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三浦展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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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试读：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的《下流社会》一书面世于2005年9月，出版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销量便突破40万册，上市五个月竟令人惊异地增印了14次，累积销量直逼100万册，成为当时日本最畅销的书籍。如此众多的日本民众将目光汇聚于低收入、低消费的“下流社会”，人们不禁要问：在曾经号称“一亿人口中流化”的日本，中产阶级难道已经分崩离析？“下流社会”真的已离我们越来越近？

日本社会向来以中产阶级居多、贫富差距较小为傲，但《下流社会》的作者三浦展却有感于日本社会的个人收入、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愈来愈大，从而指出当今的日本正在从“中流社会”向“下流社会”转变。

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出生的所谓“新中间层”，眼下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但由“中流”上升为“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由“中流”跌入“下流”的却大有人在。换句话说，日本的中流阶层正在经历着一个“下流化”过程。而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的“下流社会”，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的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为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选择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三浦展一语道破了“下流社会”形成的背景。

从《下流社会》一书所提供的数据来看，日本在泡沫经济时代，个人年收入600万到1000万日元才算是中产阶级，而2004年个人年收入低于600万日元的已占日本纳税总人口的78%，更有37.2%的临时雇员月薪不到10万日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群年轻的创业者在网络科技、创业投资等新兴行业成功掘金，三四十岁便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他们个性极其张扬，生活极度奢华。因涉嫌做假账而锒铛入狱的“活力门”公司前总裁堀江贵文和靠网络拍卖起家的“乐天”社长三木谷浩史等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三浦展1958年出生于日本新澙县，从一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在PARCO公司从事市场信息杂志的编辑工作，担任过杂志主编，后进入日本著名的民间智库三菱综合研究所，1999年辞职创办了Culture Studies研究所，专门从事消费文化课题的研究，在家庭关系、青少年以及城市化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备受各界关注。《下流社会》甫一面世，也立即引起日本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大报纷纷刊载书评，称该书好似一条醒目的标语，令人们不得不直面正在悄然发生的社会变化。日本两大周刊之一的《POST周刊》和以世态分析见长的《SPA！周刊》则分别以《你也沦入“下流社会”！》《“下流社会”的脚步》为题，煞有介事地宣扬了一整套“下流社会”的处世之道。

这些媒体的评论普遍认为，通过《下流社会》一书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之后，为纾解泡沫经济遗留下来的1000兆日元财政赤字，采用了自由开放的小政府管理模式，令整个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如今的日本社会只容许少数富人或有才华的人成为赢家，其他出身平庸的人即使拿着贬值的学位，也都会被打入“败组”，就像多达500万人的自由职业者和至少60万人的“NEET族”（既不上学也不工作的特殊人群），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保障，也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不易积攒财富，所以才会贫者愈贫，翻身无望。

针对《下流社会》中对于日本社会阶层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冷峻分析，《读卖新闻》的评论认为，在少数IT精英和商界名流醉心于高档时髦的都市生活的同时，类似于喜欢在便利店里阅读廉价周刊的“散漫一族”这样的低收入人群正在不断壮大，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自由职业者的大军。《下流社会》一书揭示的正是中产阶级分崩离析之后，日本社会各阶层之间无法实现相互理解与沟通。用三浦展的话来说，那就是“井底之蛙”在不断增加。他借用养老孟司在超级畅销书《傻瓜的围墙》中的观点，指出因互联网而变得“缩小的世界”里不经意间筑起了一道“傻瓜的围墙”，人们只跟与自己相同的人来往，而将其他阶层的人拒之门外。《下流社会》谈的不是艰涩难懂的社会发展理论，而是以大量的调查资料为基石，以消费市场为切入点，完整地剖析了日本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及消费模式、思维差异。作者没有从主观臆断出发来评判“下流社会”的好坏，而是真实地、全方位地揭示这股社会的暗流，从个人认知的差异以及自我意识形态的滑落来探讨“下流社会”现象。

诚如三浦展在接受《读卖新闻》记者的采访时所言，对“下流社会”不能简单地以好或者不好来加以判断，但当时日本社会阶层的分化还只是处于开始阶段，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崩溃，各种社会矛盾也将接踵而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下流社会”的现象已非个别发达国家所独有，下流阶层的出现对于任何向往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其实都是灾难，因而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如何应对社会结构的失衡、如何消除贫富分化，也许会成为一个旷日持久的系统工程。前言你属于下流阶层吗？

首先，让我们来做一个关于“下流指数”的小测试。在以下12个项目中，如果你的实际情况与其中一半以上项目相符合的话，那么，你就已经属于下流阶层的一员了。

1．年收入不足自己年龄的10倍

2．不考虑将来的事情，快快活活地过好每一天

3．觉得人应该活出自己的色彩

4．期望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想虚度此生

5．事事嫌麻烦、不修边幅、生活不规整

6．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

7．生性朴实，不喜欢标显、不出众

8．服饰不追逐流行而是展现自我风格

9．觉得做饭吃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10．经常吃零食和快餐

11．待在家中玩一整天电脑游戏或上网而不会厌倦

12．未婚（男性33岁以上、女性30岁以上）

下流阶层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阶层分化。收入的两极分化，导致学习机会以及学习能力的不平等，结果，社会阶层之间的互换流动性越来越差，社会阶层分化形成固定化的倾向，同时不同阶层的“期望差距”也日益扩大，最终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集团而催生了下流阶层。近年来，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发表了不少结果类似的研究报告。

这一倾向充分说明，今天的日本正在从“中流社会”向“下流社会”转变。  从“中流化”转向“下流化”

自战后的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半期，日本经历了一个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如本书后面还将论及的，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日本还是一个由极少人数的上流阶层（不工作却能够维持富庶奢侈生活的地主、资本家等富人阶级）与人数众多的下流阶层（无论怎样辛勤劳动也摆脱不了贫困生活的穷人）所组成的等级化社会。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出现了一些被称为“新中间层”的社会阶层，并且逐年增多，主要是那些工薪阶层，他们虽然并没有太多的个人财产，然而收入却年年增加，使得他们拥有一种生活水平能够不断向上提升的期待。在这些新的中间阶层当中，从“下流”上升至“中流”的人数增加尤为可观，故此整个社会呈现出“中流化”的倾向。

可时至如今，由于前面所述的社会等级分化，这部分中流阶层正在日益减少，逐步两极分化成上流阶层和下流阶层。自然，虽说是向两极分化，但由“中流”上升为“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由“中流”跌入“下流”的却大有人在。换句话说，日本的中流阶层正在经历着一个“下流化”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下流阶层”并不是指平常意义上所称的“下层”。因为说到“下层”，一般是指那些吃了上顿顾不了下顿、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弱势人群，的确，类似这样的人群近年也有增加的趋势，但本书所探讨的“下流阶层”基本上相当于“中流阶层中的下层”。这类人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与真正的中流阶层相比却仍然缺少些什么。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电视机的话是够不上中流阶层的，但是现在，即使下流阶层的家庭照样可以拥有DVD、电脑等家电产品，因此单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下流阶层是绝对称不上贫困的。

那么，下流阶层缺少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便是一种生活的热情。简言之，对“中流”缺少意欲的人，从“中流”中脱离出来的人，或者从“中流”跌至更低水平的人，统统应归为下流阶层。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多处使用“上流”这个词，其含义也应专指“中流阶层中的上层”，而非指那些饱食终日，仅仅靠利息、红利便可过着安逸生活的富人阶级。  欲望低下、能力低下者即“下流”“下流社会”又是指什么样的社会呢？在具体描述之前，有必要比较详细地了解一下国民生活的概况，尤其是必须了解国民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样式。

不过遗憾的是，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所进行的阶层研究中却罕有关于消费的专门研究。鉴于此，笔者将根据2004年11月和2005年5月所进行的独自调查，来对阶层意识中的消费行为的差异进行分析。本书从第三章起，将对上述调查结果进行概略的介绍，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目前年龄约三十多岁、被称为“团块次代”的这一代年轻人中所显现出来的“下流化”倾向。

由于这一代人群人口众多，他们如何行为，其社会意识如何，对于社会及消费的发展趋势必将产生莫大的影响。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一世代中，尤其是在这一世代的男性当中，生活水平居于“中下流”或者“下流”的人数特别多。

阶层意识不单单是由一个人的收入以及资产等所决定的，它还取决于这个人的学历、职业等因素，而且不仅仅受到个人收入、资产、学历、职业等因素的影响，它还受到父母的以上诸因素的影响。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调查结果还显示，个人的性格、价值观、兴趣、幸福感、家庭关系等也深深地介入到阶层意识的形成过程中。

本书一开头的“下流指数测试”正是基于这些调查结果而设计的。从测试所包含的项目中也可以看出，所谓“下流”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其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也全都较之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是对于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其结果直接导致收入很难得到提高，单身的比例也极高。在这类人群中，疲疲沓沓走路、松松垮垮生活的人不在少数，因为这样的生活态度毕竟来得轻松些。

团块次代是日本进入中流社会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因此自团块次代以后的世代都没有目睹过悬殊的社会贫富差异。在都市郊外的新兴住宅小区里，年龄相仿、收入相近的人，居住在式样雷同的房子里，开着相似的汽车，所有人看上去都差不多，一副小康即安的样子，而这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而从根本上就缺乏从“下流”向“中流”提升自己的志向，从“中流的中层”向“中流的上层”靠拢的意欲也极其淡薄，甚至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会不会从“中流”跌至“下流”。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起来的。

为什么人类要不断攀登险峰？是因为期待着险峰之颠有令人惊奇的美景。倘若已经攀登至七成的高度，并且明知险峰之巅根本没有什么美景，而七成高度的地方却是山花烂漫、乱云飞渡、美不胜收，那么谁也不愿花费气力去攀登峰顶。下流阶层的不求上进就跟登山是一个道理。

如今，廉价商店里以低得令人讶异、不禁怀疑自己眼睛的低廉价格出售各色商品，名家演奏的古典音乐名曲CD只售100日元。这样的时代，松松垮垮照样能够生活，努力工作的人却可能会被讥讽为傻瓜，因此，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松松垮垮地生活着。

然而，以团块次代为中心的年轻世代今后将继续生活下去的这个社会，已经与以往的社会迥然有异了。同一届大学毕业的人，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刚过三十来岁收入差距却已经成倍拉开了。说得极端些，现在的社会只有少数的企业精英分子，却拥有大量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打工者、失业者以及无业者。当整个社会形成一股上升气流时，即使个人缺少上升意欲，也可以在不知不觉间随大气流一同上升，而当整个社会不再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只有上升意欲极其强烈并且拥有一定能力的人才能最终得到上升，不具备上述动力的人便只有跌落了。

面对这样的时代，年轻的世代其价值观、生活、消费今后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便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课题。  关于世代用语的界定

本书主要是从世代的角度来分析社会阶层的问题，故将有关世代的用语在此先作一界定。“团块世代”

一般作为第一次育婴潮世代的同义语而使用，狭义上指自1947年至1949年每年新生儿高达270万的这三年中所出生的约861万人，广义上有时也指自1945年至1952年前后出生的人群，即日本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年当中出生的人群。假设从1947年算到1951年，出生人数共1253万人，现在仍有1087万人在世。但在本书后面将要叙述到的调查中，只以1946年至1950年出生的人群为调查对象（参照三浦展著《团块世代综述》）。“团块次代”

一般作为第二次育婴潮世代的同义语而使用，即指1971年至1974年间所出生的人群，当时每年约有200万新生儿出生，4年间共出生约800万人。这一代人很容易因望文生义而被误认为是团块世代的下一代，但笔者根据厚生劳动省发表的“人口动态统计”，证明第二次育婴潮世代的父母亲多数并非团块世代，故而给这一世代起了一个名字：“伪团块次代”，但在本书中仍沿袭社会的一般称呼，将自1970年至1974年前后出生的人群称为“团块次代”。不过，在后面将要叙述到的调查中，则是以1971年至1975年出生的人群为调查对象（参照三浦展著《1400万人的团块次代将成为市场中核》）。“真性团块次代”

笔者依据厚生劳动省发表的“人口动态统计”，析出了团块世代所生育子女比例最高的世代，即1973年至1980年出生的人群，这些人群中有超过50%以上的人为团块世代的下一代，因此姑且将这一世代称为“真性团块次代”。笔者还注意到，团块世代的男性所生育的下一代尤其集中在1975年至1979年间，因此这一人群可谓是最名实相符的“真性团块次代”（参照三浦展著《无房一代》）。“新人类世代”“新人类世代”是一个在人口学意义上无法定义的世代，即使是在一般意义上，也不存在一个内涵清晰的界定。最早提出这个名称的应该是笔者曾经供职过的PARCO公司所属的市场营销杂志《ACROSS》，在它的1984年第6期中，将1968年前后出生的人群称为“新人类”，从此得名。现在，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笔者将新人类世代定义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出生的人群。一般社会学家将1955年至1973年这段时期称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笔者建议将其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表至达成的1960年至1968年间出生的人群定义为新人类世代，换句话说，新人类世代是在日本经济发展最为迅猛时期出生的世代。后面所引用的调查则以1961年至1965年间出生的人群为调查对象（参照三浦展著《新人类，做父母！》）。“昭和初年世代”

昭和初年世代指的是昭和元年至昭和九年（1926—1934年）出生的人群，1955年至1973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他们正值20—40岁，不仅见证了日本的经济腾飞，也是支撑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坚力量。新人类世代则是昭和初年世代（尤其是男性）的下一代。后面所引用的调查以1931年至1937年出生的人群为昭和初年世代的调查对象。  本书所援引的调查概要说明昭和四世代欲求比较调查（以下简称“欲求调查”）调查日：2004年11月12日（星期五）—30日（星期二）调查方法：寄送问卷法（问卷回收与一部分面对面访问并用）调查对象：东京都及周边三县居住者共计800名，下记世代各200名1931年—1937年昭和初年世代出生人群1946年—1950年团块世代出生人群1961年—1965年新人类世代出生人群1971年—1975年团块次代出生人群问卷发放方法：根据2003年1月（千叶县为4月）各都县发表的男女各年龄组的人口，从上述各都县中抽取样本问卷回收数：共寄送1150份，回收929份，其中有效问卷861份，从中从各世代组各随机抽取100名调查实施者：（株式会社）Survey Research Center统计分析：（株式会社）e-FALCON调查策划及组织实施、综合分析：Culture Studies研究所第一次女性阶层化调查调查日：2005年5月18日（星期三）—22日（星期日）调查方法：网上在线调查调查对象：东京都及周边三县女性居住者共计2000名其中：18—22岁　500人    23—27岁　500人    28—32岁　500人    33—37岁　500人调查对象选取方法：将东京都及周边三县划分为6个地区：东京都市中心23区、东京郊区、横滨及川崎市、神奈川县除横滨川崎以外的地区、埼玉县、千叶县，根据平成十二年（2000年）10月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推算出6个地区上述各年龄段的居住者人数比例以及6个地区的未婚率和已婚率，按照其比例选取上述各年龄段的调查样本数。同时，参照Attractors Lab株式会社“日本未来人口推计”（2001年推计）的数据，假设23—27岁的未婚率为3%、28—32岁的未婚率为5%、33—37岁的未婚率为5%，各年龄段的未婚率都呈上升趋势，因而对各年龄的调查样本数进行了微调。调查实施及统计分析：（株式会社）Think To调查后援：（株式会社）读卖广告社调查策划及组织实施、综合分析：Culture Studies研究所第二次女性阶层化调查调查日：2005年6月21日（星期二）—26日（星期日）调查方法：网上调查调查对象：东京都及周边三县女性居住者共计600名其中：18—22岁　150人    23—27岁　150人    28—32岁　150人    33—37岁　150人调查对象选取方法：同第一次调查调查实施及统计分析：（株式会社）Think To调查后援：（株式会社）读卖广告社调查策划及组织实施、综合分析：Culture Studies研究所第一章从“中流化”转向“下流化”  40%的人群将沦为下流阶层？

现今，日本的贫富分化正在拉大，有人预测今后还将更加扩大。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收入再分配调查”，收入的基尼系数（测量社会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如财富分配平等基尼系数趋近于0，财富分配不平等则趋近于1）从1999年的0.433上升至2002年的0.498（见表1-1）。而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即意味着国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三集中在四分之一的高收入人群身上，现在的日本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处于这样的状态。经过社会保障体系再分配之后的基尼系数日本为0.322，美国为0.368，英国为0.345，法国为0.288，瑞典和德国均为0.252。同以上几个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贫富差距更加接近美国和英国的水平（见图1-1）。表1-1　收入再分配的收入差距纠正效果（基尼系数）（注：1999年以前的实物支付仅有医疗一项，2002年则包含医疗、护理、保育）资料出处：由厚生劳动省进行的“平成十四年度收入再分配调查”图1-1　收入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之国际比较（注：上图中日本为等价再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其余国家则为等价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资料出处：日本的数据引自平成十四年（2002年）收入再分配调查结果（厚生劳动省），其余国家的数据引自Luxemburg Income Study

此外，从经济学上来分析，近年来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据说主要在于因为高龄者日益增多，而引入成果主义对30—50岁年龄段人群的影响尚未得到确认（参照大竹文雄著《日本的不平等》）。与高龄者的收入差距相比较，成果主义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往往只限于大都市圈民营企业中的白领阶层，因此从整体来看其影响并不显著。

但事实是，对大都市圈民营企业的白领阶层来说，成果主义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已经开始拉大了，并且毫无疑问今后还将继续扩大。  进行式中的年轻人群“下流化”

阶层分化问题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佐藤俊树曾将男性在职者的收入划分为4个梯级，将其阶层意识划分为“上”“中上”“中”“中下”“下”5个梯级，分别调查其对于自己的阶层归属感。1975年各个阶层在阶层意识上无甚差别，50%以上的被调查者都回答“中下”，但到了1995年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收入最高、占全体20%的人群中有50%回答自己属于“中上”（参见佐藤俊树著《00年代的社会等级差别游戏》）。

由此，笔者以为完全可以做这样的假定，即今后全体日本人中的10%~20%——即使取中间值也有15%的人群——会认为自己不再属于中流，而属于中上流阶层。图1-2　中流意识的变化（注：1962年1月及1963年1月的调查中没有进行此项提问。1967年2月—1969年1月的历次调查中调查对象为家庭户主和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员）资料：内阁府《日本生活世论调查》

为了验证这一假定，让我们来看一看内阁府的“国民生活意识调查”（图1-2）。可以看出，近年来国民的中流意识的确发生了变化。关于阶层意识的访问题目是：“你的生活水平与社会上一般人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对这一问题，回答“中”的人数比例1996年是57.4%，而2004年则减少至52.8%；反之，回答“中下”的人数比例则从1996年的23.0%增加至2004年的27.1%，回答“下”的人数也从5.2%微增至6.5%，“中下”与“下”两者合计从28.2%增加至33.6%。

无疑，“中下”和“下”的人数现今仍然在增加。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也曾出现过“中下”及“下”的人群显著增加的现象，不过当时“中”的人数却没有较多增加，“中上”的人数也几乎没有变化。例如1987年回答“中”的人数为52.5%，与此相对回答“中下”的人数增至30.0%，同时回答“下”的人数为7.1%，后两者相加合计有37.1%，比2004年的比例还要高，但当时回答“中上”的人数却只有6.9%。1987年至1996年期间，“中”由52.5%增加至57.4%，“中上”也由6.9%增加至10.8%，相反的“中下”则由30.0%减少至23.0%。换句话说，这十年间全体国民都具有较为强烈的上升意识。

到了1996年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的人数减少，“中下”及“下”的人数增多，同时“中上”的人数大体维持在10%左右不变。这是自战后以来首次出现的倾向，它说明并非是全体国民普遍具有下降意识，而应该认为，它说明了只有“中上”以上的人群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也从国民意识的角度印证了阶层差别的逐步扩大。  从中流化的“1955年体制”到阶层化的“2005年体制”

从上述意义上来讲，日本社会正处于一个剧烈转变的时期，即从战后的经济增长体制“1955年体制”朝着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进行转变。

所谓“1955年体制”，是指1955年日本自由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党派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后，形成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政治学中称之为“1955年体制”。“1955年体制”在政治上是东西方冷战时代的产物；在经济上则正好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相契合；而在消费方面，这个时期又是大众消费社会不断发展，中流社会逐渐扩大的时期。换一个角度讲，所谓“1955年体制”也可以理解为是这样一种体制，即对于社会积聚起来的财富，不再只由少数资本家阶级、权力支配阶级独占，而是让更加多的国民来参与进行平均分配，从而构筑一个中流人群占大多数的社会。也就是说，“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是全社会所有人群的“中流化”。

让我们再来看看前述的“国民生活意识调查”。1958年，“中下”与“下”的回答者合计共49%。

195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年中，东京塔建成，“美智子热”狂卷日本，富士重工的“斯巴鲁360”甲壳虫家庭轿车、本田技研的“超级幼兽”摩托车、日清食品的鸡味拉面等相继面世，让人真真切切看到了一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的到来。

到了1973年仅“中”的比例即达61.3%，短短15年时间，日本已经从一个等级悬殊的社会转变为贫富差别不甚明显的中流社会，超过60%的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

然而，2005年以后的日本社会预计将不再会有较大的经济增长。对于大部分国民来说，虽然期盼着尽快摆脱经济不景气，并且消费欲求不低，但有消费欲求并不意味着追求阶层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经济的增长，因为占社会大多数的人群都是中流阶层，因此也催生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即不再谋求更进一步地缩小贫富差距（参见今田高俊著《后摩登时代的社会等级差别》）。

在这样的境况中，继续追求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追求社会所有人群“中流化”便失去了价值，于是人们开始追求对自己来说最舒适的生活、最合适的消费，这种新的价值观已经渐露端倪。正因为如此，评论家森永卓郎所著的《年收入300万日元的轻松潇洒生活经济学》一书大受追捧，畅销不衰（森永先生自身的年收入超过3000万日元，这似乎有点讽刺）。

人人以年收入700万、800万甚至1000万日元为生活目标的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至少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年收入300万日元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来，所以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当然，如果有人要追求年收入3000万日元，认为那样才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并且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动辄牟利数十亿，那也不关我的事情，别人喜欢不断提升自己的阶层则由他去好了，本人绝不妄加评论，只要我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有所保障就可以——这类人群的心理便是如此，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并无什么不当，并且也不想随别人一同再提高。

换言之，“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一亿人口中流化、平等化”的社会模式已经发生了动摇，转变为“阶层化、下流化”的新模式。

这种转变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潜移默化开始了，只不过当时还处在高消费社会阶段，取代“1955年体制”的新的社会模式尚未清晰地显现出来。而现在，随着经济不景气、高龄化、人口持续减少等社会结构性的剧烈变化，家庭、教育、雇佣等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的变化也渐次明朗，新的社会体制模式便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中流化”模式面临失效

如上所述，原先似乎坚不可摧的中流阶层呈现出了向“上”“下”两极分化的倾向。如果这种倾向是真实的话，那么收入差距一定也会对消费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中流化的时代，众多日本国民为了确认自己的中流阶层身份而抑制了某些消费。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象征着中流身份的某些商品会发生滞销，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滞销。

在中流化的时代，较之仅仅针对一小部分富裕阶层销售高档商品的欧洲模式，针对日益增多的新中间阶层以较低廉的价格销售优良商品的这部分销售额更为庞大，利润也更加高。

假设销售同样的商品，例如就以男性的西服为例，上流阶层（这里将“上”与“中上”合计为“上”）的经济实力可购买价格高达10万日元的西服，中流阶层的经济实力可购买大众化的价值7万日元的西服，而下流阶层（同样的，这里将“中下”与“下”合计为“下”）的经济实力则只能购买价值仅3万日元的西服。如果整个西服市场的规模为100万人，1958年“上”为3.6%，“中”为37.0%，“下”为49.0%（见图1-3），由于被调查者中含有未回答的无效样本，故合计不等于100。将数字略作调整使之合计正好为100，则“上”的比例为4%，“中”为41%，“下”为55%。于是有：

10万日元×4万人＝40亿日元

7万日元×41万人＝287亿日元

3万日元×55万人＝165亿日元

总销售额为492亿日元。图1-3　中流意识的变化之一（1958—1973年）资料出处：数据源自内阁府进行的“国民生活意识调查”，由Culture Studies研究所绘制

1973年进入到中流化社会后，“上”所占的比例为8%，“中”为64%，“下”为29%，则有：

10万日元×8万人＝80亿日元

7万日元×64万人＝484亿日元

3万日元×29万人＝87亿日元（注：小数点后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故合计不等于100）

总销售额为615亿日元。这主要是由于仅能够购买3万日元西服的下流阶层中有一大部分人上升为能购买7万日元西服的中流阶层，消费能力大大提高的缘故，因而总销售额增加了。

在这样的中流化社会发展趋势中，日本的家电行业、汽车行业、服饰行业以及其他所有行业的销售额都得到了惊人的增长。因此说，日本的企业擅长于生产制造面向中流阶层的商品，而却拙于生产制造面向上流阶层的商品。但由于整个社会的中流化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故此针对中流阶层的中流化模式势必将不再是唯一和有效的了。  针对上流阶层的销售需运用“上流化”的策略

但是，今后中流阶层的人数势将越来越少，倘使其中一部分人群进入上层的话，那么，专门针对上流阶层生产制造商品和销售商品的策略将尤显必要。

如前所述，1996年以后中流阶层的人数减少，下流阶层的人数增加，而上流阶层的人数基本保持不变或略有增加。我们假定到201×年，上流阶层的人数增加至15%，中流阶层的人数减少至45%，下流阶层的人数增加至40%（见图1-4），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

10万日元×15万人＝150亿日元

7万日元×45万人＝315亿日元

3万日元×40万人＝120亿日元

总销售额为585亿日元，较1973年时的中流化模式呈现减少的结果。不言而喻，这是因为中流阶层中人数有所减少而造成的，“中流”的销售额总共减少了133亿日元，而“下流”的销售额仅增加33亿日元。不过，“上流”的销售额却增加了70亿日元，几乎增加了近一倍。图1-4　中流意识的变化之二（1973—201×年）资料出处：数据源自内阁府进行的“国民生活意识调查”，由三浦展绘制，其中201×年部分由Culture Studies研究所绘制

然而，看看百货商店的实际销售数字可以发现，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几乎每年都比前一年有大幅的减少，其幅度远远不止是从615亿减少至585亿。这可能是由于通货紧缩造成的，原本能够购买7万日元商品的“中流”渐渐向“下流”靠拢，只能购买5万日元的商品了，这也就是一般所称的“优衣库现象”。

这样的话，实际销售额则为：

10万日元×15万人＝150亿日元

5万日元×45万人＝225亿日元

3万日元×40万人＝120亿日元

合计销售额为495亿日元，仅为1973年模式的80%。考虑到百货商店业的销售业绩比“泡沫经济”时代还要减少3至4成，因此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一模式。这其实是因为市场已经从“中流社会”向“等级化社会”或“下流社会”转变了，而生产者的生产制造模式以及商业经营者的销售模式却仍然停留在中流社会的模式上，以这种不变的模式来应对业已变化了的市场，销售额减少也是理所当然的了。简单来说，就是百货商店销售额的逐年减少，其实是从1973年模式向201×年模式转变失败的结果。

如果想使销售额回升，百货商店又该如何做呢？

倘若“中流”和“下流”都能恢复至购买得起原来价格水平的商品的话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但即使是这样，总的销售额仍然是减少的，因为“中流”的人数减少了。如果将“中流”的商品价格由7万日元提高至8万日元，将“下流”的商品价格由3万日元提高至4万日元，结果会如何？消费者会购买吗？显然是很困难的，且不说“下流”的人群很难接受，就是“中流”的人群其意识也已经下流化了，他们变得只愿意选购便宜的商品。

究竟应该怎样才能提升销售额？还不如提升“上流”的商品价格。假设将商品价格由10万日元提升为15万日元，则

15万日元×15万人＝225亿日元

5万日元×45万人＝225亿日元

3万日元×40万人＝120亿日元

总销售额为570亿日元，仍然未及1973年模式的销售额。如果想要超过1973年模式的销售额，必须设法使上流阶层的消费者能够购买20万日元的西服（或者购买2件价格10万日元的西服）。

20万日元×15万人＝300亿日元

5万日元×45万人＝225亿日元

3万日元×40万人＝120亿日元

合计销售额为645亿日元，如此方才能够超过1973年模式的销售额。可见，要将中流阶层人数减少所造成的销售额减少部分弥补回来有多么困难。  从1955年的“皇冠”到2005年的“雷克萨斯”

我们注意到，向15%的上流阶层消费者销售价值15万日元的西服的销售额，与向45%的中流阶层消费者销售价值5万日元的西服，其销售额完全相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人口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而商品单价为后者的三倍，自然销售额等同。显然，从利润的角度来讲，针对上流阶层进行销售所获取的利润要多得多。如果上流阶层消费者每人购买20万日元的商品，则合计销售额总共多出75亿日元，这75亿日元恐怕都是纯利润吧（见图1-5）。图1-5　假设向100万名男性销售西服……

在中流阶层人数逐渐减少的大趋势下，以中流阶层为消费的主要目标群并非最佳策略，而必须进一步瞄准上流阶层人群，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扩大销售额并且创出利润。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进入到这样的时代了。如此，从中流社会向等级化社会（即下流社会）的转变，使得原先的生产及经营模式失效，因而不得不探索和适应新的模式。

然而，日本的企业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整个体系都围绕着一个固定的模式运作，这个模式只是为了数量庞大的中流阶层生产和销售大量的商品，人们可以看到日本企业中的生产流水线都是按照这样的模式设计和设置的，加上企业员工人数过多，因而只能追求低利润率以保证扩大销售。

随着社会等级化的进一步加速，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将目标消费群锁定在“中流”的人群身上，并为此目标而大量生产，必须要采取新的战略，例如针对上流阶层的消费者就必须要有适合“上流”的专门商品。

过去，以“中流”人群为目标消费群确实能够实现销售额及利润的最大化，因为向“中流”的人群销售10万日元的商品，假设转向“上流”人群却要实现同样的总销售额，就必须销售出80万日元的商品，这在那时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今后，只需针对“上流”人群销售30万日元的商品，就可以实现同样的总销售额，况且利润率会更高，而这样做却将变为可能。丰田汽车公司于2005年8月起开始生产和销售的“雷克萨斯”高级轿车正是这一战略的产物。2003年改装后重新营业的伊势丹百货绅士馆也大胆地迈出了高级化路线的一步。在此之前，百货商店的男士服饰铺面简直就是专为中流阶层的科长、部长们而设计的卖场，伊势丹绅士馆的改装可以说是在瞄准“上流”人群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差别化。

丰田汽车公司的“皇冠”轿车推出于1955年，与“1955年体制”同时登场，其后，从“花冠”到“光冠”再到“皇冠”，丰田汽车公司成长为一个产品线丰富的大型企业，其产品的逐步升级也正好为当时的阶层上升提示了一种经典的消费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冠”轿车可以说是日本“一亿人口中流化时代”的一个象征。

如今，丰田汽车公司却专为一小部分富裕阶层推出了“雷克萨斯”高级轿车，毫无疑问，它不可能像“皇冠”车那样畅销，因为现在已经是“2005年体制”的时代了。第二章阶层分化导致消费人群的分化  阶层化社会的价值观

如果第一章中论述的阶层分化日益扩大的话，国民势将日渐分化成数个各不相同的阶层集团。以此作为前提，我们还可以得出以下的假设：

1．具有阶层上升志向的人群较之以前有所减少，反之重视个人兴趣、NPO（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活动、志愿者活动超过重视工作和金钱等的人则有所增加；

2．在阶层上升志向不甚强的人群中，不进入企业正规就业，而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选择更加自由的工作形式的人将越来越多；

3．依然有一定的人数像以前一样仍然怀有较强的阶层上升志向，特别是女性中怀有阶层上升志向的人还有所增加；而阶层上升志向较强的人群，大多选择进入重视个人绩效的薪资体系工作，例如外资企业或是高风险的新兴创投行业，以获取更多的劳动报酬；

4．期望依靠丈夫的经济实力而跻身较高阶层、成为专职主妇的女性依然有着相当的数量。  女性的分化

根据上述前提，我们以是志在提升自己的阶层还是只想维持现状，是重视职业还是重视个人的兴趣（女子则是重视职业还是志在做一名专职家庭主妇），作为两个坐标轴来分析男性与女性分别是如何分化的，当然只不过是假说性质的。

上世纪80年代前期，女性的生活方式以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最为典型，俨然是多数派。但随着1986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后，从事和男性一样的工作并且获得较高薪水的女性多了起来。另一方面，以自由打工者或派遣雇员的形式从事各种工作的女性也有所增加，不愿结婚的女性也开始增多。女性的生活方式着实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女性日渐分化了。

让我们尝试着用图示来描述女性分化的现状（见图2-1）。

以下关于男女消费者的描述未必全都是根据调查数据进行划分的，只是笔者基于自己多年的市场研究经验以及调查访问而归纳出来的，其中部分则在某种程度上，有第三章以后所介绍的调查数据可资佐证。图2-1　女性的分化资料出处：Culture Studies研究所绘制（1）专职家庭主妇型

在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前，真正能够成为专职家庭主妇的，只限于一小部分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女性。但自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一直到80年代，由于只要与普通的工薪阶层男性结婚，便可以保证具有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并且有望不断提升，因而渴望成为专职家庭主妇的女性人数大增，几乎涉及分布于各阶层的全部女性。

事实上，在《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以前，从高中或是大专毕业后进入企业，以“办公室里一朵鲜花”的形象给男性同事做些事务性辅助工作，然后遇到一个对自己一见钟情的男性，称心如意地结婚、退职，这便是许多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生。但是《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以后，女性读完四年制大学，毕业后进入企业与男性从事同样工作的生活方式受到鼓励，而专职家庭主妇的生活方式则因完全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失去了其独立性，故而在一段时期内饱受微词，甚至被少数人蔑为“傻瓜”。午后在青山大街上悠闲散步的有钱人家的主妇

政府取消了被认为是鼓励女性甘当专职家庭主妇的配偶补贴，税收调节部门内甚至还出现了“专职家庭主妇是缺少生活热情的寄生虫”这样的论调，因而近年来专职家庭主妇的名声不太好。尽管如此，对于女性来说，进入富裕家庭当个专职家庭主妇至今依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何况经济久久摆脱不了不景气的窘境，收入增加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现实境况中，人们对未来的富庶安逸的生活越来越不抱奢望。因此，专职家庭主妇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女性的自身价值，是确保生活稳定的一种最具有战略性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名古屋富家媛”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原因便在于此。她们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或其他富庶家庭的子女，毕业于著名好大学或大专院校，凭借家庭的关系进入大型企业就业，也有的则在家帮助母亲从事家务，白天同母亲一起优雅地上街购物或研究食谱。她们的父母亲和她们本人一样，将能够维持当前的等级阶层和目前的生活水准，甚至有可能向上更提升一步的婚姻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消费方面，无论是汽车、住房还是时装、家居布置等，在所有方面都具有强烈的高级志向，唯高档是取。为了提高修养，维持当前的等级阶层，她们还在资格考试、英语学习等方面开销甚巨。当个家庭主妇也难如愿

然而，能够令女性真正成为专职家庭主妇，换句话说，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让女性毫无顾虑轻松辞去工作，并且今后仍有潜力使收入不断增加的高收入男性越来越少了。正如庆应大学樋口美雄教授所指出的，由于男性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并逐渐固定化（参见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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