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国威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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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试读：
文前辅文
先秦儒者、古希腊哲人直面天地大块，思索无极自然。东贤西哲虽相隔万里，所论却似曾相识。此丛书的标志预示着“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丛书”将冲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从互动中来理解历史，从更加广阔的视域，探寻东西文明间的互动与共生规律。
Despite the geographic distance，the philosophies of ancient China and Greece present similar views on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cosmos. This implies that any approach to an historiography of all civilizations naturally spans all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borders. Our Studies of Global History and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s Series takes readers on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across East Asia and beyond. Each volume is placed in an historical context that emphasizes the ideals of East-West interactions. Thus，the logo expresses exactly our attempt to draw a new outline of history as a continuous change emanating from inter-and transnational correlations.
总序
一跟以往分裂来研究世界各个部分以及不同领域的世界史相比，全球史研究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全球史学科的观念，同时也打破了在东亚史和世界史之间的学科界限，从而将东亚历史纳入到全球史之中进行整体研究。
大航海以来，欧洲习惯于将自身的利益通过国家或宗教的意识形态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是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贸易。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使得世界资源得以重新分配，欧洲的技术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得西方国家通过签订各种合约确定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对于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扩张来讲，世界仅仅是一个海外的存在而已。全球史学科的建立，在于以跨文化互动的发展，来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论点。以往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作为其他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尺的做法，已经被当今学界所摈弃。作为全球史之父的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1917—2016）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1]动力”，因为特别是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与交往，往往会引起对很多约定俗成惯例的调整和改变。历史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外来者的交往而引发的，也正是这一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ecumene）的形成和发展。霍奇森（Marshall G. S. Hodgson，1922—1968）甚[2]至认为，“西欧的演变取决于欧亚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
全球史的理念超越了以往人们看待世界和空间的方式。尽管现代性产生于西方，但却是在西方与其他异质文明的接触中产生的。芝加哥大学的德裔欧洲史教授盖耶（Michael Geyer，1947—）和芝加哥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布莱特（Charles Bright）甚至认为，“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非西方国家，才是产生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源泉，正是它们在一体化进程中让世界逐渐融合，而世界各地区的[3]历史也因此同世界历史产生了关系”。
作为方法论和研究领域的全球史实际上是一个上位的概念，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广阔学术空间，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穷尽这之中的所有学问。目前我们仅仅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全球史与东亚的各个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整合，以期能够出现一些全球史与东亚的研究新成就。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这一题目，并非某一学科的某一人可以从事的专业，它必然是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学者积极参与及密切互动的结果，同时它也必然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初见成效。二
东亚文化交涉学是关西大学研究团队提出的重要学术概念。之所以使用“交涉”，而不是“交流”，是团队将自己的研究特色定位于：越境、互动、周边和中心的互视。2007年6月，关西大学历史、思想史、东西语言接触研究的学者共同申请的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基地（ICIS）的计划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批准。同年10月的成立大会上，余英时（Yu Ying-shih，1930—）教授在主题报告中精辟地论述了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和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的文明论，并指出文化交涉学的建构以及为了推动相关研究而设立的东亚文化交涉学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2009年6月，东亚文化交涉学会（Society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SCIEA）正式在日本大阪成立。学会的宗旨是为了对东亚内部文化的形成、接触、冲突、变迁、融合等现象进行动态的把握，并且综合多种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对文化交涉的形态进行多方位的阐释，以推动东亚各国学者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为目的。
在学术研究方面，团队学者主张，应力求研究活动拥有全球化视野和创造性。学会虽然将研究对象设定在“东亚的文化交涉”上，但也包括“东亚范围内的东西文化交涉”和“东亚各地域间的文化交涉”两方面。同时在对该文化交涉的实际特征进行分析时，将超越、突破两个国家或两个地域之间的所谓“一对一”研究的局限，尽可能地灵活运用多国间或者多地域间的“多对多”研究的方法。那种以国家、文明或陆地空间为标准的地域划分，并不能构成今天学者研究的[4]界限。三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人文学科的整合研究，已经成为趋势。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全球转向”（global turn）展现了作为全球史观和研究对象的全球史：前者是一种历史研究及历史书写的新视角、新方法，从整体观和联系观来编纂宏观世界史或考察微观个案，或者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来看待一些跨国历史现象；而后者则是研究领域和历史学分支学科——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历史研究。全球史和东亚文化交涉学希冀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以整体观的大视野，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景之中来予以理解和考察，突破以往人类认识的各种中心主义偏见。“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丛书”（Studies of Global History &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计划收录以上述背景为研究立场和方法的全球史和东亚文化交涉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从根本上来讲，全球史与文化交涉所强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丛书”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是对大航海以来东亚与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形成的互动情况的考察。除了通史性、区域性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的著作外，这套丛书也涵盖世界与东亚文化的专题性研究，其中包括：贸易史、移民史、传教史、语言交流史、知识迁移史、科技史、疾病史、概念史、翻译史、留学史等内容。之所以有这些专题，是与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问题史学”相关的，年鉴学派强调“分析”、“提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刘新成列出了西方全球史学者所表达的互动模式的八种形式：1. 阐述不同人群“相遇”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 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3. 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 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 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7. 生态史、环境史研究；8. 探讨互动规律与[5]归宿。上述全球史与东亚的专题都可以归纳到刘新成所列的互动模式之中。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Jerry H. Bentley，1949—2012）就认为世界史（全球史）所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物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迁移、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6]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东亚的文化发展的历史，是既有自己的独特传统，同时也通过东亚内部以及与世界的交流和互动而不断创新和突破的历史。正是通过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的研究，才能看到今天的东亚文明是与不同文化交流的结果，并揭示出东亚文化的全球性意义。
这套丛书所关注的是大航海以来的欧洲与东亚的文化交流，即便涉及古代东亚历史、思想、宗教、文化的内容，也是在西学思潮影响之下的再阐释或重构。东亚思想由于脱离了原有的情景和脉络，在新的语境中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新的阐释和理解。任何思想都有其滋生和发展的社会和学术土壤，这一土壤发生变化显然会产生“橘枳之变”。任何的问题意识都是基于时代和环境的刺激而生发出来的思考。正是由于融入了本国文化的脉络和情境，原本陌生的思想、概念在新的脉络下重新变得鲜活起来，继而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学者对东亚的很多研究都将东亚文化带入到他们的语境之中，这便意味着，经过这些学者们的努力，东亚文化超越了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时空，获得了另外的价值。
现由中日两所高校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与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院——携手合作推出系列丛书，目的是推动上述领域的成果出版，侧重方法论上的探索，促进学术资源的共享。入选的书稿计划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有日文也有中文著作，在于突显东亚文明形态的多元性特征。罗马时代的思想家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4—65）在《道德书简》（Epistulaemorales）中谈到哲学时说：Non in verbis，sed in rebus est.（Ep. 16）意思是说，哲学不在于耍嘴皮子，而在于实际行动。我们希望“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丛书”能真正为东亚的学术界带来一些改变。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李雪涛关西大学教授 沈国威2016年岁末于北京/大阪[1] 麦克尼尔著《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此处见第45页。[2] 霍奇森著《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43页，此处见第43页。[3] 盖耶、布莱特著《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202页，此处见第186—197页。[4] 如贝利爵士（Sir Christopher Alan Bayly，1945—2015）著《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的副标题“全球互动与比较”（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所示。Christopher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4.[5] 刘新成撰《在互动中建构世界历史》，载《光明日报》2009年2月17日。[6] 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第一章 汉语与二字词
我们首先对本书的书名略作说明。本书的“近代”与汉语史研究的断代不同，主要指19世纪。笔者认为，19世纪是前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演化的重要时期。至于“二字词”，汉语史研究中多称“复音词”，词汇研究的专书、论文也称“双音词”或“双音节词”。本书[1]除了引用外，一般使用“二字词”这一术语。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音节”一词作为语音学的术语使用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直至“五四”期间，讨论此问题只用“字”，而不用“音节”。二、与汉语不同，在日语、朝鲜语里，汉字和音节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本书所讨论的二字词化问题同时也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其他语言所存在的现象，这也正是下文标题中“我们”的意义所在。本书讨论的二字词化所涉及的二字词，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类是名词，主要表示新出现的事与物，这是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结果；另一类是同义词群内的新增成员，虽然有大量的名词，但更主要的是现代话语叙述行为得以成立的动词和形容词。前者是社会史、科学史、概念史乃至所有冠以“近代”的学术史研究的对象，笔者从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的视角，对此也有所探讨（参见书末参考文献）；后者是近代书写语言成立及言文一致相关研究的对象。就现状而言，研究成果还显薄弱，而本书的重点毋宁是后者。
第一节 我们为什么需要二字词？
现代汉语是从19世纪以前的近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其基本架构在直至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完成过程中，词汇体系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词语的二字化。二字化不仅仅限于词汇的层面，同时作为横跨语法、文体的现象，赋予了汉语最显著的近代特征。词汇的二字化为汉语带来了以下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
1. 谓词体词之间得以实现词性转换；
2. 促进了词缀及类似成分的发达；
3. 二字形式动词“进行、给予、受到、开始、结束、引起……”[2]，复合介词“关于、对于、基于、由于……”等的频繁使用改变了汉语传统的句子结构，促进了定语修饰部的复杂化；[3]
4. 二字词形式为学术用语体系的建构准备了必要条件；
5. 二字词提供了大量同义词、近义词，提高了汉语的表达性、描写性和精密性；[4]
6. 促成了基于言文一致的科学叙事的实现。
汉语词汇的二字化早在先秦已经初现端倪，晋唐的佛经翻译大大地促进了二字词的产生；始于16世纪末的耶稣会士的西书翻译，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主导的宗教的，或者世俗书籍的翻译以及汉外辞典的编纂，都催生了大量的二字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汉译日本书的影响下，二字词数量再次空前增长，最终奠定[5]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基本格局。二字词既然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发生的诱因、成词机制及形成的历史等就都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前辈学者如王力、吕叔湘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了词汇二字化的问题；50年代，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词汇二字化现[6]象已成为学术界持续性的关注点，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笔者近年的学术兴趣在于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的国语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在词语层面的各种反映，本书就是从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视角考察、解明现代汉语词汇二字化现象及其机理的一种尝试，也是笔者近期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一、汉语的演化与二字词
汉语为什么会发生词汇的二字化现象？最常见的答案是词汇二字化符合汉语发展的大趋势。王力指出：“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是循着单[7]音词到复音词的道路前进的。”这也就是说，由一字词到二字词的[8]变化是汉语“进化”的必然结果。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汉语二字词发生的一个高潮期，同时也是进化论学说在中国广泛流行的时期。人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力度的增加，新的事/物的不断产生，人类知识水平、认知能力的逐步提高，知识积累出现了飞跃，语言作为人类活动的交际工具也需同步发展。以汉语而言，中国社会的进步要求汉语在表达内容和交流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反映到词汇上就是二字词的大量增加。总而言之，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语言及其词汇也需要与时俱进。
最早从汉语历时“发展”的角度讨论二字词问题的是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博言科、师从日本国语学家上田万年，并且与章太炎有着师承[9]关系的胡以鲁。胡以鲁由日本回国后出版了一本被认为是第一部以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框架研究记述汉语的著作：《国语学草创》（1913）。《国语学草创》初印本几不流传，现在能看到的是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5月出版的重印本。刊登在《申报》上的广告词称：《国语学草创》：一册 四角五分
胡以鲁著 本书为日本帝国大文学士定海胡以鲁氏之遗著。胡君湛深语学，于二十年前首先讨论国语问题，实为国语书中第一部之创作。章太炎先生序文有“本之心术，比之调律，综之例证，证之常言，精微毕输，黄中通理”等语，推重甚至。惟坊间印本甚少，不易购得。版权自归本馆后，兹为第一次印行。研究中国语言学者不可不读此书。[10]
由此可知，胡以鲁去世之后其著作版权移至商务印书馆，由该馆[11]重新出版。其实最早刊登该书消息的是北京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的“书报介绍”栏对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有如下详细介绍：
书凡十一篇。（1）论纲。（2）说国语缘起。（3）国语缘起心理观。（4）说国语后天发展。（5）国语后天发展心理观。（6）国语成立之法则。（7）国语在语言学上之位置。（8）论方言及方音。（9）论标准语及标准读音。（10）论国语国文之关系。（11）论译名。“论译名”一篇，印书时未曾脱稿，别载癸丑甲寅间《庸言报》中。（？）胡君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专心研求各国古今语言文字，以为创造中华新国语之准备。不幸早世，致民国失一优秀人物，甚可惜也。是编所论，既不同于迂儒高远难行之说，尤非情钟势耀之流，专欲以北京方音为中华国语者，所可同年而语。书中要点，略具于章太炎先生之序中，[12]今录如次。章氏曰：“仰曾（胡君字）之言曰。中夏幅员辽阔，方语不能无小殊，犹南欧诸国同出罗甸，而言音往往别异，不失同归之道。所以发扬国语之长者曰，语言之成，无过‘综合’、‘分析’二端。以综合成名者，希腊、印度为最上。以分析成名者，惟中国为完备，西方英语亦近焉。故他国所云‘三性’，涉于宗教迷妄者，中国皆能廓清无余。其长一也。
婴儿之语，先动词，复名词，盖客体先现而主观次之，有从此例以成排列者，其语言皆非进化者也。上世国语，亦有次第颠倒者，若云‘室于怒，市于色’，‘野于饮食’，汉魏以来，涤除殆尽，而他国皆不能比。其长二也。
即音而存义者，地逾十度，时越十世，其意难知也。即形而存义者，虽地隔胡越，时异古今，其文可诵也。夫夏人之性，以保守名，然语言文字，赖此形象不易，得以通达，翻译训故皆省焉。不齐而理，至繁而简。其长三也。
若夫音以表言，言以达意，舍声音而为语言文字者，天下无有，宙合之文，皆谐声矣，虽中国固不能出此类例，是以六书胪陈，而谐声者什有七八。或云中国字皆象形，斯则诬妄之论已。”（章氏）又曰：“古之正音存于域中者，洋洋乎其惟江汉大鄂之风。其侵谈闭口音，宜取广东音补苴之，异时经纬水陆之交凑于汉上，语音旁达，天下为公。今者考文正读，宜逆计是以为型范。斯余畴昔所持论，而仰曾亦有取焉。”
观此所述，可以知是书之价值矣。胡君又谓，“苟教育普及，一般知文词之适用，而大思想家、大文豪如德意志加堆氏Goethe、西来而氏Shiller，其人者更起其间，以古语补今语之不足，以古语防外语之侵入，自成纯粹国民之文学，定言文一致之国语，此吾辈之所馨香祷祝者也。然是既不可旦暮遇，而谋教育之普及，又非从来国文所能奏其效。故吾辈权拟偶近于语言之‘质文’，以应义务教育之实用。”因定“质文建设案”，略谓质文应用文字，约二千字已足，定以今义，及今义应属之词品，与今语一般之语法，编为教科书。凡繁缛之称呼，（如足下，阁下，执事，等）无谓之区别，（如崩，薨，卒，不禄，等），但取常用之一，而废其余。陈语古典，概废不用。实字虚字，皆取言文相近者用之，
国音之须制定，国语之须创造，皆今日至要之务。而于言文一致之先，制作近语之文，以为过渡时代之用，藉以驱除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毒焰，尤为刻不容缓之举。胡君此书，陈义甚正，大足供参考[13]之资。
推介文称胡以鲁“不幸早世”，可知1917年5月1日前胡氏已经去
[14]世。推介文大段引用章太炎的序言，对胡氏的著作评价极高。其实章氏的序言中还有：[15]
而仰曾综贯大秦驴唇之书，时时从余讲论，独有会悟。今见其书，乃为比合音理，别其弇舒，音有难喻，以珊斯克利及罗甸文参伍相征，令古今华裔之声，奄然和会，斯治语学者所未有也。……余闻之，伟其比校中外，密栗邃深，以为江、戴、钱、孔诸儒亦既运而往矣。今异域交通，殊语瑰音，粲然毕效，继是以后，殚精穷贯，以为国语扬灵舒光者，非仰曾谁与赖焉？
等语，对胡以鲁的学识极为赞赏。《新青年》推介文最后两段更是谈及胡氏著作在以言文一致为特点的新国语建构的进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如何建立新国语是当时《新青年》上学术讨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同一期上还刊登了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等论文，均为新国语问题的重要文献。从《新青年》的推介可知，初版本于其时已（少量？）印行。不过1923年刊行的商务印书馆版（以下简称“商务版”）中并没有第一篇《论纲》（只有章太炎的序言），商务版中作为附录所收的《论译名》在初版刊行时也尚未收录。
继《新青年》之后，《大公报》也在1918年12月1日对胡著加以介绍：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胡君为章太炎先生高足，曾留学日本，通英德日三国文。是书本言语学原理，博征各国语言，上探我国古音韵及经小学源流，原原本本为我国学术界放一大异彩，为将来国语学者之[16]光导。论者谓其书价值尤在马氏文通之上，洵不诬也。）《大公报》的广告词称胡以鲁是“章太炎先生高足”，本书中很多学术观点也来自章氏。在进一步讨论胡氏著作之前，似有必要先对章太炎的学说做一番整理。
章太炎在其著作《訄书》“订文”及后附的“正名杂义”中对世纪之交中外翻译所引起的新概念剧增带来的词语问题做了专门讨论。[17]其主张大致如下：
一、词语日益繁复，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二、斯宾塞说：有语言，然后有文字，而文字始于图画，即图画简略为象形文字。但有图画无法表达的事物，“乃假同音之字以依托之，于是有谐声字，则西域字母根株于是矣。”而汉语采用的是文字孳乳的方法，几个意义不同的字具有相同的来源（同源字），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互相之间的关系已经模糊不清了。现在英语的词语最细密，共有6万词，各有自己的词义，互相不混淆；
三、《史籀篇》有9千字，《说文解字》亦9千字，自《玉篇》至《集韵》则不下2万字（重订本以后改为3万字，笔者注）。但是北宋以后，民众懒惰，口头上只用1千字，公文用2千字，文史书籍上用3千字，朝廷的赋颂中用4千字。以中国之大，民众之多，公文2千字怎么能够用？
四、现在各国互市，新器物、新概念日益增加。以区区2千字和英语的6万词相角力，差距这么大，只能牵强附会地译，困难之大，可以想象。
五、西方语言用“数声”（几个音节，笔者注）合成一个词，而汉语应对新概念的主要方法是造字。当然除此之外也有“若事物名号，合用数言”的情况，如“岁阳、岁阴；放勋、重华；冢宰、祈父”等都是二字合为一个称呼。这与西方语言中的“词”是一样的。现在一般使用的汉字虽然只有2千，由于有了二字合为一名的方法，用于公文的词可以过万，这才没有让使用者感到特别困难。但是对于经济学等新的知识，词语还是非常不够的。创作新词可以利用既有的语言资源，合称为一词，这样“数必盈亿”。
六、强借既有之字，命名新的事物，并不是好办法。
七、“有通俗之言，有科学之言，此文辞与言语不能不分之由。”如果不新造字，新增加的事物只能借用旧的名称，难于区分。需要造的字或成千上万，“择其要者，为之制字，则可矣。”
以上就是章太炎对如何应对新概念的主张。简而言之就是把希望寄予发掘汉字的古训和造新字上。章氏说：“译书之事，非通小学者，亦不为功。所以者何？通行文字，所用名词，数不逾万，其字不过三千而已，外来新理岂能以此包括？求之古书，未尝不有新异之名词，可相影合，然其所涵之义，究有不同。呼鼠寻璞，卒何所取？若非深通小学，何能恣意镕化？晋、唐之世，译佛典者，大抵皆通小学。……今则不然，略习制义程序，粗解苏、王论锋，投笔从戎，率尔译述。其文辞之诘诎，名义之不通，较诸周诰殷盘，益为难解。此新译诸书所以为人蔑视也。如上所说，则小学者非专为通经之学，而为一[18]切学问之单位之学。”
章氏发掘汉字古训及造字为新词的主张当然是走不通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胡以鲁是如何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框架下讨论这一问题的。商务版《国语学草创》共147页，卷首有胡以鲁小照及章炳麟[19]（太炎）撰于1913年1月的序文，卷末附论文《论译名》，全书章节如下：
第一编 说国语缘起
第二编 国语缘起心理观
第三编 说国语后天发展
第四编 国语后天发展心理观
第五编 国语成立之法则
第六编 国语在语言学上之位置
第七编 论方言及方音
第八编 论标准语及标准音
第九编 论国语国文之关系
［附］ 论译名图1-1 胡以鲁像
在第一编“说国语缘起”，即汉语的起源中，胡以鲁认为汉语词汇源于“同一声类”，指出“吾国语大抵单节音也。意有余而音不足，[20]故同一近似之语意，在字义有辨而语音同者甚多数也。”（25页）对于汉语这种“先天”的不足，胡以鲁在这本仅为9编125页的著作中专设两编，即第3编“说国语后天发展”（51—58页）、第4编“国语后天发展心理观”（58—63页），讨论以词汇二字化为中心的汉语发展问题。以下根据笔者的理解，对这两章的内容加以整理综述。
胡以鲁指出：汉语在发展的初始阶段，词汇在一字词和二字联绵词的范围内（即单纯词）进行意义的引申和分化。一字词和二字联绵词的语音形式简单，区别性弱，造成了大量的同义词和近义词。古汉语尽管有利用变音、变调对词义、词性加以区别的方法，但终究极其不便。词义在扩大的过程中，暧昧不清的概念随之混入。在文学文字受到社会推崇的时代，意义上的暧昧能产生含蓄、浑厚的效果，故沿袭至今。胡以鲁说：
吾国语词，世虞不足。然不足者用语耳，废弃语词保守于断简残编者固太多也。释故训三十余语为一意，方言之训亦以十计。是谅所谓八代方国之差异，非一时有如许同义语也。文人者起，集时地之方言为俪语，或以字形，或以意标，训别其义。如刻玉为〔瑑〕，刻竹为〔篆〕，合耦为〔逑〕，怨耦为〔仇〕，马之重迟者为〔笃〕，物之重厚者曰〔竺〕，文字上形式之区别，诚彰明矣。语言上形式之区别则无可辨。无辨而强以辨之，少数人之造作，非保守社会之所许。即行之不能远也。即方言而非方音，其形式之差甚辨。然苟非固有，亦不能得一般之同情。盖分担固后天之发展，而可以通用者即亦因陋就简通用之。烦琐之别，又非吾国语之所欲有也。狗有悬蹄曰〔犬〕，犬未成豪曰〔狗〕，乌白曰〔〕，霜雪白曰〔皑〕，玉石白曰〔曒〕。以吾辈观之，是殆皆方言之差耳。文人以之作概念之辨矣。然而辩于墨子者曰，〔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辩于孟子者曰，〔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可知矫揉造作，只是当时，已非一般之所认矣。盖言语固精神之产物而亦受辖于心理者，[21]非可以名理范畴制定之者也。
即汉语自古以来就有词汇不敷使用之虞，但所不足的是普通使用的词语。古代的文献（断简残编）中保存了很多已经废弃不用的（意义相同的）词语。例如《释故》里有30多个字具有相同的意思，《方言》中表示“大”义的竟有12个字。其实这些词语很多不过是文人把不同时代、地域的同义字汇集在一起而已，并不是某一个共时状态下真有那么多同义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文人们出于修辞上的需要，利用意思相近的字构成“俪语”（即并列结构的二字词，笔者注）。为此，文人们用字形或偏旁对字义加以区分。例如，刻玉是“瑑”，刻竹就是“篆”，都读作zhuàn；两性相好是“逑”，相怨是“仇”，都读作qiú；笨重迟缓的马是“笃”，重厚的物品是“竺”，都读作dǔ。这样做，字形上的区别尽管十分明显，但是完全不存在语言形式（声音）上的区别。胡以鲁指出这些词只是“方言”而不是“方音”，也就是说汉字并没有反映出语音上的地域性区别，字形的差别虽然很大，但终究不是语言原有的区别，没有区别而勉强加以区别，这是少数人的行为，所以不能得到语言社会的认同。这段议论是胡以鲁根据章太炎《訄书·订文·正名杂义》重订本的内容加以整理的。
胡以鲁反复指出，古汉语中同音异义、同义不同用法的词非常多，同音异义词的大量存在，势必损害口头语言的明晰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思想渐趋复杂，概念势必细分；事物多了，名称也就多了；科学进步了，术语也会增加。思想越复杂，表达思想的工具，即语言反而越要单纯（即由综合转向分析，笔者注），语言成分的分工也越要彻底。要对概念进行区分，词汇的数量就要增加。语言如果不能精确地指示概念，就失去了作用；语言不能表达思想，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语言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要对词汇的概念加以界定，使之相互有所区别；另一方面需要新词应对新出现的概念。那么如何增加语词数量？胡以鲁在第一编“说国语缘起”中就指出：“吾国语大抵一节，多亦不过二节。以有限之音声表丰富之思想，其间相应尤为微妙。”（9页）在第四编中又具体指出，古汉语词汇量的增加“终不外乎单节之语词，仍有限也”。古汉语“单节之语音又有所限，斯同音异义之语多而闻者又虞淆惑矣”，“盖数不足还而求诸容量者，亦势也”。意即，由于汉语音节数不足，同音异义词就特别多，在口头表达上就有混淆的可能性。要想进一步扩展词汇的数量，一字词是没[22]有出路的，只能诉诸复音形式（“容量”者即词的长度）。古汉语中有很多双声叠韵的联绵词，虽然也是二字形式，但有先天性的缺陷：[23]词义暧昧，不适用于非文学的语境。汉语需要用其他成分或方式构成二字词，而复合词就成了增加词汇种类、数量最有效的方法。所谓复合词就是词与词的结合，一字词意思不足时就添加其他成分予以补充，意义不确定时就加以界定。汉语有一个特点，即无词尾的形态变化，造词成分前接后续的结合比较自由，这种结合能够应对无限的意义概念。世界的语言中梵语最为丰富，汉语次之。梵语中所有的六[24]种复合词构成方式（六合释Shatsamasa），汉语都有。胡以鲁在书中所列的“六合释”的内容和例词如下：（1）带数释Dvign，即数词与实词结合而成的复合词：四海、十方；（2）有财释Bahuvrihi，以形容词作修饰成分的复合词，如以某种特点称呼其人的例子：苍头、方丈、近视；（3）限定释Determinativ，又称“依主释”，限定性的修饰成分和被修饰成分之间具有某种格的关系，但不需要使用前置词加以表示，如雪花的“雪”表示领属格；园丁的“园”表示方位格（住园之丁）；车夫的“车”表示宾格；（4）重复法Iterativ，即重叠造词，用法广，意义也较多。如来来往往、风风雨雨、唯唯否否等；（5）连置释Kopulativ，即“相违释”，以并列或对立的方式构成的复合词，前者有溪谷、典章、制度；后者有上下、尊卑、长短、轻重、缓急、存亡等。
胡以鲁没有谈及“邻近释Avyayi-Bhava”，即以副词为修饰成分[25]的复合词，“重复法”也不是六合释中的内容。关于重复法的作用，胡以鲁指出，汉语是“单节之语，语感Sprachsgefuhl有所不足，补是缺憾，乃延长其语音，或重复之以促相与语者之加意。故重复之法，见用尤多”。（56页）从胡以鲁提示的例词可知“重复法”只是语感上的改变，与实质性的词义增减无关。但是，胡以鲁对“连置释”则作了颇为详尽的说明：
连置释中有并立对立二法，要皆复合二语为一语词也。并立者，合同义之语即所谓俪语者为一语词。有如“溪谷”《广雅》释为山。[26]或合意义相近之二语为一语，别成一义。有如“典章”、“制度”[27]等。并立法亦然，“上下”、“尊卑”言序也。“长短”、“轻重”言度量也。“缓急”言告急之时，“存亡”言将亡之际也。要皆复合二语为一语词，融和其义使之浑厚，或急遽其义使之强烈，以促对话者之加意，或融洽二者别成一义以补语词之效用耳。语词复合法，亦吾国语后天发展也。[28]
连置释又作“相违释”，“相违”顾名思义就是不一致。“相违释”似可类比汉语的联合式构词法，但汉语的联合式有两种类型，即“并立型”和“对立型”。并立型在造词上的特点是“复合二语为一语词，融和其义使之浑厚，或急遽其义使之强烈，以促对话者之加意”；对立型在造词上的特点是，言及事物或状态的两个极端，总括指称全体，即“融洽二者别成一义以补语词之效用”。并立型只是同义或近义语素的重复，故与词义的增减、变化无关。在这里，胡以鲁再次提到了“俪语”。章太炎在《訄书·订文·正名杂义》重订本中增加了大量的篇幅专门讨论俪语的问题，胡氏显然是受了章太炎的启发。但胡氏的“‘溪谷’广雅释为山”似为笔误。章的原文是：
捶句皆双，俪辞是昉，察其文义，独多对待。然老云“为天下溪，为天下谷”，溪谷大同，《释水》：“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广狭之异。《释山》：“山谷无所通溪。”《说文》：“水出通川为谷。”此通塞之异。而《广雅·释山》则直云“溪，谷也”。故谓大同。……非有一训数文，亦不得为斯语矣。
章太炎在这里的主张的是，汉以后“俪辞盛行，语须耦对”，没有“一训数文”，也就无法造出俪语了。“溪谷”就是章氏举的例子之一。如书影所示，《广雅》在“释山”一章里言及“溪谷”，但并不是把“溪谷”释为“山”。关于“溪”、“谷”、“溪谷”等的意义，《辞源》（商务印书馆，2015版）的解释是：图1-2 “谿谷”书影
·谿：山间的河沟。同“溪”。也作“磎”。说文作“谿”。《广雅·释山》作“豀”。《左传·隐三年》：“涧谿沼沚之毛。”注：“谿，亦涧也。”亦指无水的山沟。《吕氏春秋·慎行》：“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虽悔无及。”注：“有水曰涧，无水曰谿。”（《辞源》，3857页）
·谷：两山间的夹道或流水道。《诗·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辞源》，3855页）
·谿谷：山谷，沟壑。《文选战国·楚·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浸淫谿谷。”（《辞源》，3857页）“谿谷”不是“山”，而是山间的沟壑、河沟，与“谿”和“谷”意义相同，并没有“别成一义”。也就是说，并立型的复合词充其量可以“融和其义使之浑厚，或急遽其义使之强烈，以促对话者之加意”。只有对立型的复合词才有可能“融洽二者，别成一义，以补语词之效用”。胡氏的这种主张源自马建忠，马氏说：“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并列举了以下的例子：“双字同义者，如规模、威仪、形容、纪纲、典章、矩矱、德政、礼乐、度数、制度、性命之类。其对待之名，率假借于动静诸字，如古今、是非、升沈、通塞、升降、可否、安危、[29]出入、宽严、否泰、因革、盛衰、进退之属。”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马氏认为“同义”、“对待”的两种类型，只有一种功用，即“辞气稍觉混厚”，并没有指出“别成一义”。
而另一方面，胡氏在此所作的论述显然也受到了荀子相关言论的[30]影响。荀子在《正名篇》中言及事物命名方法时说：“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31]虽共不为害矣。”荀子这段被认为是最早关于二字词的言说，前半部较好理解：对于相同的事物就给它们相同的名称，不同的事物就给它们不同的名称。单字的名称足以使人明白时，就用单字的名称，单[32]字的名称不能使人明白时，就用二字的名称。但是后两句则颇为费解，王先谦解释为：“谓单名、复名有不可相避者，则虽共同其名，谓若单名谓之马，虽万马同名，复名谓之白马亦然，虽共，不害于分[33]别也。”意即单名的“马”可以指称所有的马，同理，双名的“白马”也可以指称所有的白马；不同的马虽然用相同的名称，但对于个体的区别并没有妨碍。如此，笔者认为王先谦对“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的解释颇为牵强。而管见所及的现代汉语译注本则解释说：单音节名称和双音节名称不需要互相回避的，就用同一个[34]名称，虽然用同一个名称，也没有什么损害。按照字面这样的解释固然不能说是错，但终究令人感到似懂非懂，如坠五里雾中。荀子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情形？笔者毋宁作如下的理解：两个字义互相矛盾或对立的字，在一定条件下字义可以中和，放在一起也不发生冲突，凝结成一个词也不会损害词义的确立。荀子在这里意识到的应该[35]是“国家”、“妻子”、“市井”等对立型的复合词。荀子在接下来的段落中说：“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36]俱得，谓之知名。”关于这句话，笔者也有不同的理解，认为应该解释为：听到声音（能指）就能理解意义（所指），这是“词”的效用。（为达此目的，二字词最为有效，其中）将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37]的字，即“俪语”，叠加在一起可以构成新词。“俪语”叠加构成的词，并没有意义上的动机，但是有调整韵律节奏、加强语意等作用。只有知道了（汉语的）“词”作为语言单位的这两种性质，才能说是真正了解了（汉语的）“词”的本质。如果笔者的理解正确的话，那么荀子在这里所说的实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二字复合词。第一种是“单不足以喻则兼”型，这里的“兼”完全是为了满足意义上的要求，即有意义上的动机，是为了命名新事物，或概念的精密描写（如王先谦所举的马：白马、黄马）；第二种是“累而成文，名之丽也”型，这种二字词没有意义上的动机，只是为了达到某种表达上的功能，例如调整音韵节奏、加强语意等。“不喻则兼”一类，在先秦文献中主要以偏正结构成词，如，淑女、良人、黄泉、天下、四海；也有一部[38]分对立型的复合词，如，昧爽、昧旦、左右等。“累而成文”类绝大部分是同义并立型，也有少量对立并列型，前者如，朋友、道路、典章、制度、邦国、杀戮；后者如，国家、妻子、园圃等。已有的研究表明，战国前期复音词以偏正结构为主，中期后期以后联合结构后来居上。吕云生指出：“至迟到战国后期，并列复合词的数量已跃居各类复合词之首，到了东汉，它竟比其他复音词的全部总和还要多。”[39]程湘清也指出：“进入战国时期以后，联合式双音词的增长速度却[40]比偏正式显著加快了。”在《孟子》、《荀子》中联合式已经超过偏正式，显示出其强大的造词力。殷晓明的统计显示，《荀子》中联[41]合式复音词共有767个，占全书复音词总数的51.93%。李仕春根据先行研究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其结论是：复合词中的联合式和偏正式是最能产的两种构词方式，动宾式、主谓式、补充式、附加式、重叠式以及综合式是非能产的。联合式发展的总趋势是其能产性由远[42]古时期次于偏正式到战国中期其能产性大于偏正式。鲁六进一步指出：《荀子》中复音词共有2126个，其中联合式复音词1043个，占全书复音词总数的49.1%，是《荀子》中最重要的复音词结构方式。[43]胡以鲁指出，“语词复合法，亦吾国语后天发展也”，并认为最晚至汉代联合式构词法已经形成：
汉书而下可勿论，即见诸左传者亦已多矣。如“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险阻”，“离散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蟊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此先秦纪传，吾辈所信为语言纪传者也。况是等语词，迄今固犹未尝死也。雅言社会上例中诸语词殆皆通用。即在通俗“婚姻”、“兄弟”、“同盟”、“国家”、“边疆”等体词，及“离散”、“挠乱”等用词，亦皆用之殆不能有所代。其单语转且绝响
[44]矣。
除了“婚姻”等以外，胡氏引文中所举的“甲胄、山川、跋履、踰越、险阻、倾覆、社稷、蟊贼、荡摇”等也是并列型复合词。而“国家”这种属于对立并列型的复合词在今天的词汇学中被称为“偏义复词”。所谓的“偏义复词”是由意义上相对或相反的两个成分构成的，其中一个有实义，另一个没有实义，只提供语音形式，所以又称为“凑音节”。如“妻子、存亡、园圃、动静”等在荀子的时代也已经具有偏义复词的用法了，魏晋以后的文献中词例更多，如“巷陌、崩殂”等。偏义复词的形成是并列的语素之一在使用中意义逐渐弱化的结果。例如在“昼夜勤作息”（《孔雀东南飞》）中的“息”，在“缘溪行，忘路之远近”（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近”，都没有实义；在“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李渔《芙蕖》）中既然是“观”，“耳”就无实义。但这些都是在诗作中的情况，如果单独拿出来，就如胡以鲁所说能“融洽二者，别成一义”。如“浅深、少长、生死、利害”等都可以找出类似的用法，这种用法固定下来就形成了[45]偏义复词。
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的新词缀的发生，胡以鲁在第四编中对词缀问题也进行了讨论。胡以鲁指出，有一些成分在复合词中意义虚化，即不再对复合词有意义上的贡献，只保留了调整音节或者限定意义用法的作用。这一类成分“已流而为形式矣”，成了词缀性质的语言单位。胡氏认为，屈折型语言的形式部分有追求简单，融合成为语词中一部分的倾向，而汉语形式部分发生之途径在于“习为常套，流于乏意”，即字义的虚化。汉语形式部的发生动机是“欲求明了”，采用的是分化、附属的形式。胡以鲁指出：“形式之界说虽为本义之消微及其原音之变化，然吾国语之本质，各语音独立不相侵越者也。故原音变化一项，不适用于吾国语之所谓形式也。”（58页）即，按照形态论的观点，实际意义的消失和语音的屈折性变化是[46]形式部的定义，但是在这一点上，汉语与屈折型语言有所不同。汉字具有视觉上的个体可识别性，既是听觉映象，也是视觉映象。有些构词成分在复合词中仍未丧失实质的意义，可以作逐字解，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复合词的结合紧密度。胡氏指出，尽管二字融合一体，别成一义，字的本义有所减弱，但并未消失。汉字有很强的惰性，被编入复合词后，“虽流而为形式本意殆不复见。音声具在，勉自保持其名价，仍卓然自成一部耳”。所以胡以鲁称之为“部分上之形式”。（57页）胡氏说“此种发展，纪传中不概见，盖晚近事矣”。所举的例子是“-儿”和“-子”，而没有涉及当时大量来自日语的新词[47]缀，胡以鲁甚至牵强地列举了德语的例子。对于这种可以理解为词形复杂化的倾向，胡以鲁指出，虽然增加了音节，词形变得复杂了，但是概念有了分工，意义更明确了，这也是一种简单化。胡以鲁称之为“此心理上简明之要求与夫保守性之改良法，盖亦吾国语之自然进化也”。（62页）旧词缀早已失去了活力，新词缀则日益重要。胡以鲁敏感地捕捉到了汉语发展的新动向。
按照西方语言研究中关于复合词、派生词的定义，汉语中的派生词固然极为有限，但如果将所谓的“派生”理解为附加形式义，则是[48]一种范畴化的手续，汉语自然也有独自的实现范畴化的方法。汉语在二字词范围内，几乎不存在定位语素，这一特点，抑制了汉语使用者的词缀意识。所以关于词缀现象，胡以鲁反复强调“言其时世，惟形式附属不过晚近事”。汉语由于自身的特点“形式部分附属语所以少，而复合语所以特多也”，笔者认为新词缀的发生是汉语近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其中一方面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缘于汉语本身的特质，只不过这一特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被激活而已。近代以后，三字词的增加，促进了词缀化的进展。但既然新词缀是在二字词化基础上产生的，考察的对象就应该限定在二字词以上的范围内。这也是以二字词为考察对象的本书对词缀不多加讨论的原因。
胡以鲁指出：“要之分担作用使概念分化为简单而明辨者，吾国语后天之发展也。然发展而仍不失其保守性，此形式部分附属语所以少，而复合语所以特多也。”又说：“虽不无意义之可解，然而本义微矣。此晚近之发展，盖亦语言有就二节以上之倾向故也。……今者二节语固甚普通，学术语词且有进向三节以上之倾矣。此欲求概念之明简而仍不能弃其保守性，直角方向之二力作用，所以向对角线进行也。”（58—61页）旧有的方法不足，就以创造新词的方法加以更替，这是人为淘汰的方法。但是语言是社会心理的产物，并非个人所能创造。只好修订旧词，让那些旧的语言材料分担新的职责，或者加上限定成分，规定适用的范围；或者扩展词义使概念明确而丰富。这些都是折中的方法。这就是词类划分以外，双音节复合词或附加词缀的方法得以采用的理由。现在双音节词已经非常普遍，学术用语还有向三音节发展的倾向。这是一方面要追求概念简明，另一方面又不能抛弃传统，就像直角方向的合力在对角线方向一样。二、单纯词与合成词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在此先作一些预备性的考察。现在的词汇研究将词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合成词又分为复合词和派生词。根据索绪尔以后的语言学理论，单纯词的形式和内容，其关系是任意的，即单纯词不存在成词的理据。质疑索绪尔这一原则的中国学者时有所见，但至少在共时层面上索绪尔是正确的。单纯词作为“能指”与“所指”建立听觉映象的关系，这一过程被称为“命名”。上古初民以综合的方式为事/物命名，例如称四肢强健、善跑的力畜为[ma]，汉字发生后记作“马”，不同的马又被称为“驹、骏、、驽、骁、[49]骥……”。单纯词在命名之初或有某种理据，但这种理据只是命名[50]者或命名者所在族群的感觉或印象，是非分析性的。就上面的例子而论，“好、快、小、美”等义素都不可分割地融汇在一个音节[51]里。这样的理据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逐渐磨损并被遗忘。大量没有理据的事物之名势必加重记忆的负担。可以断定单纯词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是一个有限的量，并且已经达到了极限（饱和状态）。今天不管是哪种语言，都不能再创造单纯词（即“根词创造”）了。法国语言学家A.马丁内指出，人类语言的本质性特点是双层切分，正是这一特点将人类语言与其他交际符号系统区分开。所谓“双层切分”是指语言可以切分为词，词可以切分为语素，语素又可以切分为一系列音位；人类语言只要有少量音位（通常不超过50个）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笔者是这样理解语言的双层切分的：人类的语言由包含数十个音位的单音构成有限的音节单位，再由有限的音节构成近乎无限的音节连锁。音节及其连锁是词的物质形态；词是记忆的对象，所以尽管音节连锁的数量可以近乎无限（天文数字），但词必然是有限的；词构成句子，句子发展成篇章，句子是无限的。音节的结构和[52]数量、音节连锁的心理长度，因语言而异。现代日语只有约110个[53]音节，音节连锁的心理长度为2—4。现代汉语加上声调，音节数在1200左右，上古汉语应该不会多于这个数量（因为声调、送气与否等区别性手段都是后起的），音节连锁的心理长度为2。汉语最重要的特点是音节单位与意义单位一一对应，联绵词、外来词都是少数。用1200个左右的音节表示宇宙间的森罗万象，自然不敷使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语一方面增大单位音节的信息负荷量，即一形多义化，另一方面诉诸汉字的“视觉映象”功能以维持意义体系（即同音异字、异词）。汉语借助汉字可以增加词量，这也是汉语一直采用的方法。“字”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不断孳乳繁衍的开放系统。如章太炎所言，历史上，创制新的汉字一直是应对概念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收字不足一万，至清代《康熙字典》已超过四万。可以认为东汉时，汉语单纯词有一万以上（因为有假借等原因造成的同字异词）。但这是书面记载，听觉上的词应远远低于这个数字。汉语词汇的合成化（即造词上的分析性手段）尽管由于汉字的出现而延缓了进程，但终是不可避免的。战国中期，汉语迎来了词汇合成化的第一次高潮。
汉语是孤立语，屈折、派生手段贫乏，词汇的合成化主要以二字词形式实现。和一字词相比，二字词有哪些不可替代的长处？首先，二字词可以提供一字词无法企及的数量级的词形供语言使用者选择。汉语语素的基本形式为单音节，在1200个左右单音节的基础上要增加词语数量，或者一形多义，或者借助汉字的视觉映象，别无他法。而如上所述，这些方法在口语层面，最迟于战国中期已经达到了极限，不得不另辟蹊径，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复音化（即二字化）。与单音节相比，1200个音节的双音自由组合，理论上可以得到100万以上的音节连锁，如果将三音节、四音节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数量将会更大。尽管实际上可实现的音形远远低于这个数量，但仍数十倍于[54]单音节。加之汉字同音异形的特点，现实的文字串种类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二字词的出现为汉语的发展作出了以下的贡献：
1. 二字词可以开示命名理据。理据的明示化便于词汇记忆，与人类语言从综合性向分析性发展的大趋势相符。
2. 二字词可以对事物进行精密描写，如马—白马、人—大人。缩小外延，扩大内涵，建构上下位意义体系（主要是名词）。这同时也是人类认知能力发达的结果。精密描写还包括对词义的限定。汉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引申、派生、比喻造成字义重叠，分化。脱离具体语境的汉字常常无法确定字义。严复说西方各国“文字所以不待注[55]解而无不可通也”。意即西方的古典不借助注释书（仅靠辞典）也可以读懂。相比之下，中国仅仅依靠如《康熙字典》等字书显然读不懂古典，所以出现了很多笺注书。而二字词可以对意义范围加以限定，减少歧义。
3. 二字词可以对事物进行分类。单纯词没有理据，也无法分类事物。西方语言的派生词缀有分类的功能，但词缀数量有限，分类也就较粗糙。汉语则不同。上古汉语无论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都采用单音节形式。在形态变化不发达的汉语中，单音节是非分析性的语音单位，无缘分类。但汉语的词在获得记录形式，即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被加入了民俗分类上的考虑。例如汉字中的偏旁：木、鱼、虫、氵、讠、金、石、足、口等已经对概念作了类别化的处理。偏旁固然是造字部件，属于视觉映象，与有声语言无关，但是反映了初民对自然界，尤其是对植物界、动物界的民俗性理解和分类。在后来的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二字化），封入汉字中的类别标记又被释放出来，获得了语音形式，如：
A. 松树、柳树、榆树、鲫鱼、鲤鱼、鲸鱼、蝗虫、骏马；
B. 树根、树叶（葉）、树枝、鱼鳞、鱼鳍、鱼鳃、车轮、车轴、车辕、马驹；
A类是包含型，后部成分以词缀的方式表示上位的“类”；B类是分节型，复合词的前部是整体，后部是部分。B组里将类别成分置于复合词前部，起限定作用，从而保证了后部成分的比喻、引申用法的明晰性。例如“根”除了树根以外，还可以指称草根、墙根等。上面A、B类的下划线部分，在词义上是羡余成分，但是具有口语层面上的事物分类或修饰区别的功能。如前所述，二字词的分类现象在卜辞里已经存在，现代汉语词缀又在三字词、四字词中得到，或正在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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