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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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故事（下）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宫廷秘闻
杨玉环为何一直只是贵妃而没能成为皇后
杨贵妃（公元719——756年），名玉环，字太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一位美女，也是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位后妃。
杨贵妃于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生于容州（今广西玉林容县），出身宦门世家。她不仅天生丽质、仪态万方，而且通晓音律、能歌善舞，深得唐玄宗李隆基的宠爱。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三千宠爱在一身，后宫粉黛无颜色”的诗句来形容杨贵妃受宠的程度。正史《旧唐书》也这样记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如上意。”可见唐玄宗的确是被杨贵妃的美艳多情迷住了，以至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唐玄宗不仅封杨玉环为贵妃，还重重提拔了杨贵妃的亲戚家人，叔父杨玄皀、兄长杨、杨锜、杨国忠等都被任命了重要的官职，她的三位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由朝廷供应俸禄，可谓家族显赫。但是有一个疑问始终困扰着后世学人，那就是既然当时唐玄宗这么迷恋杨玉环，杨玉环却为什么一直是个贵妃，而没有成为皇后呢？
关于这个问题，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从有关记载中发现和挖掘线索，进行相关论证和推测。从史书记载中的蛛丝马迹来看，唐玄宗之所以没有册封杨玉环为皇后，很可能与他得到杨玉环的卑下手段有关。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杨玉环原为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唐玄宗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从儿子手中抢过来的。开元二十二年七月，李瑁与杨玉环一见钟情，在武惠妃（李瑁之母）的再三请求下，唐玄宗下诏册立杨玉环为寿王妃，婚后，两人甜美异常，而这时唐玄宗并没有见到杨玉环。
五年之后，唐玄宗才看见了杨玉环，并且一见之下便被杨玉环的姿色深深迷住了，而这时她已经嫁给寿王李瑁差不多五年了。但唐玄宗却不管这么多，他设计了一番表面文章，先是打着孝顺的旗号，说是要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便下诏令杨玉环出家做道士，并赐道号“太真”，命令杨玉环搬出了寿王府，住进了太真宫。然后，他将大臣韦昭训的女儿许配给寿王李瑁，并立为妃，以此来安抚寿王。五年之后杨玉环守戒期满，唐玄宗便下诏让杨玉环还俗，并接入宫中，正式册封为贵妃，自己养了起来。
这件事情自然给寿王李瑁以深重的伤害，但抢走爱妃的是自己的父皇，自己只能敢怒不敢言。对此，唐朝诗人李商隐曾在诗歌《骊山有感·咏杨妃》中写道：“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此诗说明了当时唐玄宗抢走儿媳妇后，寿王李瑁的郁闷和唐玄宗的尴尬，然而杨玉环实在是太漂亮了，唐玄宗为了得到她这一切都不顾了，由此也可见杨贵妃的迷人之处。另外，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的朝代，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各种外来风俗在大唐落地开花，封建伦理等级制度得到弱化，因此唐玄宗这样做并没有引来太大的反对。
但抢夺儿子王妃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情，寿王李瑁虽然表面不敢说，暗地里肯定是耿耿于怀的，所以唐玄宗虽然极其宠爱杨贵妃，将所有的恩惠都施加到她身上，连她的亲戚朋友都提拔为重要官员，由朝廷俸禄包养起来，甚至于民间产生了“不重生男重生女”的风气，但却一直不肯加封她为皇后。一来是从儿子手中抢来的贵妃毕竟有违伦理，虽然其时风俗开化，但纲纪伦常的主体还是存在的，让这么得来的妇人做了皇后显然无法“母仪天下”。二来是如果封杨玉环为皇后，势必将寿王李瑁心中压抑的怒气激发出来，到时候发生政变也很有可能。其三是杨贵妃得宠后仙及鸡犬，她的兄妹亲戚都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已经发展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再封她为皇后，必将引起大臣的反对和权力的倾斜，这对维护稳定是很不利的，所以唐玄宗一直不肯封杨贵妃为皇后。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让唐玄宗不能封杨贵妃为皇后，这就是杨贵妃跟随唐玄宗后一直没有子嗣。至于杨贵妃为什么没有生育我们无从得知，但没有儿子肯定是封她为皇后的一大障碍，因为古代册立皇后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要君臣参与，诏示天下，册立的皇后必须是懿德懿容，能起到垂范万众、母仪天下的作用，她所生的儿子也将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因此皇后与太子一般应当是母以子显或是子以母显的，但当时太子已立多年，而且成长正常，杨贵妃又迟迟没能生个儿子出来，所以就没有理由封她为皇后。如果强弓硬上马，立杨贵妃为皇后，很可能引起太子、寿王李瑁甚至朝廷大臣的反对，发生宫廷政变，那样就得不偿失了，唐玄宗断然不会去冒这个险。
事实上，杨贵妃虽然没有成为皇后，但她享受的待遇规格早就是皇后的标准了。她一入宫便集“三千宠爱在一身”，民间还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传说，可见杨贵妃地位之高，承运之深，宫中的仪体规制都是为她而设了。杨贵妃虽无皇后之名，但得皇后之实，而且比一般的皇后更受尊宠。杨贵妃也比较聪明，没有反复请求唐玄宗立自己为皇后。既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女人所达到的极致，得到了天子的万千宠爱，何必还去在乎皇后的名号呢？她只需要发挥自己的美艳多才，把唐玄宗伺候得舒舒服服，便永远都是实际意义上的皇后。
儿恋书僮女爱和尚：李世民一家怪异性取向
我们分析过，李世民的一家，都有点精神不正常。
现代病理分析学告诉我们说：举凡一个人心理不正常，百分百会在性取向上反应出来。正是因为一个人的性取向出了问题，才导致他的脑子不正常，同样的，正因为他的脑子不正常，才导致了他的性取向怪异。总而言之，心理的变态与性取向的偏差，构成了人类精神生命最恐怖的障碍。就拿李世民来说，在他未当皇帝之前，已经封为秦王，任什么样好人家的女子，不是由着他予取予求？可是他老兄偏不，放着正常人家的女孩子不爱，非要热烈的追求亲弟弟的妻子。这是因为正常的情欲于他而言，构不成任何形式的刺激，一句话，他看到正常人家的女孩子，硬是没感觉，一定要奔人类的禁忌来，越是不应该追求的女子，就越是让他血脉喷张。
李世民的这个毛病，是一种典型的家族遗传性疾病。证据就是他的大儿子李承乾，性取向出现了偏差——说到这个李承乾，此人始终是中国式教育失败的典型，为了教导这个儿子，李世民广延名师，凡是他能够找得到的饱学鸿儒，李世民都给找来了，而且这些老师各有各的教育方法。再就是李家教育资源充足，天底下再也找不到比皇帝老倌家教育资源更充足的了。可这么多饱学鸿儒教导了半天，李承乾却冲破封建家庭的桎梏，勇敢的和自己同种性别的书僮相爱了。
同性恋并不稀奇，我们不应该歧视同性恋者……但是接下来，我们知道，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放着自己的老公不爱，却勇敢的和唐僧唐三藏的徒弟相爱了……这好象也没什么不妥，圣僧和公主的炽热恋情，更容易打动天下凡夫俗子的心。
但是，儿子同性恋，女儿爱和尚，这两桩事放在一起，明摆着，李世民一家的性取向千真万确的，有问题。
等到唐高宗李治出场的时候，这个结论，堪称板上钉钉，不容置疑了。
李世民之所以选择儿子李治做接班人，是因为李治的性取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既没有爱上自己的书僮，也没有勇敢的去爱尼姑。所以李世民就琢磨着：大概……或许……可能……也许，这个孩子的神智应该是正常的吧？就让他来接班做皇帝，如何？
然而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唐高宗李治，他在错误的性取向上，走得远比大哥李承乾，姐姐高阳公主更远。
李治爱上了武则天！
爱武则天也没什么不对，武则天也是一个女人，也需要男生的爱。可问题是，当李治和武则天炽热相恋的时候，武则天的身份，是李治的妈妈——这女孩子13岁入宫，和老头李世民做了夫妻，李世民将其幸御过后，封其为才人，史称武才人。
尽管武才人年少貌美，但我们已经分析过的了，李世民在她面前却感觉不到什么刺激。实际上正如义成公主所说，李世民口味超重，品味超差，真正能够刺激他的欲望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弟弟李元吉的妻子杨氏，另一个是前朝隋炀帝杨广的妻子萧皇后。虽然杨氏已经被他抱入宫中，但他心中仍然对萧皇后念念不忘，宁不惜劳师远征，大动干戈，也要想办法把萧皇后弄到手。
然而，武才人虽然对李世民不构成充足的刺激，但是她却对李世民的儿子李治，构成了过于充足的刺激。
于是李治就找机会入宫，见到了武才人。
于是事情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是正常的，不发生反倒奇怪了。通常史家以年龄来解释这件跨越了历史与人伦的奇异情恋。毕竟李世民年纪太老太老，而武才人和高宗李治只不过十几岁的少年男女，少男少女，碰到一起，岂有一个不出事的道理？
但是史家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高宗李治，在遇到武才人时，其身份是晋王。虽然他尚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但是以他的身份地位，身边是不会缺少女的。更何况，他才不过13岁的时候，老爹李世民怕这孩子孤独寂寞，就把李治的小表妹王氏嫁给了他——史书上说，王氏美丽娴良，母仪天下，所以她在丈夫李治登基而后，就出任了帝国皇后一职。
总之一句话，高宗李治，他身边决不缺女人。话再说回来，就算是李治偷着入宫搞父亲的女人，宫里那么的嫔妃宫娥，何以李治只和武才人发生了事实，却没有和别的宫女也来一段深宫情孽呢？
这个原因，细究起来有点别扭。实际情况是，武才人是宫中唯一洞悉李氏家族遗传性精神疾病的人——换句话说，武才人虽然年龄不大，却是宫中唯一发现李世民家族性取向存在着偏差的人。至于她又是如何知道这等龌龊细节的，最大的可能，是李世民在床上的时候告诉她的——李世民为什么要跟她说这些？
古人云，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意思是说，私房密室，是人们最易于袒裎内心龌龊和私隐的地方。心里的那点坏念头，不在这个地方说，难道还要拿到朝堂上，交给群臣讨论不成？
事实上，李世民应该对不止对一个宫人说过他心里的龌龊念头，尤其是在他幸御这些宫人的时候，必然要说点下流的脏话以增加私房情趣。但别的宫人听听也就算了，或者是压根不知道李世民这老头在嘀咕些什么。
只要武才人。她听到了，并且记在了心里。
她是一个思考型的智慧女性，仅此就构成了她的全部机会。
说起来武才人来，她出身于商人之家，父亲和李渊的关系比较铁，唐高祖李渊死后，武才人的父亲悲痛不已，竟然哭瞎了自己的眼睛——这事摆明了是瞎扯，两家交情再好，也不至于为对方哭瞎自己的眼睛。武才人的父亲和李渊都是大老爷们儿，断不至于搞到这样暧味。真正的情形，应该是武才人的父亲患病，瞎眼后死掉了，此后武才人就跟着母亲投奔了表哥家，偏偏这表哥一家拿这小丫头不当回事，想尽法子虐待她，这就导致了表哥一家人未来的悲剧。
再后来，李世民到处打听什么地方有美女，听说了武媚娘的名字，就立即把这小姑娘弄到了宫里祸害。
这一年，武媚娘不过13岁，而李世民却是个行将五十的怪老头了。
已经说过了，怪老头李世民在蹂躏小女孩武媚娘的时候，必然会说些龌龊的情话，以刺激自己的欲望。怪老头的欲望是否刺激起来，这事不得而知，但他透露出来的信息，却让小姑娘武媚娘浮想连翩。
原来姓李的这家人，脑子都不正常。武媚娘在心里想，这事会是真的吗？是不是应该求证一下？
可是怎么求证呢？
正不知道如何求证法，晋王李治找借口进宫来了。别的宫人对李治毕恭毕敬，武媚娘却是好奇的不行，心想：如果李世民那怪老头说的是真的话，那么，这个小帅哥肯定也是不对劲，你说他闲着没事，不在自己王府里和自己的老婆亲热，却找借口钻进禁宫里来干什么？分明是……
于是武媚娘故意冲李治一招手：帅仔，嘻嘻，过来过来，姐姐带你玩个好玩的游戏……霎时间就见李治两眼一亮。
这小王八蛋，他钻进禁宫里，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可他只有贼心无有贼胆，如果不是武媚娘窥破他的心事，他就只好在心里闷骚了。
事情发生之后，李世民吩咐儿子李治接班，就撤手西归了。实际上，李世民是吃长生不老丹药吃得太多，吞食了大剂量的铅汞，搞到小肠坚硬如金铁，用铁锺一敲，叮咚有声。这样子的肚皮，太硬了，非死不可的。
李世民死了，大舅哥长孙无忌说话算数，于是他吩咐道：大家把曾经和李世民老头上过床的女生，登记一下，这些女生都送到尼姑庵里去吧。现在儿子李治要进宫了，不搞个回避制度，弄不好儿子再幸御了老爹幸御过的女人，那咱们国家的乐子可就大了……
于是武媚娘被按倒在地，强行剃光了头发，送到了感业寺，给她一个蒲团坐下，再拿个木鱼槌递到她手上，下岗女工武媚娘的再就业安置工程，就算是完成了。
拿木鱼槌在手，武媚娘心里既憋火又闷气，这他娘的叫什么事啊，自己才刚刚26岁，正值青春年少，花季正盛，竟然被强塞尼姑庵里来敲木鱼，这未免也太不人道了吧？
要不，咱们作首诗如何？
武媚娘想。
于是她手拿木鱼槌，赋诗一首：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有分教，这首诗，乃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那么这首诗到底奇葩在何处呢？
此后不久，有天才大诗人李白横空出世，李白其人，一生赋诗一万来首，传万世而不朽者，超过一千多首——历史上除了李白之外，绝不存在第二个人，能有一千多首诗传承后世的。
然而，正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李白，当他看到武则天的这首诗时，犹如当头一棍，居然踉跄后退数十步，面皮青紫，气若游丝，好长时间才见两行泪水滚下李白的脸颊，只听他凄声哭道：这首诗，写得太妙了，我这辈子是赶不上人家了……
这是一首让诗仙李白为之气短的诗。
那么这首诗，到底妙在何处呢？
这个事，只有当事人李治才明白。
别人看这首诗，看到的无非不过是一个成熟女人的感叹，思念情人啊，早也想，晚也想，想到了心底栖惶，就这样于日落之时默默的垂泪，斑斑红泪，染得裙色驳离……别人看到的，只是这么一幕哀惋动人摧人泪下的场景，仅此而已。
然而这首诗，于新继位的高宗李治而言，却是有所指的——仔细看看朱成碧这四个字，这是女孩子与情人私房中最隐密的欢情，所描述的情人性体征丝丝入扣，而且这首诗中还隐含了两人欢娱之时的惶恐——太他娘的危险了，随时都有可能被老头李世民冲进来，将他们逮个正着——就在与老爹一墙之隔的地方，和老爹的女人胡来，那种刺激肯定是空前的，超越了世俗想象的，总之就是变态到了极点，所以刺激的强烈效果，也达到了顶点。
把最隐密，最龌龊的私情，用最美丽，最委惋而又最直观的表达方式说出来，当事人看到的是浸透了地狱之火的不伦娱情，而别人看到的，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个就叫艺术。
所以当唐高宗李治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只觉得身体猛可的一热，昔日偷情的快感迅速的攫住了他的全部思维。刺激，太他妈的刺激了……于是唐高宗李治丝毫也不犹豫，一脚踹开龙椅，直冲感业寺飞奔而来。
嘉靖当皇帝后为何身体变弱：只因宫内美女太多
嘉靖皇帝通过逼迫杨廷和退休，通过严惩在左顺门请愿的官员，通过对张璁等拥护者的提拔和对杨慎等反对派的惩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踌躇满志之时，有几个宫女竟然敢虎口拔牙，几乎活生生地要把这个不可一世的当朝皇帝勒死。这倒是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故事。
说到这件事情，恐怕还得补充叙说一下嘉靖皇帝的身世，说一下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
嘉靖皇帝的父亲朱佑杬和母亲蒋氏到湖广安陆州后，一共生了四个子女，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最小的一个。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见过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在出生之后五天就夭折了；他也没有见过他的大姐，因为这个大姐在4岁的时候也病死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506年，嘉靖皇帝出生时，他的二姐当时4岁。但当他6岁的时候，这个二姐也病死了，死的时候只有10岁。
那个时候没有计划生育之说，高出生率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出生率高，人口却并没有疯涨，这就和高死亡率有直接关系。因为那时的疾病防御和医疗系统都比较欠缺。但作为一个藩王府，经济条件应该比较优越，医疗条件也不会太差，四个子女竟然死三个，这就只能从两个方面寻找原因。第一，可能是这个家族的身体基因不是太好。第二，可能是这个家族对于湖广安陆州这个地方的水土不是太适应。当然，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到嘉靖皇帝13岁时，父亲朱佑杬也病死了，只剩下他和母亲蒋氏相依为命。母亲蒋氏对儿子的牵挂与关切，固然是母子情深，但不能不说这和前面三个子女的夭亡，以及仅存的这个儿子朱厚熜的身体并不硬朗有关。
从各种记载来看，这位嘉靖皇帝确实从小就体弱多病，来到北京，又有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特别是做了皇帝，成为后宫之中唯一的“男人”之后，问题就更多了。
当然，在后宫里面还有不少宦官在服役，但那都是形残之人，算不得真正的男人。这也是中国和东方各君主国的一个共同特点。为了保证皇位的后继有人，皇帝可以妻妾成群。各种小说和评书所说的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并不过分。而实际上，不仅仅是后妃，在皇宫里面服役的任何一个女人，只要皇帝愿意，都可以成为他施欲的对象，都可以为他传宗接代。这是一个方面，由这个方面就导致了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为了保证皇族血缘的正统，除了皇帝和他的儿子们之外，在后宫服役的任何男人、任何有机会单独接触到后宫女人的男人，都必须是废除了生育能力的人，也就是说，必须是宦官。
15岁开始做皇帝的朱厚熜，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环境。在前殿，和他讨论国家事务、和他争论大礼议的人，都是须眉男人。而在后宫，陪伴他的，除了废除了生育能力的宦官之外，又全是女人。而且，这些女人都是经过挑选出来的、可以称得上是美女的女人。
男女之间，两情相悦，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一个15岁尚未完全成年的男人、一个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男人，面对着如此多的如花似玉的美女，而且，这些美女从法律上说都可以由他随意占有，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于是，就开始有人向皇帝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呢？主意有两种。第一种主意，是劝说皇帝清心寡欲，多考虑国家大事，少接近女人，生活要有规律。但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接受这种主意的皇帝好像不是太多。嘉靖皇帝也属于不能接受这种意见的皇帝之一。第二种主意，是建议皇帝想办法强身健体、想办法增强各方面的能力。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嘉靖皇帝在内的所有皇帝，一般都乐意接受这类的意见。但是，至少在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出这种主意的人在教嘉靖皇帝学习体操、练习武术，比如华佗发明的“五禽戏”，比如传说中由朱元璋发明的“洪拳”，或者是“少林功夫”、“武当拳术”等。看到的只是不断有人给他进献房中术、不断有人给他提供长生不老药。
有一位非历史学家说到他发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当某一个朝代皇帝的子嗣即后代发生问题时，也意味着这个皇朝正在走下坡路。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它至少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个朝代的某些皇帝生儿子艰难，或者生了儿子却难养活，那当然说明他们的体力或精力下降，他们也就没有太多的意志和力量，没有太坚定的信心去管理国家了。比如我们正在说到的这个嘉靖皇帝，以及他的儿子、孙子，还有清朝的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全都在子嗣上出现问题。于是，明朝政权和清朝政权的统治也开始出现问题了。反过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前半生打仗、后半生管理国家，那得处理多少事情？但他却一口气生了26个儿子，女儿还不算在其内。清朝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一生戎马，也有十多个儿子；康熙皇帝要管多少事情，倒有一百多个孙子，认也认不过来。而大明王朝、大清王朝则都是由他们创立或者推向鼎盛的。
嘉靖皇帝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政权或者走向鼎盛，或者走向衰退的时代，而他恰恰又是一个体弱多病且在子嗣上出了一些问题的皇帝，这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明朝的国家走向。
嘉靖十三年九月，这时的嘉靖皇帝年仅28岁，却因病连续一个月没有上朝。而在这之前，更因为身体问题，嘉靖皇帝已经连续两年没有亲自祭天了。当然，说是两年，其实也就是两次。每年的冬至日，皇帝得到北京南郊的天坛祭天。嘉靖皇帝对这两件事情一并作了解释，这个解释记载在《明世宗实录》中，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朕自幼多病，每次发病，总要持续五到七天才见好。这些年来，朕的身体更不如前，已经两年没有去祭天了。本想好好进行调整，以便来年身体好转，能亲自祭天。但近来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倒加重了；咳嗽多痰，夜不能寐，所以一个月都没法上朝。
嘉靖皇帝的这个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它也更能说明，嘉靖皇帝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对他的态度，特别是别人对他父母亲的态度。试想这样一个隔三岔五就要病一次，一病就要七八天才见好的孩子，父母亲要花多少精力在他身上。特别是已经有三个孩子因为体弱多病而死，那么他们对这个“硕果仅存”的孩子又该是怎样的操心和劳神？
皇帝因病连续一个月不上朝，这并不少见。但连续两年不祭天，在嘉靖朝之前的明朝却是前所未有。即使是不守规矩的正德皇帝，也只是因为正德十五年南巡滞留南京而耽误了一次，尽管因为在淮安落水，一病不起，但回到北京后还是补行了第二年的祭天礼。可见这祭天的重要性。因为皇帝自称天子，俗话说“君权神授”，你既然是上天的儿子，如果连祭天这样重大的事情都不亲自去做，皇帝也就缺乏基本的为人子、为人父的品质了，这皇位的合法性也就值得怀疑。所以《大明集礼》中有“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的戒条。皇帝不祭天不事天，就是大不孝。你皇帝如此不孝，还指望臣民为你尽忠吗？所以嘉靖皇帝要一再声明不是自己不想亲自祭天，而实在是身体虚弱，无法成行。
事实上，嘉靖皇帝既然是以“议礼”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那么在祭天的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不但不含糊，而且积极性特别高。从嘉靖元年到九年，当时还是每年的孟春同祭天地于南郊，嘉靖皇帝每次都是亲自为之。但当在“大礼议”中挫败了杨廷和等人之后，嘉靖皇帝便更热衷于改革礼制。于是在嘉靖九年，他力排众议，恢复洪武初年的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所谓天地分祭制度。他的理由是，父亲是天、母亲是地，所以都要分开祭祀。其实这分不分开，都是最高统治者一句话的事情。
明朝建立的时候，天地是分祀的。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所说的理由则是父亲和母亲本来就应该生活在一起，怎么能够分开呢？就这一句话，合了。而现在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一句话，就分了。忙碌的却是为皇帝的决定提供依据的礼部官员们。他们引经据典，吵得不亦乐乎。皇帝一句话，就是结论，于是大家都称赞他的决定才是最英明的，并且乐此不疲地为这个英明决策寻找理论依据。
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就得做。所以在嘉靖九年及此后的嘉靖十年、十一年的冬至日，嘉靖皇帝都亲自到南郊祭天。但嘉靖十二年、十三年的冬至，都因为身体原因而没有亲自祭天，所以，造成的舆论压力就十分大。所以他要反复作出解释。
皇帝和普通人一样，有病就应该治疗，这本来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给皇帝治病和给普通人治病，却不一样。普通人病了，郎中望、闻、问、切，然后开出药方，进行治疗，目的很单一，就是把病治好。但皇帝却不同，他病了，专门给他治病的郎中，当时叫“御医”，也要望、闻、问、切，也要开出药方，也要对他进行治疗把病治好，但目的却不仅如此，原因就出在他有众多的嫔妃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又得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当然是皇帝自己。身体不好，体弱多病，那就应该好好调养，不要有过多的欲望。但满眼都是秀色，处处都是诱惑，嘉靖皇帝自己就把握不住了。唯一能够管住他的是皇后，但嘉靖皇帝脾气怪僻，皇后也管不住他，也不敢管他。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那些年轻美貌的嫔妃，谁又愿意守着一个专心养病的皇帝？她们也希望皇帝能够身体强壮。
这两个方面的需要，都只有寄托在一种人的身上，哪种人？就是既能给皇帝治病又能让皇帝迅速强壮的人，哪怕是假强壮、外强中干的强壮也行。而这种人也十分现成，他们就在皇帝的身边。不在皇帝身边也不要紧，一道旨意下去，相隔千山万水也得把他们召来。于是就出现了两个最能让体弱多病的嘉靖皇帝满意的人，一个叫邵元节，一个叫陶仲文。
邵元节是江西贵溪人，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在当时，江西贵溪县龙虎山的上清宫可是了不起的地方，是天师道的“祖庭”，世代相传的张天师就住在上清宫，总领天下道教。所以这个贵溪也就以盛产道士而著名，邵元节就是当时龙虎山最著名的道士之一。人们相信他能祈雨、祈雪，也相信他能治病，特别是能治疗不育症。不仅如此，这个邵元节还有政治头脑。正德时，宁王在南昌谋反，派人用厚礼请邵元节，邵元节硬是托故不往。
嘉靖皇帝即位后，身体不好，有人便向他推荐邵元节。邵元节应召来到北京后，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接见，被安排在当时北京最著名的道观之一显灵宫居住，专门掌握皇家的祭祀祷告。
尽管文官们对嘉靖皇帝宠信邵元节十分不满，但邵元节绝非浪得虚名。首先，这位邵元节一定是位气象学家。有一段时间北京该下雨的季节没有雨、该下雪的时候不下雪，但经过邵元节的祈祷，雨雪竟然就下了。当然，这雨雪绝非是邵元节能够“祈祷”而来的，但至少他预测到了下雨下雪的时间，所以选择了适当的时间祈雨祈雪，这就有些像我们现在诠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一般。其次，邵元节一定是位男子不育症的治疗专家。嘉靖皇帝15岁即位后，尽管后宫佳丽三千，却没有一个能够给他生儿子，连女儿也没有。但自从按照邵元节的要求调节身体、崇信道教之后，当然，也是吃了邵元节配制的药物之后，三年的时间一过去，嘉靖皇帝竟然是“皇子迭出”。
有如此大的本领，嘉靖皇帝怎么能够不信任邵元节？你们文官反对我信道教、吃灵药，你们哪个有本事祈一场雨、祈一场雪，为老百姓的农事出出力？你们哪个又有本事，让我生几个儿子？你们不行，可人家邵元节行。
尝到了这个好处，嘉靖皇帝更加笃信道教了。道士邵元节死前，又向嘉靖皇帝推荐了术士陶仲文。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陶仲文的出现，促成了宫女对嘉靖皇帝的谋杀。
这位陶仲文是湖北黄冈人，本来在黄梅县为吏，却学了龙虎山道士驱邪捉鬼的伎俩。后来因事到京城，通过朋友的介绍，住进了邵元节在北京的宅子。邵元节很欣赏陶仲文的法术，将其推荐给了嘉靖皇帝，并且为嘉靖皇帝的儿子治好了天花，所以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
但是，尽管邵元节和陶仲文能够帮助嘉靖皇帝“皇子迭出”，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嘉靖皇帝的体弱多病。为了满足嘉靖皇帝的需要，陶仲文使出了全身解数，并且冒着风险为嘉靖皇帝配制所谓的“长生不老药”，进献各种各样的房中术，让嘉靖皇帝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
但是，通过服药进补只能带来身体上的暂时性强壮，“验”的时候固然有，“不验”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嘉靖皇帝只希望“验”，而对“不验”十分恼火。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不验”是自己身体的本来问题，却怪罪于对方的配合不力，认为是对方配合不好而导致药物的失效。每当此时，嘉靖皇帝便对无辜的宫女乃至嫔妃进行惩治。嘉靖皇帝的性格本来就偏执怪僻，在大礼议中，人性中的凶残更一步步地迸发出来。药物失效的次数越多，对宫女嫔妃们不满的次数就越多，精神上的病态也就发作得越频繁。他开始把在大礼议中对外廷官员的惩罚办法行之于后宫。宫女嫔妃稍有不满，轻则厉声呵斥，重则棍棒相加，几年之中，因为细微小事而被打死、吓死的竟有上百人。嘉靖皇帝的第一个皇后，便是因为受到丈夫的训斥，惊吓而死。
什么叫“伴君如伴虎”，这才真叫“伴君如伴虎”；什么叫“暗无天日”，这才真是叫“暗无天日”。对于宫女、嫔妃乃至皇后来说，她们每天面对着的，其实是一个性虐待狂、性偏执狂。这个虐待狂、偏执狂一天不除，说不定哪一天死亡就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这种事情对于已经没有人身自由的宫女嫔妃们来说，只能忍受，忍受皇帝给她们的非人待遇；她们只能等待，等待有一天被皇帝打死或吓死。但在她们之中，却有几位宫女不甘忍受、不甘等待，她们准备与这个恶魔同归于尽。
事情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如果算公历，应该是在1542年的11月的一天夜晚。
这一天，皇帝在服用了陶仲文炼制的药物之后，来到了一个封为“端妃”的曹姓宠妃的住所。曹妃的这个住所名叫“翊坤宫”，和皇后居住的“坤宁宫”相距不远。这位曹妃虽然受到嘉靖皇帝的宠爱，却也时时遭受他的虐待。而侍奉曹妃的宫女，更是屡受凌辱和责罚。
在这些宫女中，有一位叫杨金英的，既为曹妃抱不平，更对自己的命运而担忧，她串联了十多位和她一样饱受凌辱和责罚的宫女，准备在皇帝再次来到翊坤宫时，与皇帝同归于尽。
这一天，皇帝来了。照样是一阵折腾，折腾之后便昏昏睡去。曹妃侍候完皇帝歇息，便去沐浴更衣。趁着这个机会，杨金英等人一拥而上，把嘉靖皇帝死死按住。皇帝从梦中惊醒，正要叫喊，却被人用布团塞住了口。宫女们虽然平日也要从事各种劳务，但哪里想过要蓄意杀人，而且还是杀当朝皇上。仇恨使她们齐心协力要杀死皇帝，但是，杀人的胆量和手段她们却并不具备，更说不上娴熟。
她们只知道人是可以用绳子勒死的，所以她们便用了一条丝绳，把嘉靖皇帝的脖子套住，然后用手拉扯。嘉靖皇帝拼命挣扎，她们便又打了一个结。但就是这个结打坏了，两个死结套在一起，越拉越紧，却就是勒不死皇帝。另外几个宫女急了，她们拔下自己的金钗、银簪，朝着皇帝身上便是一顿乱刺。
嘉靖皇帝从小在父母手掌心里长大，哪里经过这种阵势。且不说他又被多个宫女按住，动弹不得。即使没有按住，恐怕也吓得动弹不得。
所有这个过程，也许就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但对于宫女们来说，可能就像是过了一辈子。
眼见皇帝勒不死，有人害怕了，认为这皇帝他就不是人，他是“真龙”，是“真命天子”，他的命是归上天管的，可能不是人力可以谋害的。于是越想越怕，一个名叫张金莲的宫女跑出翊坤宫，直奔皇后住的坤宁宫自首。这是嘉靖皇帝的第三位皇后了。皇后听说一群宫女谋杀皇帝，大吃一惊，连忙带人赶往翊坤宫救驾。
杨金英等人见势不妙，只得抛下皇帝，四处奔逃。但这皇宫内院，又哪里能跑得出去？最后一个个被抓了起来。
皇后一面带人解开套在皇帝脖子上的绳索，一面派人召来御医。此时的嘉靖皇帝，虽然没有被勒死，却也吓得昏了过去。而伤势其实并不太重，只是被宫女们乱挥钗簪，扎得浑身是血。
没有被勒死的皇帝被救了，谋杀未果的宫女们，包括那位临阵脱逃、自首报信的，以及曹端妃，全部被处死。由于这个事件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是壬寅年，又在后宫发生，所以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壬寅宫变”。
据说宫女们被处死的那天，以及此后的连续几天，北京及京郊地区，漫天大雾。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在可怜这些命运悲惨的年轻女子。当时正值初冬，大雾天气本来十分正常，但人们却把它和“壬寅宫变”宫女被杀联系在一起，可见这个嘉靖皇帝虽然躲过了一劫，而且自认为是上天对他的庇护，但在民众的意识中，他却是最应该死的，他已经成了独夫民贼。
这个突如其来的“壬寅宫变”对于“大难不死”的嘉靖皇帝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这个“壬寅宫变”的失败，对于明朝、对于国家、对于老百姓来说，却可能是一件坏事。
明宫秽史：景帝召名妓入宫遭逢夺门之变
景帝朱祁钰唯一的儿子朱见济死后，景帝颇受打击，为了尽早生出儿子，便开始纵情声色，甚至还将当时的名妓李惜儿召入宫中。事见明人黄景昉所著《国史唯疑》。
皇帝与名妓交往，在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宋徽宗与名妓李师师的故事。李师师当时是汴京名妓，名满天下，连宋徽宗也闻知其名，想要一亲芳泽。宋徽宗微服见到李师师后，惊若天人，从此对后宫佳丽视若无睹，隔三差五就出宫来李师师处寻欢作乐，有时还叫大学士王黼同去。李师师渐渐也知道了宋徽宗的真实身份，自然百般奉承。宋徽宗霸占了李师师后，其他人哪敢与天子争美，只能望“师”兴叹。武功员外郎贾奕以前与李师师交情甚厚，有一天喝醉了酒，醋意大发，写了一首词讽刺宋徽宗。宋徽宗听说后大怒，差点杀了贾奕，最后还是看在李师师面子上，将他贬到琼州做参军。后宫嫔妃对宋徽宗如此迷恋一个妓女感到不可理解，受宠的韦贤妃私下问宋徽宗：“何物李娃儿，陛下悦之如此？”宋徽宗答道：“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装，服玄素，命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可见，李师师令宋徽宗着迷的地方，还在于风韵独特。
景帝之爱李惜儿，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李惜儿比起后宫其他嫔妃，风情大不相同，因此备受景帝宠爱。然而，李惜儿颇有个性，不肯像其他后宫嫔妃那样，只知道一味逢迎，与景帝时有口角。景帝一怒之下，将李惜儿赶出了皇宫。
继李惜儿后，景帝又纳唐妃，十分宠爱。十分可惜的是，尽管景帝求子心切，老天爷始终不肯再赏给他一个儿子。景泰七年（1456年）二月，皇后杭氏也得病而死。景帝连受打击，加上纵欲过度，自己的身子也垮了下来。
这时候，景帝不得不开始考虑到底立谁为储，以作后备。沂王朱见深肯定是不在考虑之列的，沂王如果重新当了太子，英宗的势力势必重燃。而景帝是如何对待兄长的，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他还能指望兄长的儿子善待他身后事么？这样，便只有一个人选，那便是襄王朱瞻墡。
对于襄王朱瞻墡而言，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考虑立为皇嗣。景帝考虑襄王朱瞻墡，自然是因为襄王朱瞻墡为外藩，如果继位，势必感激他，起码身后事是有保障了。然而，这其中却有一个难处。召集亲王入京的金牌一直在孙太后手中，孙太后怎么可能放着不立孙子沂王朱见深，而去立襄王朱瞻墡呢？种种顾虑中，事情便拖下来了。景帝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子嗣不是什么大问题，没想到一场惊天阴谋就要来临。
南宫复辟实际上是因为景帝病重，某些投机分子临时起意，事先并未有周密谋划。参加这一政变的人，主要有石亨、宦官曹吉祥、王骥、张軏、杨善，以及徐有贞。其中，徐有贞为主谋。
石亨，渭南（今属陕西）人。袭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善骑射。正统中，累官至都督同知，充参将，辅佐朱冕守大同。也先进犯大同时，明军兵败，石亨单骑奔还，被关进监狱等待处分。后来北京保卫战时，兵书尚书于谦推荐石亨掌管五军大营。石亨不负于谦所望，立下大功，被封为武清侯。石亨由一个待罪的败军之将瞬间加官进爵，难免受宠若惊，他内心深处是相当感激于谦的。为了表达对于谦知遇之恩的感谢，石亨特意上书，请求景帝加封于谦的儿子于冕。
石亨也知道于谦当初用他，仅仅是因为他熟悉军情，在公不在私。但他显然还不够了解于谦的为人。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不但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石亨的好意，还当众指责他徇私。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石亨十分难堪，又愧又恨。他原来的一腔感恩之心，立即化做了怨恨，发誓有朝一日要报复。
景帝倒是十分信任石亨，恩宠有加，恩遇甚至超过了于谦。可笑的是，景帝病重时，精心挑选大臣代行祭祀大礼，他没有选择于谦，而是选择石亨。而刚好是这个石亨，看见景帝病重，起了异心，密谋拥立英宗复辟，立不世功勋。夺门政变后，景帝得知有人兵变的消息，第一句话竟然是：“是于谦谋反了么？”历史人物的微妙之处在这场可悲的政变中展露无遗。
曹吉祥是参与夺门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曹吉祥，永平滦州（今河北滦县）人，宦官。早年曾依附于权倾当朝的大宦官王振，参加过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讨邓茂七和叶宗留等，立有军功。当时英宗在位，曹吉祥就颇得宠信。景帝即位后，王振的同党马顺、毛贵等人都被杀掉。曹吉祥却由于奸滑、刁钻，逃过了一劫，并很快掌管禁军与内廷侍卫，成为新皇帝的新宠。
王骥，即前面提过的负责看守南宫的靖远伯，他靠战功起家，在英宗一朝和景帝一朝都备受信任。
张軏（音yue，同悦），英国公张辅的幼弟。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曾被于谦弹劾，心中深恨于谦。此时为前府右都督，总京营兵，是京师中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人物。
杨善，即前面那位完全靠自己的家当和口才迎回了太上皇的礼部左侍郎。他自认为立不世之功，却为景帝所压抑，自然要将赌注全部下在英宗身上。
徐有贞，即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而遭到于谦等人严正驳斥的徐珵。之后，徐珵名声大坏，屡为内外朝所讥笑，多年未得晋升。徐珵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祭酒一职。于谦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听说是徐珵，便鄙夷地说：“就是那个建议南迁的徐珵吗？此人心术不正，任国子监祭酒之职岂不败坏了诸生的心术！”未能遂愿的徐珵非常懊恼，他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懊丧之余，徐珵转而奉承内阁大学士陈循。在陈循的建议下，徐珵将名字改为徐有贞。
景泰三年（1452年），徐有贞任左佥部御史，到张秋地区治理黄河。当时，黄河在沙湾一段决口已有七年，一直治理不好。
正统初年，黄河屡次北决，威胁沙湾运道。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新乡八柳树决口，东北直冲山东张秋，毁坏堤岸，淤塞运道。朝廷十分惊恐，先后派王永和、洪英、王暹、石璞等人前去治理。但旋治旋决，均不见根本成效。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黄河又冲决沙湾运道北岸，挟运河水东奔入海。景泰四年五月，再次决开沙湾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舟尽阻”（《明史·河渠一》）。
在处理影响广大的复杂问题时，徐有贞被证明具有非凡的行政才能。他到任后，即对河情水势进行实地勘查，“逾济、汶，沿卫、沁，循大河，道濮、范”（徐有贞《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七·敕修河道工完之碑》），提出了置水闸、开支流、疏通运河三条措施，并积极组织大量民工，亲自督率工程建设，从景泰四年底兴工，至景泰六年七月竣工，“凡费木铁竹石累万数，夫五万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寸余日”（《明史·河渠一》），终将沙湾决口堵截，消除了水患。后徐有贞又奉命巡视漕河济宁等十三州县，督促修复河堤。因治河有功，徐有贞进为左副都御史。
毫不夸张地说，徐有贞在中国治水史上是有一席之地的。在政治上，他多被史家列为奸臣，但他又是一位出色学者，这是毋容置疑的。他在山东治黄成功，并早于西方近400年做水箱放水实验，是科学史上的一大事件。在徐有贞治水成功后一年，景泰七年（1456年），山东大水，“河堤多坏，惟有贞所筑如故”（《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徐有贞传》）。张秋地区百姓唱道：“昔也，沙弯如地之狱；今也，沙弯如天之堂。”（谢肇淛《北河纪》）徐有贞一生荣辱沉浮、功过搀杂，表现出历史人物复杂的多面性。
转眼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景帝仍然在病中，好几日不能临朝。群臣到左顺门问安。宦官兴安出来道：“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有何益处？”群臣哑口无言，只得退了出去。
在朝房中，群臣聚在一起悄悄商议，认为兴安的话大有意味，可能是在暗示大臣们商议立储。御史萧维祯等人提议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大学士萧镃认为沂王既退，不便再立，应该另选贤良。群臣意见不一，鉴于钟同的前车之鉴，没有人敢轻易上奏提重立沂王为储，于是拟定以“早建元良”请。
正月十四，群臣将奏疏递了上去，景帝没有答应，有谕令下来：“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表示皇帝将于正月十七临朝。按照明朝惯例，正月十五皇帝要在南郊主持典礼，大祀天地。群臣都认为这是景帝身体好转的标志，于是各自退去，等待正月十七再议。
然而，景帝却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本想正月十五亲自祭祀天地，正月十六回宫，正月十七临朝，哪知道刚刚站起来，就头昏眼花。叹息了半天，景帝决定选一位可靠的大臣，秘密代替他去南郊祭祀。按理来说，代为祭祀的大臣应该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应该从内阁或者六部中选取，但景帝怕自己的病情动摇人心，便决定选一位武将，于是，这重任就意外落在了武清侯石亨身上。
历史就因为这一意外而改写。
景帝将石亨召到病榻前，亲自殷殷嘱咐。石亨一切都痛快地答应下来，但他亲眼看见景帝的病态，内心已经打起了主意。他退出后，立即派人找到了前府右都督张軏和宦官曹吉祥，告诉二人景帝已经不行了，商议要为自己谋后路。
此时，京师正有一种流言，说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景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是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軏等武将身上。石亨说：“景帝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英宗身上，拥立英宗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
当场，三人做了分工，宦官曹吉祥进宫去见孙太后，密告她复辟一事，借机取得了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軏则一起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先前迎英宗于宣府的那位）商议。许彬听说二人的来意后，当即以手加额，说：“这是不世之功！不过，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贞多计谋，你们可以去找他商议。”
石亨和张軏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件事，须得赶快下手。”几个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白天，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为太子。众人推举商辂主草奏疏，疏成后已经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景帝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政变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许多人的杀身之祸。倘若这复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大明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正月十六晚，徐有贞换上朝服，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临行前对妻女交待说：“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是国家之福，办不成我徐家就是灭顶之灾。你们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出门后，徐有贞又顺路邀请了杨善和王骥作为同党。杨善和王骥二人都表示要以死报答太上皇。王骥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不但自己亲自披甲上马，还将儿子和孙子都带在了身边。三方人马会齐石亨叔侄、曹吉祥叔侄后，又等到了张軏率领的大队京营兵，一齐向皇城进发。张軏调兵进城是借口瓦剌骚扰边境，要保护京城安全。而石亨掌管皇城钥匙，所以能够通行无阻。四鼓时分，大队人马从长安门直接进入皇城。进入紫禁城后，徐有贞重新将大门锁上，防止外面有援兵进来，并将钥匙投入水窦中。皇城内的守军见这伙人十分奇怪，不明所以，但也不敢过问。
这时候，天气忽变，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害怕有逆天意，会遭到天谴，都非常惶恐。精通天象的徐有贞站出来，劝大家不要退缩，说大事必济。于是众人继续前进，顺利地到达了南宫。然而，南宫宫门坚固异常，怎么也打不开。石亨派人用巨木悬于绳上，数十人一齐举木撞门。门没有撞开，门右边的墙反倒先被震坍了一大洞。众人便从墙的破洞中一拥而入。
英宗朱祁镇这时候还没有睡觉，正秉烛读书，突然看见一大堆人闯了进来，还以为是弟弟派人来杀自己，不禁惊慌失措。谁料众人一齐俯伏称万岁。英宗朱祁镇这才问：“莫非你们请我复位么？这事须要审慎。”
这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英宗朱祁镇直奔大内。路上，英宗朱祁镇挨个儿问清诸人姓名，表示不忘功臣之意。
一行人来到东华门，守门的士兵上前阻拦。英宗朱祁镇站了出来，表明自己太上皇的身份。守门的士兵顿时傻了眼，不敢阻拦。于是，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天门而去，并迅速将英宗朱祁镇扶上了奉天殿宝座。殿上的武士们挥金瓜要打徐有贞等人，被英宗朱祁镇呵止。徐有贞等人一起叩拜，高呼“万岁”。石亨敲响钟鼓，召集群臣到来。
这时天色已经微亮，众臣因为景帝事先说明今天要临朝，都已经早早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后，众人按顺序走入奉天门。但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帝朱祁钰了，而是八年前的英宗皇帝朱祁镇。群臣面面相觑，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上皇复辟了！”英宗朱祁镇对百官宣布道：“景泰皇帝（指朱祁钰）病重，群臣迎朕复位，你们各人仍担任原来的官职。”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参拜。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
英宗朱祁镇重新坐上皇位时，景帝朱祁钰正在乾清宫西暖阁梳洗，准备临朝，突然听到前面撞钟擂鼓，立即问左右：“莫非是于谦不成？”意思是问是不是于谦谋反篡位了。左右惊愕万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确实是令人惊讶，于谦于国于社稷立有不世之功。尤其在辅佐景帝登位、迅速地安定局面上，于谦所起到的作用无人能及。可以说，没有于谦，景帝的皇位不可能坐得安稳。而之后，景帝也对于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恩宠和信任。谁也想不到，原来在景帝的内心深处，竟然如此提防他所信任的人，帝王的薄情寡恩由此可见一斑。
片刻后，宦官兴安回奏说是太上皇复位，景帝连说：“好，好，好。”然后喘了几口气，重新回到床上，面朝墙壁睡下。他表面镇定无事，心中却是欷歔感叹，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失望之情。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完了，他所加在兄长身上的一切毒辣手段，都要被加倍回返到自己身上。
英宗南宫复辟无疑是一场争夺皇位的政变，明朝政变的次数不及唐朝，但唐朝频繁的政变主要源自于宦官专权和藩镇林立。明朝虽然也出现了宦官擅权的严重局面，但几次政变却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这里再稍微谈几句。纵观明朝的政变，谋变一方真正得手的只有成祖朱棣和英宗朱祁镇。而英宗朱祁镇复辟成功，他本人事先却毫不知情，只是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重新登上了皇位。
第二章 帝王秘史
清宫史料揭秘乾隆帝生母确系汉女
有关乾隆生母的传说中有三种与热河避暑山庄有关，而且始终围绕着丫鬟或宫女展开：
①清末历史学者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中的《列女传》部分讲道：乾隆的母亲是热河民间女子，家道平常，没有仆人。她十三四岁时到北京入选了秀女，到雍王府做丫鬟。雍正有一段时间生了重病，她对雍正悉心照料，于是日久生情，女子怀孕，后来产下男孩，取名弘历，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②热河都统幕僚冒鹤亭、作家周黎庵、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台湾小说家高阳等人认为：乾隆的母亲是热河行宫的一个宫女李佳氏，名叫李金桂。雍正还是皇子时，随父皇至避暑山庄，与山庄内一位丑陋的李姓宫女相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姓宫女已怀上了“龙种”。康熙大为震怒，问道：“种玉者何人？”经追问，雍正承认是自己干的好事。此时这位宫女就要临产，康熙怕家丑外扬，让人将她带入草棚马厩，在草房里生下了乾隆。
③民国国务院总理熊希龄与老宫役闲谈中得知：乾隆的母亲是江南女子“傻大姐”，她来到热河后做了雍正的丫鬟。雍正还是皇子时，随父皇至避暑山庄，与“傻大姐”相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姓宫女已怀上了“龙种”。康熙大为震怒，问道：“种玉者何人？”经追问，雍正承认是自己干的好事。此时“傻大姐”就要临产，康熙怕家丑外扬，让人将她带入草棚马厩，在草房里生下了乾隆。最后这个传说流传很广，是因为熊希龄把这个传闻告诉了胡适，胡适又把这件趣闻记在日记里，通过《胡适之日记》公开，这个传说又经过口口相传，被添加了许多想象的内容，与李佳氏的传说混淆在一起，从而变得街知巷闻了。
王闿运、冒鹤亭、熊希龄、胡适等人都是中国近代的著名人物，因而他们所说的话较寻常传言更为人所深信。那么，乾隆是否出生在避暑山庄呢？乾隆在位时期，民间就已经对他的出生地众说纷纭，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他出生在热河行宫的一座皇家园林，这座园林因为背靠一座形如狮子的山峰而得名“狮子园”。诸皇子每年随康熙到热河避暑，雍亲王也不例外，狮子园便是雍亲王（后来的雍正皇帝）一家当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朝有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入，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进士，后在军机处当值，做到了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的掌故。管世铭经常随乾隆去承德避暑山庄、参加木兰秋狝典礼，他曾写下《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该诗后面附有管世铭的原注：“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这个注脚的意思是：乾隆皇帝出生在狮子园，所以他常在先帝雍正的忌日到这里住上几日，以示纪念。
如果认为管世铭的诗作只是阐明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的旁证，那么嘉庆的两首诗就可作为直接证据了。乾隆退位后的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嘉庆跟随乾隆帝到避暑山庄庆贺他的八十六岁寿辰，并写下一首《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中有这样两句：“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诗后附有嘉庆帝的原注：“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一年之后，又逢乾隆寿辰，嘉庆再写《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祝寿：“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但是，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帝为父亲纂修《实录》和《圣训》时，发现两部典籍中，皇父乾隆的出生地皆为雍和宫。嘉庆命文华殿大学士刘凤诰仔细调查，刘凤诰考证了乾隆的《御制诗集》，这些诗作和注脚中，乾隆凡是讲到自己出生地点的几处，都清楚地表明是雍和宫。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春，乾隆作《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诗中有一句“到斯每忆我生初”。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春，乾隆作《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中有一句：“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斋阁东厢”指的是雍和宫东书院如意室、平安居、太和斋一带。由此诗可见，乾隆本人不仅承认自己诞生于雍和宫，而且还暗示了自己出生在雍和宫的具体位置。有鉴于此，嘉庆放弃了皇父出生在避暑山庄的说法。这样，《实录》和《圣训》中记载乾隆出生的文字就成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
综合所有的正史、野史与传闻，乾隆的身世有如下几种说法：
①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熹妃钮钴禄氏，父亲是雍正皇帝。
②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热河民间女子，父亲是雍正皇帝。
③乾隆生于避暑山庄。母亲是热河行宫宫女李佳氏，父亲是雍正皇帝。
④乾隆生于避暑山庄。母亲是江南女子“傻大姐”，父亲是雍正皇帝。
⑤乾隆生于海宁陈家。母亲是陈夫人，父亲是陈世倌。
⑥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林黛玉，父亲是曹雪芹。
为了生下乾隆，雍正皇帝、陈世倌、曹雪芹和满汉女子各色人等着实忙得不可开交。事实上，第一条是正史，第六条是笑话。第二、三、四条无法证实也无需证伪，只能永远作为民间流言存在。第五条流传最广，但也已经被史学家以确凿的证据推翻，不再值得研究了。那么，除了相信正史，就已别无选择。
乾隆的身世之迷的传播历时已久，它是清朝最有趣、传闻最多的历史疑案。朝野上下，京城内外，官方文献，御制诗文均被搬出来考证，而在清末民初排满情绪的推波助澜下，野史笔记、民间故事、戏曲小说，都在尽情地演绎这段故事。在一切传闻和野史都被证伪之后，穿过层层的历史迷雾，绕过热河女子、李佳氏、傻大姐、陈夫人等各形各色的女人，唯一的真相只能锁定在——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熹妃钮钴禄氏。于是，乾隆真正的母亲终于和世人见面了：熹妃，钮钴禄氏，崇庆皇太后，满洲贵族血统。
自此，好像这所有纷繁的传闻都被考证推翻，真相被正史揭开了。其实不然，翻开有关于这位熹妃的档案，乾隆真正的身世之谜才呈现在世人面前：
萧奭的《永宪录》卷二记载：（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丁卯。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
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年）记载：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清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甲子（十四日）记载：
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前两条档案是完全吻合的：“封……钱氏为熹妃”、“钱氏封为熹妃”。而第三条档案则显示：“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三条历史档案中存在着矛盾，但可是肯定的是：“熹妃钱氏”和“熹妃钮祜禄氏”在同一天奉皇太后的懿旨受封，她们必然是同一个人。按照清宫的规制，册封皇妃不能有重名，不仅同一天不会有，整个清王朝都不可能有两个熹妃。萧奭的《永宪录》与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互为证据，不可能同时出错，更不可能错误相同。这两条档案是最有力的证据，它所提供的信息比任何传闻都更具颠覆性，因为它昭示出的是如下事实：乾隆的母亲姓钱，钱姓起源于中国南方，清朝满族人不可能姓钱，乾隆的母亲是汉族人，乾隆是满汉混血儿。但是，钱氏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中为什么成为了钮祜禄氏呢？钱氏家族的后人钱治冰经过考证认为：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册封熹妃钱氏的时候，这个时候雍正还没有秘密立储，也就是说，弘历（乾隆）这时候作为普通皇子其母亲钱氏和其他普通皇子的母亲一样都是可以保留汉姓的。而到了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正式设立秘密立储制，才指定弘历为皇太子。也就是说，熹妃钱氏变成熹妃钮祜禄氏就是在雍正秘密立储之时或之后的事了。在这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皇太子的母亲需要有一个高贵的满族出身，因此必须要将熹妃姓氏篡改为满族贵姓。而钮祜禄氏是满族最高贵的姓氏之一，其先祖巴图鲁额亦都曾帮助努尔哈赤以十三兵甲起家，是奠定清代开国基业的第一功臣。于是熹妃钱氏便拜巴图鲁额亦都之后四品典仪凌柱为义父，从而便改汉姓钱氏为满姓钮祜禄氏了。（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于是，在乾隆朝修订的《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中，钱氏就成为了钮祜禄氏，清代皇室的《玉牒》（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也更详细地表明：世宗宪皇帝（雍正）第四子高宗纯皇帝（乾隆），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由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凌柱之女诞生于雍和宫。
如果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原本姓钱。那么，钱氏是谁？根据钱治冰的最新考证：“乾隆之母钱氏（1692-1777年）是浙江嘉兴钱纶光与其妻书画家陈书（1660-1736年）之幼女，是刑部尚书钱陈群（1686-1774年）的妹妹”。钱陈群“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尤得乾隆帝的尊宠，倚为元老儒臣，二人之间除君臣之谊，又是文字知己，乾隆称之为‘故人’。钱陈群每有诗作进呈，乾隆必亲笔题诗回赠。他退休后，仍屡次升迁，加尚书衔、太子太保。乾隆帝赐之以‘食全俸’，常寄自己的诗作，请钱陈群和作。他数次去北京，为皇太后和乾隆帝祝寿，并同乾隆帝到塞外围场行猎，并参加‘香山九老会’。乾隆十六年（1751年）钱陈群首次扈从高宗圣驾南巡，并随驾钱王祠陪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钱陈群二次扈从高宗圣驾南巡，再次随驾钱王祠，乾隆赐御诗褒扬钱氏先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高宗第三次南巡时，钱陈群已告归在籍，即赴常州恭迎圣驾，并扈从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地，再次随驾钱王祠，并携台州族孙钱选，以传世唐赐铁卷晋呈御览，乾隆赐御制铁卷歌一首。”此外，“钱陈群的学生阿桂、刘墉、纪昀等备受乾隆重用……钱陈群的子孙世代包括女婿、族人均为朝廷重臣，可见钱陈群与乾隆母子的关系非同寻常，恐怕一般亲戚关系是无法做到这一步的。”（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
同时，前文提到的乾隆极其关心钱塘江海塘工程，这可能与他的真正身世有关。“公元前910年8月，吴越王钱镠为了保护海岸，使其免受海潮侵蚀，命人采山阳的竹子，又令矢人造箭三千只，募强弩五百人以射涛头，使‘潮回钱塘，东趋西陵’……乾隆继位后，开始重修钱氏海塘。乾隆二十五年，浙江潮信告警。乾隆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四次亲临海边，检查海塘工程。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乾隆到杭州的第二天，即亲临海边，亲试打桩，他见石桩必须内移数十丈方能固定，必然会损毁百姓的田庐，是‘欲卫民而先殃民’，决定先建柴塘，待接涨沙坚，再改筑石塘。到乾隆晚期，凭借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浙江境内已建成自金山到杭县长达二百四十八里的鱼鳞石塘，钱塘江南岸也修建了自宝山至金山长达二百四十二里的块石篓塘。石塘到现在依然保存完好，仍然起着挡潮防患的作用。乾隆继钱镠之后大力修筑浙江海塘，有力地保护了富庶的吴越地区，此举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而钱陈群，这个可能是乾隆舅舅的人，正是在远古时代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的吴越王钱镠的直系子孙。
在《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被写成是乾隆的一母同胞，陈家洛在并不知情的时候，与乾隆在钱塘江边畅谈。书中第八回这样描述，“陈家洛道：‘当年钱王以三千铁弩强射海潮，海潮何曾有丝毫降低？可见自然之势，是强逆不来的。’……乾隆说道：‘潮水如此冲刷，海塘若不牢加修筑，百姓田庐坟墓不免都被潮水卷去。我必拨发官帑，命有司大筑海塘，以护生灵。’陈家洛站起来，恭恭敬敬地道：这是爱民大业，江南百姓感激不尽。”
自古以来，兴修水利始终是帝王的职责。但乾隆六下江南、四赴海宁，住在偏远小镇中的陈家府邸，事无巨细皆亲历亲为，事隔两千多年，乾隆与钱镠为何热衷于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情？当然，钱治冰的推论仍需更多史料甚至考古成果的辅助研究，但他几乎已经指出了一条研究的路径。这个“钱氏”同时出现在萧奭的《永宪录》与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必定隐藏着历史的重大秘密，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揭示历史的重大发现。历史上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扑朔迷离的疑案，俗文化的演绎让这些疑案浸满了流言蜚语和野史趣闻，各种故事满足各种人的兴趣。而考证只能还原历史的真相，考证是无意识的，它可能让一段传奇变得索然无味，也可能让事实振聋发聩。乾隆的身世之谜最终从热河避暑山庄那一大堆丫鬟和宫女的传说以及红学爱好者的狂想中走出来，渐渐显露出本来的样貌。这些传闻和闹剧不仅是娱乐的产物，它也揭示了人类自身的狭隘、脆弱和肤浅，人类总是把虚幻的血统看作荣耀。然而，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历史真相毕竟与任何民族主义无关，乾隆的母亲是汉族人，这和康熙的祖母是蒙古人一样无需避讳。天嘏的《满清外史》中曾经提到：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洲人，因此经常在宫中身着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个汉人。虽然这本书中“乾隆生于陈家”的说法是错误的，但这个“身着汉服”细节并非杜撰，乾隆的确喜欢穿前朝明代的服饰，并且经常请画师为他作身穿汉服的画像，这些画像至今仍保存着。
如果乾隆的母亲钱氏确是汉人，并且确是远古吴越王钱镠的后代，那么乾隆喜爱汉服，并且把身穿汉服作为一种荣耀，便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些画像只能作为旁证，乾隆对汉服的情有独钟未必与他的血统有关，就如同雍正皇帝虽然喜欢穿西装，但不能以此判断他是欧罗巴白种人。
然而，乾隆的母亲究竟是谁，并不能让人们重新认识乾隆皇帝这个人，也不能让人们重新认识清代的历史。毕竟乾隆是一个汉族人还是半个满洲人有什么关系呢？华夷之争来自于狭隘和封闭的心灵，大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然而他们的籍贯何曾影响他们伟大的光辉？中国在远古时代就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因文化母体而统一的文明古国。战争、融合、同化的漫长历史都决定了这个文明的特质，决定了传承的阴暗与光明、奴性与理性、沉沦与觉醒。历史是被偶然性与必然性推动的，乾隆的血统是偶然的，但乾隆朝的历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必然的。作为皇帝，作为统治康雍乾盛世顶峰的君主，乾隆皇帝固然荣耀之极。他登基后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减免捐纳，平定叛乱、统一新疆、治理西藏、兴建河务、编修文化典籍……然而，他在现代人的眼中并非一个无可指摘、圣德贤明的统治者。乾隆皇帝一生好大喜功，发动战争、修建园林、重用和珅……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致使国库空虚，康雍乾盛世在他死后戛然而止，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一生都在为挽救帝国的衰落而奔波劳碌。乾隆皇帝是个古人，做不到现代意义上的高瞻远瞩，他有功亦有过，并非十足的明君。然而，乾隆无论是什么血统，都曾是中国的皇帝。乾隆无论身体里是否流着吴越王钱镠的热血，都曾同样为百姓兴修水利。这已足够了。
郭沫若笔下的强奸犯：秦始皇为何被恶搞
从前221年并吞六国，混一天下，到前207年秦王子婴在自己的颈上系上绳子，乘坐着白马素车，捧着皇帝的玺符，来到轵道旁，恭候刘邦的到来，前后不过十五年时间，一个强大的皇朝就解体了。明人杨慎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如电光石火般短暂，所谓“不啻石火之一敲，电光之一瞥，吹剑之一吷，左蜗之一战，南槐之一梦也”（见《升庵集》卷七十），这真是一个短命的皇朝。
而论及原因，汉人普遍认为是由于暴政。如陆贾称：秦朝任用刑法，不作变革，最终招致灭亡。贾谊在其名文《过秦论》中认为始皇是禁止文书的传播，推行酷烈的刑法，崇尚欺诈与暴力，轻视仁德与正义，以凶狠残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二世胡亥是刑法繁复严酷，吏治严峻苛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贾谊的观点也得到了司马迁的认同，因此在《秦始皇本纪》篇末引其《过秦论》以为总评。晁错谴责始皇父子宫室的规模超过限度，贪婪的欲望没有极限。民力疲弊之极，赋敛却仍不加节制。他们还妄加赏赐以随顺其喜悦之意，妄加诛戮以快慰其愤怒之心。法令纷繁芜杂，刑罚残暴酷烈。二世皇帝更是亲自射杀行人，使天下寒心，不能安于其处。董仲舒批评始皇好用残暴冷酷的官吏，赋敛无度，竭尽百姓的财力，百姓四散逃亡，不得从耕作纺织之业，结果群盗四起。班固也指出，世俗传言说秦始皇开始推行暴政，到胡亥时发展到极致。
要知在两汉，出于不同的目的，时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指斥秦之残暴，痛恨之下，甚至不肯承认它作为一个皇朝而存在的事实。如扬雄在其《剧秦美新》一文中称之为“秦余”，也就是历史上多余的一个皇朝的意思。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把秦与新莽并举，称以前秦朝烧毁《诗》、《书》以确立其私议，现在王莽又借六经之事文饰其奸邪之言，正所谓殊途同归，就如同《易经》中所讲的无德而居于高位的亢龙一样断绝了气息。秦朝和新莽所得到的天命因为不是正统的帝王之命，因此也就如同非正色的紫色、非正声的蛙声一样，又如同岁月中由多余的日构成的闰年、闰月，不过是作为神圣的帝王驱除的对象而存在罢了。并且人们对秦朝也极尽嘲笑之能事。司马迁为此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指出学者们为所听到的事情所影响，见秦朝存在的历史短暂，便不肯认真考察探究其兴亡的原因，而都嘲笑它。
更有甚者为了贬低始皇，人们又杜撰了一个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典故。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称，秦庄襄王子楚早年在赵国为质子时，一方面由于秦国当时频繁地攻打赵国，因此赵国对子楚相当冷淡；另一方面由于子楚是秦昭王次子安国君的庶子，地位低贱，故而秦国也不甚关心子楚，结果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很不得意。这期间秦国王室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变故，却是秦昭王的太子在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时死了。要说这与子楚也没什么关系，然而想不到的是秦昭王没立其太子的儿子也就是其嫡孙为继承人，而是立了次子安国君为太子。父亲为太子，这本应是一件高兴的事，但在子楚看来与自己关系也不大。因为尽管被安国君立为正夫人的爱姬华阳夫人无子，但子楚被立为安国君嫡嗣的希望也很渺茫，因为在安国君的二十余个儿子中子楚排行居中，也就是说没有年龄优势；并且子楚远在国外，穷困不堪，纵是有心争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而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却从子楚这萧瑟的处境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于是为谋取暴利，遂携重金投奔子楚，意欲通过光大子楚的门庭最终使自己飞黄腾达。吕不韦肯在安国君宠幸的人们身上投资，又兼其巧舌如簧，最终居然将子楚这个落魄王孙推上了安国君嫡嗣的位置。他为长保富贵，又设计把自己身边一个已经怀有身孕的绝色女子赵姬献给了子楚，以期通过偷梁换柱的手段达到长期掌控秦国的目的。这种手段被司马迁称为“钓奇”，也就是钓取奇货的意思。该女子到了子楚那里后，隐匿了已有身孕的事实，到“大期”时，生下了儿子嬴政，也就是始皇。
此论一出，再提起始皇，人们往往径以“吕政”名之。南宋人胡宏在其《皇王大纪》一书中称“吕政穷欲极凶”；朱熹在其《四书或问》一书中称：“史谓元帝牛姓，犹吕政之绍嬴统也。”王应麟在其《通鉴答问》一书中称：“至吕政而法令益苛，诗书尽废”。元人陈栎在其《历代通略》一书中称：“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嬴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胡一桂在其《史纂古今通要》一书中称：“吕政嗣位，犹冐嬴秦之姓”。明人凌迪知在其《氏族博考》一书中称：“况吕政受命，寄身不常”；王立道在其《具茨集》一书中称：“吕政纵并吞之谋”。清人秦蕙田在其《五礼通考》一书中认为，司马迁做《封禅书》“意在广陈淫祀以彰武帝之失，而于三代常礼幸存一线于吕政者，反从其略”。
然而揆诸史实及常理，《史记》的嬴政是吕不韦私生子之说并不成立。
如嬴政“大期”而生之说就经不起推敲。关于“大期”，魏晋人谯周和东晋人徐广都认为是指十二个月，如徐广称：“期，十二月也。”谯周称：“人十月生，此过二月，故云‘大期’。”但是正如谯周所言，人多是十月怀胎而生，因此嬴政十二个月才出生，未免与常理过于不符。对此谯周解释如下，赵姬是为了消除子楚的怀疑方才这样做的。他认为人从怀胎到分娩需要十个月，嬴政却推迟了两个月，因此称“大期”，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既然称自己隐匿了有身孕的事实，则生嬴政自然应当过了正常的时期，所谓“既云自匿有娠，则生政固当踰常期也”（见司马贞《史纪索隐？吕不韦列传》）。此意为不如此就要露馅，因为赵姬被送给子楚时怀孕当已两个月，若到子楚那里后的第八个月也就是如期十月而生，在子楚看来当属不正常生产，就不能不引起子楚的怀疑。但向后推迟两个月，也就是赵姬到子楚那里的第十个月而生，嬴政就属正常生产，子楚就没有怀疑的理由了。
不过此说虽有道理却不高明，因为其他事情尚可商量，生孩子这事却由不得人说三道四，到了该出生时，莫说是两个月，就是一刻也推迟不了。显然，嬴政十二个月出生说是不成立的。“大期”还可理解为是十个月。唐初人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卷十三中称：“十月而产，妇人大期。”若将此“大期”理解为从赵姬怀孕算起，则其在子楚府中生下嬴政时肯定少于十个月，这就不能不引起子楚的怀疑。但嬴政一出生，子楚即以赵姬为夫人，则显见所谓的“大期”应是从赵姬到子楚府后算起，却是足月而生，子楚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儿子。情况若是如此，即嬴政属正常生产，则嬴政也肯定不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无论是十二月说或是十月说都不支持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的说法。
而比较“大期”的十二月说和十月说，十二月说应更符合《史记》的原意。因为持此说的谯周与徐广，尤其是谯周所生活的年代与《史记》成书年代相去不远，并且谯周还是一个研究《史记》的专家，故而他对一些基本常识的看法应与汉代比较接近。而孔颖达为唐初人，与汉人已相去甚远，看法的可信度上是不能与前两人相提并论的。细究起来，史书之所以言之凿凿地记下嬴政“大期”而生的话，根据现代胚胎学的解释，应该是因为古人在推算孕期时出现误差所致。考此说应该出自《秦记》，即秦的官方材料，因为像这种琐碎的事情，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而秦代的史官之所以将此事郑重其事地载入秦的史册，乃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件事可以反映出嬴政与众不同的卓异秉性。
嬴政并非吕不韦之子还可从吕不韦、赵姬（即史书所称的“帝太后”）、嬴政三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就吕不韦而言，若其果真欲以赵姬来“钓奇”，则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必然会持续加强与赵姬的联系，竭力增进与嬴政的感情，并伺机将自己与嬴政的关系用比较恰当的方式告知嬴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长保荣华富贵，也才符合“钓奇”之意。从当时的情况看，吕不韦也完全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因为庄襄王死时，嬴政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国家大事尽在他和赵姬手中，照说他们是既有时间又有机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嬴政的，并且以其行事之老辣，使一小儿乖乖就范应该不成问题。然而从后来吕不韦的言行看，他和赵姬并没有这样做，当时随着嬴政年龄渐长，因担心自己与赵姬私通的事情败露，招致嬴政的报复，吕不韦竟主动疏远了赵姬，不肯再与其私通，此举显然也与“钓奇”之旨相违。对此的解释只能是吕不韦并无“钓奇”之举，嬴政也不是他的儿子。不然后来嬴政也不会质问吕不韦说：“你对秦有什么功劳？秦封你于河南，食邑十万户。你与秦有什么亲情？号称仲父。”把他朝绝路上逼，而吕不韦竟拿嬴政没一点办法，犹豫良久，只得饮鸩而死。
吕不韦可称得上是战国晚期的一个能力超凡的政治家，因此关于他被逼而死这事，着实令后人不解：他怎么会在掌握国家大权的情况下，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区区十三岁的小儿将自己的权力慢慢侵蚀，然后再将自己置于死地，竟无还手之力呢？对于这个问题，本人觉得应该从制度上理解。说来说去，吕不韦不过是一个来自东方诸侯的客卿而已，吕不韦再强悍，也是个客人，嬴政再小，也是个主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或者也可以说，嬴政是董事长，吕不韦是总经理，两者在地位上是有着质的区别的，这是其一。
其二，自战国以来，权力愈来愈集中，到战国晚期，秦其实已形成相当完善的官僚制度，而君主即居于权力的中心，任何敏感事务都需君主认可，或者说有君主的印信才能实行，故而再强的大臣也很难斗过君主。始皇的假父就是那个大阴人嫪毐后来要比吕不韦更接近权力，不也没弄成事！其三，此时的重臣虽有封邑，但只有经济方面的权力，而无在封邑上组织私人武装的权力，并且封邑随时都可能被君主剥夺，与春秋时期卿大夫相比，可说是已被摘除了神力。其四，当时辅佐嬴政的并非吕不韦一人，还有其他很多实力派人物，尤其是手中握有重兵的蒙氏家族与王氏家族，他们实际一直都是王权的有力捍卫着，也可以说谁做国君他们就忠于谁。也正因如此，这两个家族自秦昭王时起，一直被君主依为左膀右臂，吕不韦若想动嬴政，那是非常难的。所以总此诸点，吕不韦只能眼睁睁看着权力一点点地丧失而没有一点办法。最后只得饮鸩而死。
此外记载战国至楚汉之间史事的《战国策》一书也不支持嬴政为吕不韦之子一说，因为该书有偷窥癖，极爱采摭他人隐私，逞为快论，然在叙述吕不韦崛起这一段史事时，却绝口不提有献姬之事，并且认为吕不韦游秦不是如《史记》所说在秦昭王时，而应在孝文王时，而此时嬴政已经数岁，故吕政之说当不攻自破。学者已经指出，《史记》所记战国时事，多本之于《战国策》，唯有此处，别据他说，然也最不可信。
考“吕政”之说大概产生于与吕不韦有一定关系的人，如他的才华出众的食客们，这些人或因吕不韦而受到牵连，或为吕不韦的不幸遭遇而抱不平，因以此来骂始皇。而之所以这么骂始皇，很有可能受了战国晚期赵人李圆兄妹的启发。因为这对兄妹就曾和楚国的重臣春申君一道在楚国上演了一出偷梁换柱的活剧。
却说当年李园带着他的妹妹来到楚国，想把妹妹献给楚考烈王，后来听说考烈王没有生育能力，担心跟了考烈王后，会由于不能生孩子而失宠，于是设计先将妹妹送给了主持国政的春申君，待到怀孕后，李园又让他妹妹劝春申君把自己送给楚王。
李园的妹妹于是对春申君说：“楚王对于您的宠幸，就是楚王的兄弟也比不上，现在您为楚相国已二十多年，楚王也已经老了，可是楚王至今也没有儿子，那么楚王死后肯定由其兄弟继位，而楚国立新君后，新君也肯定会像楚王宠幸您那样宠幸他们所喜爱的人，那么您就很难继续得到国君的宠幸了。不仅如此，您在长期主持国政期间，对楚王的兄弟们多有无礼之举，因此如果楚王的兄弟做了国君，恐怕您就会大祸临头了。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我这个已有身孕的女子送给楚王，如果我侥幸生了个儿子，那就是您的儿子做了楚王，楚国就都是您的了。您想想这种结果与您身临不测之罪相比哪一个好哪？”
春申君听了觉得很划算，就把这女子献给了考烈王，这女子进宫后便得到了考烈王的宠幸，过了一阵儿就给考烈王生了一个男孩，于是那男孩便理所当然地被立为太子，而该女子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楚国的王后。
后李园兄妹又设计于考烈王二十五年亦即始皇九年（前238年）趁考烈王去世之日，刺杀了春申君，立太子为王，这就是楚幽王。李园兄妹遂霸有楚国。只是生当末世，不免好景不长，此后过了十多年楚国就灭亡了。想来这兄妹俩真有点火山口上搞杂耍的味道。“吕政”之说很可能就导源于此。而六国的亡国之人，则借此宣扬秦先六国而亡；饱受始皇暴政摧残的人，亦可通过骂他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而获得一种阿Q式的快乐。于是流言不免流传开来。由秦入汉后，由于汉人论秦，唯恐其恶事不彰，不免肆意传布，遂成舆论，司马迁受此影响，因取之以入于《史记》，遂使“吕政”之说千载流传。不过细看《史记》关于此段史事的记载，可发现司马迁本人对此事也是疑信参半。虽然众口一词称嬴政为吕不韦之子，但他所见到的秦代的史册却明确记载了始皇是“大期”而生，也就是十二个月而生，于是本着“疑以传疑，信以传信”的严谨治学态度，而两言之。然而后人因对始皇有成见，务必要把他为私生子这事坐实了，于是不勉强作解人，结果常把简单的问题搞得极其复杂。
总之由于两汉对秦已下恶评，随着时代的发展，秦的骂名便滚滚而来。发展至唐宋，就有了孟姜女对始皇暴政的血泪控诉。这个故事说始皇时，有一个叫范杞梁（或写作范喜良）的人，结婚刚三天就被征发到北方去修长城。他的妻子孟姜女因对他思念不已，遂跋山涉水，前往修长城的地方寻找他。然而当她历尽艰辛终于来到长城时，却得知范杞梁早已去世。悲痛之下，一连哭了三天三夜，直哭得感天动地，以至于长城为之崩塌。这就是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然而尽管故事讲得有鼻子有眼，但却更经不起推敲。检讨史籍，可发现这个故事的人物原型实际上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杞梁和他的妻子。据称齐人杞梁在一次战役中阵亡，战后齐庄公在郊吊唁杞梁，由于根据礼制妇人无外事。因而他的妻子认为杞梁要是有罪，就不应该劳烦国君吊问。如果无罪，她们还有先人留下的破敝的房子，因此她认为自己不应该在郊外接受齐庄公的吊唁。齐庄公于是到杞梁的家中吊唁他。
历史发展到汉代，在汉人刘向的《列女传》与《说苑》这两部著作中，关于这件事又有了崩城之说。据《列女传》称杞梁的妻子由于没有孩子，因而无所归依，接受齐庄公吊唁后，在城下枕着她丈夫的尸体痛哭，感动得路过的人都为之流泪，这样哭了十天，结果城墙为崩塌。《说苑》内容与此大同小异。
到了唐代，民间盛传杞梁妻事，久之遂与秦朝修长城事产生了联系。如晚唐五代的贯休和尚有《杞梁妻》诗云：“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此后孟姜女哭长城之说遂广为流布，而几成定论。有的虽明知其假，但禁不住其中所蕴含的道德教化思想的诱惑，而甘愿上当受骗，并自愿以讹传讹。
因此自宋以后，学者以之考史，如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在提到秦长城时说：“秦长城是秦始皇让蒙恬辅佐他的儿子扶苏所筑，东西长万里，杞梁妻哭城崩得夫骨，指的就是这个长城。”
诗人以之命篇，如元杨维祯的《杞梁妻》云：“极苦复极苦，放声一长哀。青天为之雨，长城为之摧。为招淄水魂，共上青陵台。”
伶人以之入戏，如宋元时有《范杞良一命亡沙塞，孟姜女千里送寒衣》之戏文，而元明杂剧亦有《孟姜女死哭长城》之剧目。
民间为之建祠，如据清人称在山海关、山西潞空、直隶古北口都立有姜女祠。显然关于孟姜女哭长城一事，自宋代以来近乎众口一词，于是始皇便更加臭名昭著了。
待到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始皇又从史学家郭沫若那里得到了一个强奸犯的名声。郭沫若创作于1942年的历史剧《高渐离》中，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那个靠开发蜀地的丹穴而致富的寡妇清去琅邪行宫朝拜始皇，结果被赵高设计让觊觎她美色的始皇给奸污了。我们不妨通过《高渐离》中的台词看一看在郭沫若的笔下始皇的阴谋是怎样得逞的：
第二幕
……
秦始皇：（沉默有间之后）赵高，我有一件事情要同你商量一下。
赵高：陛下有什么驱使？
秦始皇：（又踌躇了一下）今天来的，那位巴蜀的寡妇怀情夫人，我没有想也，她不仅有钱，而且还那样的美貌……不过这位怀情夫人，我今天见了她一面之后，我觉得……（停顿，不肯立即说出。）
赵高：陛下觉得她怎样？
秦始皇：唉，我没有想出巴蜀竟有那样的美人啊！
赵高：（会意）陛下的意思是要她的那个——“丹穴”吗？
秦始皇：（呈出带矜持的傻笑）赵高，你真是聪明人！可你要知道，我是要得很快！
赵高：（有点疑难）太快了，恐怕……
秦始皇：不！你不能拖延！我今晚就要。假使今晚不到手，明朝就要你的头！
赵高：那么，小臣的头就抵上怀清夫人的“丹穴”了。
秦始皇：（严肃）不同你胡扯！你今晚上非想出办法不可！
赵高：（略作筹思）办法是有了！
秦始皇：怎么办？你赶快告诉我！
赵高：我打算去请她到我这儿来，就说明天皇上请她一同登琅邪山看东海日出。请她到我这儿过夜，明天好作准备。到时候，由陛下亲自向她请求，我看是万无一失的。
秦始皇：她肯来吗？
赵高：她一定会来。她晓得小臣是一位宦官啦！
秦始皇：好，你就赶快照办。（起立）我回头再来。（本人按：接下来在赵高的布置下，当晚怀清夫人住进了赵高的书斋）
……
赵高：是，明天清早天不见亮就要动身，夫人，我看你也请早点休息的好。（告退）我们明天见吧。
怀清夫人：好，我们明天见。
赵高由左侧门下，顺手将门由外部掩上，并已键好，未为怀清夫人所觉察。怀清夫人送赵高至门次，复转身立室中四望，颇表示满意。
秦始皇由窗口出现。
怀清夫人：（大惊）呵，你是谁？
秦始皇：我，我，我是皇帝。（越窗而入）
怀清夫人：（诧异）你这样进来，你要做什么？
秦始皇：我吗？我要替你熄灯。（将室内灯亮逐渐熄灭，室中仅余月光，向怀清夫人走去。）
怀清夫人：（乘机退至左侧门，拟逃出，但门已外键，捶门，发出哀怨的声音，倒于门次）啊，我中了你们的圈套！
随着时代的发展，始皇真是愈来愈不是东西了。
考郭沫若之所以恶搞始皇，据他自己说有影射当时的独裁者蒋介石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在民国时期写下了诸如《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读“随园诗话”札记——论秦始皇》等一系列文章，对始皇进行猛烈的批判，就这还嫌不够，又兴致勃勃地写了小说《秦始皇将死》和历史剧《高渐离》、《虎符》等，以更加生动形象的形式来演绎始皇的丑恶，其中《高渐离》就是他恶搞始皇系列中的巅峰之作。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如果由着他的思路发展，建国后他很可能还会写出超越《高渐离》的更为不朽的贬损始皇的篇章。然而有意思的是，人民领袖毛泽东对始皇却甚有好感，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始皇备受后世诟詈的“焚书坑儒”时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196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还点名批评郭沫若说：“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郭沫若为此不得不收回以前说过的话，1972年发表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明确称颂始皇说：“秦始皇的杰出处就是在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跟着时代的进步而一同进步了。”饶是如此，毛泽东仍在1973年所做的一首名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中旧事重提，此诗流传甚广，版本颇多，据说原件是这样的：“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真不知当年郭沫若读过此诗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秦纵然不暴虐，汉人也要给他脸上抹黑的……
隋炀帝，放肆的“夜生活”
后世评述说，如果杨广没有熬到篡位就死掉，那么，中国历史便会多一个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伪君子”。已经盖棺定论并获取了“明君贤相”、“正人君子”封号的群落里，有没有隋炀帝之流的漏网之鱼呢？谁也不敢肯定。
识人有术，须具有先见之明，没有穿透表象直抵人心的目光，妄加预言也是盲人摸象。令人生厌的是，自命不凡的“诸葛亮们”总乐于散布信口开河的预言，而且讲得相当郑重；对神童的预言即属此类表演。证据呢？未必有，“灌穴浮球之智”、“破瓮救儿之谋”就可以断定一个孩子的前程，这比一篇文章、两榜进士来得便宜多了。
预言家们不会顾忌杨广式的伪装、阿瞒式的心计，只管揪住一点新奇的表象，大作鼓吹文章。如果不是隋炀帝在龙椅上恢复本相，说不定还要被风风光光地载入“神童册”或“贤德榜”呢。当杨广原形毕露，竟是夏桀商纣转世，不知曾和他“倾心与交”“称其仁孝”的人们又做何感想。
培根为蹩脚的预言家画过像：“他们之所以乐于传布和相信这一类预言，有三种原因：第一是人们只注意到这种预言的应验，而从未注意到它失灵的情况，就像人们对梦兆的态度一样。第二是许多大略的臆测或含糊不清的传说，常常会变成预言，而人们的天性喜欢预测未来，他们以为，把实际上是他们推断出来的事情当作一种预言并没有什么危险。第三，也是最后和最重要的理由：所有这些数不清的预言，几乎都是一种欺人之术，是由一些游手好闲的狡诈之徒虚构编造出来的。”
其实，在中国最重要的理由并不是培根所强调的第三项。毕竟常作有关神童命运的预言并付诸文字的不是一帮游手好闲的市井无赖、青帮泼皮，而是精通文墨、熟知掌故的文化人。暗示并鼓舞这些家伙充当别人命运裁判员的力量，是经验判断和可能预言成真的侥幸心理；其实，猜不准也无关痛痒，升沉穷达是外人的事，自己又不当占课乞卦的周文王。结果培根讲的第一种原因生了效，民间便格外热衷于炮制预言，妄图“以己昏昏，致人昭昭”，公众甚至迷恋于这套信口开河的鬼话。
更危险的是，世代沿袭的幼儿启蒙读物，都在追风做断章取义的蠢事：“二十四孝”在为天下父母培养俯首帖耳的仆人或察言观色的跟班儿；传说的神童，则暗示给小孩子一条投机取巧的“登龙术”，北宋汪洙所作的《神童诗》标榜得再清楚不过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家长对孩子觊觎的东西太多了，虽为神童，也不堪其苦。孩子还太小，即使偶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善举”或“恶行”也不代表什么。
真正的神童与天才，毕竟千百年才出一个；个人的锦绣前程，绝非“受之天”，也不看众人谤誉。惟一能站稳脚跟的，只有辜鸿铭鼓吹的经验：“求己”。
第三章 历史真相
道光帝迁移陵墓的内幕
道光帝为何将东陵已经建设好的帝陵拆毁而去西陵重建帝陵呢？这个在继位不久就大肆宣传节俭的道光帝，真的就是因为宝华峪陵寝地宫渗水、工程质量不符合万年永固的标准才把它废弃的吗？并且为了再次寻找到如意的风水宝地，不惜花费两年时间，让很多重要朝廷大员都要满世界到处去寻找，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
现在人们也知道，当道光帝将他的陵寝从东陵迁走以后，在东陵界内又先后建起了2座皇帝陵、2座皇后陵和2座妃园寝。这些陵的陵址都是经风水家们经过长时间踏勘，精心选择的，均称得上风水宝地，上吉之地。道光帝明明知道他的祖父乾隆帝有“昭穆相建”的敕谕，并直接点到他的孙子应在东陵建陵，而且东陵又有如此之多的佳壤，道光帝为什么不在东陵建陵，偏偏迁到西陵呢？
面对着违背祖制的舆论和心理压力，面对着为了自己个人私利，道光帝最终还是把乾隆帝苦口婆心、反复叮咛的：“子孙们断不可于他处另卜吉地，有妨百姓田产”的遗训，照旧抛在了脑后，对此，道光帝心里比谁都十分清楚，但为了达到他内心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依旧派人到直隶省和北京附近诸地相度佳壤。而在这些被堪舆过的诸多地方中，也的确不乏有上吉佳壤，比如易县的魏家沟后来成了光绪帝的万年吉地，建起了崇陵；南旗村一地“龙气甚旺，双脉齐落，并结南向一穴，东向一穴，龙虎砂环抱有情，堂局宽展，土色明润”；梁各庄山后一处“来龙悠远，平地过峡，突起端正星峰，落脉结穴，砂水环抱”，“刨看土色，极为净细”，“堂局足敷规制”。然而这些上吉之地，并没有真正令道光帝心动，相反，西陵境内的龙泉峪吉壤刚一提出来，就立刻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不但亲身前往阅视，并于当天就钦定为万年吉地，究竟是什么原因，竟使得这位“敬天法祖”、“恪遵成宪”的“模范”皇帝有如此胆略和魄力，毫无顾忌地违背祖训，勇破“昭穆相建”之制呢？
当时的人们迫于帝王的权威，为了明保其身，是不敢言语不敢猜测的，但即使是这样，道光帝还是内心发虚，因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后来道光帝的两首诗及其注释泄露了他为什么苦费心力寻找新陵址、并且必须是在西陵的“天机”秘密。
原来，在易县西陵龙泉峪陵墓隆恩殿前的月台左侧，有有一个石幢，上面镌刻着道光帝的两首诗。
第一首（刻在石幢南侧面）毋谓重劳宜改卜，龙泉想是待于吾。①人情可叹流虚伪，天命难谌懔典谟。郁郁山川通王气，哀哀考妣近陵区。②因时损益无非教，驭世污隆漫道迂。岂敢上沿诸制度，或能后有一规模。心犹自慊增惭惧，慎俭平生其庶乎。③
钦命承修龙泉峪吉地工程工部尚书穆彰阿等以营建规模绘图奏请朕详加酌定，因成六韵，以述予志。
道光十五年乙未孟春三月上浣 御笔（①予因宝华峪办理不善，规制又拂朕意，不能不改图吉址，特命禧恩等遍行相度，再历春秋，始得兹地。予亲临阅定，诹吉鸠工，凡一切规模，务从俭约，不许纷繁，是图此地亦不勿耳。②皇考仁宗睿皇帝、皇妣孝淑睿皇后奉安昌陵，山川王气，毓瑞钟祥。兹龙泉峪在昌陵之西，相去八里许。五云在望，一脉相承，子臣依恋之忱，庶符夙愿也。③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朕之素志也。此次办理吉地，酌减规模，业已明降谕旨，穆彰阿等定能仰成朕志，敬谨遵行。）
第二首（刻在石幢东侧面）吉卜龙泉工始成，永安二后合佳城。山川惬意时光遇，新故堪伤岁月更。世事看花悲既往，人情寄梦叹平生。①东望珠阜瞻依近，罔极恩慈恋慕萦。②
道光乙未九月初三日，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至龙泉峪享殿，奉安，俟十二月十一日行大葬礼，奠别述怀，御笔。（①龙泉峪自道光辛卯五月卜建万年吉地，经营相度，今始竣工，朕亲临审视，眺罔峦之环拱，察川溆之溁廻，规模俱惬意于素志，葱郁洵定为福区，诹吉奉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同安灵址，永妥神棲，廻念绘图制，无一不详加斟酌，协阴阳以揆日，合旺相以练辰，恰值风旭之煦和，默抚流光之荏苒，不惟孝穆皇后窀穸，再移久历岁时，即孝慎皇后云軿不返，已阅三秋，悲欢离合，真似看花，存没荣枯何殊寄梦，追维往事，能勿愴怀。②吉地形势毗近昌陵，望翠微之屏嶂，俱在目前；联瑞气于桥山，宛依膝下。睇览神皋之磅礴，益深罔极之哀思。）
在第一首诗中有这么一句：“郁郁山川通王气，哀哀考妣近陵区。”并且在第二首诗中则再次这样写到：“东望珠阜瞻依近，罔极恩慈恋慕萦。”这两句诗的意思比较明显地表达出来他内心想要说的话，那就是，我的陵寝不仅风水极好，还靠近我父亲的陵墓，这样我就可以更加时常眷恋我父母的恩德了。
如果说这两联诗句表达得还不明显明确的话，那么他亲做的注释则更加直白地表述清楚了。道光帝在注释中毫不隐晦地说道：
予因宝华峪办理不善，规制又拂朕意，不能不改图吉址，特命禧恩等遍行相度，再历春秋，始得兹地。予亲临阅定，诹吉鸠工，凡一切规模，务从俭约，不许纷繁，是图此地亦不勿耳。
皇考仁宗睿皇帝、皇妣孝淑睿皇后奉安昌陵，山川王气，毓瑞钟祥。兹龙泉峪在昌陵之西，相去八里许。五云在望，一脉相承，子臣依恋之忱，庶符夙愿也。
接着在9个月之后的当年，道光帝在第二首诗的注释中，在此对龙泉峪这个令自己心花怒放的万年吉地有这样的继续解释：吉地形势毗近昌陵，望翠微之屏嶂，俱在目前；联瑞气于桥山，宛依膝下。睇览神皋之磅礴，益深罔极之哀思。
道光帝的这些注释大概意思是说：我因为宝华峪办理得不好，规制又违反了我的本意，不得不另外找一块好地方。特地命令禧恩等人到处寻找，经历了好几年，终于找到了这块宝地。我亲自到这里来视察，眺望四周冈恋环拱，川溆潆回，建陵的规制与我的本意十分符合。我的父母仁宗睿皇帝（指嘉庆），皇妣孝淑睿皇后安奉在昌陵，这里山川王气，毓瑞锺祥。而这个龙泉峪在昌陵的西面，相去八里左右，五云在望，一脉相承，是我特别向往的地方，也完全符合我平素的意愿。龙泉峪吉地靠近昌陵，以翠屏山为屏障，与桥山的瑞气相连接，依次排列。这是这上天赐给的磅礴的山势，这样就能深深表达我对父亲的感恩之心。
这时候就已经明确不误地告诉我们，道光帝之所以最终选中龙泉峪，就是因为龙泉峪紧靠他父母的昌陵，可以长膝父母膝下，从此可以实现他多年的“子随父葬”的愿望。对此，道光帝的儿子咸丰帝说得更直截了当：“我皇考孝思不匮，谓斯地不独龙脉蜿蜒，且尺咫昌陵，得遂依依膝下素志。”所以道光帝为了达到自己的私愿，还是撕下了自己虚伪的面纱，将祖训、家法统统抛在脑后，好在道光帝手中握有皇权，最终不择手段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为此，道光帝在他的诗的开头就这样大言不惭、非常张狂地说道：“勿谓重劳宜改卜，龙泉想是待于吾。”意思是说不要认为把陵寝从东陵迁到西陵是劳民伤财，龙泉峪吉地是上帝赐给他的，这是天意。天意是不可违的，所以改迁陵寝是合情合理的，别人就不要说三道四的了。
虽然道光帝写这两首诗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把陵寝从东陵迁到西陵作辩护。但是，通过对这两首诗的仔细解读分析，我们就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由此发现发现道光帝欲盖弥彰的辩护中，透露了迁陵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想陪葬在自己父母身边，并且找到了比宝华峪更为理想的上吉佳壤龙泉峪。因此，就怪不得他在渗水问题上一惊一乍的，原来道光帝是另有所图，只可怜了当年那些承办的官员们，由于他的个人私欲，不仅耗费国家钱粮无数，还致使他们跟着一起倒霉，既罚赔钱财，又降职充军。至于到底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的人力，那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要让自己遂心满意。因此，从建陵这件事情上，就能清楚地看出道光帝平时所表白的“恪遵成宪”、“爱惜民力”，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真实的想法。
中国最伟大的皇帝
战争的输赢不仅取决于你做了什么，还取决于对手做了什么。在北周武帝励精图治的时候，北齐皇帝又在干什么呢？
北齐正在齐后主高纬的领导下走下坡路呢。高纬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此人从性格来讲真是又软弱，又凶残，又变态。
怎么叫软弱呢？齐后主虽然是个皇帝，但是胆子特别小，从来不敢看着大臣说话。哪个大臣要是汇报工作的时候多看了他一眼，他马上就大发雷霆。搞得大臣也很紧张，只好把工作报告时间减少到最短，讲个梗概，赶紧走人，别吓着皇帝。
按照我们的想象，软弱的人应该心肠好吧？偏不。齐后主还特别暴虐。当时，有人告发他的弟弟在地方整天杀人，请他管束，他就把弟弟召回来，问他，听说你在地方玩游戏花样翻新啊，什么游戏最好玩？
他弟弟说，弄一盆蝎子，然后把猴子放进去，看蝎子咬猴子最好玩了。齐后主一听大受启发，说，我给你玩个升级版的。怎么玩呢？他连夜派人捉了好几升蝎子，放在浴缸里，然后把人脱光了扔进去，听人在蝎子堆里惨叫，他在外面哈哈大笑。这爱好，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再说变态。齐后主好好的皇帝不当，喜欢当叫花子。他在自己的后花园建了一片贫民窟，自己穿上叫花子的衣服，在里边游荡。一个人游荡没意思，他又搞了一个贫民窟跳蚤市场，请一帮公卿大臣、宦官宫女都扮成叫花子，在那儿做生意。看得高兴了，齐后主自己也参与进去，又买又卖，玩得不亦乐乎。显然，齐后主根本就不是当皇帝的料。
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当皇帝，肯定做不出什么好事来。齐后主也确实没做过什么好事。倒是在两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亲小人，远贤臣。北齐后主在用人方面极其糊涂。他最喜欢什么人呢？能陪他玩儿的人。北齐后主虽然政治昏庸，但是个艺术家，擅长谱曲，也能弹琵琶。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无愁》曲，人称“无愁天子”。而当时在北齐的艺术家中，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西域胡人，这些人在唱歌、跳舞、乐器、杂技等诸多方面水平都很高，让齐后主很有惺惺相惜之感。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都当官吧。《北史》记载说，当时“刑残阉宦、苍头卢儿、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俳优当官，这已经够不像话，更夸张的是，就连养在宫里养的宠物，像什么波斯狗、斗鸡、猎鹰之类的也都能当官。怎么当呢？按照性别，雄性的封仪同，雌性的封郡君。
有一句话叫“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朝廷里小人多了，君子也就难立足了。很多有为的大臣都在齐后主的统治下死于非命。在所有被冤杀的大臣里，最可惜的就是斛律光。说到斛律光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是，他的父亲斛律金则无人不晓。不是有一首诗叫《敕勒歌》吗？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窟，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千古绝唱的作者就是斛律金。他和儿子斛律光两代为北齐服务，战功赫赫。斛律光的女儿还是齐后主高纬的皇后。因此斛律光觉得自己与国休戚，经常直言极谏，这样一来，不免惹恼了昏君齐后主，治了他一个谋反罪，用弓弦勒死了。
要知道，斛律光可是北周的劲敌。听说齐后主自毁长城，周武帝高兴得要命，大赦天下，举国庆贺。真是亲者痛，仇者快！
第二件，宠幸美色。说到齐后主宠幸的女子，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美人冯小怜了。冯小怜本来是婢女出身，但是，她不仅聪明漂亮，而且能弹琵琶，擅长歌舞，跟皇帝有共同语言。
对这样的美人，齐后主真是一往情深，跟她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整天祈祷生死一处，恩爱之情一点都不亚于唐玄宗和杨贵妃。可能有人会说，封建帝王难得伉俪情深，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呀。
但是，要命的是，自从有了冯小怜，齐后主治国理政就更荒唐了。俗话说，狼带领的羊群能够打败羊带领的狼群，把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和昏庸无能的齐后主放在一起，那么命运的天平就明显向北周倾斜了。平定北齐，也就正式提上了周武帝的议事日程。
隋文帝杨坚：功也性格，过也性格
有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因为他开天立极非常容易，并不像其他王朝那样经历了大规模的杀伐征战，而是从孤儿寡母中夺取了江山，他所建立的王朝国祚也非常短暂，二世而亡，更令人发笑的是他还非常怕老婆，因为这几方面的原因，众多人对他的评价并不高。然而，在西方人眼中，他是中国最杰出的皇帝，和秦始皇名列英国人所著《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100人》一书，他的王朝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他就是隋文帝杨坚。
性格决定命运。独特的性格使隋文帝成为一个流传千古的皇帝，也使他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皇帝。
隋文帝天性深沉猜疑。政治风云变幻，波诡云谲，为了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苟全性命，也为了成功上位，他不得不深谋远虑，洞察一切。这使他成功度过一次次劫波，最终成为九五之尊，建立大隋。然而，在改朝换代之后，由于他是从孤儿寡母中夺取了皇位，王朝的合法性不足，所以心怀猜疑。这决定了与追随他的元老功臣只能同患难，而不能同富贵。他屡兴大狱，把帮助自己夺取政权的功臣先后干掉了。而且在晚年的时候，他的猜疑心更重，因为猜疑，他杀了与自己同称为四贵虞庆则，罢免了可以托付社稷的高熲，废掉了太子杨勇，废掉了才华过人的蜀王，架空了人缘太好的杨雄因为而被架空，罢黜了涉嫌朋党问题的苏威……
隋文帝节俭爱民。杨坚小时候生长于寺庙之中，素衣素食，生活节俭，这使他养成了崇尚节俭的性格。他虽贵为天子，但却食不重肉，不用金玉饰品，宫中的妃妾不作美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的皇帝，他深知节俭的重要性，教育太子要节俭，说国家没有因为奢侈腐化而能长治久安的。他还提倡官员节俭。因为节俭，剥削较少，民众能够安居乐业，户口和财产剧增，又加上其他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百业兴旺，经济繁荣景象。虽然节俭风气的推广促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然而节俭也是隋朝灭亡的一个原因。秦王杨俊因为生活奢侈、饮酒作乐而被文帝罢免，并被禁闭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惯了艰苦的日子，府库粮食、财物堆积如山，甚至都堆到了走廊上，奉行节俭的隋文帝到晚年开始沉溺于享受，靡费资财，贪图享受。他的继任者隋炀帝更是穷奢极欲，残暴黎民，从而使强盛一时的隋朝很快灭亡。
隋文帝性格严苛。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杨坚雷厉风行，手段严酷，在成为后周辅政大臣之后，为了扫清通往帝王之路的障碍，他以铁血般的手段剪除了后周宗室。而且在成为帝王之后，他用计谋除掉了自己个干女儿大义公主，妥善地解决了隋朝和突厥之间的关系。责己严，责人更严。秦王杨俊被自己的妻子投毒，但是因为他不合文帝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父亲的疼爱，反倒被免官治罪，大臣求情，文帝也因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没有宽恕他。甚至在杨俊死后，文帝也拒绝了给他立碑的请求，冷酷无情至极。因为文帝的猜疑，也因为杨广等人的陷害，蜀王杨秀也被废黜了。对待自己的儿子们非常严苛，对于别人那就更不用说。他经常杖责自己不满意的大臣，诛杀、黜免功臣，功臣故旧能够善终者极少。性格严苛，用法也严苛，他信奉乱世用重典，偷一文钱就要判处死刑，更极端的是处死了三个因为口渴偷瓜吃的小伙子。在这种严苛的法令下，整个社会人心惶惶。这就直接导致了隋朝末年即使府库充盈，官员也不敢开仓赈灾，国富民困，隋朝因此而灭亡。
隋文帝不识大体。他怀疑官吏贪污受贿，但由于没有证据，他竟然派手下的人故意拿钱去贿赂那些小吏，如果谁接受就马上斩首。身为皇帝却钓鱼执法，失人君之大体。不仅如此，虽然他生长于寺院，但却崇尚佛法，不喜欢诗书，甚至废除了培育人才的学校。
隋文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数百年、最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亲手缔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代，重构了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重视文教，开科取士，创立了延续一千多年的三省六部制，然而他的一些做法也蕴藏着隋朝祸乱的根源。有史学家评论说，隋朝灭亡始于隋文帝。他的功过是非，根源都在于他独特的性格，可以说是功也性格，过也性格。
朱熹说过：“我们的性格即我们的自身。”性格于我们关系大焉，功过是非都是因为性格，我们每个人能不慎乎！
香妃密事为何抵死不肯被乾隆临幸
在乾隆帝的风流韵事中，传闻最多的莫过于香妃了。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新疆南部发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乱，乾隆帝派兆惠等人前去镇压。第二年叛乱被平息。兆惠俘获了霍集占的妃子香妃。她身上生来就有一种异香，不涂脂抹粉，香气袭人，人们因而称她为香妃。
兆惠为了讨乾隆帝的欢心，派人把她送到北京去，并把香妃的丫环及用的东西都带去。走了半年，才到了北京。
到了第八天上午，传说天子临幸，那香妃抵死不肯，也只得罢了。隔了几天，乾隆皇帝酒醉了，想起香妃。便走过去，捏住香妃的手腕，只说一句话：“好白的臂儿。”只见香妃飕地拔出一柄尖刀来，向臂上割去。皇帝手快，夺过尖刀，已割了一个裂口，淌出鲜血来。皇帝酒醒了，忙拿袍袖去替她遮掩，又唤宫女替香妃包扎伤口。乾隆皇帝见香妃性情刚烈，便不敢威逼她。
皇太后听说了这件事，生怕香妃在深更半夜里刺杀了自己的儿子，便把乾隆帝召入内宫，对他说：“这位妃子既然不肯屈服，你就不如杀了她以成全其志向，要不的话，就干脆把她放归乡里，还让她住在宫里干甚么呢？”乾隆帝明知香妃志不可屈，但总舍不得杀了她，也不愿意让她回乡。
这样停了几年，倒也无事，在冬至那天，乾隆帝去天坛举行圜丘大祀，皇太后趁机派人把香妃召入慈宁宫。皇太后把香妃召至跟前说：“你志坚终不肯屈，那么你到底想怎么着呢？”香妃答道：“只愿一死。”皇太后见她说得坚决，就说：“那么我今天就赐你一死，行吗？”香妃马上跪下叩头说：“太后遂了我的这个志向，恩德比天地还大。”皇太后遂命人将香妃引入月华门西厢房里，梁上系着一条白绸，让香妃自缢而死。
这时乾隆帝正在天坛大祭，忽听下人飞马来报，说香妃被皇太后锁在慈宁宫，生死不知。乾隆帝闻报大惊，大礼还未做完，即命回宫。这时香妃已经气绝，但她肤色仍像活时一样，脸上似乎还含着笑容。
乾隆帝见状十分悲痛，便从尸首上勒下一个戒指来，缩在袖子里。并吩咐太监用上好棺木收殓。宫女给穿好衣服，在南城陶然亭东北角上造了一个大冢。冢前竖一方石碑，上刻着“香冢”两个大字。碑的阴面，刻着一首词：浩浩愁，茫茫却；短歌终，明月缺。（关度）
在乾隆帝的风流韵事中，传闻最多的莫过于香妃了。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新疆南部发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乱，乾隆帝派兆惠等人前去镇压。第二年叛乱被平息。兆惠俘获了霍集占的妃子香妃。她身上生来就有一种异香，不涂脂抹粉，香气袭人，人们因而称她为香妃。
兆惠为了讨乾隆帝的欢心，派人把她送到北京去，并把香妃的丫环及用的东西都带去。走了半年，才到了北京。
到了第八天上午，传说天子临幸，那香妃抵死不肯，也只得罢了。隔了几天，乾隆皇帝酒醉了，想起香妃。便走过去，捏住香妃的手腕，只说一句话：“好白的臂儿。”只见香妃飕地拔出一柄尖刀来，向臂上割去。皇帝手快，夺过尖刀，已割了一个裂口，淌出鲜血来。皇帝酒醒了，忙拿袍袖去替她遮掩，又唤宫女替香妃包扎伤口。乾隆皇帝见香妃性情刚烈，便不敢威逼她。
皇太后听说了这件事，生怕香妃在深更半夜里刺杀了自己的儿子，便把乾隆帝召入内宫，对他说：“这位妃子既然不肯屈服，你就不如杀了她以成全其志向，要不的话，就干脆把她放归乡里，还让她住在宫里干甚么呢？”乾隆帝明知香妃志不可屈，但总舍不得杀了她，也不愿意让她回乡。
这样停了几年，倒也无事，在冬至那天，乾隆帝去天坛举行圜丘大祀，皇太后趁机派人把香妃召入慈宁宫。皇太后把香妃召至跟前说：“你志坚终不肯屈，那么你到底想怎么着呢？”香妃答道：“只愿一死。”皇太后见她说得坚决，就说：“那么我今天就赐你一死，行吗？”香妃马上跪下叩头说：“太后遂了我的这个志向，恩德比天地还大。”皇太后遂命人将香妃引入月华门西厢房里，梁上系着一条白绸，让香妃自缢而死。
这时乾隆帝正在天坛大祭，忽听下人飞马来报，说香妃被皇太后锁在慈宁宫，生死不知。乾隆帝闻报大惊，大礼还未做完，即命回宫。这时香妃已经气绝，但她肤色仍像活时一样，脸上似乎还含着笑容。
乾隆帝见状十分悲痛，便从尸首上勒下一个戒指来，缩在袖子里。并吩咐太监用上好棺木收殓。宫女给穿好衣服，在南城陶然亭东北角上造了一个大冢。冢前竖一方石碑，上刻着“香冢”两个大字。碑的阴面，刻着一首词：浩浩愁，茫茫却；短歌终，明月缺。
成吉思汗野蛮刚毅是怎么炼成的
成吉思汗出生于1162年的春季，那年在亚洲历法中称为马儿年。在一座可眺望远处斡难河的孤立而又光秃的小山丘上，一位被抢夺来的名叫诃额仑的年轻女子，艰难地生出了她的第一个孩子——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周围都是陌生人，诃额仑在远离抚育过她的家庭和她所熟悉的世界里分娩。这个地方不是她的家乡，如今将她迎娶为妻的男人，并不是原先那位早已与她完婚的男人。
在不久前，她的命运就变得如此迥异。她曾是另一位年轻勇士、篾儿乞惕部落人赤列都的妻子。他经过草原东部时，遇到了来自以盛产美女出名的斡勒忽讷部落的诃额仑，于是就追求她。按照草原传统，在娶诃额仑回部落之前，他要给她的父母提供聘礼并为他们干几年活。刚一完婚，两人便独自开始跋涉数周的路程，返回他的家乡。根据《秘史》记载，她坐在一辆由一头公牛或牦牛拉着的黑色幌车上，而她那引以为荣的丈夫则骑着褐色的马，伴随在车旁。诃额仑那时可能还不满十六岁。
他们沿着斡难河轻松愉快地穿越过草原，而且随即准备进入把他们与篾儿乞惕领地隔开的多山地区。仅需几天路程便可穿越横亘在前的孤立山谷，并可顺势下山进入篾儿乞惕人放牧的肥沃草场。年轻的新娘坐在她的黑色幌车前，并未觉察正向她猛扑过来的骑马者。这场凶暴的攻击不仅将永远地改变她的一生，而且也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一个独自带着猎鹰外出打猎的骑马者，从悬崖附近一处不太令人注意的高地看到了诃额仑和赤列都。诃额仑和她的幌车看来是个大猎物，比他所能取得的任何猎物都要重大。
没等这对新婚夫妇注意到他，这位猎人就策马飞奔，回到营地，找到他的两位兄弟。也许是太贫穷，拿不出为迎娶诃额仑这般的女子为妻所必需的聘礼；也或许是因为不愿对她的父母履行新郎应服的传统家内役，这位猎人选择了草原上获取新娘的第二种普通的方式——抢婚。三兄弟出发径直去寻找他们的猎物。当他们迅猛扑向这对夫妇的时候，赤列都立即策马急行，将攻击者从幌车旁引开，果然如其所料，三兄弟跑去追赶他。他环绕山岭，试图设法摆脱他们，但却是徒劳的。赤列都又回到新娘的身边，但在那时诃额仑明白，她的丈夫是无法骗过攻击者的，他们不在自己的领地内，攻击者很快便会回来。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但为救丈夫一命，她决定呆在原地并向抢劫者投降。如果她与赤列都一起骑马逃走，他们将会被俘，而且赤列都将会被杀。但如果让赤列都独自逃走的话，那么就仅有她一人被俘而已。
按《秘史》的叙述，为说服丈夫配合她的计划，她对赤列都说：“如果你活着，每个方向、每个毡车里都有少女等着你。你能找到另一位女人做你的新娘，你可以将再娶的妇人称为诃额仑来代替我。”诃额仑迅速地脱下身上的衫儿，并敦促她的新婚丈夫“快速逃离”。她将衫儿抛到他脸上作为分别的表示，并说：“随身带着这个，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可以闻到我的气味。”
气味在草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其他文化环境中，人们见面或分别的时候可能是拥抱或亲吻，而草原牧民则是用一种很像是在亲吻面颊的方式——彼此用鼻子来吸嗅对方的气味。这种相互吸气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带有不同的深重情感意味：从父母与孩子间的互相闻气，到爱人间的情欲闻气，这是不同的。每个人的气息和独特的体味，被认为是构成了人的心灵的一部分。通过将衫儿抛到丈夫身上的方式，诃额仑将她饱含深情的所余之爱献给了赤列都。
自那天之后，等待诃额仑的将是历经波折的漫漫人生之路，而且她已注定不能再见到她的初恋丈夫。在抽身逃离绑架者的时候，赤列都抓起脸上的衫儿，亦步亦趋，无数次回首张望诃额仑。他的黑色长辫像是鞭子一样，来回地抽打在他的双肩与胸膛之间。眼看着丈夫跨过关口，永远地在她眼前消失时，诃额仑发泄了积郁在心底的所有感情。《秘史》记载道，她仰天嘶吼，以至于“搅动了斡难河水”，而且“震动了林间山谷”。
抢夺她的人——这位注定要成为她新丈夫的男人，就是也速该，他属于一个弱小而且不重要的氏族群体，这一群体后来就是以蒙古而闻名的。但在此时，他只不过是孛儿只斤氏族的成员，而此时的孛儿只斤氏族依附于势力强大的泰亦赤兀惕部落。令诃额仑头痛的不是也速该的地位，而是他已有一个妻子，名叫索济格勒（Sochigel），并育有一子。诃额仑将不得不在家族内为争夺她的地位而努力。有穹顶帐篷的住宅是用毛毡环绕，扎在格式框架上构成的，如果幸运的话，两位妇人大概会生活在各自的帐篷内，但即使不在同一个帐篷内，她们仍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诃额仑是在广阔的草原上长大的，那里是一望无垠。夏季，成群的马匹、奶牛、绵羊和山羊在那里吃草并且长膘。她习惯于草原生活提供的丰盛肉食和奶制品。与此不同的是，她的新丈夫所属的小部落却生活在游牧世界的北部边缘地带，在那里，草原迫近森林地带，没有足够的草场可供喂养畜群。现在，她不得不面对粗糙的猎户食物：旱獭、老鼠、鸟、鱼，或偶尔吃上鹿肉或羚羊肉。蒙古人声称，草原部落中没有古老光辉的历史。他们被当作是食腐动物，与狼一起竞争，去抓捕小动物，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从草原牧民那里偷盗动物和劫掠妇女。诃额仑仅仅被当作稍优于被捕获的奴婢来对待。
根据一项常被反复提及的记述，诃额仑的第一个孩子挣扎着来到这个世界，右手手指里紧紧地握着某种神秘而又富有某种征兆的东西。年轻的母亲轻轻地但是焦虑地逐个扳开他的手指，发现了一块与指关节骨一般大小的黑色凝血。在他母亲温暖的子宫内，这个孩子就已紧握着一块凝血，并且带着它从那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涉世不深、没有文化而且又非常孤独的年轻姑娘，她怎能理解儿子手上这个奇怪的标记呢？八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仍在设法解答的，正是她当日所要问的那些问题。这块凝血象征一种预言或是一个咒语？它预示着好运还是不幸？她该引以为豪还是该惊慌失措？该满怀希望还是该心忧如焚？
在十二世纪，许多具有游牧民特征的部落和氏族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游移不定地结合在一起。在所有的草原部落中，与蒙古人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东部的塔塔尔人、契丹人和更东面的满族人，以及西部的中亚突厥部落。这三个民族与西伯利亚的某些部落，拥有一种相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位于塔塔尔和突厥部落之间的蒙古人常常被外人混淆，他们有时被称为蓝突厥，有时被称为黑塔塔尔。作为说阿尔泰语的人，则因阿尔泰山脉位于蒙古西部而得名，他们的语言和朝鲜语、日本语相比，具有较远的相似性，但与汉语或亚洲的其他有关语言，则毫不相关。
尽管突厥部落和塔塔尔联合成了几个部落联盟，但蒙古人却被分成很多小的、各自由一位领袖或可汗领导的群体，并且松散地建立在血族纽带的基础上。蒙古人声称他们与突厥和塔塔尔部的身份截然不同。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其直系祖先是匈人，三世纪时，他们在蒙古高原建立了第一个帝国。“匈”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指人类，他们称匈人的祖先为匈奴，是太阳的子民。四至五世纪时，匈人从蒙古高原向外扩张，征服了很多国家，从印度直到罗马。但他们无法在许多不同部落间维持联系，很快便被他们所征服的文化所同化。
在掠得诃额仑之后不久，也速该发动了对塔塔尔人的战争，并杀死塔塔尔的一个名叫帖木真兀格的首领。儿子刚出生不久，他返回营地，并给这个男孩取名为铁木真。因为草原民众认为人一生只有一个名字，这一名字的选择包含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这一名字赋予这个孩子以个性、命运和定数。取名“铁木真”也许强调了蒙古人和塔塔尔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仇恨，但很多学术的和虚构的讨论，都围绕着“铁木真”之名的准确含义，以及他父亲要通过这样的取名赋予儿子什么而展开。最好的暗示来自于也速该给他其他几个孩子取名的特征，这些孩子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词根。铁木真之后，在诃额仑相继生育的四个孩子中，小儿子名为帖木格，最小的孩子也是惟一的女儿取名为帖木仑。这三个名字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动词根源“帖木勒（temul）”——该词根出现在几个蒙古语词汇中，意指向前冲、被鼓舞、有创造性的思想，甚至指带有幻想的飞跃。正如一位蒙古学者向我解释的，该词最好的解释便是：“正在纵情奔跑的马的眼神里，根本没有驾驭者。”
虽然蒙古人的世界孤立隔绝，但生活在那里的蒙古部落并未完全与世界时事切断联系。成吉思汗出生前的数个世纪，汉文明、穆斯林文明、印度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已渗透进蒙古本土，然而，这些文化很少被证明能适应高原草原的恶劣环境。游牧部落与中国和中亚境内不断变化且疆界各异的国家，有着并不密切但却复杂的商业、宗教和军事联系。生活在如此偏北的地方，蒙古人基本上处在商贸路线的范围之外，这条路线即是后来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该路线穿越戈壁南端，它很脆弱，但却又时断时续地将汉文化和穆斯林文明连接在一起。然而，由于如此多的货物向北方扩散，这使蒙古人意识到：南方遍地黄金。
对游牧民来说，与近邻的贸易及征战，构成了每年生活有规律变化的一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就如春季照管雏畜、夏季寻找牧场和秋季烘烤肉类与奶制品一样，如此平常，如此按部就班。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正是狩猎的好季节。这些人分成各个小的部分，离家外出，徘徊在山野间，或进入森林猎取野兔、狼、貂、麋鹿、野生山羊、原羊（即野生绵羊）、野猪、野熊、狐狸和水獭。有时全体成员参加狩猎，他们尽可能在那里围上一块大的区域，并将猎物赶向一个中心的屠杀点。这些动物不仅提供了肉食和毛皮，而且还为游牧民提供制作各式工具、武器及装饰品所必需的鹿角、羊角、长牙、牙齿和骨头，以及药用的风干的动物器官。森林还供给其他产品和日常生活资料，包括从鸟巢里掏雏鸟的猎鹰。
游牧民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或在帐篷与帐篷之间交换森林产品，甚至还往南方去交换森林产品。同时，诸如铁和纺织品一类的制成品，则从戈壁南端的贸易中心慢慢地传往北方。蒙古人几乎生存在地球的最北边缘，正好处在草原与北部西伯利亚森林的交界处。他们在森林中以狩猎为生，这与在草原上放牧为生是不一样的，体现了两群人完全不同的特性。蒙古人紧紧抱住脆弱的贸易线，将北部的冻土地带和草原，与南方的农业耕地和手工作坊连接起来。流入遥远的北方的货物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在蒙古人中间，据说有一双铁马镫的人就可以被认为是最高的贵族。
某些年份猎物匮乏，人们在刚一入冬的时候就将面临饥馑，没有森林产品用于贸易。在那些年份，蒙古人仍旧要组织狩猎聚会。只是他们并非向北方前进，去森林里猎取动物，而是越出草原去抄掠异族。如果蒙古人没有物品拿来贸易，他们就在草原上或绝谷中袭击所能找到的牧民。蒙古攻击者用以对待动物一样的策略，来对付“猎物”，他们先发出攻击信号，此时“猎物”通常就会四处逃窜，留下大部分的牲畜、家中财物及攻击者所想得到的其他任何东西。因为攻击的目标就是为获取货物，所以蒙古攻击者通常只是抢劫帐篷并围捕牲畜，而不是去追击逃亡之人。蒙古袭击者想要的只是货物，因此在这类争斗中，死伤比较少。年轻的妇女被劫掠为妻妾，男孩则被掳掠为奴。年老的妇女和最幼小的孩童通常可免受伤害。适于打仗年龄的青壮年男子通常骑着健壮的马迅速逃离，因为他们最可能被杀，而且整个群体的未来生计得完全依赖他们。
如果逃脱的男人们能尽快设法召集到同盟者，他们就可沿着攻击者的足迹去追击他们，而且还可夺回自己的货物。如果不这么做，失利的部落男子就会像他们的许多牲畜一样被围捕，他们得设法躲避追捕者。然而，他们也有适时进行反击以便重新组织新生活的计划。
对于蒙古人而言，发动这样的战斗只是一种抢劫的循环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战争，也不是出于长期的部落世仇。报仇常被当作抢劫的借口，却很少作为真正的动机。战斗中的成功给胜利者带来威望，这是因为他带回了货物并与家人、朋友分享。战斗并不是以战场上抽象的荣誉为中心。获胜的勇士引以杀敌为傲，并记住那些死去的敌人，但他们没有炫耀斩获了多少首级，也没有刻上痕迹或其他标志来表示他们在战斗中杀了多少人。关键只是货物，而不是杀人。
狩猎与贸易、放牧和战争，在蒙古部落的早期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存活动网。从学会骑马之日起，每个男性成员就要开始学习追捕的技术，而且没有一个家庭仅靠一项活动就能生存下去。抢劫遵循的是源自北部的地理模式。南部的各部落，生活在丝绸之路沿线商贸城镇附近，他们总是比遥远的北部部落有更多的货物。南部人拥有最好的武器，北部人要取得胜利的话，就要具有迅捷的行动、精明的思维，并且作战要更勇猛。这种贸易和抢劫交替的模式，提供了一种缓慢但稳定的交流方式，铁制品和丝织品渐渐往北部移动，那里气候恶劣、牧草稀少，而人又非常粗犷并且崇尚暴力。
有关铁木真童年时代的细节描写，仅有很少的部分残存下来，然而即便是这些残存下来的少量描写，也并未表明他的父亲曾对他寄予过厚望。当他们向另一个营地迁移时，他的父亲曾意外地将他弄丢。泰亦赤兀惕氏族发现了他，他们的首领塔儿忽台——胖可汗——将他带回自己的家里，并且留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当铁木真势力变得强大的时候，塔儿忽台吹嘘道：他曾细心地关怀铁木真，并用仁慈的戒律来训练他，就如训练牛犊一样，这是牧人最珍惜的东西。我们不大清楚其中的具体细节和故事怎样开场，又如何收尾的，但最终，这个男孩和家人团聚了。或许是因为这位胖可汗归还了这个男孩，或许是铁木真一家加入了这位胖可汗的阵营。
铁木真人生当中所发生的另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当他在按蒙古计岁法刚满九岁，而按西方计岁法仅有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他去寻找妻子。父子俩前往东部的诃额仑家族，也许这是因为诃额仑希望她的儿子能娶她自己部落的女人为妻，或者至少是要他娶个了解她家族的女子为妻。然而，与诃额仑的初衷不同，也速该似乎想摆脱铁木真。也许是因为这位父亲意识到，将来会在他的两个儿子——铁木真和别克帖儿之间爆发争斗。别克帖儿是他的长子，是他的第一个妻子索济格勒所生。在这么小小年纪的时候就将铁木真带走，父亲也许是试图阻止斗争的完全爆发，因为这一斗争将会使他的家族陷于困境。
也速该仅仅带着一匹额外的、用于赠送给未来新娘父母的马，他需要找到一个愿意接受铁木真为劳力而为他们干几年活的家庭，以此作为对他们将女儿许配给他儿子的报答。对铁木真来说，这次旅行大概是他生平第一次冒险沿斡难河离开故乡。在不熟悉的地盘上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旅行者要面对来自野生动物、恶劣天气，特别是其他部族人三方面的危险。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父亲并没有将铁木真直接带到诃额仑的家族。他们沿着那条路前行，停留在一户人家里，那家人有个女儿，名叫孛儿帖，年岁仅比铁木真稍大一点。两个孩子明显地相互喜欢对方，而且双方的父亲也同意他们订婚。在学徒期，或者说在“家内役”期间，他的父亲期望铁木真能在亲家的监护下生活与劳动。渐渐地，这对已订婚的夫妇变得更加亲密。因为女孩通常比男孩大一点，就如孛儿帖与铁木真那样，她将给他传授适于他们两人的适时而又适度的性行为知识。
在也速该离开铁木真之后的归途中，正好遇到一群塔塔尔人在一个营地进餐。《秘史》记载，也速该与他们共同进餐，然而他同时也明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塔塔尔人的敌人，早在八年前的战斗中，他曾经杀死他们的同族帖木真兀格。虽然他试图隐瞒，但还是有人认出了他，并对他秘密下毒。尽管毒性非常厉害，也速该还是设法逃离了塔塔尔人，并返回到他的家族所在地。随即，他立刻派人把铁木真接回来。铁木真丢下孛儿帖，迅速回到他临终父亲的床边。
等他返回家族营地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也速该留下了两个妻子和七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那时候，铁木真一家仍寄居在斡难河沿岸泰亦赤兀惕氏族的屋檐之下。泰亦赤兀惕氏族已经支配了也速该最近三代的孛儿只斤氏家族。失去了能帮助他们打仗与狩猎的也速该，泰亦赤兀惕氏族认定这两个寡妇及其七个孩子已毫无用处。在斡难河沿岸残酷的生存环境中，泰亦赤兀惕氏族不可能给额外的九个人提供食物。
按照草原传统，协助也速该抢夺诃额仑的一个兄弟应该收继诃额仑。在蒙古的婚姻体系中，甚至在也速该与另一个妻子索济格勒所生的儿子之中，如果年龄足够大并且能赡养家庭的话，他就可以成为诃额仑理所当然的丈夫。蒙古妇女常常和已故丈夫家族内的更年轻的男人结婚，因为这给年轻人提供了拥有一位有经验妻子的机会，而不用给她的家庭提供一批精致的聘礼，或要求数年艰辛的“家内役”。虽然还是个年轻妇女，大概只有二十几岁，但对大多数男人而言，诃额仑已有太多的孩子需要抚养。作为一个远离故乡被掳掠而来的妻子，她既不能给未来丈夫提供家庭财富，也不能给他提供有益的家庭关系网络。
随着丈夫的去世，而且又没有别的男人愿意收留她，诃额仑一时处在泰亦赤兀惕家族之外，没人有任何义务去救助她。她很快得到消息说，她已不再是这个氏族中的一员了。蒙古人通常是通过食物分配的方式来象征亲戚关系的。这是在一个春季，当时，前可汗（俺巴孩）的两个寡妇老太婆，组织了一个祭祀祖先的年度典礼，他们没有通知诃额仑，因此他们不仅剥夺了她获得自身那份食物的权利，而且还剥夺了她在家族内的成员资格。从此，她和她的家庭只有自食其力，自我保护了。当泰亦赤兀惕氏族沿着斡难河向夏季牧场迁移的时候，他们试图留下诃额仑和她的孩子们。
根据《秘史》记载，当这个部族收拾营盘出发时，他们抛弃了这两个妇女和七个孩子，族人中仅有一位出身低微的老人站出来大声抗议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一件事显然给铁木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泰亦赤兀惕人怒吼着走到老人身旁，斥责他并没有权利指责他们，并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将老人刺死。不到十岁的铁木真看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幕，据说他曾冲上前去，试图救助这位快要死的老人；但他无能为力，只是带着悲痛和愤怒，含泪作别。
诃额仑早在十年前被绑架期间就表现得非常镇定自若，面对眼前的这次危机，她表现得同样坚强有力。她做了一次激烈而又带有挑衅性的最后努力，希图使泰亦赤兀惕人因羞愧而带她们一起离开。当泰亦赤兀惕氏族弃营地而走时，诃额仑骑马持鬃，挥舞着她已故丈夫的精神之旗，去追赶那群抛弃他们的人。高举过头顶的精神之旗在空中迎风飘扬，她骑马环绕着这群正要离去的族人。诃额仑在泰亦赤兀惕部落前挥舞着去世丈夫的精神之旗，这不仅仅只是在挥动着丈夫的象征，而更是在展示其丈夫的真实灵魂。在他的灵魂面前，他们确实感到羞愧，而且还担忧可能遭到神的报应，因此他们暂时返回营地。但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带着家族的牲畜，一个个偷偷溜走了。在这样的冬季，这样做几乎是将两位寡妇和七个孩子置于死地。
然而，这个家族并没有消亡。经过诃额仑巨大的努力，整个家族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正如《秘史》记载的，为养活五个孩子，她盖住头，卷起裙摆，日夜沿河奔波，寻找食物。她采拾小果类，并用一根杜松树枝来挖掘生长于河边的植物草根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箭，在草原上捕捉鼠类，他还将母亲缝纫用的针弄弯，制成鱼钩钓鱼。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所获取的猎物也越来越大。在距此五十年之后，曾拜访过蒙古人、并且撰写过最早一部有关铁木真生涯著作的波斯编年史家志费尼，他在书中写道，这个家族“穿着用狗皮和老鼠皮制成的衣服，而且他们的食物就是那些动物的肉，以及其他无生命的东西”。不管准确与否，这种描写还是表现出了那些处在饥饿边缘、被社会所遗弃之人绝望而无助的挣扎。就像他们周围的其他部落一样，他们过着几乎与动物一样的生活。在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地带，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草原上最低的生活水准还低。
一个被驱逐的孩子，是怎样从如此低微的地位而成长为蒙古人的大可汗的呢？通过考察《秘史》中有关铁木真进入成人期的叙述，我们找到了有关这个强悍角色的极为关键的线索，在塑造其性格特征及其走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那些早年留下的创伤事件必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家族所经受的悲惨境况，慢慢地影响到他那意义深远的决定：藐视草原上严格的社会等级结构，向命运发出挑战，并且依赖于值得信赖的伙伴，以这些人作为主要的支持基础，与他们、而不是与自己的家族或部落结成联盟。
第一个强大的联盟，是跟一位比他稍长的名叫札木合的人联合而成的。札木合的家族多次扎营在斡难河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地方，而作为札只剌惕氏族的成员，他们又与铁木真父亲的氏族具有远亲关系。在蒙古人的观念中，血族关系凌驾于所有其他社会原则之上。任何处于血族关系网络之外的人，自然就是敌人，血缘越近，关系就越近。铁木真跟札木合是远亲，但他们希望更亲近，于是就结拜为兄弟。在他们的孩提时代，铁木真和札木合曾两度盟誓保持永久的手足情谊，按照蒙古传统，他们成为血亲般的兄弟。这一命中注定的友谊事迹，以及铁木真人生早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揭示出很多的细节。它们反映出铁木真从逆境中崛起以及整合各种资源的非凡能力，他极其需要那些资源，以便能最终平息主导着当日草原的部落战争。
铁木真和札木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一起打猎、钓鱼，一起操练能提高他们日常技能的各种游戏。蒙古小孩，无论男女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从幼年时代起，他们就要随父母或兄弟姐妹学习骑术，过不了几年，他们就要努力自己握住缰绳，并且独自骑马。通常，到四岁的时候，小孩就已掌握了不用马鞍的骑术，也最终掌握了如何站立在马背上的技能。他们时常站立在马背上互相进行枪术比试，看谁能把对方击倒。当他们的腿长得够长，可以够得着马镫的时候，他们还要训练在马背上射箭和用套索捕捉牲口。皮革囊制成的靶子被悬挂在竿子上，迎风吹拂摇摆，年轻人以不同的距离和速度从马背上练习击中靶子。这样的马术技能，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将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价值。
其他的一些游戏包括玩跖骨的游戏，一种用羊的踝骨制成的骰子。每个男孩都随身带着一套四个跖骨，它们可以用于占卜未来、解决争执，或者只是简单地当作有趣的游戏玩。此外，札木合与铁木真还在结冰的河上玩一种比较活泼的游戏，有点像苏格兰冰上掷石游戏。虽然《秘史》并没有提及他们使用的冰鞋，但在随后一个世纪里，曾去过那里访问的一位欧洲人写道，这个地区的猎人经常将兽骨绑到脚上，他们能在结冰的湖面或江面上飞奔，进行体育活动或追赶动物。
这些技能将在日后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不同于几乎所有其他的敌人，蒙古人能在结冰的江面和湖面上纵马飞奔，甚至作战。欧洲人所依凭的能抵御入侵的结冰河流，如伏尔加河和多瑙河，对蒙古人来说简直就是通途，使他们能够直达城下，而在这样的季节，欧洲人是毫无防备的。
铁木真用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来帮助维持家族生存。铁木真和札木合在斡难河上所玩的游戏，在所有有关这位后来成为伟大征服者的男孩一生的记载里——是惟一提及，并且众所周知的轻松娱乐。铁木真与札木合第一次誓言彼此忠诚时，他才十一岁。两个孩子交换小物品作为誓言的象征。札木合给铁木真的是一个雄獐的指骨，而铁木真给札木合的是一块镶嵌有小片铜块的、来自远方的珍宝。第二年，他们交换了成年人之间歃血为盟的礼物——箭头。札木合将两块洞穿的小牛角作为响箭送给铁木真，同样，铁木真也送给札木合一个用柏木精心制作成的雅致箭头。正如一代代猎人们所做的那样，铁木真很早就知道如何使用能发出哨响的箭头进行秘密交流。这种通过声音交流的方式，其他人容易忽视，完全不能辨认。
作为第二次宣誓仪式的组成部分，男孩们通常要歃血为盟，以此达到心灵相通。《秘史》引用札木合的话来说明铁木真和札木合之间的情形，两人彼此誓言永不相忘，并且一起吃下“难以下咽的食物”，但无法得知那到底是什么。伴着誓约，两人成为“安答”（andas），这一联合被认为比血族兄弟间的关系还要牢固，因为“安答”是可以自由选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札木合是铁木真人生中仅有的一位“安答”。
在随后的那个冬季，札木合的氏族并没有返回到斡难河沿岸靠近铁木真家族的那个地方，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彼此也毫无音信。然而，这一童年时期铸就的联盟，将是铁木真后来问鼎草原的路途上最主要的财富，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障碍。
不同于和札木合共处时的亲密无间，在家里，铁木真时常为异母兄长别克帖儿的强压而愤恼，随着两人渐渐地长大，兄弟间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剧烈。通常，严格的等级划分支配着蒙古牧民的家庭生活，现今仍是如此。面对家常便饭般的来自猛兽与恶劣气候的威胁，蒙古人形成了一种孩子须绝对服从父母的制度。父亲要是不在，无论为期仅几个小时或几个月，他的角色便由长兄担当。兄长有权力支配各项行动，分派任何任务，处置任何他所喜欢的东西。兄长行使全部的权力。
别克帖儿稍长于铁木真，父亲被毒死之后，他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仅从《秘史》里的叙述就可以了解到，铁木真的愤恨，是在一件起初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爆发的。别克帖儿抢夺了铁木真打中的一只云雀。别克帖儿本无须其他理由就可得到它，而不必以家长的姿态强行这样做；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可以很好地处理此事，而不会用自己的权力来欺负铁木真。那之后不久，铁木真和他的亲兄弟哈撒儿与他们的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坐在斡难河边钓鱼。铁木真钓到一尾小鱼，但被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夺去。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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