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月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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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商贸并举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可见，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以及人民幸福。
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从来就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把我们人类看作自然世界的和谐组成部分。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大力弘扬，我们要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梦想。
因此，美丽中国不仅表现在江山如此多娇方面，更表现在丰富的大美文化内涵方面。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之魂，二者完美地结合，铸就了真正的美丽中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最辉煌最灿烂的中华文明。
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博性，并充分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文化奇观。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根和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建设更加优秀的新的中华文化，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
总之，要建设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宏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与文化风采，让美丽中国更加辉煌出彩。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丛书。主要包括万里锦绣河山、悠久文明历史、独特地域风采、深厚建筑古蕴、名胜古迹奇观、珍贵物宝天华、博大精深汉语、千秋辉煌美术、绝美歌舞戏剧、淳朴民风习俗等，充分显示了美丽中国的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丛书唯美展现，美不胜收，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雅，具有很强可读性、欣赏性和知识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感受到美丽中国丰富内涵的方方面面，能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
豪商巨贾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上古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社会分工更加详细。随着商业的发展，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大商人，成为该时期商业领域的领军人物。
范蠡用大智慧开创了我国商业文化；子贡凭借“孔门十哲”金字招牌，成为名副其实的儒商；白圭的经商之道和贸易理论，无愧于经济谋略家的称号。
以“奇货可居”著称的吕不韦，更是以风险投资成为古今中外第一人。这些豪商巨贾，开启了我国商业史先河，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先秦商业的起源与发展
先秦是指我国统一以前的历史，主要指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商业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进入了我国商业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此时，由于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
这一时期商品交换的频繁促进了货币制度的发展，我国金属货币在春秋中晚期使用广泛，各国自行铸钱，如要进行贵重商品交易，则使用黄金。
此外，由于经济活跃，以放债营生的行业也渐渐盛行。著名的孟尝君就曾经营过高利贷活动。
春秋以前的商业交换活动，基本上还是些远距离的各地土特产和装饰品的交换，在整个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中还没有地位。
应当说，春秋以前的社会还是十足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商业交换活动显著发展起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国历史上独立从事耕作或手工业的人开始大量出现，社会生产更趋向商业化。
周灭商后，商王朝人失去了贵族权，能活下来的，就外出做生意去了。做“生意”的原意是“求生”，即另谋生路去了。但商人贵族后代又不甘于种田织布那种下人的苦力活，于是就全做起买卖来了。
因为商王朝虽灭，但他们尚有较雄厚的资金。以后，凡是做生意做买卖的，统称为“商人”。因为当时全是商人后代在做买卖。
从社会经济这个角度来看，春秋时期，由于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工，出现了商贾这样的专门职业。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说：“行曰商，处曰贾。”
这也就是说，商，是指专门从事远程贩运。在外组织货源的人，这就是“行”。贾，就是居肆列货。直接面向消费者售卖，以求其利，这就是“处”。
春秋时期有许多土特产的运输者和买卖者。楚国的木材、皮革，就远输到晋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说，楚国使臣声子自晋还楚对楚贵族子木说：“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意思是说：杞、梓、皮革，本来是楚国特产，却在源源不断地被运到晋国。楚国固然人才众多，但实在是晋国人在使用他们。晋国的杞、梓、皮、革，是从楚国去的。杞、梓、皮、革是楚国的特产，经过运输交换变成商品。
当时的商贾已被列为四民之一。《左传·宣公十二年》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尽管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还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商人，但是已经是一种专门的职业了。
春秋时期诸侯国林立，纷纷兴筑都城。这些都市位居津要，自然成为商品集散的最佳地段，初期的都市形态逐渐转变为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繁荣城市。如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秦国的咸阳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
城市内往往设有许多个市，作为商品交换的固定场所，市的四周有“市门”，设“市吏”管理。市内列肆成行，商品分类出售。
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城市里的市上进行，但是根据当时的管理制度，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市场，掌握物价。据《左传》载，郑国、卫国和宋国都有专门的官吏掌管，鲁国管理市场的官吏叫“贾正”。
春秋时期虽然政府管理商业，但由于经济活跃，列国中出现了有钱有势的大商人。这些富商积累了大量财富，常常经营高利贷，以放债营生的行业由此渐盛。著名的孟尝君就曾经营高利贷活动。
孟尝君是齐国贵族，慕名而来者甚多，但他对食客热情款待与己无二，所以，食客往返归之如云，高峰期竟达3000余人。
为了接待食客，孟尝君开办了旅店，但食客的吃、住、行需要钱，所以，孟尝君的收入抵不住食客的浩繁开销。因此，孟尝君兼放一些高利贷来补充。
深谋远虑的食客冯谖对孟尝君经营高利贷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为孟尝君收高利贷利息时，对确无能力偿还利息的多户债主，建议孟尝君当众将“债券”焚烧。此举得到多数穷苦百姓的崇敬和欢迎。
另一方面，孟尝君也把旅店对外营业，从中得一部分盈利来填充巨大的开销。旅店内部分“食客部”和“对外部”两班人马管理。
在接待食客方面客舍分3等：上等为“代舍”，食有肉，行有车；中等为“幸舍”，食有肉，不乘车；下等为“传舍”，食普通饭菜。
对外部的商业经营方面，饭菜也分3等：势大钱多的人供名贵饭菜；绅士富人供高等饭菜；普通百姓供价格便宜饭菜。另外，特别贫苦遭难之人给予特别舍施且分文不取。
孟尝君开设的大旅店，规模之大而管理有方且又礼仪待人，所以生意兴隆，闻名遐迩，有“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之说。
到春秋末战国初，由于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原来身居显位的卿相也开始经商。如曾经帮助越王勾践雪会稽之耻的范蠡，后来离越入齐，又从齐到当时属于交通中心的商业城市陶邑，从事商业，号称“陶朱公”。其后子孙继续经营，富至巨万。
战国时期，市上的商品种类更加丰富，有吃的米粮，有用的绸布、皮货、衣履、刀剑，还有各种牲口，及各式奢侈品如珠宝、玉器、象牙床、千里马、狐裘之类，无不具备，而且出现了为买卖双方评价说合的“牙人”。
工商业发展后，便涌现出握有巨万资财的富商巨贾，大者富比国都，中者富比县郡，下者富比乡里，而且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后来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这些新兴工商业者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战国时期，由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乡村集市也开始形成，并出现了商人垄断乡村集市的现象。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形象地描写了站在乡村市集的高地上，操纵贸易、伺机牟利的“贱丈夫”。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
有贱大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
意思是说：在旷野的集市上，有个商人站到高地上，即“垄断”上，东张西望，想把市利都弄到自己手里。
这些自由商人的出现，最初多是由一些小商贩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地位低贱，所以孟子说“有贱大夫焉”。后来人们把操纵和把持贸易的行为叫作“垄断”，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孟子对于“垄断”的解释，正确反映了商业贸易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春秋战国之际这个商业贸易史上的一个转变过程。
战国时期，一些卿大夫也有一面当官，一面从事商业活动的。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就是一个从事倒卖谷物活动的商人。
到了战国晚期，投机商人更为活跃，吕不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他原是个大贾，后把商业上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最终他出任秦之相国，封为文信侯，并取得了“仲父”的尊号，一度掌握秦国大权。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会出现商业的发展，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持续进步，让整个社会拥有了大量可供来流通的商品。同时，区域性诸侯国的产生，割断和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自由联系，这就使许多商品的流通变得有利可图。
另外，各诸侯国为了满足对生活物品和战争的需求，以及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便用行政手段鼓励发展商业。这些因素，都大大刺激了当时商业的发展。
知识点滴
公元前597年，在晋、楚两国争霸中原的邲之战中，晋国大夫荀罃被楚国所俘。有一个财力雄厚的商人到楚国经商，想用金钱贿赂楚国的看守人员，把荀罃秘密营救出来。后来没有成为事实，因为楚国把荀罃释放了。
荀罃回国后见到那个商人，非常感激他。而那个商人却认为是楚国释放的荀罃，所以自己不敢居功。
这则史实告诉我们，商人能参与援救荀罃的活动，也一定在楚国的贵族中有广泛的联系。他们政治活动的基础来自他们的经济力量。
被尊为商圣的范蠡
范蠡是春秋末年楚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范蠡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36年，约于公元前448年无疾而终，享年高龄，几近百岁，被称为我国商人圣祖。
范蠡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乃我国儒商之鼻祖。他创立了商业运筹学、价格学以及循环论等关于经商的理论，在以后的2000多年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范蠡的神奇之处在于：从政可为宰相，经商能为巨富。他用大智慧开创了我国商业文化。被后人尊称“商圣”，更被供奉为财神。
范蠡出身贫寒，父母早亡，由哥嫂扶养成人。他从小就天资聪慧，博闻强识，喜欢读书，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和治国安邦的理论。
当时著名的商业理论家计然到范蠡的家乡南阳云游，范蠡拜其为师，跟他学习经济知识和经商技巧。
范蠡和楚国名士文种是好友。当时列国纷争，相互争霸兼并，楚国政治不明，有才之士得不到重用。于是，两个人商议之后，来到越国。范蠡和文种入越后，深得越王勾践重用，勾践任范蠡为大夫，又擢为上将军。
范蠡对勾践忠心耿耿，出谋划策，与文种同心协力为越国共谋良策，促进了越国强盛。最后灭掉劲敌吴国，勾践当了霸主。
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欢歌笑语，十分高兴。此时，只有勾践一人面无喜色。范蠡看到后，暗自叹息，深思熟虑后，决定携带家眷悄悄出走。
范蠡临行前告诫文种：“勾践为了兴越灭吴，不惜卧薪尝胆。如今如愿以偿，却不想将功劳落到大臣名下，猜疑嫉妒之心已见端倪。看来与越王只能同患难，不能共享乐，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如不及早急流勇退，日后恐无葬身之地。”
文种并没有和范蠡一起出走。后来，勾践果然赐文种一剑，令其自杀。文种临死前后悔当初没有听范蠡的话。
范蠡乘舟到达齐国后，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在齐国，范蠡在海边选了一片土地，和儿子一起开荒种地，种植谷物，并引海水煮盐，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没有几年光景，就治下家产数十万，成为当地巨富。
后来，齐国国君听说了范蠡的事情，觉得此人是个奇才，就想任命他为相。可是范蠡却把相印交还了齐君，还把大部分资财散发给了乡邻好友，一家人又重新迁居他处。
这次，范蠡到了“陶”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山东定陶。当时陶地客商云集，店铺鳞次栉比，商业往来频繁。他认为陶是天下的中心，是交易买卖、互通有无的商业要道。这正是经商的好地方，就先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
相传，范蠡有一次来到一个镇子的集市上经商。当时镇上很是热闹，有各种各样的店铺，人们熙熙攘攘，连大树底下也都摆满了杂货小摊，有皮毛肉类和各种山货。
镇子旁边有一个大湖，范蠡向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昔日洪水横流时，大禹治水的熊耳山下古莘卢邑。
那时禹王带领民工在山的东北角处劈山开石，疏通河道，使洛水东流后水位下降，留下一片几十里的大湖，人们才在湖边镇上安居乐业。
范蠡了解到当地盛产山珍野味、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品，但是农民缺少食盐、葛麻布衣、日用杂品等。他觉得做生意的好机会来了。
于是，范蠡就在当地开了个杂货铺，做起了收购山货的生意。他收购的山货价格很高，一传十，十传百，供货人都往这里跑，还不满一个月，各种山货就堆满了几个大库房。
这些购回来的货物很快就卖完了，他把往返一个来回的利润一盘算，赚了很多钱。后来，当地的农民也都纷纷来批发些盐和日用杂品下乡去卖或换货，学着做生意，这个地方的人渐渐地也都富裕起来。
有一次，一家收山货的店铺起火，范蠡的店铺就在隔壁，结果殃及鱼池，范蠡的店铺也随之起火，接着，接二连三，一条街的店铺都烧着了。
镇上的人都忙乱救火，但范蠡却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到附近的镇上去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筑房材料。
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大家都开始忙着建新房子，范蠡采买回来的大批竹木砖瓦这时正好派上了用场，人们纷纷来找范蠡买这些建房子的材料。
范蠡原来被烧毁的店铺虽然损失惨重，但卖砖瓦木材所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百姓的需要。
范蠡经营了几年山货，又积累了几十万家财，他把绝大部分资财都送给他的好友和乡邻，又散发许多钱给穷苦人，人们都感谢不尽。当地县令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商人，就把范蠡经商的镇子命名为“范蠡镇”。
范蠡年老时，由子孙持家，最后的家产越来越大。当时有一个叫猗顿的人听说陶朱公经商有法，就拜他为师，后来经商致富，也是家产达千万。时人每当说起富豪，就把他俩并称为“陶朱猗顿之富”。
范蠡经商受人称赞，他把财富分给穷人及较疏远的兄弟，不为金钱所累。富豪者，行善积德应该是第一要务。
范蠡有一次做生意到了商洛，据说这里是最早发明青铜器的地方。商洛当时生产的青铜器具很精美，远近闻名，当时上至豪门，下至百姓都以使用青铜器为荣耀。
范蠡打听到邻近的秦国需求量大，他想：物以稀为贵，如果把商洛的青铜器运到秦国，肯定能够赚取高利。范蠡于是就雇了很多牛车和人，到商洛地区收集青铜器，然后到秦国去卖。
在去秦国的时候，为了标明身份，就在牛车上和青铜器上都铸个“商”字，“商”的意思是游走买卖。
到了秦国国都咸阳，秦人看到牛头上写着“商”字，青铜器上铸有“商”字，加上一件件器具光亮耀眼，精美绝伦，于是人们都叫着“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很快就把器具抢购一空。“商人”后来就成为买卖商品人的代称，“商人”的名称由此而来。
在经商过程中，范蠡总结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比如他对商品的价格上涨或下跌的趋势有着精辟的见解。
范蠡将商品分为“谷物类”和生活所需的“非谷物类”，他认为，“谷物类”商品与“非谷物类”商品的价格波动方向相反：当收成好谷物价低时，人们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多，使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当谷物价高的时候，人们对其他商品需求减少，它的价格就会下降。
范蠡认为，凡是商品，必以将来迫切需要者为有利可图，所以夏天要预测皮毛商品，冬天要预测葛麻商品，手中还要经常掌握着实物的积蓄，因为商品价格的涨落不是无限度的，上涨到一定限度就会下跌，下跌到一定限度就会上涨。
商品价高时，就要尽快把手头商品像粪土一样毫不吝惜地抛售出去；商品价格下落时，要把它看作珠玉一样，大量收购进来。这样才能获取更多的利润。
范蠡还提出了一个“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的“待乏”原则。就是说，在水灾之年做车的生意，在旱灾之年做船的生意。这初听似乎违背常理，其实是大有道理，因为当水灾时，大家都在做船的生意，利润必定不高。而车的生意此时必定无人问津，如果趁此机会囤积一大批车，水灾一旦结束，车将成为特别需求的商品，价格必然上涨。这时，将水灾之年积下的车一下抛出，就能迅速获取巨利。
范蠡本一介布衣，一生三次迁徙，《太平广记·神仙传》有“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一说。
知识点滴
相传范蠡是十六两老秤的发明者。当时人们买卖东西都是用眼睛估计，很难做到公平交易。
后来，范蠡偶然想到了井里汲水的方法：井边竖一木桩，一横木绑在木桩顶端；横木的一头吊木桶，另一头系石块，此上彼下，轻便省力。
于是，他便仿照着做了一杆秤，并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作标记，一颗星一两重，十三颗星是一斤。此外又加上福、禄、寿三星，十六两为一斤。
范蠡告诫商人，缺一两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
儒商之鼻祖的子贡
子贡是卫国人，名字叫端木赐，子贡是他的字。子贡是孔子得意门生，是由孔子亲自教育出来的商人，属于首屈一指的大富豪，而且是有史以来名副其实的儒商。孔子称其为“瑚琏之器”，在孔门十哲中以言语闻名。
子贡不仅在道德、学识、能力具有超群的才华，能够做到富而不骄，富而好礼，而且他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有孔门高徒的招牌，因而在商业竞争中，他的软实力和无形资产，是一般商人无法比拟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工商业开始兴起并逐步走上繁荣时期，此前那种宗族公社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模式，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状态已土崩瓦解。
具有丰富的学识，新颖的思想，出众的口才，谦虚的品格和不甘平庸的进取精神的子贡，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投身商海，大展身手。
子贡出身于商人家庭，20多岁继承祖业开始经商。子贡虽然家累千金，但他不忘天下人。《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等典籍都记述了子贡自己掏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可见，子贡是一个施于民而济于众的商人。
子贡投奔到孔子门下以前，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大商人了。子贡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在众弟子中，孔子与子贡的关系超出一般。子贡钦佩和崇敬孔子，对孔子评价最高，是孔子及其学说的宣传者和捍卫者。
孔子曾经招了3000多学生，规模很大，加之周游列国，人在旅途，费用很高。而子贡作为一位成功的大商人，又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自然成了孔子教育事业的主要赞助者。可见子贡的重情重义。
子贡在经商发财以前，也是比较贫穷的。靠着经商，他脱贫致富了。子贡经历了穷和富两种人生体验，于是开始深入思考：一个人贫穷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有钱了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
子贡思考的结论是：“贫而不谄，富而无骄。”意思是说：贫穷的时候，没有自卑感，不低三下四地讨好别人；有钱的时候，没有自大感，不盛气凌人、趾高气扬、傲慢无礼。
子贡对于自己的想法非常得意，并且自信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于是，他就自己的想法向孔子请教。
孔子教导他，贫而不谄，富而无骄，当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还比不上“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就是说：贫穷，却仍然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富有，却喜欢学习礼仪，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
孔子强调的是人的内在修养。人的内在修养，是要靠不断学习而得到提升的。而如果缺乏内在的修养做基础，就有可能只是装样子给别人看。
因为，它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的行动，反而会成为非常痛苦的，甚至是虚假的东西。听了老师的话，子贡豁然开朗，懂得了内在修养更加重要、更加根本，德行的修养是没有止境的，一个人对于修养，应该不断地追求进步。
孔子的教导对子贡后来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把学和行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此在他的言行举止上，无不体现着儒家的思想，使精神上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所以他不但有钱而且也有了心理上的幸福。
相传，孔子病危时，子贡未能赶回。他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3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3年，共守墓6年。
儒商的价值观所包括的是仁爱善良的道德观，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取财有道的价值观，以民为本的服务观，见义勇为的责任观，公正平等的权益观。一言以蔽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子贡作为我国历史上正宗的儒商，具有特殊的贸易技巧和儒商的高水平。
子贡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他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把鲁国问题放到大背景之下来看。然后采用了商业竞争中经常使用的“借助外力”的策略，利用自己以外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子贡善于洞察时事。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十几年，所到之处，都是与各国的王公贵族打交道。而且他做的是珠宝生意，他的客户，也多数是有钱有势的王公贵族。这使得子贡对于各国政治情况有非常清楚的了解。正是在洞察时事的前提下，他的营销策略更有针对性，从而使贸易活动收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子贡做买卖需要见诸侯时，各国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礼节来会见他，可见子贡的富有和声望达到了什么程度。
子贡能抓住人的心理，诱之以利。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君都愿意相信子贡的意见呢？就是因为子贡对于人的利己本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天下所有人，都为着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奔忙。
子贡作为成功的商人，要比一般人更能深刻地认识到人的这种利己本性。所以，他在进行贸易的时候，首先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从对方自身利益出发，激发起他们的利己之心，并且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利己之心，让他们觉得，按照子贡的意见办，就能够得到最大利益。
子贡是孔子的高徒，这个身份本身就非常有号召力。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很多诸侯国的君主不愿意采用孔子的主张，也不打算重用孔子，但他们对于孔子的道德文章还是很尊重的。因而也格外重视子贡这个名门高徒。
子贡跟随孔子学习多年，拥有很高的素质和修养，举止斯文，彬彬有礼，能言善辩，谈吐不凡。他的意见所产生的说服力和可信度，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因此，他的商业活动屡屡成功。
儒商子贡靠着他的良好修养，不仅在他的时代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尊重，而且也被后来历朝历代的商人奉为楷模。
知识点滴
子贡曾经自命不凡，最初并不把孔子的学问放在眼里。他对孔子的敬仰经历了一个过程。
子贡跟着孔子学习不到一年的时候，自认为学问已经超过孔子。学到第二年的时候，虽然不再自以为超过孔子，但也觉着自己与孔子差不多。等到学到第三年的时候，子贡才真正认识到了自己比孔子差得远。越学习越感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认为老师的水平是不可能达到的，就仿佛登天无路一样。
子贡的变化，反映了一个有知识又爱好学习的商人的进步。
经济谋略家的白圭
白圭是战国初年魏国的大商人，因其擅长经商而名满天下，被誉为“中国第一商人”。他曾在魏国做官，后弃政从商。白圭善于静观时变，巧治生产。他的经商活动及其理论，影响了整个战国时代。
白圭的经济谋略在于逆向操作，买仁卖义，乐观时变。《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白圭因此被后世商人称作“治生祖”，或称“人间财神”，宋真宗封其为商圣。
战国初年，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新兴的地主制先后在各国确立。生产力迅速提高，市场上的商品量急剧增加，人民的消费购买能力也迅速增长，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的巨商大贾，而经济谋略家白圭，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白圭出生在东周时期的洛阳。他师从鬼谷子，学习致富之计。几年下来，白圭颇有心得，他认为，商场如战场，只有随机应变，巧用计谋，像师傅鬼谷子教授的那样，“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机而起，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古都洛阳作为政治、经济的中心，工商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这里就设有“泉府”作为金融管理机构，“空首布”作为货币广泛流通，表明商业的发展相当繁荣。到了春秋战国时，尽管周室国力衰微，但洛邑的商业贸易繁荣，人员往来频繁。
洛阳人善为商贾，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追逐利润是洛阳人的传统。《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洛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充分说明，不少外地商人不远千里来洛阳经商。
当时的商人大都喜欢经营珠宝生意，但是白圭却没有选择这一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
白圭才智出众，独具慧眼，当他看到当时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便敏感地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他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营策略。
白圭认为，“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取大利。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向。
珠宝经营是以权贵富豪为对象，白圭选择的“下谷”等生活必需品的经营，面对的却是广大比较清贫的平民百姓。因此，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不是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为掌握市场的行情及变化规律，白圭经常深入市场，了解情况，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
白圭有一套独到的经商术，他把自己的经营原则总结为8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这种逆向操作的具体做法是：在收获季节或丰年，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时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
白圭所说的“与”，是予人实惠。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坐待价格贬得更低再大量购进，而白圭却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满足人民的需求。
当时的商业迅速发展，商人队伍非常庞大，因此也鱼龙混杂，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诚贾”、“廉商”、“良商”，另一类称为“奸贾”、“贪贾”、“佞商”，而白圭正是战国时期良商的典型代表。
白圭的这种“买仁卖义”的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无怪乎白圭自诩为“仁术”。
农副产品的经营受农业收成的制约很大，因此，把握时机，尤其是掌握年景丰歉变化的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白圭根据古代的岁星纪年法和五行的思想，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并遵循这个规律进行交易。丰年粮价低廉收购粮食，到歉年粮价上涨时出售，从丰年和歉年的价格差中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
白圭的这套预测理论，表现了他极高的知识水平和高瞻远瞩的眼光。他很擅长观察天气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
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辅民为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
白圭是商业这个行业最早收授门徒的人，他通过严格的挑选，收了一些学生。
白圭招生的标准是很高的，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商人，要具备以下条件：要通权变，能够权衡利弊，把握时机，出奇制胜；要勇敢果断，当机立断；要有仁爱之心，能够明白取予的道理，遵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还要有耐心，有毅力，能够固守等待，不轻举妄动。
在战国时期，虽然商人在古代“士、农、工、商”的行业划分中，位居最后一位，商人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都是比较低的，但是白圭却将当时社会的最高道德规范来作为商人的基本素质要求。
可见白圭所要求的商人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人，这和他以仁为本的经营理念是相合的。
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的成就的。
白圭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但在追逐有利时机时，他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
因此他曾经极为自负地说，他治理生产，经营买卖，就像古代的姜子牙运用谋略治理国家，孙子以奇正之道用兵，商鞅顺应时机变法一样。白圭对企业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的经营，证明他是完全有资格如此自负的。
白圭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够用来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
白圭创造性地继承和应用了前人的智慧，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商业理论和经营策略。
白圭自成体系的商业经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帮徽商还保留了许多2000年前白圭的遗风。
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曾经高度评价白圭，并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又被后世的商人奉为自己行业的祖师爷。他的经营思想，对以后的经营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经营者用心地揣摩研究。
知识点滴
据说白圭曾经在魏惠王初期担任魏国的相。那时，魏国都城大梁靠近黄河，经常遭受洪水之灾。在治理黄河期间，白圭施展了他杰出的治水才能，解除了大梁的水患。
白圭自称自己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高超，他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意思是说：千里长的大堤，常常因为小小的蚂蚁窝而导致崩溃。
于是，他治水的时候，派人沿着大堤检查，认真寻找蚁穴，堵塞了所有的蚂蚁窝。结果，黄河大堤固若金汤，国都大梁的水患也消除了。
商人政治家的吕不韦
吕不韦是战国后期卫国的大商人，他也是杂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由经商而经国，其气魄之大、眼光之远、创意之妙，可谓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说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商，实在当不为过。
吕不韦由经商而经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商经”。正如他所说的“奇货可居”一语，后来已经成为一句成语。寥寥四个字，便道出了进行风险投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吕不韦是濮阳人，濮阳是战国时期卫国的首都，故址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南。卫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不过，到了吕不韦的时候已经衰落得只剩下濮阳一座孤城，前景黯淡。吕不韦眼见国内无望，便出国寻求发展的道路。
吕不韦最先选择的事业是经商，从事贸易。离开卫国以后，他就在韩国的旧都阳翟开始经商。阳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禹县。
在阳翟，吕不韦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豪商，被称为“阳翟大贾”。这时的吕不韦，大概也就30岁左右，已经是家累千金，富可敌国，事业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
大约在公元前262年，吕不韦为生意上的事情来到赵国都城邯郸，并在这里偶然发现一个气度不凡的年轻人。
有人告诉他说：“这个年轻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嬴柱的儿子，名叫异人，正在赵国当人质。”
当时，秦赵两国经常交战，赵国有意降低异人的生活标准，弄得他非常贫苦，甚至天冷时连御寒的衣服都没有。
吕不韦知道这个情况，立刻想到，在异人的身上投资会换来难以计算的利润。他不禁自言自语说：“此奇货可居也。”这就是已经成为汉语成语的“奇货可居”。奇货是指稀少珍奇的货物，可居就是可以进货囤积。“奇货可居”，就是现在投资购进稀缺的商品，留待将来高价出售。
吕不韦不愧是一位国际级的大商人，他将异人作为投资对象来审视，精明地察觉出异人这一“商品”的价值。
吕不韦是老谋深算的投资大家，他认准目标以后，行动非常慎重。在邯郸初见异人时，他声色不露，只是在心中审度盘算。回到阳翟，他先作调查，搜集有关异人各种信息，经过仔细研究，再三计算核实以后，制定出一个大胆的投资计划，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资产，投资到异人这个升值空间中去。
由于事关重大，吕不韦觉得需要同父亲商量。他专程从阳翟回到濮阳老家，就拟定的计划征求父亲的意见。在《战国策·秦策》里，留下了吕不韦与父亲谈话的片段。
这段谈话的大意是这样的，吕不韦问父亲说：“投资农业，耕种收获，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
父亲答道：“十倍。”
他又问：“投资商业，买卖珠宝，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
父亲答道：“一百倍。”
他再问道：“经营政治，拥立国君，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
吕不韦的这一句问话，就是他看中异人的价值所在，也是解答“奇货可居”的关键。在吕不韦的眼里，异人的商品价值，不是普通的商品价值，而是政治权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由此，吕不韦要从经营商业转入经营政治，他要由买卖商品转入买卖权力。他要投资异人，拥立异人成为秦国的国王，然后自己自然会从中得利。
对于一位商人来说，这可是破天荒的投资计划。然而，这个投资计的利润究竟有多大，他拿不准，他心中不安，他希望从父亲的口中得到一个中肯的估计。
吕不韦的父亲回答这个问题时只有两个字：“无数。”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吕不韦将如此重大的问题，专程回家与父亲商量，可见他对父亲的敬爱与尊重，同时也可见他在重大问题上对父亲意见的重视。吕不韦父子之间的情深义重、心心相系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
得到父亲的理解，吕不韦心中最后一丝不安消去。他辞别父亲，立即动身前往邯郸，将计划付诸实施。
吕不韦首先拿出一大笔钱，买通监视异人的赵国官员，结识了异人。他对异人说：“我想办法，让秦国把你赎回去，然后立为太子，那么，你就是未来的秦国国君。你意下如何？”
异人又惊又喜地说：“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真有那一天，我一定重重报答你。”
吕不韦于是拿出500金送给异人，作为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又拿出500金买珍奇玩物，自己带着去秦国游说。到秦国后，他计划用重金贿赂安国君左右的亲信，把异人赎回秦国。
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但他最宠爱的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吕不韦很精明，没有直接去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而是采取了更稳妥更有效的迂回策略：去找华阳夫人的姐姐。
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姐姐施展口才，说异人如何贤达，如何聪慧，广交天下朋友，富有大志。虽然身处异乡，但天天想念慈祥的安国君和贤惠的华阳夫人，有时到了深夜还思念得流泪。
吕不韦说到最后，见华阳夫人的姐姐被自己的话打动了，便请她将礼物转交给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接受了吕不韦替异人交给她的礼物，又听说了异人对她和安国君的态度，便对异人有了好感。
吕不韦又劝说华阳夫人的姐姐去游说华阳夫人，让她尽早在20多个公子中挑选一个好的作为自己的义子，并立为储君。这样一来，以后就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而异人便是最合适的人选。
吕不韦商人式的精明算计，正好是华阳夫人日夜耿耿于怀的心事，姐姐来了一提此事，正中下怀。于是，华阳夫人便利用安国君的宠爱，说服他立异人为继承人。
事情办成了，异人的处境和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给了异人足够的钱财，还让吕不韦做他的师长，扶助异人。
从此，吕不韦便长住在了邯郸，和异人一起广交天下宾客等待回国做太子，更期盼以后继承王位的那一天早点到来。
安国君即位后，是为秦孝文王，他马上立异人为太子。秦孝文王在位不久即去世，太子异人即位为王，这就是秦庄襄王。
秦庄襄王非常感激吕不韦拥立之恩，拜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并把河南洛阳一代的12个县作为封地，以10万户的租税作为俸禄。秦庄襄王去世后，太子嬴政即位。公元前247年，刚13岁的嬴政便登上了秦王的宝座。这时的吕不韦权势更大了，而且取得了“仲父”的称号，这是当时的帝王对宰相重臣的最高称谓。他食封大邑万户，还拥有上万名家僮，财富巨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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