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评论(第二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建光主编、徐能武副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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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安全评论(第二辑)试读：

世界视野 时代使命（总序）

安全问题对于民族兴衰、国家存亡都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生长，我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也日益深化复杂。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孕育的客观安全环境要求共和国军人以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去审视与借鉴世界各国在应对安全问题上的诸多做法，思考与探索如何更好地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周边与地区安全态势。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作为国防科技发展的排头兵，自1953年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创校起，就十分重视国际问题研究与形势政策教育，将之作为学校思想政治建设和学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哈军工到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辉煌历程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有了相当的积累，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以军队、国家科研项目为依托，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形成了一支学术水平较高、整体实力雄厚、学缘关系广泛、结构层次合理、外语能力突出，兼通科技、人文和军事的国际问题研究团队，其中，多人曾在我国驻外使馆工作，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多国联合军演等涉外军事活动，具有丰富的军事外交经验及广阔的国际视野。

六十年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主要聚焦于科学技术视野下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战略思考。在过去二十年里，围绕安全问题这一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所展开的研究与探索，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其沿着横向与纵向的双重拓展。从横向上看，从国家安全到国际安全问题，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人们在思考“何为安全”时，逐渐从狭隘的军事所指，扩展到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健康等多个领域在内的综合安全理念。

从国家安全到国际安全研究的转型不仅是主观意识变迁的产物，也是客观条件推动的结果。我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这种客观动力的重要源泉。一方面，技术变革使得军事与民用的界线日益模糊，从而促使安全的内涵向其他领域扩散。当前，科技的军民融合式发展已成为基本态势，某一特定的技术实体往往具有多重意义和影响，辐射出不同的安全需求。例如，核技术的民用化与普及化，便使传统的军事安全考量与能源、经济、环境等新的安全需求交织在一起。通过与其他类似的技术发展轨迹交叉互动，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逐渐凸显为兼具关联性与独立性的国际安全新议题。与此同时，技术发展本身也常常孕育着新的安全范畴。人类对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以及在数字空间的创造性活动，衍生出空间安全与网络安全的特殊命题。从这些角度来看，科技发展与国际安全研究的横向拓展显然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从国家安全到国际安全研究的纵向延伸也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人和社群等非国家行为体得以近距离接触甚至登临国际政治舞台，表达自身诉求，并产生独特的政治后果。这种技术引发的纵向权力结构变化，导致对国际安全的关注不再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而是深入到不同的社会和个体层面。技术的社会化、个体化趋势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影响。这在网络安全领域尤为突出——任何对网络安全的深入探讨都不可避免地勾勒出一幅从国家到个人、从团体到企业的多主体画面。

科学技术与国际安全互动关系的复杂程度，显然远远超出了上文寥寥数笔描绘的那些片段。然而，现有的研究却很少能够揭开这种互动关系的真实面纱。科学技术究竟是国际安全（乃至国际政治）的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科技发展与国际安全演化的两种进程是否相互影响？技术能否成为解决安全问题的终极手段？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则国际安全研究尚不能言已达峰巅。基于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在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历程中，始终有意识地以科技发展为导向，以战略思维为指引，以理论创新为手段，积极探寻国际安全的规律特点和发展趋势。把握着这一主线，我们在外空安全、军备控制、大国关系、网络政治等诸多领域不断思考，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研究视角和旨趣。《国际安全评论》，既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苦心孤诣的“汗中之盐”，也是这一领域专家学者们献给学校六十华诞的赤诚礼物。但我们自觉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时间尚短，踏下的脚印不深，且前方的路途仍然迷雾重重。因此，我们将陆续出版《国际安全评论》系列论文集，主要的目的是搭建一个交流与探讨的平台，汇聚不同的智慧与声音，在方兴未艾的国际安全研究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实现强军梦强国梦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将始终以强军目标为统领，着眼新形势下我军建设的新要求，放眼世界发展大势，关注国家安全环境与国防需求的生成关系，遵循“入主流、有特色、创品牌”的建设要求，胸怀祖国、意气风发、立足时代前沿，为促进加快建设具有我军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是为序。

第一专题 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

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的安全不仅受其国内环境的影响，更与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息息相关。纵观当今世界，虽总体和平，但局部并不太平。

地区危机和热点问题频现，军费开支和军火贸易额居高不下，网络信息安全和太空争夺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国际恐怖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等等，这些都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影响国家安全的直接或间接因素。【关键词】地缘政治 大国关系 国际安全一 大国战略空间之争是地区危机的主要根源

近年来，被称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风云再起，政治发展态势出现剧烈动荡，东欧、中东、亚太成为关乎世界格局走向的三大热点地区。

冷战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家利益遍布全球，争夺并控制战略空间依旧是美国维持霸权地位的有效手段。从国际安全现状看，美国的霸权及其全球治理方式给世界多个地区的安全和发展投下了阴影。（一）欧洲一体化进程困难重重

在欧洲，近年来欧盟的扩大和俄罗斯的崛起成为美国的“心病”，美国全球战略东移后，并没有放松在欧洲的攻势。阻挠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影响力的扩大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遏制俄罗斯的崛起则是美欧利益的共同点。

因此，欧洲的安全从根本上说缺乏保障，欧洲的有限动荡自然不可避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僵持就是美欧俄三方围绕战略空间争夺的结果，美国的目的是弱化欧盟、遏制俄罗斯。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不仅在乌克兰境内东西部内战上相互角力，相互间的博弈也迅速扩大至全球范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上演孤立与反孤立、制裁与反制裁、遏制与反遏制。

美国、欧洲同俄罗斯的博弈使得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安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恶化。美国担心霸权地位的弱化，迫不及待地巩固和加强各类军事同盟关系，在地区博弈中依靠盟友“共扛大旗”，以减轻自身压力和风险，共同遏制潜在对手。

俄罗斯则因国际制裁而陷入经济困境，在国内经济一片萧条的状况下，普京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的反击政策，在俄罗斯利益核心区和美国力量薄弱区加强攻势，以获取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和话语权。同时，双方博弈还迫使日本等国家“选边站队”，引发了国际体系格局的悄然变化。（二）中东乱局风云再起

在中东，危机正在瓦解先前较为稳定的政治格局，脆弱的中东秩序有可能因“乱局”而分崩离析。当下的叙利亚问题成为搅动中东局势的关键因素，美俄欧势力的介入使得中东问题日益复杂化、国际化，带来的后果则是该地区的持续动荡。

借着西亚、北非“颜色革命”的“东风”，美国欲凭借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援助，迫使阿萨德政府下台，从而一举解决美国在中东的“老对手”。然而，随着叙利亚国内局势不断恶化，鉴于俄叙之间的盟友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被孤立的被动局面，普京不得不出兵叙利亚，在另一战略方向打开突破口，缓解俄罗斯所处的困境，并借此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

作为亚欧非三大洲的交叉地带、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世界主要能源的供应地、人类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中东有着极其复杂的地缘环境和特有的宗教、文化和领土矛盾。当前的中东危机不仅牵动了大国势力的博弈，而且导致地区内大多数国家卷入乱局，极端恐怖势力趁势兴起，不仅严重威胁整个地区的安全稳定，也给国际安全带来了挑战。未来的中东危机和来自中东的威胁都将进一步国际化。（三）亚太安全风险与日俱增

在亚太，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亚太的安全与美国亚太战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和亚太特有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地区内存在多处热点问题，并且保存着大量武装力量，安全机制极为脆弱。

美国重返亚太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美国霸权和亚太事务的主导权，遏制中国崛起自然而然就成为其亚太战略的主要目标。在经济上，美国以其规则主导和经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将中国排除在外，阻挠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军事上，美国对日本进行“松绑”，向东南亚国家许下安全承诺，在中国周边挑起领土领海争端，牵制中国的注意力，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大。

亚太地区有很多固有的矛盾，加之美国亚太战略因素导致新的危机出现和冲突的加剧，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在可预见的未来，亚太地区将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重心，其地区安全必将成为关乎国际安全的重要方面。

总之，基于战略空间争夺的大国博弈正酣，由此引发的地区安全问题也愈演愈烈，国际安全环境正面临严峻挑战。二 军事力量对比失衡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

军事威慑始终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威慑手段之一，也是国家安全最直接的威胁之一。纵观冷战后美国对几次全球危机的治理过程，一旦危机爆发，军事威慑手段，如军事援助、派遣航母、军事演习、兵力部署等，往往被最先运用。

不仅大国注重军事威慑手段的运用，小国也注重自身军力和威慑力的建设。因此，尽管全球合作和一体化水平较以前有大幅提升，但国家军事力量建设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滞。（一）军费开支居高不下

军费开支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军事力量建设的意志力和能力的直接体现，代表一国对军事科技的投入和生产或购买武器装备的能力。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最新发布的数据，2014年度世界军费总开支约为1.77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3%，比2013年度下降约4%。尽管2014年度全球军费开支数额较2013年度呈小幅下降趋势，但从总体来看，全球军费开支已经连续3年维持高位稳定运行，依旧处在较高水平。

从全球范围来看，军费开支水平较高的地区是北美（约6.27千亿美元）、亚洲（约4.11千亿美元）、欧洲（约3.86千亿美元）、中东（约1.96千亿美元）等；增幅较大的地区是非洲、亚洲、大洋洲、东欧、中东等。

美国和西欧等国主要是受北约从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区撤军，以及经济低迷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军费开支略有下降。而亚洲、大洋洲、中东、东欧和非洲等地区则因美国重返亚太导致地区危机和安全形势令人担忧，军费开支呈逐年上升趋势。

总体而言，国际安全环境的多变和地区安全环境的动荡导致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军费开支的长期高位运行必将进一步加剧安全环境的恶化，引发新的危机。（二）军备竞赛初露端倪

军事硬实力建设是军费开支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在军费高额投入的背后往往是国家间对军事力量对比优势的争夺，尤其是一些国家高额的军费投入同国家地位、国家实力和安全需求不相称的现实正改变着地区军事力量对比的平衡，从而诱发军备竞赛和安全危机。

近年来，各主要国家军备列装的速度明显加快，新型装备的发展日新月异。美国拥有全球和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其全球战略调整的目的主要是通过确保军事优势以确保霸权优势。在传统概念武器方面，美国加快更新换代的步伐，F-22隐身战斗机、F-35联合攻击机、“福特”级航母等一系列新式武器相继列装。同时美国还致力于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和反导系统的建设，加强前沿军事存在和前沿威慑。俄罗斯在军备建设方面也毫不示弱，尽管面临经济衰退和外界制裁，俄罗斯在对军队进行大刀阔斧改革之后也不断强化老旧武器的更新和新式武器的列装。日本也不遗余力大力发展先进军备，包括直升机航母、“宙斯盾”级驱逐舰和“苍龙”级低噪声潜艇等高性能大型装备。

总而言之，和平取决于未来力量的对比。一些地区日渐失衡的军事力量对比有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和动荡。三 文明冲突和制度之争为国际安全埋下祸根

细数人类历史上两方或多方的战争，绝大多数是不同文明和制度间的争夺和对决。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他指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全球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亨廷顿的理论和结论夸大了文明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但在解释当今国际问题时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地区危机和冲突无不牵扯多种文明和多方势力，从根本上看，它们是文明、制度的冲突和地区文明主导权的争夺。（一）西式文明的野蛮扩张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民主输出作为外交策略的重点，强行输出民主，野蛮改造世界。从席卷西亚、北非的“颜色革命”到乌克兰危机，再到叙利亚危机和欧洲难民潮危机，再到肆虐已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正是西方文明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是西式文明在全球范围的野蛮扩张所致。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利比亚到叙利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对这些国家内政横加干涉，对合法政府实施制裁，暗中培植西方代理人，以推动政权更迭。

由于西方势力和国内反对势力的联合绞杀，多数国家的原政府纷纷倒台，建立新的、合法高效的政府却遥遥无期，多数国家陷入旷日持久的政治动荡或内部战争。任何国家的制度和体制都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民族特性，强制推行“民主”的后果只能是政党林立、政局动荡、民族分裂和经济倒退。

当前，难民潮正冲击着西方价值观的“堤坝”，美欧之间及欧盟之间的分歧都在不断加大，西式文明野蛮扩张的恶果不断显现，不仅导致以上地区的长期动荡，而且引发外溢效应，威胁国际安全。（二）文明冲突滋生恐怖主义

简单来说，恐怖主义产生于政治的失败，既有国内政治的失败因素，也有国际政治的失败因素。自“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已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毒瘤”，反恐形势呈越反越“恐”之势，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国家民族宗教仇恨、力量的极度不对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对经济政治利益的非理性诉求、持续动荡的地区局势都是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从最近几次较大规模的恐怖事件可以看出，其背景都与正在发生的地区战争或冲突有关。从表面来看，近期俄罗斯客机遇袭、法国巴黎遭遇暴恐的直接原因是俄法两国高度介入叙利亚战场空袭打击极端势力，但实际上极端势力在中东肆虐已久，根本原因还是代表西方文明的“西式民主”在野蛮扩张后“水土不服”。原有政权按照西方意愿被推倒后，西方和民众所期待的“民主”制度却没能及时有效地建立起来，反而产生了政治的混乱和安全的真空，其后果就是恐怖势力的滋生和坐大。“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并不代表一种文明，但其发展壮大的根源却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和西方文明在中东地区的非理性扩张。同时，西方国家在反恐立场上的双重标准也成为国际合作打击恐怖势力的一大障碍，为恐怖势力蔓延和外溢提供了空间和温床。

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是几大文明的交替与融合，而不是排斥、冲突和对抗。只有尊重和承认不同文明间的界限，在不同文明基础上建立共同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暴力、冲突乃至战争的最可靠保证。

[1] 本文发表于《国防参考》2016年第1期。

[2] 李宁，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副政委。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战略[1][2]曾华锋 石海明【摘要】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的边疆逐渐由自然空间、技术空间拓展到认知空间。作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疆域，认知空间中的对抗与冲突是一种古老而又年轻的事物。说它古老，是因为物理战与心理战作为两种基本的作战样式，一直是人类战争演进的主要支流；而说它年轻，是指近年来，有关认知空间的较量，世界主要军事强国都在积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本文在反思信息战的基础上，探讨了认知空间攻防的法则，并从维护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关键词】制脑权 认知空间 战争法则 国家安全战略

根据科技发展与战争的演变机理，自古以来的战争就其与科学的关系而言，可以被称为物理战。正是物理学成果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推动了战争形态、军事理论、战争手段、军队编制体制和作战样式的不断变革。但是，按照军事学者刘戟锋的研究，对物理战进行反思，可以发现它存在三大困境，这就是作战对象偏转、作战时空受限、作战费用飙升。因此，我们必须跳出物理战的现有模式，对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新的研判。一 制脑权战争的崛起（一）对信息战的反思

自古以来，战争总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其目的：一是通过军事作战，也就是说，采用暴力手段达到战争的目的；二是通过政治作战，即采用心理、思想和精神征服等非暴力手段达到战争目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这两种手段的运用各有侧重。心理战是政治作战的重要样式，“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兵家追求的理想目标，也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但是，在传统战争条件下，由于受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和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一种理想，使用暴力手段达到战争的目的一直是人们考虑的重点。

1990年，海湾战争标志着人类战争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信息化战争既是物质形态发展的表现，也是精神因素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1948年，申农关于信息的定义及计量方法一经提出，不少人就注意到，信息的广泛用途，将涉及计算机、生物技术和社会认知三个领域。遗憾的是，在很多人眼中，信息仅仅是基于麦克斯韦方程的声、光、电、磁等物理信息，或者是DNA等生物信息，似乎与人的心理、精神无关。其实，从产生机制来看，信息可以分成两大类：物质信息与精神信息。物质信息包括物理信息与生物信息，其中物理信息是目前信息战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样式；精神信息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主要包括事实信息、理念信息和情感信息三类。这就意味着，从信息的角度出发，所谓的信息战，其实应该包括三种样式，即物理信息战、生物信息战和精神信息战。

信息化战争的先行者美国一直把信息化战争看作物理信息战与精神信息战的叠加。1993年，美军认为信息战有五个要素，即计算机网络战、电子战、军事欺骗、作战安全和心理作战。1997年4月，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杰伊·约翰逊首次提出“网络中心战”的概念，并称“从以平台为中心的战争转向网络中心战（概念）是一次根本性转变”。2002年8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向国会提交了“网络空间战”报告，认为未来信息化战争将同时发生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个领域。物理域是传统的战争领域，由作战平台和军事设施等构成，为信息化战争提供物质基础；信息域是新近崛起的战争领域，即信息产生、传输和共享空间，将成为信息化战争较量的重点；认知域指的是人类认知活动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反映的是人的情感、意志、知识和信念等精神信息的无形空间。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军对战争时空范畴的新界定，反映了21世纪初信息化战争的特征。“9·11”事件之后，美军又开始整合传统的心理战、战略传播、公共外交等这些不同形态的认知空间的作战。2009年6月，美国国防部在“信息协调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球接触战略协调委员会。2009年12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首份《战略传播报告》。2010年12月3日，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签署命令，将“心理作战”（Psychological Operations）改为“军事信息支援作战”（Military Information Support Operations），这不是简单的改名，而是美军对信息战认识的深化。

由此可见，信息化战争不仅可以灵活地运用物理打击对敌进行硬杀伤，而且可以通过心理宣传、心理欺诈、心理威慑等心理战手段对敌进行软杀伤，直接攻击对方的精神领域，从而实现强大的军事行动与精神攻势的高度融合，达到赢得战争的目的。我们认为，信息化战争与历史上战争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信息化战争使人类战争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三个相对独立但又密切关联的作战空间：一是由陆、海、空、天等组成的自然空间；二是基于物理原理的网电空间，它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空间；三是由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动构成的认知空间。（二）认知空间攻防对抗的武器是精神信息

传统的战争主要是在自然空间和技术空间中进行的。国家认知空间指的是人类认知活动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它是反映人的情感、意志、信仰和价值观等内容的无形空间，存在于斗争参与者的思想中。国家认知空间存在于每个个体的主观世界中，由全社会无数个体的认知空间叠加而成。国家利益不仅以实体形式存在于自然空间、技术空间，而且也存在于无形的认知空间。认知空间的作战对象是人、群体或国家，战场是整个人类社会。一方面，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认知空间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另一方面，认知空间战略较量的武器是精神信息，凡是精神信息可以传播到的地方，都可以成为战场。因此，认知空间的较量超越了军事领域的范围，突破了前后方的界限，跨越了国界和战场，在无限的空间内发挥着巨大作用。

美国国防部专家里·阿米斯德对美军信息战理论演进进行梳理后认为，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中，信息战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战场上，最有效的，也许是唯一的武器便是信息。信息就是力量，一个国家如何运用这种力量，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影响力。阿米斯德在这里所说的信息武器，实际上就是精神信息。

精神信息之所以能成为信息战的武器，是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参考《虎狼之翼：关于科学技术与军事变革的对话》一书中的说法，与相对固定不变的物理信息、生物信息等物质信息相比，精神信息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1.内涵表现的丰富性或歧义性

物理、生物信息的内涵与表现相对确定，但精神信息不同。精神信息的载体是符号或概念，根据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任何一个符号或概念，都有两个基本属性，即“能指”与“所指”，民族、阅历、知识背景不同及有特殊动机的人，往往很难在心中对同一个概念的“所指”达成共识。精神信息既与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关，也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这样，人们对同一精神信息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为对他人进行“意识操控”提供了可能。比如，在美苏冷战期间，诸如“左派”“民主”“垄断”“原始积累”等概念，都受到了人为的操控。作为概念的符号本身没有改变，人们仍用原有的概念符号进行思考，但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改变，最终导致了思想的混乱。2.发生机制的复杂性

从信息发生的角度看，精神信息的接收、加工及反馈方式不仅与人脑的功能紧密相关，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发布的《战略传播指挥员手册》就明确指出，在进行战略传播时，必须深刻理解目标对象的态度、文化、身份、行为、历史、观点和社会制度，如果不了解目标对象的具体情况就盲目进行战略传播，可能会产生误解，造成严重的后果。3.筛选加工的倾向性

物质信息的筛选加工可以客观地进行，不带任何倾向。但精神信息传送必须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在微观层次上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在宏观层次上要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精神信息的选择和加工是具有倾向性的。以萨达姆被捕为例，短短几分钟的电视新闻报道，就体现了这种倾向性，从画面来看，大家可能难忘的是这样两个镜头：一个是萨达姆蓬头垢面、目光呆滞的落魄镜头；另一个是他张大嘴的镜头。这两个镜头传达给观众的信息十分清晰：不可一世的独裁者崩溃了，任何独裁者到了美军手里都会落得这个下场。从话语来看，当美军发言人走上讲台后，开口只讲了一句话“我们逮住他了”。这句简洁明了的话，将美军的得意心态表露无遗。从气氛来看，当主持人说到萨达姆被逮住了时，电视摄像机对准的正好是几个伊拉克人高喊口号、挥舞拳头欢呼的镜头。在这样的全球媒体时代，人们搞不清楚看到的东西到底是真是假，真的事件可能也是经过加工的。4.传播扩散的多变性

物质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容易失真，而精神信息因为接收者的阅历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理解。同时，在进行二次、三次传播的过程中，人们还会加入自己的理解，进行再次合成与制作，这正好说明精神信息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具有多变性。比如，2003年美军占领巴格达后，中国媒体在广泛报道伊拉克官员被捕的消息时，都说他们是“化学阿里”“细菌博士”“炭疽夫人”，而这些看似无意使用的绰号其实是美军精心选择的，绰号的重复使用使美军对他们的指控变成了确凿的证据。人们在传播精神信息的过程中，纷纷按照各自的理解进行转述，多次传播后，谎言也可能会变成真理。有人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中国媒体报道的许多国际重大新闻，从反恐、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到最近的“3·8”马来西亚航班失踪事件，90%以上的消息都来自西方媒体。5.作用对象的广泛性

在媒体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主要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以前，人们主要依赖于面对面的交往。到了全球媒体时代，每个个体都是信息源，从理论上讲，任何个体或者群体都可以瞬间让世界其他地区了解其传播的信息，信息对大众心理的引导和操纵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正如法国社会政治学家塔德曾描述的：“在古代，一个拥有2000名市民的城镇可能由20位演讲者或氏族领袖所统治，其比例是1∶100。而现在，只要20位热心的或现成的新闻记者，他们就能统治多达4000万市民（指的是4000万法国人口）。这个比例是1∶200000”。这就意味着，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传播的精神信息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以往社会。比如，一些所谓的网络大V，以“公知”的面目出现，在网络上谩骂政府、传播历史虚无主义、大肆造谣、抹黑中华民族、愚弄大众，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精神信息不仅可以对别国大众进行心理暗示和信息攻击，也会对本国民众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当然更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虚假信息和进行心理操纵。正因为如此，承担对外宣传和颠覆职能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及“自由欧洲”等广播机构，被法律禁止在美国本土进行广播宣传，甚至在美国本土公开销售的收音机都没有与之相关的短波功能。6.影响效果的渐进性

物质信息的作用效果比较明显，有时可以立竿见影。但精神信息的作用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不能指望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是通过文化交流等活动，逐渐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渗透到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对中国先后推出了“国际访问者计划”“富布赖特计划”，在中国设立各种“培训中心”“交流中心”“基金会”等，大量接收中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通过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种学术交流，灌输、渗透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和价值观念。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远的将来，中国大多年轻人以说外语、吃西餐、用洋货、过洋节等为荣的话，中华民族距离全盘西化也就不远了。（三）认知空间攻防对抗的实质是夺取制脑权

认知空间的攻防对抗就是将某些精神信息注入人的认知空间的信息战行动，它既可以针对个人、群体或组织，也可以针对一个或多个国家达到影响其政策的目的。认知空间攻防对抗的实质是夺取制脑权，它以宣传媒体、民族语言、文化产品等所承载的精神信息为武器，以渗透、影响及形塑社会大众与国家精英的认知、情感、意识为指向，最终操控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历史信仰等，促使其放弃自己探索的理论认识、社会制度及发展道路，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实施了潜移默化的认知空间的攻击，使后者的国家、民族、政治等概念的含义遭到肢解或颠覆，人们的思想意识逐渐陷入混乱，原本高尚、伟大、光荣的民族英雄和历史记忆，在美国的意识操控下，最终被解构和颠覆，如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夸大肃反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对列宁雕塑、铜像的粗暴处理等。当苏联即将解体，被引向毁灭的边缘时，许多人才突然意识到认知空间思想攻击对一个国家产生的毁灭性后果。正如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所说的：“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较量，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毫无意义。”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

认知空间制脑权的争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瓦解信仰系统

信仰系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包括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它是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思想道德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例如，美国实施“杜勒斯计划”，就是通过摧毁、歪曲和改变苏联的信仰系统，来达到颠覆苏联的目的。当前，随着我国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以“全民娱乐化”的方式悄然进入我国各种媒体，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2.篡改历史记忆

人的思想与社会意识形态总是同历史记忆紧密相连。无论是个体的精神世界，还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们都是浓缩的过去，都是值得珍惜的财富。一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某种手段巧妙地“隔断”个体或群体的历史记忆，使他们失去精神的家园，这就扫除了对其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障碍，为各种错误杂乱的思想入侵敞开了大门。近些年的荧屏上，一些影视作品将历史等同于故事，肆意歪曲历史。一些戏说历史、戏谑英雄的做法，不仅模糊了观众对历史、英雄的正确认知，也颠覆了他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其直接后果就是“割断”了民族精神的传承，丧失了民族文化的自尊。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创作态度令人担忧。3.改变思维范式

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思维范式，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前提。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他们的思维范式、思想认识对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认同起着引领作用。但是人的理性思维是有弱点的，通过操纵可向其中灌输“病毒程序”，促使人们背离明显的事实而接受谬误，甚至荒唐透顶的结论。冷战末期，西方对苏联进行的思想攻击，就是通过影响苏联一些经济学家的理性思维，让其在苏联国内发表一系列迎合西方意图的公共言论，隐蔽地“劝说”苏联人民放弃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民族文化，以“彻底的”“无条件的”态度迎接西方所谓的“文明新时代”。一旦所谓“社会精英”的思维范式发生混乱，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4.攻击民族象征

民族象征诞生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进之中，不同民族在各自的文化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特定的象征，如服饰、纪念日、纪念碑、仪式、人物等。民族象征是凝聚一个国家、民族情感的纽带，能唤起人们的归宿感，从而使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而团结在一起，创造和延续新的文明。比如，全世界范围内，无论古今中外，道德模范和偶像的示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美国也不例外。就连美国拍《蜘蛛侠》《超人》这样的电影都不忘加上在货车边救起小姑娘或者扶老太太过马路的镜头。然而，美国一方面通过各种影视剧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自己的道德偶像；另一方面又加紧通过扶植网络水军系统地摧毁我国的道德偶像。在我国的微博、微信以及各大论坛上，各种抹黑我国道德偶像的微信公共账号、微博账号、论坛水军铺天盖地。这种刻意涂抹、攻击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上的象征，颠倒黑白、公开嘲讽和戏弄历史上的辉煌时刻、伟大人物及崇高文化，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它将导致人们逐渐丧失对国家、民族和自我的认同感。二 制脑权战争的作战法则

伴随着全球媒体的繁荣，国家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壁垒或边界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冲击下日益模糊。在这种背景下，拥有强势媒体和话语霸权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渗透和攻击认知空间等手段，以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为武器，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矛盾，在东欧、中亚、北非发起“颜色革命”，并且频频得手。这种行为与其逐渐完善的认知空间进攻理论不无关联，这说明战争形态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对于认知空间的攻防对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它？它与以往战争的作战样式区别到底在哪里？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哪里去切入和应对？（一）战略传播：美军认知空间作战的新动向

美国政府及主流媒体长期以来认为“宣传”这个词是专制国家统治大众的工具，好像它们自己从来不进行“宣传”一样，而事实恰恰相反。美国从二战开始就建立了庞大、高效、面向全球的宣传机器。在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使用了许多含义相互重叠的术语来指称它对内、对外公开的和隐蔽的宣传活动，包括“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PD）、“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PA）、“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观念战”（war of ideas）、“信息战”（information war，IW）、“心理运作”（psychological operations，Psyop）、“信息运作”（information operations，IO）、“有控的信息散布”（manag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战略影响”（strategic influence）等。

按照我国学者吕祥在《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与美国对外宣传》一文中的研究，2010年3月，在美国军方的竭力推进下，奥巴马总统向美国参众两院提交了《国家战略传播构架》。该报告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没有按照国会的要求对美国的“战略传播活动和公众外交活动”分别进行阐述，而是以战略传播这一概念来统合包括公众外交在内的所有对内和对外的宣传活动。美国国防部则将“战略传播”定义为“美国政府集中努力来理解并接触关键受众，通过国家权力机构各部门协调一致的项目、计划、主题、信息和成果，来创造、强化或维持[3]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目标及其国家政策的环境”。由此可见，美军是要把战略传播打造成削弱他国政府的信誉、合法性和分化其政治、社会制度的利器，明显增强了信息作战的攻击性。美国战略传播体系是基于美国传统的权力观念而形成的一整套服务于其国家战略的运作体制，是“软实力”理论在信息战中的具体运用。美国战略传播的目标就是要在全球维护并扩展美国的权力（American power）和领导地位（leadership）。追求全球权力，可以说是美国一切战略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何获得这种权力呢？

美国学者史蒂文·卢克斯在《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一文中认为，权力不仅是一种能力（capacity）、一种资质（facility）、一种才干（ability），而且是一种关系。权力不仅是以武力（force）为代表的强制力（coercion），更是一种议程设置背后的操纵力（manipulation），一种无形之中的影响力（influence）。

约瑟夫·奈认为这种操纵力和影响力就是软实力，它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国自愿服从自己的意愿或主动走上自己所希望的轨道的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无形资源：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硬实力则是指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用以强制别国服从自己意愿的能力，具有极大的强制性。

约瑟夫·奈对美军迷信硬实力进行了批判，指出：“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正迅速使这些传统实力符号（坦克、飞机、航母等为代表的硬实力）成为过去式，权力关系版图正在重新绘制，最擅长国际报道的[4]国家（或非国家实体）可能胜出。”2011年2月25日，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西点军校发表他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演讲时说：“从长远来看，我们无法通过杀戮或俘虏来夺取胜利。在20世纪，非军事行动——劝说和激励——是赢得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武器。在21[5]世纪同样如此，甚至更为重要。”

这种“国际报道”“劝说和激励”等软实力的运用，其实质就是话语权。在认知空间攻防对抗中，有关各方争夺的核心，就是话语权。那么，究竟什么是话语权？怎样才能拥有话语权？如何做大做强话语权？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二）话语权：夺取制脑权的关键

话语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是表达思想和描述事实的工具，更是建构社会事实、建构思想，甚至建构人的身份的一种方式。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更是一种权力，即操控力和影响力。由话语产生的权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话语权的国家就能通过议题设置、制度规约、技术规制占据认知空间的制高点。当然，话语权不是某一领域和某一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只有明确话语权的内涵与本质，制定正确的话语权战略并付诸实施，才能从根本上夺取话语权并赢得认知空间的制脑权。1.话语的定义

话语是一种运用语言阐释事实的形式思维。选择了话语，也就意味着选择了沟通的方式，选择了对某种现实的界定，从而选择哪一种话语也就直接决定了个人、群体或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比如，“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需要对突发的事件做出恰当的反应。一开始有些人把它说成是“西方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但是后来改为“恐怖袭击”。这种命名的变化对于建构袭击的性质和美国政府随后可以采取的行动非常重要。文明冲突的命名有可能造成整个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对抗，而称为恐怖袭击不但可以避免出现两种文明的对立，还可以为美国政府采取的各种行动提供正当的理由。美国对“9·11”事件的命名过程，成功地确立了一种游戏规则，命名不仅简单地为某个事件或现象提供了一个标签，也建构了随后的相关行为。反观，昆明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不顾事实真相混淆视听，把恐怖分子称为攻击者。2013年5月22日发生在伦敦的砍人事件却被CNN认定为恐怖袭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CNN企图通过话语的定义来掌握事件报道的话语权，这也说明美国对恐怖主义定义有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是建立在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之上的。

从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来看，它始终贯穿着美国的核心价值，即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以此为核心构建其话语体系。其实，所谓“普世价值”也只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自己定义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折射出它们的一种道德优越感。而且，它们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和掌握的定义权主动发动战争或颠覆他国。伊拉克被制裁了十年，整个国家饿殍遍地，但是由于西方认为其价值观体系与“普世价值”有差距，即使伊拉克什么都不做，也会被认为威胁了世界和平。战争行为，明明本身是违反人权的、是反人性的，但是由于美国掌握了话语定义权，伊拉克战争也就被描述成为维护“人权”和“世界和平”的战争。我们要夺取话语权，首先就要破解西方的“普世价值”的语言陷阱，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2.话语的传播

话语的传播渠道主要是媒体，信息传媒资源分配不均会直接导致话语主导权的失衡。在信息时代，恰恰是西方媒体凭借其先进的信息技术，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并配合外交、政治及经济战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如美国在互联网领域就占据绝对优势，全球13台根服务器就有10台被美国控制，其中2台被美国军方控制。而且，管理这13台根服务器内容的“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机构”（ICANN）也由美国政府掌控。在世界最有影响的5家电视广播公司中，美国就有3家：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遍布世界各地的新闻传播网络，控制了全球90%的新闻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最大的2家通讯社美联社与合众社，使用100多种文字，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昼夜发布新闻，每天发稿量约700万字，为其话语霸权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信息基础。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新媒体出现以后，给我国话语权的争夺既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2011年10月1日，美国广播事业管理委员会全面停止了“美国之音”的普通话短波、中波及卫星电视广播节目和粤语广播。将对华传播的重点转移到新媒体上，包括流行的社交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视频、音频以及博客等。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环境中，西方媒体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新媒体毕竟是开放的、低成本的传播平台，任何个人、组织、甚至国家都能运用它传播自己的声音。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民间社会团体及个人运用新媒体对外传播的能力日强，在国际舆论空间已经逐步提高话语权。

如2008年西藏“3·14事件”发生以后，由于国内主流媒体缺乏第一时间报道该事件的声音，这就给CNN等西方媒体留下了造谣的空间，使我国在国际舆论中很被动。饶谨等几个爱国大学生挺身而出，发起“收集整理西方主流媒体造谣的证据，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的号召，并建立了反CNN网站。饶谨他们的行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华人的广泛响应，反CNN网站的日访问量迅速突破50万。而饶谨等人通过互联网传播出去反映实际情况的图片、视频，使得世界各国的人们认识到了被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西藏“3·14事件”真相，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我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声誉。3.话语的运用

让人喜欢是一种魅力，让人信服是一种艺术。话语的运用就是一门制定合理传播策略的艺术：由谁来发布信息、在什么时间和地点发布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发布信息、对谁发布信息、发布什么信息、预期效果如何、如何抑制潜在“噪音”的不利影响，这一系列的活动必须有机地衔接。

美军认为，战略传播是一项专业性、艺术性很强的技术工作，必须建立在长期、系统的专业调查之上。美国在其颁布的《战略传播指挥员手册》中，制定了战略传播的实施步骤和作业流程：①分析形势并确定问题；②分析受众；③明确传播目标；④制定传播策略；⑤确定战略主体；⑥选择并组合媒介；⑦设计主题讯息；⑧测试媒介；⑨实施作业；⑩跟踪评估。

例如，在传播对象的选择上，一是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依次为决策者、能够影响决策的人、意见领袖、关注问题的民众；二是要影响“能够被影响的人”。对不同的传播对象，要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美军区分了5类对象：坚定的支持者、一般支持者、中立者、一般反对者、坚决的反对者。通常，极端反对者是难以改变的，但要阻止其发挥组织功能。

反观我国的话语传播理念和策略，未能与时俱进，制约了话语传播的效果。话语的运用首先要有说服力，让外界接受，听得进去。比如，奥运会本来是个难得展示我国话语和形象的平台，但我们在一些地方却做得远远不够。在我国学者李希光主编的《软实力与中国梦》中曾提到这样一个案例：在全球瞩目的开幕式上，出现了不少少数民族成员：郎朗（满族）、宋祖英（苗族）、李宁（壮族）、林越（羌族），他们不但出场，而且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让他们穿上本民族服装，介绍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就会让全世界感到中国少数民族的成功。

再比如，有人研究认为，人类的行为动力80%来自视觉，20%来自听觉和嗅觉，电影以其强烈的视觉震撼力、感染力成为话语运用的重要媒介。有人戏说“好莱坞是美国的宣传部”。无论何种题材的美国电影，都在竭力渲染一种所谓的美国精神。以《阿甘正传》为例，这部电影以一个“傻瓜”的经历为主线，结合战后美国的发展历程，通过阿甘个人的悲欢离合，将美国人心中的家庭观、爱情观、忠诚、勇敢、坚强等人类的共同情感表达出来，向观众展现了美国人的精神追求。相反，我国一些所谓的大片，一方面效仿好莱坞制作模式，营造东方奇观、强化视觉震撼力；另一方面却提供快餐式文化消费，忽视对民族文化资源及文化传统的发掘，如《英雄》《十面埋伏》《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有像《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则热衷于揭示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愚昧之处。

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既是强者对弱者的权力支配关系、话语技巧的较量，也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较量。（三）科技：夺取制脑权的支柱

在科技主导战争的时代，没有科技支撑，就没有战争的主导权、制域权和话语权。先进的信息制造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和心理影响技术是认知空间争夺的三个传统技术。

200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商务部（DOC）共同资助50余名科学家开展了一项研究计划，目的是要弄清楚在21世纪哪些学科是带头学科，研究结果是一份长达480页的报告，题目为“聚合四大科技，提高人类能力”。报告首次提到了“聚合科技”，即由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al Technology）及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聚合而成的科技，其缩写为NBIC。报告指出，“在21世纪，科技的突破一定会出现在纳米技术、信息科学、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认知和神经科学的交叉领域，这些突破将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给人类社会带来全方位、革命性的冲击”。

面对聚合科技的发展冲击，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在前期资助的基础上，启动了一批探索项目，包括代谢工程、外骨骼增强战士计划、脑机接口技术（BCI）、生物医学状况监测项目、增强现实性工程、持续性辅助计划（CAP）等，旨在为战士提供强大的生理和认知能力，以应对复杂战场的挑战。笔者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下BCI技术。

大家一定还记得2009年科幻电影《阿凡达》在全球上映。影片中男主角杰克靠意念远程控制其替身在潘多拉星球作战，这似乎折射出未来战争的图景。影片中用意念指挥作战的技术，就是BCI技术。BCI技术的原理是，当一个人的大脑在进行思维活动、产生意识（如动作意识）或受到外界刺激（如视觉、听觉等）时，伴随其神经系统运行的还有一系列电活动，这些脑电信号（EEG）可以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进行检测，然后再通过信号处理（特征提取、功能分类等），从中辨别出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并将其思维活动转换为指令信号，以实现对外部物理设备的有效控制。BCI技术系统的关键技术包括大脑神经生物信号采集技术、大脑神经生物信号处理技术及人机高效交互技术。

从2004年开始，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就投入巨资，在杜克大学的神经工程中心等全美6个实验室中展开了“思维控制机器人”的相关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2008年，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科学家已能让一只猕猴在跑步机上直立行走，并从植入猕猴脑部的电极获取神经信号，通过互联网将这些信号连同视频一起发给日本的实验室，最终美国猕猴成功地“用意念控制”日本实验室里的机器人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2014年2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国际焦点》栏目播放了这样一条新闻，俄亥俄州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空军研究实验室进行了一项实验，用低水平的电击可以让士兵保持30小时不睡觉却头脑清醒，从而在战斗中始终保持警觉，大大提高了作战效能。今后，士兵将能随身携带一对电极，以便在必要时给自己施加电流，保持意识的高度清醒。2014年3月23日，荷兰神经学专家柯罗斯宣布，他们成功采用电击疗法删除了人类大脑里的痛苦记忆，这一成果有望在未来帮助抑郁症患者及受过心灵创伤的人忘记痛苦的过去。

由此可见，BCI技术不仅可以用来制造机器人战士，而且可以成为改变个人或群体情绪和认知能力的武器，这将对认知空间攻防对抗产生颠覆性影响。三 全球媒体时代维护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的几点思考（一）以更宽广的视野推动我军信息战建设

伴随着全球媒体的兴起，世界主要军事强国都十分重视认知空间安全。它们的共同的特点是在信息战的大框架下整合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构建平战一体的国家认知空间安全战略体系。比如，美军认为，虽然现在已经把心理战纳入信息战的大框架，并用战略传播统筹认知空间的相关作战行动，但计算机网络攻击、电子攻击和动能攻击等硬手段和包括心理作战、军事欺骗等软手段的使用是脱节的，这就需要整合各种信息作战方式和手段。

然而，我国在军队信息化建设热潮中，普遍地存在以下三个认识误区。

其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军队建设的信息化片面地归结为物理信息化。认为军事指挥的信息化可以替代政治工作的信息化，政治工作没有必要另搞一套；或者认为“三战”可以完全参照物理信息战方法与经验实施，却没有看到“三战”与物理信息战的内涵并不一样，其本质是争夺认知空间的精神信息战。

其二，将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装备局限于以物理原理为主的装备。殊不知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作战样式虽然各有侧重，但最终目的都是从精神层面入手，化解敌方斗志、激励我方士气，实现在敌我双方斗争中的感知操纵或意识操纵。因此，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装备的研制必须建立在对认知领域信息生成、传播、影响机制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必须以心理规律、认知规律为主要依据，离开了心理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装备研制将难以取得实质上的突破，将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撒手锏”。

其三，认为一个部门或者一个领域就能凭借信息化的机遇，很快实现跨越式发展，忽视了信息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在整体上进行规划、配套建设和推进。

上述认识误区的根源在于，要么过于夸大物理信息及其技术的作用，要么对物理信息与其他信息和技术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这些误区的存在，将不利于中国军队的信息化建设，更不利于我们打赢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因此，我们应该将物理信息、生物信息及精神信息都纳入信息战的范围，构建一个基于自然空间、技术空间和认知空间的大信息战框架。（二）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

当今世界，信息霸权和文化霸权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传媒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的。19世纪是英国占据着全球信息及文化传播的霸主地位。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伴随着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通过整合世界传媒，建构了以“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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