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可再生能源综合政策和协调机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勇强,王仲颖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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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可再生能源综合政策和协调机制试读：

王仲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研究员；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在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政策领域有近三十年的工作经验。长期从事可再生能源立法、发展战略、政策规划等研究工作，为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科技部及其他政府部门提供决策研究支持。

曾领导多个国际多双边合作项目，包括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澳大利亚政府、德国政府、丹麦政府等支持的项目；是IPCC、UNESCAP等多个知名国际机构主持的研究课题的合著作者。

赵勇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战略与规划、产业政策与管理、国际化发展与合作等研究。近年来主要开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与路线图、区域能源转型、电力市场、国际能源合作等研究。

曾主持和参加课题研究50余项，多次承担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的服务和应急课题，担任“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等中方工作组协调人。作为主要研究人员获得省部级优先研究成果奖5项，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合作出版学术专著4部。序

从全球范围来看，绿色低碳转型是世界趋势，全球绿色发展的机制框架正在形成。许多经济体都在朝着绿色和低碳化的方向发展，都在追求低消耗、低排放，追求生产更多更高附加值的产品。绿色发展又兼顾民生，注重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许多经济体不断地调整能源战略和能源政策，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实际上就是推动能源转型，以减少对传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依赖，同时促进清洁能源和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随着能源技术革命的发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的成本迅速降低，能源系统对光伏、风电等不稳定和间歇式能源的消纳能力也在持续提升，清洁低碳、经济高效和安全可靠这三方面已经有可能从矛盾的对立面逐渐转化为矛盾的统一体，能源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将持续增强。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

破解能源经济环境的矛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和第二届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的贺信中指出，发展清洁能源是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的生活方式，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推动全球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2018年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要求，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源头防治，调整“四个结构”，做到“四减四增”，特别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过剩和落后产业，增加新的增长动能；要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可再生能源能源作为新兴产业和清洁能源，将在减少煤炭消费、推进能源革命、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的研究结果，到2050年，我国的煤炭使用量要降低到10亿吨以内，才能留住碧水蓝天，成就“美丽中国”；其次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率，对不可替代的煤炭实现更高水平的清洁化利用。能源供给侧结构性变革的核心是供给侧的绿色电力革命，绿色电力革命的核心是电力系统向低碳绿色电力转型，以带动和推动消费侧的电力化水平和低碳化水平提升。低碳绿色电力的主力军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加快向低碳绿色电力转型将为能源供给侧结构性变革解决后顾之忧，大规模、高比例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将为能源供给侧变革带来长时间的持久推动力。

但是，目前还存在着一系列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障碍。一方面，我国能源管理与监管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行业发展，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形成了分别围绕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部门的相对封闭的产业链条和管理体系，管理分散、多头管理、管理越位、监管缺位等现象依然存在。各类电源之间、电源与电网之间仍然有许多需要统筹协调的问题，不仅导致系统整体效率偏低、污染排放普遍偏高，还成为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障碍。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比重的不断提升，对供给侧和需求侧转型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绿色电力革命正成为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挑战。

今后，中国能源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创新能源管理模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解决政出多门、管理缺位、越位等问题。在加快建立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引导企业投资和能源电力系统运行的同时，减少政府部门对具体能源电力的项目投资、价格和运行的直接管理，转向更加注重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市场规则、标准规范等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中央与地方协同的宏观综合管理和微观专业监管，建立统筹能源系统转型的综合管理体系和维护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秩序的现代专业监管体系，实现“权力与责任同步下放、调控与监管同步强化”，创造统一、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市场环境，强化具有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治理改革与垄断监管，释放能源企业、用户和广大居民等市场主体在投资建设、生产消费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潜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第一章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要求一、生态文明的内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良性互动、持续发展的一种文明形态，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实质是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一方面，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更高级文明形态，源于人类对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生态危机和资源问题的深刻反思，是实践不断发展、认识持续升华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的文明，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又要坚持以自然为基，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要求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一）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升华

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人类诞生就客观地存在，但人类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则是人们处理与自然界关系的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升华的产物。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其一经产生便与自然发生关系，并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在原始社会，人类进入石器时代，劳动工具简陋，只能被动地依赖自然、顺从自然，从自然界获取很少的资源，维持着自身极低水平的生存和繁衍，人口规模和平均寿命都很低。这一阶段，人类主要生产方式就是捕猎和采摘，对自然的利用能力极为低下，其破坏作用也很小，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维持着以人对自然的完全被动服从为特征的天人混沌一体的共存关系。

在农业社会，大约距今八九千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生产力水平有了进步；约距今5000年，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人类主动利用自然、开发资源的能力增强，相应地对自然有所破坏，局部地区甚至还较严重；同时，随着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局部地区出现过人口增长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状况，乃至引发争夺资源的战争。但从总体上看，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仍然低下，对自然的破坏也很有限；相对于人口规模和消费水平，资源环境还有较大容量，没有出现全面性的生态危机。这一阶段，人与自然维持着以局部性、阶段性不和谐但整体相对平衡为特征的融洽关系。

到了工业社会，距今300年左右，人类进入机器时代，科技进步加快，大工业生产迅猛发展，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人口数量大幅增加、人均寿命大幅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工业化的这些成果都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传统工业化道路也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自然资源日趋匮乏，环境污染日渐严重，生态系统恶化加剧，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生态危机的重大威胁，人与自然的关系全面紧张，变得很不和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环境公害事件频发，以及两次世界石油危机，引起了人类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弊端的警醒。民间环保组织纷纷涌现，环保运动此起彼伏。有识之士不断呼吁，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和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就是其重要代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保护地球生态系统。与此同时，一些中外学者陆续提出并使用了“生态文明”的概念。

可见，“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尖锐的产物，是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传统工业化增长模式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二）生态文明要求树立尊重自然、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

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源于自然，依赖于自然而存在和发展，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人类绝不是可以任意支配自然的“主宰”；另一方面，人类与其他生物相比又有不同，人类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有目的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断改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并创造着人类自身的文明，因此人类也绝不是只能被动适应自然的“奴仆”。大自然本身是极其富有和慷慨的，但同时又是脆弱和需要平衡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可阻挡，相应地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也不断扩大，但人类归根结底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活动不能超过自然界容许的限度，即不能使大自然不可逆转地丧失自我修复的能力，否则必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文明所强调的就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获取有度，既要利用又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的动态平衡，不断提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程度。

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就是要从内心深处老老实实地承认人是自然之子而非自然之主宰，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报恩之意，绝不能有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狂妄错觉。顺应自然，就是要使人类的活动符合而不是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当然，顺应自然不是任由自然驱使，停止发展甚至重返原始状态，而是在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保护自然，就是要求人类在向自然界获取生存和发展之需的同时，要呵护自然、回报自然，把人类活动控制在自然能够承载的限度之内，给自然留下恢复元气、休养生息、资源再生的空间，实现人类对自然获取和给予的平衡，多还旧账，不欠新账，防止出现生态赤字和人为造成的不可逆的生态灾难。（三）生态文明的方向是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绿色发展道路(1)

潘家华等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涉及价值理念、目标导向、生产和消费方式等方面，是全方位的发展转型。工业文明的价值基础是功利主义，评判的尺度是效用，通行的法则是竞争，崇尚物竞天择；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基础源于古代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寻求生态公正，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工业文明追求利润、财富积累和效用最大化，导致GDP崇拜；而生态文明建设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环境可持续和社会繁荣。工业文明依赖化石能源，而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可持续的能源支撑。工业文明下实行“原料—生产过程—产品加废料”的线性生产模式，生态文明下实行“原料—生产过程—产品加原料”的循环经济模式。工业文明下盛行占有型、奢侈型的高消费，而生态文明倡导低碳、品质、健康的理性消费。

我们所追求的生态文明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一条低投入、低消耗、少排放、高产出、能循环、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它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良性互动、持续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的文明境界，其实质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种高级形态的生态文明，树立了一切为了人（包括当代和后代）的全面发展的观念，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从而使高级形态的生态文明不但成为发展的必需，而且成为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选择。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一）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

我国在传统历史文化上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显现，人民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愿望越发迫切，“生态文明”思想由此孕育形成，成为我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的创举。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环境保护理念的萌芽期和环境保护制度的发展期。197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环境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使环境保护工作步入法制轨道。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制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方针，明确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的环境保护三大政策。

20世纪90年代，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开始融合。1994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长远规划。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实施。国务院发布《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大力推进“一控双达标”（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工业污染源达标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按功能区达标）工作，全面展开“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两控区”（酸雨污染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的污染防治（以下简称“33211”工程），环境污染防治取得初步、阶段性进展。

进入21世纪，随着党中央“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环境保护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举措。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律、自然资源法律、环境保护行政法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2002年，我国第一部循环经济立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出台，标志着我国污染治理模式由末端治理开始向全过程控制转变。“十一五”以来，党中央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出发，将“生态文明”作为执政理念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社会加以推行，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缓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目标之一，并首次将人与自然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

2012年，党的十八大则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系统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正确路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丰富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涵。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和重大举措做了部署。《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内在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抉择，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理念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和认同，但一些地方政府也存在生态文明建设是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力的疑问。对此，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揭示了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我们只有更加重视生态环境这一生产力的要素，更加尊重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保护和利用好生态环境，下大决心、花大气力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资源利用方式、能源结构、生活方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进一步理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应切实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同志强调，“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以及“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坚持以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建设布局、优化人居环境，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一起抓、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一起考核、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一起发展。（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目标、路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作为基本方针。在资源开发与节约中，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以最少的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与发展中，把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生态建设与修复中，以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资源得到高效循环利用、生态环境受到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坚持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断深化制度改革和科技创新，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了近期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资源利用更加高效，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CO）2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能源消耗强度持续下降，资源产出率大幅提高，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减少，大气环境质量、重点流域和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通过森林、草原、湿地保护和沙化土地治理使全国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生态文明重大制度基本确立，基本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关键制度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从远期看，我国应加快建成美丽中国，全面形成生态文明制度。（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强化主体功能定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健全产业、环境等配套政策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多规合一”。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产业项目实行差别化市场准入政策，明确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准入事项，明确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禁止和限制发展的产业。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便捷的交通体系，提高城镇供热、供气、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有县城和重点镇都要具备污水、垃圾处理能力。

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开展能源节约、资源循环利用、新能源开发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充分发挥市场对绿色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成熟适用技术的示范和推广。调整能源结构，推动传统能源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低碳利用，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发展绿色产业，加快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材料、新装备的研发和推广，推进生物质发电、生物质能源、沼气、地热、浅层地温能、海洋能等应用，发展分布式能源，建设智能电网，完善运行管理体系。大力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推广普及力度。

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推动利用方式根本转变。深入推进全社会节能减排，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各类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全面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低碳行动，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从标准、设计、建设等方面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上的应用。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秸秆等农林废弃物以及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强用水需求管理，以水定需、量水而行，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促进人口、经济等与水资源相均衡，建设节水型社会。

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加强森林保护，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全面推进污染防治，健全跨区域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加快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继续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切实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当前长远相互兼顾、减缓适应全面推进，通过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增加碳汇等手段有效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扎实推进低碳省区、城市、城镇、产业园区、社区试点。

健全法律法规，全面清理现行法律法规中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内容，加强法律法规间的衔接。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完善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修订一批能耗、水耗、地耗、污染物排放、环境质量等方面的标准。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环境风险高的地区要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鼓励各地区依法制定更加严格的地方标准。建立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适时调整主要污染物指标种类，纳入约束性指标。

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设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合理设定资源消耗“天花板”，加强能源、水、土地等战略性资源管控，强化能源消耗强度控制，做好能源消费总量管理。严守环境质量底线，相应确定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和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科学划定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领域生态红线，严格自然生态空间征（占）用管理。对资源消耗和环境容量接近或超过承载能力的地区，及时采取区域限批等限制性措施。严格节能评估审查、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制度。坚持并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管控，加强土地用途转用许可管理。

完善经济政策。深化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定价要体现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统筹有关资金，对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与建设、先进适用技术研发示范等给予支持。将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加快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逐步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完善节能环保、新能源、生态建设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广绿色信贷，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通过资本市场融资。

推行市场化机制。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节能低碳产品和有机产品认证、能效标识管理等机制。推进节能发电调度，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建立节能量、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健全政绩考核制度。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大幅增加考核权重，强化指标约束。完善政绩考核办法，根据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考核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完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及问责制度。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计监测和执法监督。建立生态文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加快推进对能源、矿产资源、水、大气、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和水土流失、沙化土地、温室气体等的统计监测核算能力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实现信息共享。加快重点用能单位能源消耗在线监测体系建设。利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开展全天候监测，健全覆盖所有资源环境要素的监测网络体系。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的重大举措涵盖国土布局规划、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发展绿色可再生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市场机制、法律法规和监管考核等不同又相关的领域。（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优先的制度建设和创新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增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总体方案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原则：健全市场机制，更好发挥政府的主导和监管作用，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监管职责。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要形成支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又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形成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有效约束，逐步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化。坚持鼓励试点先行和整体协调推进相结合，支持各地区根据本方案确定的基本方向，因地制宜，大胆探索，大胆试验。

该方案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2020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栏1-1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着力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所有权边界模糊等问题。构建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着力解决因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分散开发导致的优质耕地和生态空间占用过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构建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着力解决空间性规划重叠冲突、部门职责交叉重复、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等问题。构建覆盖全面、科学规范、管理严格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着力解决资源使用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构建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着力解决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偏低、生产开发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保护生态得不到合理回报等问题。构建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监管统一、执法严明、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着力解决污染防治能力弱、监管职能交叉、权责不一致、违法成本过低等问题。构建更多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发育滞后、社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构建充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着力解决发展绩效评价不全面、责任落实不到位、损害责任追究缺失等问题。(1)潘家华．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发展转型［N］．人民日报，2015-08-26.第二章　大力持续开发可再生能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一、破解能源经济环境的矛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挑战

能源经济环境矛盾是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的重要矛盾关系。中国当前的核心问题仍是发展问题，绝大部分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利益平衡问题，而一切利益平衡问题又都可以在发展过程中得以解决。当前制约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中国高度依赖煤炭的粗放低效的能源发展方式，不仅导致了资源大量浪费，而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也致使生态不断恶化，可谓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瓶颈所在。

生态环境改善的前提是解决能源发展路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改革开放36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与“能源支撑”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之路的核心就是要把生态文明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其关键是要解决好能源转型问题。（一）前三次基于化石能源的能源变革背离生态文明

迄今为止，已经证明的、可以称为能源变革的能源开发和利用方(1)式上的技术革命有三次。第一次能源变革是火的发现与应用，人类首次主动使用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方式随之改变。火的使用开辟了人类更加丰富的食物来源，加速了人类进化，也开启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进程，使得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迈进。

第二次能源变革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使用为特征，伴随着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应用，生产方式由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转变，运输方式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加速了木材、煤炭、石油等大宗能源品种的商品化进程，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生，使得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索取。

第三次能源变革是电力的广泛应用。它使得能源传输技术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进入网络化时代，奠定了工业现代化的基础，并催生了自动化、信息化和互联网等技术与产品的出现与发展，带来了生产、消费、运输、通信方式的一系列重大发展与变革，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使得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新阶段。新的技术也推动人类的需求不断增长，导致了对自然的更大破坏。

总的来看，前三次能源革命都是主要基于化石能源（见图2-1），推动了能源消费产生了几何级数的增长，几乎要耗尽地球上赋存的化石能源。据BP公司统计，1965—2012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从37.55亿吨标准油增加到124.77亿吨标准油，增长了2倍多。BP公司预计，2011—2030年全球能源消费总量还将增加36%。能源消费加速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在加剧能源供应安全问题的同时，还产生了巨大的环境问题，如造成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加剧了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坏等。图2-1　世界一次能源变革历程及未来趋势资料来源：罗伯特A．海夫纳III．进入气体能源时代［Z］．2002．

目前一些长时间、大面积、跨流域和跨国界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化石能源燃烧造成的。例如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是由于汽车尾气排放的大量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NO）x在阳光作用下，与空气中其他成分通过化学作用而产生了含有臭氧、氮氧化物、乙醛和其他氧化剂的剧毒烟雾。1952年发生的英国伦敦雾事件，是由于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SO）和粉尘污染遇到不易扩2散的天气条件造成了大气污染物蓄积。2010年石油钻井平台爆炸导致的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给墨西哥湾及沿岸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二）化石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粗放低效导致大量资源浪费

长期以来，中国长期依赖化石能源的能源开发利用方式一直是高碳低效的，可谓中国经济粗放型发展的一大缩影。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也越发显著。大量化石能源资源开采、加工转换、储运效率较低导致大量能源损耗。

以主体能源煤炭为例，由于煤田地质构造复杂、煤层埋藏深度大、高瓦斯含量矿井占比高等客观因素导致煤炭资源回采率低、煤矿安全生产水平较低。目前，中国煤炭资源整体回采率较低，仅为30%，特别是大量的乡镇煤矿回采率仅为10%左右，使得煤炭资源在开采过程中就遭到了巨大浪费。中国煤矸石利用率仅为66%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90%的水平。目前中国能源加工转换、储运和终端利用的综合效率仅为38%，比发达国家低10%以上。其中，平均发电煤耗虽然持续下降，但仍高于国际先进水平300克标准煤/千瓦时；中国电厂厂用电率和输电线损率持续下降，目前分别已下降到5%和6%左右，但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电力生产、输送损耗水平。

石油加工行业整体技术水平与石油化工强国相比还有十几到二十几年的差距。特别地，中国工业锅炉数量众多，但由于热效率整体较低，损耗十分巨大。当前中国近50万台燃煤工业锅炉中，约85%为链条炉，尽管设计经济运行热效率为72%～83%，但实际运行热效率仅为60%～65%。目前中国工业锅炉用煤超过7亿吨，如果锅炉效率按国际先进水平计算，仅工业锅炉用煤效率低导致的损耗就达2亿吨。（三）长期高强度能源资源开发造成严重生态环境灾害和生态系统退化

过去数十年，我国森林生态系统退化严重，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地质灾害频发、湿地湖泊萎缩、地面沉降、海洋自然岸线减少等问题十分严峻。全国近80%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海洋自然岸线不足42%。资源开采和地下水超采造成土地沉陷和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濒危动物达258种，濒危植物达354种，濒危或接近濒危状态的高等植物有4000～5000种，生态系统缓解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

传统能源资源开发是生态环境灾害的重要原因。高强度的煤炭资源开发严重破坏了矿区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中国煤矿每年新增采空区超过4万公顷，累计已超过100万公顷。煤炭开发已造成西北地区约245平方公里范围的水土流失，黄河流域由此成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国内煤矿共有矸石山1500余座，煤矸石存量已达40亿吨，占地近2万公顷，每年因煤矸石自燃排放的有害气体超过20万吨，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和居民健康。

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消耗大量水资源，降低地下含水层水位从而导致水循环失衡，是造成华北地区形成“地下水漏斗”的重要原因之一。水能资源高强度开发和生态保护措施缺失严重改变江河湖生态关系，比较突出的例子是长江上游大坝陆续建成后，一定程度上导致洞庭湖和鄱阳湖面积相应锐减，枯水期时间不断延长，洲滩植被退化。

核能开发对周边环境也造成长期不可忽视的隐患，核事故及核辐射安全问题一旦发生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处理核乏燃料目前仍是世界性难题，铀矿资源的开发造成的废弃、废水、废渣等污染也不可忽视。（四）大规模化石能源粗放式利用是雾霾等大气污染的元凶

中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以及PM2.5等颗粒物长期高居世界首位，绝大部分来自化石能源燃烧，特别是煤炭燃烧（见表2-1、图2-2）。更严重的是，2012年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高强度、大面积雾霾现象，污染面积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人群之广前所未有，举国震惊，也令世界为之侧目。(2)表2-1　散煤消费量及排放量图2-2　1990年以来中国煤炭消费与主要污染关系资料来源：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2014年

研究表明，中东部地区过高的煤炭消费密度是雾霾产生的重要原因，煤炭消费对PM2.5浓度的贡献很可能在50%～60%。京津冀、长三角、广东省单位国土面积的煤炭消费量更是分别高达1794吨/平方千米、2267吨/平方千米、981吨/平方千米，这几个区域也是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几个区域。

此外，目前中国终端直接用煤量超过8亿吨，主要集中于大量工业锅炉窑炉和居民生活领域，终端直接利用燃煤技术相对落后、煤质难以保证，污染物排放强度要高很多，终端直接利用排放的二氧化硫约占全部燃煤排放的40%以上，粉尘和可吸入颗粒物比例更高。（五）化石能源燃烧导致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和极端气候等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特别是发达国家大量消费化石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累积排放，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加剧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显著影响，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1896年物理化学家阿仑尼乌斯通过定量计算提出化石燃料燃烧导致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使全球变暖的可能性。观测数据表明，二氧化碳浓度由工业革命前的280ppm持续上升，近期二氧化碳浓度已首次逼近或突破400ppm。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也表明，人类活动“很可能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并且这种可能性达到90%以上。而全球变暖带来的地表温度升高、自然水循环速率加快等变化，可能增大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度和强度。IPCC报告同时提出，过去50年中，极端天气事件呈现不断增多增强的趋势，预计今后这种极端事件的出现将更加频繁。

2011年，我国相继发生了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连旱、南方暴雨洪涝灾害、沿海地区台风灾害、华西秋雨灾害和北京严重内涝等诸多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全年共有4.3亿人次不同程度地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96亿元。研究表明，极端气候事件对全球造成的损失，1980年约为每年几十亿美元，而2010年已上升至2000亿美元以上，这还不包括对人们生命健康的影响和对生态系统及文化遗产的损坏。

气候变化问题已逐步成为全球性议题，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目前国际社会正努力在2015年达成包括所有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全球协议。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超过80%由化石能源消费所致，其中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2/3。2014年中国排放总量近100亿吨，人均排放超过7吨，已经高于约5吨的世界平均水平（见图2-3）。2014年以来，在中美气候变化共同声明和中国应对气候自主贡献文件中，中国承诺在2030年左右并力争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图2-3　1990—2014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二、生态文明要求加快建设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新型能源体系

如前所述，前三次能源变革加剧了化石能源的利用，使得人类面临能源安全、能源贫困、环境恶化、气候事件等一系列问题，人类亟须彻底转变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才能维持文明的永续发展，这即是正在发生的第四次能源变革的历史使命。与前三次能源变革不同的是，第四次能源革命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面临的两大难点和挑战：一是要通过能源生产过程的改革，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实现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和碳排放的大幅度减少；二是通过能源消费方式的转变，使得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再依赖能源的持续增长，实现经济增长与能耗脱钩。主动选择新的文明形态是实现第四次能源变革的驱动力。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显示，前三次能源变革和随之而来的文明过渡均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发展的。然而当前能源、环境和气候面临的紧迫形势决定了人类不能再任由能源与经济同步增长，而是要着力解决当前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两难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措施实现能源生产与供应的清洁化、低碳化，更需要依靠发展理念的巨大转变扭转能源的消费模式。因此，人类需要主动选择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积极构建与之适应的能源和技术体系，通过强有力的干预手段和创新制度，实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促使经济与能源尽快绝对脱钩。

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初期均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在应对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方面采取了大量措施，大多基本完成了能源生产的清洁化，正在向能源低碳化方向转变，对第四次能源变革的出现和发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实现第四次能源变革，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具体内容：一是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可持续性，维系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与延续。二是大幅度提高能源效率，合理控制能源消费行为，控制能源消费的无序增长。三是确保人人享有可持续的能源供应，消除能源贫困，实现能源公平。四是减少能源供应过程中环境、生态问题。五是应对气候变化，构建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从根本上看，可永续利用、清洁、低碳的可再生能源将是未来能源变革的最主要能源发展方向。（一）可再生能源是能源变革根本方向和生态文明重要支柱

伴随着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人类已完成了两次能源变革，实现了从薪材到煤炭，从煤炭到油气、电力的转变。能源开发利用技术进步促使人类从自然经济状态的工场手工业转为机器化大生产时代，进而又迈入现代化生产时代。

21世纪以来，非常规天然气以及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迅速提高，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大规模储能等新型能源技术快速发展，能源生产与利用方式正发生重大变革，新型能源体系加速形成，一场以新能源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正在孕育。世界主要国家积极采取措施，纷纷推动能源科技创新和能源变革。例如，美国支持零碳能源技术和清洁煤、碳捕获和碳储存（CCS）等低碳技术发展；日本重点发展超临界、IGCC、IGFC发电技术，布局氢能、宇宙太阳能和核电技术；欧盟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建设智能电力系统，继续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巴西持续研发和推广生物质燃料。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预计，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将达到24%，在世界能源供需平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2℃情景下，到2050年时，风能和光伏太阳能有潜力为每年的电力行业减排贡献22%的份额（见图2-4、图2-5）。图2-4　可再生能源在未来减排中的作用（ETP 2015）

图2-5　2℃情景中到2050年全球各行业、各技术累计二氧化碳减排

中国已错过了前两次机遇，未能在当时随之迈入近现代社会。目前经济取得较快发展，但仍处在以煤为主的能源时代，滞后于世界能源进程。如不能加快顺应世界第三次能源变革趋势，中国将可能长期锁定在以煤为主的能源时代，现代化进程势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必须紧紧把握这一机遇，努力顺应新的世界工业革命及能源变革趋势，加快推动中国能源转型，早日迈进绿色低碳、清洁高效、智能为主要特征的新的能源时代，并以能源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

我国也提出推动能源革命。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主体能源的更替，替代煤炭首当其冲，煤炭要做到清洁化利用，首先应该是减量化，设置煤炭利用的天花板，并逐年降低煤炭的使用量。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研究结果，到2050年，我国的煤炭使用量要降低到10亿吨以内，才能留住碧水蓝天，成就“美丽中国”。其次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率，对不可替代的煤炭实现清洁化利用。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供给侧的绿色电力革命，供给侧绿色电力革命的核心是能源消费向低碳绿色电力转型，低碳绿色电力的主力军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能源消费向低碳绿色电力转型为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了后顾之忧，大规模、高比例的风电、太阳能发电为能源供给侧变革带来了生命力。但是，目前还存在着一系列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障碍，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的不断提升将对需求侧转型提出新的挑战。实现供给侧绿色电力革命是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终极目标。

如果说现在的发达国家走了一条主要依靠化石能源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成为世界的榜样，引领了世界的发展方向，中国则可以走一条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并重的现代化道路，成为更后来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榜样，引领世界能源转型的方向，为21世纪末用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作出自己的贡献。（二）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我国新增能源供应主力

中国在2014年开始了能源转型的征程，首次出现了燃煤发电量和煤炭消费量的负增长。2015年可谓中国能源转型取得重要成就的一年，全年发电量只有5.5万亿千瓦时，比2014年减少了0.2%，即减少110亿千瓦时左右。当年风电增加近400亿千瓦时，太阳能发电增加200亿千瓦时，水电增加700亿千瓦时，核电增加300亿千瓦时，也就是说，非化石能源发电净增加了1600亿千瓦时。火力发电净减少了1700亿千瓦时，其中大部分减少的是燃煤发电，一般估计，2015年燃煤发电减少1600亿千瓦时以上，降幅4%。一增一减，导致了煤电占比从2013年的74%下降到2015年的69%，两年降了5个百分点。同时，2015年煤炭消费量也减少2亿吨，煤炭占比也比2013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仅仅减少煤炭发电一项，2015年新增的非化石能源发电就替代了接近7000万吨煤炭。近两年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非化石能源不仅可以满足新增能源的要求，也可以大量替代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

2015年，全国电力消费增速明显放缓，全社会用电量555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5%，比上年回落3.6个百分点。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设备容量1.3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6480万千瓦，其中水电新增1493万千瓦，并网风电新增3297万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新增1513万千瓦。截至2015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5亿千瓦，累计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5亿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33.3%。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3925亿千瓦时（折合4.39亿吨标准煤），占全部发电量的24.8%。（三）可再生能源是生态环境友好的能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世界都开始重视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加上近几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日益严重，可再生能源因在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友好，能够有效减缓气候变化，降低对土壤、大气和水体等的污染，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是能够真正实现“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环境友好型能源。

可再生能源可以有效减少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相比传统化石能源发电所排出的大量污染物，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不产生或极少产生污染物，其发电过程无须外界其他能量介入，不会排放氮氧化物、硫氧化物等污染性气体、颗粒及水蒸气，也能减少大量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清洁的绿色能源。以风电为例，根据美国能源部研究结果显示，风电每度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亚临界燃煤发电的1%，燃气联合循环发电的3%，同时也低于其他在发电过程中不排污电源的全生命周期内的排放量。根据测算，201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共计13767亿千瓦时，可以替代标准煤约4.1亿吨，减少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10.5亿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硫329万吨、氮氧化物288万吨，节能减排效果非常显著。

可再生能源不会造成重金属污染。重金属元素普遍存在于化石燃料、矿石等原材料中，其中，有害有毒重金属元素汞、砷、硒、镉、铅、铬、镍、锑等广泛赋存于煤炭、油品等燃料中，会在燃烧等高温过程中被释放出来，不仅对土壤、大气、水体等造成污染，还会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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