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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玛格丽特·沃特斯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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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简史试读：

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沃特斯，曾在雷丁大学担任英语讲师达20年之久，目前是自由撰稿人和评论家。她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撰写评论，还曾定期为女权主义权威期刊《多余的肋骨》撰稿。她此前曾有论文收录于《只谈家庭》、《谁害怕女权主义？》（朱丽叶·米切尔、安·欧克利主编），还曾为《女人的权利和委屈》（朱丽叶·米切尔、安·欧克利主编）撰写标题文章。译者简介

朱刚，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西方文论。主要成果有《詹明信》（1995）、《萨伊德》（1997）、Text, Reader, and the Nature of Literary Reading（1998）、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2001）、《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文化批评理论》（2002）、《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二卷，2002）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2006）。

麻晓蓉，南京大学博士生、四川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主要成果有《埃米莉与祥林嫂：文学形象比较研究》（2002）、《浅谈加强英语专业学生母语教育的重要性》（2003）和译著《企业行为管理——实用战略手册》（2004）。

绪论

在那些年代，一些作家使用另一个词——“妇女主义”来替代它，但同样也充满敌意。有一位被人遗忘已久的作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忆及了与一位身居巴黎的女知识分子（尽管他对她有偏见，但她似乎相当活泼有趣）会面时的情景，愤怒地揶揄说这位女性的写作反映了“19世纪顽固的妇女主义”。

令人奇怪的是，对“女权主义”这个字眼最尖刻的批评竟来自弗〔3〕吉尼娅·吴尔夫。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曾为女性发出过呼吁，影响很大，甚为恳切。在1938年创作于法西斯主义和日渐迫近的战争的阴影之下的《三几尼》中，吴尔夫也许对任何“主义”都感到不安，所以坚决抵制这个字眼。她坚称，任何词汇都无法准确概括这股“19世纪反抗父权”的力量。她接着写道：

事实上，那些19世纪的妇女是你们这场运动的先锋。她们当时反抗父权制国家的暴政，正如你们时下反抗法西斯国家的暴政一样。

吴尔夫宣称，她们被人称为女权主义者（她犯了年代错误——这个词在19世纪并不为人所知），这令她们非常反感。她继续强调说，我们应该

废除一个陈旧、邪恶而腐朽的词汇，一个在它的时代为害不浅的词汇。“女权主义”便是这个词汇。根据字典，这个词的意思是“捍卫女性权利的人”。既然唯一的权利，即谋生权已经获得，这个词便不再具有意义了。没有意义的词是死词、腐朽的词。

然而，虽然弗吉尼娅·吴尔夫所谓的“谋生权”曾经是、并且目前仍然是女权主义的中心内容，但是在她写下这些话之后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获得谋生权显然并没能解决女性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女性的工作——虽然某些商界女强人的收入被媒体大肆宣扬——酬劳依然很低；而在家务活儿方面，女性根本就得不到酬劳。女性面临着特殊问题：生育和抚养孩子，还承受着既要干家务和/或照顾孩子又要外出工作的巨大压力。吴尔夫在20世纪20年代写作时，女权主义者几乎尚未提出这些问题，更不用说解决这些问题了。

数百年来，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女性都曾为自己的性别呼吁，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需求以及希望。由于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我只集中谈一个国家——英格兰——的女权主义，尝试着探讨它的历史沿革。尽管其他国家的女性有不同的经历和定义，但是在英格兰，至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通常都是个贬义词。无论如何热心地为女性权利而战，鲜有女性愿意自称为“女权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再次组织起来时，这场运动自称为“妇女解放运动”（这个字眼源自黑人运动、第三世界运动和学生运动）。它也经常被简称为“妇解”（women's lib），这么称呼有时候是出于亲昵，有时候则是出于贬损。但也就是在这些年间，“女权主义”这个词日渐为大众所接受，其含义也得到了扩展。虽然有人认为民事平等和法律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而且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这场新的运动往往重点关注的是女性特有的问题，即女性在生育和扮演社会角色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样是在这些年间，英国的女权主义者至少尝试过跨越国界，去寻找她们和海外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相同或不同之处。

然而，我们又是多么频繁地听到女性们急切地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而她们发表看法时依据的便是女权主义，缺之不可。美国女权主义者埃丝特尔·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认为，女权主义这个词自出现之初就带有负面含义，并且指出，没有几个涉足政坛的女性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么做的女性少得令人吃惊。20世纪90年代，英美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发现出现了诋毁女权主义的“回潮”，而且某些目标显然已经得逞，于是对这种回潮发出了警告。例如，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和安·欧克利（Ann Oakley）把她们的第三本论文集取名为《谁害怕女权主义？》，书的原版封皮上印有一只卡通的大灰狼。她们认为：“对女权主义的攻击往往演变为更为广泛的厌女症”；“女权主义者”现在成了那些不受欢迎或备受鄙视的女性的代名词，和20世纪60年代之前使用的“恨男婆”、“母夜叉”、“老妖婆”、“巫婆”等称呼如出一辙。她们还说，女性也必须揭露并消除女权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厌女症传统。

同样麻烦的是，一提到“女权主义”这个字眼，许多年轻一些的女性似乎也警觉起来，其中不少人似乎羞于提及这个概念。一份英国小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横跨两版的文章，名为《女权主义死了吗？》。文章竭力巧妙地保持不偏不倚，给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以相同的篇幅：一方认为女权主义这个词依然非常适用；另一方则确信这个词已经过时，甚至令人尴尬，应该被淘汰。这篇文章配发了一张“激进妇解分子”在抗议“世界小姐”选美比赛现场维持秩序的照片。（事实上，照片上每个人都在笑。）让我略感尴尬的是，我在照片上看到了很久以前的自己，长发长裙，紧握着一块毫无新意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女人也是人”。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世界小姐”选美比赛那时依然存在（在那些糟糕的年月里，这种比赛总是被安排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直到2002年，这一赛事才意外地引起公众关注。首先是尼日利亚激进分子暴力示威反对他们所谓的“裸体游行”，认为那会助长淫乱之风，导致艾滋病蔓延。随后是数名选手拒绝参赛，因为一名尼日利亚青年妇女婚外怀孕，依据伊斯兰教教法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但只是延缓到孩子断奶后再执行。选美皇后们的姿态既展现了勇气，又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然而有趣的是，她们中的一位略显不安地坚称她之所以采取这种姿态，绝对不是因为她是女权主义者，甚至也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她是个人。

我近来问过一些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是否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或是否确实对女权主义感兴趣，她们大部分人都断然地予以否认。这些年轻女性中有一部分受过大学教育，其他的都有工作，而她们所有人显然都是先前女权运动的受益者。一位女性说，女权主义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就挺陈腐过时。她觉得，一方面，女权主义已经变成极端分子——她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的游乐场，这些人对于像她这样的女性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另一方面，她认为女权主义已经被“制度化”了，她把它比作共产主义：它不仅要求忠实于某些思想，还要信奉一套笼统的思想体系。此外，她补充说，女权主义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学术话题。人们可以获得“性别研究”的学位，她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女权主义已经不是非常适用了。也许10年左右之后，当这些年轻女性发现自己在家庭、家务和工作之间顾此失彼时，她们会有不同的感受。也许她们会发觉需要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定义女权主义。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倒希望她们不必如此。

注释

〔1〕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原名塞西莉·伊莎贝尔·费尔菲尔德（Cecily Isabel Fairfield），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著名记者。——译注，下同

〔2〕《雅典娜神殿》：英国伦敦出版的文学杂志（1828—1921），撰稿者多为知名作家。

〔3〕弗吉尼娅·吴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5）：英国女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为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先锋，以“意识流”创作手法著称。第一章女权主义的宗教根源“在最早为自身及自身性别发出呐喊的欧洲女性中，有一些是在宗教的框架下进行的，而且使用了宗教术语。在当下世俗化的社会里，我们或许很难想象她们当年所做的一切：很难充分认识到她们的勇气，很难理解她们当时挑战社会现状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或这种挑战达到了何种程度。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各地总会有些家庭将“可有可无”或者无法婚嫁的女儿往女隐修院一关了事。对于一些人来说，这肯定不啻终身监禁；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宁静的女隐修院生活似乎促进了真正的自我实现：它培养了一些女性的组织才能，使一些女性识文断字，能够独立思考，从而发现她们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宾〔1〕根的希尔德加德生于11世纪末，她先是在莱因兰的一所小隐修院做了修女，后来当上了这所隐修院的院长。长久以来，人们公认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近年来，她非凡的音乐才华被世人重新发现，备受赞誉。但她有时深为人们对自己“非女性化”行为的种种怀疑所〔2〕苦。于是，她写信给当时的一位教会领袖明谷的伯尔纳，询问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是否应该继续写作和作曲。伯尔纳给予了她鼓励。数年后，她享誉整个欧洲。虽然当时只有司铎才有权传教，但是她60岁开始周游整个日耳曼帝国，进行她的传教活动。

和其他中世纪妇女一样，希尔德加德试图想象几乎无法想象的事物、讲述自己对神之爱的理解时，她借助于女性经验，尤其是母性经验，从而写到神的“母性”。“神再次向我展现出他的恩慈，”她写道，“正如……母亲给她哭泣的孩子哺乳一样。”一些虔诚的妇女怀着〔3〕母性的柔情想象襁褓中的耶稣。一位佛兰芒贝居安女修会修女这样冥想神之母的感受：

一连三天，也许更久，（她）紧紧抱着他，他像婴儿一样安憩在她双乳之间……有时她亲吻他，仿佛他是一个小孩子；有时她把他抱在大腿上，仿佛他是一只柔弱的羔羊。“仅仅因为我是女人，我就得相信我无法告诉你神的美德……？”〔4〕15世纪初期英格兰妇女诺里奇的朱利安这样问道。她很诧异“她的创造者竟然选择降生于那个被创造物”。进而，她认为：

我们的救世主是我们的真母，我们永恒诞生于他，永远受他庇佑……我们得救于母性的慈悲和恩德……母爱的本质就是慈爱、智慧、知识；这种母性就是美德，因为虽然和我们灵魂的出处相比，我们的肉体诞生于低贱、贫寒和卑微，然而这个肉体诞生于他的创造，由女性来加以完成，体现为众生。

虽然其他女性对这个类比只是一带而过，但诺里奇的朱利安却非常直接地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类比。基督正如

仁厚慈爱的母亲那样深知自己孩子的需要，并密切关注着这种需要。母亲给予孩子吮吸的乳汁，而我们亲爱的耶稣母亲却用他自己来喂养我们，他是如此慷慨、如此温柔……〔5〕

玛格丽·肯普和朱利安同时代，她从自己家乡埃塞克斯一路跋涉去拜访朱利安。玛格丽记下了自己的生平——也许是自己口述、他人记录，这被称为第一部英语自传。她的生平再清晰不过地说明，为什么她对自身不幸的沉湎和夸张的表述激怒了那么多和她接触过的人。但是她的故事也出人意料地感人至深；而更重要的是，她的传记之所以了不起，只是因为她坚持认真对待自己和自己的经历。玛格丽遭遇到的母性经验中痛苦而可怕的一面曾经启示了因信仰而终身未婚的朱利安。玛格丽第一次怀孕期间一直病得很重。经过漫长而异常痛苦的分娩后，她精疲力竭，沮丧万分：“由于生产的煎熬以及之前的病痛，她对生活感到绝望。”有时，她几乎要自杀。她回忆道，是耶稣显圣抚慰了她。耶稣以一位英俊的年轻人的形象显现，坐到她的床边。他告诉她：“在床上，你可以大胆地把我当作你的夫君。”但是直到多年后，经历了14次怀孕的玛格丽才终于和她欲望无度的凡夫达成协议：只要他不再执意要求鱼水之欢，她愿意替他偿还债务，并且取消自己所恪守的星期五斋戒，同他一起吃喝。他同意了，不过带着一丝讽刺，这讽刺数百年来不断被人重复，令人生厌：“愿你的身体像以前对我那样随时供神享用。”

凭着非凡的精力和毅力，玛格丽踏上了跨越欧洲的朝圣之旅。一路上她哭哭啼啼，激怒了随行的同伴，他们中途舍她而去。但是她的勇气——以及永不言弃的决心——使她到达了耶路撒冷，并最终踏足君士坦丁堡。

到了16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谈论自身，观点愈加一〔6〕致、愈加富有攻击性，只是仍然未能摆脱宗教的框架。宗教改革使更多的女性得以接受教育。1589年，在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英〔7〕格兰最早的女权主义檄文”中，简·安杰挺身而出，强调夏娃优于亚当：夏娃是第二个成形之人，因此也更加完善。亚当由“废物和肮脏的泥土”塑造而成，神又从亚当的肉中造出夏娃，故而“她定比他纯净”，这“显然说明我们女人比男人要优秀不少……有了女人，才有男人的救赎。女人是第一个信神的，同样也是第一个悔罪的”。接着，安杰又世俗地谈到了日常的家庭生活，言谈间透着义愤和诙谐。她提醒我们，保证男人衣食无忧、干净整洁的是女人：“没有我们的照顾，他们会像正在产崽的狗一样躺在床上，像脏鲐鱼一样在夏天的热浪里游来荡去。”

但是任何女人想要捍卫自己的性别，都不得不有力地处理《圣〔8〕〔9〕经》中女性的负面形象：大利拉背叛，耶洗别杀人，而夏娃则对人类的堕落负有直接责任：“女人诱惑他，他吃了。”女人一旦大胆讲话，或就教会对女性的态度提出难以应付的问题，经常就会有人拿圣保罗的话来进行压制。“让你们的女人在会中闭口不言，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圣保罗向哥林多人训示道。他在给提摩太的书信中还说道：“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渐渐地，一些女性找到了反抗这些《圣经》禁锢的信心。一些女性对《创世记》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认为归根到底，亚当对于人类的〔10〕堕落和夏娃负有同等的责任。于是，1611年埃米利亚·兰耶提醒自己的读者，基督

由女人怀上，由女人诞下，由女人哺育，对女人顺从……他治愈女人，宽恕女人，安抚女人……他复活后，首先显身给一个女人。〔11〕

1617年，雷切尔·斯佩特嘲讽道：

倘若当初亚当不赞成夏娃的所作所为，不愿意步她的后尘，那么他作为她的主人，本应申斥她，订出点儿戒律，以免有失主人的身份。

其他人则坚持认为，神把夏娃的后裔玛利亚创造为基督之母，这本身就已经昭示了他的宽恕。

在动荡不安的17世纪，尤其是在抵制国教、尊崇简化宗教仪式的教派和众多不同的小团体中，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至少有些女性感受到了神启，开始传教或进行预言。现代历史学家指出，在伊丽莎白时代后期为逃避迫害而移民到美洲或荷兰的英格兰宗教异见者及其传教活动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那些设法留在英格兰从事地下活动的异见小团体中，女性也相当活跃。直到内战时期和空〔12〕〔13〕位期，她们才大举转回地上，畅所欲言。基思·托马斯罗〔14〕〔15〕列了一些这类独立教会：布朗派、独立会、浸礼宗〔16〕〔17〕〔18〕〔19〕〔20〕、千禧年会、家庭会、贵格会、寻求派〔21〕以及狂言派。无论它们在神学上有什么不同，它们都认为每个个体必须获得精神上的再生。体验贵格会所谓的“内心之光”比外在仪式更为重要，而这光并不讲究性别差异。正如当时一位作家所说：“一个虔诚的男人，还有，或女人，能和世上所有的牧师一样，在天堂和地上真正而有力地进行捆绑、释放。”

在一段时间里，各种独立教会允许女性就教会事务进行公开辩论和投票。到了17世纪40年代，一些教会，尤其是贵格会，则更进了〔22〕一步。1659年，贵格会教徒福克斯认为：“基督在男人中，也在女人中，他解救那些世俗律法之下的人……男女中的基督，在神的灵中，不在世俗律法之下。”“基督的灵由神而来，既存在于男人中也存在于女人中，难道基〔23〕督的灵……不能说话？”凯瑟琳·埃文斯和萨拉·谢弗斯问道。女性越来越频繁地感到触动，受到神启，在集会甚至礼拜时发言，不过她们经常遭到激烈的反对。她们被斥责为“被骄傲冲昏了头脑”、“虚荣自大”，甚至是“篡夺男人的权威”。譬如，1646年约翰·维卡〔24〕斯满腹怨气地牢骚道：“胆大妄为的家庭主妇们……没有一点儿女性的谦卑，高谈阔论，全然不顾使徒的禁忌。”〔25〕

约翰·班扬坚决反对女性的积极参与。他认为，撒旦无论如何都会诱惑更为软弱的夏娃，而不是亚当：“男人是礼拜的头领，是神的园子的守护者。”他把女性称为“头脑简单、意志薄弱的性〔26〕别”。他引用《哥林多前书》的观点，认为女人“不像男人那般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她们被置于男人之下”。他反对女性单独集会，认为这只会纵容“败坏体统”。他坚称：“我认为她们（女人）在祈祷时不应在整个教堂前面担任神的牧师。”进而，他语带讥讽地补充道：“要是那样，我就成了狂言派或贵格会教徒了。”在任何公开集会上，“她要做的就是闭紧嘴巴，安静地洗耳恭听”。

即便是到了17世纪70年代，勇敢的贵格会教徒玛格丽特·费尔〔27〕依然觉得有必要捍卫女性的良心独立和积极参与礼拜的权力。在一本名为《论女人说话之正当性》的小册子中，她强烈申辩道：“那些仅仅因为性别而否认……耶和华的灵通过女人说话的人……反对基督和他的教会，他们是蛇的后代。”图1　这个场景看上去带有一丝讽刺意味——尽管不知这种讽刺针对的是那位热情洋溢的发言者，还是那些心不在焉的听众？一位听众竟然睡着了，其他听众则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样子。

有时她们引用先知约珥（Joel）来回应圣保罗的禁忌，称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

对许多人来说，约珥所见的令人心醉神迷的幻象，在由内战和空位期所引发的种种社会巨变中显得特别重要；当时人们普遍觉得世界末日真的即将来临。比如，一个自称“第五君主国派”的教派认为，世界上四大世俗帝国——即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已经一去不复返，第五君主国——基督的王国和圣徒的统治——即将到来。在这种狂热而动荡的大气候下，涌现出了大量的先知，他们中许多人具有革命思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领域，女性被认为应有的被动性和对外界影响的接受性，倒可以说是优势了：她可能会更容易、更乐于成为神的传声筒。在英格兰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比利时先知安东尼娅·布里格（Antonia Bourigue），作了一番令人不安的双刃剑式的论证：“他们应该容许神通过女人说话，只要他乐意如此，因为他先前曾经通过野兽对先知说话。”

但是在先知灵感和疯癫之间，在受神引导和被魔鬼操控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在17世纪的英格兰，女性依然因巫术而受到审判。更甚的是，女性先知很容易被人斥为疯癫而不予理会。例如，埃莉诺·戴维斯夫人（Lady Eleanor Davis）多年一直声称受到神启。1625年的某个清晨，她听到“一个来自天堂的声音，犹如号角般说出这番话：离最终审判日还有19年零6个月”。她接着出版了一些被视为预言的小册子，其中包括查理一世之死。她的丈夫烧掉了她的书；她常常被当作笑柄。由她的名字编成的字母换位游戏——埃莉诺·戴维斯夫人：〔28〕没见过这么疯的女人——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她对异象的狂热使她陷入了极大的危险，甚至连她的社会地位也无法让她免于叛国罪的指控。1633年，她因被控“（全然不顾自己的性别）竟不自量力地……不仅解释《圣经》……还要当女预言家”而在高等宗教事务法院受审，被处以罚金并被关入精神病院。但是到了空位期，她的许多预言似乎都应验了，于是她又恢复了正常生活。从1641年到11年后她去世时为止，她又至少出版了37本小册子。

另一位女预言家安娜·特拉普内尔（Anna Trapnel）在伦敦的一座浸礼会教堂体验到了某种神启。1652年时，她已经加入了第五君主国派。1654年，她陪同一位男性传教士到白厅去，结果在那里陷入昏睡，一连12天才醒。民众聚集到那里聆听她的预言——以及她对〔29〕奥利弗·克伦威尔及其政府的尖锐批评，这件事被收录在《白厅奇闻轶事》和《石头的呐喊》中。她坚持说——以诗体的形式——神的旨意既传给男人，也传给女人：

约翰不会被触怒

任凭这里的女仆歌唱，

任凭她们参与宣布

吾王的事务……

当局把她定为疯子，但是依然要她出庭受审。她说：“这份报告说，等到对簿公堂时我会哑口无言，会认识到自己是个女巫。”但是她的伶牙俐齿战胜了法庭，毫不动摇地继续她的预言。克伦威尔政府无疑将这类预言当真了；好几次，他和他的国务会议都因先知的预言而中断，停下来认真聆听，其中几位先知是女性。

指望借神启来实现妇女解放可能作用有限。后来的女权主义不再那么强调女性的精神平等，而是更多地转向争取自然权利，否认男女在智力上有任何差异。

但是这种宗教狂热的爆发却蕴含着政治意义。16世纪，再浸礼〔30〕派已经承认女人和男人平等，允许她们在集会上祈祷和发言。〔31〕有一个教派自称“平均派”，其女性成员尤为活跃，施展才华的舞台也更大，她们在政治上表现得相当睿智。该教派信奉“以神形而造者”人人平等，鼓励女性参加活动。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许多平均派妇女的丈夫都被关在牢里，她们屡次三番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其做法十分类似今天的“示威”，要求释放她们的丈夫，同时也痛诉自己因此所遭受的艰辛。她们往往受到粗暴的对待，被斥责对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指手画脚。1642至1643年间，妇女们举行请愿，要求和平，结果遭到遣散，还被鄙夷地称为“婊子，妓女，牡蛎妇人，厨房丫头”。300名妇女再次向上议院呈递请愿书时，遭到伦〔32〕诺克斯公爵的断然拒绝。他嚷道：“让这些女人走开！”随后又嘲弄地补充说：“我们最好有一个女人议会。”1649年5月，妇女们又组织了一次请愿，要求释放平均派囚犯。但请愿被驳回，还遭到嘲笑：“请愿不是女人的事，她们应该呆在家里洗盘子。”对此，妇女们满不在乎地反击道：“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盘子可洗了。”

同年晚些时候，她们再次尝试请愿。多达1万名妇女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

在你们的眼里，我们竟显得如此可鄙，都不配用请愿来向尊贵的议会表达我们的委屈。对此，我们只能感到既奇怪又悲伤。难道我们不是和这个国家的男人一样同等享受《权利请愿书》以及这个国家其他法令中所涵盖的自由和安全吗？难道我们不像男人一样只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才能把我们的生命、肢体、自由或财产从我们这儿拿走……

1,000名胸前佩戴着海绿色丝带的妇女把这份请愿书呈交给议会。她们又一次被不屑地遣散了。

不过，女性找到了培养自己行政能力的机会，这在贵格会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17世纪50年代，女性例会与男性例会同时召开。虽然一开始女性似乎偏重传统的女性事务，比如福利和道德问题，但是她们有机会建立起自己的、十分高效的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实际上掌控着相当多的资金。然而，历史学家们认为她们关注的范围在逐渐缩小。到了17世纪80年代，她们将自己局限于“女人的”问题。在此后的岁月里，她们专注于“适合我们的事情，比如说穷人，尤其是我们中那些贫困潦倒的人”。这其中包括帮助年轻男子找到学徒场所或工作，指导年轻女子从事“所有有益的事情”——包括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始终保持行为举止“谨慎、贞洁、端庄”。

注释

〔1〕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德意志女隐修院院长和神秘主义者，自称多次见到诡秘的异象。

〔2〕明谷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法国天主教西多会修士和神秘主义者，创立了明谷隐修院。

〔3〕贝居安女修会：中世纪起出现在北欧城市中的一批女修士，她们不参加经正式批准的教会而过着虔修生活。12世纪末最早出现于列日，13世纪时正式以贝居安为名。她们大多自食其力，潜心于沉思默想，发愿身在会中时守贞不嫁，但可以随时还俗嫁人。

〔4〕诺里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1342—1416以后）：英国神秘主义者，所著《神恩的启示》（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约1393）被普遍认为是阐明中世纪宗教修养体验的重要文献。

〔5〕玛格丽·肯普（Margery Kempe，约1373—约1440）：英国神秘主义者。

〔6〕宗教改革：16世纪西方基督教会中所发生的宗教革命，其主要领导人是路德和加尔文，由此产生基督教三大分支之一的基督教新教。

〔7〕简·安杰（Jane Anger）：16世纪后期英国女作家，生平不详。她唯一的存世作品为《简·安杰论保护女性》（Jane Anger: Her Protection for Women，1589）这本小册子，批评了当时的大男子主义。

〔8〕大利拉（Delilah）：《圣经·旧约》所载以色列人领袖参孙的最后一位情人，曾哄骗参孙说出力大无穷的秘密在于长发，然后出卖了他，并因此成为不忠的性感女人的代名词。

〔9〕耶洗别（Jezebel）：《圣经·旧约》所载以色列国王亚哈之妻，阻挠希伯来人信仰神，迫害并杀害先知，挑拨希伯来人互相残杀，后被处死，尸首被群狗分吃。

〔10〕埃米利亚·兰耶（Aemilia Lanyer，1569—1645）：据认为是英国第一位职业女诗人。

〔11〕雷切尔·斯佩特（Rachel Speght，1597—?）：英国女诗人，据认为是第一位公开争论性别问题的女性。

〔12〕内战：指1642—1651年间英国议会派与保王党之间的战争。空位期：指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至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间的这段时期。

〔13〕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1933— ）：英国历史学家。

〔14〕布朗派：由英格兰基督教清教派公理会领导人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约1550—1633）创立，抵制圣公会，主张政教分离的自由教会运动。

〔15〕独立会：又称分离派，要求脱离圣公会，主张由真正信奉基督的人组成独立的地方教会，后通称公理宗。

〔16〕浸礼宗：基督教新教派别，认为只有信道之人才可受洗，而洗礼必须全身浸在水中（即浸礼）。

〔17〕千禧年会：基督教派别，认为现实世界污秽不堪，会被复活的基督彻底涤荡，随后基督会治理世界1,000年。

〔18〕家庭会：又称爱的家庭，16世纪由荷兰商人尼克莱斯（Hendrik Niclaes）创立，号召所有“热爱真理的人”不分民族和宗教，一律团结起来，不再争执教义，融于基督的身体之中。

〔19〕贵格会：基督教公谊会的别称，强调圣灵的指引，废除外在礼仪和神职人员，积极维护和平、反对战争。

〔20〕寻求派：17世纪许多英格兰清教徒脱离圣公会，组成小团体，寻求并等待神派来创立真正教会的新先知，这批信徒通称寻求派，为公谊会的前身。

〔21〕狂言派：17世纪英格兰激进教派，提倡泛神论，认为神无处不在，强调对基督的内在体认，反对《圣经》权威。

〔22〕福克斯（Fox，1624—1691）：即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英国脱离国教者，创立了基督教公谊会，即贵格会。

〔23〕凯瑟琳·埃文斯（Katherine Evans，?—1692）和萨拉·谢弗斯（Sarah Chevers，?—1662）：贵格会女教徒。

〔24〕约翰·维卡斯（John Vicars，1580—1652）：英国诗人和编年史家。

〔25〕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英国清教牧师。

〔26〕《哥林多前书》：《圣经·新约》中使徒保罗的书信体教义。

〔27〕玛格丽特·费尔（Margaret Fell，1614—1702）：英国贵格会创始人之一，被称为“贵格会之母”。

〔28〕字母换位游戏：即字母换位后构成新的单词或短语，这里指把Dame Eleanor Davis换成Never so mad a ladie。

〔29〕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将军和政治家，为英国内战中议会派的主要将领，曾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1653—1658）。

〔30〕再浸礼派：16世纪英国激进教派，认为洗礼应该在成年人自行选择宗教后再进行，故经常为婴儿时受过洗礼的成年人重新施洗礼。

〔31〕平均派：17世纪中期英国激进政治派别，认为在政府事务上人人都有发言权。

〔32〕伦诺克斯公爵（第四）（4th Duke of Lennox，1612—1655）：即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里奇蒙公爵（第一）（1st Duke of Richmond），苏格兰贵族，1624年承袭父亲的爵位。第二章世俗女权主义的开端

在世俗层面上，女性的自主也许难免会发展得更加缓慢。由于受到神启而作出“非女性化”的举动是一回事，而出于个人抱负作出离经叛道的举动就没那么容易了。为了耶和华神，公开演讲或提笔写作都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还可以被称为神启的产物：“我乃无才无德的一个弱女子……若没有圣人之手的引导，我所能做的和铅笔或钢笔没有什么两样，”17世纪一位女性作家声称。此外，许多女性，无论是贵格会的还是其他教派的，都明显因为属于具有共同信仰和价值观的支持性团体而获得了信心。

但是，世俗的抱负则另当别论。当然，在许多世人的记忆中都还留存着一位杰出的英格兰女王，她知识渊博，博览群书。在罗杰·阿

〔1〕谢姆的指导下，伊丽莎白能讲流利的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阿谢姆这样称赞女王：“她的头脑没有女性的软弱，她的毅力与男性并驾齐驱。”虽然她十分独断专行，但几乎从不支持其他女性。她对蒂〔2〕尔伯里驻军的那篇著名讲话（1588）体现出自己在女性和君王双重角色之间强烈的反差：“我知道我拥有女人软弱无力的身体，但是我却有着国王的心胸和勇气，而且是英格兰的国王。”不过，对于一些英格兰妇女来说，女王的存在至少算是一种鼓励，使她们相信自〔3〕己的才华，接受自身“非女子气”的志向。确实有一些保王派妇女——在内战中丈夫不在身边时——勇敢地奋起保卫自己的家人和〔4〕家园。安妮·布雷兹特里特（诗人，生于英格兰，后移居美洲）在女王逝世40年后写道：

让那些说我们这个性别缺少理性的人

明白现在这样讲只是诽谤罪，过去却是叛国罪。

一部名为《女人的严厉复仇》（1640）的匿名作品颇具煽动性地申辩道，把女人排斥在知识殿堂之外是“男人们精心策划的，目的是〔5〕为了确保自己的主宰地位得以延续”。巴斯阿·梅金曾担任查理一世的一个女儿的家庭教师，她后来创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并负责学校的管理工作。她在《论复兴淑女在宗教、礼仪、艺术和语言诸方面的古典教育》一文中，强调了女性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性。“让女人变成傻子，”她说，“你们就好把她们当作奴隶。”她的书也许是，至少部分是，在为自己的学校和课程作广告，目标是家境殷实的女性。有趣的是，虽然她给女性提供了（当时依然难得的）学习经典的机会，但是为了使读者安心，她明确表示不会“妨碍女人成为贤妻良母，也不会让女人因读书而疏怠必要的家务”。而且，她透着一丝不安说道：“我无意谋求男女平等，更无意让她们凌驾于男人之上。她们是性别的弱者。”

但是巴斯阿·梅金热情地歌颂了保王派女性在内战期间的表现：她们“像战士一样保卫自己的家园，像男人一样深谋远虑，勇敢顽强”。她对学识渊博的同时代女性，包括安妮·布雷兹特里特和纽卡斯〔6〕尔公爵夫人，不吝赞美之词。夏娃食禁果而使世界陷入罪恶这个圣经故事经常被用来批评女性，但在梅金看来，这不过是说明必须接受良好教育的一个最早例证。

许多早期世俗作家似乎都经历过一段艰难时期。1621年，玛丽·罗思夫人（Lady Mary Wroth，诗人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侄女）开始写作十四行组诗，但她最终并未完成，而且直到20世纪方才付梓。组诗出版后，女性文学批评家们对她为这种通常极为男性化的诗体所带来的有趣而清新的视角进行了分析。但当年罗思夫人勇敢地发表散文体传奇《蒙哥马利伯爵夫人的乌拉尼亚〔7〕

》后，却遭到恶意攻击，结果该书因被指诽谤同时代人而遭禁售。她的社会地位也庇护不了自己。“工作吧，夫人，工作吧，”丹尼勋爵（Lord Denny）居高临下地向罗思夫人建议道：“但是唯独不要写书／因为比你聪明的女人从来不写作。”

任何胆敢发表作品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其实就是公开的嘲讽——在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遭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她家世显赫，出身保王派的东英吉利亚领主之家，年轻时入宫，〔8〕后陪伴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后流亡巴黎，在那里与当时的纽卡斯尔侯爵、即后来的纽卡斯尔公爵结识并成婚。她的特权——地位和财富——的确庇护了她；但是这些特权也连同她那张扬怪异的个人风格，尤其是毫不掩饰的文学抱负，一起使她很容易成为闲言碎语恶意污蔑诋毁的对象。她的婚姻是幸运的；年长她很多的公爵鼓励她写作。她的作品屡次遭到批评。针对其中的一次批评，公爵评论道：“一个女性写作，这就是罪过；如此侵犯男性特权，绝对不可赦免。”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生于14世纪的意大利，长于法国，据说是第一位以写作为生的西方妇女。她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丈夫过世后，25岁开始写作，收入足以养活3个孩子、1个侄女和她自己的母亲。她在自己最著名的作品《贵妇之城》（1404）中批评学术书籍散布“众多针对妇女及其行为的恶毒中伤”；三位寓言式的女性——理智、正直和正义——讨论了厌女症的根源。她认为，“内在品德更高的男人或女人更为高尚”；“一个人的贵贱不在于性别，而在于品行”。〔9〕

1558年，纳瓦拉的玛格丽特发表了《七日谈》，针对厌女症〔10〕者的攻击为妇女辩护。玛丽·德古尔奈在《论男人和女人的平等》（1622）中断言女人和男人在智力上是平等的：“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不属于这个一切美好事物都被禁止享有的性别，你是多么幸福〔11〕啊。”1640年，安妮·玛丽·范斯许尔曼在《论女性心智的学习能力》中坚持认为：“凡是能使人类头脑充满奇异而真切的愉悦的事物，同样适合人类中的女人。”

虽然从许多方面来看，卡文迪什的处境和大多数其他女性都不相同，但是她却非常感人地写出了女性共同的忧虑和烦恼，尤其是因子女而生的忧虑和烦恼：“为他们幸福而操心，为他们作恶而忧虑，为他们生病而烦恼，为他们夭折而悲痛欲绝。”无论地位如何，女性无不为之所苦。

卡文迪什和夫君回到伦敦后，开始创作哲学诗。正如一位现代传记作家所说，她在“（女性和基督教）谦卑的美德”和自己的抱负之间左右为难。她理所当然地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但是又经常被迫通过退守和自我贬低来为自己辩护。她抱歉地表示，写作是有闲妇女“无害的消遣”，总比无所事事地说邻居们的闲话要好得多。写作是一种“合乎体统和操守”的活动。她声辩道，不赞成这点的男人，只能希望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可以把时间花在不比诚实、天真而无害的幻想更糟的事情上”。

然而，卡文迪什的确从未将自己的作品当作无害的幻想。虽然她对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拒女性于千里之外的傲慢姿态持批评态度，但她还是勇敢地将两本书题赠给它们。1653年，她出版《诗歌与幻想》时宣称，她之所以写作是因为“在这个时代，所有的英勇行为、公职、强大政府和雄辩的辩护都对我们这个性别关起大门……”言下之意是，写作本身可能是一种英勇行为；而对她那一代的任何女性来说，也许确实如此。此外，她在1655年发表的《哲学和物理学观点》中抱怨道：

我们被当作笼中之鸟，在自己的房子里上蹦下跳，不得翱翔于外面的天空……我们被拒于所有的权力和权威之外，由于我们从未得到过文职或军职，我们的意见遭到鄙视和嘲笑，我们最出色的成就在耻笑声中被践踏，因为男人们对自己过于自负，对我们则不屑一顾。

但事实上，她在写于初返伦敦之时而发表于1655年的《世界杂集》的序言中指出，“如果让我们上学，开发智力，增长知识，我们会和男人一样拥有清晰的理解力。”

但是尽管她满怀雄心壮志，不懈追求，却未抱什么幻想。甚至有时候，或许是在所难免，她会丧失勇气。她对读者看过自己的自传《真实关系》后的反应曾作过悲观的预言：“既然没人关心她过去是谁的女儿，现在是谁的妻子，她有怎样的成长经历、命运或生活，那这位夫人为什么还要写自己的生活呢？”

果不其然，读者往往都是很刻薄的。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12〕怀着强烈而居心叵测的猎奇心理，于1667年在伦敦跟踪了她好几个星期，接着又读了她关于自己丈夫的描述，最后谴责她是“一个疯狂、自负而荒唐的女人”。虽然卡文迪什曾满怀希望地特地将两篇序言奉献给女性读者，鼓励她们将时间花在“任何能为我们这个性别带来荣光的事业上，因为这个性别是些从不奢求名望的可怜而沮丧的灵魂”，不过她承认，传统限制了女性的天赋，使她们之间充满妒意，挑剔彼此的成就，所以她也许会“遭到同性别同胞的非难”。她的确〔13〕经常有此遭遇。与她同时代的多萝西·奥斯本对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的《诗歌与幻想》一书的反应，可悲地暴露出女性——甚至是知识女性——自己对女性写作不以为然的偏见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多萝西听说公爵夫人的书后，感到既震惊又可笑，于是给她的未〔14〕婚夫威廉·坦普尔爵士去信称：

你要是见到这本书，务必给我寄一本；他们说这本书比她的衣着要过分十倍。当然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是有点儿精神错乱了，否则她怎么也不会荒唐到要冒昧写书，还要用诗歌体来写。我半个月睡不着觉，也不会沦落到这一步。

不久，她又写信给坦普尔，告诉他不用费心了，因为她已经弄到了这本书，也已经读过了，“……而且确信疯人院里还有很多比较清醒的人”。但是，既有讽刺意味又令人感到相当可悲的是，奥斯本本人写给未婚夫的书信却展现了一位生气勃勃、感觉敏锐、能言善辩的女性形象。正如弗吉尼娅·吴尔夫所说：“那位没有受过教育、惯于独处的女孩子在遣词造句和描绘场景方面竟有如此的天赋。”吴尔夫暗示，若换一个时代，奥斯本本可以成为一位小说家。

有趣的是，在王政复辟时期，伦敦这样一个道德沦丧、自私自利的世界竟为女性提供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她们可以做演员，虽然这并不是社会所尊重的职业；事实上，女演员常常被当作妓女看待。但是此外还有一些女性成了剧作家：凯瑟琳·特罗特（Catherine Trotter）、玛丽·曼利（Mary Manley）以及玛丽·皮克斯（Mary Pix），她们都有剧作问世——而且又都在1696年上演的《W. M.》中受到无情的嘲弄。玛丽·曼利在她首部剧作的开场白中预见到了她们都将会面对的困难：图2　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是一位睿智的作家，遇到凡是对被视为直言不讳或雄心勃勃的女性不友善的言行，她都予以有力的驳斥。

大幕现在由一位女士之手拉起，

你们会叫喊：这名字预示着软弱，

流苏和香茶才是她们全部心思的归宿。

在这些勇于开辟新天地、毫不畏惧这种讥讽的女性中，阿芙拉·

〔15〕贝恩是最著名的一个。弗吉尼娅·吴尔夫窥见了些许贝恩的重要性，形容她为

一位中产阶级女性，拥有所有的平民美德：幽默、活力和勇气；一位由于丧夫且自己又遭某种不幸而被迫靠个人智慧谋生的女性，她不得不和男人在同样条件下工作。通过辛勤工作，她挣到了足以养活自己的钱。这一事实的意义要远胜于她实际所写下的任何东西。

距今更近一些的读者对待贝恩“实际所写下”的东西要认真得多——她是一位技艺纯熟且常常富有挑战性的剧作家，同时一些评论家发现她的生活几乎和她的剧作同样有趣。在成为作家之前，她游历甚广——或许曾到过南美洲的苏里南；作为政府间谍，她肯定到过〔16〕低地国家。虽然她作为剧作家的声名最为显赫，但是她还创作了故事《一位贵族和他妻妹之间的情书》。一位近代传记作家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个被忽略的故事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色情小说，它同时也是对浪漫幻想所具有的潜能和危险的一次深刻挖掘。

她经常被人指责淫秽下流——而男性剧作家却免受指责。亚历〔17〕山大·蒲柏是那些嘲笑她伤风败俗的人中最著名的一个：“舞台〔18〕上阿斯脱利亚步履风情万种／曼妙地把所有角色都搞上了床。”贝恩为此作了有力的自我辩护：

如果我写的剧作署上任何一个男人的名字，而且没人知道是我所写，我向所有不带偏见的人请求评判，他们一定会说，这人写的都是好喜剧，和时下任何男人写得一样好。但该死的是，女人毁掉了诗人……我珍视名誉，有如我生为英雄那般。

事实上，像《浪荡子》这样一部戏是一个冷静透彻的分析，展现了女人在和男人打交道时如何使用心计、讨价还价——以及不可避免地作出妥协，而男人则几乎千篇一律地被塑造成冷酷无情的剥削者。贝恩笔下的女主角海伦娜——靠集于一身的幸运、机智、精于算计和装扮技巧——在和损人利己的威尔莫尔的婚姻中获得了尊重（不过几乎可以肯定不会获得幸福）。但是有迹象表明，贝恩可能最同情的，也许甚至是最认同的，不是（多少有点）贞洁的海伦娜，而是妓女安杰莉卡·比安卡。正如现代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女主人公和她的创造者拥有共同的初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杰莉卡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孤苦无依地处于一群自私自利、工于心计的人中间。她相信引诱她的人所说的甜言蜜语，而在剧尾她遭到抛弃，留给她的只有苦涩和幻灭。贝恩的这种结局使我们心绪不宁，很不是滋味，满怀疑问，因为贝恩以及我们所同情的，毫无疑问都是不幸的安杰莉卡。在剧本附言中，她反驳了对她抄袭的指控（女性的才能特别容易受到冷嘲热讽，被一笔抹杀）。贝恩承认，虽然她可能从托马斯·基利格〔19〕鲁先前的一部作品中“窃取了一些线索”，但是“情节和动作（不是自夸）都是我自己的”。她接着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似乎佐证了她个人对那个不幸角色抱有某种认同：“不怕各位笑话，我挂出安杰莉卡的招牌（唯一被窃取的东西）来提醒各位妙趣之所在。”〔20〕

注释

〔1〕罗杰·阿谢姆（Roger Ascham，约1515—1568）：英国人文主义学者和散文家，1548—1550年间奉诏担任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老师，对女王影响很大。

〔2〕蒂尔伯里：英格兰埃塞克斯郡瑟罗克区港口。

〔3〕保王派：英国内战期间拥护英王查理一世的政治团体。

〔4〕安妮·布雷兹特里特（Anne Bradstreet，约1612—1672）：首位在美洲殖民地写出有价值的英文诗歌的女诗人。

〔5〕巴斯阿·梅金（Bathsua Makin，约1600—1675）：英国早期女权主义者，被誉为17世纪“英格兰最博学的女性”。

〔6〕纽卡斯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Newcastle，1623—1673）：即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英国贵族、诗人、哲学家、剧作家和散文家。

〔7〕乌拉尼亚：希腊神话中司掌天文的缪斯女神。

〔8〕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后（Queen Henrietta Maria，1609—1669）：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之女，1625年与英王查理一世结婚，为英王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之母。

〔9〕纳瓦拉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e Navarre，1492—1549）：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女作家，纳瓦拉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七日谈》是她效仿《十日谈》创作的故事集。

〔10〕玛丽·德古尔奈（Marie de Gournay，1565—1645）：法国女作家，蒙田的养女。

〔11〕安妮·玛丽·范斯许尔曼（Anne Marie van Schurmann，1607—1678）：荷兰女诗人和文学家，被誉为17世纪最有才华的女子。

〔12〕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英国海军军官，以所记日记闻名。

〔13〕多萝西·奥斯本（Dorothy Osborne，1627—1695）：英国贵妇，以婚前写给未婚夫坦普尔的书信闻名。

〔14〕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

〔15〕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1640—1689）：英国戏剧家、小说家和诗人，是英国第一位职业女作家。

〔16〕低地国家：指欧洲西北部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

〔17〕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评论家和伟大诗人。

〔18〕阿斯脱利亚（Astraea）：希腊神话中司掌正义的女神。

〔19〕托马斯·基利格鲁（Thomas Killigrew，1612—1683）：英国剧作家和剧院经理。

〔20〕在《浪荡子》一剧中，高级妓女安杰莉卡挂出3幅自己的画像作为拉客的招牌，其中1幅被浪荡子威尔莫尔窃取。原文where a great part of the Wit dwelt为双关语，既可理解为“（本剧）妙趣之所在”，亦可理解为“一位伟大智者的居所”。第三章〔1〕18世纪：执笔的亚马孙女战士

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是最早的真正女权主义者之一，或许也是第一个探究并维护关于女性的思想的英国作家。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认同这些思想，与之产生共鸣。在她一生中，她和其他女性打成一片，推心置腹，谈论她们遇到的共同问题。虽然她笃信宗教，但是她和17世纪教派里那些喜好争辩的前辈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2〕

。她非常保守，终身追随保王党和高教会派；只有当她洞察到女性的生活受传统所限、思维没有得到开发训练时，才会变得激进起来。

阿斯特尔生于1666年，父亲是纽卡斯尔煤炭商，在她12岁时去世。青少年时期，阿斯特尔曾陷入极度抑郁。她写诗倾诉自己的孤苦和无情的现实——尽管她才思敏捷、满怀自信，却也无法想象自己会有什么像样的未来。21岁时，她写过一首诗，诉说自己的挫败感（其他许多女孩也一定有过相似的经历），并忧郁地承认，她想象不出会有什么生活能够让自己施展才华或实现梦想。

自然不允许我像寻常那样，

以入朝或报国，去博取

那宝贵的少许名声

她那时也许倾向于做传教士：

为土耳其人和异教徒

我或许能把福音传递

不遗余力地使他们悉数皈依

但是，唉，怎奈我的性别令我无能为力……

不过，几个月后，她仅带着一点儿盘缠和几位亲友的住址，离家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伦敦之行，这一举动的确显示出了非凡的勇气。起初，她似乎曾在切尔西落过脚，并希望在那里度过余生。她有些远房亲戚住在那里，但是他们并不十分乐意帮忙。不久她便陷入了沮丧，看不到出路究竟在何方。1688年，她因“无法谋生”而感到绝望，便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William Sancroft）写信求助：

既然神赋予了男人和女人同样智慧的灵魂，怎么能够禁止他们改善这些灵魂呢？既然他没有拒绝赋予我们思考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不能（至少为表感激之情）将我们的思考奉献于他这个最尊贵的对象之上，而不是把它们用在琐事、作乐和世俗事务之上呢？

桑克罗夫特大主教显然被她的聪慧和虔诚打动了，他送了些钱给她。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联系。不久以后，玛丽·阿斯特尔便开始接触到一个知识女性的圈子，她们成了她的终生好友，同情并支持她的想法。1694年，她完成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对女士们的严肃提议》。她在书中敦促妇女们认真看待自己：她们必须学会独立思考，下工夫开发自己的智力、提高自己的技能，而不是一味地听从男人们的判断。她有一本书取名为《对教育的思考》，该书具有开拓性和真正的前瞻性——至今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她强调了女性接受良好教育的紧迫性。她认为，女孩子必须学会独立思考，清晰而理性地作出判断，而不是把时间都浪费在掌握优雅的社交技巧和才艺上。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功劳都置于他们［男人］的名下，认为自己所能够做的无非是可怜地去征服某个一无是处的人儿，而无力做一些更为崇高的事情，那我们也未免太抬举他们而过于贬低自己了。

阿斯特尔的文笔总是那么清楚、犀利，常常流露出睿智：“镜子所能为你做的，还不及你用自己的头脑认真自省时的一半。”

阿斯特尔的分析确实非常及时。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宗教改革，尤其是许多女隐修院的关闭，客观上导致英国妇女更难受到任何形式的教育。阿斯特尔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能干；她们所缺少的只是“培养、提高自身”的严格训练。她慷慨地支持其他女性，例如热情〔3〕地赞扬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出版的书信集兼游记——《土耳其信札》：

至少让她的同性来公正地评判她吧……正如我发自灵魂深处的那样，让我们尽情地享有卓越天才的无上荣光，为一个女人的成功而欢乐，并且自豪地追随她的步伐。

但是，“可怜的女人除了找个丈夫之外，可曾有人教她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她在1700年出版的《对婚姻的一些沉思》一书中这样问道。她十分不情愿地承认，婚姻对于人类繁衍是必要的，不过她坚持认为妻子往往只是被简单地当作“男人的高级仆人”。她警告道，任何女人“不表现出绝对服从，就决不会被丈夫这样至高无上的君主所容纳”。她在自己的第一本书里描述了自己的理想：建立一座世俗女隐修院，女人能在那里共同生活，遁出尘世，保持快乐和好学的纯真，“这样一个你们母亲夏娃所失去的伊甸园”。这个伊甸园里没有亚当的位置。在《对婚姻的一些沉思》中，她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想法，使其更加具体可行。她认为，无论女子未来命运如何，都需要建立女子大学，使她们接受全面的教育。也许在她看来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学还要帮助未婚女性；事实上，它们可以为某些女性提供人生选择，使她们过上不必依赖男性的生活。

随着名气渐长，阿斯特尔经常成为嘲讽和恶毒挖苦的对象。她最终停止了写作，但是她能够非常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1709年，她说服自己在切尔西的一些比较富有的熟人赞助开办了一所慈善学校。她的计划非常及时：在1699年5月至1704年之间，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地区已建立学校54所；到了1729年，该地区共有学校132所，许多女性积极参与到学校的规划和管理中来，并且逐渐加入了教学行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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