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耘耕、徐浩然、周东佼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传媒领袖大讲堂(第六辑)试读：
顺应时代发展需要 培育新型传媒人才
——第六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综述随着中国硬实力的持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解中国的愿望更加迫切；与此同时，我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要求也与日俱增。于是传播成为彰显国家软实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媒体传播能力（媒体规模、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对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大小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目前由于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传媒集团的匮乏、在世界范围内全天候采集新闻能力的欠缺以及新闻信息产品海外有效落地的不足，我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还比较有限，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还比较欠缺，我国的国际舆论主导力还比较薄弱。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传播的针对性、吸引力和感染力要求均相当高的现代传媒环境中，无论是对国际传播内容进行专业评估、对国外目标受众进行跟踪研究，还是对国际传播效果进行清晰研判、对国际传播信息进行及时反馈，都需要高素质、复合型的专业传媒人才来运作实施。所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争取国际事务发言权，赢得国际舆论主动权，归根结底有赖于新型传媒人才铺路护航。
事实上，不仅跳出西方媒体议程设置框架、摆脱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制约、打破西方话语权的垄断格局等国际形势发展需要根本上依赖新型传媒人才，顺应传媒格局新变化、增强媒体传播能力、提升媒体传播水平等国内形势发展需要同样离不开新型传媒人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西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媒集团，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等，均呈现出跨媒体、跨地域的发展特征，相比之下，我国媒体大多基于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某一媒介，发展状态比较单一，而且基本限于国内发展，传播范围相对狭小。所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融合发展需要既懂新闻产品，又懂技术的人才。换言之，传媒人才必须依照互联网思维来行事，必须熟悉市场化经营管理的流程和特点，必须掌握现代媒体运作技术（诸如网络传播、移动客户端、数据挖掘、可视化呈现等）。
综上可知，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地完善传播和管理工作，提升我国传媒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彻底改变我国传媒的整体面貌，最重要的事务之一就是广泛整合优质传媒资源，竭力培育大批懂得现代传媒特点和规律的高素质、复合型传媒人才。然而，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质量普遍不高，不仅存在学术训练与实际应用相脱节的问题，也存在国际性视野、高层次课程匮缺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地缘因素差异，许多内陆高校在优质教育资源的享有方面同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高校还存在极大的差距。除此之外，不同等级新闻传媒院校（985院校、211院校、普通高校）在优质教育资源的享有上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异。
研究生“暑期学校”是国内外一流大学普遍采用的一种开放型、研究型教学模式，具有良好的综合效应。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远东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共同主办的“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便是面向海内外传媒学子的公益性“暑期学校”，创办于2010年，每年举办一届。2015年7月19日至27日，第六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举办。在总结和汲取前五届筹办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继续进行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育模式的探索，竭力在开设优质课程、拓展国际视野、培养实践能力等方面贡献力量，尽力帮助那些偏远地区或者非重点新闻传媒院校的学子有机会接触、享有海内外高品质的传媒教育资源，并力争使本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更上一层楼，成为全国传媒学子与全球传媒名家对话交流的高端学术盛宴。
其一，革新新闻传播人才培育模式，引导传媒学子明确发展方向。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传媒业发展日新月异，迫使传媒学子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汲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为了革新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固有的培育模式，我们在筹办“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时，一直注重在传媒业界和学界之间搭建桥梁，促进传媒资源、传媒能量的交互传递，促使传媒业界和学界消除隔阂，实现互通互惠。莅临第六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的嘉宾，既有政府官员、学界泰斗，也有传媒领袖、企业精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从个人的体会和经验出发，语重心长地告诫传媒学子，必须掌握互联网思维，打通“天气”“中气”“地气”，深化文化认知，“讲好中国故事”，做个“明白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精辟地阐述了“互联网＋”时代传媒发展的进路和运营的关键在于实现内容产品品质的升级换代，即将内容产品从两要素模式（内容要素、形式要素）升级到四要素模式（内容要素、形式要素、关系要素、场景要素）；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何建华先生，在阐明智库概念以及智库特点的基础上，精到地解析了智库影响决策、影响公众、影响精英等诸项功能以及传播在智库功能实现中的重要作用，并鼓励传媒学子抓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发展机遇，努力成为“智库人”。这些传媒领军人物、知名专家学者，不仅带来了前沿传媒资讯和最新研究动向，帮助传媒学子具体把握新闻传媒业发展需求，有方向有重点地形塑自身，同时还与广大传媒学子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广泛了解新闻教育现状，真挚分享他们的从业经验、人生感悟，帮助传媒学子开阔眼界，增长才干。
其二，充分利用“海外人才资源库”，帮助传媒学子开阔视野眼界。
眼界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为了使我们国家的形象和声音得到有力的彰显和有效的传递，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研究备受重视，一批批优秀传媒学子被选派到海外知名高校学习、交流。经过海外新闻教育的长期培养和熏陶，那些当年被选派到海外的优秀学生已相继成为新闻传媒界卓有建树的领军人物，目前他们中有很多人在海外一流高校、知名媒体工作。这些专家学者无疑是宝贵的“海外人才资源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快速提升至国际一流水准大有助益。第六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在承继此前产学研结合、学界业界融通等办学特色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国际化，充分利用好“海外人才资源库”，广泛借鉴和大胆汲取海外优质资源，将诸多国际一流名校的教授、研究员等重量级嘉宾“请进来”。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郝晓鸣教授，基于个人的认识和经历，生动地阐述了对外宣传和国家形象问题的重要性；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赵月枝女士，在比照中西不同研究路径的基础上，深入地解析了城乡关系视野和乡土中国立场在传播与社会权力关系研究中的价值意义；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洪浚浩教授，从学术理论角度切入，提纲挈领地分析了新媒体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广泛影响；美国俄亥俄州Bowling Green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主编哈筱盈女士，基于用调查作为研究方法的479篇文章，详细地分析了2001～2010年国际顶级大众传播期刊文献调查方法使用以及调查误差情况。此外，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院长郑贞铭先生，借助其在人生不同阶段所经历的事情、所受到的教育、所获得的智慧，昭示传媒学子如何寻找大师的智慧、如何寻找人生的智慧。概而言之，这些嘉宾在广阔的研究视阈中，不但为传媒学子解析了新闻传播规律、媒体发展规律，而且传授了前沿的理念思路、方法规范。
其三，成功举办三大主题论坛，激励传媒学子勇于探索创新。
为了帮助传媒学子全面了解现代传媒发展状况，切实增强科研创新能力，第六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在嘉宾演讲之外，还特意举办了三大主题论坛：一是“新媒体与社会发展”主题系列论坛。该系列论坛包括“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和“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生论坛”。前一论坛旨在搭建一个汇聚海内外优质传媒资源的高端交流平台，推动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视野”和“中国经验”的有机结合、新闻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新闻传播学者知识传输和思想交锋的有机结合，帮助传媒学子拓展研究范畴，了解新媒体给人类社会以及现代传媒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后一论坛重在激励传媒学子大胆进行各式各样有关新媒体的研究探索。举办这一系列论坛的初衷是，考虑到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迅速传播和频繁交互的全媒体时代，中国媒体从业者、研究者既需要埋头苦干、深耕细作，也需要积极利用各种新兴媒介技术，将软硬结合起来，建设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传媒集团，发展壮大我国传媒力量。因为互联网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等复合型媒体所具有的新的技术力量，一方面对社会结构、社会体系、运作模式等产生了无法回避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核心技术的新媒体又具有跨越时空、天然落地的特点，能够汇拢散布的话语，集聚细小的力量，可以助力中国突破西方信息壁垒、重构国际传播格局。二是“中国传媒品牌高峰论坛”。目前中国传媒品牌的创建、研究以及评估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传媒业间的竞争已然是品牌的较量。该论坛让传媒学子了解到传媒品牌知名度、公信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性。三是“新闻传播学期刊主编论坛”。《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新闻记者》《当代传播》《编辑之友》《新闻大学》等期刊的主编，从不同的角度引导刚步入研究殿堂的传媒学子了解学术研究应当遵从的法则规范。
回首“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克服重重困难、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我感慨万端，又倍感欣慰。“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秉持“延揽八方传媒精英、惠泽天下传媒学子”的理念，旨在提高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水平，培育新型传媒人才，从2010年至今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已经成长为一个高品质的开放型、研究型平台：200多位传媒大家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传道授业、解惑析疑；2000多位传媒学子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开阔视野、提升境界。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学期短暂，学员名额有限，很难惠及中国广大传媒学子。有鉴于此，为了让“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的声音能够持续播布，让那些未能亲临现场的传媒学子也能收获教益，在每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结束之后，我们都将各位嘉宾的演讲整理成册，出版发行。《传媒领袖大讲堂》（第六辑）便是第六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众多嘉宾精彩演讲的辑录稿。综观这些嘉宾的演讲，纵横捭阖，特色纷呈，既有“微观解读”，也有“宏观扫描”；既传授学理认知，也传递感性体悟；既关涉时代语境，也探讨专业追求。所以，我相信这本传媒名家演讲汇编，不仅可以为传媒学子提供高品质的精神盛宴，也可以为传媒业内人士沟通交流提供极大的便利。“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项目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谢耘耕2015年12月14日 第一部分嘉宾演讲 新闻宣传·舆论引导互联网思维关键在驾驭
时间：2015年7月19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翟惠生翟惠生
翟惠生，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和新闻中心主任，高级记者。曾获第六届“韬奋奖”，个人采写的新闻作品有60余件获中国新闻奖等国家级和部委级奖励，曾任《光明日报》科学部记者、国内政治部主任、副总编辑。在多年的工作中先后从事科技、经济、政治领域的新闻报道，在新闻的大局意识与基层意识的结合上进行了有效的探索。
主持人：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历届中国传媒大讲堂的有力支持者，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翟惠生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大家欢迎！
翟惠生：很高兴来到这儿，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跟年轻人说话的地方，不仅应该说，而且有些话也确实应该跟大家稍微多说一点。前边致辞的人，有的是说了主人翁的话，表示欢迎；有的是说了激励的话，给你们画了一个美好的蓝图；也有的是给你们戴了一个光环，因为你们进了上海交通大学，最起码人生当中可以聊一聊这一段自豪的经历。但你们怎么让这个光环有可持续性？给你们画的蓝图，大家通过什么来实现？我是想从这个角度跟大家聊一聊。我说点切身体会，毕竟对于你们来说，我是过来人。
郑板桥最有名的就是“难得糊涂”。对于他的“糊涂”，有的人讲：想开点吧，难得糊涂。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一定是由聪明而转“糊涂”，这是大智慧。我想，在座的年轻人你们离当一个“糊涂人”还很远，等你们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就可以当“糊涂人”了，而现在一定要做一个“明白人”，你们必须要朝着“明白人”这个目标，去扎扎实实迈开自己青春的脚步和中年的脚步。因为我们的一生，不是永远好也不是永远坏，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更有持续性，使自己那些好的东西能够延续下去呢？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只有学做一个“明白人”，才能把你的好更多地延续下去。
何为“明白”？我觉得在你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和未来的一段时代，“明白人”有这么几条标准。第一条，必须具有网络思维。因为现在是互联网移动媒体时代，这个时代对世界的冲击太大了。过去皇上问刘墉，你看大清的江山能延续到什么时候？刘墉说，什么时候灯头朝下，什么时候大清的江山才能完。没想到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灯头全朝下，不再朝上了。所以说，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是表面的，实质上清朝的覆灭除了朝廷的腐败以外，也是跟不上社会潮流的发展，不会运用科技革命的成果，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必然灭亡。
2013年，杨振宁和莫言在北京大学对话。杨振宁问莫言，如果爱迪生活到今天，他最想不到的是什么？莫言略加思索说，手机。杨振宁说，对了！我学物理的，我都没有想到手机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社会，改变了人类！我这里所说的互联网思维，不是说你用了手机天天上网就叫有互联网思维了，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是思维问题，这是两回事。我们要搞清楚“+互联网”和“互联网+”，一个加号在前，一个加号在后，本质完全不一样。“+互联网”是不得已而用之，因为有，所以我要用它，而“互联网+”是我用互联网的思维考虑今天和未来，换句话说即我是驾驭者。
你们都是学新闻传播的，将来真正想到媒体工作的未必有多少，现在学生都喜欢往企业跑。企业需要传播，需要品牌策划，这也正是你们新闻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年轻人到那儿也有施展本领之处。企业的大门朝你们敞开着，但我觉得无论你在哪儿工作，都必须要认清什么叫媒介融合，媒体融合究竟是为了什么。媒介融合其实就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但仍有人觉得媒体或者企业建个网站就叫媒介融合了。如果只是建个网站，就会陷入许多问题里，比如资金怎么来？运营、软件、硬件开发的人才从哪儿来？这还不是全部，还得有体制。现在，很多传统媒体人都跳槽到商业网站去了，不仅是因为挣得多，商业网站体制灵活也是因素之一。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你把什么放到互联网上去，内容永远为王。
我觉得互联网思维就是两条。第一，能在互联网说话，而且说的话有权威。第二，不在网上说错话或者少说错话。虽然要同时具备这两条很难，但这是媒体融合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讲了句话你们要牢记：共产党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很高明，因为他认识到了科技革命的成果。“过关”指的就是驾驭，即为我所用。现在，国家成立网管办，正是要用法律手段清理整顿一些负面的东西，未来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可是我们各级官员中有很多的同志思想还跟不上，仅是为了生存去建一个网站。互联网思维就是驾驭的概念，你们都这么年轻，难道都不想驾驭互联网吗？难道只是让互联网成为你的工具，或者你成为互联网的奴才？同学们，不管你们念什么专业，互联网思维一定要有，就是要驾驭新的科技成果，不是只使用它，或者被它所淹没或毒害。特别是将来要从事传媒业的人，无论在企业还是在媒体，懂得驾驭互联网才是最大的“明白人”。
所谓传播，就是使一个有人有事有观点的信息最大化地放大。传播和传达是两回事，传达是指领导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一字一句一标点都不能错，而若是传播就是要改变成受众能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互联网能够无限放大，比如《人民日报》费这么大劲发行量才突破300万份，但是人民网的点击量能过亿，相差巨大。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去参加活动，很多都是网络视频率先发出来，而不是像过去传统报道那样由新华社先发稿，央视紧跟。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到庆丰包子铺吃包子就是由网络率先发出来的，这实际上说明总书记在带头做“互联网+”，我觉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是肤浅的。在“互联网+”这个问题上总书记是最好的带头人，他不是光喊概念，而是脚踏实地从每一件事做起，因为领导带头至关重要，不能光会提要求，而是得率先垂范。以上是“明白人”第一个需要明白的。
第二个明白，就是要学会讲故事。其实跟第一个问题紧密相连，正如我刚刚所说，有互联网思维就是在互联网上说话要有分量，有受众，而且还不出错。内容就是故事，我们人人都有故事，人人都是听故事的人，也是讲故事的人，故事很重要。我们现在离会讲故事还有很大差距，我还用总书记的判断来证明这个差距。“讲好故事”是习近平同志提出来的，在座有谁能说出他是在哪儿提的，怎么提的吗？虽说你们都是学新闻传播的，我估计一个都回答不出来。你只有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间、场合、地点，才能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我告诉大家一句名言：新闻宣传不论在哪儿都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一个不明白政治的新闻传播人就是一个糊涂虫，外国的大记者也都是在政治上十分之清醒，政治观点十分之明确的，新闻传播者必须关心政治。
2014年，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刚开完，习近平做了两次重要讲话，第二次全体会议前半段总结怎么依法治国，后半段说道：“下半段，我讲当前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总书记说的当前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在表明态度，二是表明现在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就是：第一，党的建设。总书记讲，我们不是不要GDP，但是不唯GDP，有人却只愿意抓GDP，而不愿意抓党建，认为抓GDP有显绩而抓党建没有显绩。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如果党散了、垮了，就什么都没有用了。
第二，反腐败。总书记已表明态度——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战斗。却还有人犯糊涂认为反不下去，反一阵风就过去了。
第三，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纪律还有同志知道，政治规矩好多人都不知道，尤其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纪律是有文的，规矩有的有文，有的没文。总书记讲过，惯例就叫规矩。比如说党员的个人事项申报，有些媒体还反过来反促我们党必须公布这个、公布那个，其实我们不用促，因为我们自己都规定得很细，什么都得申报，不报的话在党组织面前就不是透明体。有些年轻同志认为那是个人隐私。那可不对！不入党则可，入了党当了干部就必须得报了，这是我们党的惯例。过去革命的时候，大家在延安住在一起，谁家有多少东西，媳妇和孩子怎么样，这些都是透明的。现在条件好了，各自都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在党的面前做透明体这一条没有变，这是规矩。可问题是30年都没有强调现在又强调了，很多人不习惯，但是我们是领导别人的执政党，必须得严格要求自己。王岐山同志就说，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这是对所有公民而言的，一旦入了党既得遵守宪法还得遵守党章，且党规严于国法，意味着你的自由度就比公民小了。如果说你宁肯牺牲自由度也要入党，那叫真追求；若要说是为了戴个光环将来好找工作，那最好还是想明白了再进来。党员结婚离婚都必须报告，在过去连搞对象都得跟组织报告，也许你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必须从严治党！所以总书记也说，我们现在党员有好几千万人已经够多了，我们不需要多，需要质量。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当时我坐在底下听总书记说，当记者出身的我就爱琢磨这个。我觉得“讲好中国故事”能跟党建、反腐、政治规矩并列提出来，实在太厉害了。这说明“讲好中国故事”确实很重要，而且现在讲得都不好。所以总书记会说，共产党能把事儿办好，难道还讲不好中国故事吗？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内地的记者和境外的记者还是有很大差别。在各种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上，中国记者一提问我一听就听得出来，总是摆出一副姿态来讲一个大概念或一个大道理，然后拿数据、论点去支撑。但境外记者不是，他们是上来先说一个事儿或一个情节，虽然人家没说观点，实际上观点比中国记者明确多了，但情节先把人吸引住了。
我们现在就属于奔着问题去，“奔着问题”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提出问题，善于思考问题，善于研究问题，善于回应问题，善于解决问题。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解决问题靠不着你们，这是技术部门的事。但最起码“发现”“提出”“思考”“研究”“回应”这五个必须做到，做不到就不能叫新闻传播工作者。今天跟你们讲这些话还太早，你们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我想既然刚才都给你们画了那么美好的未来的蓝图，你就得一步一步去做。听了我这番话，你今天不理解没关系，回去琢磨三天理解了那也成，过了五年理解了说明我也没白讲，过了十年理解了都是好事儿，不一定非得现在理解。
我认为在讲好中国故事上，我们现在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会歌德，不会讲德。歌德是主观先行、概念先行、大道理先行，板着面孔怀着一副教育人的心态去说话，认为自己高明去教育别人。教育只能在有围墙的学校里边实行，学生不得不听，因为他得考试。围墙一拆，到了社会上就没有教育了，就变成了教化。“教化”就是讲道理，就是跟别人说人家能听得明白的、能够接受的东西。总书记就说西方最会这一套，上乘的宣传是让你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最好的报道是能够牵着人的鼻子走，却还能让人以为是自己在选择道路。美国大片到处都在宣传不可战胜、天下无敌的美国英雄，甚至现在都满天飞了。美国大片拍的技术的确不错，可是有哪个演员的某一个眼神能给你留下印象呢？它没有情节，没有内容，没有跟观众的那种眼神交流。好电影的标准不是媒体报道的票房过亿，即使票房达四五个亿都是表面现象。卖多少钱是制片人的事，是电影院线的公司的事，电影好坏不能以这个为论。一张电影票几十块甚至上百块钱，中国人口这么多，一亿人进电影院票房就好几个亿，上亿很容易。以票房为标准这是误导，这就是媒体没文化的表现！
话说回来，“讲德”是什么？讲德就是奔着问题去，为了回应问题而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受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中感到疑惑的地方，通过媒体的传播能够有所得，进而解决问题，但现在太少有人做到了。比如说现在很少有让人看了还想看的“解渴”的经济报道。再比如说楼市，国家宏观调控确实在调整，但国务院提的“灵活，精准，适度，及时”这几个标准，媒体很少报道。一年半以前，媒体报道降房价，因为老百姓买不起房，媒体把房价下降当好事儿报道。从2014年开始，报道开始上涨，媒体说是为了拉动内需，又当好事儿报道，让老百姓闹不明白。我们降房价是为了什么？我们调控让房价稳定又是为了什么？媒体没有去分析这其中的道理，很多媒体还一直抱怨是网络时代没人再看报纸，根本就是因为媒体自身没有网络思维，说的话不“解渴”。媒体没有教化，所以起不到作用，影响力就无从谈起。再如现在的社会是没车不成，有车也有问题。而媒体上多是在报道汽车销量如何火爆，汽车生产企业2015年下线了多少辆，只以产量为标准表现汽车市场多么繁荣。如今这儿限号、那儿限号，却成了社会矛盾。政府为什么要限号？媒体应该看到当前我们的雾霾这么严重，一部分原因就是汽车尾气污染。
不会讲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追俗者太多、通俗者太少，或者就只会追俗不会通俗。追俗就是跟着别人跑，跟风炒作、忽悠、渲染、无病呻吟。我说的追俗的这个俗，指的不是二人转这类民俗艺术的俗，我说的这个俗，是大俗。如果是一个人在那儿忽悠，那就是忽悠，但如果我们搞新闻传播的在那儿忽悠，那就叫惑众。因为你手中的笔和镜头会把一个事件给无限地放大。而通俗就是真正以受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总书记讲“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我把“人民”改成“受众”或者“用户”。高手就是能把自己想说的话、想讲的事以受众特别容易接受的方式给传输出去，是要想人家之所想。想要做到通俗，我建议同学们应该上接天气，中接中气，下接地气。天气、中气、地气，三气相通，这才能打通了。“天气”就是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不论你在哪儿工作，你的垂直领导就是你的“天气”，必须得深刻理解领导的意图，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理解中央的意图，那是方向，那是遵循，那是根本，任何时候都要有这个标准，任何朝代也都要有这个标准，这是尊重领导，跟举报领导是两回事，他若有问题再另当别论。“中气”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业内的专家学者和精英人士的一些观点和思想，他们有着专业的思考和理解。“地气”是你的受众。所以我们要把领导话语体系、学者专家话语体系和群众话语体系三者融合，最后以群众话语体系来表述领导话语体系和学者话语体系的结合，这就是最大的通俗。
第三个问题是包装得太多，化妆得太少，形式大于内容。没那么多好的内容才需要包装，化妆则是内容为王，讲求内容，讲究实质，并通过艺术手法让它更美地呈现给受众。我所理解的企业品牌就是这样，首先东西好，然后化化妆，这就叫品牌，东西不好那就叫包装。现代人都认表面美的东西，要是不化妆、不美，东西拿出去人家也不要，所以概念上可以化化妆，内容上也可以化化妆。我觉得我们的品牌战略就是化妆战略，但首先内容要好，不能“戏不够，灯光舞美凑”。所以对包装与化妆的问题不容小觑，实质就是总书记所讲的“文化要深化”。化妆就是文化深化的过程，包装是文化浮躁和肤浅的表现。我问了很多人：现在文化艺术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说两个字：浮躁。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也好，教化大众也好，不是靠耍个狮子、练套武术、包个饺子就能解决问题的。深化就是要通过文学作品把我们文化最核心的东西跟大家最通俗地讲明白。新闻也是作品之一，而且是短平快的作品，当然还有各类的文艺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戏剧、舞台剧、小说、诗歌等。我们文科学生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文化太肤浅了，搞文化产业绝不是房地产贴文化标签。房地产商圈块地说是文化产业园区，实际上是房地产业转型了，根本没有文化内涵，纯属文化忽悠。文化忽悠是会毁一代两代人的，要想再扭回来就太难了。
文化的深化叫化妆，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学。在此我给大家提条建议：学文科的、学新闻传播的，一定要有深厚的历史功底。因为每一件事都是有着它的历史根源的，不是轻易就会发生的。举个例子，总书记让我们宣传中国道路、中国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为什么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一般记者不会宣传，就只会登总书记原话或者登中央的文，老百姓都不愿意看。总书记还说过，因为我们总统制、君主立宪制与议会制、多党制都试过了，结果都失败了。我想这个写出来，不光我爱听你们肯定也爱听。北京拆得乱七八糟的，但是孙中山逝世纪念地还照原样摆着，我觉得记者可以去采访采访，照张照片和老照片对比一下，底下写上“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然后再讲讲后边发生的历史故事不是挺好的吗？电视台很多比较火的节目中，就有档案节目和讲述节目，昨天晚上凤凰卫视播的蒋经国的从政之路就特别吸引人。现在发生的事情叫新闻，史海钩沉更是新闻，只有有历史感的新闻才有厚重感，才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检验。我们现在的新闻报道拿出来，有几篇能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呢？这正是因为媒体都在“包装”不会“化妆”，没有文化的深化。比如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其核心是什么，根基是什么？我们光讲，却不知道含义。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凝魂聚气的东西，所以才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凝缩成24个字方便记忆。
要讲文化深化，其实就是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源究竟在哪。我认为就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悌。忠就是爱国！爱自己的国家、爱我们的政权，这是大忠！孝，小孝指的是对父母的孝，大孝指的是对国家的忠。节是你的气节，做人做事要有骨气。悌是兄弟之间的友善。悌字是一个竖心加一个弟，说的就是友善，我们现在不正是讲究和谐嘛。这是忠孝节悌，而关于仁义礼智信，儒家讲“诚外无物”——除了诚实以外没有别的东西，而现在的社会偏偏最没有的就是诚！有土豪买“艺术品”收藏，只可惜没文化搞不了收藏，不是钱能解决问题的。我看过很多江浙一带的私人博物馆，老板们建了一个院又一个院，到头来全是假的。所以亿万富翁造就了几个千万富翁，千万富翁都是河北的农民，专门倒腾这些假货。比如说字画收藏，简直泛滥成灾。王岐山同志就说，有人楷书不会写就奔行草去了。现在一加大反腐力度，整个书画市场都垮了，因为都是经营当代书画，可当代很少有真正的书画家。随便拿一张老画，暂且不说宋画、明清画，就是拿一张近现代的真迹，一看心就静下来了，这才是文化！真正的文化只能被少数人所拥有，不是大众，但它是为大众服务的，不可能说人人都是书法家、书画家。我认为能够得上文化品位的画家有黄永玉、范曾、何家英，在世的屈指可数。总书记出国给法国总统奥特朗送国礼，就是请范先生画的维克多·雨果像和火烧圆明园两张画，因为雨果是谴责这种毁坏文化的兽行的。范先生画的雨果，两只眼睛是愤怒而且深邃的，这最能表现西方人雨果谴责西方的这些不文明行为，所以以此为国礼。去韩国，请范先生画赵云送给朴槿惠。因为朴槿惠原来年轻时候的梦中情人是赵云，她特别崇拜三国的赵云。我们输出的这些都是中国的文化，它有底蕴。同志们知道中国文化的最高级是什么境界吗？是大写意，即越简单越好。初学者、初喜欢者都喜欢清式家具，因为清式家具雕花精细，而收藏界的老前辈，刚刚去世的王世襄说“十件清也不抵一件明”。因为明代的家具简洁流畅线条美。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南京有个正大拍卖在2015年春天拍了一场家具，其中有一个乾隆紫檀宝座卖了3000万元，南京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说这是溥仪出宫带出来的，还放了一张溥仪坐着二人抬的轿子出宫的照片，还说这椅子上有故宫的标签。我打了一个电话到故宫，问我们故宫的签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他说1928～1950年使用的这种签。溥仪1924年出的宫，当时溥仪已经出宫4年了，还愣说是溥仪带出来的。而且溥仪出宫是因为冯玉祥手下的师长鹿钟麟逼宫，限溥仪3个钟头离开故宫，金银细软都带不了还能带椅子吗？可是媒体文化报道大张旗鼓地胡吹，这就是文化肤浅、浮躁的表现。当然记者也不是成心，只是因为不懂、没有文化，可是一问全是硕士博士毕业。一篇通讯最后能让人记住的不是华丽的辞藻和精美的语言，是情节。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都会讲故事，可有些学生反而不会说。所以文化是必须要深化的，就是“化妆”。
以上三条是我们“讲故事”中的三个问题，弄明白了你可能就是一个“明白人”或者“半明白人”。最后，“明白人”的最终标准就是要当“适者”。什么是“适者”？舌头代表说话，话是要经过脑袋思考说出来的，一个人只有想得明白，才能写得明白、说得明白，凡是说不明白写不明白的，就是没想明白。“舌”代表你的想法和表达方面要做适者，“辶”代表你的脚步和路的选择方面要做适者。适者要适应我们的时代，适应我们的未来，时代是当下，未来是今后，未来就是你们的。古人云：适者生存。适者后面跟的是生存，适者才能在当今世界有立足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适者的背后是智者，最后还是要当智者。智者是本质，适者是表面，我希望大家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智者、优秀的适者，就能够在当今和未来实现你自己的价值。我今天就讲这么多，对与不对你们自己去判别。以后就只有一条标准：实业、实践检验！
主持人：谢谢翟主席非常生动的演讲，他的演讲从自己的个人体会和经验出发，让我们大家享受到一场丰厚的文化盛宴。下面还有一点时间让大家与翟老师互动一下。
听众：翟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中央要大力开展文艺评奖清理整顿工作？
翟惠生：因为文艺评奖是最烂的。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好作品的6字标准：留得下、传得开。而现在的这些获奖作品没有几个是留得下传得开的。新闻评奖方面，全国只承认：作品奖——中国新闻奖，记者奖——长江奖，编辑奖——韬奋奖。长江奖、韬奋奖是一块儿评的，两年一评，一次评20个，10个长江奖，10个韬奋奖。中国新闻奖是作品方面的奖，一年一评，这个奖项就是要以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品为导向，就是刚才我说过的：不歌德，讲德；不追俗，通俗；不包装，化妆。而且由于现在都是公开评奖，网上一公示就会有人举报，某个字错了、某句话说得不通、某件事不是这么回事儿。错一个字就不能评一、二等奖，因为得奖作品必须是能进教科书的，范文是不能有错字的。同学们可不要学现在媒体上所报道的这些肤浅的东西，现在电视台的字幕净是错字，包括中央电视台。比如“截至”的“至”必须是到达的这个“至”，如果是停止的“止”，就必须写成“截止到”。再比如“投资几个亿或几十万”这个表达根本就是错的，因为后边没有单位“元”。2013年，评了70多个一、二等奖，被社会上某新闻研究所的所长挑出60多个错，多被动啊！我们还设了一个审核委员会，专挑政治性的毛病、技术上的毛病和文字上的毛病。
关于政治性的错误，比如说2015年评的2014年的作品，2014年反腐败中好多官都落马了，新闻作品中要是还有那个官的名字或者镜头就不能参与评选，这样的政治敏感性要有。关于技术毛病，比如一个电视广播类的节目，通过后期制作使得播的跟报的不一样，这就叫作假，我们必须要查原始播出带，播的时候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包括中央电视台也出现过这样的错误，有一年报胡锦涛视察，拍了16分钟，但我们要求电视通讯不能超过4分钟，结果是剪辑成4分钟了，但这个就算作假！电视台可以按“超长通讯”来对待，但是不能剪辑。关于语文毛病，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错别字、没有单位等。有些是干一线记者必须要知道的东西，比如“像不像”的“像”是哪个“像”，小学一年级都知道必须要有单立人；“他们”的“他”，现在都统一用单立人的“他”了。还有一些媒体简直是庸俗不堪，一家最著名的号称以政治观点鲜明著称的都市类报纸报道王菲和李亚鹏离婚，说夜里晚上11：20分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飞机在首都机场落机，然后二三百记者拥堵机场到达口去等王菲，20分钟以后王菲从里面出来，躲避记者的镜头上了一辆宝马车，于是记者就跟着她的车，在路上甚至还有媒体逼停了王菲所乘坐的车。媒体敢逼停一个公民所乘坐的车这是违法行为，居然还敢往报纸上写。网络媒体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时间：2015年7月24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童兵童兵
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香港树仁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美中传媒交流研究中心理事。1991年1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表彰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2000年10月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6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03年8月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导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童兵老师来为我们的传媒学子带来精彩演讲。童兵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老师在1991年1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表彰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2000年10月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6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03年8月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导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童兵老师！
童兵：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网络媒体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大家要知道，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政治、经济发展，还是党的建设以及我们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都是在变动当中前进的。我们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调查中心刚刚设计了一份问卷，目的就是要了解全国人民的社会心态。这个问题的确是比较重要的，国际上也很重视。这一问题决定着我们中国往哪发展，其中也包括我们的新闻往哪发展。
传统媒体肯定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大约两周前，《光明日报》发表了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一篇文章，内容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是新闻业界、学界、政界对此的评论观点不大一致。我看了以后也有很多想法。关于传统媒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年，我主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新媒体、网络媒体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上应该持有什么样的姿态，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立场，对此来发表一些我的看法、观点，供大家思考。
讲这个问题之前有三个基本概念，一个是什么叫新闻学，一个是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一个是什么叫新闻观。然后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网络媒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阐明理由；第二个问题是网络媒体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主要讲五点意见；第三个问题是网络媒体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坚持必要的规范，主要讲六个规范。所以概括一下，我这场讲座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五六”。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践行的政治规范。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网络媒体、互联网在全世界的位置和我们实际占有的位置。第一个方面，中国是互联网的应用大国，我们互联网发展的很多方面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第二个方面，中国在互联网发展方面还不是强国，我们的发展还很弱。表面上看这两点似乎很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对矛盾。我们是互联网的应用大国，我们国家互联网应用委员会每半年会发布一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6.49亿，处于世界第一。这和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很多人现在是不使用计算机的，但中国的一些家庭会有好几台计算机，用户也很多。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网站，数量超过400万个，数量上也绝对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网站访问量并不多，仅相当于美国网站的一半左右。美国网站的数量没有中国网站多，但是美国网站访问量高，很繁忙。而我们这400多万个网站绝大多数是商业网站，访问量并不高。目前，中国手机用户超过12亿，中国一共有不到14亿的人口，但是持有手机的人数已达12亿，基本上是人手一部，有的人甚至有好几部。用手机来接收和发布信息的移动网络用户已超过8亿，也就是说，在12亿手机用户中，有2/3都使用手机上网功能。因此，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我们是世界大国，至少在数量上绝对是世界第一。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在真正主要的方面我们并不是强国，与互联网强国这一目标之间的距离还很大。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只有45.8%，网民人数只有6.49亿，占全部人口的一半还不到。上市的互联网IT企业的市值、拥有的实际资本与美国相比，差距很大，没有几个发展特别好的IT企业可以和美国的IT企业相抗衡。另外，我们建设的网站，其中有很多是政府网站，包括政党建设的网站、军队建设的网站等，有很多。所以，我们是互联网大国，主要是应用型大国，但并不是互联网强国。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需要我们去走，这是从硬件方面来说。从软件方面来说，所有的网络媒体都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要遵行基本的立场、基本的政治规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恰恰为我们指明了一些基本规律、基本方针、基本规范，我们应予以重视。
第二个方面，我们关于苏联国家的解体、苏联政权的丧失已经反思了有20年的时间。反思的结果告诉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新闻政策、新闻改革一定会失败。所以，媒体可以改革，也应该改革，但是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坚决不能放弃的。我们不能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不成功，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也在讲要加大透明度、公开化。我们党在做自我检查的时候也在说，我们的新闻公开度不够，透明度不够。所以，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不对。他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里面讲，改革不是个别人或者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改革是迫切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深刻进程中产生的观点。这一观点无疑是对的。但紧接着他说，历史是公正分析的对象，许多好像不可动摇的理论现在需要加以怀疑并重新认识。而他怀疑和重新认识的那些内容恰恰是需要坚持的重要东西。所以，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哪些问题需要报道，哪些问题不需要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有很多这样的规定。
第三个方面，斯诺登的教训。斯诺登躲起来已经有四年了。棱镜计划是他在2007年揭露的，是美国安全局绝密的电子监听计划，被监听的企业有谷歌、苹果、微软等大企业。美国通过这些大企业了解了很多网络空间的机密信息，当然就包括中国。棱镜计划是斯诺登最早披露的，接着他又披露了其他一些计划，包括美国安全局潜入到雅虎、谷歌等数据中心去挖掘数据。我们现在讲云数据、大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并不是都可以无障碍地予以公开，其中包括很多机密数据。在此之后，斯诺登又揭露了美国的无遮掩计划，讲到美国和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共同开发一个项目，专门来监听各个国家，包括其友好国家。最近揭露的计划是专门监听德国、意大利、中国等35个国家领导人的电话和通讯。从这些事件也可以看出，目前还是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不怀好意。美国现在有5艘航母，我们中国如果能在5至10年中建造出10艘航母，美国人就会特别不舒服。我们现在在紧锣密鼓地制造航母，而且造的不是一艘，而是好几艘。媒体该报道哪些内容，不该报道哪些内容，得有相关的政策、法律予以管制。
第四个方面，就是颜色革命。颜色革命从最早出现至今已经有15年了，西方非常明确地把互联网，包括纸媒，作为他们非暴力政权更迭的武器和手段。颜色革命离中国已经很近了，例如，2014年台湾大学生占领台湾“立法院”，香港大学生“占中事件”。2000年，美国最先发起颜色革命，叫天鹅绒革命，或者叫红色革命，持续进行了3年。此后，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发起橙色革命。2005年，伊拉克发生的颜色革命，叫紫色革命。2005年，黎巴嫩发生了雪松革命，该国家的国树是翠绿色的雪松。还是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发生了郁金香革命，那个地方种了很多郁金香，也叫柠檬革命，颜色是柠檬色。到了2007年，缅甸发生了袈裟革命，是一些宗教徒、僧侣、和尚上街游行。2010年，发生了北非革命，又叫茉莉花革命。这几年颜色革命一直没有中断过。我们学新闻的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新闻敏感性，这是特别重要的。
以上这些现象告诫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好。一方面要牢固掌握互联网技术，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是我们学到的本领，以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技术的支持。但同时要把中国的大门看好，因为在技术上不如美国、日本，我们可以去赶，只是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看住我们自己的头脑，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把自己武装起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来学习和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就这一问题提几点建议。
第一点要从事物的普遍性来考察当前国家交往和社会交往的必然性，同时又要高度关注国家交往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性。我们学新闻的人都知道，新闻传播非常必要，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几乎同时伴随着新闻交往的行为，原因在于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是必然的，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得到的最重要的新闻是朋友传给我的。我们要和各方面的人去打交道，所以这个世界应该是开放的、透明的，这是我们对新闻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了新闻的客观性，新闻的真实性，但是不否定新闻有一定倾向性，每一个报道者都有自己的报道立场，对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评价等。所以，这个交往的合法性要求所有国家的宪法都规定有言论出版自由，中国《宪法》的第35条就是对此的相关规定。我们不断呼吁，中国要尽早出台新闻法、广播电视法、新闻记者法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要同时呼吁通过法律的渠道来保障国家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安全。通过前面举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出，中国的信息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重要的互联网技术主要在美国人手里掌控，像斯诺登披露的计划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国家安全还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一不小心，我们的信息就有可能被他人利用。所以我们要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重要的一点是既要求开放，又要求适当地保密，二者之间要把握好这个分寸。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从存在决定意识的规律来认识新闻传播的本质，要保障四个基本权利的实现，就是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要不断地提高实现这四个基本权利的自觉性，但同时又要加强责任感，保护网络信息传播安全，这在对外交往中尤其重要。
第三点要把握对立与统一的规则，这是我们新闻传播必须要遵守的机制，要把握好公开、透明的尺度。新闻工作者每天在汪洋大海的事实当中去挑选某一部分事实为我所用，为公民所用，这个挑选就是度的把握，这实际上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总是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好，我们的发展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并且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牵扯到各行各业等，但是能不能把存在的这些经济发展问题全部放在媒体上进行详细的分析？也不行，因为它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外贸、消费等，所有这些都牵扯到一个度的把握。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要求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度。
第四点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既要使上层建筑的发展同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基本一致，又要坚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坚持党管媒体的体制。我们要时刻注意，过头了不行，没到位也不行。
最后一点，依靠人民群众，我们要想办好媒体必须要依靠群众，这一点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以上我很简单地把这一问题梳理了一遍，就怎么样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们就可以从上述五个方面进行思考。
第三个问题，为了很好地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媒体应该建立一些规范。我认为，大概要坚持以下六个方面的规范。
第一个规范是真实报道，真实报道对于网络媒体来说似乎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网络新闻的来源太多元化了，对网络新闻的把关很困难。关于网络新闻的真实报道问题也是中宣部考虑最多的问题，是群众意见最大的问题。所以，网络新闻真正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一条原则就是要老老实实做到真实报道。不仅在微观上要追求报道的真实性，也就是每一个具体报道的人物、事件，报道的时间、地点、经过都要有理有据。在宏观层面上，也必须坚持报道的真实性，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做到这一点很难。中国媒体很难做到，美国媒体也很难做到。但是媒体要具备公信力，就必须要做到真实报道，这是第一个规范。
第二个规范就是党性原则，网络媒体要从党性原则入手自觉地维护法律规范，特别是在非官方的网站建构新的体系时，这一点就更难。因为中国的传统媒体都是官方媒体，从法律上来讲，现在还没有民间的私人媒体。但网络媒体不一样，网络媒体大概80%都是民营的，都是私有的，要真正让它按照党性原则创办、运营很难。最近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一些讨论，理论建设上还很模糊。在新闻传播中有个问题，就是党和法的关系，还有规律和党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中即提出了两个规律，一个是新闻传播规律，另一个是网络传播规律。这是第一次提到了网络传播规律。
第三个规范叫组织规范，叫全民办网。我们报纸讲求全民办，电视讲求全民办，网站也讲求全民办，尤其是官方网站。可能一些民营、私人创办的网站，经过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就可以办，但是官方网站只有官方来办是不够的，要重视民众。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还存在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看《环球时报》的官方网站，看人民网、新华网上创办的一些栏目，是不是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凝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众多人民群众参与呢？事实上，在全民办网方面，我们的媒体做得还很不够。我认为，一些传媒同人民群众对立的时候，显然媒体办网的方向、办网的立场是有问题的，网站的工作人员的自觉性还不够。所以，互联网也要依靠全民的力量来创办。
第四个规范就是义务规范和舆论导向。在舆论导向里面要注意三个舆论场：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和海外舆论场。这里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对海外舆论场我们没有太多关注。看不到，听不到，不等于海外舆论场就不存在。所以，要很好地把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和海外舆论场这三个舆论场统一起来，去寻求它们的最大公约数，这一点很重要。
第五个规范就是道德规范，媒体要坚持一定的新闻操守。前几天中宣部开会就在讨论我们的一个国家社科课题，其中有一个子课题是研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我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立场，一种品行，一种新闻职业的规范等，还是一种新闻操守，记者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这很重要。但是，你一方面在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另一方面自己的职业道德低下，那么，你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用吗？所以，媒体的职业操守很重要。
最后一个规范是如何经营。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我们现在在这方面比过去有进步，但是还不够。以人为本最早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就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提到的“以人为本”是在十七大上由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距离今天也就不到十年的时间。但是，当前，我们的新闻传播工作很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像以前所讲的，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等，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都做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就落到了实处。
我把今天讲的内容大致做一个小结：第一个要点，充分认识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讲，其中，侧重于三个方面的内容，包括要反思苏联的解体，要坚守新闻传播的底线；要反思斯诺登事件，警惕“隔墙有耳”；要反思颜色革命的兴起，提高自身意识和警觉性。第二个要点，就是网络媒体怎样来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要从新闻传播的五个方面来展开。第三个要点，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践行网络新闻媒体的六个行为规范，其中，最后一点讲到的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