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吉奄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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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来顺应——梁漱溟传及访谈录试读：
丛书序言
敏泽一代有一代之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学人。
在这个沧桑巨变的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回首既往，可以发现中国古世纪的学术研究，与世变同步，也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在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一批熟悉中外历史、文化，对国家和民族有着深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社会科学研究，将自己的事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用自己的笔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现实斗争，为20世纪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诞生和成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中间的另一些人，继续在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奋力耕耘，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创造和智慧，推动着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立言，为中国新文化的成长和壮大立心——他们都无愧于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卓有贡献的战士和学者。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当代学术研究事业的资料积累、搜求和建设方面，却是重视得不够。以文学创作来说，对于在当代文坛上有所影响或贡献的作家，许多都出了研究资料汇编，以为开展研究之资，这无疑是必要的和应该的。但与此同时，对在学术研究方面甚至有大的影响和贡献的学者，却很少有人注意及此，这又是不应该的。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推广，固然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令人欣喜；但随着商品大潮的冲击，社会科学则又到了一些不应有的冷落，这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人们庆幸的是：我们一部分有思想、有战略眼光的社会主义出版家，如山西人民出版社，在自己的出版事业中，眼睛不只是紧紧盯住经济利益这一点，而是能够重视社会科学在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中的重要性，怀着深切的社会责任感，给予学术事业的发展以有力的支持；不仅拟拨专款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而且，还准备有计划地进行学术文化资料方面自觉地积累和抢救工作，出版一批在我国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老学者们的传记、回忆录一类著作，使他们一生中所积累的宝贵的学术文化史料，能够公之于世，传诸永远。这一工作无疑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于学术文化的建设，是一项富有战略性的举措。
这就是这套丛书编辑的缘故和目的。
这是意义深远，而又动手太晚了的工作。进入选题，我们就感到了它必然要留下尽多的遗憾，一批造诣很深，硕果累累的学者，已经先后作古，身归道山，也有不少学者已经失去了撰写、甚至口述的能力。如果在10多年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情况无疑要好得多。但是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抢时间来做这一工作，我们将会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更多、更大的遗憾！
这套丛书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回忆录的内容包括家学渊源、师承关系、学术交谊和经历，学派成就及变化，以尽学重要学术观点及年谱等等。文字要求平实朴素、言之有物，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一批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既可以从中寻绎出当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经验，又可以为未来学术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编纂这套丛书的信息发出后，很快受到了各方面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们普遍而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咸认为此举颇有意义，这是不能不使人受到鼓舞的。祝愿它的成功。因为它为我国当代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批珍贵之史料，足以成为当代和后世研究之资。是为序。1997年7月30日于北京偏远楼
梁漱溟传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后以字行；笔名寿民、瘦民、漱溟等。广西桂林人，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出生于北京。其父梁济，字巨川，光绪十一年举人，在京城贵族那苏图家中任教（塾师），课其子女，后官拜内阁中书等职。梁济秉性笃实，有侠气，为清室忠臣，但思想比较开明。他认为：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致。因此，平时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而以“务实”二字为其一贯的主张。所以，当梁漱溟6岁开始读书时，他便请来一位姓孟的老师，在家里教梁漱溟读《三字经》、《地球韵言》，而没有选读传统的《四书》，由此可见其父之教育思想状况。
梁济虽主张维新，但对清王朝还是忠心耿耿的。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之后，他见民国政府也不过如此。官僚腐败，社会风气日下，道德沦丧而民不聊生，这使他内心非常痛苦，而且很矛盾。为了唤醒世人，他决心一死，故于1918年10月17日投身于积水潭，以自杀殉清。临死之前，曾留下《敬告士人》遗书。略谓：“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死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有一位《京话日报》的编辑吴宝训闻此讯息，非常感慨，随及也投湖自尽，继之以身殉清；新文化人物陈独秀、陶孟和等人，也非常关注此事，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就自杀是不是个人行为、是不是道德问题、有没有罪等开展讨论。可见梁济之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是所料不到的事。
其子梁漱溟后来说：“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书，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二字，在梁漱溟看来就是指“固有的风教”。由此可见，梁济之死，不仅为了殉清，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固有文化消失，而去以死来唤醒世人之关注。梁漱溟后来终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这其中原因之一，可能也是受到梁济思想的一些影响吧。
少年立志救国参加同盟会
梁漱溟自幼瘦弱多病。据说，他小时候不但瘦弱，而且还很呆笨，约莫6岁了，自己还不会穿裤子。有一天早晨，他母亲在隔屋喊他，问为何还不起床。他却大声气愤地回答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这么大还不会穿裤子，引得家里人都笑了。
大约是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拿着一串铜钱在院子里玩耍，忽然铜钱不见了，于是到处寻找并与家人吵闹，最后还是没有找到。第二天，他的父亲打扫庭院，发现桃树枝上挂着一串铜钱，知道是漱溟儿丢失挂在这里的，于是将它拣了起来，并不声张，也不责备他，用笔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梁漱溟。上面写道：“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串钱挂在树枝上而忘了，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梁漱溟看完字条后，赶紧跑去一看，果然是自己丢失之物，不禁自怀惭意，正如其父所言真是糊涂得很！由于父亲采取启发教育，梁漱溟从小培养了一种自觉的精神。这对他后来善于动脑筋很有帮助。
梁漱溟7岁的时候，其父将他送入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即“中西小学堂”读书。这所学校不仅教中文，而且还教授英文，其目的是想让学生扩大视野，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不料次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学校停顿下来，英文就没有继续学下去了。之后，他又转了两个小学，到12岁时，又在家请塾师来教，13岁时又进“江苏小学堂”学习。以上这些便是梁漱溟少年时代求学的经历。后来他常说自己小学时代，前后经历过两度私塾、4个小学，指的就是上述这些。
1906年夏，他已14岁，考入了顺天学堂，在此读了五年半的中学。在学习过程中，除了能完成课堂作业外，对时事非常关心。当时北京出版的《北京日报》、《顺天日报》、《帝国日报》及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纸，都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此外，他还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及《国风报》等刊物。上述报刊对他了解世界形势及国家大事很有帮助，谈起时局来知识面很宽，不像是一个中学生的样子。踪上所述可见，他从小对政治就有一种特殊兴趣，与一般青少年大不一样。
其次，喜欢用脑深思，因此对人生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凡事要看它对人有没有好处和好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那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说，如果于群于己都有极大好处，那便是天下的第一等事，就应该去做。这是他对人生问题的一个评判标准。至于对社会问题，他也有一个看法和主张。他认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可以用种种手段，甚至于可以用暗杀的办法，都是可以的，但反对排满、革命。在他看来，走和平改良的路，不仅收效快，而且对国家破坏性小，国际上也可避免干涉，因此对社会问题他主张走和平改良的道路。然而，他的这种主张与当时形势发展是不合拍的。后来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许多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人，也转向革命派。这时，梁漱溟在主张革命的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思想开始转变了，而且还参与革命党并从事推翻清廷的活动。
自修佛学撰《究元决疑论》
1911年秋，梁于顺天中学毕业。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装起义成功，全国人心振奋。梁漱溟受革命形势的鼓舞，虽有机会去读书，但他不愿升学了。于是与甄元熙等人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组织——京、津、保支部，从此作为一个革命党人正式参加了组织，并任该支部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及外勤记者。该报社初设在天津，后移至北京。梁任外勤记者时，长驻北京，因为采访新闻，故常出入民国初年的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这时期，他与社会各方面接触较多，因而逐渐知道现实生活并不尽如当初自己的理想，于是对“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等等的认识，皆有“不过如此”之感。尤其是官场中有些下流行径，鄙俗的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使他感到厌倦和憎恶。而这时他的父亲对他的革命行动又不予支持，并明确地告诉他说：“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又说：“吾家累世仕清，仅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在上述的思想及父亲的影响下，梁的革命意志开始动摇了。1913年春，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民国报》也随之改组，汤漪主其事，这时他便退出了报社。
嗣后，梁的思想由激进转变为消极，在家闭户读佛学。这期间他父亲已辞职在家，家里的经济开支，全靠他在西北大学任教的大哥梁焕鼐来维持。至于他读佛家的书，开始的目的是想解决自己头脑中所产生的矛盾，即“苦”与“乐”之事。关于这个问题，他十分欣赏章太炎《俱分进化论》一文中所论述的道理，该文说：“从原始生物以来，其苦乐皆是相联并进的。特如高等动物至于人类，其所有乐愈进，其所有苦亦愈进。”如此往还，问题终不可得到解决。对这个问题，他看了许多书都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后来读佛典才逐渐明了：一切问题原来都是出自人类本身而不在外面，而人们却总向外面去求解决，实在是大错特错。所以他说：“放眼来看，有谁明见此呢？恐怕只有佛家了。其余诸子百家，古今中外圣哲，尽管他们存心解救生民苦难，而所走的路子全没有脱出这根本错误之外，都是不足取的。”于是，他此时的思想一转而趋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的思想。由于存在这种思想，对当时残忍、黑暗的社会现象日趋不满，故于1911年冬及1912年冬，两度要去自杀，以求解脱自己的苦闷和愤恨。其结果都没有得逞，而被友人挽救护送回家了。（详见“访谈录”。）人虽如此得救，但皈依佛家的心愿，日益坚决。1913年春，在护送他二妹谨铭到西安任教途中，他开始戒晕吃素，想出家当和尚，后念及家父尚在，不忍心决然而去，但从此终身吃素，不食任何鱼、虾、猪肉之类，而每餐食量甚少，修身养性，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其座右铭。
同年夏，其妹辞去教职，故又一起返回北京。回京后因西安寺庙里存有一部大藏经被人携走的事，他去拜访当时在京颇有名望的大律师黄远生。事情是这样的：西安有个佛庙，藏有一部大藏经，康有为到那里时看到了这佛经，便将它带出西安。此事传出后，西安各界人士大为震惊，于是将它追了回来，没被康有为带走。梁在西安听到此事，有些问题闹不清，因此跑去向黄律师请教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黄当时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律师，没有丝毫的架子，非常客气地接待了这位年轻人。而且还诚恳地讲解了这个问题的性质，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做才好。黄那种谦和的态度和诚恳待人的作风，使他深受感动。之后，对黄产生极好印象。第二次，他便拿了一篇文章，即《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及他编辑的书稿，去向他请教，并希望他给予介绍，作一篇序。黄仔细地听了他的讲述，并认真地看了他的《自序》，认为编得很好，于是便欣然依允了。
梁漱溟这篇文章的大意是针对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而写的。他认为姚的书，所选的文章多是那样深奥的古文，注重艺术以耀观览的文字，用一句话来说是讲究形式美，而忽略了实用的价值。因此他在《自序》里说：“一民族之与立，文化也；文化之中心，学术也；学术所藉以存且进者厥为文字。存者叙述故典，综事之类也；进者扬摧新知，布意之类也。今举国以治古文，图耀观览而废综事布意之本务则是斫毁学术，阻逆文化而使吾族不得竞存于世界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编这部《晚周汉魏文钞》，所选的文章多是从下列书中选出来的，如《礼记》、《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盐铁论》、《论衡》、《潜夫论》等书，共十余万言。他在《自序》里说，晚周汉魏之文，可谓学者之文，而唐宋以后的古文，则可谓之文家之父。接着并解释道：“文家之文矜纵横则鸣异说，饰冲穆则守常论，旨义多无可取；学者之文中所主，不若是也。”“今日之计，学术为急；则省学者习文之力以治科学，固此当务也。”故“今兹之选，盖本斯旨”。后来在一些场合，他回忆起这部书时说，我所选的文章，内容都是很有哲学性、很有思想的，笔调不是桐城笔调。他们不要的，刚好是我所要的。踪上所述，可见梁编这部书，主要是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为解决问题而做，其中贯彻一个求实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
黄远生看过梁的《自序》后，对其主张表示非常赞赏，后来为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序发表在《国民公报》上，题为《晚周汉魏文钞序》（见于《黄远生遗著》）。黄在这篇序言里，首先分析了中国文体的演变过程，然后指出文艺之中，文学与文章的区别，略谓：文章者，梁所谓综事布意，不以耀观览，在今则文法学修辞学之类属之；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以美文为限。并称：“近世以来学者病国群文质之俱敝，旧者重文词而谬于理解，新者重学说而拙于词章，故改革文体，菲薄古人之风，颇复潜滋暗长，若一二名人之薄韩文而崇子厚，若兹编之欲举晚周汉魏为作文资料，而删唐宋以下，皆此新潮流所鼓吹而出者也。梁君漱溟病古文辞之毗于美术，以为适用文字，惟晚周汉魏为近，因辑此钞，且谓此非教科书，聊为世人破古文辞之述执而已。”黄对梁的主张甚表赞同，他说：“古文家者，十有七八皆坐此累，大抵论教必尊孔，论伦理必尊孔教，论文必尊所谓古文，皆吾所谓专制一孔之见，其于今日决当唾弃。”并称赞梁的见解说：“梁君所谓破古文之述执者，诚将质之百世而无疑也。”综上所述，足见黄对梁书之评价是相当高的。不过，后来此书交到商务印书馆，因故未能出版。梁费了很大工夫，结果只得了50元酬金便算完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1915年夏，袁世凯欲帝制自为，在其密谋活动过程中指使党羽组织筹安会进行鼓吹，并刊登了大量伪造的“劝进”文电。当时复辟称帝之声甚嚣尘上。在这个大合唱中，黄远生也被其党羽威逼利诱，写了一篇违心的文章发表在8月14日《亚细亚报》上，宣称：“国体上基础问题”吾国人“于法律上不得有此自由，故于迫在目前关系国胍之根本所在，举所其自然之迁就所屈，置之思虑议论之外”。是文一出，立刻遭到舆论之批评。章士钊当时在日本东京，写了一篇《帝政驳议》发表在《甲寅》杂志上，对他进行了驳斥。至于黄远生，他看到各方面批评后，也有所后悔，故写了一篇《忏悔录》发表在11月份的《东方杂志》上，自己检讨说：“吾曹既因资格不完，抵抗力不厚，遂致无一事可为，而综其平生受病之原，不外于理欲交战。此后吾立身行事，当以一语自矢，日无欲则刚是也。”对这件事，黄后悔莫及，但在袁之党羽看来，认为他态度不鲜明，意欲使其非有进一步之表示不可。在此情况下，黄感觉到北京已无法继续待下去了，于是托故到上海，继而取道日本转往美国避难。但没想到当他抵达旧金山出席一个欢迎会时，竟被两个华人误以为他是袁党之小人，便开枪将他当场击毙了。
上述消息传到北京，梁漱溟听到后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后悔黄在世时，没来得及把佛家的道理讲给他听，心中着实地不安，于是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来纪念他。在这篇文章里，梁说：“余欲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愿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接着他把古今中外学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中国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及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批评了一通而独推崇佛家之言，并告诫人们说：“世人所当省者，则所有东西哲学、心理学、德行学家言，以未曾证觉本缘故，种种言说无非戏论。聚颂百世而不绝者，取此相较，不值一笑。惟彼土苴，何足珍馐？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呜呼！稀有！稀有！”接着是谈人生苦乐问题。他认为：人间苦乐皆因有欲之故，若无有欲，那就没有苦乐了。因此，他批评那些崇拜西方文化的人说：“东土学术，凡百晦塞，卓绝光明，唯在佛法。瞰彼西方，曾不足数，云何摩尼在怀，而行乞于远？”在梁看来，西方文化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是在鼓励人们向外发展，去追求名利和享受，于是名利与享受的欲望越来越高，永无止境。因此，人生永远陷入苦海之中而不能自拔。其解决方法，只有依靠佛法，破除迷执，没有欲望，做到无我，“自信圆满，无所不足”。
这篇文章从“究元”（究宣元真）与“决疑”（决行止之疑）两个方面阐述了佛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梁漱溟当时的思想，已析入佛家一路，而专心研究佛学的结果。此文在《东方杂志》1916年6月至7月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东方文库》出版单行本，可见其学术价值及其作用非同凡响。次年，即1917年初，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经范源濂介绍，梁以此文为贽，慕名去拜访了蔡元培。蔡很高兴地接见了他，并称已经看过他的文章，认为很好，拟请他到北大来讲授印度哲学这门课。梁一闻此言，受宠若惊，连忙申辩说，他只不过初步涉及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不敢应承。蔡却不以为然，反问道：“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呢？”梁答不上来。蔡又劝勉他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大家一起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不要当它是老师来教人，而只当是来合作研究，大家学习好了。”经过蔡元培一番善意的劝勉，梁不便多辞，答应下来了，但因当时他在司法部任秘书职，不能分身，故暂推一位朋友许丹（季上）为他代课。
1917年7月，安徽省督军张勋在北京搞了一场复辟清王朝的丑剧，为时12天便以失败收场。之后，北洋政府内部改组，梁便辞去司法部的工作，南游经苏杭二州而去湖南。原来打算到衡山去出家的，但一路上只见溃兵流窜，横行抢窃，村民被害，呼天号地而无人去救。睹此情景，使他深深感觉到战祸之惨烈，良心上实不忍舍去众生，于是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返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呼吁社会各界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并自费印了数千册分送给各界人士。胡适看了他的这篇文章，惊讶地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革命的。”
北大任教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917年10月，梁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据他在《唯识述义》序言里说：从初到那天起，我就抱定一个宗旨，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那时，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初期，北京大学校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是这个运动的中坚人物。他们提倡白话文，批判封建礼教，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梁要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这显然是把自己置于这个运动的对立面了。但他的努力还是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起初，他在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并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此书出版后，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蔡元培在其《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一文中评论时指出：过去讲佛教是不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的，但从梁漱溟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并“印布所著的《印度哲学概论》，分印土各宗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四编。立在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同佛法以前的印度学派，算是从此开端了”。由此可见，在中国学坛上，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作为一门哲学课来教学与研究，梁在这方面是起了开路先锋作用的，是有贡献的。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梁漱溟的佛学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那时新文化运动正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前发展，到“五四”前后，梁所讲的印度哲学已远远脱离时代潮流，每周两小时的课程，选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而这时“新潮派”如胡适、陈独秀等人，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文化进行严厉的批判。形势逼人，梁漱溟经过一番慎重而严肃的考虑，或者说是思想斗争后，放弃了佛家学术，转而站在儒家立场，为捍卫孔子学说与新潮派展开了斗争。他说：“现在并不是两文化对垒的激战，实实在在是东方文化存亡的问题，现在的世界东方文化不是已经临到绝地了么？形势如此，是不用讳言的。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哪一块不是西方文化的领土？”又说：“东方文化的唯一根据地的中国数十年来为这种大潮流所冲动，一天比一天紧迫，到现在已经撞进门来……直向咽喉处着刀，逼问到东方文化的应存应废……我们真是无处闪避，要赶快谋应付之方。”在上述东西方文化交战的形势下，梁于1919年夏天开始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在导言里说：“所谓东西文化问题，不是讨论什么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是问在这西方文化的世界里，已经临到绝地的东方文化究竟废绝不废绝呢？如果说不能废绝，那么能不能复兴，像西方文化一样发展到世界上去？”梁对此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在这部书里，他首先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三种文化倾向：一是盲目倡导西方文化（指新潮派）；二是反对西方文化（指国故派）；三是希望东西文化调和（指折中派）。接着是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并将西方、中国及印度三方面的哲学进行比较。他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最后得出结论说：只有孔家哲学最为精明透辟，“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以上便是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其实质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拥护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又说：“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接着又说：“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踪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向前发展之际，梁无所畏惧地站出来宣扬儒家哲学与新潮派抗衡，从而捍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发展了孔子学说。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贡献的。在纠正“全盘西化”和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
此书在1921年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当时蒋百里曾欣喜若狂地写信给梁启超说：“顷见梁漱溟《东西文化》一书，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但新潮派领袖人物之一胡适的评价，不以为然，他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批判梁的文化哲学是主观唯心论。他说：我们要认清梁先生是一个爱寻求一条“准道路”的人，是一个“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人。懂得这两层，然后可以放胆读他这部书。接着以梁的文化翻身论为例，说梁的出发点是犯了笼统判断错误。梁断定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能存在；若能仍可存在，当然不能限于一国，而须翻身为世界文化。根据这个前提，梁推算出：“现在是西洋化时代，下去便是中国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认为这种逻辑是十分惊奇的，没有什么根据，而只是梁先生“爱寻求一条准道理”的人格的表现。胡文发表后，1923年梁漱溟在北大作公开讲演，对胡进行反驳。他说：“我真不知道胡先生究竟看了我的书没有？你说他没有看，他却又能东一段西一段征引我的书文。……胡先生，这糊涂人做的书也许有‘愚者千虑一得’之处，何妨虚心理会理会，实在没有工夫看，丢下罢了！若既不想加以理会，又且没有工夫看，却偏要用点工夫拿他马马虎虎胡乱批评一阵，这为何来？岂欲欺蔽一世之人乎！”踪上所述，可以看出“五四”前后，革新与保守两派在文化思想学术界的争论是激烈的。
后来两派的斗争日趋尖锐，所以到1923年文化界又出现了“科学与玄学”之争。这次争论，梁本人没有参加，但与他的书之影响分不开。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里，对梁书评论时指出：梁先生的这部书，是他对于中西文化接触以来的文化问题的认真深思，代表儒家颇有见地，在新潮流澎湃时期发表，也是很勇敢有力的一本著作。并称：“在当时全盘西化，立誓不读线装书，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环境下，许多人对于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他所提的问题，确是时代的迫切问题，他的答案当然很足以增长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由此可见，梁书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从事乡村教育“以青年为友”
时至1924年，梁漱溟到北大教书也有7个年头了。在这7年中，他深切体会到在旧的教育制度下，学校是办不好的。原因何在？在他看来，当时学校存在着“官样职务”的关系，上下等级森严；其次是教师在课堂上只讲些枯燥无味的知识，而不管学生的思想与生活。这样的学校是培养不出实用的人才来的。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改革教育制度一条路可走，于是他写了一篇《办学意见述略》的文章，全面地讲述了他的教育主张。他说，他的办学方针是“以青年为友”。这个问题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注意到他的全生活。梁认为当时的一般学校只讲一点知识技能，而没有照顾到一个人的全生活（即生理、心理各方面）。因此，有必要改变这样的教育制度，而着眼于一个人的全生活，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至于说到“自己求友”，那是彼此帮忙，共同学习，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根据这一见解，他在该文里写道：“照我的意见，一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原应当是一班同学似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只是一种官样职务的关系，凑在一起。所谓办教育就是把我们这一朋友团去扩大他的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朋友团内又添得一个朋友。我们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学校即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故尔，我们办学实是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最后他又说：“这样办去，究竟办好办不好不敢知，不过我们决意要试着做，想从这里替教育界打出一条路来。”
梁上述论教育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山东教育界的一些人士，如王鸣一等人便约他到山东去办学。因此，1924年夏天，他和一些朋友到山东曹州办学，希望在那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办学主张。此行原定计划是想以曹州中学（初级中学）为基地创办高中，收新生100名，为将来办曲阜大学的预科做准备。其次，新生入学后，学费与膳宿费，可以自选择“纳费或不纳费，纳费或多或少，一视学生家境如何而自己乐输”。对于教师的要求，他说：要能与学生打成一片，“自起居游息，以讫工作读书，常常都是大家同在一起的”，如果说只凑合几个东西方留学回国的先生便算教，殊嫌无聊。梁的上述计划，虽说是好，但由于当时曹州地方军阀（直系）内部纷争，一派支持冯玉祥国民军，一派支持曹锟、吴佩孚而起了战争。而此事又牵涉到梁的友人，因此不到半年的时间，学校停办，梁的这个美好梦想破灭了。
1925年春，梁不得已又回到了北京，住在西郊清华园时，深有所悔，于是作三年不出之计，谢绝各方来聘，在家闭门读书并整理其父遗稿。后来将此稿编印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公诸于世，并作《思亲记》一文记其成书之经过。同年，因有几位曹州高中学生来到，故又从乡下搬进城，在什刹海赁房而居。师生在一起互勉共学，每天清晨即起，举行朝会，坐而论道，生活倒也十分愉快。他在《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里说：“在北平师生共约10人，我们在什刹海租了一所小房子共同居住，朝会自那时就很认真去做，大家共勉互进，讲求策励，在冬天尤为认真，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唯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地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梁运用“朝会”这种形式来教育学生，培养他们的朝气，同时也锻炼自己，使之能达到儒家对人生乐观向上的追求与理想。这套办法，梁认为很有效果，后来他在办乡村教育过程中，把它列为学则一直坚持着，并有所改进。由他来进行讲话，其内容多是有关治学、养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今天这些问题及当时的情境，我们还可从其《朝会》一书中看到。
1926年春，梁漱溟率其学生在京拜访了刚从外地来京的美国学者卫中（西琴）。数年前梁在太原曾会晤过他，对其学术思想及教育主张十分钦佩，这次重逢，甚为欢快。后来他们同住在颐和园附近的大有庄，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梁曾在《燕京社会学界杂志》发表《介绍卫中先生的学说》一文，阐述他对卫氏学术思想的认识。他说：“据我所知卫先生原是德国人，后改入美国籍，1913年到中国来，至今已有十几年工夫，其精力皆用在他的教育理想的企图上。他的事业除在山西太原办过六七年的教育外，多是向社会抒发他的学说，其他未做旁的事。”并称：我从不肯随便乱恭维人，但我可以郑重地说，卫先生是他自己书里常说的“大人物”。所谓大人物便是特别富有力量、爱自己有活动的人（即罗素所谓有创造冲动）。他的脾气举止是有些为社会一般平常人不了解的地方。因此有人说他是骗子，又有人说他是疯子。卫先生常说大人物每每是生前为众人所摈弃，而在死后又被推崇，乃至为之立铜像建庙宇的人物。接着他又从心理、教育、文化三个方面介绍了卫氏的学说。
第一，卫氏的心理与一般心理学不一样。他看人类心理只是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便是指人类接受外界物质的刺激而达之于内（他称之为“感觉力”）；又自内里精神发出活动以施于外的能力而言（此精神力亦叫做“心”）。他还认为“心理学应当是研究人力量的一种科学，寻出力量活动程度之间种种定律，而使人有他应有的”程度（如高、下、粗、细等）之活动。至于普通所讲的心理学，是不合乎卫氏之见解的。卫氏的心理学特别强调主观的能动性，即精神的力量。
第二，在教育学方面，他是以其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宣称“其根本道理就是感觉应当上通于心，心应当下通于感觉，往复相通不要隔离”。所以他在山西太原所办的学校名称就叫做“大通学校”。他认为，感觉不离心，其活动可以进于顺的细的软的，即粗野暴乱的反面，而举止态度温文尔雅；心不离感觉，其活动不离实际，而清楚明白确切，自能发现真理而有真正学问。卫氏常说，中国此刻办教育最要紧的是求“一个常常与感觉有关系的心，常常不昏的心，常常往实用方面走的心”。讲到这里，梁着重介绍说，这实用二字是应当注意的。卫先生常自名其教育为“实用教育”，但他的实用主张，却与一般论者不同，他特别强调心的作用，称“有力量的人自己卖力气而对于世界一无所取；没有力量的人常常想要东西而不爱做事”。这些便是卫氏的教育理论及其办学主张。
第三，关于文化问题，卫氏虽是西方人，但他对西方文化并不感兴趣，相反对中国文化却非常有感情，因此来到中国。他到中国后所见到的，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好，于是感到失望。他新到上海时，看见中国人用的西洋风琴和住的洋楼房，是他顶大的仇人，他真是恨极了，所以在那时发的议论多是叹息、痛恨中国人轻弃固有文明，而盲目模仿粗野的西洋。这是他学初未曾想象到的。在卫氏看来，出现这种状况，就是自己完全空虚之证明。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得从头做起，把衰败的身体调养好，振作精神，积蓄力量，培养创造活力，即科学头脑，这样才能向科学及工业生产方面去努力。为达此目的，应该赶紧想个办法，挽救这种危局。于是，他提出办教育是个很好的办法。他说：“中国今日一切事没有办法，都是从唯一的原因来的——中国人力量衰败。只有认定养起中国人的活力之一途而急起图之，庶乎一切事业才有希望。”要复兴中国文化，得从教育着手。卫西琴上述的理想与实践，后来对梁漱溟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6年，梁写了《人心与人生自序》一文，于次年1月8日在北平《晨报》发表。在这篇文章里，他阐述了研究孔子的心得：应该从心理学去下工夫，方能得其真义。他说：“我们应当知道，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基础。……儒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学派，孔子所说的许多话都是伦理学上的话，这是很明显的。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观，而所有他说的许多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远或近地根据着那个而说，这是一定的。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无头无脑地讲空话。”上述这种见解，显然是受卫氏（西琴）心理学之影响所致。其次，在这篇文章里梁还宣布了他的讲学计划。略谓：他已接受北京学术讲演会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会的邀请，准备在这个寒假里作系统的讲演，题目就是上述“人心与人生”。准备讲20次，讲稿将来编订。该书《序言》先刊布出来，其目的是“使人略知道讲题的来由而已”。
这时，梁的生活很困难，已经到了长年坐食，有债无粮，不好再向下延拖的时候了。因此，梁与邀请单位提出征收听讲费一事，以资贴补。后来对方经过会商，表示同意。（此事，在笔者与他谈到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些单位在举行学术报告时有征收听讲费的情况，并以此为新闻告诉他。他说这些事不新鲜。过去他在北京作学术讲演时，就实行过了。说此话时，其神情显得很得意似的。）关于这次学术演讲，因故未能坚持下去，大约讲了一个来月便结束了，然而却积累了一部分讲义。后来它经过梁不断扩充整理，到1984年才公开出版，书名为《人心与人生》。
救国必须走“乡村自治”的道路
梁漱溟虽然在京郊闭门读书，但对国家时局还是很关注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和主张。正因为如此，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等人于1925年邀请他南下广州共商国是。然而，他对当时的局势还未有意见，故未能成行。到了1927年，根据他的观察，对多年来困扰他的民族前途问题，悟出了一些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便是要“否认一切西洋把戏，相信我们自有立国之道”。这便是他的文化观念在政治上的表现。由于他有了定见，因此，同年5月他应李济深等人前年之约到了广州。李济深时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总司令及第四军军长。他与梁漱溟过去在北京早已认识，而且交往甚密。所以两人见面时，梁便问道：“你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李很持重地回答说：“现在最要紧的是统一，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梁又问：“怎样才能统一呢？”李说：“我是军人，在我们军人而言，其实就是要军人都拥护政府。这所谓政府自然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梁听了冷然地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李听了以后，感到出乎意外，无言以对。后来梁回忆说：“当时我南游之意，实没有想去发表自己的政见和主张，因为那时正是中国国民党处在兴旺发达的时期，岂能容得别人有异样的言论。我在广州只住了一周便去乡间歇暑去了。”
梁、李二人这次见面，关于时局的谈话，彼此没有达成共识，但李对梁的学识与为人，还是敬重的，故电请南方国民政府发表他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梁则认为既不合时宜，又无轻就之理，于是坚辞不去上任。这年年底，李济深再次请梁出山，向他请教政治方略。梁到广州后与李进行彻夜长谈。梁很坦率地对李说：“中国在最近的将来，不能不是一些分裂的小局面，而在每个小局面中，大权仍然是集中在个人手里。我期望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李听后不甚了然，便问如何开这条路。梁坚定不移地回答说：“这条路就是我所谓的‘乡治’”。紧接着梁对自己的上述主张作了一番讲解，大意是：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自治入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李济深听了讲解后表示同意，便请他在广东试办“乡治”，并委任他为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委员，兼省立一中校长等职。
1928年，他在广州开办乡治讲习所，分10个题目讲述，听众千余人。是时梁的思想，仍不出英国式的宪政范围，但有鉴于英国式宪政在中国往往流于一纸空文，于是他便竭力主张从地方自治入手，将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结合起来，搞成一个自治体，即上述的所谓“乡治”是也。但如何把理想变为现实，这时他心中还没有什么底细。为了办好“乡治”，这年春天他到南京，参观了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在乡下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陶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创造的，校址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的一个小乡村，原名晓庄。该校初建时一无所有，全校师生不过数十人，在校长陶行知的带领下，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地上盖起教室、图书馆、办公室、大礼堂等等，应有尽有，显示出“自立更生”的高贵精神。学校的办学方针是“教学做合一”：事情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其目标是要培养乡村儿童和民众教师。一方面是能够教导儿童，办一所良好的乡村小学校；另一方面是能够辅导民众，将他们自己所办的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上述这些办法和精神，对梁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返回广州后，即在省立一中向全校师生作报告，介绍他参观的印象与感想。他说：“晓庄学校有三点很合于我的意思的：（一）有合于教育道理；（二）有合于人生道理；（三）注重农村问题。”接着他分别作了解释，并介绍了晓庄学校的教学与生活情形。他说：“该校在开办时，没有房子住，就在山下立起三五顶帐幕，几个人对着帐幕升起旗子来，就举行开学典礼。后来人渐多才分投到附近农家去住。现在因为校舍不够，还有住在农家的。他的用意在使学生能和农民一般吃苦，并且深知农民问题，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很平民化，穿短衣服，时常光着脚如同农夫一般。校长常说他们要有三种打破：一是打破课程与生活的分离隔阂；二是打破教师与学生的分离隔阂；三是打破学校与社会的分离隔阂。”上述这些，梁认为至少有两种好处：一是能培养学生的能力，使他们得到真学问，改变城市教育的那种师生分作两级，治者与被治者，脱离社会生活的弊病。二是有合理的生活。生活平民化，改变城市教育中那种无能力又不平民化，不能做事又要享受贵族生活的坏习惯。基于这种认识，他想在广东省立一中推行晓庄学校的办学原则和方法，改造学校，并为理想中的“乡治”寻找门径。
上述讲话是1928年11月6日讲的。过了一月，他又作了一次报告，详述他改造“一中”的办法，并拟成立一个教务委员会来作为管理机构，请徐名鸿，张俶知和黄艮庸三位委员来帮他处理日常工作。一切安排妥当，准备于1929年春季开学后实施一切改革办法。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由于李济深因桂系反蒋而被调往南京，时局发生变化，因此梁的愿望与计划，一时难以实现。他看此情形在广州无所作为，于是把学校的事交给黄艮庸负责，自己带领一帮人离开广州，由南到北去各地考察当时正在一些省份掀起的乡村改进运动，准备将来回省推行“乡治”。
1929年2月，梁得到广东政府的资助，偕其同志冯炳奎、周用、马毓健、伦国平、杨遂良等人，离开广州到上海，旋即参观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问渔等人在昆山安亭乡徐公桥办的乡村改进会的办公处所及一所小学校。他们的改进事业，总的说来，是要农村有组织，农民有自治能力，农村经济改进，农业改进，文化增进，一般生活之改善，等等。梁观看了实际情况，并听了黄、江等人的介绍，感触良多。他说：“我看到提倡职业教育运动的同人，回转眼光视线到农业上、到农村上，而一向的职业教育运动转变成功为一种乡村改进运动或农民运动，是令我非常愉快高兴的。”接着他对改进的一些做法，如人是从外面聘请来的，办公所是外面贴钱修建的，道路是外面贴钱修筑的，教育是外面贴钱来举办的，等等，提出批评意见。他认为：这样做困难虽没有了，但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农村这么大，数十万农村之多，如果每村都靠外力来维持，那么所要的钱和人才从哪里来呢？若说做完一处，再做一处，并希望别人闻风兴起，那只怕中国民族的命运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因此他主张人才与钱的问题，必须以取材于本地为原则。若拿这个标准来评论徐公桥的做法，显然是不能达到普及效果。最后他很坦率地对其他主人说：“诸位是在现状下尽点心，做些应做的事；而我则要以‘中国’这个大问题，在这里讨个究竟解决。”但要如何解决这个大问题，梁也说不清楚。他的主张如何实现，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还是在摸索过程中。
在参观过昆山徐公桥的乡村改进事业后，他往北走，到了河北定县参观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在该县翟城村兴办的乡村改进事业。梁等在米阶平、冯梯霞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这个模范村。这个村三百几十户人家，家家都有副业，如纺纱、织布等等。因此，生活比较富裕，故有“家给人足”之称。村中设有村政委员会，训导本村之自治。村中所办事，主要有两所学校：一是男校，二是女校。平教会在翟城的工作，一部分是推行平民教育，一部分是办理社会调查，并设有农业及牲畜改良试验之农场，植树造林，挖井抗旱，故农产量为之大增。梁参观后评论说：平民教育之转向农民身上，并扩大充实其内容意义，当然是一大进步，但“中国”这个问题不是从教育上或从一种社会事业上能得到解决的。他认为农村的改造，根本出路在于开发产业；若产业不能开发，则其他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若单从教育上下工夫，那是无济于事的。
之后，梁等又转到山西太原。在此他们又参观了该省在沁源、汾阳、介休、赵城等县兴办的乡村自治情形，并到五台县河边村拜会了正在那里休养的省长阎锡山，与他讨论乡村自治等问题。当时阎锡山有两句名言：“用友不如用民，用民不如民自用。”还有一句叫做“用众治众”。大意是说，村政是最好的民众运动，因为是全民的，所以与工会、农民协会等运动不同。如果照农民协会的办法，在他们看来，是有意分化社会，利用乡间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作对，形成阶级斗争，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由此可见，阎推行乡治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政权。
梁漱溟在参观过山西省的村治后，对他们的主张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不过对其所采取的措施，认为缺乏自治的精神。如村长一职，多数落入土豪劣绅之手，而这些人常是借着“公事”以达个人目的。他们上可交结官厅，下可欺压百姓，从中取利。于是梁不无感慨地说：“当此无法律无秩序时代，生存竞争激烈，此种人应运而生，实属势所必然。可以推想村长一职，落于此等人手者居多，结果，村制定了！自治完了！只是这某人自治罢了！”除村长问题外，还有村民、制度、钱财、办事、筹款、薪金等问题，他都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不同的意见供对方参考。最后他总结说：“对于山西村政的批评两句话可以尽之。一面是太过不注意；一面是太过用力气。”大意是说：当政者没有看到问题的难处，不顾客观条件，依靠行政或主观上的愿望强力推行乡治，其结果事与愿违。在他看来，全无引人民自动的好方法，而只是靠上面用力去推动，结果是大推大动，小推小动，不推不动，最后怕是推也推不动了。因此他对阎锡山说：“天下事，还得自然些才行，硬做是做不来的。”
梁漱溟在参观过上述三个地方后，按原计划是要返回广东的。但由于同年3月李济深在南京因反蒋事发而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此后时局也随之起了变化，因此梁也不能再返回广东了。对这段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我离开了广东。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
到河南办“村治学院”
嗣后，梁便落脚在北平，寄居于清华园内，准备将平日所思考的问题写成《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公诸于世。后来因故未能写成而中道停笔。正在这时，梁接到友人王鸿一来信，称：“阎锡山、赵戴文深感中国必须别求出路，誓愿尽力村治建国运动，函盼北来，共商一切。”王是山东郓城人，早在1921年任山东政治教育专员时就已认识梁漱溟，那年梁到山东讲学，就是他建议山东教育厅邀请去的。这时他在山西做阎锡山的幕僚，梁是时滞留于北平，无甚紧要事，故于当年秋应邀赴太原。
梁到太原后，即往晤阎锡山。阎对当时国内各方军阀存在一触即发的内战形势，表示忧虑，因此请梁到太原来就如何治理山西及在此混乱时局中如何得以自保等问题，向他请教。此行，后来据梁回忆说：“阎初求避免战争，率知其不可得，转而谋改造政局。其改造理想，初意盖有如鸿一所云‘别求出路’者。别求出路，意指中国不当追从于欧美或苏联。……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对上述问题，梁认为“制度”之事，是从事实中逐渐形成的，并非悬想可得，故置而不论。但人们处于旧制度崩溃而新制度未成立之际，民族文化根本崩溃，外来文化杂然并陈之今日，其所大患在于法制屡更而均无效也。在此混乱时局中，他对阎求避免内战之用心，深感敬佩，并希望阎能“不易不移，终其斯志”，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建设民主政治。此外，他还劝阎氏，以沉痛之言，揭穿时局真相。他说：“一切党治民主之名，均无所用之。问题关键不在虚慕民主，而必在国人肯说老实话。”对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非常反感，主张“党外有党”。按照他的意思，国民党应该承认异党之存在。至于国家之政治制度，他主张地方分权而治，大权集中于中央的政体。他说：“窃意中央之于地方：（一）宜以领导地位自处；（二）以联络中心自处；（三）以监督地位自处。”试以经济建设为例：召集会议，统筹规划，方针自寓于其中，设施之事则委于地方自为之。除上述之体制外，他还主张在中央设元老院或枢密院等机关，让国民党之元老居其中，初无一定职守，但关系甚大，如英王之于英国政治一样。梁上述主张和意思，曾当面向阎锡山陈述过，并在他离开太原时留下一封长信，再次给予表达。其效果如何？梁回忆说：“愚返北平后，从报纸得悉阎与南京电文往复中，曾提出有设枢密院之议，似本于愚之主张而来，但其内容又自不同。愚主张诸巨头分负地方责任，而以诸元老居中央，监临于上。阎电则请蒋与冯、阎等皆解除实际责任，同入枢密院。”可见，阎对梁的献策是有所选择的，并不是言听计从。后来，阎与冯玉祥联合与蒋介石对抗，内战又再次爆发。这使梁漱溟感到痛心和失望，于是他认为阎锡山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干的又是另一套。梁对此愤恨累日，最后写了一封信给阎锡山，辞去顾问之名，并谢却其每月致送之重金。
1929年秋，梁因王鸿一之介得识梁仲华。梁仲华当时奉河南政府委派筹办河南村治学院，遂邀请梁漱溟帮忙，并约他接办《村治月刊》。梁搞的是“乡治”，王鸿一、梁仲华等人搞的是“村治”，其实质都是一回事，因此梁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接办了王鸿一1929年1月在北平创办的《村治月刊》，并受聘为河南村治学院的教务长。该院是王鸿一向当时占据河南的冯玉祥建议，得到冯的赞助而成立起来的，院址设在河南辉县百泉，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仲华和王怡柯。他们都是河南省村治派的代表人物。该院于同年12月招生，翌年1月开学。梁参与筹办。开学后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之前，他发表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阐述了该院办学的宗旨。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是一村落社会，因此谈到国家建设就要着眼于农村问题之解决，除此必无生路。改造中国政治，也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也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做法，首先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好合作社。他在该文里说：“农村产生合作组织既立，自治组织乃缘之以立，是则我所谓村治也。”又说：“政治意识之养成，及其习惯能力之训练，必有假于此；自治人才与经费等问题之解决，亦必有待于此，顷所谓借经济引入政治，实为不易之途；有异于此者，断知其失败而已！乡村自治体既立，乃层累而上，循序以进，中国政治问题于焉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必与其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文章后部分谈到该院具体方针时，他说：“本院秉承本省省政府委员会会议决案以成立，分设农村组织训练部、农村师范部两部。农村组织训练部盖根据本党政纲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之条，暨总理遗教地方自治之政治组织同时并为一经济组织之旨，以从事农村组织之研究及其实习训练。农村师范部盖本诸教育界所公认乡村教育必当特别致意之旨，以从事乡村教育之研究与训练。至若农业改良之试验研究，自亦属分内应行致力之点，故并附办农业教育及其推广。”综上所述，前部分谈其乡治思想，后部分谈其办学的依据，主要还是根据当时政府的条文及孙中山先生有关地方自治的遗教，然后再结合自己的认识而归纳成文的。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梁在乡村建设问题上的理论及其主张，是一篇代表作，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
梁在另一篇《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中说：“我们几十年愈弄愈不对的民族自救运动，都是为西洋把戏所骗（自是出于自家的迷惑颠倒，怪不得人家）。殊不知西洋戏法，中国人是耍不上来的。”又说：“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这段话明显地道出了他的思想和主张，仍然是坚持他过去的看法，反对一切“西化”，要往“东走”，走自己本国立国之道，即他所谓的“乡村自治”的道路。他的思想过去是着重于文化方面，这时不同了，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
1930年4月，胡适在上海《新月》杂志10号上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说：去年我们几个朋友讨论的是中国现状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说的朋友是罗隆基、潘光旦等人。他们几个请胡适先谈个大概，也就是“开场白”、“引言”之类的，谈谈他们对解决中国问题所持的观点、立场及方法、态度等问题。然后再由他们来分别就政治、经济、教育等问题写文章发表，以供社会讨论。胡适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写了这篇文章，就中国革命的对象和方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正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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