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慎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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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试读：
作者名录
陈奎元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学部委员，教授
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武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李秋芳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以下按文序排列）
朱佳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吕薇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孙应帅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徐崇温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崇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夏春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罗文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吴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编审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高汉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房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尹韵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祖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贺新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戴立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国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陈志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海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海蛟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郑信哲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程恩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侯惠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龚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辛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赵智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刘志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靳辉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邓绍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刘国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研究员
裴小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晓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陆学艺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俊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陈家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杨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梁孝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谭扬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代序[1]信仰马克思主义 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陈奎元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立党立国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建设，重视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和人民。我们提倡解放思想，不搞教条主义，但是不能丢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在学习借鉴的名义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多元化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一向标榜信仰自由的美国，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反对多元化的，他们的主流文化、他们崇尚的美国精神是不容置疑的。美国国会曾多次讨论双语教学的问题，但时至今日始终没有通过把西班牙语作为第二种全国通用语言的议案。
最近，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领导人宣布，在他们的国家“多元化已经结束”，甚至说“多元化已经死亡”。德国政府要求加入本国的移民要讲德语，融入德国的主流文化，接受他们的价值观。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提出了差不多同样的要求。这个现象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多元化的立场及其政策。
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同时主张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种尊重和包容的内涵和外延有没有边际？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可以包容的，哪些是必须反对的，应当有明确的界限，有所界定。包容多样是为了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包容”的含义一个是“包涵”，一个是“容纳”。包容的精义是发扬民主，博采众长，但不能允许挑战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和根本制度。“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
因此，“包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掉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自己的灵魂。我们常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这个语言，这主要是指国际政治和社会制度而言。其实美国与西方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并非是浑然一体的，美国文化也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化。我们提防西化的侵蚀，着眼点并不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化传承，而是图谋重建世界秩序的当代美国的政治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是抵御西化图谋的根本保障，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首要问题。注解：[1] 该文原刊2011年6月13日《光明日报》。（一）信仰马克思主义
从发表《共产党宣言》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人间160多年。当今世界与马克思在世时已有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过时了还是没有过时？我们党是否依然信仰、坚持和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及其理论体系？
我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是探索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灭亡基本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如何实现自身解放，进而解放全人类规律的科学。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还存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思想武器和工具，也是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理论指南和方法。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其他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先进分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
马克思主义又叫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还没有实现真正公平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没有完结。目前，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俱在，马克思主义是认识这两种社会制度本质的理论指南。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矛盾，如何解决基本矛盾中的对立方面既互相适应又互相矛盾的问题，如何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需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就不能清楚地认识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也解决不好反映基本矛盾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基本矛盾的认识和把握，应当注意矛盾的运动和变化，防止认识的停顿和偏于一隅。
例如，关于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这个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贡献极大，但不能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唯一需要关心和致力的事业。发展生产力与建立、完善生产关系是不能分割的。发展生产力与关怀生产者、劳动者的利益都是须臾不可松懈、不可脱节的要务。
又如，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只要管好上层建筑，只要保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无论发生何种变化，出现什么偏差，只要下个决心就可以纠正。实践证明这是办不到的。靠行政命令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不可能改变市场经济某些固有的规则、关系及其后果，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我国的经济基础30多年来发生了巨变，从所有制、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到分配关系，都发生了甚大的变化。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界限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看不清这种变化，就难以了解和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种说法：上层建筑要顺其自然、被动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矛盾的统一体，既相互适应又有不适应。一般地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同时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的反作用，它不但在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时候具有巩固和保护经济基础的属性，还有对经济基础中不相适应的部分、不相适应的状况进行修正和改善的功能。这就是国家政权、政府通过制定和实行适当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保护和扩展自己的经济基础的职能。在发生社会革命的时期，上层建筑还有扫除旧的经济基础、确立新经济基础主导地位的使命和作用。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什么变化，面对经济基础发生的变化，上层建筑应当如何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如果只讲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漠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甚至于转弯抹角地削弱它，社会主义的事业只能落败而不可能成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站在忧党忧国的立场上，认真研究上述问题。
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及其社会制度压不倒马克思主义，也压不倒社会主义。为什么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
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一些人觉得世界趋同的时代已经到来，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历史的终点”，即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这种思想回到了黑格尔、杜林、欧洲启蒙思想家曾经宣扬的“历史终点”、“终极社会”、“理性王国”的窠臼，说来说去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历史车轮没有在20世纪停止转动，美苏冷战结束不过10年的时间，美国便从单边霸权的高峰跌落。曾经发表“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幡然省悟，声明历史并没有走到终点，美国制度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前不久，福山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社会主义是前程无量的事业，没有哪一种资产阶级理论和资产阶级学派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历经一百五六十年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历史理论等各个领域都站在时代的高峰，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当初，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没有任何权力强制别人信仰自己的思想，就是靠真理的力量，他们的声音才传播到全世界，极大地影响了人类世界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
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站在了社会科学的制高点上，虽然这个制高点并非不可逾越，但是迄今为止它依然是社会科学的高峰。同时，马克思主义也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资产阶级的学者在科学上扳不倒马克思主义，就在道义上做文章，诋毁马克思主义只讲斗争不讲人道主义，而他们自诩是不加区别地爱天下所有的人。马克思主义是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光明正大的理论，是启迪工人阶级认识自己历史地位，寻求社会公平的思想武器，它反对用空洞的“博爱”、“人道”掩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追求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解放。这种理论与那些粉饰剥削制度、麻痹劳动人民自觉意识的理论究竟孰善孰恶是一目了然的。
马克思主义不讲抽象的人权，主张建立实现人人权利平等的现实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人权”就不可能是公正、平等的权利。我们党进行革命斗争就是为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的中国劳动人民争人权，在全世界为中国人民争人权。正因为我们党的理想和信仰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才能心甘情愿地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和家庭。许多人知道自己没有机会看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但是，他们相信人类最终会实现共产主义，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之奋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今天的共产党员要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二）学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系统的科学理论，是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下工夫学习才能理解它的真谛，才能应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实践基础。但是，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克敌制胜，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实践。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广大党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不用学习就能够自发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有真正学好马克思主义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全党开展学习运动，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
现在我们党执政了几十年，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人员就有成千上万人。按常理来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领域应当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力，但在事实上，并不能这样乐观，在世纪之交，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陷入低潮之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被淡化、边缘化的情景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现在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不下工夫读马克思主义的书。
我们的党是执政60多年的党，大量的党员既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又不读马列著作，说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就没有根据。自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讲些什么道理，听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心里没有底，就可能随声附和；当别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没有过时；当有人搬用西方当代的某些理论观点，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你也分不清楚它是篡改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怎样解决？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我们有时听到一些干部、学者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言或报告，感觉似是而非，追根溯源就在于讲话者自身底气不足。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下工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打下扎实的理论根基。只有这样，才能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才能打退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魅力，让真理的力量战胜谬误。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欧洲晚了半个多世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间隔7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候，全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立志为之奋斗的人，不过几十人，正是在那几十位先知先觉的革命家带领下，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武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革命队伍，在短短几十年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又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说明：不学习、不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吴邦国同志前不久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他还郑重表明，“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他还讲了“六个确保”。吴邦国同志的讲话，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鲜明立场，大家应当认真学习研究。
社会主义中国经常面临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必须常怀忧患意识。2008年7月31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国防战略》中讲到，“美国将继续对中国施压”，“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来影响中国的选择”。美国针对中国的全面战略从来没有间断。我国改革、发展、安全各个领域遇到的坎坷和麻烦，背后常常都有美国的影子。中国要走几代人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国家的根本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利的思想武器，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护自己，抵制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理论武器。在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差一点被挤出了世界舞台。在我国的思想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贬低与排斥。在各种讲坛、媒介和出版刊物中，颂扬西方理论体系、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暗流非常强劲。中央适时地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项英明的决策，扭转了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的趋势。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遭受严重的挫折与厄运，关键在于原来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队伍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带头宣扬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导致苏共在组织上瓦解，在思想上放下武器，丧失了凝聚党心、人心的精神力量，最终失去执政的基础和能力，走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党的队伍已经不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原班人马。我们党有近8000万党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但是真正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党员，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很长时期内，各级基层党组织对党员或者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没有下工夫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许多共产党员，包括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者，没有认真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什么地方不好？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是什么？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有些同志将着眼点放在与业务相关的知识上。我认为，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着重点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在宣传、普及、推广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下工夫。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我们这样庞大的执政党，如果不用先进的理论统一思想，确立共同的信仰，很难经得起西方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冲击。
现在西方文化、宗教在我国城乡广泛地传播，对我们的冲击极大。前不久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一些文艺界委员的发言观点鲜明，体现出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对中国文化被西方庸俗文化冲击，传统文化遭到败坏，非常担忧。利用西方主流文化冲击我国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威胁，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抵制它、批判它。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全党学习、学习、再学习，我认为，这抓住了党自身建设的关键。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好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局新近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两套文集是精心选编、精心翻译的最优版本，翻译的水平很高，书也很好看，希望大家认真地读。（三）坚持马克思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我们的不足或者失误，都是因为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所造成的。
我国在发展中出现了较多的社会矛盾，这并不奇怪，也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思路和有力的措施去及时解决。当前一个涉及全局的矛盾是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收入在各种要素中的回报率过低，穷人和富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公平的理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没有足够的重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较长时期强调效率优先，将公平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没有同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是当前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有一部分劳动人民在改革发展中获益较少，被称为弱势群体，在思想上有失落感，再加上时而发生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人民群众中易滋生不满情绪。在国内外有人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决不能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无须关注的议论。
我们常说要有忧患意识，忧患在哪里？除了来自外国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上的威胁，社会主义中国自身的危险在哪里？用什么思想、理论、政策去应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党中央适时地强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保障水平，把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个着重点至关重要，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生吴邦国同志报告中指出的情况：已有的成果会丧失，而且国家也可能陷入混乱的泥潭。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党和国家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坚决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在思想领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的理论工作者没有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听到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非议，想用一点附加的东西、时髦的语言给马克思主义挣面子，这是不可取的。应该首先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并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才是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坚持。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深陷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帝国霸权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0年12月18日，亨利·基辛格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的衰落》，他在文中写到，“最后一个剩余的超级大国——不久前欧洲政治家还这样形容美国，今天已经不能这样说了。美国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它不能再单独进行政治领导，它只是一个复杂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引力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并且会继续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是它已经从冷战时期的高峰跌落，不可逆转地失去了独领世界潮流的能力。世界多极化不会一帆风顺，但是由多极化取代单极世界的潮流不可阻挡。
当前的经济危机和美国霸权的衰落，世界格局的变动和调整非常明显、非常深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抓住机会，展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现在是对马克思主义加深认识、加强传播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也是被世界人民瞩目的时期。希望中国的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第一篇中国共产党90年：回顾与展望（上）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王伟光
1921年，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大事件，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迄今为止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勇立时代潮头，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在实践创新进程中推进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航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面貌和中华民族命运。今天，一个昔日积贫积弱、受人宰割的旧中国已跃然成为日新月异、势头强劲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在全球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就是中国人民唯一历史选择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一）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是世界时势和中国国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救中国的真理，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与中国人民的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转化成巨大的革命的能动力量，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转折，昔日曾经创造过世界辉煌的中华民族沦为受列强欺凌的“劣等民族”。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外国列强恃强凌弱，为满足殖民掠夺和强占市场的贪欲，一次次发动血腥的侵华战争，包括两次攻陷都城北京，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主权惨遭粗暴侵犯、领土被蚕食鲸吞，一步步跌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截至1905年，仅对西方列强的战争赔款便累计达十余亿两白银，而清政府将这笔负担转嫁到民众身上，地方官吏趁机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下，民生凋敝，时局动荡，国力衰微，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民族危机日趋深重。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解救中国，再造富民强国辉煌，各种政治力量提出了种种解救方案，采取了不同方式和手段。
中国农民阶级、广大劳苦大众向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武装斗争。1851年，洪秀全发起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提出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憧憬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对峙14年，先后攻克600多座城池，并在上海、苏州等地奋勇抗击进行武装干涉的英法侵略军。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掀起反帝爱国大潮，用原始武器殊死抵御八国联军，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使列强受到极大震慑。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农民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前赴后继，但大多与太平天国运动命运一样，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联手镇压下失败。
在封建统治阶级阵营内部，一些图强派人士企图实行改进措施，中兴清王朝封建统治。林则徐发动了禁烟运动，然而由于在软弱无能、反复无常的皇权下，内受腐败官僚的出卖，外受列强打击，终告失败。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官僚发起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标榜，引进西方坚船利炮，仿效西方兴办军事、民用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但装备不落下风的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
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吸取日本资产阶级明治维新的经验，推行改良主义，试图在保存清皇权的前提下通过变法挽救民族于危亡，虽在思想启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维新派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帝推行新政，结果慈禧太后一声令下，戊戌变法仅维持103天便告夭折，谭嗣同等六君子身首异处。
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抛弃改良主义方案，力图通过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开创了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民众的思想觉醒和解放，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然而，“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场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随后发生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和曹锟贿选等丑剧，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中国政治、把持中国经济命脉，军阀割据混战的格局远未被撼动，中国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以上各种努力和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各种处方皆不能解救中国。到底什么办法才能救中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旨在救国救民的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或多或少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一次一次又归于失败。究其主观上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除了旧式农民起义方案和局部改良方案以外，旧民主主义的民族复兴方案，其指导思想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是资产阶级启蒙和革命时期的人权、民主、博爱、自由等思想武器，其主要目标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为什么西方在资产阶级思想武器指导下可以成功地进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旧中国却办不到，资产阶级思想武器为什么在旧中国失灵？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具体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在明朝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起，如果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干涉，中国也可以按照一般历史发展规律，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路。当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行发展使得世界进程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已把世界殖民地分割完毕。国内外条件，帝国主义列强、封建统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都不允许中国建立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从其自身利益考虑，要永久地控制、剥削中国，绝不容许中国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须维持和强化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他需要与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勾结，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大起来，不允许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强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必然是一个软弱的、两重性的阶级，担当不起民主革命的领导任务。在资产阶级思想指导下，由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旧式民主革命是不可能解救中国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人民选择俄国人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唯一的正确选择。从国际时代大格局来看，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选择，受到处于十月革命爆发和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世界局势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国家日益走向腐朽和无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的世界局势，以及旧中国延续甚至更加恶化的黑暗现实，特别是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武器产生了怀疑，感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武器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无法解救中国。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救中国的目的为什么达不到？到底什么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撼和影响，开阔了眼界，使他们探索中国民主解放之路的方向发生了根本转折，经过对西方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比较，认识到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不是资产阶级，不是资本主义，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武器，而是工人阶级、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冲破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藩篱，冲破了旧民主主义民主、科学、爱国主义的精神界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答案。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思想指南，选择社会主义为中国唯一出路，选择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作为唯一领导。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豪放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工人阶级这一新生先进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使命，中国面貌历经九十载焕然一新。（二）一定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先进思想，用以指导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就有与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只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所消化、所使用，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起到科学指南的作用。
中国革命怎样搞，中国道路怎么走，中国现代化怎么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现成的答案，他们着重论述了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尽管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俄国率先取得突破，但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走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发动城市暴动的具体道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近代中国的产业工人仅有200万人左右，在这样一个东方落后大国取得革命成功，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新课题。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能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有结论，也不能照搬俄国和别国的革命模式和建设道路，必须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这就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指导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由于理论准备和斗争经验不足，曾走过弯路，尤其是1927年、1934年两度遭受惨痛挫折。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先搞资本主义革命、再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次革命”论，对国民党右派一味妥协退让，放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导致1927年大革命失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一次革命论”，推进军事冒险主义和政治关门主义，导致党在苏区、白区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力量严重折损，导致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版图急遽萎缩，中国革命几乎濒临绝境。一“左”一右，错误表现不同，但实质都一样，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离开了中国国情。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具体国情，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指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科学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以及策略等重大问题。提出中国革命要实行革命阶段论与不间断革命论相结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迈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再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在具体革命道路上，是走武装占领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具体国情出发，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必须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要依靠力量，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力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革命成功之路。
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国情、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苦苦探索中国革命的新路，大胆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他集中全党智慧，在革命实践以及抵制、纠正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奋斗，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地走出一条救亡图存的新路，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目标，创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一个中国人民历史的新纪元、新时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领导新中国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为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三）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必然规律，曾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同时在西欧北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他们在晚年研究俄国和东方国家发展道路时再次预言，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的科学预见在20世纪初的俄国有了十月革命的实践案例。二战之后，又有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案例，有了苏联和若干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成就的案例。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形势发生了逆转，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地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马克思的预言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深刻表明：必须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才能成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创新。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展望党的执政使命，充满豪情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
[1]界”。如何在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落后大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崭新课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征程上积极带领人民探索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途径。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更多的是向苏联经验和模式学习。鉴于苏联在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很快意识到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必须摸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相继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原则和策略。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面对十年浩劫造成的严峻局面，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党顺应全党全国人民搞建设、谋发展的迫切愿望，敏锐地抓住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两大主题这一机遇，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及时总结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新经验新认识，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邓小平同志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国策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使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与时俱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一个新境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
0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外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少长期执政的共产党相继垮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骤然陷入低潮。国外有人谬称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点，国内也有不少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声音，我国的发展面临空前困难和巨大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这一重大历史关头，明确表示将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新变化，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将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郑重提出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科学地总结历史、思考现实、规划未来，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创新理论以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连接点，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思考，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推向前进。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均前所未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奋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紧紧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相继推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形成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
实践告诉我们，一定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东方落后大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形成了一整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的科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举措，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一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三是奠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四是构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五是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六是践行了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结合起来的战略举措；七是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全面推进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探索一条科学发展、和谐建设的发展之路。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60多年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壮丽的篇章。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根本变化。（四）归根到底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年历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两次历史性飞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一脉相承又丰富发展的两个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个伟大成就，实践创新带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引导了实践创新。可以得出许多重要启示。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说到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行党的正确领导，关键在于是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键在于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关键在于是不是贯彻落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旦偏离实事求是，再好的理论也会成为僵化空洞的教条，在实践中就会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实现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时代主题，解决不同的时代课题，但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红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是实事求是的一璧两面，是实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两条密不可分的基本原则。是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是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本态度的分歧点，是采取什么样学风、作风的分水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学风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第一位重要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就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学风不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出了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脱离实际，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危害。作风问题是学风问题在工作上的具体化。联系实际与联系群众是一致的，联系实际最根本的就是联系群众实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就要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党树立了优良的学风和作风，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密切联系不断发展的实践，永不脱离群众，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人民群众永远追求进步，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就无止境。理论创新一旦停滞或中断，就会迷失方向，就会遭遇挫折或失败。只有坚持理论创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使党的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90年来，我们党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归根到底，是科学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核心问题，故而能够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闯过一个个关口，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一定要在群众实践活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指导，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思想源泉和活力所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没有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一定能够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两步走”战略目标，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光明的前景。注解：[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9页。二 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李慎明
本文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为依据，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特别是确保实现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有所启示。但要梳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实践，也必须遵照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本文提出“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一概念，就是根据《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进行的提炼，是经过多次推敲而确立的。其中的“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一提法源自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邓小平说：“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1]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其中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这一提法源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决议》；《决议》中说：“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2]法。”因此，笔者认为，本文提出“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一概念，是符合《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的。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文化大革命’”十分重要，其中的“实事求是”是指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其中的“恰如其分”是指党的思想路线在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运用。这两个词并不是同义语的重复。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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