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步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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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试读：
前言
一 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谈起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很长一个时期，人们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处于东亚地区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并对结束了战争状态的中日关系给予相当大的期待。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一衣带水”一词的出现频率逐渐减少，常用的表述是：中国与日本是东亚地区相互“搬不走的邻居”。这一命题虽然没有错误，但似乎隐含着某种无奈情绪，反映出中日两国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一些日本政治家纵容历史教科书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掩盖侵略历史事实，以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伤害战争被害国民众的感情，两国间的关系急剧变冷，一度处于“冰点”以下。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的角度，人们对中日关系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虽然种种分析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几乎都注意到：发生在近代的中日之间的那一场战争和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历史问题本来就是那些不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挑起来的，但当问题发展到深刻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时候，这些人却表示：“相信历史学家会对历史问题给予准确的叙述”，而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于是，从2006年12月开始，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两国政府分别委派本国十位学者组成共同研究委员会，开始就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我被委任为该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经过三年的努力，共同研究的报告于2010年1月向国际社会公布了。
自中日两国政府开始共同研究的消息发布后，我陆续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许多来信和来电。有的来信热情洋溢，期待共同研究促进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有的来信义愤填膺，希望中方委员对日方学者进行严肃的斗争；有的来信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也有人质问说：日本连侵略中国的基本事实都不承认，根本没有必要同他们讨论和研究！有人断言：将历史问题转移到学者层面讨论，就是中了对方掩盖历史责任的奸计。而我的一位忘年交友人甚至坦率地对我说：没有想到研究抗日战争和日军暴行问题的你居然同日本人坐在一起讨论，成了“投降派”。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在众多的来信中，反对就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的来信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其中有的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也有的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华侨。
作为中国学者，我十分理解这些来信所反映出的情绪。我深知，确实有一部分日本的右翼与保守派的政治家、学者及活动家，他们通过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破坏了本来正在向积极方向发展的中日关系。来信范围之广阔，说明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对战争的残酷与侵略者的残暴的认识上，这种历史记忆具有民族性与共通性。从这些来信可以想象得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带给中国人民多么深刻的影响，中国人至今对此仍保留着多么清晰的历史记忆。
所以，我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战后，中日两国为解决历史问题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就是两国政治家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果，也是对历史问题进行理智思考的结果。但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甚至得到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这种违背了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不负责任的言行，不断地伤害战争被害国人民的感情，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致不健康环境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这段话中，我首先肯定了战后中日两国为解决历史问题所进行的努力，其中当然包括了政治家与市民不同的层面；同时我也指出了战后某些日本政治家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问题。
但是，第二天，日本的《产经新闻》发表社论称：
中方步平首席委员批判日本国内的否定侵略的言行，做了一个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问题的发言，但是似乎与中国希望进行共同研究的宗旨不吻合。两国首脑的共识是通过共同研究而不使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中国当局是不是没有选好能够把握这一主张的人选？《产经新闻》声称要将历史认识问题纳入所谓学术研究的范畴，将历史问题政治化的责任强加给中国方面，从而为那些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日本政治家推卸责任。其实，将历史问题发展为政治问题的不正是那些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吗？二 三个不同层面的历史问题
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表现在政治、民众与学者三个层面。
中日之间的战争在60多年前的1945年已经结束，而从1972年的联合声明开始，两国邦交已经正常化。从那时起到现在，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已为《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等一系列政治文件所规定，确立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原则。但是，日本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和右翼保守势力却一直在历史问题上挑起事端，深刻地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大局，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影响了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产生了十分消极的作用。如果任凭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煽动，不对历史问题进行准确的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总是动荡不安的。所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对保守派政治家及其代言人的言论进行斗争是很自然的。这就是政治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
但是，中日历史问题除了被不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和右翼及保守势力政治化的一面外，在民众层面，与其说是差异，不如说是错位。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及语言表达体系均不相同的中日两国民众间，在历史认识的问题上肯定会存在差异，而解决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则是了解与理解对方，即历史认识的沟通。所以我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提出了下述观点：
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差异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化障碍和交流的不充分也可能使这种差异演变为历史认识上的误解。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涉及地域、利益、感情等诸多因素，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而在对战争被害与加害具有完全不同体验的两个国家之间，讨论历史认识更是相当困难。
解决中日两国广大的民众间历史认识的差异，则是更重要的任务。围绕中日关系的历史，特别是战争的历史，两国民众的认识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有什么样的分歧？这些历史认识的分歧属于什么性质？在战争结束之后的今天，两国民众间的历史认识是否可以沟通？历史学者在这种沟通中应起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两国历史学者之间首先需要解决的学术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
所以，在指出日本在战争责任认识上存在错误倾向的政治层面问题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在两国民众间存在的需要相互理解的感情层面的问题。学者间以对话的方式，通过共同研究解决历史认识方面的问题，则是解决民众与政治层面历史问题的前提。三 “语境”——民众历史认识
形成的背景“相互理解”这一概念说来容易，但是真正实现则十分困难。由于战后政治环境的隔绝和地理环境的天然障碍，加上战争体验的不同，中日两国广大民众间对于对方的战争体验和历史认识情况基本不了解，更谈不上相互理解。许多经历了战争苦难的中国人十分不理解为什么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存在差异，难道侵略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的苦难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近二十年来，我在研究中日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同日本的和平团体进行了长期的交流，亲身参加了和平活动与和平教育的实践。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我对日本战后和平思想的产生与和平运动的发展有了比较多的感性认识，对包括知识人在内的日本民众的历史认识的过程积累了一定的感性了解。在这一基础之上再去阅读总结战后日本精神的历史著作，才对日本人战后历史认识过程的曲折性与复杂性有了切身的体会。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虽然不能全部概括为“不承认侵略战争”，“继续鼓吹军国主义”，但确实与作为战争被害国的中国、韩国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有相当的差异。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和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思考，是在经历了几个阶段后逐渐形成的。
第一个阶段是从日本战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10年，其间出现了对“战争责任”的第一轮讨论。不过，当时日本社会流行的“战争责任”的概念，其实指的是思考导致日本战败的责任，也就是讨论作为天皇的臣民应向天皇承担的责任，根本没有触及导致广大日本民众陷入悲惨境地的发动战争的责任，更没有思考导致中国及亚洲地区数千万人民遇难的侵略战争责任。对战败真正应当负责的人，包括天皇和原军部上层、政府上层的高级官僚及积极支持战争的财界首领完全保持沉默，甚至对自己的责任含糊其辞，故意提出所谓的“一亿人总忏悔”论。
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10年，其间在日本社会内部，首先从文学界开始进而到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层面展开了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这一时期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较战后初期有了明显的深化，已经超越了对过去所作所为的一般性评价，不满足于对过去战争“无作为”的笼统的道歉，而是深入思考战争责任对战后日本社会向前进的实践中的意义。知识分子中关于战争责任论的争论重视日本社会内部秩序与伦理的思考，包含了对人性的多方面与深入的省察，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的概念。
第三个阶段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特别是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加害”责任，以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为契机，发起了发掘日军在华犯罪事实的运动。同时，以基督教、佛教为中心的宗教人士开始考虑战争期间宗教团体支持战争的问题。
第四个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发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及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在国外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批判活跃的背景下，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显然，这些在新的领域中的实证性研究促使上述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思考更具有伦理的自觉性。战争责任的认识领域与战争责任的对象领域都在扩大。
第五个阶段是冷战结束之后，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要求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民众层面对于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思考，同时也激起了历史修正主义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方式的激烈反弹，以致出现了中日关系的“冰河期”。
日本人对于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战后，都因其社会的多元性而呈现许多不同的形态。
从时间上看，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的认识经历了战争前、战争中以及战败后的大波动，在战后还经历了冷战到冷战后的变化。时至今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虽然坚持战前“皇国史观”的人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还在竭力传播其观点，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已今非昔比，不可能再占据主流。与之相反，战后日本的和平思想与和平运动成为社会的重要潮流，对日本人战后历史认识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日本的和平运动还存在诸多缺陷，与中国民众的历史认识也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它们与战争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否认侵略历史的认识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从空间上看，不同的社会阶层，同一阶层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其历史认识也有相当大的不同。战争期间，日本军部与政府之间，陆军上层的统制派与皇道派之间，军官中的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在选择战争的时机、战争波及的范围、战争的规模等方面就有不同的看法；而在战后，被褫夺公职的军政人员与一般人员、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冲绳等地与日本本土的居民，经历过战争与从未有战争体验的人们，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他们对于以东京审判为代表的战后处理，以及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社会各阶层的战争责任的认识也很不相同。
日本人战争历史认识的多元化，与战后日本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是一致的，所以，考察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需要多角度和多维度的思考。由于中日两国人民战争中及战后的体验有很大差异，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很不相同，加上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战后两国民众间就历史认识相互交换意见的条件并不充分，形成共同的认识相当困难；即使有所讨论，也常常产生错位。如果双方均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对方的战后认识，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差异。四 促进相互理解是学者的责任
了解了上述情况，我们就会认识到：只有在对话与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沟通两国民众间的感情，才能够真正解决中日历史问题。“对话”与“相互理解”，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承担两国民众间相互理解的桥梁作用的学者，理应将准确客观的知识与事实向双方的民众进行介绍，同时还要突破“语境”的障碍。我想，中国的读者如果能够了解日本人战后历史认识的基本状况，能够对战后日本民众历史认识的形成过程加以理性的把握，将有助于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从而在更深的层面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与和平友好的发展。
我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并不是研究日本历史特别是日本战后思想史的学者，对战后日本及日本民众历史认识的基本情况，一直是在学习中。如果说有所体会的话，不过是从感性的角度，即在与日本各界人士的接触交流中得到的。我一直认为，将这些感性的、片断的体会深入到理论的层面是研究日本战后历史的学者的任务，与我似乎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与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薛尔顿（Mark Selden）教授的一次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那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关于历史教育的国际会议和国际NGO组织的交流大会上，当讨论如何解决不同国家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分歧的时候，我谈了自己的体会。薛尔顿对于从感性的角度了解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极有兴趣，认为将那些体会写出来，不仅是对理论研究极好的补充，其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理论研究的意义。后来我发现，持薛尔顿教授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少。这样，就坚定了我写这本书的信心。
本书共分七章，每章的前半部分是根据历史资料对战后日本社会历史认识形成过程进行实证性与理论性的分析与说明，后半部分则是介绍我自己接触过的一些日本人的战争经历或对战争历史的认识。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对两部分内容的综合思考，对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认识得出相对比较客观的结论。
战后世界60多年来的变化使人们对中国，对东亚世界，乃至对整个人类，都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这一层面上，人们更容易发现彼此的共同性以及差异性，更容易相互沟通、相互认同。这一新文明观所提供的新的历史视角，将使我们的历史学在推动中国和整个东亚的发展，推动东亚共同市场的形成和走向一体化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东亚各国都有跨越战后，推动东亚走向未来的责任。第一部分战败——日本人精神的大崩溃
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经65年，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们都不是那一场战争的直接经历者。虽然战争的直接亲历者已经为数不多，但关于战争历史的记忆，却依然鲜活地留在许多人的心中。中日两国间因战争而产生的对立情绪至今尚未完全消除，特别是由于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发表否认侵略的言论，更使许多中国人常常把今天的日本与过去的日本联系起来，淡化了战后日本的巨大变化。
1995年，即战争结束50周年的时候，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了《战后50年》摄影集。摄影集的第一页是一张对折的巨幅照片，拍摄的是1945年遭遇空袭后的大阪鸟瞰图。密密麻麻、星罗棋布的建筑组成了灰暗的大阪城，即使是庞大的建筑，在照片上也不过是一个微小的点。更引人注目的是三个无比巨大的炸弹坑和无数较小的炸弹坑，看起来就像月球上的环形山，真实地再现了大阪遭轰炸后的景象。这幅照片的标题是：“战后的日本是从这类似月球表面的废墟上开始的。”
其实，不仅是大阪，日本整体的经济与社会，包括日本人的思想与认识，都在1945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崩溃而变成了一片废墟。日本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社会崩溃，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精神大崩溃。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玉音放送”埋下的历史认识问题的“伏笔”
1945年8月15日被一些人称为“日本历史上最长的一天”。从这一天上午开始，日本的广播电台就反复地播送着中午12时将有天皇的重要广播的消息。昭和天 皇即位20年来，还从来没有直接向民众发表过讲话，人们对天皇的讲话内容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尽管有人心中对天皇是否要宣布接受同盟国的宣言有些不祥的预感，但是更多的人相信：像过去由人代为宣读的敕谕一样，天皇仍要激励日本人继续战争。也有人认为，在经历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及苏联的出兵后，天皇可能要宣布进行最后的决战。
当广播电台12点报时响起时，日本各地的民众早已聚集在收音机前了。电台以所谓“玉音放送”的形式播出了昭和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
诏书中称：
朕深以世界大势及帝国现状为忧，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布告尔等忠良之臣民：
朕已谕帝国政府通告美苏中英四国接受其共同宣言。
曏者，朕承皇祖皇宗之遗范，拳拳于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交共荣共乐。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实乃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至若排他国之主权、侵彼之领土行为，皆非朕之本意。然交战已阅四载，朕之陆海将士虽勇武善战，朕之百官有司虽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虽克己奉公、尽其最善，战局仍未好转，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敌新使用残虐之炸弹频伤无辜，其状之惨不可预测。作战若延续，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波及人类之文明。如此，朕何以保吾亿兆之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是为朕着帝国政府回应共同宣言之缘由。
对于与帝国始终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盟邦，朕惟有深表遗憾；每虑及死于战阵、殉于职守、亡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朕常五内俱裂；至身负战伤、蒙受灾难及丧失家业者之福祉，乃朕之深切轸念之所。今后帝国所受苦难非同寻常，臣民之衷情朕亦尽知。然时运所趋，为万世之太平，朕将堪所难堪之事，忍所难忍之情。
朕笃信与护持国体之忠良臣民同在，而忌情绪激昂、滥滋事端，于同胞之间互相排挤，扰乱时局之势力。更忌由此误入歧途，失信于世界。此时宜举国一家，子孙相继，确认神州不灭，念及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坚定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粹，以期世界之进运。
此为朕之期待，望臣民周之。
之所以全文引用天皇的这一诏书，是因为后来的人们往往把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以“玉音放送”形式发表的诏书视为日本投降的标志，认为从此日本进入了战后。的确，日本的战后是从天皇发表诏书开始的，但战后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可以说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终战诏书》一次也没有提到“战败”和“投降”，由此埋下了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伏笔”。图1-1 日本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
对上述的天皇诏书进行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出：首先，诏书只说到“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同盟国一方又使用了“残虐之炸弹”，[1]为了“亿兆之赤子”而不得不宣布接受美苏中英四国共同宣言，而没有任何一处涉及承认日本战败的事实；其次，诏书强调宣战并非自己的本意，而是为了日本的“自存”和东亚的“安宁”不得已而为之，仍然是站在“解放东亚”的立场上，并对当前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而感到遗憾；最后，诏书中所指的战争是自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的战争，而对侵略中国的战争则不置一词。可见，与以往一样，诏书突出的仍是所谓的日本“国体”，坚持的仍然是皇国史观。如果对诏书的意旨解释得更清晰一些，那就是：虽然日本现在遇到了暂时的波折，但只要护持国体，虽任重道远，但日本仍有希望。
其实，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已成不可否认也不可逆转的事实。天皇发布这样一份并不承认战败的诏书，固然“终结”了战争，却导致了日本社会思想的混乱。
日本的各大报纸都在8月14日的午夜接到了宣布战争终结的天皇诏书，并在第二天以醒目标题刊出。《每日新闻》的标题是：“圣断 大东亚战争终结；颁布收拾时局诏书”，而在“维护国体”的社论中则写道：“在聆听大诏终结战争之际，吾辈草民应发挥国体之精华，建设新日本”。《读卖新闻》的前身《读卖报知》以“为万世开太平”为题，全文刊登天皇的诏书，同时发表社论称：“正如大东亚战争的宣战诏书所申明的，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自卫自存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东亚的解放和十亿民众的福祉。”这些报道和社论中没有一句话提到“投降”、“无条件”，也没有一句是对导致战败的军队与政府的批判。《朝日新闻》虽然承认“日本国民今后面对的和平不是对等的，是单方面的战败”，但是对军队和政府的责任也未置一词。这是因为在8月14日，负责新闻管制的情报局刚刚向媒体下达了“大东亚战争终结交涉之际的舆论指导方针”。
8月16日，情报局针对天皇诏书公布后的形势，再次发布指示，要求各媒体“可以刊登敌方的正式声明，但是将其中谈到战争责任者的追究、军部的责任以及影响国内局势的内容一律删除”，“可以使用‘日本投降’的概念，但是不得说‘无条件’”。
东大教授小森阳一曾指出：《终战诏书》是针对美国、英国、中国与苏联四大国提出的《波兹坦宣言》的回答，理所当然地应当涉及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诏书中“只将‘宣战于美英二国’视为问题”，“排除了中国和苏联，显然说明其意图是要把战争限定在1941[2]年之后”。也有的学者明确地指出：天皇的《终战诏书》“其最根本之处就是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和‘护持国体’”。因为在所谓的《终战诏书》中，只提及日本与美英两国的战争，而且其内容中根本“不存在战败认识”，至于“关于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一概不予理会”。所以，所谓的《终战诏书》不过是一个“继续天皇制的宣[3]言”。
这样，伴随1945年8月15日《终战诏书》的公布，所有的日本人一夜醒来就不得不面对战败的残酷现实。战争期间作为日本精神支柱的皇国主义史观本来也应当寿终正寝了，但由于《终战诏书》仍然坚持皇国史观，只不过从形式上以暧昧的态度结束了战争，这就带来了战后日本人关于历史认识的一系列问题与争论。注解：[1] 该宣言为中、美、英三国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苏联后来加入。故在天皇的诏书中称美英中苏“共同宣言”。[2] 〔日〕千本秀樹：《天皇制の侵略責任と戦後責任》，青木書店，1990，第98页。[3] 〔日〕小森陽一：《天皇の玉音放送》，五月書房，2003，第53页。被“皇国史观”束缚思想的人们
直到天皇的《终战诏书》颁布之前，日本社会仍然完全处于战争总动员的体制下，被军部打造成一部十分严密的战争机器，上上下下都围绕“大东亚圣战”的目标而运转。政府告诉国民：由于美国、英[1]国、中国与荷兰等对日本形成了包围圈，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进行“自存自卫”的战争；但日本进行的战争还有更高尚的目标，那就是“解放大东亚”、“建立和平的基础”。为此，日本民众需要“灭私奉公”，无条件地支持国家的战争，一亿日本人要为了天皇和维护“国体”而培养同仇敌忾的精神，任何人都不能对此有不同认识，否则就是对天皇和国家不“忠”，就是大逆不道的“国贼”。
接受了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日本民众从来没有，也根本不敢设想战争的失败，始终对战争的成功抱有极大的期待。在这样的期待中，他们突然被告知战争已经失败，被要求迅速完成巨大的思想转折，这一过程肯定是相当困难的。
据经历过日本战败那一时刻的日本人回忆：8月15日将近中午的时候，全日本的人，无论是在自己的家中，还是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在外出的路上，都会找到附近的收音机，站立着等待“天皇玉音”的播放。而在东京，许多人甚至直接跪在皇宫前虔诚地等待，全然不顾头上似火的骄阳，因为天皇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现人神，必须毕恭毕敬地聆听他的声音。
经历过那一时刻的日本人，至今也难以忘记当时聆听“天皇玉音”后感到的震惊。
生活在甲府的一位老年妇女，当时还是中学生，在她的日记中这样记载着：
8月15日
霹雳！！
这是怎么一回事。
8月17日
霹雳
这样的日子，对日本人来说真是难过啊。在听到15日的大诏之前，我们都是在为胜利而奋斗着。
真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如果不是天皇的命令的话，即使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战斗下去。不管原子弹有多么厉害。
这样一来，就要忍受屈辱，成为可憎的美国佬的属国了。其实，即使是领土被占领、同胞被杀戮，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斗到日本剩下最后一寸土地，也要高呼着“万岁”倒下，这才是日本人的幸福。
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人被军国主义思想愚弄到何等地步，许多人直到日本投降前夕，还以为即将取得胜利了呢。另外，从日记中也可以看出：被推到至高无上的神圣位置的天皇权威，随着战争的失败而一落千丈。这种情况从日本各地的警察部对人心民意的调查中可见一斑。
大阪府的调查说：“民众中的七成是期待着天皇在讲话中表示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的，没想到竟然宣布结束战争，实现和平。许多人立即感到失魂落魄，悲愤不已。”神奈川县的调查说：“一般的县民都以为要宣誓抗战的，所以听了天皇发表的玉音，一时呆在那里，许久说不出话来。”而鸟取县的警察更发现：“人们表面上是聆听了玉音，但心中无非是在想：‘现在结束战争为时尚早’，‘无视国民的意志’，一些人表示了批判的意见，而有人甚至散布对天皇和皇室大[2]不敬的流言”。所以警察局提出要“严厉取缔”那一言论。
被日本政府与军部多年来喋喋不休鼓吹的军国主义思想蒙蔽的日本民众，开始是无法接受日本已经战败的现实的。8月15日中午之前，天皇周围的一些军人还一直在竭力阻止讲话录音在电台的播出，动作相当激烈。众所周知的近卫第一师团的军人策划了未遂的政变；而右翼团体中的许多人，则在所谓“清君侧”的口号下，袭击暗杀当时主张投降的政府大臣。内大臣木户幸一首当其冲地成为“尊攘同志会”攻击的目标。由于警察发现得比较早，袭击才未能得逞。尽管做出这样激烈和极端行动的日本人只是少数，但难以接受投降的现实，则是当时多数日本人的心态。日本人为什么这样“执迷不悟”？为什么这样执著地支持军国主义的战争？难道这个民族真的是由“战争狂”组成的？
回答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分析日本是如何走上战争道路的。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直到1945年战败，一直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呈现于国际社会。对于欧美，她以在西方列强压迫下争取自身发展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形象出现，提出“富国强兵”口号作为主要奋斗目标，从明治维新时期的“尊皇攘夷”到后来的领导“东亚解放”，表现出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姿态。而对于亚洲如中国、朝鲜等周边同样受到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日本作为后步入列强行列的一员，则表现出狰狞的殖民主义者的面目。日本在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后，走的完全是曾经作为“攘夷”对象的西方列强的道路，用与西方列强同样的手段对待东亚各国：将中国东北及朝鲜划入自己的利益线之内，并逐步吞并朝鲜半岛、占领中国东北，进而将扩张的步伐推向中国的华北及全中国，甚至东南亚。
为了向日本民众解释这一相互对立并且是割裂的政策，战前日本的主要思想武器就是所谓的“国体论”，即宣扬以天皇为象征的日本国体的优越，强调文明优越的日本领导亚洲的正当性，和镇压“不文明”、“半开化”的中国及朝鲜“反日”运动的合理性。“国体”意识是相当抽象的概念，其核心是把日本人对民族国家的热情转移到对天皇的效忠上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为了让民众接受并深刻理解以致衷心拥护天皇制度，将军队和学校学生作为基本培训对象。天皇于1882年向军队颁布的“军人勅谕”，明确日本军队以天皇为大元帅，军人必须对其绝对服从，必须养成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五项德目；而于1890年向学校学生颁布的“教育勅语”，则要求日本国民应将“忠君爱国”作为最高道德。军队和学校都将天皇的“勅谕”和“勅语”作为“绝对的教导”，进行敬拜、奉读乃至背诵。军队与学校是教育和影响日本国民的最重要、最集中的阵地，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教育，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观即“皇国史观”便逐渐成为主导日本社会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日本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神的国家，它以绵延不绝的、万世一系的，具有神格的历代天皇为中心，[3]以天皇崇拜为信仰。由于天皇承担着上天与普通人之间联系的神圣责任，不仅负责教化日本民众，更具有领导尚未开化或半文明的亚洲其他各国，即中国、朝鲜等国的资格；以天皇为元首的皇国日本负有把“八纮一宇”的日本精神推广到全世界的神圣责任，如果遇到抵抗，日本国民应不惜牺牲一切，献身神圣战争和天皇领导的光荣神圣的事业。
按照这一历史观的逻辑，一切反对日本的国家和力量理所当然地都要遭到失败。这是日本从小学到大学以至全社会都在反复宣传的战争动员理论。甚至到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眼看战火就要烧到日本本土的时候，军部和政府仍然在鼓吹“神风”会保佑日本战胜不堪一[4]击的“鬼畜美英”。
其实，早在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就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向同盟国转述了准备考虑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意图，不过附加了条件。当时的三大报纸（《朝日》、《每日》、《读卖》）都得到了“日本政府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无条件解除武装投降”的消息，但是，政府情报局指示媒体不准涉及导致战败的军队与政府的责任，必须宣扬“拥戴天皇的圣明决断，维护国体和君臣亲和一体的体制，卧薪尝胆，迎[5]接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天皇召集的御前会议始终没有明确的结论，所以没有任何信息吐露给日本国民。甚至在政府高层已经开始讨论是否接受盟国宣言的时候，还确定了将维护日本的国体作为基本条件的原则。直到14日夜间12时，媒体才接到要在15日刊登“根据圣[6]断终止大东亚战争，颁布诏书收拾时局”的通知。而一般的日本民众也是在15日中午突然从天皇“玉音”中得知战争已经结束的消
[7]息。可以想象，长期被军国主义思想控制的日本民众经受了怎样的思想冲击。图1-2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东京皇宫广场前聆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日本人注解：[1] 根据这四个国家英文名称的首字母，当时被日本军部称为“ABCD包围圈”。[2] 〔日〕神田文人：《昭和の歴史—占領と民主主義》，小学馆，1994，第33页。[3] 明治初期，吉田寅次郎与山县有朋曾对此进行过争论。山县认为“国体”的概念并非日本独有，而是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推进力量，但是吉田认为“国体”只是日本民族的传统。逐渐地，“国体”被用来指称日本的政体及现存的政治秩序。[4] 1945年2月，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向天皇上奏，提出必须在维护和坚持“国体”的前提下才能够与美国、英国、中国等大国谈判。[5] 《讀賣报知》1945年8月15日。[6] 〔日〕田原総一郎：《日本の戦後—私は間違っていたか》（上），講談社，2003，第55页。[7] 《每日新聞》1945年8月15日。“圣战”思想的崩溃
尽管《终战诏书》并没有正面触及日本战败的事实，但天皇亲自宣布“终战”这件事本身，等于承认了以往鼓吹的“圣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战争的失败导致“圣战”思想的崩溃，使日本社会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思想“真空”。
后来成为日本白桦派作家的长与善郎曾记载：8月13日，在众议院图书室工作的朋友说将要发表重大的新闻。当时已经意识到战局发展对日本不利的人们都以为天皇可能会一面检讨自己，一面亲自鼓动国民全力抗战。如果天皇那样做的话，日本全体国民肯定会对天皇感激涕零而积极参战。但是，在听了15日的“玉音放送”后，人们“一下子泄了气”，“不知道应当做些什么了”。
战前曾经参加反战运动，但是在战争开始后“转向”加入文学报国会并担任审查部长的高见顺8月10日听到了御前会议的消息后在日记中记载：“看来战争终于要结束了，可是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样的感情。是高兴吗？不是。但是也没有别的什么感情。”
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荒畑寒村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交战国的人们跑到街上，不管认识或不认识，拥抱在一起，欢呼战争的结束。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报纸记载的人们在战争结束时的兴奋的心情。但是听了天皇的玉音，日本人的反应却十分奇怪。战争真的结束了吗？许多人感到难以忍受的空虚，丝毫没有兴奋的感觉。”
这是大部分日本人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一刻内心所有的空虚感觉，而这一感觉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战争后期的东京为了躲避美国飞机的轰炸，每到夜晚都要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到处是漆黑一片，死气沉沉。而从8月20日开始，由于战争结束了，持续多年的灯火管制也随之结束，夜晚的东京再次出现了灯光。虽然只是星星点点，但也让民众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靥，摆脱了死亡的恐怖，打开了多年来压抑人们思想的沉重枷锁，微妙的变化就此产生。当人们摆脱束缚，开始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思考问题的时候，对于这场战争的感性认识，可能是日本民众的第一反应。
我1994年在访问日本的时候，曾经在大学工作的梅靖三先生带我从福冈经过广岛到东京，在广岛，我们住在一座日本式的旅馆里，晚上一起喝酒谈话。因为在座的还有广岛当地的两位老人，所以话题当然离不开原子弹爆炸和战争经历。梅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
1945年的6月，我已经接到了征兵令，就是当时被称为“赤纸”的入伍通知书。按照当时的规定，青年人一旦接到那一张“赤纸”，就必须按照纸上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整理好行装前去报到，我当然也不例外，虽然上了年纪的父母很担心。在被集结在学校中待命的时候，天皇的“玉音”发表了。两天后我们被告知不再向军队派遣，而解散回家。听到这一决定，我们的心里确实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不能把喜悦表现在脸上。回到家中的时候，[1]母亲不禁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哭了起来。
梅先生还特别补充说：别看当时许多人嘴上仍然说不甘心失败，但其实都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到了战争的后期，战争在人们的心中早已不是那么神圣，但只有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才敢于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
我认识的日本新潟大学教授涩谷武先生也曾谈过类似的经历。
1944年5月，我还是新潟高等学校（高中）的学生，接到了征兵命令。8月，我作为海军第二期飞行专修预备生而进入基地设在三重的海军航空队，从事无线电通信业务。其实我早就想报考海军学校了，[2]当时的许多年轻学生以能够进入海军成为特攻队员为荣。我本来因为身体不合格而被刷了下来而有些丧气，但这时真的如愿以偿，心里却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
15日上午，我接到了调整好收音机的命令，为的是中午全体收听天皇的重要讲话。天皇的“玉音”播出后，我才第一次知道天皇同意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接着，联队（大体相当中国的“团”）长命令我烧毁所有的电报密码，我是带了十分复杂的心情做那些事的。在烧文件的时候，我听到周围的小学生们议论：“可能日本已经战败了”，“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上学了”。原来，学校的老师都已经被征用了，男老师上了前线，女老师则被命令从事义务劳动。学生们早已厌烦了每天只能在教室里上自习的枯燥的日子。
涩谷武先生还清晰地记得一件事，并写在自己的书中：
我所在的军队驻地旁边有一个小树林。在聆听了天皇玉音后的当天，我看到旁边的小树林里，有一位妇女只披了一件衣服，光着脚来回奔跑，一边跑还一边叫喊。问了围观的人们才知道，原来那位妇女的丈夫已经在战争中战死了，她的家门上还有“靖国之家”的标牌。现在，她听到了战败的消息，精神受到巨大的冲击。这一天晚上，我们刚刚回到宿舍，又有一名妇女突然闯了进来，进屋后立即抢过军人的战刀，高喊着：“我要和你一起去”，同时要用战刀自杀。我们拼命夺下她手中的战刀，但是妇女仍然不断地喊着“还我的丈夫！还我的丈夫！”原来，她的丈夫就是预备队的少尉，作为神风特攻队员已[3]经战死了。
涩谷武在战后进入东京大学，师从南原繁、丸山真男先生学习政治学，后来常年在新潟大学任教，担任过法学部部长。他的思想受上述两位恩师的影响很大。他退休后，曾将自己的许多书寄给我，其中包括16册的《丸山真男集》。读丸山先生的文章，让我了解了战后日[4]本知识分子复杂的感情和历史认识。图1-3 拜访涩谷武先生（2006年）
永井荷风在战争当时就是另类的作家，虽然对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可能正面表达出来，思想上受到极大的压力。在听了“玉音放送”后，他觉得压力顿时解除了。他在日记中记载：
S君夫妇来访，说今天中午听了广播，日美战争突然停止了。恰好染坊的老婆婆带来了鸡肉和葡萄酒，于是举杯庆贺战争结束，一醉[5]方休。
许多人在“聆听”了天皇的“玉音”后，与其说是意识到日本的战败，不如说是意识到被解放了。
曾任京都大学教授的高坂正尧在战败时刚刚11岁。这一年龄的孩子一般是不会掩藏自己的感情的。他回忆说：“当时，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我却有一种被美国军队解放的感觉。因为从此以后讲话自由了，妇女也开始有参政权了。这种感觉是否定不了的。”与高坂先[6]生对话的同龄的田原先生也表示自己有同样的感觉。
当然，美国军队占领日本后，也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强调美国对日本的“解放”。在占领日本一年后，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英文缩写为GHQ，以下简称盟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麦克阿瑟曾召集主导当时日本社会舆论的三大报纸即《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及共同通讯社的代表训话，说：“由于战败，你们日本国民才得到了自由，而在这之前日本是没有自由的。8千万人中有7千万人没有自由。作为一个民族，那是不幸的。而今，全体日本人都有了自由。我知道日本人也包括你们都认为对战败有责任，我理解这一点。但是，战争失败对日本人来说是幸福。确实，战败给日本国民带来了幸福，[7]将来会更加幸福。”这一番口气颇大的讲话，确实深深地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心。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喜欢归不喜欢，但是麦克阿瑟的话没有错，日本民众从严重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这也是事实。
渡边恒雄这一名字在日本可以说有相当大的认知度。他是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的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的社长，他的强势作风甚至使某些人将报社称为“帝国”。2006年，针对日本社会众说纷纭的战争责任问题，他曾派报社的许多记者遍访各国的学者、政治家，在报纸上连载了一年的“检证战争责任”报道，后来又结集用多种文字出版。中文版在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我还应邀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渡边恒雄在战时进入东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不久后，即1945年6月，19岁的他就被征兵入伍了。在日本战败之际，他正作为二等兵，在神奈川县的炮兵连队服役。入伍前，他内心本来是不赞成战争的，认为日本一定会失败，而自己也可能成为美军的俘虏。1945年8月15日上午，他接到了离开军队的命令，在回家的电车上听到了天皇的“玉音放送”。一开始，他紧张得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是到了东京站，看到大量散发的刊登天皇诏书的传单，他一下子又觉得：现在的结局不正是自己曾预料到的日本的失败吗？这让他又有了胜利的感觉。之后不久的11月，渡边恒雄回到东京大学继续学业，就像许多对发动了战争的日本政府不满而对未来满怀理想的青年一样，他在这年12月加入了刚刚获得解禁的日本共产党。因为他知道，在战争中，只有日共因不支持国家的战争政策而遭到镇压。
日美开战后，日本很多知识分子一致对战争的反对态度，转而支持甚至赞美战争，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对西洋文化本来就怀有的劣等感，战争初期对英美的胜利使他们感到自豪。评论家奥野健男说：
对中国的战争漠然的大众，甚至对中国的战争持批判态度，认为那是侵略战争的知识分子，在对英美的战争开始后态度大变。
在日本人看来，欧美那些新近的国家是靠掠夺而起家的，因此是压制新兴势力的日本。在日本人的心中怀有对百年来白人对亚洲的侵略和横暴的愤怒。初战告捷的消息传来，日本人的紧张感渐渐地被解放了，优越感取代了恐怖感，并逐渐转化为自豪感。原来的所谓有色人种、后进国民的劣等感一下子消失了。而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长期[8]不能自拔的沉闷气氛也被战胜英美的情绪所取代了。
这种现象在战后被认为是日本知识分子丑陋的一面，当时还有更丑陋的现象，那就是知识分子内部的暗斗。在政治压力下，有的人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告密为“唯物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有的人与军队官僚勾结，把持国策团体的主导权。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丑陋现象，战后曾任《世界》杂志编辑长的吉野源三郎进行了分析：
在战争中，上面要求的是“一亿一心”，但实际上国民都团结不起来。战后国民又被投入贫困的边缘。这种战后的状况，说明日本不[9]仅从政治经济上崩溃了，而且精神也大大地崩溃了。
也就是说，发动侵略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灵魂的大暴露，而战败则不仅带来日本政治经济的崩溃，更重要的是道德与精神的大崩溃。
1945年末的日本报纸经常刊载一些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日本社会的犯罪率急剧上升，奇特的案件一再发生，如下山国铁总裁怪死
[10][11][12]事件、三鹰与松川列车出轨事件、帝银毒药杀人事件等。据统计，1946年的犯罪人数为五万四千余人，1947年增加到七万四千五百余人；犯强抢的人数，1946年为一千二百余人，1947年增加到[13]七千八百余人。
这样，到战争后期，人们已经发现，政治家表面上高唱“灭私奉公”的口号，其实已经导致了社会性的信仰的破灭，但为了基本的生存，人们都要用假面具把自己伪装起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贝壳人间像”的社会现象。连刚刚走出学校门、涉世不深的学生也以假对假，如伪造假饭票对付严格的“配给”制度。这些问题表明，虽然战争仍然在继续，但是社会已经崩溃了，难怪战死的学生兵的遗稿中说出了“从废墟上建立起新的日本”这样的话。
可见，在日本决定投降之时，以皇国史观为基础的历史认识就完全崩溃了，战后的日本社会立即面临重建历史认识与社会道德的问题。而这样的重建必须以对战争的反省和个人主体意识的自觉为前提。日本人能否有这样的反省和自觉呢？注解：[1] 〔日〕梅靖三：《戦争はいやなものだ》，昭和出版，1994，第33页。[2] 战争后期，日本海军航空队中建立了以驾驶自杀式飞机或潜艇的所谓“特攻队”，特攻队员基本是以学生兵为主组成的。学生们驾驶的自杀式飞机被命名为“神雷”，而潜水艇的名字被命名为“回天”。青年学生进入特攻队，基本没有生还的希望，所以他们在上飞机前，都要给家人写好遗书。战后，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把这些遗书作为宣扬爱国精神的重要教材，还在靖国神社中展览这些书信，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也刊登其中的代表作，无非是想说明当年的日本学生在奔赴前线的时候是多么“视死如归”。[3] 〔日〕涩谷武：《葉葉協生論》，文蕓社，2008，第26页。[4] 读了丸山先生关于日本民族主义及战争责任的分析，我第一次了解到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对自己曾经支持战争的“悔恨”心情。我想，正是由于有了悔恨的心情，日本才能够在战后逐渐走上和平的道路。[5] 〔日〕神田文人：《昭和の歴史—占領と民主主義》，小学馆，1994，第33页。[6] 〔日〕田原総一郎：《日本の戦後—私は間違っていたか》（上），第41页。[7] 〔日〕有山輝雄：《戦後史のなかの憲法とジャーナリズム》，柏書房，1998，第78页。[8] 奥野健男评论参考〔日〕昭和戦争文化全集編集委員会編《昭和战争文化全集》第4卷，1964，第494～495页。[9] 〔日〕吉野源三郎：《人間の尊さを守る》，鶴見俊辅編《和平の思想》，载《战后日本思想大系》第4卷，筑摩書房，1969，第159页。[10] 日本国营铁路总裁下山定则在1949年7月5日突然失踪，第二天被发现被火车轧死。[11] 1949年7月5日，东京中央线三鹰车站上无人驾驶的电车突然开动并出轨，导致十余人死亡。8月17日，东北干线福岛县境内松川发生类似的列车出轨翻倒事件。[12] 1948年1月26日，伪装成日本厚生省官员的人以防疫为名让帝国银行东京椎名町分行12名职员喝下毒剂而死亡，犯罪嫌疑人被指为画家平泽贞通，但有异议。[13] 〔日〕保坂正康：《昭和史がわかる55のポイント》，PHP文庫，2001，第194～195页。发现“被欺骗”——初步的觉悟
就在天皇宣布战争结束几天前，日本全国还沉浸在“举国抗战”、“全体玉碎”的狂热中，从上到下都被鼓吹战争的标语口号所淹没。
战争时代的标语口号是政府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标志与手段，[1]维护天皇制国家的重要工具。由于这样的标语口号太多，而且不断“推陈出新”，所以从1941年起，情报局第五部编辑了《国策标语年鉴》。到1943年，《国策标语年鉴》汇集的标语多达4237句，绝大部分与战争有关。
军部与政府知道有人对战争存有异议，对战争胜利的结果更有怀疑，所以故意用“万世一系、亿兆一心”、“一亿日本，心的动员”、“协力一致，强力日本”等口号强调日本全社会的团结一致；为了鼓舞人心，炫耀战争的胜利，尽管与英美等盟国实力相差悬殊，仍打出“日之丸，埋葬伦敦纽约”、“消灭英美，重绘世界地图”、“繁荣经济，建设理想的新东亚”等口号，给民众造成日本已经胜利在握的印象；到了战争后期，战局日渐不利，政府明知战局无可挽回，成立所谓自杀式的“特攻队”不过是孤注一掷，但仍然命令媒体发表吹嘘特攻队英勇作战的文章，公开特攻队员书信中的“豪言壮语”，宣扬“一机换一舰”。
但是，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和国内战争体制的崩溃使这些意在鼓舞人心的口号成了空中楼阁，政府宣扬的日本精神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例如，在冠冕堂皇的“一亿一心”口号的背后，政府内各政治集团以私利为重，各机构内也是山头主义横行，强调本部门利益。尤其是陆军与海军两大系统间矛盾重重，即使在同一陆军部中，情报部与作战课之间也不通信息，各自为政；军事指挥与军需生产指挥部门互不服气，完全脱节。这种情况导致计划混乱和指挥不力，为企业与官僚的勾结制造了机会，而且产生严重的贪污腐化，腐蚀社会风气。所以，表面高呼“一亿一心”，实际则是“一人一心”。
又如，在“灭私奉公”口号的背后，是指导战争的军人和政治家滥用国家所谓的“公”，而不承认国民个人的“私”。政府对“一人一心”的社会分裂状况没有任何的制约与解决能力，只好通过所谓的“灭私奉公”来约束民众的行为与思想，但是效果却极为有限。相反，政府越是强制地推行不顾私人的利益政策，国民就越是要拼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鼓吹“灭私奉公”实际上纵容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保守派的政治家也深刻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曾经在战后的吉田茂内阁任文部大臣的伦理学家天野贞佑分析说：“表面上看是没有[2]私利的人，实际上是最计较私利的”，的确一语道破了“灭私奉公”的虚伪。这样的虚伪与无责任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听到天皇的《终战诏书》后，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如噩梦初醒般惊愕地发现：战局早已不像军部和政府鼓吹的那样胜利在望，相反，盟国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进而，人们又发现：战争已经使相当于日本人口总数4%的310万人丧失了性命，1500万人失去了家庭。一旦了解了真相，靠着那些口号支撑的日本人的精神立即陷入了崩溃与绝望：仅仅几天前，报纸还连篇地报道“皇军”在各地的胜利“捷报”，现在怎么居然连一天也无法坚持了呢？对照军部和大本营曾经信誓旦旦的保证，普通日本人的心灵无不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他们意识到：不是战局发生了突然变化，而是自己受到了欺骗。一旦认识到“被欺骗”，日本人心中长期积累的对军部的不满和对政府的怀疑便一下子迸发了出来。从盲目相信到完全不相信，这就是日本民众战后初期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影响了日本人对战争责任及“公”观念的认识。
在学校中曾经是坚定的天皇主义者，后来成为日本共同通讯社编辑的原寿雄回忆说：日本人本来有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天然的期待，但在战争中，反战的意识被长期抑制，而尊皇和仇美的意识则得到精心的培养。但是战争刚刚结束，人们就发现：战争中受到的教育其实是一种欺骗。虽然每天都在读书，但实际是在欺骗自己，是在接受“洗脑”。意识到受了欺骗的原寿雄立即加入战后初期同军国主义和天皇制斗争的行列。他后来回忆说：虽然没有加入当时同天皇制斗争最坚[3]决的日本共产党，但是作为日共的外围，我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原寿雄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当时许多日本人都是在战后初期因为意识到受欺骗而转变立场，产生了对军国主义和天皇制的批判意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