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本相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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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田笔耕记——田本相回忆录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砚田笔耕记——田本相回忆录／田本相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6
ISBN 978-7-5473-0950-6
Ⅰ．①砚… Ⅱ．①田… Ⅲ．①田本相－回忆录 Ⅳ．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953号砚田笔耕记——田本相回忆录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开 本：710×1020毫米 1/16字 数：349千字印 张：25.5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0950-6定 价：48.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 52069798自序
现在写回忆录，是颇为泛滥的一种时尚。以往的回忆录，大都是一些最具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专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回忆录。现在，写回忆录成为流行文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各种回忆录可以给这个世界留下更多的影像，更显得如今的世界是怎样的斑斓、怎样的错综。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当下的回忆录，写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生的，还不多。有人说，这一代的大学生是驯服的一代。我并不完全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在各个行业中，这一代大学生是为新中国作出过贡献的。但是，他们最好的青春也在“文革”中被消耗了。他们既是被损害的一代，也是被耽搁的一代。当他们正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却又到了退休的年龄，这又令他们成为惆怅的一代。这一代大学生，或者知识分子的命运，凝结十分丰富的精神财富，也留下惨痛的教训。
让我下决心答应写回忆录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传记曾给我深刻的影响。另外，我也十分喜欢读传记，读过很多很多的传记，它们给我注入生活的力量和进取的精神。后来，自己也写过别人的传记。可以说，我是有着浓郁的传记情结的。
但真的回顾自己的一生，连我自己都觉得十分奇妙。无论如何，40岁之前，我都没有想到，我会研究曹禺，研究话剧，研究中国的话剧史。将三四十年的岁月，都投入中国话剧的研究之中，我越是回忆，越觉得，真是好奇妙啊！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似乎没有戏剧的种子。甚至连一出戏都没有看过。在天津上中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看过曹禺《蜕变》的演出。倒是因为看戏，让我产生对新生活的向往。天津解放后，我看了《赤叶河》、《白毛女》，竟然对我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让我怦然心动，产生对解放的渴望，从而涌进解放的大潮中，参军了。在朝鲜战场上，我看到中国最好的戏曲演出。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天津人艺的戏，几乎都看过。这些，不过是作为一个观众，一种业余的娱乐罢了。
也是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我写了一篇关于曹禺的文章，由此，就身不由己地被推进戏剧的圈子里。从1978年到2015年，自中年之末开始研究话剧，直到耄耋之年。将近四十年混迹于戏剧之中，虽然大多数时间是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但是，也看过不少的戏，见过不少的戏剧人。连自己也很奇怪，吃着戏剧的饭，却不能进入戏剧的圈子。我自己就这样自觉地把自己作为一个戏剧旁观者，一个戏剧界的朋友。不管被人怎么看，我就是这样地自我感觉着。
但是，最让我留恋的还是我参军的最初的岁月，那些在朝鲜的日日夜夜。这段生活，也让我愿意回忆。当我看到有的学者，搜寻到了一些所谓秘密史料，就在那里指点江山，不嫌牙痛，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愿意捍卫我的战友们的光荣，捍卫我们新生共和国不畏霸权的战斗精神。
我也愿意回顾一下大学的生活，研究生的生活，在我的经历中，烙印着那个时代的大学教育的影像，尤其是印证着我的灵魂、我的思绪。
我希望在这个回忆录中，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许多少能折射出这个伟大的却充满创伤的年代的某些侧影。
至于我的学术经历，也会为人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我曾看到刘再复在海外写的一篇散文，提起他到国外的经历，感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生没有学好外文，而在中文系学习，更没有很认真地对中国文学经典做过系统的研读。他说的，也是我们的通病。
就我自己来说，既没有家学的渊源，也没有系统的后天的中文的学习和训练，外文，更是让我惭愧了。小学学过日文，中学学的英文，大学则必须学习俄语，研究生则用大量时间学习俄文，不过只是为了考试，记得可以查着字典阅读俄文的评论文字，考试也有80多分。但这种学习是靠不住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这是相当悲哀的。我也愿意写出这悲哀。
在我的回忆中，自然会提起一些人的名字，或者不提名字只提姓氏，我都会忠于事实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尊重，是对人和对事实的尊重。一、我的故乡和家世我的故乡——葛沽
我很庆幸生在河北省天津县葛沽镇，如今是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我对一些南方的朋友说，我的家乡葛沽，更胜于你们南方的鱼米之乡。海河，盛产着鱼虾，著名的银鱼、子蟹，更是筵席上必有的。葛沽濒临渤海（只有30里），春天一到，雪白的虾米、黄花鱼、塔嘛鱼（也叫比目鱼）、海蟹，依次而来，尤其是渤海的大对虾，更是名闻全国。还有大港（就是现在的大港油田），原来就是一个淡水湖，盛产鲫鱼、梭鱼、鲤鱼等。在早市上，各种水产琳琅满目。这里盛产的著名的“小站稻”，要比南方的大米更有油性和特有的香气，比起泰国米来也好吃多了。
这个镇子，有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镇子中心，是商业街，而东头有兴盛的菜市。
这里，有着九桥十八庙，尤其是娘娘庙，更是四乡百姓朝拜的中心。每到旧历的四月二十八日，这里人山人海，香火弥漫。
我很喜欢到河边玩耍，常常坐在岸边，望着从大沽口驶来的火轮船经过，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涌向岸边。目送着它向西北方向开去，消失在天边外。我也幻想着有一天，坐着火轮船，去看看外间的世界。冬天，看着破冰船，在冰冻的河面上，硬是撞开一条水路。我有时想，伏尔加河又该怎样？就是这条河，在我心里装载着的是无限的风光和难忘的记忆。
我最惬意的，是暑假来临，与同学到护城河去游泳。所谓护城河，是为了保护镇子修的。每到涨潮时，河水就流进护城河，水涨了，自是游泳的好去处。游得累了，就吃着带来的菜瓜。这种菜瓜，水分充足，很脆，微甜，真是消暑的好东西。
葛沽最能炫耀的是它的春节文化。一到正月，是各种花样的民间娱乐，龙灯、旱船、高跷、鼓乐等等。还有各位娘娘、菩萨的宝辇，摆设在临时搭起来的席棚中，装上彩灯，将它们供奉起来。人们前来烧香膜拜，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在这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中，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叫《告县官》：一个骑着马的老者，是一个滑稽的角色，他的装束是县官，但是又像戏剧中的小丑。他每到一个集会的地方，人们就围拢起来。于是他就即兴开讲，譬如，他指着一个点燃到末端的蜡烛说，诸位，你看这个蜡烛这么短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众人就七嘴八舌地回应。最后他说，你们说的不对，这么短，是让镇长某某某坐短了。于是，观众就拍手称快。
最热闹的一天，是正月十六。这一天，所有的节目，摆在棚子里面的娘娘、菩萨的宝辇，都在镇子的东头集合。大约在上午9点钟，来一次大游行。他们依次一边游走着一边表演，走到一个小的广场，就停下来，表演一番。譬如高跷，就表演傻小子扑蝴蝶，吕布戏貂蝉，最拿手的是大劈叉。
压轴的是宝辇的表演，八个人抬着宝辇，用细碎的快步跑着。讲究的是，这样跑得四平八稳，寸步不乱，即使跑过一个90度的弯道，娘娘的脑袋也纹丝不动。此刻，围观的观众，就大声叫好。有钱的客官，就大把撒钱。
我家的一个小院子临街，我们就爬到房上去，老早就等在那里，看着沿街走过的一个个节目，尤其要看宝辇娘娘的脑袋是否动了。
所有的节目还有宝辇都到娘娘庙前的广场上集合，夜晚降临，广场上放起烟火，人山人海，鞭炮齐鸣，形成春节的高潮，也是春节的收场。
说起我与戏剧的因缘，我想起当年读王卫民编选的《中国早期话剧选》。其中收编的马绛士译编的《不如归》，其第三幕标题为《葛沽海岸》（其实葛沽是没有海岸的），尽管剧中所写的景色与葛沽不同，但我总觉得话剧终究是与我的老家多少有点因缘了。我的家乡，还入了戏，真是好奇妙啊！我的家世
我的家族是跟着明朝的燕王扫北到北方的。老家在河北省的宁河县大猪窝，如今已经是天津市的东丽区。据说，我的曾祖父田炳周，家境很穷，因赌博欠了赌债，无力偿还，逃到东北当兵，后来竟然当到工兵旅的旅长，驻守在大连。日俄战争后，随即携带全家来到葛沽安家。
我记忆最深的是，在我家正房的大厅里，正面的墙上，挂着老太爷坐着的相片，戴着高大的带有帽穗的军帽，军服是用绸缎裁制出来的，相片镶在玻璃的镜框中，看起来很威武。记得日本鬼子企图占据我家房子时，当他们看到我的曾祖父的像，毕恭毕敬地敬礼之后悄悄地走了。
据记载，我的曾祖父回乡后，见当时乡民饥苦，就将其在大猪窝的百余亩土地分给穷苦百姓去种，愿意住在那里的，还给提供住房，因此，当时葛沽百姓为他送匾：“福善之家”。
关于我的曾祖父，我们知道得很少很少。但听祖父讲过他和曾祖父的一个故事，让我终生难忘。记得是一个下雪天。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家道衰落，祖父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于是就用他的故事激励我们。他说，他当年报考北洋大学时，曾祖父对他说：你要是考不上，就不要回来，我不再认你这个儿子。曾祖父的威严，以及祖父竭尽努力考上大学的故事，真的潜入我的心灵。发奋图强，不达目的誓不休，这大概就是田家的传统吧！
我的祖父田鹤年（1876—1943）字鸣九，所谓“鹤鸣于九皋”。他曾随我的曾祖父在旅顺的一所俄国小学读书，后入天津北洋大学俄文班学习。曾祖父之所以责令他报考北洋大学俄文系，是因为当时旅顺为俄国人侵占，学俄语可以派上用场。但是，日俄战争，俄国人败走，祖父在北洋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回到旅大。他曾在吉林市的一所陆军学校教过俄文，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以俄文谋生了。后来，又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在浙江督军卢永祥部下任教官、参谋、参谋处长、师参谋长等职。齐（齐燮元）卢之战，卢永祥失败下野，1928年前后，祖父携全家从上海返回故里葛沽，在家赋闲。
开始，因为有些积蓄，生活得很富裕，家里有厨师，有老妈子，除了我的母亲，几乎全家都在抽大烟。我的祖父、奶奶、姨奶奶，还有姑姑都抽。这样坐吃山空，日子是过不长久的。在日本人占领葛沽后，家道彻底衰落了。祖父不得不靠着自学的中医，开始行医了。他很聪明，不久，他的医术就受到家乡邻里的好评，就医者络绎不绝，自然，行医的收入，对家里也有所补益。后来，他索性就在官立小学对面的司家药店坐堂行医。
寒暑假，我常跟着祖父到司家药店去玩，药店如果没有事情了，就到沈记洋铁铺喝茶聊天。几个老头，有时很神秘地谈论“国家大事”。那时的商店里，都贴着“莫论国事”的标语，但我知道他们是在谈论国事。有时，祖父就叮嘱我，小孩子不要乱说。我知道，他们是憎恨日本人的。
日本人将我们上学的官立小学占据了。日本人要求，中国人路过必须停下来脱帽鞠躬。人们宁可绕道走，也不肯从鬼子大门经过。日本人在这里设立军谷公司，以粗粮换大米，并且明令，凡私藏大米和偷吃大米者一律枪毙。我亲眼看到他们枪毙无辜的百姓，将人投入海河。如今，我仍然记着海河泛起的中国人的鲜血。
还记得，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家里蒸熟香喷喷的米饭，将我们从睡梦中叫起来，冒着杀头的危险，吃一次家乡的大米饭。我和日本朋友谈起这些事情，我说你们是很难理解中国人的感受的。从小刻进头脑里的记忆，是难以忘却的。
我的父亲，他是被日本人迫害而死的。
我的父亲田澍雨（1907—1938），笔名阿农，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1907年生于葛沽。青少年时随父在江浙读书，中学毕业后，1927年前后他在上海和我国著名画家叶浅予曾一道学画，后随父返回故里。他善于国画，精于二胡演奏，才华横溢。1930年前后，曾在葛沽开办“尚友书局”，同时与同仁好友于之扬、于之溢、申体桐等成立葛沽国剧社。1933年后，他又到天津创办《治新日报》，社址在天津南市老电台旁，后迁至河东区意租界。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出版抗日号外，1938年8月，日军要逮捕他，他当时藏在一个朋友家。日军逮捕了一名报馆工人，报馆及其财产被日军没收。父亲变卖一处家产，竭尽全力救出了这位报馆工人，自己却因受连累带惊吓而得病。回葛沽后，因变卖家产，又招致当地土匪入室抢劫，遂致一病不起，于1938年11月逝世。
父亲常年在外，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他有一帧照片，是所谓艺术照，咖啡色。他戴着一个贝雷帽，穿着时髦的呢子大衣，皮鞋还有摄影灯照出的亮点，脸上露着一丝笑意。有时，他让我联想到徐志摩，以及20世纪30年代一些现代诗人作家的影像。
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他的教诲，但是，我从他那里却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信息，受到现代精神的感染。在他和母亲原来的住房里，有一排书橱，里边有各种文学的杂志，《创造》、《新青年》、《弥撒》、《礼拜六》等，还有《少年》，侦探小说之类。其中，父亲留下的一本发明家的传记，让我有了朦朦胧胧的人生的理想。其中有爱迪生的故事、斯蒂芬孙的故事、瓦特的故事，让我第一次知道这些伟大的发明家，他们都是在贫穷中，在困难中艰苦奋斗而成功的。我第一次萌生了我的梦想，我要做他们那样的人，像他们那样去奋斗。就是这本小书，给了我人生的目标。我深深感谢我的父亲。
后来，我做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攻读现代文学，研究鲁迅、郭沫若、曹禺，似乎都和我的父亲有着某种精神的联系。有时，我真的感谢我这个早逝的父亲，似乎他在冥冥中将那个时代的信息密码传递给我。
让我最为思念的还是我的母亲。父亲早逝，祖父也于1944年病逝，是她挑起这个大家庭的重担。我记得家里只有靠大猪窝的百亩田地出租维持家计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两个待嫁的姑姑，一个姨奶奶，这一大家子，我真不懂得那时她是怎样扛过来的。我不记得她发过脾气，也不记得她曾经打骂过我。
她曾在杭州初级师范读书，没有毕业就随外祖父全家迁到上海。她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她具有惊人的忍耐力，我在研究曹禺的《北京人》时，就发现我的母亲也具有愫方那样的默默的耐性，这是中国妇女的一种美德。
她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似乎是“无为而治”。我觉得我的童年是很自由的。我上有姐姐和哥哥，下有弟弟和妹妹，在讲究兄宽弟忍的家教中，我的地位在中间。很自然地，母亲总是把一些活计派给我。譬如，母亲手头极为拮据，就派我到商铺里赊账；家里实在没有口粮了，就派我到七八里路远的佃户家背粮。无论是当时或是现在，我从来没有看到母亲对生活的埋怨。她有一个仁慈的心肠。记得我的小表姑，她母亲和姐姐都死了，父亲吸鸦片，穷困潦倒。母亲就把她领回家里，直到送她出嫁。母亲在无形中，给我一种勇气去做事情，我从来不怕劳累。有时，母亲派我做些活计时，我也得到在外间活动的自由，似乎也锻炼了我独立自主的能力。
有一次让我看到母亲内心的焦虑。那是1947年暑假，我从天津回家等待报考省立师范的消息，姐姐在医院工作自然不能回家，大哥已经在南开大学读书，他谈恋爱了，也没有回家。一天夜晚，我和母亲躺在炕上，母亲对我说，你哥哥谈恋爱了，你姐姐是要嫁出去的，我就靠你了，让我感受到自己的责任。母亲的重托，那时，一方面让我感到无限的温暖，一方面心上也袭来一阵悲凉之感。我才15岁，如果我考不上省立师范，我也不知道等待我的是怎样的一种命运，我又怎样去孝敬母亲呢！就是这个暑假，第一次萌生出对人生意义的怀疑。
我对母亲的这次重托，是铭记在心中的。这是母亲与我唯一的一次知心的谈话。
新中国成立后，断绝了土地出租的收入，母亲就开始做起缝纫的营生。她对这个家庭的贡献是伟大的。那时，我已经参军，姐姐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哥哥还在南开大学读书，就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她带着弟弟妹妹，供他们上学，将我的两个姑姑都先后嫁出去。
该说到我的姑姑了。我有三个姑姑。大姑，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可是她跟家里一个厨师逃离家庭的故事，给我的印象倒是很深刻的。爷爷奶奶，大概只顾自己抽大烟了；或者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家，自然耽误了大姑的婚事。后来，我看小说，觉得大姑还是很勇敢的。但是，那时，却成为家里一件不为人道的丑事。据说，有人看到她投向八路军了。
二姑、三姑都曾在葛沽女子小学读书，爷爷活着的时候，她们就吸鸦片。爷爷故去后，还吸。可是没有钱，就将家里东西偷出去卖。母亲是知道的，从来没有怪罪过她们，还是尽心尽力地将她们嫁出去了。她们的命运都不太好，都过早地去世了。
我的姐姐，她叫田本娜，家里很宠爱她。她长得十分漂亮，昵称“大婴孩”。她的手很巧，她做的手工总是得到老师的夸奖。她很聪明，每个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是第一、二名。她稍大些，就能帮助母亲料理些家务了。
1947年，我很幸运地考上河北省立师范，因为管吃，我才考的师范。大哥很棒，一连考上三个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因为南开的奖学金优厚，就入读南开化学工程系了。大姐也考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三个人都上学，吃饭没有问题了，但是总要有些零用的钱，家里已经足够艰难了，实在无力再资助我们。是大姐主动提出，她先休学一年，继续在天津市立第三医院做助理护士，有微薄的收入，这样，可以帮助我和大哥读书，她是作了自我牺牲的。
我常常记起那些日子。往往是星期天，我和大哥到第三医院和大姐聚会，她总是给我们准备一点零钱和零食，有时在一起吃饭，但绝对是不会下馆子的，因为没有钱。那时，我一个星期能够买上一包花生米，就很高兴了。大姐，始终都在关怀着我，长姐如母啊！
大哥，田本良。他在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中是最具有智慧的。他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可是凭着他的努力自学，英文、日文，他都拿下来。数、理、化更是他的强项，所以他一下子考上三个名牌大学。按照他的才能，他本该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可是，他是一个不敢过问政治，也不愿过问政治的人，却被南开大学地下党的总支书记确定为特务嫌疑。毕业后，他在吉林201厂，苏联援建的140个重点工厂之一，一直做到中心实验室的主任。他本来考上钱学森的研究生的，也因此而未能录取；本来也有机会派到苏联深造的，都未能成功。可以想象，背着一个特嫌的包袱，怎么可能受到重用呢？他最冤枉的，是后来被打成右派。是领导上一再动员他提意见，他一再推辞，最后竟然逼着他就范而落网的。
弟弟，田本陆。他还小，我就到天津读书了，没有更多的时间接近。他性格耿介，做事认真。初中毕业就读河北黄村林业职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农林厅工作，主动要求下乡，还经常将微薄的工资捐献出来。他很贴近农民，也很体会基层的困难。1957年考入中央政法学院读书，刚入学就因为给医务所贴了一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后来据他们的党支部书记说，他本来没有划为右派的，批评一下就算了。可是，他不服，跑了，就这样被打成右派。毕业前，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到本溪一所学校工作。困难时期，他主动要求到农村工作，下到桓仁县二户来。“文革”中，屡遭磨难，吃尽苦头。记得1974年、1976年，他两次到北京上访，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找我。他是不愿意给我找麻烦，我让他住下，都不肯。他有这样的“仁义”之风。我送他回去时，望着他那落魄的身影，止不住地流下泪来。我没有办法给弟弟排忧解难，没有办法为之申冤，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妹妹，田本道。她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出生的，自幼就没有父爱了。老闺女，母亲自然是更加疼爱的。她好强，也有个拼劲。记得在高中读书时，我刚好从朝鲜回国开会，顺便回津探亲。那时，她就很热情，非拉着我到他们班里作报告，讲志愿军的故事。后来，她就一心考北京外语学院，其他院校不上。连考三年，终于考中。她毕竟年轻，赶上“文化大革命”，就不知所措，不谙世事。不久，她的丈夫因“文革”中受挫折而得了精神病。更不幸的是，儿子考上大学之后却死去，这对她打击极为沉重。即使这样，本来她学的是俄文，是俄文老师，不得不改行教英文，她硬是凭着一股拼劲，将英文拿下，成为一个受到同学们欢迎的优秀的英文教师。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的童年
现在说到我自己了。我生于1932年5月5日，后来才知道我竟然与马克思是同月同日而生。老人讲起我来，都认为我命大。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家中院子有养鱼缸，可能我扒到缸边看鱼，就跌到水缸中去了。幸亏我的姨奶奶发现得早，把我救出来，否则，早就一命呜呼了。
姨奶奶是我奶奶的妹妹，丈夫去世后，就住在我们家里。我的姑姑都是她带大的。她很慈祥，做得一手南方口味的菜肴。是母亲为她养老送终的。
就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也就是上小学的前后，让我至今能够记住的事情，就是大姑私奔不久，一个夜晚，我们正在熟睡，家里闯进土匪。我蒙住被子，只听着土匪在翻箱倒柜，后来才知道，他们不知是听谁说的，说我家里有枪才来搜查的。
1938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一天正在上课，家里来人把我带走，原来父亲去世了。家里乱吵吵的。那时小妹刚出生百天，她连父亲都没有看到过，这种人生缺憾，可能给她带来莫名的心灵的伤害。
人活着是很不容易的。
我记得我上学时，不是那么用功，课后不记得有什么作业。晚上，家里也不可能给每个人提供一盏油灯。每间屋里，开始我记得是点煤油灯，后来就是豆油灯，放到柜台上，闪烁着，周遭都是昏暗的。
冬天，很早就上炕睡了。
不过，在家里，大姐、大哥都学得很好。我可能也受到他们的感染，考试时，也很下功夫，我记得每个学期的考试不出前三名吧。
关于我，我的大姐在我80岁生日的宴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短文。我照录在这里：相弟的故事命大我的祖母爱养花，一到夏天，满院花香。后来祖母老了，
养不动花了，一些花盆就闲下来了，特别是两个养荷花的大
荷花缸，到了夏天，就用它接雨水洗衣服。有一天，下午，
我的姨奶奶在荷花缸旁洗衣服，相弟在荷花缸边玩耍。那时
他才三四岁，个子不高。他蹬在缸边的一条板凳上，玩儿缸
里面的水，一不小心，一个倒栽葱一头扎进水中。这时，姨
奶奶就听见“扑通”一声，抬头一看，荷花缸上两只小脚丫
在扑腾！姨奶奶立即跑过去，提起他的两只脚，把他抱出来，
拍打他的后背，就看他哭着吐出许多水。我们全家都吓坏了，母亲赶快把他抱过来，擦干了身上
的水，用一条小被子把他裹起来，还给他吃了一点镇惊的小
药。大家说：“捡了一条小命，三儿命大。”（三儿是相弟的
乳名）胆大父亲刚刚过世，家中有些亲朋来慰问，有时要留下客人
吃饭，所以准备了一点酒，没喝完的酒瓶子就放在里屋的桌
子上。一天下午，大家都在堂屋做事，就看到相弟涨红的脸，
瞪大的眼睛，从里屋晃晃悠悠走出来。问他话也不说，一闻
浑身酒气，知道他把放在里屋桌子上的酒给喝了。母亲很着
急，于是二姑母赶紧给他喝醋，折腾了一个下午，总算把酒
解了。事后，问他你怎么喝酒啊！他说：我不知道瓶子里是
酒，喝了一口觉得好喝，就喝下去了。母亲说：“你胆子真
大！”心善我们的二姑母爱养鸡，有时院子里养一群鸡。从刚孵出
的小鸡，养成大鸡，母鸡留着下蛋，公鸡留着过年或过节日
时，杀了添个菜。有一年，二姑养的鸡中有一只大公鸡。这
只大公鸡长得非常漂亮，高大的身材，金黄色的羽毛，朱红
色的鸡冠，打起鸣来，响亮震耳，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有
时四弟拿它当马骑。到了年根底下，就想把它作为祭祖的礼
品，可家中人谁也不肯去杀它。怎么办？这还得让相弟办这
事。母亲只好求三儿了。就听母亲对三儿说：“三儿，还是
你把这只大公鸡送到肉铺吧，请他们给杀了，咱们好过年啊！
也让这只鸡孝敬孝敬你爷爷、奶奶和你爸爸啊！可以吗？”
这时，就看见三儿对着大公鸡跪下，磕了个头，提起大公鸡
去了肉铺。当吃年夜饭时，相弟把炖好的鸡肉放在祖先的灵位前，
磕了三个头；当大家用饭时，看着饭桌上的鸡肉，谁都不肯
动筷子，尤其是三儿。能干事我们小的时候，因为父亲、爷爷都过世了，只有母亲带
着我们全家过着清贫的日子。我们家原有百十亩荒地，在曾祖父时就让一些穷人种着
不收租粮。后来家境没落，就向佃户收些租粮，但经常是收
不齐的，只是在过年时给点粮食，有时，就得让人亲自找佃
户要些租粮。让谁去讨要呢？这时，也只有相弟能干这件事。
家里的地在海河北大猪窝（现在的东丽区中心庄），那时交
通很不方便，从葛沽镇过河还得走十几里地，这一趟路程不
近，但他从不退却。有时得向租户讲些好话，才能要回一些
粮食。他得背着粮食走十几里路，将要的粮食背回家，从不
畏困难。抗日战争时期，社会萧条，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难，农
民的生活更加困难，那时是要不上租粮的。爷爷逝世后，家
中的生活更困难了，就得靠卖一些旧衣物度日，有时甚至就
揭不开锅了。怎么办？就得向粮店里暂借点粮食。这时，谁
去借？就听母亲喊着：“三儿，到韩棒子面铺借五斤棒子面
去。”这时三儿二话没说，提起面口袋，一路小跑，一会儿，
提着五斤棒子面回来了。这时，我们全家的晚饭就有着落了。
于是就形成了规矩，凡家中有难办之事，母亲就会叫三儿去
办，因为他不惧困难，能办事。有主见、果断自从父亲、祖父过世后，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
们姐弟妹五个人的身上。她经常对我们说：“好好读书，希
望你们将来能够光宗耀祖。”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应该怎
样去光宗耀祖？可是我们从小时候都好读书，每个人都怀有
一个“大学梦”。1949年，天津解放了。那时，我和良弟、相弟都在天
津读书，良弟在南开大学读化工系，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
读教育系，只有相弟就读于河北省立师范学校，可是他并不
安于读师范学校。原来他也想读完师范再考大学，可是解放
之后，他积极走上革命之路。解放后，我们姐弟三人都积极拥护共产党，一心跟着共
产党干革命。我和良弟都想把大学读完，因为解放前从家乡
出来，就是梦想着读大学的，解放了，更加坚定了这一梦想
的实现。可是，相弟不同，他比我们积极，没有和我们商量，
也没有告诉母亲，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他那年才
17岁，小个子，去扛枪！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时，多少有些担心。因为南方还没有
解放，他南下一旦遇到战争，出了问题，我都不好向母亲交
代；他的年龄偏小，缺乏社会经验，还是应该实现大学梦。
但是相弟的革命意志坚定，决心南下，我们也只好支持；特
别是他南下后，回到北京，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和
良弟都感到难以告知母亲。可是母亲非常开明，对于相弟的
南下和抗美援朝，她虽然担心，但是积极支持。我也就以又
羡慕、又担心的心情送相弟走上革命大道！从相弟走上革命道路那一天起，他已走过曲曲折折的六
十多春秋，在具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大学梦，也实
现了作为一名学者之梦。说明他17岁时的决断，毅然走上
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今日正适相弟八十寿辰，姐，以此几则小故事，以表祝
贺！
我很感谢我的小学教育。最初上的是官立小学，在天津县都是首屈一指的，校舍都是很规范的：一进校门，就是一个大操场，左右两边展开的是三排教室。后院是图书馆，还有生物标本展览室、音乐教室，以及养鸡场等。可恨的日本兵一进来就把我们的小学占领了。
因为离家近，就到陈子衡主办的私立渤海小学读书。此时已经是1942年前后了。在这所小学里，一位戴眼镜的苏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他每一次上课，就大讲二战的形势，什么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什么斯摩棱斯克保卫战，让我们这些不懂世事的小孩子，知道外间还有一个血战的大世界。后来，他就悄悄地不见了。我又转到公立小学。
官立小学的刘伯声老师，我们同他接近较多，后来，他到公立小学任教，我们追随他到公立小学。他是天津市人，初等师范毕业就来到葛沽，一心扑在教学上，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还懂点中医。记得我的大哥病了，懂中医的祖父已经去世，就请他来看病。他对我们兄弟似乎格外关心，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很努力学习的缘故。
他担任书法课，其实是不占正课的。每周六天，中午饭后提前回校，周一写大字，他指定的是柳公权，或者是欧阳询的大楷；周二是行书，临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周三是小楷，周四到周六再循环一遍。他每天都将头天写的作业发回来，一是讲评，二是表扬。几乎他判的作业，每个字都有所标示，最好的字可以得到两个红圈，将你的字包围起来。这是最高的奖赏了。其次就是单圈。再次就是，哪个局部写得好，就把那里圈起来。如果字的结构有毛病，他就加以矫正。有时，还有批语。这样一种严谨的教学学风，对我是有影响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很得力于小学教育，无论是数学、语文、地理和历史课都学得很扎实。我后来考中学、考大学都因为有小学的底子，几乎没有遇到麻烦，都顺利过关了。
我很喜欢听评书。在三板桥，有一个书场，记得最清楚的是马正明的说书了。他家就住在南园，离我家不远。我晚间路过那里，总是看到他拿着一本书在看，可能是在准备明天的节目。只要给他一毛钱，我就可以一直听到散场了。《三侠剑》、《雍正剑侠图》、《说岳全传》，都听过。不知是由于听书，还是由于看武侠小说，引起我阅读的兴趣。祖父很喜欢看武侠小说，那时最流行的，他都买。我就在他外出时偷出来读。那时还珠楼主的小说是最时髦的，什么《蜀山剑侠传》，有四五十卷，还有《青城十九侠》，也有二十卷，我都看过。再有就是家里收藏的《施公案》、《彭公案》等，都是看过的。家里有一本《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画得极为精美，我对三国的知识均来自此书。后来，我读中文系，喜欢上文学，大概同这些阅读是有关系的。中国武侠小说，不但是成年人的童话，自然也是青少年的所爱，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文学的入门向导。
在这里说说小学的同学。刘士锟、刘士铭都是同班同学，士锟为人比较仗义，士铭功课很好，后来他考上医科大学。闵僖珍、闵隽珍兄弟，僖珍后来成为我的姐夫。在抗战时期，他们兄弟就在他们母亲的带领下，到大后方去求学。僖珍于自忠中学毕业后参加革命，后来成为黄梅剧团的团长，就是在他任职时，推出由严凤英主演的黄梅戏《天仙配》，轰动全国。隽珍与我同桌，一放假就在一起下棋，游泳。可惜，他后来不幸去世。
在公立小学，我和戴文华、王铭卿还成为拜把子兄弟。铭卿为人敦厚，他家是养船的，父亲就是船老大。他家院子里，都是做虾酱的大缸。我曾经坐着他家的船在海河上看他的父亲是怎么打鱼的。解放后，他在塘沽工作。戴文华聪明能干，在中学进修班学习时，就参加了青年军二十八师。国民党节节败退，1948年，他好像逃离部队，在天津混生活。记得天津解放，马上就过春节了，但是交通还没有恢复，不知他从哪里弄来自行车，我们哥仨，还有他自己，每人一辆。那时，就觉得他有些不规矩了。因为他，在“肃反”时我也被整肃了一番。他一度在咸阳银行工作，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这些小学的同学，留在记忆里的是纯真的玩耍和欢乐。
如果说小学时期，我还有可纪念的，那就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参加了全校的演讲比赛，题目是《不识字的故事》，因此校方还派我到小站参加过一次日文演讲比赛。也许这也是后来我愿意当老师的一个因素吧。我的少年时代
1944年，我小学毕业了。
虽然家境已经十分困难，而且大哥又在天津汇文中学读书，家里还是要我到天津考中学。报考的是中日中学，也许是因为它离大哥就读的学校比较近吧。但是到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烧，就没有考成。这样，就失学了，在家里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
1945年抗战胜利。我记得，日本还没有投降，高空中就经常出现拉着长长白烟的飞机，还有在低空掠过美国的“黑老鸭”，呼啸而过。传说，大沽口已经有美国军舰了。紧接着，就看到美国的大型运输舰，在海河里向天津开去。有时，还在葛沽的河边停下来，张开前舱，吉普车就从中开出来。这些新式的武器装备，让我惊奇不已。
突然，一个夜晚，河边的日本军谷公司起火，大街上拥挤着四乡涌来的人群，他们每个人不是扛着就是挑着从军谷公司抢来的东西，熊熊的火焰，烧红了半边天。在狂喜的抢夺中，发泄着八年来积在百姓心头的仇恨。
八路军突然也来接收了。穿着灰色的军装，住进老百姓的家里，我家也住进一个班，很有纪律。他们帮着家里挑水，将水缸倒得满满的，还帮着打扫院子，住了没有两天就悄悄地开走了。这支部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的二姨从宁河县的芦台镇来看望我的母亲。她孤身一人，家里有盐滩，还是比较富裕的。也许是想要一个孩子吧，她就带我到芦台去。可是并没有住在她自己的家里，而是住在姓朱的一对老夫妇家里。她每天抽大烟，有人帮她做饭，而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最多就是派我到街上买羊汤。
一天，我听广播，说天津中学进修班招生，专门吸收失学、失业的青年，不但可以免费读书，而且免费供给食宿。我就把这消息告诉家里，希望同意我前去报考。家里将本家的一个三爷田茂典的住址告诉我，大哥还将与他要好的一个同学的姓名、地址告诉我，二姨给我一点路费和零用钱，我就只身一人坐火车进津了。
那时，我才14岁。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胆量，和我在家里受到的锻炼有关，因为经常帮着家里外出做事，也不觉得怎样了。为了省钱，下了火车，我就拿着路条，边走边打听，从天津的东站一直走到城里鼓楼西大街。三爷家的生活也很艰难，三奶奶已经去世，一个叔叔似乎没有工作，婶婶带着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称她四姑，她和建国后任过北大校长的陆平的夫人石坚（三姑），是亲叔伯姐妹。一家子挤在一个小院子里。最好的主食就是“银包金”了。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做法，就是用白面把玉米面裹起来烙成饼。姑姑对我很好，她还没有出嫁，身材很好，也很精干。后来，她嫁给一个台湾的商人去了台湾。
大哥的同学带着我到现在鞍山道的尽头，中学进修班就在那里（现在的总医院住院部斜对过）。说来也很简便，可能刚刚开始招生，没有多少人报名，填了一张表，问了我的近况，出了数学和语文的试题，我很轻松地答出来，就这样被录取了。
这个学校是天津失学失业辅导处主办的。其时国民党为了吸引青年，就创办了这样的学校。
我回到葛沽，我的大哥、大姐以及我的一些同学也来报名，就这样我们兄弟又都可以上学了。那时，还可以不花钱上学，就是天大的福音了。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中学毕业之后再考大学，之后如何就不知道了，这就是我们设想的人生之路。中学进修班
中学进修班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属于军事化的生活。早晨要出早操，夜晚也准时点名、熄灯。睡的是地铺，在水泥地面上铺上稻草，很潮湿。很多同学，都长疥疮。我也长了。每堂课下来，疥疮的脓就粘连在裤子里，站起来，硬是将粘连的地方撕开，很痛很痛，而且很脏很脏。最要命的，是一两个星期，才能洗一次。病痛折磨着我，似乎西药是无效了。一天，我路过南市，看见马路边一个人吆喝卖治疥疮的药，一张牛皮纸上亮晶晶的就是药，只要贴上一次包好。价钱也便宜。我买回来，果然贴一次就好了，真是灵丹妙药。本来由于祖父行医，我就相信中医，这一次让我知道民间是有宝贝的。
我插班在初中二年级。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真是来之不易。这时，我懂得努力了，确切地说是拼命了。我喜欢数学，当时一位数学老师，他说他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就以解题寻找快乐。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毕竟我是插班生，学得还是很吃力的。
三九天，出早操很苦。伙食也不好，吃的是高粱米，更谈不上有什么菜，咸菜窝头是经常的。这样，营养也跟不上，当然扛不住酷寒的天气。为了躲避早操，我参加了鼓乐队，我学的是军号。竟然，学得还不错。只要有什么活动，鼓乐队都是要走在前列的。
这个学校，实际上是三青团办的，自然有三青团的活动。因为我的年龄小，无人找我的麻烦。而我的大姐，就不断有人拉她入三青团。即使这样，也会参加一些政治活动。记得东北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全校集合到民园参加反苏联反红军的大会，抗议苏联红军奸淫妇女、掠夺厂矿机器物资等。这件事，也成为我参军后不断交代的“错误”。
因为进修班的生活条件较差，我就转入职业班。它位于河北路上，这里，学习和生活条件稍好些。我选的是合作科，学成后，可以到合作社工作。据说，它是为全国的合作社培养人才的。学的功课有经济学、会计学等等。
至今还记得“边际效用”这个词，会计就是记账那一套，我也学得很认真。一次，我竟然在考试中取得第一名。给我们讲课的是一位合作社的领导，找我谈话，让我提前毕业，到天津合作社工作。我很高兴，还专门跑回葛沽，向母亲报喜。但是，一回来，就变卦了。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较我年长的女同学，康群，平时男女同学都不爱搭话的，但她很关心地对我说，先生喜欢你，要把你带走，可是，你看国民党与共产党打起来了，恐怕他也做不了主了。
是这样的，就在天津，1947年学生运动闹得如火如荼，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联合全天津的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此刻，学校当局明令我们不得参加，不得观看。
还在进修班时，南开大学就在六里台，和我们学校挨得很近。他们游行队伍出来，必然经过我们的校门。他们举着南开大学的旗帜，浩浩荡荡，在我心里，既有一种羡慕感，看看人家大学生是何等的神气，又很畏惧。那时，只要我和大姐、大哥聚在一起，他们就叮嘱我绝对不能参加这些活动。他们一心一意要我考大学，那时，上大学几乎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
记得，不知是怎样一个机会，去看望我的姥姥家的一个亲戚。大概还叫他表哥。他是“接收”大员，从后方过来，接收了天津汽车厂。他是厂长。他们家就在马场道的一座小楼里，三层楼，楼下有汽车房。客厅里陈设也是西化的，沙发、落地灯，书案上摆着流线型的收音机，那是很讲究的。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生活的场景，就想着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生活。要有这样的生活，无疑是要奋斗才能得来的。
1947年的暑假到了。大哥和大姐都要考大学了。而我所能考的，就是师范了。天津有两个师范学校，大家都认为省立师范好，这是一所在河北省，以及在京津一带都很著名的学校。后来听说，是几十个人才取一名。在焦急的等待中，我终于考取了。这在我人生中，几乎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河北省立师范
河北省立师范坐落在天津河北区法政桥附近，校舍是早期中国最标准的校园建筑。所有的教室以及图书馆、办公室和教师休息室，都被长廊连接起来，并且排列得井井有条。宿舍称为“斋”。走进斋里，两边都是一间间的宿舍，上边是玻璃搭建起来的顶棚，把两边的宿舍纳入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中。一个长长斋筒子，别是一番风情。记得一到晚上，舍监就喊着：关灯了，关灯了！
教室的边缘就是大操场，还有风雨操场。我在这里开始了正规的师范教育。我的数学，在这里得到提升，虽然我个子很小，却在数学上成为领先的人物。我对解难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像九点圆这样的几何学难题，我也破解过。我很喜欢教我们三角的杨老师，人称“杨三角”。他高中毕业教高中，上课时不带教案，信口讲来，我是十分佩服他的。
在省立师范，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注意自我的修养。这归功于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它告诉我，怎样做人，怎样立志，怎样读书，怎样从各方面修养自己，怎样在困难中不退缩、不畏难，抱定前进的信心。从此，我开始写日记，每天检讨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也是由此得到启发，要成功必须具有健康的身体。我热衷双杠、跑步，几乎每天都要练，不久，胸大肌就鼓起来了，对单杠也有兴趣。再有，就是冬夜的跑步了。冬天，宿舍里没有炉火，很冷很冷。于是就被逼着跑步，跑得浑身热了，回来再进被窝就好过多了。每天的生活都很规律。
校内也有三青团在活动，我所经历的是突然发现我的日记不见了，过几天，大概没有发现什么，就又悄悄地送回来。
我住的宿舍里，孔祥祯、丁宝铭，他们都是从杨村考来的，人很淳朴，对我颇多照顾。孔祥祯喜欢文学，平时就喜欢看小说，他不是“民青”，但思想是进步的。我是一心钻进数、理、化中，一入学，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为考大学做准备上。
大学是要考英文的，我把很多精力放在英文上，一到休息日就逛书店，去买英文的参考书。但是，我们的英文老师太差了，他没有教材，就拿《威克斐牧师传》做教材，结果让大家十分扫兴，终于发动了将老师赶出教室的活动。平时小心翼翼的我，也挺身而出了，虽然校方将其解聘，而后来的老师，也很差，师范学校是不大重视英文的。
在师范，对音乐、体育和工艺课是很重视的，老师也很棒。教工艺的邓老师，可以说是一位全能的工艺家，据说，他打毛衣、剪裁衣服都是有水平的。他的脾气很好，总是一副微笑的慈祥的面孔，就像个老太婆。
音乐课的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她是按照规范进行音乐教学的。五线谱，是首先要学的。歌曲是有教材的。上面的歌曲，一部分是西洋歌曲，中文歌词，如《野玫瑰》等，中文歌曲有《教我如何不想她》等，可惜，我的注意力不在这里。
1948年的暑假，我鼓起勇气报考了南开大学的生物系，当时觉得这是冷门，考的人少，所考的功课，有的我已经学过了。我想试一试。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一次试验，让我知道我的不足，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在1949年考上大学。
就在我做着大学梦的时候，天津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了。我们的学校处于天津的边缘，校方决定全校学生搬到城里鼓楼西大街的附属小学，现在的中营小学。我们挤到一个大教室里，无所事事，有的同学整天打牌、下棋。这些活动我是绝对不参加的，可怎样打发日子呢？孔祥桢发现我很寂寞，就把他带来的《红楼梦》借给我看。我犹如看天书一样，硬着头皮啃读《红楼梦》，可以想象，在那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环境中，书在手中，眼在字上，心在空洞里。在我的阅读历史上，这一次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就在这些难熬的日子里，等候着黎明的到来！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四野南下工作团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
只记得14日夜晚枪炮声较往日更为激烈，但睡得还算实在。15日清晨，天津就解放了。我们都到校门外看光景，只见解放军整齐地睡在大街上。两个女战士走来，要求见学校的领导，希望给腾出一间房子，救护伤员。她们十分和气，很有礼貌，不是命令，而是商量。我对解放军的第一印象太深刻了，与我们平时见到的国民党兵形成强烈的对比。国民党的伤兵，在天津是出了名的，拄着拐杖，砸商店，炸电影院，无恶不作。像这样秋毫无犯的人民军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遇见过的。
解放的浪潮，在省立师范也汹涌而来，突然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我也参加了孔祥桢组织的致群社，学校给了一个房间，大家在一起组织学习，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但给我直接影响的是看解放区来的新歌剧《赤叶河》、《白毛女》，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动人心魄的曲调，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新的题材和新的思想，的确给了我一个新境界、新世界的感觉，似乎连空气都变得新鲜了。
而给我最大影响的一本书是邹韬奋根据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编写的《高尔基》。高尔基童年的苦难，特别是他在底层的生活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经历，深深地感动了我，让我下定决心，斩断了大学梦，希望到一个更艰苦的生活中去磨炼自己，我也梦想做一个文学家，高尔基就是我新的梦想的一个榜样。正是在高尔基的鼓舞下，我没有去上革命大学，也没有参加天津市青年团举办的“暑期学园”，而报名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那时解放军还没有打过长江。南下，南下！青年人的浪漫的激情和幻想，鼓动我走向那个充满梦想的远方！
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是一个具有激情和梦想的青年。我似乎缺乏理智，缺乏冷静，一旦下定决心，就义无反顾地去做。我曾劝大姐参加南下工作团，她也考虑过，最终还是参加了“暑期学园”的学习。但是，她十分热情地支持我南下。大哥是一个极为冷静的人，也许他更多一些科学的头脑。当时，他不赞成我去。他说，你看解放几个月了，工厂的烟囱都不冒烟，看来他们对领导大城市是没有经验的，还是看看吧。
母亲听说我要远去，特地从葛沽老家赶来，也劝我不要走。那时，解放军还没有打过长江去，自然，老人家多了一份担心。不过，最后我还是说服了母亲，坚定了南下的决心。记得我走的时候，母亲和大姐给了我三块大洋，还有一支金星笔。那时，一支大金星就像现在有了一个最时髦的苹果手机。
1949年3月23日，我和孔祥祯等人一起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二分团，一分团和三分团在北京。我的连队就设在万全道一座小楼里，这是一座日式的建筑。对于每天的军事训练，我不陌生，在中学进修班就受过这样的训练。听报告，讨论，成为主要的思想训练的内容。5月8日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看来很快，实际上我已经落伍了。我入团的时候，孔祥祯已经准备入党了。
让我难以忘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人生第一篇稿子发表在南下工作团的团报上，文章的标题是《究竟是谁养活了谁》。当时进行忆苦教育，炊事班的战士诉苦，讲血泪斑斑的家史，的确令我思想上产生震动。我第一次懂得“剥削”，也曾在小组会上以我家这个地主为例，看看究竟是谁养活谁。我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认识写成这篇稿子，寄给团报，想不到被刊登出来。坦白地讲，白纸黑字，我的文章被登出来的喜悦，远远超过我的文章内容的意义。似乎，这篇文章给我一个信号，我开始在实现我的朦胧的文学梦想了。
再有，就是忠诚老实的教育，在反复的动员下，让每个人向党交代自己的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那时，我是十分真诚的，觉得自己才17岁，一直在上学，又是和同学们一起来参军的，我是无话不说的，专找那些有问题的事情说。我家是地主，有百亩田地，曾祖父如何，祖父如何，父亲如何，都说得清清楚楚。大家给我定家庭成分是官僚地主，我也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历史，中学进修班是国民党三青团办的，自然也是反动的了。我还参加过反苏游行。更让我后来吃苦头的是交代社会关系。其实，我有什么社会关系？我的社会关系，就是和我一起参军的同学。但是，我却把一些没有什么关联的人物说上，记在档案里，就成为组织上看我、用我、整我的材料了。后来，我曾产生一种错觉，你看一些人明明家庭的关系和历史比我复杂多了，反而可以入党、升迁。如你不说，领导上对那些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人是不会去为此又是调查又是审查的。这是我到了新时期才有的感喟。
后来，见到我们一起参军的老同学，都说，你傻啊，你如果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在南工团就入党了。我不过笑笑而已。我又能说什么。
毕竟那时组织上看我还是个“小鬼”。我写作的小才气，已经被人看见，譬如编墙报，写稿子，编快板，出个小节目，等等，对我还是蛮鼓励的。
1949年6月，我们出发了。当时京汉线正在修复中，坐的是闷罐车，经常停下来待命。有时，还碰到特务打冷枪。我们在火车上度过“七一”，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当我们到达武汉时，已经是骄阳似火了，在大太阳的暴晒下，行军，渡江，再行军，有的同志晕倒了，我也是迷迷糊糊走到珞珈山的。我们二分团就驻扎在武汉大学了。我们的连队住在一个体育馆里。夜晚团员接到命令，值夜班，防备有人逃跑。当时南工团中，混进一些想借机逃往台湾的人。我的表哥，我本家的一个叔叔，就想走这个路子。那时，广州还没有解放。
我们这些参军的人，对于南下有着许多幻想，有人真想当接收大员。令大家想不到的是，在武汉人民公园召开的全体南工团员大会上，贴的大标语是八个大字：到农村去，到部队去。是林彪司令亲自出来动员的，已经是不可动摇的。眼看着战友陆续分配出去，有的直接到连队做文化教员，有的就分到县级机关工作。而指导员找我谈话，却让留下来做团的工作，准备到广州继续办军政大学，接收黄埔军校。我是很高兴的。大概只有一个月吧，指导员又找我谈话，动员我到张家口军委工程学院学习。说我年龄小，又是高中生，正是深造的大好机会，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张家口军委工程学院
我自然也很高兴，一听说是到学院，也就是大学学习，想不到在部队上圆了大学的梦。
在北上的列车上，我病倒了，得了伤寒病，发高烧。车开得很慢，车上也没有什么药，他们弄点感冒药给我吃。火车在天津停留六个小时，来自天津的，都下车去给家里人打电话，或与家里人见面，把我一个人扔在车上。到达张家口，我已经烧得昏迷不醒了。后来又烧得说胡话，大骂班长，把他们吓坏了。所幸的是工程学院有医术很高明的日本大夫，确诊得的是伤寒。在他精心的治疗下，我的病好了。这一病，头发掉了不少，身体虚弱。学校在东山坡，据说原来也是日本人的什么机关。这里伙食不是很好，吃油麦卷子，就是打牙祭了，还有甜菜。这时，家里给我的“大头”银元派上用场了，我就悄悄地上街，换了钱，吃烤肉，吃炸油饼。三块大洋很快就吃光了。
就在建校的劳动中，突然有消息说，我们要分配了。还没有下达分配的命令，张家口突然宣布封锁城市，预防鼠疫。说起鼠疫，真是谈鼠色变。有的学员都吓病了。全城都处于死寂的氛围里。每天都守在宿舍里，吃饭打回来吃，如果必须外出，要求只能沿着路边走，自然要戴上口罩。在惊慌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月。
刚刚宣布戒严解除，指导员就集合全连，宣布调动的命令。我原想我年纪小是不会在分配之列的，可是偏偏有我的名字。而且这次挑选的学员大多数是年纪小的。在中央机要处
当宣布完名单后，指导员将刘星魁队长介绍给我们。刘队长说，我将是你们的队长，你们将调到中央机要处集训队学习；并且一再申明要听从命令。当天就乘火车进京。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已经是深夜了。一辆大轿车，早就候在那里。让我奇怪的是，车在暗夜中，觉得离开城区越来越远了，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不断地钻进暗夜之中，谁也不敢出声，神秘的气息已经笼罩在车厢里。
我们终于知道这是北京的香山。开到住地，刘队长宣布，今晚就住在这里。同时又宣布三条纪律：第一不准外出；第二不准写信；第三不准乱打听。老实说，这样，不但让你直接地感受到神秘的气氛，而且还有点恐惧了。这时才知道，我们是来到中央机要处。我们将在这里接受训练。
香山，历来是游览休养的胜地，苍松翠柏，空气清新。我们集训队就设在眼睛湖畔，几乎每天都有时间在湖畔散步，欣赏水帘洞的流水，静观湖中的游鱼，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休息日，就请假到碧云寺，参谒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或隔着窗子审视庙中的十八罗汉。最惬意的是，坐在溪流旁边，把脚伸进溪流，任清风吹拂，沉醉在清新之中，流连忘返。
当然，最想去的地方是双清别墅，毛主席住的地方。后来，主席进城，我们才有机会去参观。
队长刘星魁，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好领导，他从来不训人，总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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