佛大学毕业的欧文·威士特在他的名著《维吉尼亚人》中有一段写歹徒Trampas对南方来的绰号The Virginian的牛仔英雄看不顺眼，骂了他一声：“You son of a —”维吉尼亚人这个角色在银幕上由已故男星加利·古柏（Gary Cooper）两度扮演，成为“强壮而缄默的汉子”（strong, silent man）的典型。你看他受了侮辱，一语不发，掏出手枪放在赌桌上，然后，冷冷地道：“When you call me that, smile.”意思说：你要这样骂我最好以玩笑出之，如果认真的话，我就请你吃手枪！从此以后，这句话成为美国人不鼓励骂人的名句。《维吉尼亚人》电影海报（1929）
美国人斗嘴，口角非其所长，有时以恶声相向，丑言诋毁，美其name-callingliar名曰：（叫名字）。最大的侮辱不过当面叫人（撒谎家），或强调为goddam liar（混账撒谎家）。到了这个地步，对方会认为故意挑衅——Them's fightin' words!（这是打架的话。）——卷起袖子来，诉诸老拳。
根据原籍意大利的语言学家贝氏（Mario Pei）的调查，英文里有一百二十五种方法骂人“撒谎”而不明说这个字。比如说某人“对真理不够尊敬”（trifler with the truth），又引邱吉尔的话，说某人“在用词方面稍欠准确”（guilty of terminological inexactitude）等等。这些算得上艺术化的骂人，是一般美国人不擅长的。[4]
从前“华盛顿内幕新闻”专栏作家朱·皮尔逊时常出言不逊，开罪高官大爵，罗斯福总统曾呵之为chronic liar（习以为常的撒谎家），但究竟不是当面责骂，何况身为一国元首多少也有骂人的特权。后来杜鲁门在任时也用字母的简称骂过皮尔逊为S.O.B.（词义见下文），亦未招致什么反响。可是以反共起家的参议员麦卡锡生前饱受皮尔逊等报人的攻击，以牙还牙，他也毫不客气地回骂。结果有一天两人在华府“杜邦圆场”（Dupont Circle）附近一所高尚妇女俱乐部的电梯前狭路相逢，就不免彼此扭打起来。
文人相轻，文人无行，双方口诛笔伐自是意中事，但是演出全武行来，倒不多见。1930年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说家刘
[5]易士是一个口头相当刻薄的人物，三杯下肚以后常会嬉笑怒骂，毫不留情。当年在纽约一个欢迎苏联作家皮涅克（Boris Pilnyak）的宴会席上，刘易士当众指控老作家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说他的《苏联访问记》书中剽窃了刘易士太太（即后来享盛名的女时评家多[6]萝西·汤普森）的著作，并且骂他是a liar and a thief（撒谎家兼小偷）。德莱塞恼羞成怒，当场以巨灵之掌回敬刘易士两记耳光。这场风波登时传遍全国，多半人士投书同情德莱塞，可见在美国一般而论，还是下手为强，动口遭殃！两人争辩，动不动就请对方“到外面去讲理”（step outside and settle it）。邻里小孩吵架，甲童对乙童说：“My old man can lick your old man! ”（我的老子可以打倒你的老子！）辛克莱·刘易士（Sinclair Lewis）
再引秋郎的话，“骂人是一种高深的学问”，有各种技巧：骂人要“旁敲侧击”，“以退为进”，要“小题大作”，“远交近攻”。这些精致、细腻、微妙的骂法也绝非缺乏修养的美国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堂堂总统如杜鲁门者，骂起人来也不过S.O.B三个字母。又有一次，杜鲁门女公子登台独唱，《华盛顿邮报》的音乐评论家不给面子，加以评批。总统一怒之下致函该报，声称要饱以老拳，连S.O.B.都来不及骂了（S.O.B.是son of a bitch“母狗养的”缩写）。用字母来代表，表示典雅、含蓄（倒与秋郎“出言典雅”一条巧合），大概总统骂人还稍有顾忌，等而下之，普通老百姓骂起来就直言不讳，写实文学中常拼作sonafabitch或sonavabitch。
任何民族的非知识阶层，学起外国口头语来，往往先问怎样骂人。son of a 对美语入门的朋友们，此处应当声明：与前例类似的还有gun（直译：“枪杆的儿子”）一语，通常并无谩骂的作用。That dirty sonavabitch!（那个肮脏的狗养的）与That crazy son of a gun!（那个傻小子）语气不同，用意也迥异——后者是带着玩笑的亲热口吻，所指的可能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你可以当面叫他“You son of a gun!”而他不以为忤，等于中国话“你这个家伙！”或者从前在北方念书时听到，同学们互相呼喝的“你这个浑鸡子儿！”——当然说时也要遵维吉尼亚人之命，面露笑容，以免误会。《美国俚语辞典》（Wentworth and Flexner编，1960年纽约出版）在“狗养的”一条下小心加注道：“此语今用绝非含有侮辱对方生母之义。”一般来说，美国人骂人并不涉及令堂令妹以至祖宗八代。美国人也不善于讨人便宜，自命为“老子”，把别人降为“晦孙子”。曾经听到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太平洋海船甲板上散步，一不留神摔了一跤，旁边一位美国长者忙来搀扶，并慰问道：“Hurt yourself,son?”（跌痛了没有，“我儿”？）此处的son，不过是年长的对年轻小伙子好意的统称。谁知道这位留学生爬起来脸色一变，反唇相讥道：“You are my son!”（你是我的儿子！）
除了“狗养的”之外，美语中还有更普通的damn（诅咒）、goddamn（上帝诅咒）和hell（地狱）。其实这几个词的用法与分量不过相等于中国话的“该死”、“混账”、“浑蛋”，最多是“他妈的”等等，而且不一定是骂别人，可以自言自语，不高兴或发脾气时当诅咒词用，即所谓cuss (curse) words。以前美国中上阶层人士，由于礼教的束缚，说话避免用粗野字眼而设法用代名词。除上述S.O.B.之外，
that so-and-so还有，近乎中文说某人“不是东西”。damn可以用darn替代。“I don't give a damn.”（我毫不在乎。）如有女客在座，连忙改口说：“I don't give a darn!”最有趣的是有些字，要避免印出来，如中文用“X”一样，就用“——”来代表，念的时候即念为“空白”blankblankety-blank（）或“空白又空白”（）。
去冬美东职业篮球锦标赛，巴尔的摩“子弹队”与纽约“聂克队”（Knicks）举行七赛四胜的决赛，第一场球赛在纽约市有名的[7]“玛迪逊坊园体育馆”举行，势均力敌，情绪激烈，结果112比111，纽约队以一分之微险胜，当场气得巴尔的摩队教练暴跳如雷，指控裁判员在最紧要关头的一次吹哨偏袒了主队。第二天体育记者报导这位教练的话说：“It was a blankety-blank call.”（那是一项空白又空白的裁判。）表示这位教练一时气愤、口不择言，实在是不堪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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