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社会历史论丛:第3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达德, 主编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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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社会历史论丛:第3辑试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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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目录

立足西南本地，积极加强区域史研究/王川

姚莹对东南边防的经略及体现的治边思想/张代芬

清末民国初期蒙藏关系探析/何文华

民国政府恢复和强化治藏主权的艰辛历程——民国时期驻藏机构流变述略（1911—1949）/邹敏

从政治管理功能看刘文辉对西康的治理/何毅　石立春

尹良莹与民国四川省蚕桑改良（1936—1945）/黎建军

民国时期西康省、青海省宗教工作之气象/何毅　石立春　谌超

民国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研究/王开澄

抗战前的四川政局及其文化生态/潘忠伟

论战时松潘县实施国民教育的特殊措施（1940—1945）/杜巧霞

1941年前四川松潘县鸦片危害探析/侯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军人及征属的优抚政策探析——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李飞燕

抗战与陈立夫唯生哲学的演变/李北东

抗战时期成都市流浪儿童教养研究/武姝

抗战时期的马尾海校内迁问题研究/余锴

建国初期川南剿匪政策研究/汪海霞

论建国初期成都市弱势群体概况与社会救助机制/陈新梅

建国初期成都粮食市场及其整顿/付琼瑶

修筑康藏公路的经验与反思/徐文渊

重建成都锦江书院略论/汪霞　王睿

后记立足西南本地，积极加强区域史研究王川

摘要　本文从词源学的角度，对“西康”一词进行了严谨而细致的考证，并在阅读大量文献典籍的基础上，对西康的地域范围及近代发展沿革作了清晰地辨析。此外，本文还通过对西康、西藏学术史研究的回顾和比较，认为在西藏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同时，作为连接西藏与内地桥梁的西康，却一向为学界所忽视。由于西康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社会经济意义和现实政治意义，进行西康近代社会史研究应是大有可为的。

关键词　西南地区　区域史研究　回顾　前瞻一、西康的地域范围及近代发展沿革

西康的地域范围及在近代的发展，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

汉文文献中，“西康”一词由表示方位的“西”与藏族传统地域概念“康”（Khams）二字组成由来已久，且与汉文文献中“西藏”一词有类似之处。

在藏文典籍中，很早就有所谓“卫藏教区”、“多堆（康区）人区”、“多麦（安多）马区”的“确卡松”（chol-kha-gsum）即“藏地三区”的说法，如元代《司徒达玛坚赞为安定阿里和清查藏地三区的(1)户口而进藏时雅桑与帕竹双方诉讼于南杰岗》等藏文文献。“藏地三区”的说法，在清代汉文、满文中均有，简称“三藏”，如乾隆帝说“廓尔喀则在万里三藏之外，更数千里。陡壁线路，不临深川，不能容马，人皆踵迹而行”，以及故宫所藏的清代所绘《三藏(2)卡伦图》、满汉文《三藏分界图》等。

所谓“康”，是藏族传统区划中沿用至今的地域古称，我国藏族三大聚居区，即卫藏、康、安多之一部，又译为“喀木”、“坎麻”，(3)也称为“康区”或“康巴”地区，拉丁文转写为“Khams”。近现代著名藏族学者根敦群培（1905—1951），在他所撰写的一部主述藏族历史的藏文典籍《白史》中，认真考证了“康”在藏语中的原意，他如是解释：“所言康者，系指其边地，如边属小国，名‘康吉贾阵’(4)也”。这一说法，显然是相对于中心地区卫藏而言的。当代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1894—1989）则认为，“康之得名，源于此地广阔四(5)通”。汉文、满文文献接受了“康”、“喀木”这一说法，如道光年间姚莹《康輶纪行》、满文抄本《喀木地方一统志》、民国初蔡廉洲(6)绘制《喀木康全部图说》等。(7)

康区的地域范围，习惯上指西藏“丹达山”以东一带地区，大致包括现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全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部分地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这一大片操藏语康方言的地区。在历史上，康区并无固定不易的疆界，但今四川的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至西藏的昌都一线，历来都是康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如昌都是康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多康”地区的一部分。所谓“多康”，《元史》写作“朵甘思”、“朵哥麻思”，指的是昌都至四川甘孜一带(8)地区。这一地带，在地理上处于青藏高原的东缘，是西藏连接内地的枢纽；在文化上处于汉藏、藏彝之间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走廊地带，还是藏族文化的主要摇篮之一，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的故乡和藏传佛教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在近代汉文文献中，“西康”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清末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1869—1929）的奏折。傅嵩炑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1911）的“文案”（秘书长），深得赵氏赏识，他于宣统三年（1911）六月在奏折中建议成立西康省：“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省’，建设方镇，以为川滇屏蔽，藏卫根基”。(9)但在清末民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文件、地方文书等也一直沿用“川边”之名。“川边”一词，来源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系一个地区的专有名称。“川边”是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界于川、滇、青、藏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现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各县以及金沙江以西（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13县，其地理范围“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顶止，计三(10)千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四千余里”，或者表述为“东自打箭炉、德格，西至丹达山顶三十九族地，南抵维西、中甸（今云南）及察隅、江卡、察雅（今西藏），北达甘肃、西(11)宁”，与西康地区的地域范围大致相当。“西康”这一说法，也见于1913年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所撰《给定结两位宗本及亚东、帕里代表的信》等藏文文献：“维修所须钱款，应由西康地区的宗教事业收入费中迅速援(12)助。”而自从“西康”一词在宣统三年（1911）出现后，它逐渐开始取代“川边”，此后的民国时期，西康与西藏并称，为国内社会各界所接受。如民国十八年（1929）蒙藏委员会绘制的《西藏西康全图》、民国二十四年（1935）赵璇与李炳卫联合绘制的《西藏西康(13)全图》等，也简称为“康藏”（该词两种涵义并用，另一种意义特指西康）；又由于西康、四川相邻，并称二地为“川康”。

所以，西康地区主要包括今四川省甘孜州全部、凉山州部分以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所谓近代，指为清朝中期以后到西康省撤销这一历史时期，大致指公元1800年（清朝仁宗嘉庆五年）到公元1955(14)年10月西康省撤销。

晚清时期，随着“新政”的推行，国内政界出现了台湾建省与新疆、东北改行省，以及建立“西康行省”之议，但并未完全实行，尤其是西康建省议而未行，这些政区变革是清末新政改革的一部分，其(15)得失是清末新政成败的一面镜子。

1925年，“西康特别行政区”成立。1939年1月1日，西康省在康定成立，川康实力派刘文辉（1895—1976）为省主席。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时，重庆国民政府划归西康省政府管辖46个县和3个设治局，见下表。属下隶之县名及设治局名名19个县康定、瞻化、理化、九龙、甘孜、泸定、得（金沙江荣、白玉、丹巴、炉霍、道孚、定乡、德东）格、巴安、义敦、雅江、稻城、邓柯、石渠康13个县属昌都、恩达、察雅、贡县、武城、同普、宁（金沙江静、盐井、科麦、察隅、硕督、嘉黎、太昭西，遥领）1个设治局泰宁西昌、越嶲、冕宁、会理、盐源、盐边、昭8个县宁觉、宁南属1个设治局宁东6个县雅安、荥经、芦山、天全、宝兴、汉源雅属1个设治局金汤

由于金沙江以西的西藏昌都、恩达、太昭等13个县处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控制之下，西康省属于“遥领”，刘文辉的势力实际并未进入，因而西康省实际上共辖有36个县及县级单位，即33个县和3个相当于县级单位的“设治局”。

表中所列“康属”，即今四川甘孜州境域。除康定、九龙、甘孜、泸定、白玉、丹巴、炉霍、道孚、德格、雅江、稻城、邓柯、石渠与现今县名相同、辖境无重大变化之外，其他各县的简况是：

瞻化今为新龙县、理化今为理塘县、定乡今为乡城县、巴安今为巴塘县；

义敦县，晚清时赵尔丰改土归流，于此设三坝厅；1913年，改为义敦县；1951年11月和平解放；1978年7月撤县，其地并入今巴塘、理塘县；

邓柯县，解放后并入德格县；

泰宁设治局，原名泰凝区，1940年6月改名泰宁，解放后改名乾宁县，后并入道孚县；“宁属”，即今四川凉山州境域。西昌、越嶲（今改明越西）、冕宁、会理、盐源、盐边、昭觉、宁南等县均今仍存，辖境也无重大变化；宁东设治局，后增设德昌县和宁西、普格设治局；“雅属”，即今四川雅安地区。其中，雅安、荥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6个县与现今县名相同，辖境无重大变化，金汤设治局则原明正土司、木坪土司辖地，1928年宝兴设县时一度拟于该地设金城县，未果；1930年四川省政府在此设治局，1950年3月改隶康定县，次年设金汤区。

统计西康全省实际所辖地域，东至雅安金鸡桥与四川省分界，西至金沙江与西藏隔江而守，南至会理、宁南与云南相邻，北至石渠与青海接壤。据1947年西康省政府统计室估计，实际管辖土地面积为(16)451521平方公里，人口1748453人，其地理范围与今日四川省的甘孜州、凉山州和雅安市大致相同。

1949年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兼第24军军长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1889—1964）、潘文华（1886—1950）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代主席张为炯（1887—1973）在康定传达了这一决定。

1950年1月1日，国民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在西昌重新挂牌，胡宗南（1896—1962）被任命为代长官，西昌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贺国光（1885—1969）被任命为西康省“代主席”。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进驻雅安，随即成立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廖志高。3月24日、27日，康定、西昌分别解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胡宗南，与部属、西康省政府主席贺国光等国民党政府要员飞向海南岛，西康省彻底解放，宣告了国民政府经营了11年的西康省就此终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沿袭历史成例，于1950年4月26日设立了西康省最高行政机关——西康省人民政府，隶属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党政军领导分别为邓小平（1904—1997）、刘伯承（1892—1986）、贺龙（1896—1969），省人民政府办公地点设在雅安市，下辖康定、雅安、西昌、昌都四个专区。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西康省等建制的决议》，批准国务院撤销西康省，将西康省所属行政区域划归四川省；同时批准国务院撤销热河省，将热河省所属行政区域，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10月1日，西康省撤销，西康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退出了历史舞台。至此，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西康省在经历5年零5个月后划上了句号。

西康省撤销后，金沙江以东各县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县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可见，在30多年的建省过程中，西康省已经广为国人接受，并初步为国际所认可；西康省正式存在的17年中，它为国际广泛认同，跨越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省份。二、西康近代社会研究的意义

如前所述，西康地区的地理范围位处西藏的东南边缘，是内地与祖国西部的过渡地带，成为连接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枢纽，故自古以来就是川藏道南、北两线交汇的中心，川藏之间的交通孔道，以及(17)滇藏交通的枢纽，和历朝历代的兵家必争之要地。这一地带，从藏族内的民系而言，处于藏族“确卡松”（chol-kha-gaum）即“藏地三区”的一部分；从民族成分而言，处于藏族与其他民族如汉藏、藏彝等各族文化接触交融与经贸频繁往来的中介位置，是近年来学界大力呼吁进行研究的“藏彝走廊”的核心地带。所以，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所谓“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麝香之路”的必经之地，种种“道”、“路”在此的交汇，使得西康地区成为英国学者哈·麦金德（H．J．Mackinder，1861—1947）所谓的“历史的地理枢纽”。(18)

这一特殊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自然使得西康地区更多地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直接碰撞和交汇的角色。自古以来，作为连接西藏与内地“桥梁”的西康地区，就成为中原关注的边疆地区之一，而在中国藏区和中国的版图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19)位。

西康地区在中国传统典籍的记载中，从2000多年前司马迁的《史记》以来，到被列入史传的《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清史稿》，可谓是史不绝书的。这正说明了西康地区在地位上的重要性。

国外对西康地区的研究起于18世纪，早期主要为传教士、探险家、商人的调查。19世纪末期以来，罗克希尔（William W．Rockhill，又译柔克义，1854—1914）、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1884—1962）、石泰安（Rolf A．Stein，1911—1999）等多位外国学者，积极参与西康研究，出版了《汉藏边境的古部落》、《岭格萨尔王的超人生活》等论著，蜚声国际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但是，他们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近代以前。

对于西康地区的调查研究，入晚清后在西方势力入侵加重、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逐渐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炉藏道里新编》、《西招图考》、《西康建省记》等有关西康地区地理、物产、交通、人文的著作，以及《雅州府志》、《打箭炉厅志略》、《炉霍屯志》、《丽江府志》等方志。

近代以来，西康地区由于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因而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对于中央政府巩固西南国防、经略边疆，尤其是经营西藏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

西康、西藏在地域上毗连，唇齿相依，西康地区由于地处四川、西藏、云南、青海之间，地形险要自不待言，交通便利的要津优势更不容忽视。在明清及民国时期，经过西康的川藏线南北二道，成为内地入藏的“正驿”，即进藏的最主要道路：“惟云南中甸之路峻险重阻，故军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地千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炉内皆腹地，外环土司，故驻藏(20)大臣往返皆以四川为正驿，而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云”。除“正驿”外，川藏线在历史上还有所谓“正道”、“官道”、“贡道”、“商道”等称谓。明清及民国中央政权，正是通过这一“正驿”，对西藏施政，包括传递政令、运输军事战略物资、补充兵员及补给粮饷；而西康、西藏地区的僧俗官员以及广大藏族人民，也主要通过这一藏话称为“嘉兰姆”（意为“茶叶之道”）的“正驿”，入朝请封、进贡、茶马互市。所以，这一“嘉兰姆”，正如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所说“由汉人运来了很多货物”，“把汉藏两地人民的心联结在一起”，(21)增进了藏汉之间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密切了民族关系。

而且，西康、西藏就民族而言是同一民族，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有众多相同或相近之处，渊源深远，但是“确卡松”的“藏地三区”传统认识与历史事实，说明西康、西藏从来也是互不相率的行政区域，二者在历史进程、社会发展、民族渊源、文化特点、社会结构、信仰习俗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对于西康与西藏的这些异同，可以成为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藏的依托，因此清代时期已经总结出了“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经验。晚清时，国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西康对于国防的重要性，指出这一地段为“全蜀之藩篱。”(22)而且，由于西康地区在连接西藏与内地的中介桥梁作用，民国时期已有“化藏必先化康；经康即所以经藏”之论。刘文辉就任西康省主席后创办的《康导月刊》杂志也刊登文章称：“康治而西藏之人观(23)感自治，化导自易，日渐月渍，自然潜移默化于不觉矣。”

0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认为：政府欲对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和交涉，应先整顿内部，最关键的是西康一省；西康所处地理位置及历史关系，对西藏最为密切，影响亦最大，(24)因此中央应该彻底整理西康，对西藏方面才能有所作为。因此，当时考虑通过在西康地区设立新省这一行政区划平台，有可能加强内地与藏区的经济联系，使西藏同胞特别是西藏上层对祖国内地有更多的联系和了解，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西藏与祖国内地的政治联系，加深藏汉民族感情。从后来康定商业的发展和繁荣、西康在联结内地与西藏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方面，从西康时期的农牧业、工商业、教育文化的发展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率先进行了摸索，较为稳定、正常的民族关系为新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产生的积极影响，为日后这一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等方面来看，这一设想可以说部分实现。

在民国时期，随着英国企图实现“西藏独立”阴谋的日益显露，以及藏区狭獈的民族主义活动频繁，西藏分离的危机增强。有鉴于此，从1912年以来，以“边政研究”、“边事研究”、“边疆问题研究”（如“西藏问题”与“西康问题”）等面目出现的关于西康研究的各类著述，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如1925年成书的陈观得《西藏志》、同年出版的胡吉庐《西康疆域溯古录》等，就是代表性著述。

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界的西康研究进入了高潮期，40年代的四川相继成立了以李安宅为首的“华西边疆研究所”、任乃强为首的“康藏研究社”和以太虚法师为首的“汉藏教理院”等西康研究机构，李安宅、任乃强等学者运用现代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的方法对西康社会历史文化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发表了《康藏》、《西康图经》、《西康纪要》、《康藏史地大纲》、《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西康德格之历史(25)与人口》等著作及论文。有学者总结道：“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如此之多的人对边疆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也从未有如此之多的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著作传世。仅1929年到1941年间，关于西康问题的研究论著、调查报告和建议书之类便达1500余部（篇）。关于内外蒙古、西北和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的著述，则更为浩繁。”(26)

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对西康地区均有所研究。国家组织对康区的社会历史进行重点调查，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西康省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四川省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等调查报告。民主改革前后，有关部门又组织力量对康区寺庙、土司历史沿革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出版了相关调研报告。80年代，“川边（西康）历史资料整理”工程启动，编撰了共300万字《康藏近代重大事件史料选编》。同时整理出版了《康藏大事纪年》、《康藏风土记》、《西康纪事诗》、《雅砻江上下游考察报告》、《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赵尔丰川边奏牍》等基本史料，发表了《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德格土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德格土司辖区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等论著。台湾地区的政治大学边政系、民族所和边政研究会，以及中研院、台大、故宫博物院及多所大学，也有多篇关于西(27)康历史、民族、政治、宗教的研究文章发表。

进入21世纪以来，李绍明、任新建（泽旺夺吉）、石硕、杜永彬等先生在大力弘扬民国时期康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康巴学”的(28)概念并大力呼吁，西南民族大学召开了首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出版了《西藏昌都》，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与秦和平先生主编了多卷本西康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巴蜀书社出版了《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了“康巴文化丛书”等论著，推动西康历史文化的调查以及西康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可以说在康区研究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总体上看，近期学界对于近代西康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土司及改土归流史、乌拉制度、军阀史、经济建设等政治史与经济史领域，而对西康基层组织、宗教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尽管国内外对西康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具备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条件，并且研究正在日益加强，但由于50年代以来外国人难以进入康区、国内多次政治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半个多世纪来，国外对西康的研究远比对西藏的研究薄弱。而这一情况，在我国学术研究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可以说，对于西康的研究时张时驰、发展迟滞、力量分散，对于西康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更显薄弱，正如有识者论道：从我国藏学界所研究的藏区地域看，迄今为止，重西藏

而轻青、康的现象极为突出，选题取向、力量配备、资金投

入都是向西部（西藏）藏区倾斜，使东部藏区——尤其是

在文化上很有特点的康区的研究相对滞后。国内如此，国际

上似乎也不例外。若长此以往，将把我们的藏学研究工作引

入误区。以点概面，既不能正确解释历史上青康藏区的种种

社会、文化现象，又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脱离东部藏区的

实际，则不能指导当今青康藏区的现实生活，不利于藏民族

内部的团结和整个藏区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不利于作为系统(29)

工程的我国藏学学科体系完整性的保持和健康发展。

因而学界公认，与西藏研究比较而言西康研究更是明显薄弱，“康区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进展缓慢”，“总的来(30)讲，还处在起步阶段”。上述学界重西藏而轻西康的担忧，不仅在藏学研究领域存在，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区域研究中同样存在，在某些方面的研究更显薄弱。正因如此，近年来西康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关注，开始成为国内外研究的新热点。

随着西康研究的深入，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收获，学界愈来愈认识到西康近代史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愈来愈感到西康近代史研究其实刚敲开了大门，尚未登堂奥，需要更深入地调查与进行深入的研究。(31)

基于西康地区近代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本研究从中国近代社会史、区域研究的宏观视角出发，在笔者近年来对中国藏族地区多次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学、民族学（含藏学）、社会学、宗教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运用档案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文字材料与口述史料互证、中外文献史料互证，以晚清德格土司兄弟之争、近代西康建省、西康省较为成功的宗教政策等近代西康地区发生重大历史事例为纲，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层面，探讨近代西藏社会关系的演变。

笔者希望通过剖析影响近代西康社会关系的各种因素，揭示西康以及整个藏区与祖国不可分离的关系，论证西藏地区、西康地区与祖国在民族、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紧密联系，证实西康地区与内地尽管社会发展的脉络各有不同、信仰不尽一致，但是西康地区与内地的人民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却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这一共同的文化基础就是二者之间文化上的凝聚力，如30年代末期西康军人所言：西康是佛教重心地，“汉、康人民无不崇信佛法，宜为佛力广庇，人多寿考”，这一“汉、康人民”文化上的凝聚力，(32)从另一角度说也就是民族的凝聚力。

综上所述，对西康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社会经济意义和现实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入研究西康近代社会史应是大有可为的。(1) （元）大司徒·绛求坚赞：《朗氏家族史》，赞拉·阿旺，佘万治译：《西藏历史文库丛书》，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2)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18页。(3) 李绍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年，第580页。(4)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页。(5) 任乃强，任新建：《“朵甘思”考略》，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136-142页。(6)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19、221页。(7) 在晚清史料中，“丹达山”是西康与卫藏的分界线。如徐柯《清稗类钞》：“康、藏、卫分三区，盖打箭炉以西、丹达山以东为康”（中华书局，1984年，第一册，第106页）；西康“与西藏交界者曰丹达山”（第一册，第111页，又可参第110页）。(8) 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74、289页。(9) 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04页。(10) （清）傅嵩炑：《西康建省记（上卷）》，廖祖桂点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第5页。(11) 胡吉庐：《西康疆域溯古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100页。(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藏文史料译文集》，陆莲蒂中译，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1985年，第198页。(13)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19页。(14) 关于近代的起止时间，有很多说法。如美国学者徐中约（Immanuel C．Y．Hsu）眼中的“中国近代史”从公元1600—2000年，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故本书以“近代”涵盖所研究的从清朝中期到西康省撤销这一历史时期。(15) 李细：《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00-123页。(16) 国民政府内政部主编：《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第11版），1947年，转引自周开庆：《民初四十年之西康》，载《民国四川史事三集》，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9年，第151页。(17) 任新建：《论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历史作用》，“茶马古道”研讨会论文集，西藏昌都，2002年。(18) 哈·麦金德（H．J．Mackinder），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4-63页。(19) 陈重为在《西康问题》（上海中华书局，“史地小丛书”，1930年）一书中，专辟“第一部”《西康在全国之位置及其特质》，进行了论述（第1-42页）。(20) 黄沛翘：《西藏源流考》，西藏图考（卷2），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21) 泽旺夺吉（任新建）：《藏族茶文化论析》，罗润苍，任新建，四川藏学论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76-194页。(22) 佚名：《论卫藏与蜀边不可混》，载《广益丛报》，1909年第197期。(23) 康导月刊，1940年，第1卷，第5期，第49页。(24)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的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第108-140页。(25) 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26)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60页。(27) 林冠群：《近五十年来台湾藏族史研究》，徐正光，黄应贵：《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第405-451页。(28) 参见李绍明、任新建（泽旺夺吉）：《康巴学简论》，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第1-6页；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载《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第91-96页；杜永彬：《“康巴学”的提出与学界的回响——兼论构建“康巴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24-31页。(29) 罗润苍：《关于藏学的回顾与思考》，载《中华文化研究通讯》，2004年，第24页。(30) 吴建国：再现一个“逐渐消失的世界”——评《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中国民族报，2005年4月1日。(31) 参见李绍明、任新建（泽旺夺吉）、石硕、杜永彬等先生的前揭文。(32) 《戍声周报》，西康省理化（理塘）县，1939年12月11日，第162期，第1289页。姚莹对东南边防的经略及体现的治边思想张代芬

摘要　本文以清代历史人物姚莹在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区的为官生涯为线索，揭示姚莹对我国东南海疆的经略及其经边思想。

姚莹出生时，清朝社会危机四伏，已陷入日之将夕的封建末世，而姚莹所在的桐城世族也处于衰败之中。严峻的社会危机强烈影响和刺激着姚莹，他在家学的熏陶下，在朋辈的激励下，在时局的促动下，关心时事利弊、关注边政，走上了经世致用的边疆史地研究之路。

在担任福建平和、龙溪及台湾知县期间，他运用恩、威、信、法等治术，采用宽严相济的方针，对福建地方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治理，稳定了东南社会的秩序，博得了士民好评。

关键词　姚莹　福建　台湾　经边思想

自1806年始，姚莹先后在广东、福建等地担任幕客和地方官吏，但此时的东南社会已是一幅官民两困、疮痍满目的景象。国家比岁以来，西逆授首，楚粤间顽苗盗贼再勤师旅，

灾荒于七省，度支固不能无绌矣，而海塘河工岁侈动辄数百

万，不得已而有筹备之例。论者皆谓与其外筹，曷若求诸常

赋，常赋之大者，则莫若地丁曹盐，以故征责稍息灾，漕商

百十余万焉。两淮盐法敝坏之后，改弦更张不及四年，而上

入税课年皆三百数十万两，带纳旧捕又数十万，运库久罄，

一旦积存至三百余万，此皆毕大吏之智能、极下吏之喘息而

竭闾阎之脂膏者也。三吴古称财赋之区，然八府四州，幅员

不及千里，而上供恒倍数省……其在丰岁犹有病者，况疮痍

未苏，物产久耗，其能堪乎？……盖苏松常镇间，无不困之

官，无不病之民矣。孟慈游历东南，其见今日大吏尚有任权

势以受苞苴者乎？州县之中尚有纵宴乐以自封殖者科？匪特

无之，在官则以征解不及为忧，罢官则以交代亏空是惧。官

吏疾首痛心，闾阎呻吟憔悴，此孟慈之所目击也。若夫盐务，

则课出于商，商出于盐。今沿海场地非潦则旱，卤产不旺，

几于地爱其宝，此盐之绌也。……抑内而昧于外，但见上之

需，不见下之困也？非有深知吏民之隐痛者，切陈于公卿宰

相，宰相以达于天子，为东南官吏民商修养数年，以舒其气。(1)

官民之所舒而后财赋之本可固，国用其有不足者乎？！

姚莹在对此状况表现无限忧虑的同时，也拿出了正视现实的勇气，了解分析民情，运用恩、威、信、情、法等治术，及传统治边思想与理念，对东南地区的内乱外患进行了有力治理，维护了东南地区的稳定与统一。一、姚莹在广东地区的见闻及萌发的治边思想

1809年，姚莹在其乡试主考官刘凤诰的推荐下，随新任两广总(2)督百龄（1748—1816）到广东充任其幕客。在粤多年，姚莹“因(3)得悉海上事”，对广东民情和海疆形势也有了较深了解和认识。广东内乱外患的动荡局面极大地刺激和影响着姚莹，激发了他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并激励他发奋研习各地民情和外情以图“制夷之策”。

到广东后，姚莹首先对粤东民情进行了考察，指出广东内有瑶黎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处，外与各国列强交往，情况复杂，内外皆蠢蠢欲动，伺机起事。“伏观粤东民情有异于他省者四，逐利轻生一也；(4)顽犷无耻，二也；健斗无理，三也；好贪恶廉，四也。”在总结粤东民情基础上，姚莹进一步阐述：“粤中十余年来，民轻官吏久矣。夫边鄙之地尤重国威。前者，洋盗纵横，蹂躏内河，败军民，惨毒尤甚。已丧失大将二人，仅乃就抚，威何如乎？贼首复得爵赏，此全粤士民所喋指而痛心者也。军伍废衄，不闻戮罪，转以为功，夷人、瑶户皆尝窃笑之矣。降人数万，一时散归田里，彼非有所畏而散，盖有所贪也，其狠心故智曷尝一日忘耶？外洋暂靖而内河匪类者，非他，即前日之洋盗也。昔之患在外者，今悉近内，而巨室豪强复为之囊橐，盖其人散归，本族有斗，即挺身以为雄。而奸民抗阴亦倚之以欺官吏，故州县催征往往有格拒之变也。夫极众力末集之时，不设策诛之，犹坐损威重如此，万一痈疽再溃，其祸可胜言哉！且夫粤地内有瑶黎杂处，外有番夷往来，我之虚实，彼皆知之，今吞官军骄至不能定人贼，不虚有以启彼心乎？”针对这样一种情况，姚莹认为：“自古当繁剧之任，未有不以威断而能济事也”，其应对治法是：“不动声色，措置机宜，弭乱于未形，防患于先事，非有忧天下之深心，怀康济之在略者，未易议此也，”进而主张应“结之以信，震之以威，平之以情，持之以法，破庸人之见，求补剂之宜，灼见可行，即宜成断，远为百(5)年之计，无狃旦夕之安。”可见，姚莹到达广东后，首先对这里的内外形势进行了考察与研究，充分考虑了其地少数民族杂居和民情的特殊性，以及广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认为在措置机宜上灵活运用信、威、情、法等治术才能平定内外动荡的局面。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姚莹养成了对所到地方的山川形势和民情利弊进行详细调查与研究的习惯，而强调恩威并施、宽严相济则是其主要的治理方针。实践表明，这种思路非常适宜且成效也是较好的。

嘉庆十五年（1810）三月二十三日（4月26日），清廷批准百龄(6)招抚海盗张保部。通过分析粤东民情，姚莹对招降海盗张保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指出如若招降，非但损威并为夷人、猺户讪笑，同时也要考虑到海盗散归后将遗患内地等害处。姚莹的这些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以致在张保受抚后，百龄的幕客们“竞以诗文公颂功德”时，(7)姚莹却劝百龄乘“功”而退。通过这次事件及其处理，姚莹对东南海疆的形势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广东充任幕客期间，姚莹从朝廷官员的本分出发，对广东的民情进行了细致考察，提出了一套对边地内乱的治术，主张信、威、情、法并用，注重恩威兼施，这一初步形成的理念姚莹在之后多次强调并实施运用，并延伸到对外国列强的治理上。更为重要的是，姚莹对此时外国列强在广东的活动表现出隐忧，并敏锐地觉察到外国的图谋，从而激发了他对敌情外事的关注与研究。同时，通过张保事件，使姚莹对东南海疆形势有了一定的认识，为其以后进行海防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与当时国人“不勤远略”，对边疆形势尤其是海疆势漠不关心，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的情形相比，姚莹的见识无疑是弥足珍贵的。二、姚莹对福建的治略及体现的治边思想（一）姚莹对福建平和县的治略

1．福建平和县民情

福建位于东南沿海，靠近海岸，通过台湾岛可成为外国进入我国内地和入侵我国的跳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嘉庆二十一年（1816）春，姚莹谒选得福建平和县知县，任上他对平和的地形地势、民情缘由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平和“僻界闽广，其四达饶平，漳浦南靖云霄，皆山径交错，溪洞曲深，盗贼之所出没也。境内严岭重复，无一望平迤之地。居民分疆聚族，依险负嵎，强凌弱、众暴寡，杀夺(8)起于眉睫，寇雠寻于积世”，其民“皆依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风气之顽犷亦地势使(9)之然也”。可见，平和地势僻远，内乱不断，矛盾丛生，民情甚为复杂，治斯地者莫不以诈悍劫虏为虑。但姚莹在认真分析平和民情的基础上，却得出“和民之诈，非诈也；悍非悍也；盗或非盗；虏或非虏也”的结论，所谓和民之诈，即贪也；悍，即狡也；盗，即仇也；虏，即黠也。

他分析道：“夫诡辩之民逞其哭讼，莫不工于弥缝，巧为出入。和民则好讼而不顾理，陈词而不近情，但知蛊惑为能，实则罅隙易露，意取得财而止。莹以为非诈也，贪也。凡桀骜之民，性气刚暴，习衽金革，皆齐力强而伎勇著。和民则以户姓之大小，支派之富贫负嵎，初无绝人之力。故莹以为非悍也，狡也。若乃白日持械劫人于途，不可谓之盗，然和民此党毗邻无非雠寇，睚眦之怨，报之以死，平素彼此不敢入其始或由仇怨，近则奸伪之徒往往藏其子弟而以掳控，或妇女私奔而以掳闻，及推究之往往非实，故莹以为是黠，而非虏也。更有异者，命盗之案，控者姓名累累指证确凿矣。及按究子则大枉，盖和民相习，凡被杀劫，姑不即控则取其素所嫌怨，富有力者，按户指名扬方将控，其人畏诬即贿求除名，否则不免，故所首控往往不实，而真凶真盗，反以贿脱无名，即有名每错杂胪列，不可辨别矣。又地方多毒草，又不甘辄服毒草，其轻死而好货如此，至鵶倚众抗拒，差捕莫施，动需督带兵役亲临围捕，则漳泉以下皆然，然变以其富强而不和也。故民有内江而无外盗。有抗悍而不敢为逆。控制安辑之言，(10)殆不可以常律。”在研究平和民情，得出平和实情后，姚莹进一步(11)“接见缙绅耆老，咨访老成吏胥考历年案牍”，试图在自身目验和总结前人治理经验教训基础上，做出实施策略。姚莹同时得出治理平和“四难”兼“四惧”的结论：夫安民首捕盗，而和民习衽金革，好斗轻生，睚眦之怨，

大者报之以死，小则劫掠人财。五里之外不敢越境，一族之

内互相梫淩，论以杀人之律，则所坐盗也，及以盗论，原情

则非，其难一也。夫除暴必需逮捕，和民丁多族巨，役往多

拒，动辄亲临。前人每多率兵役围社焚巢，往往蹂躏以深，

卒无所得，即或族众畏惧，执人以献，悉非正身，不过无罪

恶饿夫，而兵费之縻已不赀矣，其难二也。夫息事绥民必慎

决狱，和民则好讼而贪，不论曲直，唯以得财为申理，苟不

得财，虽立与剖决，意犹未慊，故两造皆有控无质，见在案

牍不下千余，大办命盗械斗掳掠之事，其难三也。夫居官守

廉，莫如守俭。剑者，损其起居服食嗜好而已，其从事公务

有必不可阙者。平和自常费外，兼困行役，一岁之中，催科、

督科、督捕、勘验、止斗、禁掳，几无暇日，虽减骑从，所

费已多，掣肘衿未足以喻，其难四也。故仇盗不辨，则惧枉屈；豪强不除，则惧长乱；狱讼不(12)

决，则惧株延；费用繁巨，则惧耗阙官钱似于自盗。

2．姚莹对平和县的治理及体现的经边思想

针对上述民情，姚莹认为前人对平和的治理，“非失之暴则失之弱”，他采取的应对之策是“本清，慎勤之心，行恩、威、信之政”。具体措施有：（1）事必躬亲。“自到邑后，味爽治事，无巨细皆亲裁决，匪特幕友丁胥，即至亲亦无假手。”（2）听断公开。“民间投讼，则日坐堂皇讯断，与民共睹，以示劝惩。”（3）除暴安良。“严缉盗贼，诛助强暴，以安善良。”（4）不扰民。“每亲临四乡，皆自出费用，即有围捕，亦以身先，未尝轻假营伍，故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5）重教化。“塑望之期，择地适中高台宣讲圣谕，召集缙绅民庶环拱敬听，至者数千人，人皆予赏，莫不鼓舞欢欣，以为闻所未闻。他如观风、课士、宾兴、乡饮之礼以次举行。欲令僻陋顽(13)民渐如礼教。”（6）厘定章程，设局清理旧积案牍。

可以看出，在采取具体措施之前，姚莹对平和县的民情进行了了解、调查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治理。其主要思路是首先了解地方民情，修养自己的身心，得到老百姓的信赖，然后从文武两端入手施行恩威兼用的策略，“基重要经验是不把老百姓都当成坏蛋，而是(14)了解情况，区别对待，因势利导”。他说：“每览古名将驻边贤臣治外莫不因其俗作为教令，其道有三，不外恩威信而已。夫姑息不可以为恩，暴虐不可以为威，贪诈不可以为信，前乎此者，往往不免于(15)偏弊，今思兼而用之”。他相信只要很好地施行恩、威、信的政策，就一定能把他们引向正道。果然，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姚莹就在平和取得了很好的政绩，其施政措施也得到了闽浙总督汪志伊和福建(16)巡抚王绍兰的肯定和赞赏。

但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姚莹取得政绩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他到底是多么客观地叙述平和县的情况？认为他只注重产生械斗的表面原因，而对最为严重的经济问题缺少探究，从而得出“由于人口、土地开垦地区的界限或争夺水源等原因造成的械斗，(17)只有改善经济环境才能够解决”的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姚莹治边思想缺陷性的要害。在保持和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姚莹确实费了不少心血，他遵从传统“文治武备”的治边思想，治绩也是相当显著的，但从长远地发展或是开发地方及边疆方面，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存在的各种问题来看，由于任职时间、官职及思想等所限，他就没能更进一步了。（二）姚芝对福建龙溪县的治略

1．福建龙溪民情

嘉庆二十二年（1817），姚莹调任福建龙溪县令。龙溪为漳州府首县，地广人稠，习俗强悍，社会动荡，官民隔绝，“其民习于强悍，恃众藐法，久为通省之最。东万松关，南九龙岭，劫惊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余里，截河私征者十数处，城内外文武兵役通夜巡防，如备大敌。至于各乡大小一千有八社，积怨深仇，蔓延滋斗，视杀人如草芥，以虏动为故常。一日之中或十余命，一岁之内伏尸盈千，剖腹刳肠，莫行凶惨。四郊近地皆为战场，岂复知有法令哉。官至视兵役众则逃，少则抗官，但见民之梗顽，民亦视官为儿戏，上下隔绝，(18)胥役缘以为奸。事势若此可为长太息者矣。”

2．姚莹对龙溪的治理方略及体现的经边思想

姚莹莅任伊始，鉴于龙溪民情上下隔绝，“官则但见民之顽悍而莫察其情，民不自知其法当拘捕也，而反以为官之扰累，负嵎自固，视兵役入仇雠，望城市如陷阱，经年不敢一入。于是讼师奸吏得以任(19)意舞文”。一方面，他发布《招乡民入城告示》，声明自己“首以亲民为急”，以此通晓民情弊病：“地方官吏仰体圣主好生之德，于执法之中，仍寓抚民之意。且念尔等虽愚，其中不无胁从，株累之苦，不可不分别办理。欲使尔等息讼解怨，姑许尔等改过自新，除选派公正绅耆为尔等各社中素所信服者，令其明察尔等历年分怨之故，排释调处，务使平允和洽外，并将尔等困苦情形面禀镇、道、府宅，请饬各衙门兵役暂停拘捕，听尔等各乡社士民入城来见，通达下情。合行剀切晓谕，为此示仰合邑士民家长人等知悉，尔等凡有旧仇夙怨者，各该社之家长务须约束于侄，静候本县选派之公正绅耆到社，为尔等品排释调处，无许再行滋事。仍一面率带子弟入城来见，本县亲加访问，所有委曲，无不可以面陈。见（现）已严饬兵役，不论有无控告，(20)一概不得妄拿，务使尔等无不达之意，无不通之情。”告示发布以后，历年积习得到整治，收到了通晓下情的良好效果，“月余以来，四境斗风顿息。绅耆回（汇）报所有四路各乡社历年起衅之由及构祸以来残毁死伤之数，除经报验有案者听候缉凶究办外，所有彼此焚毁之庐舍、残破之田园、困苦无依之孤儿寡妇皆议令两造互相补偿抚恤，各社子弟皆已愿受约束，又家长入城来见者七百有余，经本县一一询访并凯切劝导且赏以酒食，莫不鸡欣鼓舞，感激遵奉如解倒悬，如救(21)饥渴。”

另一方面，针对龙溪动掠械斗盛行、风气强悍的状况，姚莹秉持“刑乱国用重典”思想，采取严厉手段，果断打击重大犯罪，迅速实现了社会治安的稳定。“余时为龙溪令，亲捕得渠魁五人，讯其案，皆数十起，既承伏，召其族长于庭，诘之，各具状请罪。一日杖毙之。尸诸城门。凶徒股栗皆逃出境。巡抚史公以不如制疑之。余曰‘漳人苦斗久矣。凶狠之徒，常杀人数百如儿戏；官军莫可如何，吏捕率不得正凶。今幸擒之，若逐案传质按问，则系累必数百人，非除暴安良本意。且漳州距省六百里，审转招解经时，即依律治之，凶民无由知儆’。今朝捕而夕诛之，万民环堵（暏），所谓刑乱国用重典耳。”(22)

又如他到龙溪县后，亲自带兵逮捕著名豪强，严加询问并同乡民一起审察，找出症结所在。“莹奉调屡辞不获，乃出其不意，夜入强社，擒著名积恶数人，鞫其劫掠械斗杀人之事甚多。若俟狱成，势必迁延岁月，株累无穷。且正法省中，不足以警在地，是以讯实罪状，胪膀郭门，使万人环观而毙之。四境凶徒，闻风砓（股）栗。次收豪奸大猾以为我用。言于道、府及总兵官，凡诸罪状暂停追捕，招徕乡民，入城问冤苦，予以自新，使彼素所取信者偕往，察十数年仇怨相寻之故，巨细辩白。然后亲自各社，见其头人，剀切晓谕，使侵地夺社者各还旧业，焚庐毁屋者偿价修葺，死者之家寡妇孤儿，命各社族人醵钱养恤，其杀人者，令家长自捕送，不使兵役枉拘，不听死者家妄诉连逮。老幼欢呼，感激泣下，焚香盟天，誓解仇雠。自古县天宝十余年，著名械斗之区，听命息斗，各社闻风向化，自相理解，箪食壶浆以待亲临周历巡循。一时弃刃修和者七百余社，然后择其强有力者使其为家长，给予信记官牒，约束族众。复择壮丁，大社百人，小社五十人，籍其名与年貌为乡勇，以逐捕盗贼。无事则交各家长董率业农。此皆横焊桀骜之徒，平时恃众无名滋为不法，及名已入籍，有不逞就各家长缚送县，无所逃匿，自是帖然。凡捕盗贼及强梁恶民，皆处以重法，凶暴之徒莫不倾心。械斗即平，盗贼亦戢，然后商旅闾阎得以负担二行，安枕而卧。当用法时，非不恻然辗转于怀，卒不敢慕仁慈之名者，盖救民水火之苦心不得已也。悍风稍止，乃兴崇书院，培养士子讲习礼让廉耻之事。稍开禁纲，听民迎神赛会，放灯召优伶为乐，使积年愁苦、习衽金革之民，扶老携幼，任意游观，俾知和睦太平之乐，而深悔频年斗争之苦。盖冀以默化潜移，挽风俗人心于万(23)一也。”

姚莹对龙溪倾注了莫大的心血，治事自朝入夜常不解衣而卧，可谓心神况瘁，气血虚耗。他从软硬两方面实行综合治理：一方面通过发布《招乡民入城告示》，了解到民间疾苦，施之以恩，收到了通达下情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于重大犯罪，姚莹决不手软，采取非常手段，施之以威，收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良好效果。

通过对福建平和与龙溪的经略，姚莹对整个漳州的形势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于是他针对漳州民情，提出了十条施政建议：一、开诚心以调文武；二、和乡情以息械斗；三、筹经费以资缉捕；四、延人士以通上下；五、崇文教以明礼让；六、严刑罚以免姑息；七、严保家以究越控；八、严书役以清讼源；九、责赔赃以弭盗贼；十、宽法禁以容奸人。并认为，这十条都可“按切情状，审察事势可以行之而(24)收实效，非苟为空言者。”

此外，在与友朋的书信讨论中，姚莹也针对守令职责与永州治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虽然他对永州的吏治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案，但是其字里行间却也透出对人民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轻视甚或蔑视，这是他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的表现，是不可取的。“夫天下治安，道在守令。守令者，不但为朝廷牧养黎元、供其租赋而已，民间疼痛之浅深、良莠之错杂，见闻亲切，然后措施得宜。故当弭乱于未形，防忧于先事，此其为用周密。变动不常，唯在乘机因势，岂彼此可以仿效、法令所能绳度哉？虽然，有八事焉：一曰结人心，二曰明威信，三曰蓄财用，四曰备凶荒，五曰安游民，六曰戢盗贼，七曰缮城隍，八曰辑文武。此八者，当今之急务也。窃见当世有司亦尝孜孜讲求吏治矣，而公私名实之间，犹不能无憾。如劝农桑、兴水利、行保甲、励操守，何尝不善？然以云救时济世，则为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固知此事非可以浮慕虚名者耳。且世之言治者，至于湖南，莫不以苗疆为重矣。自仆观之，苗民固当无虑，所急者仍在汉民。何以言之？苗性愚直无他，惟汉民侵陵而鱼肉之，或有司驱迫不堪，斯不得已而蠢动，苟非至极，固甚安也。惟汉民奸鮚百出，自非威爱并施，固难保无叛服，此则所当措意矣。凡吾之言八事者，皆以治汉民也。汉民(25)治而苗尚有不安者乎？”

这样，姚莹在福建龙溪为政兢兢业业，因俗为治，“遇事谨密，尽心措舍，察人情，因土俗，安辑闾阎，慎重赋税，不敢偏听宾客，不敢过信胥吏，不矫激以沽名，不因循而废事。任职一岁，郊野察觉(26)靖肃，士民颇相亲附者，不过因地制宜、宽猛兼施而已”；为官则“以慎勤为本、忠信为质。及乎治事，则首在识时，其次因地，又次观人，终于审事，未有任心执一而不乖误者也。即以地方言之，钱、谷、兵、刑虽有成法，而用法之宽严缓急则又当体察而行。时有异势，地有异宜，人有异等，事有异情，明乎四者，然后可以无弊。故或狱市不扰而非姑息养奸，或摘伏若神而非舞文深刻，或豫备几先而非急，或事至不动而非缓，盖治事如医投剂，可用古方而辩证在乎切脉。如明谕所云，‘察看情形，随时相机酌办’，诚治法之要枢也。然非广询博问，则时、地、人、事之异何从而知？非执端用中，则宽、严、缓、(27)急之间安能悉当？谨终身佩之，不独河防机宜而已”。通过“震之以威而不用，示之以恩而不怯，顺其情而平其怒，惩其强而抚其弱”(28)等软硬兼施的办法使龙溪迅速实现稳定。由于姚莹在龙溪知县任上，不论贫富，秉公断狱，使漳人大悦，取得了被誉称“闽吏第一”(29)的治绩。

由此可以看出，姚莹在福建平和、龙溪的治理思路是一致的，即首先洞晓分析民情，然后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策略，娴熟地掌控宽、严、缓、急之道，继续沿用恩、威、信等并用的治边思想与理念，在宽严相济中实现了对地方的较好治理，并常以“封疆大吏当有宏毅之量，(30)明果之识，非徒孜孜寡过而已”自励。三、姚莹对台湾的治略及体现的治边思想（一）台湾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和特殊的民情

台湾亘福建海中，海山交错，“袤二千八百里，衡五百里，与旧日之福、兴、泉、漳四府相直。距澎湖约二百里，厦门约五百里。其山起鸡笼，南尽沙马奇千里有奇。惟山西南二面沃野，自海至山，浅(31)阔相均，约各百里。”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糖米之货利天(32)下”，“沃饶甲于南服”，更具有突出的军事政治地位，是我国的海疆屏障。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二月，靖海将军施琅在《恭陈悌台湾弃留疏》中即强调指出：“台湾北连吴会，南接越峤，及江(33)浙闽粤之保障，弃之必酿成后患，留之诚永固边隅”，从海防的高度指出了保留台湾的重大意义。姚莹也曾总结道：“台湾自入籍以来，设立重镇总摄师干，俾以专杀之典伟东南延海数十郡，外藩日本荷兰(34)无敢窥伺者，台湾之功也。”

台湾一府五厅四县，有福建省泉州、漳州人，还有广东珠江三角洲、潮汕人，以及少数民族。由于漳泉潮粤番汉聚居，民番杂处，摩擦时常发生。“凤邑之民狡而狠，嘉彰之民富而悍，淡水之民涣，葛玛兰之民贫。惟台邑附郡幅员短狭，艋舴通商户多殷实，其民稍为纯(35)良易治，然逸则思滛，一唱百和”。如此繁复的杂处，非但台湾民与民之间矛盾丛生，而且使得台湾民与兵以及兵与兵之间都很难和睦相处，难免生隙。姚莹总结：“其人蕃庶强悍易动难静，归化百四(36)十年，乱者十数起，械斗劫掠比比有之。”因此，在台湾的举措设施都较为难办，对官员的要求也更高。

台湾作为我国东南海疆门户，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备受关注。早在明清之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日本等国就积极作为，图谋台湾；鸦片战争前后，英、法、意等新殖民帝国更是加紧步伐，为进一步的通过台湾进而侵扰我国东南海疆及内地而展开争斗。然而，自嘉庆以来，台湾地利尽辟，野无旷土，生齿日繁，民无余赀，情形已大不如从前，内乱时常发生，“台湾孤悬海外，南北绵亘千数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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