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刘毓庆国学对话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姚奠中,刘毓庆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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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奠中刘毓庆国学对话录试读：

前言

这本小书是专为庆贺恩师姚奠中先生百年华诞而结集的。书中的内容此前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主体部分是我向先生请教国学问题时的对话。先生谈到的问题很多，这需要有充裕的时间才能整理出来。这里整理出的只是国学中较系统的部分。其中《追寻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一篇，是受《文艺研究》主编方宁先生与编辑赵伯陶先生之约，所整理的专访。其余《什么是国学》及有关小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的六篇对话，连载于《山西日报》。这组对话产生的影响，是我始料不及的。不仅山西省内政界及文化界的不少朋友给予了好评并希望有单行本出版，就连省外也有朋友打电话来发表感受。由此有了《中华读书报》的约稿，有了《中华读书报》舒晋瑜女士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学脉在山西的传承》，有了姚先生、我与郭万金的“国学三人谈”专栏。随后北京大学出版社来电话约“国学三人谈”的书稿。可知这组对话引起的反响是积极的。同时此组在当时发表时，都有编者的按语，这有利于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精神，故此次出版一仍其旧。第二组是我在不同时间、应不同的需要撰写的几篇关于姚先生的文章。虽然都发表过，但有些在发表时因为删改较多，甚至有背愚意，易引起误会，故此次全文刊布，对前此之断简以作补充或纠正。第三组有我自己撰写的两篇关于国学的文章，还有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记者采访的文章。《国学在山西》是《记者观察》发表的专辑，也一并付于书后。

希望这本小书的结集，能使读者更多地了解先生的思想与为人。同时，以此为贺礼，恭贺先生顺时纳祜，抚序凝庥。刘毓庆谨记二０一二年四月三十日

追寻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姚奠中先生谈话录

编者按　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生，是现在唯一健在的章门弟子。姚先生1913年生于山西稷山，1935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后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并考取章太炎先生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1936年起，先后任教于安徽政治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云南大学。解放后先后在贵州大学、山西大学，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同时曾先后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山西省书法协会名誉主席、山西省书画协会名誉会长等职。他兼学者、诗人、书法家于一身，其治学也不拘于一隅，优游于文、史、哲各领域，有太炎先生遗风。本刊特委托山西大学文学院刘毓庆教授就其受业章门的经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问题求教于姚奠中先生，遂整理成此访谈录，以飨读者。（文中标●号者代表采访者刘毓庆先生，标■号者代表受访者姚奠中先生）

● 姚先生，据我所知，您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据说您是从无锡国专转到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国学师专当时名家如云，有良好的社会声誉，您为什么还要转到国学会？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转到国学会的？

■ 在入章门之前，我曾在无锡国专待过半年。国学师专确实不错。国专校长唐文治先生是一位理学家，曾任过前清工商部侍郎代尚书。无锡国专办学能兼容并包，有一批名家在那里执教。钱锺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曾做过那里的教务长，饶宗颐先生也在那里讲过课。顾实先生长期在无锡国专授课，他学识渊博，有怪癖，曾治一方印，曰“江南顾怪”。阎宗临先生是留欧的史学博士，也曾在那里授课。钱仲联先生是当时国专最年轻的老师。当时有一批名人之后在那里就读。如马茂元，他是桐城派大师马其昶的孙子；吴常焘，是桐城派代表吴汝伦的孙子。他们二人常以桐城派自居，我那时常和他们开玩笑，说自己是先秦派。当时无锡国专每年有一次几个年级一起论文比赛，经、史、子、集四道题任挑一个，要求两个钟头作成。钱仲联先生知我治诸子，于是指定我作《拟庄子〈秋水〉篇》一题，当时由冯振心等先生组成评判组裁定，我得98分，名列第一，马茂元也是90多分，位居第二。唐文治先生给我评语有“专心努力，可以追蹑子云”的话，这对我鼓励很大。我在那里其实也很好，但是因为对章先生仰慕不已，早在中学时代，就有了倾慕之心。这时听说章先生在苏州讲学，我便在同乡郑云飞(他是山西万泉人，是留日归国的学生)的带领下去章先生处听过课。听了几次后，就决定放弃国专学籍，转往苏州。那时钱仲联先生在无锡国专教一年级国文，他比我略长几岁，才留校不久，对我很客气，知道我有意到苏州投师章先生，十分赞成，于是介绍我认识章先生的朋友金松岑。金是《孽海花》前五回的作者，我去拜访他，他还把他的诗集、文集送给我。经过金先生给章先生写信介绍，我才正式由无锡国专转到章先生所办的“国学讲习会”。

● 这样说来，您进“国学讲习会”是由人推荐的了？是否当时有人推荐就可以进去？

■ 开始是这样。讲习会的学生只要有名人介绍即可，年龄差异很大，有七十多岁的，也有十几岁的，有的是从海外归来的留洋学生，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大学毕业生，还有成名的教授。像马宗芗，当时已是大学教授，《章氏丛书续编》的编者之一，又来听讲，当然受到了特殊待遇。

先生讲课是讲问题，许多人不懂，有的甚至根本摸不着边。因此一开始来的人很多，后来只留下了60多人。鉴于这样的情况，先生决定招收研究生，亲自规定，凡学历高、有著作者即可批准作研究生。如果没有著作，则可报名考试。我就是报名考试的，最后录取了7人，我是第四名，年纪最小，第三名是汤炳正（北平中国大学毕业的），第五名是李恭（是北师大毕业，在甘肃做过兰州师范校长，解放后是兰州大学教授，是著名的文字学、声韵学家），第七名是柏耐冬（是北平警官学校毕业的）。当然，许多老资格的未经考试也可自行研究，但不在正式研究生之列。

● 您是现在唯一还健在的章门弟子，亲沐章先生教泽，一定有不少深刻的体会和感受吧。

■ 是的（微笑）。开始蒋介石曾派人致万金为先生疗养之费，但先生深恶蒋的为人，拒不接受。来人无法回去交差，只好求助于汪东、黄侃等章门弟子，最后折衷用这笔钱创办国学会，先生才应允。因此我们当时上学除伙食自理外，一切学杂费皆免。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有一种优越感的。并且，在章先生门下与国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国专校长唐文治先生，为人极负责任，对学生也很关心，他眼睛看不见，常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谁在他跟前都不敢大声说话。当时我去见他，用纸条写上名字，由秘书传入，报告姚豫泰（我的原名）求见，方可入内。章先生则不然，很随便，谈什么都可以，谈轶事，谈学问，谈革命历史，谈风俗民情。问什么谈什么。现在有些人被誉为国学大师，但事实上所熟悉的仅仅是某个方面，不广，不博，不深。而章先生则是将整个中国学术的主要方面贯穿在一起的。我们无论找先生随便谈什么问题，他都有问必答，有时谈得极深，那才堪称“国学大师”。

那时我们除听课外，一般每周拜谒先生一次。有时集体去，有时单独前往。先生是余杭人，说的方言不好懂。我们去向先生请教时都带着笔记本，听不清的就请先生写下来。先生讲授《尚书》之时，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单就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考辨，旁征博引，如数家珍。我曾将听先生讲课的记录结合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编写成一本几十万字的《古文尚书讲疏》，可惜遗失于日寇战火中。当时除先生亲自授课外，汪东、朱希祖、马宗霍诸先生也代先生授课。

先生做什么事都很投入，往往半夜起来查书，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有一次因专注于思考问题，把墨汁当成了辣椒酱来蘸。也常常把回家的路走错。讲课也是这样，往往不知道休息，一讲就是好长时间。章师母担心先生的身体，要我们一听到打铃就下课，这样先生无奈，就只好休息了。而在生活上，先生却不讲究，也很少考虑。如在苏州买房子时，先生不会讨价还价，而连口称赞房子好，结果房主抓住了他的心理，把房价抬得奇高，惹得师母抱怨不已。

对于国学会的事务，章先生不直接过问，一切事宜都是由章师母管理。师母深入学生，特别对研究生每个人都很熟悉，和大家感情很好。她也常给我们讲些先生的趣事，当时有个常在先生周围的沈延国，我们对他不甚恭敬。沈的父亲沈瓞民是先生的朋友，也在学会授课。师母向我们解释：陈其美派蒋介石刺杀了先生的革命好友陶成章，陶成章遇刺的那天正是沈延国出生，因此先生把沈延国看作是陶成章的后身，对他爱护有加。这虽是笑谈，却体现出先生对革命同志的感情。

1936年6月14日，章先生罹患鼻癌病逝，就在去世的头几天，先生还在坚持为我们上课，在先生弥留之际，学生们集中守在院子里，先生的好友李根源等和学生汤炳正、李恭等守护在先生病榻旁。

先生辞世后，在师母的带领下，我们继承先生遗志，将学会继续办了下去，师母因学会学生参差不齐，所以开设了预备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在研究生中选了三个为预备班带课。让我教《中国文学史》，这是我一生教学之始。

● 照您这么说，章先生是非常有个性的了。据说黄兴遗嘱要章先生给他作墓志，谭延闿书写，章先生把墓志写好了，谭却不敢写，因为文中对当时徐世昌等北洋军阀无情指斥。有没有这么回事？

■ 确实有这回事（笑着说）。先生一生骨鲠，他对一切罪恶势力深恶痛绝，自然要借各种机会抨击他们。如南京召开纪念辛亥革命烈士的追悼会，先生却撰挽联说：“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人听说是章先生送的挽联，马上就打开准备悬掛，但一看到是这个内容，顿时就傻了眼，赶快收拾起来。先生有个亲戚，参与“中日塘沽协定”后来见先生，先生立刻拿起棍子将他赶了出去。可冯玉祥将军前来，先生则以礼相待，冯将军对先生十分景仰，过年节还要来给先生磕头拜年。因为先生对人不留情面，因而有人捏造了先生骂孙中山先生的挽联说：“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事实上，尽管章先生在革命行动上与孙先生有过矛盾，但二人友谊始终不渝，此显然为别有用心的人所伪造以贬低中山先生，应当澄清。先生确实有一副挽孙中山的挽联，内容是：“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何曾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旧物，然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痛惋之情，溢于言表，这才符合孙、章二先生的交谊，也符合章先生的身份。这段故事，我当年在安徽也曾给学生讲过，当时国民政府督学检查学生笔记发现这段内容，认为是对国父不敬，找到校长，校长打圆场说这是章疯子的学生，这才作罢。

● 章先生对于军阀及罪恶势力的憎恶，对于孙中山的哀悼，这实际上是革命精神、革命情感的体现。

■ 是的。先生始终坚持民族、国家大义，对国家、民族前途有一种深切的使命感、责任感，正因如此，他才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对于个人利害得失全不计较。像他开始对于维新变法也是支持的。康有为流亡南洋，他也曾写信表示安慰，康非常感动，还回以长信。但后来康有为由变法转向保皇，先生则撰名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其决裂。再如自立军，尽管先生并不认同，但当自立军被镇压，领导人之一沈禹希被害后，他仍写诗哀悼，说：“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也正是由于这种使命感、责任感，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先生才创办国学讲习会，欲保国脉于一线。

● 您认为章先生在文化、学术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 在文化、学术方面，先生最大的特点，应该说是面对社会不断前进。这和他的革命精神是相一致的。对于传统文化，先生反对因循守旧，而是要发扬光大。对于传统学术的研究，先生力主和现实联系，有利于社会进步。在这方面，能够继承先生精神和作风的人不多。比如对小学的研究，他的学生就不及他进步，像黄侃，他的名气很大，有人把章、黄合在一起称“章黄学派”，其实章和黄不是一回事。黄侃研究古韵有创见，被先生肯定，但没有进一步开拓，较窄，而章先生则向语言学发展，他以统一全国语言为目标，首创了拼音字母，后来叫作注音字母。这对汉语言学的发展贡献很大。再如对诸子，一般朴学家都是考证、注释，像他的学生刘文典研究《淮南鸿烈》，名气很大，可还是老一套。而他却搞哲学，且与印度、西方哲学相印证，可以说是朴学家中第一个对诸子进行哲学思想研究的。同样他的革命精神，能够继承的人也很少。辛亥革命后，先生从事民主革命任务画上了句号，后来军阀混战，他也无可奈何，留在人们心中的只有他的革命精神，而真正贯彻先生革命精神的只有鲁迅，不过先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代表，鲁迅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代表。所处时代不同，精神却是一贯的。

先生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绝非后来人想象的老夫子。前几年有个笑话，有人写文章说，先生结婚是长袍马褂的旧式婚礼。这完全是瞎猜，我曾撰文反驳，并附上照片，他穿的是西装，孙中山、黄兴都参加了，主婚人是蔡元培。有人想当然地认为研究国学者必然守旧，但实际上先生对于传统文化是要“恢宏而光大之”，为时代的需要服务。

● 关于章先生您谈了这么多，请问您对章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 想起来我对章先生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国家、对民族、对民族文化的使命感、责任感。先生在同盟会初期就写有《革命道德论》。认为参加革命而无道德就是投机。他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自任以天下之重”。肩上担负着社会革命和文化传承两副担子，他在上海狱中写的“自记”中就明确提出来了，我曾把他的话写成篆字条幅悬于座右。

● 章门弟子，以声韵、训诂出名的不少，您似乎对于这方面不太重视，而偏重诸子，是吧？

■ 不是不重视，而是不专研。谈国学而不懂声韵、训诂，是不行的。我重在用，即用专家的成果为研读古书服务。我在各校教书，只开过文字学课，没开过声韵学。对诸子，从初中时起，就买了《十子全书》，泛读后，最喜老、庄、墨三家，特别是庄。到章门后，发现章先生就是重视诸子，这坚定了我的信心，章先生文章中有两段话，现在抄给你们。

一段是先生在写给《国粹学报》主编邓实的信中提到的：“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龠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

另一段是先生在《菿汉微言》中提到的：“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世固有见谛转胜者耶。后生可畏，安可质言？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诮，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故，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

所以，我的研究方向，就定为诸子，而以庄子为重点。章先生也很赞成我作诸子。我的研究生论文是《魏晋玄学与老庄》。我研究庄子，主要是看重庄子对人生的作用，特别对精神修养的作用。使人思想开阔，毫不偏执，而意志坚定。有些人认为庄子是相对论，其实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没有真正理解庄子。庄子认识事物、事理都是相对的，但又提出“道通于一”、“莫若以明”，这就是说，从一般层次上看，事物是相对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从更高的层次看，就可以看透事物，就“明”。庄子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待人接物就不会偏执。我在思想上颇受其影响。

● 我跟随您三十年，深深感到先生身上有太炎先生的遗风。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学术上非常重视“国学”，在行为上则重视对现实问题的关怀。无论写文章，还是平时的言谈，都充满着对国家、对民族、对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先生之所以致力于诸子研究，也是因为看到了诸子思想与现实的更多联系。就书法而言，先生是国内大家，河南有人发表文章，说先生是三百年来碑帖的终结者。还有人称先生的诗、书、画、印是四绝。但据我对先生的了解，先生并不以书法家、诗人、画家、篆刻家自居，而是把诗、书、画、印作为“国学”的一部分来对待的，目的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和发展，同样体现着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在这方面，是否也受到了章先生的影响？

■ 影响是有的。我高中毕业时，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前途发生了争论：一位说：“你应该走美术道路，一定能成为大家。”一位却说：“不，你读古书多，文字好，做学问才是正路。”我没有管这些，只是不由自主地二者并进，以学问为主，但并不妨碍在艺术方面的追求。在伯父的严格要求下，大小楷十年不间断。上中学起，每学期回去都要交作业；从小爱画，见甚画甚，常从旧小说插图中描人物，而初中时期有两位李老师，一位张老师，对我在书画上帮助很大。他们有不少从上海购置的名家复制品，开拓了我的眼界。同学有几位爱好书法的，大家常互相议论、批评，很活泼、融洽。那时给人写字、画画不少，还应一个卖画老头的要求，作了些冒充名家的伪作。后来从北方到南方，见得多了，随时吸收各名家的优点。对坏作品，我也会看重它坏在哪里，如何去改。进章门后，得到了太炎先生的指点。章先生提出“汉碑头”《天发神谶碑》、《三体石经》、《石门颂》、《郑文公碑》、《张迁碑》、《曹全碑》等碑刻，说要放得开，收得住。我从练习实践中体会其中的道理，结合我用过力的颜楷觉得大有益处。画喜欢米芾、石涛、不喜王石谷，印喜“汉铜”，不喜纤巧一派。在无锡曾拿自己刻的图章，请一位老篆刻家看，他一看就说太火，要朴实，不能剑拔弩张。后来我买到一部《汉铜印丛》，专学汉铜，两年后，到杭州西泠印社参观才又参考近代名家。那时苏州展览特别多，遇到好的，往往流连忘返，等到从教后，书、画、印都作的少了，只是遇到有同好的朋友，才相互切磋创作。诗，在初中时写七言歌行，订成一本。到高中，专写五古，发表过几篇，抗战初才写五、七律、绝和词，功夫不深，不过都属于感时抚事，很少风花雪月。喜欢旧小说中常说的“怎见得，有诗为证”，就是作诗证事的。只偶尔作一两首，自己刻有一图章，文曰“未能高咏”，不敢以诗人自居。

● 但我觉得您的诗中，有一种激人奋发的精神，没有文士气，而是英雄气。比如前些年您写的：“清明才见草生芽，北国难开二月花。寄语东风须著力，但期新绿遍天涯。”表达了对山西教育现状的焦虑与热切关注，我就很受感动。确实我从您身上看到了太炎先生的影子。

■ 我认为诗、书、画、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既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一面，同时也能表现中国文化以“中和”为美的基本思想，从中可以陶冶情操，使人格得到升华，丰富内在的精神世界。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就是指“因心以会道”，完善自己的人格。这种东西西方没有，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是人类非常宝贵的一份精神财富，无论如何都应该重视。这几年，各级电视台，包括外省的电视台，以及一些报刊，多次对我进行采访。《书法》和《中国书法》有多次专题刊出作品和评介。去年《书法》和《中国书法》又都连载了我的多幅作品，并进行文字评介。事后又都寄了稿费，赠了书，并退回了用过的资料。真感谢他们，这倒不只是为了我自己，而是感谢他们对文化事业的关心、支持，感谢他们为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努力。如果没有这样一些热心于文化事业的人，而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我真担心“此道绝矣”。到那时，那将会是全人类的遗憾！

● 记得上大学时，每次拜访先生回来，我都要记一篇长长的日记，为先生的博学与先生对于社会人生的关注、对文化事业的关心，以及那种深切的使命感、责任感所感动。我想，作为一个文化人，不能只在书斋中生活，而应该有一份社会关怀。今天听了，仍然有这种感觉。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每次一提起这个话题来，您总是“一发难收”。那么，现在我想就文化方面的问题请教先生。“文化”可以说是时下最为时髦的一个词了。人们动不动就谈文化，如什么旅游文化、根祖文化、青铜文化之类，似乎什么都成了文化，您对此有何看法？

■ 时下“文化”一词确实用得有点烂。很多事物都莫名其妙地戴上了文化的帽子，这是很成问题的。如现在一般把出土文物叫做文化，像什么“青铜文化”、“彩陶文化”以及“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等等。事实上，出土文物及人类活动遗址，只能代表文明，而不能叫做文化。“文化”重点是“化”字，是在文明基础上的升华，是属于精神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有文治教化、精神财富等多重意义。而出土文物只是一种物质表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充其量只能称“文明”而不能称“文化”。因为“文明”重在物质表现与人类行为表现上。“文明”有个程度问题，文明程度高，就表示进步；低，就表示落后。而文化则不然，文化与文化之间，往往表现为质的不同，而不存在着程度高低的问题。因此把代表人类不同历史时代的出土文物或遗址称作“文化”，是不准确的。至于“旅游文化”、“根祖文化”之类，其内涵到底是什么，难以说清，就更是没有道理了。

● 对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根据地域与文化性质的不同，习惯上有三晋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河洛文化之分，您觉得这种划分能否成立？

■ 我觉得这样划分，从地域上考虑的因素多了些，而从文化性质上考虑的少了些。像“三晋文化”这种提法是可以成立的。“三晋文化”以法家思想为代表，三晋百年称霸，法家人物基本在三晋，法家主要目标是富国强兵，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这就要求“变”，不适应当代需要的就要“因时而变”；而要“变”就必须有“势”——有权势才能有力量“变”，因此只有依靠君主。集权于君主而君主控制臣下，则依靠“术”，这却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发展为绝对专制。像秦国依靠变法统一六国，但最后由于绝对专制而被葬送！赵高篡权，公子扶苏、大将蒙恬被杀，李斯最后也不免“黄犬之哀”。像“齐鲁文化”就有问题了。齐和鲁是不一样的。鲁是儒家的大本营，其思想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的，是周文化的继承、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在这里形成的文化可以称作“周鲁文化”。而齐则是阴阳家思想的大本营。把齐、鲁归在一起，显然不合适。倒是燕和齐还有些相似。燕齐临海，海上变化多，是阴阳家学说所由来，对于后世影响很大。可以称作“燕齐文化”。至于“荆楚文化”，从近年来的研究看，自然也有自己的特点、内涵，但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来谈，还得做新的考虑。因此一般我不谈“荆楚文化”。我的老学生许可曾给我提出意见，说为什么不谈楚文化？事实上，楚国文化以屈原为代表的还是儒家文化。从《离骚》中就可以看出来，屈原的伟大贡献是文学，他并未在思想上创造什么。有人把道家思想说成是楚文化的代表，这不合适。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原先都不能说是楚国人，不能代表楚文化。老子是厉乡人，原属于陈国，陈是郑、宋、楚之间的一个小国。后来楚灭了陈才归了楚，文化上与楚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厉乡距楚的中心郢都有千里之遥，而距宋的中心商丘还不到百里，比离陈国的中心还近。庄子宋国蒙人。如果从文化区域上考虑，应该有个“梁宋文化”。司马迁说过，“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此梁宋也”，老、庄便出于此处，他们应该是梁宋文化的代表。因为这里是“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因而汇聚各路思想才能产生老庄思想，而老子又做过周的史官，掌握历代“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故能“秉要执本”。道家的思想，不只是高，更重要的是深邃。

至于河洛文化，这是河南人提出来的，当然可以。不过从现在这种划分的根据看，主要是以河南境内关于上古时代的考古发掘为依据的。这对于认识河南的三代文化可能是有意义的，但从传统学术的角度看，“河洛文化”的代表应该是纵横家思想。纵横家的最大代表苏秦、张仪都是这里人。张仪是魏人，魏的中心在河南。苏秦出生在洛阳，洛阳也是“天下之中”，是政治中心，在这里可以揣摩各国军政，许多策士实际上都受苏秦的影响。这些思想，到汉代逐渐统一于以儒为主的统治思想之内。

●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有一批人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文化，传统文化使得中国落后了，所以应该予以淘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 恰恰相反，现在是需要以中国文化来拯救世界。现在许多国外的学者都在研究中国文化，《老子》就有几百种译本，仅次于《圣经》。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未来的意义其实要远远大于以物质为中心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强调竞争，对于互相冲突，习以为常。而中国文化则强调和谐，使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像中国对待宗教、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西方一个宗教内不同派系间都会争斗，而中国各种宗教却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倡“三教合一”。中国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发展，追求共同富裕，这些都是儒家的“恕”的传统，从而使各种不同力量合在一起，互相尊重。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许多外国学者像汤因比等，早就注意到了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未来的意义。

● 不管怎么说，在科技、经济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方，这是事实。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是有着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历史悠久，文化优秀，民族优秀，可是在科技、经济方面却落后于西方国家。既然优秀，为什么会落后？我感到这中间有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您觉得呢？

■ 是的。西方文化中高扬的是一个“利”字。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这一文化价值取向确定的发展目标。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必然会驱动科技的发展，因而西方在物质的现代化方面，就显得格外突出。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高扬的是一个“义”字。贵“义”贱“利”，是这一文化的价值取向。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义”。“利”只有在服从于“义”的时候，才被接受。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都是把精神的追求放到了第一位。请想想，为了“仁”、“义”，连命都可以不要，还有什么物质利益不能舍弃呢？这样，中国古人自然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不会做过多的考虑了，而在对于事物的处理上，必然要权衡“义”、“利”。

●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汉宣帝时候，西羌造反，当时国库空虚，关于筹措军费的事，大臣们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让囚犯掏钱赎罪，赎罪的钱用于军费。另一个方案是加大税收，让百姓负担。用现在人的观念看，第一个方案是很不错的，既解决了军费问题，也不会加大百姓的负担。但在当时被否决了，而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原因是，如果让犯人掏钱赎罪，尽管可以筹措到钱，但其后果会造成人对“利”的追求，钱既然可以买到一切，人们便会为钱奋斗，这样会把老百姓引到唯利是图的方面去。而加大赋税，是让老百姓懂得“义”，知道君民一体的道理。国家有了难，老百姓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国家度过难关；如果百姓有了难，国家也会打开国库，救济百姓。这有关“教化”，利于长治久安。这可说是中国人在“义”“利”取舍上的一个典型例子。

■ 是的。西方文化关注点主要在物质利益上。追求利益，自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这必然会产生相互竞争，出现不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点主要在伦理道德方面，重在培养君子人格。《论语》中的孔子，便是中国人的人格楷模。孔子说：“君子喻于义。”“义”是什么？义就是正义，是一种伦理规范，在行为上就是人间一种正气的表现。心中有个“义”字，便会行得正，站得直，把自己的利益搁在一边。中国的君子考虑的不只是自己，而是自己周围的人，或者周围的环境，考虑如何营造一种心情舒畅的环境，让周围的人感到温暖，感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君子不是为自己活着，多半是为了自己所依附的群体，如家族、乡里、民族、国家等。所以古人又说：“利物为义。”从道德评价上说，中国文化肯定的是君子，君子的行为是高尚的；西方文化肯定的是利益争夺，按中国传统观念说，这是小人的行为。孔子说：“小人喻于利。”小人的行为是庸俗的。但科技与经济，偏偏是在庸俗中发展的，是在人的征服欲与占有欲极度膨胀的状态下发展的。君子的高尚带给社会的是快乐，是精神上的舒畅，而不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不能在“高尚”中发展，“现代科技”的飞船只能在庸俗、丑恶、贪婪的跑道上起飞。然而人类的和平、安宁、幸福与快乐，能在庸俗、丑恶、征服欲与占有欲的无限冲动之中找到吗？从表面上看，物质利益比伦理道德更实惠，因而人们就感到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先进。但是请问，在日常生活中，谁愿意跟唯利是图的小人交往呢？与小人交，时时刻刻要提防被坑；与君子交，则大可放心。人们尽管可以让自己成为“小人”，但却非常愿意周围的人是君子。君子人格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培养出来，以利益为目标的西方文化，与君子是无缘的。正是因为人们认为君子好，君子受人尊重、钦佩，所以才出现了“伪君子”。简单地说，西方文化重物质，中国文化重精神；西方文化认可竞争，中国文化注重和谐；西方文化注目于个人小团体的眼前利益，中国文化则是要为人类开万世太平。

● 说到这里，又使我想起了几件事：汉元帝时，中国人就发明了温室技术，冬天可以吃到新鲜蔬菜。有个叫召信臣的人给皇帝上书，要求禁止。理由是，这是非时之物，违背自然规律，吃上未必对人有好处。皇帝听了他的话，便禁止了这项技术的发展。现在科学研究也证明，反季节蔬菜，会导致癌症发病率的上升。西汉后期，人们为了发横财，大力开采矿产，铸铜钱。有个叫贡禹的大臣给皇帝上书，要求禁止开采。理由是：地藏空虚，山不能含气出云，会导致水旱灾害的发生。明朝晚期，有人制造出了机关枪，一次可发射28个弹丸。但后来他毁掉了。因为他感到这是缺德的事，一旦生产出来，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这就证明，中国先贤考虑的不是眼前的利益，而是万世的太平。

■ 你说得很对。就从中国人的智商来说，并不是没有能力发展科技、经济，绝对不是！中国人对于科技，“不为也，非不能也”。如果中国古人不是用“义”节制对“利”的追求，五千文明古国，说什么也不会在科技上落后于美国。假如中国人要像西方人那样，让征服欲与占有欲无限膨胀，明朝晚期发明的机关枪，就可能把世界全部纳入中国的版图了。但出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不能那样做。中国人追求的是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发展，当科技、经济有碍于人类身心健康、威胁到人类未来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遏制它的发展。这是中国近代在科技上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主要原因。但科技、经济上的落后，并不等于不优秀。西方文化支配世界，不过短短的一、两世纪，就把地球搞得乌烟瘴气，使人类感到了种种毁灭性危机。而中国文化，从孔子建立经典文化体系开始算起，至十九世纪，少说也有两千几百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中，中国始终是东方的老大。但中国人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老大就去欺负小弟弟，去侵略周边小国。相反还要保护周边小国，使他们能够和平发展。中国圣人的教导是：“远民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而不是动用武力。在中国文化的支配下，东方社会平稳地发展了两千多年。维持两千多年社会和平发展的文化，与只有二、三百年历史便造成人类危机的文化相比，难道还不够“优秀”吗？

● 看来“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为了万世太平，就必须搞和谐。我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庸”，中庸基本的内容就是包容、和谐。就好像太极图，阴阳两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包容，又能和谐地处于同一体中。中国文化能保证东方社会两千多年的平稳发展，最根本的恐怕就在于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

■ 你的理解是有道理的。现在人类最缺少的看来就是中国的这种精神。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整个世界处在了一个用枪炮对话、用商品对话的时代。互不相容、极不和谐的人类现存状态，使人们感到了人类的生存危机。不少思想家、哲学家，焦急地寻找着摆脱死亡恐怖的解答，寻找着拯救人类灵魂的方案。于是一些学者把目光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上。认为只有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和谐思想，才能唤醒为金钱、为利益争夺而失去本性的灵魂，才能化解世界的仇恨以及人类的贪婪性与侵略性，使世界各国平等地坐在一起，使人与自然友好相处，消除现代世界的种种纠纷，成为世界大团结的粘合剂。世界需要中国文化，中国的中庸思想，也将会为世界上因生存竞争而弄得疲惫不堪的灵魂指明一条通向归宁之所的路。因此我认为，不少学者将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文化上，这是很有见地的。中国文化将会成为人类未来最明智的选择。我们作为中国的学人，应该自觉地承担起承传中国文化的使命，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我们不仅要以中国文化为主导，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同时要为建立世界性的“和谐大社会”做出努力。

● 照此说来，中国文化存在一个复兴的问题。我考虑了两句话：“修复中国传统，重建礼乐文明。”不知这样提是否合适。传统是虚的，礼乐则是具体的、实在的，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如能推行“礼乐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 这提法可以。“礼乐文明”好得很！可以说是人类最理想的一种文明制度，孔夫子一生奔波，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礼乐制度”的实现。“礼”包括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尊卑秩序以及礼仪规矩等等。人的嗜欲好恶，都由礼来节制。在古人看来，人与动物不同的就是因为懂得礼。礼与法有点相似，但又不同，法是强硬的、缺少人情味的，而礼则是有温情的，是与道德、教养相联系的。在法的面前，人考虑的是敢不敢那样做；在礼的面前，人考虑的是应该不应该那样做。“乐”是指音乐。“礼”负责规范人的行为，“乐”则负责调和人的性情，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通过乐来表达，同时也可以在乐声中化解。好的音乐，可以激发人向上，如一支《常回家看看》，激发了多少人对父母的思念！所以古人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礼乐”的目的在于教化，诱导人向善，让社会处于平和的状态中。礼和乐结合，既有秩序，又愉快，所谓“立于礼，成于乐”，才是最高境界。“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是有道理的。现在大的秩序没问题，具体生活方面却比较乱，“礼”很乱，“乐”也乱得很。当然现在没有必要像周朝礼乐制度那样严格，但是礼乐精神仍应当予以重视。孔子当年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这说的就是礼的规范问题。现在看来一些问题也需要“正名”。比如现在行政区规划命名，就比较混乱。同是“市”，却有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不同。如果叫“王市长”，究竟是哪一级的市长呢？人很难辨清。同样是部长，却有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等部门之分，还有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之分。有的城市办的“师范学院”，把原来的历史系、中文系也改成了“历史学院”、“文学院”之类，“学院”里边又有了“学院”，这就更混乱了。其实完全可以借鉴古代一些名称，予以划分。现在的“乐”存在的问题更大，乱得很，流行音乐有不少不健康的东西，对人心起破坏作用。国家现在应该是“制礼作乐”的时候了，应该把“礼乐”问题好好抓一下。

● 孔子当时曾谈到过“正乐”的问题，您是否觉得现在也需要正乐？

■ 是“正乐”，也是“作乐”。在周朝，曾经有过采集民间歌子的制度，后来结成集子，这就是《诗经》。汉武帝也曾征集过一次民歌，我看就有一些是收的山西的歌。像《孤儿行》写“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写的应该是山西晋南万荣一带的情况。《雁门太守行》本词佚失了，但原词应该是与山西雁门地方有关的。《饮马长城窟》现在把本词颠倒了，把陈琳的当作本词了，把本词作为陈琳的了。其实“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才是本词，其中提到“慎莫稽留太原卒”，所以当是山西的。现在也应该做这样的工作，从民间采集音乐，把好的、思想健康的歌子，分类整理出来，在这个基础上“作乐”，这样的乐才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而现在是“以夷变夏”，民族音乐被变得不像样子了。我并不反对西洋音乐，而是主张发展民族音乐。音乐它不只是一种供耳朵享受的乐曲，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民族音乐，它与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内在精神是相一致的。他不像西方的音乐那样刺激，而是平和、舒缓，利于创造和谐的气氛，能化解人的戾气，引导人心向善。

● 多少年来，我从您的言谈中，总是能感受到您在时刻关注着现实，在寻找传统文化与当代人生之间的意义联系。今天听了您的这番谈话，我更觉得，几十年来您始终在追寻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不知我说的对吗？（姚先生笑了）（原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什么是国学

姚奠中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他的弟子刘毓庆是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他们因秉承太炎先生的真传，对国学有独到的理解。

他们师生关于国学的对话，对于廓清当前一般人对于国学的误解，加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很好的帮助。故而我们决定将他们的国学对话录整理后陆续发表。——编者

刘：当前学术界与社会上都在“炒国学”，不少大学成立了关于国学的研究机构。《国学论衡》、《新国学》、《国学丛书》、《国学宝典》、《国学备览》、《国学》、《国学驿馆》等刊物、丛书、电子图书、网站相继出现。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国学讲座与国学讲习班，有的地方还专门针对小学生设立了“国学馆”。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对于国学认识的分歧。请问老师您对“国学”是怎样认识的？

姚：我以前常自我介绍：我是搞国学的，国学是“文史哲不分，以小学为基础”。章太炎先生说：“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柢。”《说文》、《尔雅》就是两部最权威的小学著作。而我在这里强调“文史哲不分”，主要是针对现在的学科分类而言的。因为“分”的太细了，所以我才用“不分”来解释“国学”。当然国学中也有分类，传统分经、史、子、集四部，小学包括在经部里。章太炎先生则将小学独立了出来，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类。但这只是文献的分类，并不是分科。而文、史、哲则是分科。

刘：章太炎先生将小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是非常合理的。我的理解：小学是开启中国文化典籍之门的钥匙，经学是中国人的道德精神与价值核心，史学是中国人的道德坚持与价值判断，诸子是中国人的治世思想与生存智慧，文学是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与人生情怀。这五个部分构成了国学的整体。

姚：解放后学科分的越来越细，不仅是文、史、哲分开了，文、史、哲中又要细分。如“中文”学科里一个古代文学，还要分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几个段落，每个人只搞一小段，搞“先秦文学”的不懂“唐宋文学”，搞“唐宋文学”的不懂小说戏剧，更不用说外国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了。在一个语言中，也要分开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搞古汉语的人讲不了现代汉语，搞现代汉语的人读不了古文。而现代汉语中又要把语法、修辞、语言学概论分开。这样各自画地为牢，怎么有可能把问题搞通呢？

刘：我们现在讲国学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国学包括了文史哲在内。在学科分类上我是属于文学学科的，我要说搞国学研究，搞历史的人就会不满意，认为：“历史是我们搞的，你搞得了吗？”搞哲学的也会疑问：“你是搞文学的，能懂哲学吗？”虽然他们不说，可是我在好几个场合下却感觉到了他们的那种怀疑。同样一部分搞文学的人也把自己认定在了文学研究的领地内，对“国学研究”涉及到文史哲的问题，不敢轻谈。

姚：你搞历史，有什么权力限制文学学科的人研究历史？同样搞文学的人，你有什么权力限制历史学科的学者也来研究文学？学术本来是应该相通的。《庄子·天下篇》说得很好。庄子在《天下篇》中提出了两个概念，这就是“道术”与“方术”。所谓“道术”就是对事物做全面性、整体性把握的学问，是对道的全面体认，所把握的是基本精神。而“方术”则是拘于一方的学问，它所得到的只是事物的局部，根本不能把握大道的基础精神。“方术”是由“道术”分裂而形成的。不能为“道术”，便只能为“方术”。方术之士各执一端，就像是耳目口鼻，虽都有各自的功能，却不能相通。鼻子能嗅到味，却不能嗅到颜色，嘴能尝出酸甜，却不能尝出声音。这样是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的，自然也不能得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庄子说：“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意思是说：“不能兼备，不能周全，只是拘于一隅的人。”把事物割裂开来认识，自然难以获得对事物的真正认识。现在这种过细的学科分类，其实就是庄子所说的“方术”，虽然有利于一得之见，但对学术整体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学科分细了，对于具体问题来说，可以研究的很深、很专，但要做全面、正确的结论，则很困难，因为做结论是需要全面、需要“通”的。国学则是要返回“道术”，拆除掉设置在文、史、哲之间的隔离墙，在“通”的思想指导下，打好学术基础。

刘：现在好多学校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多是把文、史、哲三方面的力量组合在一起，挂一个国学的牌子，表示这就是“国学研究中心”了。可是“国学中心”只是形式，是虚的，大家还各搞一套，互不相涉。有人问我：“你们的国学研究院是怎么样组合文史哲力量的？”我说：“我们基本上没有组合，就是在原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表示怀疑，说：“那你们的历史、哲学两块由谁来搞？”从问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其实还是那种分科的思维，并不真正理解“国学”。我告诉他们：“我们有章太炎、姚奠中先生的传统，走的是文史哲融通的路，是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通文史的路。因此文史哲对垒的现象在我们这里本来就不存在。我们的研究针对的是问题，而不是学科，因此也不必要考虑何为文何为史的问题。”

姚：这种“分”的思想，弊端太多了。比如在中文系，古汉语选的古文篇子与古代文学所选的篇子，有好多是重复的。可是上课各自讲各自的，古汉语课讲了，古代文学课又讲，这样又浪费学生的时间，老师们也重复劳动。假如有合的思想，从国学的角度考虑，这种情况就可以避免了。以前有国文系，其实就相当于国学系，什么课都开，既讲专书，又讲小学及经、史、子、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都很好，国学功底都很扎实。

刘：现代这种学科分类，把国学的好多东西都给肢解了。比如国学中有小学、经学、史学、诸子、集部五大块，现在分成了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三个系。搞中文的主要搞“集”，搞哲学的只是涉及到了“子”中的一部分，而诸子更多丰富的思想，却无法纳入哲学的概念中去。搞历史的注重研究“史”部的文献。这样国学中最核心的一块——“经”，则被当作边角料从现代学科分类中剔去了。“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离开经，中国文化精神还从何谈起呢？

姚：这种分类不仅抛弃了中国文化核心的东西，也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大师来。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哲学学科，都没有培养出一个像章太炎、王国维、顾颉刚、胡适、郭沫若等那样大师级的人物来，什么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因为分科过细、各自画地为牢、学科视野过于狭窄造成的。虽然这样也能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但终难成为大家。比如某某教授，他是搞戏曲、词曲的，他还会唱，一上课就给学生来一段，他也培养了几个有点名头的弟子，但其它方面却所知甚少，因此成就很有限。我们以前常说到顾颉刚、鲁迅等人对传统史学及传统文化的冲击，认为他们的破坏力很大。其实破坏也是要有功底的，没有功底就没有能力破坏，他们对于传统的冲击，全赖于他们很好的国学功底，所以他们在破坏中也做出了很大成就。

刘：自去年以来，很多单位都请我给他们的职工做关于国学的讲座，而且往往要强调一点：让他们的职工接受一些传统道德的教育。还有党校、培训中心之类的单位，也来邀请做国学讲座，要求是：结合科学发展观来讲。还有不少人问我关于国学的知识，而提到的却是《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之类的古代启蒙读物。老师刚才又特别强调了国学文史哲不分的性质。由此我对国学做了这样的结论：国学不仅是一个知识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价值系统，也是一种治学门径与研究方法。而现在社会上国学热的兴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从文化上、道德价值上考虑的。

姚：“国学”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与价值意义的概念，它是在上一轮的世纪之交提出的，而且是与西学相对立提出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开始了向中国的侵略，同时西方文化也开始批量地输入中国。军事与文化的双重侵略，使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于是一批志士仁人在与“西学”的对抗中，提出了“国学”。章太炎先生就是代表。他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很显然，他强调的是一种文化传统，有这种文化传统，国家即便灭亡了，还有复兴的机会；如果连这个传统也亡了，那国家就彻底没有希望了。其实中国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像元灭宋、清灭明，宋和明两个汉族政权虽然都灭亡了，可是由于这个文化传统存在，汉族在发展中却更加强大了。

刘：上一个世纪之交的国学运动，主要面对的是民族的存亡问题。今天，世界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民族存亡问题已不再作为讨论的主题，人们所关注的则是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人类的存亡问题。目前在人类贪婪的物质利益追求中，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都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所以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就曾担忧地说：“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一百年？”人类的种种危机，其实最根本的是人心危机，人性危机，用汤因比的话说，就是道德差距。而中国文化所谈的最主要的就是道德问题。因此在人类生存危机面前，中国的学人再一次关注到了“国学”。如果说章太炎先生他们那一代哲人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提出“国学”的话，那么当代的一批学人则是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下，发现的“国学”。在国学的倡导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责任感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

姚：西方有不少学者在人类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也在开始关注中国文化。

刘：看来从上个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就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意义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原初曾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僵死的走向死亡的文化，可是到晚年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他改变了看法，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他在一次报告中还提出：“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汤因比与池田大作有一番关于21世纪的对话，其中提到：“近代物质文明的危机，本质在于‘道德差距’。就是说，‘善性’衰退，人类的伦理、道德水准低下。要克服这些，提高人类伦理性，巨大的力量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世界精神’。”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他的《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中指出：应该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了的心灵，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能，应该让他们放弃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拆穿他们拥有力量的幻象。这已导致千百万人付出生命。在1988年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著名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公元前六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黎华伦在《儒学的复兴》一书序言中说：“北亚古老的神话和圣哲，看来更可能替代西方文化成为我们‘地球村’未来的中心。”上一个世纪后期来自西方的声音，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姚：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前几天有人来，说起你办国学大讲堂的事，你在主楼前的广告牌上写的是：“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提到“精神家园”，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守护”两个字显得保守了些，有人提出了意见。

刘：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曾再三琢磨过。我们开办国学大讲堂虽说有更为宏大的目标，但就当下来说，主要是：“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确立东方价值观。”用“守护”两个字，意思是要说明我们原来有精神家园，只是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原来想用“修复”，高建民部长觉得“修复”不太好，因为修复就意味着破坏了，那么是谁破坏的呢？这样就会牵涉出复杂的一时难以说清的问题来。因此后来就改成了“守护”。现在看来，用“建设”或许更好些。

姚：精神家园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道德精神建设与信仰确立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库，它有五千年文明积累的智慧与成果，可以帮助人类选择健康的发展方向，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但同时要看到在五千年的长途跋涉中，中国文化也蒙上了历史的尘埃，有些腐朽的东西存在。可是现在兴起的国学热中，有人就把传统的一切东西都看成了宝贝，把一些糟粕也翻腾了出来。比如说“二十四孝”，这其中好多是非常荒唐的故事，如“郭巨埋儿”，郭巨把父亲留下的家产分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则独自把老母亲供养起来。因为家境逐渐贫困下来，养活妻儿老母一家人有了困难，便要想着把儿子活埋了，减少一份负担，好来养活老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这不太残忍了吗？再如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王祥为了让继母吃到活鲤鱼，大冬天把衣服解开，卧在冰上，冰融化了，鲤鱼跳了出来。但冰化了，他自己不也掉下去了吗？而且这样他自己不也要冻死了吗？世界上还有这样愚笨的人吗？再怎么说，为了养活老人也不应该以幼小和年青的生命为代价的。因为这样是不人道的。再如现在过清明节，修复传统节日，这是应该的。可是却要宣传介之推的故事，这就不太合适了。据传说在晋文公重耳流浪国外期间，介之推作为随从立下了汗马功劳。重耳被围绝粮的时候，介之推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供重耳吃。晋文公归国后，封赏大功臣，忘了介之推。介之推一气之下，把老母背上入了山隐居起来。晋文公想起了介之推，便立即下令寻找。可是山那么大，到哪里找呢？文公便生计，放火烧山。火灭了，却发现介之推与他的母亲相抱而死。这故事同样是荒唐的，介之推能称孝吗？要老娘与自己一同烧死，这是大不孝，有什么值得宣传的？而且“割股奉君”，也是一种愚忠的行为，你大腿上的肉能够几顿吃？晋文公为了找一个人却要烧掉一座山，这是想让人活还是想让死？像这种故事，本来编撰得就很不高明，不值得一提。即便是真有其事，也是糟粕，从介之推到晋文公，心理上都是不健康的，可是现在却有人当做优秀传统来弘扬，这实在是很不好的。

刘：介之推的故事流传很广，《左传》上只是说他“遂隐而死。晋文公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并没有烧山的事。至于清明寒食与介之推的联系，看来是汉朝才出现的传说，显然是附会。汉朝人创造了不少神话，如关于“足下”一词的解释，汉朝人也与介之推附会在了一起。据晋朝嵇含《南方草木状》引按东方朔《琐语》说：介之推逃禄，抱树而死。公抚树哀叹，就用这树做了一双木屐，穿在脚上，每看到木屐，就会悲伤地说：“悲乎足下！”于是后人书信中就常以“足下”尊称对方。这故事实在太滑稽了，有点像乡村野老的杜撰。

姚：记得抗战时期，我在安徽第一中学教书，重庆来的督学要来听课。我当时讲的是丘迟《与陈伯之书》，文中有“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教材关于“足下”的注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传说。我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驳，结合麾下、殿下、陛下、阁下、膝下等表示尊称的词语对“足下”做了解释。下课后，督学很满意地点了点头离开了教室。让这种错误的知识进入教材，误人子弟，其害太大。

刘：其实老师所采用的就是一种融贯的办法，文史哲的融通与这有点相似。这就应了您前面所提到的观点：只有“通”，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要“通”就需要事物之间的比较。同样对国学价值的认识，也需要“通”。对东西方文化做全面了解就是“通”。只有在东西贯通中，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比较中，才能体现出国学的价值来。

姚：是的。比如中国文化，近百年来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为什么要批判？就是因为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发现了这种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但是我们又在比较中发现：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在五千年历史中未曾间断的文化。之所以没有间断，而且始终影响着历史，它顽强的生命来自何方，它对当代人类具有何种意义，这就是我们应当考虑的。再如在中国文化的支配下，两千多年间，东方社会基本上是平稳发展的。尽管这期间也有战争，但不至于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而西方文化支配世界只有短短二百多年，却造成了人类对于继续生存的担忧。在这一比较中，中国文化的价值也就体现了出来。

刘：中国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万世太平”，因而这一文化的优越性在于它对和平的追求与维护，保证人类生命的健康存在。尽管这一文化可能会远离现代科技，然而却能获得心灵的踏实与平稳。西方文化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中，无休止地发展科技与经济，因而这一文化的优势在于极大地解除了人类肉体的重荷，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获得了空前的改善。但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危机。早在20世纪初，辜鸿铭在《春秋大义》导言中就说过：“我们要承认：现代的欧洲文化在制服自然方面已取得成效，是其它文化没有做到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比自然物质力量更可怕的力量，即藏在人心中的情欲。……这情欲，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调理和节制，那就不要说文化，便是人类之生存也将不可能了。”但西方文化恰恰追求的就是情欲的满足，而不是节制情欲。在当前形势下，人类更需要的是中国文化。

姚：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强调国学，不能排斥西方文化，更不能一味地否定西方文化，而是要考虑到两种文化如何很好地结合。像20世纪一度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当作了封建文化给予抛弃。人们甚至不能读古书，要读也是偷偷读，被人发现了就会说是封建流毒，就会被烧掉，那显然是不对的。但一味地强调国学，就有可能走向复古。据说现在有人穿起了长袍马褂，其实这也不必要，这只是一种形式，更主要的是要真正认识中国文化对于当代人类的意义。像你穿中式服，就有人说是在复古。

刘：其实我穿中式服，只是感觉穿上舒服，也简便，而且也不难看，并没有复古的意思。比如在一些正式场合，如果穿西服，就需要打领带，怪难受的。冬天穿上西服，脖子下露出一块，怪冷的。穿中式服就没有这些问题。再如我穿布鞋，感觉不知比皮鞋舒服多少倍。尽管没有皮鞋好看，但我的脚不受罪，不像皮鞋那样不透气。说到这里，让人感到很难受，现在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装，唯汉族没有了。中国传统的服饰只保存在了特殊行业中间，如和尚、道士、练太极拳的、餐饮业服务员等。普通人穿上，人们反而会看成另类。我穿中式服，不知有多少人在评论。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人，穿上了中国服，中国人反而看不惯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反映了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人们崇洋心理的高涨，把中国传统当作了应该被淘汰的东西而抛弃了。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之下，把西方一些很不好的东西也接受了过来，取代了中国本来很优秀的东西。比如现在人见了面就要握手，以表示热情。其实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礼节，因为很容易传染疾病。特别是夏天，人们汗乎乎地握了手，不由的就想去洗手，可是当着客人的面又不好意思，很难受。像“非典”期间人们见面就感到很尴尬，要握手不敢握，不握手又觉得不礼貌。中国古代的鞠躬作揖就不存在这问题，而且也很简单。有十个人见面，深深的一躬一揖就解决了问题，不必要一个一个的来。中国传统礼仪其实有好多就很不错。在这方面，韩国与日本比我们保存得好。

姚：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五千年智慧、经验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有它种文化缺少的一些素质。像礼仪方面就很特别，因而有了“礼仪之邦”的美名。可是现在几乎丧失殆尽了。有一篇报导说：有一名韩国人到中国学习传统礼仪，结果非常失望，因为现在的中国人就远没有韩国人讲究礼貌。但韩国的礼仪却是从中国学习来的。韩国人对传统很重视，像他们朋友相见鞠躬行礼、用太极图做国旗、将端阳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都反映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在这一点他们比我们强。

刘：我去年到韩国，感受最深的就是韩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存。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写着大大“孝”字的广告牌；大学的教学楼里，可以看到挂着仁义礼智内容的书法作品；在家里的墙壁上，挂着和亲睦友的条幅。我是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会议上有几位韩国学者穿着韩国的传统服装，还有的戴着传统的乌纱帽。有一位教授邀请我们到他的别墅做客。他第一天穿的是韩服，而第二天迎接我们时却穿上了中式服。他笑着对我说：“因为我看见您穿的是中国传统服装，所以今天我要穿传统服装来迎接您。”我很感动。他要我给他留下“墨宝”，我于是写了四句话：“天下礼仪邦，东方君子国。衣冠见古风，容止存王泽。”他很高兴，连口称谢谢。在另一个学者家里，我们亲眼看到了他向自己父母行跪拜礼的场景。在那种温情脉脉的礼仪表现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和谐的气氛。

姚：说到“和谐”，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我看到你在《国学概论讲义》里讲到了这一点，这很对。中国文化因为讲和谐，所以能与不同质的文化和平共处，即所谓“和而不同”，这非常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像西方文化中更多地讲利益竞争，这样就难免要打打杀杀了。人类交通、通讯的发展，使地球变小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碰撞、摩擦也加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及“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显得十分重要。西方霸权主义者想用拳头解决问题，消灭它种文明，这是很难办到的。世界上无论哪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的一份精神资源，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类未来的和平，在人类文化的相互理解、包容中，在世界各民族的和谐相处中，并不在霸权主义的拳头下。即使人类变成了青一色的西方文化的信徒，也难免个人、集团、国家之间会发生利益冲突，诉诸战争。只有和谐，和平才有保证。

刘：可以说，世界和平的希望，在于使多种不同质的文化能欢聚一堂。在目前看来，只有中国文化才具有促成世界文化大联合的素质。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就像是水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像是砖瓦，只有用这水泥，才能把这些砖瓦黏合起来，使新的文明大厦拔地而起，创造人类丰富多彩的未来。我们作为中国文化的继承与传播者，应该肩负起这样的使命，保护好人类的各种文化资源，为世界不同文化的共生、共存，为人类未来持久的和平、幸福、美满，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姚：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更多的人只知道发展经济，只懂得“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只看到了美国因科技、经济强大而掌握了世界的话语权，也只知道有了金钱就能改变命运，而却忽略了人文方面的素质培养，忽略了精神的提升。

刘：我从老师的身上就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像老师这样道德文章诗书画印，全面都能拿得起来的人，实在太少了。但老师并不是以此牟取银子，而完全是追求人格的完善与丰满，追求一种人生境界。人生是有层次的。人的素质、品位高低，不是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体现，而主要在精神表现上。像猴子，在物质生活上由于人的提供，它完全可以达到比一般人生活水平还高的享受，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空空荡荡的，它永远无法获得人的那一份精神愉悦。我们面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时候，可以走进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获得乐趣，可是猴子却不能，它只能看到白纸黑字，甚至不知道那是字。国学中有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陶冶，获得提升，获得无限乐趣。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就是从中获得的人生境界。我看到老师就是这样。（原载2009年6月1日《山西日报》）

开启国学之门的管钥：小学

刘：有一次我应邀到一个单位做关于国学的讲座。内容是他们定的，可见这单位的领导对国学是很有兴趣的。可是主持人在开场白中介绍国学说：“现在兴起了国学热。大家都知道《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是以前小学生的读物，这些就是我们的国学。”这个介绍让我吃了一惊。我想这位主持人的认识可能代表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认识。他们把《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小学生读物当作是国学的代表，虽说是对国学缺乏了解，但也反映他们对传统的启蒙读物在道德精神与知识谱系上的充分肯定。

姚：这些读物是古代小孩子识字学习的，也可以姑且称作是“小学”嘛。不过我们所说的“国学以小学为基础”，小学可不是指这些东西，而是指的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语言文字学”。因为这是古代小学生学习的东西，所以叫“小学”。据古书记载，古代小孩子是八岁上学的。上学后首先学习识字、算数、待人接物的礼节以及洒水扫地之类的劳动技能。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识字。因为入学主要是读书，而读书必先识字。识字最好的办法是知道字的来龙去脉，这样便于懂，也便于记。所以《汉书·艺文志》提到了古代小孩子学习“六书”的事。所谓“六书”，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古人认为这是上古造字所依据的原则。

刘：但这一点现在人就不好理解了。因为这些东西，现在是专家们才懂得的，为什么古代小孩子就要学习呢？他们能懂吗？人们不明白这是因为古今语言变化造成的隔阂。就拿《尚书》来说，这不过是古代的一些政治报告、告示之类的东西，它只能是当时的大白话，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听懂、能看懂的。可是在今天读来，却是那样艰涩。

姚：正是由于古今语言和文字的变化，才出现了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这样的学问。古代在《四库全书总目》之类的目录学著作中，都把“小学”附在了“经部”后面，就是因为它是读经书的一个基础。要想读懂几千年前的经书，就要学习小学方面的知识，否则就无法入门。其实有些问题说破了很简单，比如读白话文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就感到别扭。但如果知道了这些不过是古人说话的一种习惯，就和今天的“啊吗呢吧”之类差不多，只不过是些助词而已，没有实在意义。这样也就没有什么神秘的了。

刘：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都是由文字记载的。文字就是一个根本，不识字就不能读懂文献。但文字是由形、音、义三个元素组成的，从字形上讲，古今字形在变化，为了解这种变化，更准确地认识文字，这便产生了“文字学”；从读音上讲，古今语音是有变化的，为了解语音变化所引起的语言词汇的变化，便产生了“音韵学”；从字义上讲，古今辞义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用现代的词义去理解古书，必然会产生很大的误会，于是便产生了“训诂学”。可是经过了“破旧立新”的大革命后，这些学问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被删除了。可是要知道，这是打开中国文化典籍之门的一把钥匙，如果没有“小学”的基础，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个殿堂中。

姚：你说得很对。“小学”是一条通向古典的道路。像清代以前的书，除了一些白话小说和通俗读物外，没有一点小学的基础很难真正读懂。在中国所有的学问中，这是最基础的一门学问。因此章太炎先生当年讲国学，最重视的就是小学。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也称小学是：“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他在给钟正懋的信中也曾明确地说过：“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极。”《说文》是最早的文字学著作，《尔雅》是最早的训诂学著作。在小学中，这两门学问最重要，而文字学尤为重要。汉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中华民族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这功劳第一就应该归于汉字。汉字有象形的特点，它不像西方文字那样是表音的，除了音就没有了意义。像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也不及中国的五分之一。他们虽同属于印欧语系，却因语言不同，文字不同，也就分裂成了不同的国家。而中国，因为有汉字，这却不成问题了。尽管因为方言的原因，广州人说话，北京人听不懂；上海人说话，四川人像听外语。孟子当时就因为听不懂南方人说什么，就说他们是南蛮鴃舌之人。可是这并阻挡不住南北文化的交流。像屈原是楚国人，说的一定是楚国方言，要他用他的家乡的音读《离骚》，恐怕像孟子那样的大学者也会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的。但只要写出来，大家一看就都清楚了。因为汉字的意义不只是在读音中，还储存在形象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每次分裂都会出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通过汉字“书同文”的文化整合，才保证了民族的完成性。汉字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没有汉字，就没有今天的大中华。

刘：说到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在20世纪中期，有人提出中国文字要走世界文字拼音化的道路。当时在语言学界，有人还提出了汉字的拼音化方案。人们之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最主要的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认为汉字书写不方便，学习起来太困难。如果用拼音文字，只要学会五十六个字母，就能写成文章，这样就可以速成。可是要知道，常用汉字七千多个，读音只有四百来个，平均每个读音就有十七八个字义。比如一个“施”字，它的同音字就有八十多个。假如汉字消灭了，要用一个“shi”的音，表达出这八十多个不同的意思来，谈何容易！而且各地方言又如此复杂，要想全国用统一的拼音文字，首先就得消灭方言，这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更何况还有中国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存在，我们又应该如何对待呢？

姚：那样的话，只能是割断历史了。汉字所记载的文化典籍，无论是从历史的久远性还是从内容的丰富性上说，都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据有人统计，仅清朝编辑的《四库全书》，就有36300册，全书的页数多达二百三十万，连结在一起，足够绕地球赤道一圈有余。这还只是中国全部文化典籍中的一小部分。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国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是五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这些东西虽说对于今天人类的物质生活没有多少用处，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看不到有多大意义来，但它却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人类要想得到快乐和幸福，物质只是一个条件，更多的则在精神方面。人和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是有精神的，有记忆的，有历史的。一个丧失了记忆的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生理上，都必然是不健全的。一个丧失了历史记忆的民族，他们的精神世界必然是空虚的，他们的文化也必然是低俗的，他们的人生境界也必然不会高，只能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伴随着因精神失落而带来的痛苦无目标地生存。

刘：当然也有些民族中途改变文字的，如朝鲜、越南，原先都是用汉字的，后来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说的是朝鲜语或越语，可是用的是汉字，汉字无法准确地记录他们的语言，因此创造能够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这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姚：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许多都是建立在汉字的基础上的。像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格律诗、回文诗、辞赋、词曲、对联、书法艺术等等，如果没有了汉字，这些都不会存在。

刘：就这一方面说起来，汉字真是奇妙无穷的。我从清代人的笔记中看到了一条字谜，谜面是“无边落木萧萧下”，谜底是一个“日”字。“萧萧下”指的“陈”，南朝宋、齐、梁、陈，齐、梁都姓萧，二萧下来是“陈”，繁体作“陳”，“陳”去掉“阝”旁（即所谓“无边”）则为“東”，“東”去“木”（即所谓“落木”）则为“日”。如果没有历史知识，是绝对猜不出谜底的。像对联艺术，也非常能体现汉字象形独立的优势来。传说乾隆皇帝乔装改扮，与大臣张玉书在酒楼饮酒。席间，他乘着酒兴指着一姓倪的歌姬出上联说：“妙人兒倪氏少女。”最后两个字“少女”合起来就是第一个字“妙”；“人兒”合起来正好是“倪”字。未等张玉书想出来，歌姬随口答道：“大言者诸葛一人。”“一人”合起来是“大”字，“言者”合起来是“诸”字。像如此高深的谜语，如此精妙的对联，如此幽默的艺术，恐怕只有在汉字中才能找到。这种艺术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与情趣。

姚：在抗战期间，我在安徽柏浦办国学讲习会时，当时给学生们讲《说文》，讲到了“冘”字和“霍”字。“冘”由“冂”和“儿”两部分组成，“儿”代表人，“冂”代表远处的郊野，这个字的意思是人在野外行走的样子。“霍”由“雨”、“隹”两部分组成，“隹”代表鸟，意思是鸟急飞发出的声音。有一个学生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话：“野阔冘冘人影缓，林深霍霍鸟飞轻。”把我讲的文字学的知识融到了诗中，感到很有味，也含蓄。汉字创造了中国文化，因此打开中国的大门，也少不了“小学”这把钥匙。像刚才举的学生的诗，如果没有文字学的知识，便理解不深、不透。

刘：可以说，汉字中藏着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中都有一个故事。我在国学大讲堂讲小学时，曾举过取、娶、耻、婚等字的例子。“取”字，在现代汉语中是获得、取得的意思，可是为什么要写作“耳”字边“又”呢？“又”代表右手。在上古时代，人们狩猎或作战时，要把捕获到的野兽或战俘的左耳割下来，以割取耳朵的多少来计功。因此“取”有捕获的意思。从这个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古代战争的习俗。农村中大人有时用割耳朵吓唬孩子，显然就是这一习俗在语言上的残存。因为割去耳朵，就意味着做了俘虏，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所以“耻”字半边有“耳”。从前体罚学生，也常采取揪耳朵的办法。在孩子们游戏中也有时用弹耳朵的方式羞辱对方。汉字中有个“聑”字，这就是“妥帖”之“帖”的本字，《说文》说：“聑，安也。”为什么能解释成安呢？因为战争结束，两只耳朵还好端端地长在头上，得以全身而归，表示安然无恙，没有被羞辱。这个意思也是由割左耳朵的战争习俗衍生来的。“取”由捕获的意思，引伸出了获得、收取的意思。“娶妇”原来写作“取妇”，后来因妇是女性，才加“女”字写作了“娶”。但为什么字从“取”呢？从取的“捕获”意义中不难发现，“取妇”与古代抢婚习俗是有关系的，是用暴力来取得妇女的。在《周易》爻辞中就有“匪寇，昏媾”的记载，意思是说：以为遇到了盗寇，结果不是，原来是为婚媾而来的。抢婚往往是在黄昏后视线模糊、认不清对方面孔时进行的，所以称作“昏媾”。由黄昏时抢婚演变为黄昏时举行婚礼，所以叫作“结婚”。“婚”加“女”旁，是为了表示所娶的是女性。我给他们这样讲，发现他们很感兴趣，因为他们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发现了一些普普通通的汉字中所藏着的秘密。可以说每一个汉字中都藏着一份秘密，藏着一个充满趣味的世界。

姚：关于汉字，古人有“六书”的理论，其实这是后人对汉字的理论归纳。在这“六书”中，最重要的是象形、形声、会意三种，一般人都看重象形字和会意字，因为这两类字，最容易从形象中把握住它的意思，认为汉字的奥秘就藏在这两类字中。其实最值得研究的是形声字，形声字中的奥秘最多。你前面举到的“娶”、“婚”就都是形声字，而它们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形符上，而在声符上。宋朝有个学者叫王子韶，他提出了“右文说”，谈的就是形声字的声符问题。因为汉字中形声字的偏旁多在文字的左边，声符多在文字的右边，所以称“右文”。他认为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左边的偏旁部首，只是文字的一个分类，如水部字，“水”都在左边，只是表示与水有关。在右的声符不只是读音，也兼存着字的意义。如“戋”，是小的意思。由“戋”得声的字，便多有小的意思在内。像“浅”，表示水小；“钱”，表示小的金属；“贱”，表示贝小，贝大为贵，小自然就贱了。也就是说，声符是有义的。清代段玉裁也曾提出过“声与义同源”说。现在看来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往往声符相同的字，会形成一个意义相似的族群。如“乔”有高的意思。加木为“桥”，指高架于水上的桥梁。加马为“骄”，马高六尺为骄（“骄傲”即自高自大为骄，瞧不起别人为傲）。加人则为“侨”，踩高跷的人为侨人。加车为“轿”，指人高扛于肩上面行的车舆。像“包”字，本意是象未成形的胎儿在娘胎中的形状，引申有了包裹、鼓起的意思。加艹则为“苞”，指花未开放包裹着的花朵。加衣则为“袍”，指古代包裹在人体外的长衣服。加手则为“抱”，指用手臂抱物于怀，如包裹之状。加水旁则为“泡”，指水中鼓气的水泡。加食旁则为“饱”，吃足了食，肚子鼓起，故叫饱。加肉则为“胞”，指包裹胎儿的胎衣。形声字的数量在汉字中占得比重最大。如果我们把握了这一方面的理论，确实等于把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汉字中很多意义之门，都能打开了。

刘：不仅是汉字，在汉语词汇中也有一个丰富的世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每一个语言细胞中都可以看出来。比如“胡乱”这个词，《红楼梦》中说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案”。为什么叫“胡乱”？如果从这两个汉字的本意上看，是很难发现它与现在所谓的任意、没有道理、随便之类的意思有何联系的。但如果深入一步，便发现它与胡人有关。据明朝吕毖的《事物初略》说，五胡乱华时，汉族人为了逃避兵灾，凡事都不能认真办，都说“胡乱且罢”，于是胡乱便成了草率办事的代名词了。其实“胡”字系列的词，大都与胡人有关。杜甫《往在》诗说：“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胡人进了西京，到处放火，整个天空一片火光，这是很恐怖的。因为胡人入中原，行为暴横，在汉族人看来他们是不讲道理，没有章法的，于是出现了胡来、胡说、胡话、胡扯、胡混、胡作非为、胡思乱想之类的词。在北方一些农村称男人为“汉家”，比如说“你的汉家”“我的汉家”，又叫男人作“汉子”、“男子汉”，显然这种称呼又是来自胡人的。在汉语词汇中，像“胡”、“夷”、“戎”、“蛮”等，一方面指的是周边的少数民族，而另一方面都有“大”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到一段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如果没有小学方面的知识，这些词都是平面的，空荡荡的，而一旦把握了它们的真实含义，这个世界就马上变成立体的、鲜活的了。

姚：这类例子很多。比如我们现在常说“受业”、“毕业”、“肄业”、“学业”。为什么叫“受业”？“业”是什么意思？章太炎先生有个解释：业是古代师徒讲习用作誊写的木版。《尔雅》说：“大版谓之业。”《管子》说：“修业不息版。”修业就是修习版上所书的内容。从前人用竹简作书，一本书要写很多条竹简。像《仪礼·乡射》有六千字，《大射仪》有六千八百字。而每一根竹简只写二十多个字。这样如果把《大射仪》与《乡射》的竹简平铺在地，就可能占地达一丈六尺的地盘。师徒十余人对面讲诵，这就不是一个房间所能容纳的了。因此讲授时决不能带原书，必须移抄到版上，才便于携带，所以叫受业、肄业。所谓学业、毕业都是从这里来的。章先生对这一个词的追本寻源，不仅使我们对“毕业”之类的词义恍然大悟，同时也了解到了古代师徒讲习的一个方面。历史就蕴藏在其中，只有真正打开这个门，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如果没有小学方面的知识，不仅开不了这个门，还会出现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如汉乐府里有一篇《艳歌何尝行》，诗的开头说：“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五五十十，罗列成行。”有被认为是权威性的注本，却注释“五五十十”说：或五只成群，或十只成群，从天空飞过。可是前面明明说的是两只天鹅，后面为什么变成了“五只成群”、“十只成群”呢？其实这里描写的是天鹅在空中飞行的样子。“五”字古代又写作“×”，两只天鹅斜着飞就变成了“××”，正着飞就成了“十十”。这是多么形象的描写！可是因为不懂文字学，便把诗解错了，更谈不上对诗歌妙趣的领悟了。

刘：在报纸、杂志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因为缺少小学知识，而导致的错误。如“学而优则仕”，很多人都理解为“学习好的人就可以做官”，并把这与“读书做官论”等同起来。但《论语·子张》的原话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如果说“学而优则仕”是“学习优异即可做官”的话，那么“仕而优则学”该作何解释呢？显然是有问题的。像这类问题，只要略通训诂就可以解决。《说文》说：“优，饶也。”在这里其实说的是“行有余力”的意思。“仕”古与士、事通，如同今天说工作、任职。这意思是说工作有馀力则可以学习，学习有馀力则可以工作。再比如“七月流火”，“火”本是天上的星宿名，“流”是向下沉的意思。据记载，在周代时大火星六月黄昏出现在正南方，七月则开始西沉，故说“七月流火”。这是天气开始变凉的标志，可是现在报纸上却多用“七月流火”来表示天气大热，把“火”理解成了火热。还有现在小说、散文不时地出现“血洒疆场”、“暴尸疆场”之类的词语，其实这“疆场”是把“疆埸”二字认错了。“埸”和“疆”是一个意思，都是指边界。《诗经》说“疆埸有瓜”，就是说地畔有种的瓜。《左传》中有“疆埸之事”，指的是国家边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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