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美学思想及其理论体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阎国忠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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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美学思想及其理论体系试读：

在《朱光潜全集》陆续面世之际，安徽教育出版社许振轩先生约我写一部书，概括地介绍朱光潜的美学及其理论体系。经过差不多一年半的努力，此书终于草草完成了。现在，当我把书稿最后清理一遍准备寄出的时候，心中自然轻松多了，不过，尚有一点忐忑不安，就是不知道此书是否符合出版社的要求，尤其是是否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

公平地说，朱光潜的美学属于正在消逝的时代。不仅同三四十年代相比，即使同五六十年代相比，今天，美学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但是，对于一种理论来讲，重要的往往不在于现在谈论些什么，而在于现在的论题是怎样提出的，在于从过去的种种论述与争论中寻找到走向现在乃至未来的脉络。朱光潜是中国美学科学的开拓者。在他之前，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的系统的美学，有的多是有关诗、画的评论及有关美学的译介文字，是朱光潜将西方美学借鉴过来，并运用前人所积存下来的资料，综合分析，整理融汇，而建设了中国的美学。他写的《文艺心理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美学著作，他在北大、清华开设的相关课程，也是中国最早的美学课程。而且，朱光潜从三十年代之后是那样地贴紧现实，美学在四十年代的彷徨，五十年代的激扬，六七十年代的沉寂，八十年代初的奔突，都一一反映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一直到他辞别人世之前，他还通过他不再那么含蓄的笔，预示了美学可能面临的问题。我在《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曾把朱光潜比喻成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我觉得这个比喻还算恰当。不论是谁，如果想从过去梳理下来，或从现在追溯上去，描述一下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必须通过而不能超越朱光潜这座“桥梁”。

当然，朱光潜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就像已经逝去的岁月会留下一些稀有的珍奇，朱光潜的美学中也包含着许多闪闪发光的东西。他长期以来坚持的“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命题，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命题。在西方，这种认识的形成标志了古典美学的终结；在中国，这一命题的提出预示了现代美学的开始。美学近十年来的发展，可以说正是建立在这一命题基础上的。朱光潜对美感经验所做的分析，包括“孤立绝缘”“心理距离”“移情作用”及“内模仿”等，应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做出的最为精到的分析，其中的每个论点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论证。在艺术问题上，朱光潜涉及了自然与艺术、生产劳动、游戏与艺术、艺术的灵感与偶然机缘等，这些更显示出他超常的灵性与洞察力，均属于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

朱光潜晚年是皈依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懂得了从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认识与实践等角度去观察分析美及艺术，懂得了将审美活动与人自身的完善、人类的未来发展连接起来，从而使他最终摆脱了克罗齐派的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大半是出于外在的压力及自身的误解，他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网，并将自己束缚在网中，他放弃了对美感经验与艺术创造的富有成效的研究，甚而放弃了他本不想放弃的许多有价值的论点。朱光潜的学术生涯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和教训。

还有一点是不应忽略的，就是朱光潜的严肃的治学态度。他一生中有过两次大的自我否定：一次是针对对克罗齐形式主义的过分信从，一次是针对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的迁就。第一次涉及最基本的美学观，乃至哲学观，对于一个半生都生活在那个圈子里的人，无疑是相当艰难的，但因应时顺势，具有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二次多属于一些具体的观点和结论，理论上反复尚还容易，但外部缺少机遇，一般还要冒着被扣上“回潮”帽子的危险。但是这两次否定都合乎逻辑地实现了，遗憾的只是第二次否定还没有真正完成，朱光潜就与世长辞了，否则，他本来可以在经历了完整的否定之否定之后给自己的美学画上一个更理想的句号。

这部书旨在介绍朱光潜的美学及其理论体系，所以大部分篇章只是梳理、概括朱光潜的观点，基本上不加评论，只是在最后的结论中，才就他所涉及的几个方面做了一个小结。说是小结，却未必全面，限于知识及做学问的功夫，难免有疏漏和曲解之处。好在如此直抒胸臆，不加遮掩，因而有了就教于诸同仁的机会，此或许也是一得。阎 国 忠于北大承泽园1993年8月5日第一编渊　源第一章 中国古典文化

说到朱光潜，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他是安徽桐城人，而桐城是清代著名的桐城古文学派的发祥地。尽管朱光潜对桐城派姚鼐等人并不怎么推崇，且稍有訾言，但桐城派所承袭下来的那套中国传统观念与文风却对他的处世做人，乃至做学问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说，朱光潜的祖父、父亲虽厕身士林，并做得一手很好的八股文，却从没有沾染上丝毫的古文派风气，因此在进入中学之前，朱光潜尚不知道桐城古文为何物。即使如此，他幼年的家庭教育仍然没有离开旧的“率由旧章”的窠臼。在父亲的指点下，他熟读了“四书”“五经”《纲鉴》《唐宋八大家文钞》《古唐诗选》等书，同时差不多从十岁起就学做策论经义。进入中学之后，开始接触桐城古文，接受各种体裁的古文基本功训练。由于他此时的文字已经通达，且年龄较小，因此受到国文教师们的格外赏识，他们甚至“希望这小子可以接古文一线之传”，在这种情势下，他对做古文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努力学欧阳修，学归有光，而且自己觉得学得挺像。抱着对古文的兴趣，他后来考入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朱光潜势必会走上冬烘学究的老路，是新文化运动使他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当时，面临着对于传统文化、伦理、政治、文学各方面全面攻击的新文化运动，朱光潜是怎样的心境呢？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好比一个商人，库里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自以为富足，一夜睡过来，满市人都宣传那些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他为此痛悔过，咒骂过，但是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1冲突，终于接受了它的洗礼。他庆幸自己走上了科学与民主的新路，然而早年受到的教育和训练对他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在严格意义上他毕竟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并且在抽象思维和驾驭文字诸方面受到了必要的训练。第一节　作为理想人格的陶渊明

做学问与做人是一回事，尤其对美学更是如此。如果要问朱光潜在美学上究竟追求什么，无须看他的结论，只须看他如何看待人生，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以及他数十年所走过的道路。朱光潜后来主要致力于西方美学的研究，但与有些人不同，他完全是以中国人的眼光去对待西方美学的。康德也好，克罗齐也好，他都不十分满意，之所以如此，就是他心目中有一把中国人所熟悉和喜欢的尺子。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生长在中国并且靠吸吮着中国大地的乳汁长大的中国人，这一点在我们读他的《诗论》《我与文学及其他》时会特别亲切地感觉到。

这里要提到的是《诗论》中的一章《陶渊明》。《诗论》成书于1931年到1943年，当时只有前十章。后来到1948年出增订本时，增加了《陶渊明》等三章。可以看出，《陶渊明》作为专章列入《诗论》，从体例上讲是不协调的。因为其他各章讨论的均是有关诗本身的一些问题，如诗的起源，诗与散文、绘画的分别，诗的节奏、声韵、律等等，唯独这章拘泥于一个诗人身上。但仔细推敲起来，则不难发现其中的特殊用意。在朱光潜看来，“像一般艺术一样，诗是人生世相的反照”，诗魂就是人格。陶渊明的人格本身就是久经涵养而成就的一首完美的诗。所以这一章虽写的是陶渊明，却包括了全部《诗论》的思想精髓，可以说是它的主旨和总纲。

无疑，朱光潜给了陶渊明以中国诗歌史上非常突出的地位。他认为，中国古诗的演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情趣逐渐征服意象，中间是征服的完成，后来意象蔚起，几成一种独立自足的境界，自引起一种情趣”，“就大略说，汉魏以前是第一步，在自然界所取之意象仅如人物故事画以山水为背景，只是一种陪衬；汉魏时代是第二步，《古诗十九首》，苏李赠答及曹氏父子兄弟的作品中意象与情趣常达到混化无迹之妙，到陶渊明手里，情景的吻合可算登峰造极；六朝是第三步，从大小谢滋情山水起，自然景物的描绘从陪衬地位抬到主要地位，如山水画在图画中自成一大宗派一样，后来便渐趋于艳丽一途

2了”。朱光潜还认为，在中国诗史上，能够与陶渊明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陶渊明没有屈原那种浪漫色彩浓重的崎岖突兀的意象，他的诗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同时，他也没有杜甫那种雕绘声色，锻炼字句，时有斧凿痕迹，他的诗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

陶渊明的诗恰是他人格的表露，他的为人正像他的诗一样充实而有光辉，平淡而又深厚。他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世家。23岁起，做过几年小官，以后便归田园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一生饱经风霜，清贫如洗。乃至像他说的：“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3里，叩门拙言辞”。在这种情境下，他也曾有过苦乐死生之叹，有过以泪洗面、借酒浇愁之举。所谓“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所谓“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天运苟4如此，且进杯中物”等等可证。然而，陶渊明毕竟不同于潦倒放诞的刘伶之辈，他并没有为此生此世的窘迫所困囿，而似乎在这一切之外发现了一个“天空任鸟飞”的宇宙，这宇宙丰富了他的生命，伸展了他的同情。朱光潜有一段话对他的人格和心境做了极精彩的描绘：渊明打破了现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只是一团和气，普运周流，人我物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如庄子所说的“鱼相与忘于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这种物我的回响交流，有如佛家5所说的“千灯相照”，互映增辉。

朱光潜认为，“欣慨交心”这句话是陶渊明精神生活的写照。陶渊明有感慨，也有欣喜；唯其有感慨，那种欣喜是由冲突调和而彻悟人生世相的欣喜，不只是浅薄的嬉笑；唯其有欣喜，那种感慨有适当的调剂，不只是奋激佯狂，或是神经质的感伤。他对于人生悲喜剧两方面都能领悟。他的为人和他的诗一样，都很纯朴，却都不简单，是一个大交响曲而不是一管一弦的清妙的声响。

陶渊明与一切伟大诗人一样，具有极深刻的思想。他的诗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诸句都含有心为物宰的至理，儒家所谓“浩然之气”，佛家所谓“澄圆妙明清净心”，要义不过如此，儒佛两家费许多言语来阐明它，而渊明灵心迸发，一语道破。再如“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鸟弄欢新节，冷风送余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6鸟相与还”诸句都含有泯忘物我，和气周流的妙谛；儒家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梵家所谓“梵我一致”，斯宾诺莎的泛神观，要义都不过如此。不同者在陶渊明这里，这些皆全似出自一种天机，触物而发，浑然成趣。陶渊明的思想与他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从情感中提炼升华出来的，其根源就是他那非同寻常的坎坷与忧患的生活。他自小读经，熟悉儒家经典，无论做人还是作诗，他都循名教，重操守，很富有儒家精神；他也好老庄，崇尚自然；他还曾与莲社高僧慧远等交密并深通禅理，乃至其言语举止处处流露出禅机。然而，他并没有皈依哪一家，所有这些即渗透到他的心灵里，便化作了血肉，化作了生命，共同构成了他那深广博大、庄严恢宏的高尚人格。

朱光潜所看到的陶渊明未必是作为历史人物的陶渊明，但确是他理想中的陶渊明。第二节　儒·道·释

朱光潜以为陶渊明思想中“儒多于道”，为了确证这一点，还对陈寅恪的观点做了一番讨论。陈寅恪主张把魏晋人物分为名教与自然两派，说陶渊明“既不尽同嵇、向之自然，更有异何、曾之名教，且不主名教自然相同之说如山（涛）王（戎）辈之所为。盖其己身之创7解乃一种‘新自然说’，‘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朱光潜批评“这番话不但过于系统化，而且把渊明的人格看得太单纯，不免歪曲事实”，他承认陶渊明“尚自然，宗老庄”，但是他否认他“非名教，薄周孔”，且列举其诗文中一再征引“先师遗训”及诗句“游好在六经”、“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8亲”等为证。在另一处，朱光潜在评析钟嵘将陶渊明推崇为“隐逸诗人之宗”时，重申这个观点，他说：渊明是隐士，却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孤高自赏，不食人间烟火，像《红楼梦》里妙玉性格的那种隐士；渊明是忠臣，却也不是他自己所景仰的荆轲、张良那种忠臣。在隐与侠以外，渊明还有极实际极平常的一方面。他只求行吾心之所安，适可而止，不过激，也不声张。他虽胸襟高超却不唱高调，保持了一9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他很有儒家精神。

朱光潜在中国传统经典中比较推崇儒家。就像陶渊明，他本人也很有儒家精神。从他最早的一部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就可以看出，他对“厌世主义”、“悲观哲学”不感兴趣，而主张像儒家倡导的“尽性”，积极地投身于改变环境的活动中去。他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到烦恼。从这一角度看，从前儒家讲的许多心性的话虽很粗俗，但孟子讲的“尽性”却含义深广。甚或可以看作是一切道德学说的基点。如果把“尽性”二字懂得透彻，对于人生的目的与方法便不会产生疑惑了，当然也不会陷入悲观厌世的心境中去。后来，他在《谈修养》中谈到“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的时候，花了一大段专门介绍孔子积极入世的精神。孔子是当时的一位大学者，门徒很多，如果贪图个人舒适，大可以坐在曲阜过安静的学者生活。但是他毕生东奔西走，席不暇暖，在陈绝过粮，在匡遇到过生命的危险，所以如此就是他有“改革世界的抱负，非达到理想，不肯罢休”。《论语》中长沮桀溺章足见他的这种心地。长沮、桀溺二人隐在乡下耕田，孔子叫子路去向他们问路，他们听说是孔子，就告诉子路说：“蹈蹈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孔子听了这话叹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朱光潜以为，孔子平生所说的话，唯这几句最沉痛，最伟大，也最足以见出其儒家精神。《谈修养》中还有一篇谈到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将中西方传统的伦理观做了对比。其中讲到儒家，触及儒家的基本立足点。朱光潜以为儒家“淑世心切，极重有为，要把世界由‘自然状态’提升到‘文化状态’”，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不是社会，而是个人。他们论道德，说仁义，全是立足于个人。修身诚意，克己复礼是基本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修身以后的运用。政治是一种教育，而教育先是人格感化。所以季康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达固可兼善天下，穷仍可独善其身。朱光潜对儒家的这种主张颇为赞赏。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必须依靠个人，哪怕是少数个人的敦品励行，标出一个好榜样，从而使整个社会受到感化，形成一种新风气，否则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而且社会愈恶愈需要有少数特立独行的人去转变风气。他说：“我们需要救世主，这救世主必定是少数人而不是全社会，而少数人却必有替人类担荷罪孽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的决心。”

朱光潜认为，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民族性的精魂。中国民族性是最讲实用和人道的，它的长处和短处皆出于此。儒家思想偏重人事，因此使涣散的社会维持了两千年的稳定，这是它的功劳，但是它的弊病也是明显的，过分偏重人事和现世，必然不能向较高远的地方发空想，所以也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求。

道家思想有两个原则：一是极端的自然主义，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其偏重自然主义，所以蔑视制度主义。一切都应任其自然，无为而治，凡是制度主义都是不必要的纷扰，必须把它们丢开，回到浑朴真纯的自然状态中去；唯其侧重个人主义，所以蔑视社会。虽说“大患在于有身”，而身究竟贵于天下一切，尊生贵己，长生久视，是道家极重视的一套功夫。“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自然说不到个人转移社会，更说不到社会影响个人。道家反对社会，所以反对适用于社会的一切美德，如仁义礼智之类。他们的理想是“遗世独立”“超然物表”。道家较儒家固然较为玄邃，但依然是偏重人事。他们很少离开人事而穷究思想的本质和宇宙的来源，并且在方法上全凭主观的妙悟，而绝少系统的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来看，未免显得平易了些。

佛学是外来的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地上扎根是因为与道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晋以后一般人尝试把释道并为一事，以为升仙就是成佛。孙绰的《天台山赋》和李白的《赠僧崖公诗》都以为佛老原来可以相通，韩愈辟“异端邪说”，也把佛老并为一说。但朱光潜以为，老子虽尚虚无而却未明言寂灭。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佛则以普济众生为主旨。老子主张人类回到原始时代的愚昧，佛教人明心见性，衡以老子的“绝圣弃知”的主旨，则佛亦当在绝弃之列。由此可知，老与佛根本不能相容。佛教使人特别是诗人平添了一种“禅趣”，也还没有增进人的哲学玄想，而这大约与中国人的“好信教不求甚解”的心理有关。第三节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朱光潜求知的年代正是文坛巨擘梁启超声名鼎赫的年代。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他的改良主义与爱国主义主张曾激励了无数有识之士。而他那思想新颖，条理明晰，文辞畅达的文体直到“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中还风靡一时，拥有众多的崇拜者。朱光潜就是其中之一。朱光潜在《自传》中讲，还在读私塾的时候，就爱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在其影响下，“颇有认识新鲜事物的愿望”。他在《从我学国文说起》这篇文章中，更不无感慨地说，一开始接触《饮冰室文集》，他就觉得被带进了一块新的天地，于是就向往新学并把梁启超当作崇拜和效仿的对象。有一次报纸误传梁启超在上海被难，他这个素昧平生的小子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竟为之痛哭了一场。正是在饮冰室的启示下，他开始对小说戏剧发生兴趣，并开始注意金圣叹，而“才子”“情种”之类的观念也开始在头脑里盘旋。

在朱光潜心目中，梁启超的名字是与新学联结在一起的，所谓新学就是梁启超等倡导的学术和文体，而梁启超就是新学的倡导者与肇始人。新学对于一个自幼年起就蛰囿于旧学的人无疑是块新天地。朱光潜通过《饮冰室文集》接触的不仅仅是实际上来自西方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知识，而且是包含这些知识在内的一个完整的新世界，当然也包括后来他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一生的美学。我们现在很难说梁启超的美学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朱光潜，但我们相信，梁启超那带有浓重西方色彩的各种观念，比如关于美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因素、美与真合一、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情感或趣味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改良群治必从小说界革命开始等等，必然深深地打动了他，启发了他。“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是继梁启超时代之后的新启蒙。也许正是由于梁启超的启发，朱光潜只经过短暂的犹疑便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开始学习梁启超的文体，并写出了第一篇白话文的论文《无言之美》。朱光潜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却是它的热诚的维护者。他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经历了它的生发期和凝固期。殷周时代是它的生发期，汉以后一直到清，都属于凝固期。进入凝固期后，虽然也有道家思想的勃兴，佛教文化的流布，但是都丝毫没有动摇和改变已经成为主流的儒家传统。儒家文化成为一种统一的中心势力，在这种势力的蔓延之下，任何新的思想动向均不易起来，纵然起来，也会被当作异端邪说而受到摧残。传统势力愈稳定，分歧冲突愈少，活力愈降低，则生发亦愈不易。所以汉以后的凝固期同时也就预兆了它的衰落期。新文化运动是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包括政治、伦理、文学各方面的全面攻击，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种新思想与新人生观的勃起，由于它来势凶猛且深入人心，所以虽仅有几年或十几年工夫，已使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传统突遭动摇，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也在剧烈转变，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大的转机。

朱光潜认为，新文化运动既已出现，便进入了它的生发期。就像新生的胎儿，新文化运动需要多吸收营养，生发滋长，消解融化，因此不应拒绝一切有益的东西。旧的传统文化固然在许多方面已成为桎梏，需要铲除，但其中亦有一些可以汲取的东西。比如旧诗，中国的旧诗虽然题材比较狭窄，但它的精练深永却往往非西方诗所及。其他的不说，中国旧诗完全可以和西方抗衡。这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遗产值得人们去发掘和借鉴。西方文化固然需要吸收引进，但也要看到它的弊病和不足。一般说来，西方文化并不是健全的理想文化，因为它因尽量地希图物质上的富强而失去精神上的价值意识，它是畸形的发展，就发展一方面说，那是臃肿；就被忽略的一方面说，那是残废。比如要提倡白话文，除了需接受文言文的遗产外，还可实行适宜程度的欧化，所以要程度适宜，就是讲不可过分，否则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上扎根。

朱光潜认为，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它的初期，一个比较普遍的毛病是盲目性。只知道反传统，向西方学习，却不知道为自己思想上与情趣上开辟新的境界，没有学到新的观察人生世相的方法。他们学西方诗，大半是学浪漫派，如拜伦、雪莱之流。而浪漫派的唯我主义与感伤主义气息太浓，学他们的人很容易作茧自缚，任凭幼稚而平凡的感情无节制地和盘托出。不仅诗是如此，其他文体也不乏其例。虽是白话，但辞藻和格调却仍很陈腐，到处可以见到似曾相识的那种平凡的感情和空洞的议论。

朱光潜承认他也曾在盲目中徘徊。他首先接触的西方文学也是浪漫派的作品，而且也中了几分感伤主义的毒。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对于人生或对于文艺的“不完全的认识”，在他心灵中酿成两种可悲哀的隔阂：第一是书本世界和现实的隔阂。他说：“天天在史诗、悲剧、小说和抒情诗里找情趣，无形中就造成另一世界，把自己禁锢在里面，回头看自己天天接触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反而觉得有些异样。文艺世界中的豪情胜慨和清思敏感在现实世界中哪里找得着？除非是你用点金术把现实世界也化成一个文艺世界，但是得到文艺世界，你就要失掉现实世界。”第二是第一种隔阂的另一面。“人本来需要同情，路走得愈窄，得到同情的可能也就愈小。一个人在文艺方面天天向深刻微妙艰难处走，在实际生活方面，就不免把他和他的邻人中间的墙壁筑得一天高厚似一天。说‘今天天气好’，人人答应你‘今天天气的确是好’；说‘卡尔登今晚的片子有趣’，至少有一般爱看电影的人们和你同情。可是一阵清风吹来，你不能在你最亲爱的人的眼光里发现突然在你心中涌现的那一点灵感，你不能把莎士比亚的佳妙处捧献给你的母亲，你不能使你的妻子也觉得东墙角的一枝花影，比西墙角10的一枝花影意味更加深永。”

但是，他感到他强似一般人之处在于从文艺中找到了一种观世法。他看待世界和人生很冷静，很客观，而不像一般人那么浮泛。一般人总是把“我”看得太大。他们通过“我”这一副着色的眼镜去看世界，一切事物无不失去其本来的面目，而他则能丢开这副眼镜，让“我”跳到圈子之外，不当作世界里有“我”而去看世界，还是把“我”与类似“我”的一切东西同样看待。写在1924年仲冬的处女作《无言之美》最能显出朱光潜这种心境。看起来这里讲的是美术，实则讲的是人生或观察人生的方法。其中核心的论点是 “美术是帮助我们超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他说：人类意志可向两方面发展，一是现实界，一是理想界。不过现实界有时受我们的意志支配，有时不受我们的意志支配。比如现实界凡物皆向地心下坠一条规律，就不可以用意志征服。所以意志在现实界活动，处处遇障碍，处处受限制，不能自由发展。在这种情形下，一般人大半让现实征服了意志，走到悲观烦闷的路上去，而堕落、自杀、逃空门种种消极的解决方法就乘虚而入了。显然这种消极的办法不是解决意志与现实冲突的最好的方法，人们不甘于此，而另谋生路，于是试图超出现实。超到哪里去呢？超到理想界去。现实界处处有障碍有限制，理想界是天高任鸟飞，极空阔极自由的。现实界不可以造空中楼阁，理想界是可以造空中楼阁的。现实界没有尽美尽善，理想界是有尽美尽善的。超现实的方法虽不是正面地面向现实，却含有积极的意味，因为它意味着：人力所能及的时候，便去竭力征服现实；人力无可奈何的时候，则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待将来再向他方面征服现实。人生的快乐就在于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我们居住的世界是最不完美的，也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如果世界仅仅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比好一点是神仙的生活，比坏一点，就是猪的生活——便呆板单调已极，因为倘若件件都尽善尽美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所谓无言之美，就是指这种可能而未能的状况，这是人生的真正快慰。此后一年半，朱光潜闻夏孟刚服氰化钾自杀的消息后，写了一篇短文，认为自杀乃是伟大意志之消极的表现，是“绝世而兼绝我”的一种举动，而仁人志士应该“绝我而不绝世”，所谓“绝我”，其精神类自杀，把涉及我的一切忧苦欢乐的观念一刀斩断；所谓“不绝世”，其目的在改造，在革命，在把现在的世界换过面孔，使罪恶苦痛无自而生。这也就是古今许多哲人，宗教家，革命家，如墨子，如耶稣，如释迦牟尼，如甘地，所执持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人生态度。

1 《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44页。

2 《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3 同上书，第256页。

4 《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55页。

5 同上书，第259页。

6 同上书，第255页。

7 《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64页。

8 同上。

9 同上书，第261页。

10 《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42～343页。第二章　西方近代心理学

朱光潜曾说他是由于对文学的误解才走上研究文学的道路的。起初，他与一般小知识阶级一样，以为作过几首诗，发表过几篇文章，甚至翻译过几篇伊索寓言或是安徒生童话，就算“研究文学”。后来到了欧洲，见到西方“研究文学”者所做的工作以及他们所做的准备，才知道“研究文学”这玩艺儿并不那么简单，那么有趣。首先，为了读大量文学作品，就要学外文，包括英文、法文、德文、希腊文、意大利文、印度文等；其次，为了了解作者生平及时代背景，又得学历史、哲学和宗教；再次，为了弄通文学自身的一些原理，还必须去问津图画、音乐、美学、心理学。研究文学，有如建造金字塔，要铺下一个很宽广笨重的基础，才可以逐渐砌成一个尖顶出来。因此需要做许多枯燥乏味的工作，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为了研究文学，他尽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在爱丁堡大学，他选修了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等课程。后来转入伦敦大学文学院，一方面听浅保斯教授讲莎士比亚，一方面渡海去巴黎听德拉库瓦教授讲艺术心理学，同时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大英博物馆里，广泛阅读各种图书。除此之外，他对实地考察和社会实践也有浓厚的兴趣。他曾经说，他做学问常常是“东打一拳，西踢一脚”，“今天丢开雪莱，去看守熏烟鼓测量反应动作，明天又丢开柏拉图，1去在古罗马地道阴森曲折的坟窟中溯‘哥特式’大教堂的起源”。

他的兴趣日渐广泛，在文学之外尤专注于心理学。高觉敷为其《变态心理学派别》作序时提到，朱光潜曾写信跟他谈起“究竟舍心理学而专研文学呢，或竟舍文学而专研心理学呢”的犹豫心情，并透露说，当时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他已决定取文学而舍心理学，所以2他说著了此书之后，将不再于心理学有所论列了”。当然，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在《变态心理学派别》之后，朱光潜对心理学的关注更为殷切，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宽，并先后完成了《变态心理学》（1930年）、《悲剧心理学》（1931—1932年）、《文艺心理学》（1931—1936年）等几部成名之作。他既没有取文学而舍心理学，也没有取心理学而舍文学，而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为高觉敷称之的真正的“跨党”分子，为自己的学业开辟了一条新路。如果说朱光潜在《变态心理学派别》中，由于第一个介绍了弗洛伊德的学说，第一个阐释了完形派心理学，第一个评述了行为主义理论而在心理学上做出了贡献的话，那么后来的著作则由于“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出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而一方面丰富了心理学研究，一方面深化了文艺的研究，并为合理地借鉴西方的学术成果提供了一个范例。第一节　变态心理学

朱光潜在心理学方面首先接触的是变态心理学，其中尤其是弗洛伊德创立的隐意识心理学。

这不是偶然的。正如朱光潜自己讲的，西方从19世纪末开始即出现了一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等取代康德、黑格尔成了哲坛盟主。这种思潮波及政治学，孕育出英国的保守派政治学及法国的行为主义；浸透至心理学上，则枝蔓出边沁的享乐主义（hedonism），麦独孤的动原主义（homic theory）和弗洛伊德的隐意识心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长大的朱光潜，一贯强调个性、情感和行动，对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自然是能够心领神会的。还在刚刚踏上英伦三岛之初，他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就对它做了积极的肯定。他针对张东荪的“理智救国”及李石岑、杜亚泉的重理智轻情感的主张，指出：“他们想把理智抬举到万能的地位，而不问在事实上是否万能；他们只主张理智应该支配一切生活，而不考究生活是否完全可以理智支配”；他们尤其不了解现代哲学的主要潮流恰是18世纪理智主义的反动。依现代哲学家看，宇宙的生命、社会的生命和个体的生命都只有目的而无先见（purposive without foresight）。所谓有目的，是说生命是有归宿的，是向某固定方向前进的。所谓无先见，是说在某归宿之先，生命不能自己预知归宿何在。理智就是先见，生命不受先见支配，所以不受理智支配。如果张东荪、李石岑、杜亚泉等坚持高扬理智而贬抑感情，那么从理论上讲显然是在开倒车。

朱光潜以为，理智不仅不能支配生命，而且理智的生活并不比情感的生活价值更高。这是因为一则理智的生活是很狭隘的，另则理智的生活也是很冷酷、很刻薄寡恩的。如果纯任理智而忽略感情，美术对生活就没有意义，音乐只是空气的震动，图画只是涂着颜色的纸，文学只是联系起来的字；如果听任理智而忽略情感，宗教对生活也没有意义，自然没有神奇，美感灵通全成为迷信；如果听任理智而忽略情感，爱对于人生就更没有意义，男女间的交往和结合只是为了生殖。而如果没有了美术、宗教、爱，生活本身又还剩下什么？听任理智而忽略情感，不仅人生趣味被剥夺无余，道德亦趋于下流。当然，尊崇理智的人也讲道德，可他们所讲的道德是“问理的道德”（morality according to principle），而不是“问心的道德”（morality according to heart）。“问理的道德”迫于外力，“问心的道德”激于内情，问理而不问心的道德只能给人类以束缚而不能给人类以幸福。由此可见，理智的生活是片面的生活，生活应该是多方面的，人们不仅需要知（know），更需要感（feel）。在这个意义上，非理性主义的兴起是符合哲学本性的，也是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人自身的觉醒所不可避免

3的。

朱光潜越把目光专注于变态心理学，就越感到它的重要，并且为国内一直没有一部专著讨论它而深感奇怪。在他看来，科学和技艺的许多部门如果离开变态心理学都不免是一大缺陷。例如以医生为职业的人少不得要懂得精神病如何发生，如何治疗；以教育为职业的人少不得要懂得儿童心理发展所常遇见的危险以及心理卫生；以法律为职业的人少不得要懂得人在犯罪时精神是否错乱和一般犯罪的动机；研究社会学和民族学的人少不得要懂得神话的起源，以及宗教和图腾、巫术的关系；研究文艺的人少不得要懂得升华作用以及隐意识中的情欲生活。不但是学术专家，就是一般做父母的人也须明白儿童性欲发展的过程，才好设法避免“情意综”的形成与精神失常的原因。所以研究变态心理学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对于变态心理学这一名称，朱光潜一开始就质疑。许多心理学家把变态心理学与常态心理学相对，似乎前者研究的都属非常态，乃至怪异的现象，实则这是不恰当的。朱光潜认为，任何人的心理都不免带有若干所谓“变态”的成分，比如做梦是常事，可受催眠暗示也是常事，而这些心理作用却属于变态心理学的范围。所谓常态心理学是以研究意识作用为任务的，而意识只占心的一小部分，心的大部分是隐意识与潜意识。好比大海中浮着的冰山，意识只是浮在水面的一小部分，隐意识和潜意识是没在水中的一大部分。变态心理学研究隐意识与潜意识作用，所以心理的较大部分都落在它的范围里面。沿用变态心理学这一名称首先需要明确这一点。

朱光潜从以作家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两个角度对变态心理学做了深入研究。

以作家为中心，朱光潜认为有两大潮流：第一个潮流发源于法国，流衍为“巴黎派”和“南锡派”。“南锡派”后又流为“新南锡派”。“巴黎派”中的耶勒（P．Janet）也独树一帜。这一派学者有三个重要的共同点：第一，他们都着重潜意识现象（the subconscious）；第二，他们都用观念的“分裂作用”（dissociation of ideas）来解释心理的变态；第三，他们都将催眠或暗示作为变态心理的治疗法。美国的普林斯受过法国派思潮的影响，所以这三点在他的学说中也可以看出。第二个潮流发源于奥地利与瑞士，称“维也纳派”与“苏黎士派”。前者以弗洛伊德为代表，后者以荣格为代表。阿德勒受学于弗洛伊德，本为“维也纳派”的健将，后来自立门户，创建“个别心理学派”。这几派学者大半都不着重潜意识而着重隐意识，都以为精神病源不在观念分裂而在情与理的冲突。同时他们大半抛弃暗示和催眠，而将“心理分析”作为变态心理的治疗法。

以问题为中心，朱光潜从六个方面探讨了变态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这就是：一、催眠与暗示。催眠是一种心理变态。在催眠状态下，人的记忆仍旧存在，而且往往比醒时还要清楚，所以醒时所忘记的经验可以在催眠状态中记起。但是除了处在浅催眠状态的人醒来后还记得催眠中的经历外，大部分处在深催眠状态的人醒来后则全部忘记。另外，在深催眠状态中人往往因暗示作用发生种种幻觉，把不存在的东西当作存在的，甚至把存在的东西说成不存在的。对于这种催眠现象，各派学者释解不一。巴黎派夏柯等认为催眠现象是一种精神病症，只有患精神病的人才可受催眠。南锡派的般若则认为催眠与精神病全无关系，全是暗示的结果，也就是“念动的活动”的结果。巴黎派和南锡派均属于唯理派心理学，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打破了唯理派的偏见。在他看来，催眠现象是情欲的表现，受催眠者把隐意识中对于父母的性爱移注到催眠者身上，所以对于他所暗示的观念绝对服从。此外，麦独孤提出过“脑的分裂”说，库维与鲍都文提出过“自暗示”说。二、迷狂症和多重人格。一般地说，迷狂症与催眠状态有相同的心理基础，它们都是意识分裂的结果。迷狂症有浅有深，包括麻木、瘫痪、遗忘、拘挛、睡行、迷逃、两重与多重人格等。耶勒把迷狂症看作是天然的催眠状态。在他看来，这是由于心力先天亏损或后天疲竭而无法综合全部意识，意识因而分裂开来的结果。在迷狂状态下，支配人的不复是意识，而是分裂出来的意识，是已经化作潜意识的“固定观念”或“受伤记忆”。普林斯把人的潜意识分作“无意识”与“并存意识”两部分。所谓“并存意识”是可与“主意识”同时感觉刺激，同时回忆往事的潜意识。他认为，在患精神病者的心中“并存意识”往往因分裂作用，脱离“主意识”而独立营生；所谓两重人格或多重人格是因为被“排挤”在“主意识”之外的情操、机能或观念重新泛起而使心力无法集中起来的结果。三、压抑作用和隐意识。弗洛伊德承认意识分裂这个事实，却不是从观念而是从情感与本能方面寻求原因。认为两种情感或本能不相容，较强者把较弱者勉强压抑下去，较弱者于是成为隐意识，虽为隐意识却又伺机闯入意识的领域。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与耶勒有很多不同，其一论分裂的原因，耶勒归之于心力疲竭，弗洛伊德则归之于两种心理活动相冲突，强者压抑弱者；其二论被分裂的内容，弗洛伊德以为被压抑欲望几乎全为性欲，耶勒以为任何观念都可以分裂为潜意识；其三论分裂作用与迷狂的发展，耶勒以为迷狂症中始终只有一次分裂，弗洛伊德则以为有两种分裂。荣格接受了弗洛伊德的隐意识说，但把隐意识分为两大要素：一为“个体的隐意识”，是在个体生命史上形成的，包括可召回的记忆及被压抑的欲望；一为“集团的隐意识”，是人类共有的，从遗传获得的，包括本能与“原始印象”。四、梦的心理。弗洛伊德认为梦的研究是到达心理分析的捷径。凡梦都是欲望的满足，这种欲望大半是关于性欲的，在平时因为和道德习惯不兼容，所以被压抑到隐意识里去了。但是它还是跃跃欲发，在睡眠中检查作用松懈，于是戴起离奇怪诞的形象做假面具，乘间偷入意识界去活动，梦遂形成。荣格也把梦看作是隐意识的产品，但他与弗洛伊德不同，不是着眼于原因，而是着眼于目的；不是从客观方面解释，而是从主观方面解释；他不是注重个体的隐意识，而是注重集团的隐意识，以为梦是“原始印象”的复现。阿德勒在注重目的上与荣格相同，而阿德勒的出发点是他的“在上意志”。认为梦不过是继续醒时的工作，以符号的形式追逐“幻想的目标”。此外，同属于后弗洛伊德派（post-Freudian School）的迈德、西伯勒等对梦也做了自己的解释，认为梦是隐意识对于生活问题做出的答案。五、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观。弗洛伊德意义的性欲极为广泛，其实是“肉感欲”，所以不光成人有，婴儿也有；不光生殖活动中有，其他许多活动中也有。在他看来，婴儿要经过四种性欲时期，即前生殖期、自性爱期、乱伦期、潜伏期。到了成年之后，性欲的变化往往取三条道路：一是常态发展；二是团结作用和退向作用，其结果是性欲的反常、精神病及其他种种化装的复现；三是升华作用，其结果是文艺的嗜好，宗教的虔诚及对事业的追求。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不仅不同学派的人反对，如麦独孤，就连他的弟子荣格、阿德勒也持有异议。麦独孤认为弗洛伊德的错误在于将本能与情操混为一谈。他所说的“性欲本能”其实是“爱的情操”，“爱的情操”不光有性爱，还包括爱国家、爱父母、爱理想、爱名誉等。荣格沿用“来比多”“俄狄浦斯情意综”这些概念，但重新加以解释，认为“来比多”应是“生活力”的总称，“俄狄浦斯情意综”应是初民所遗传下来的“原始印象”。另外，他不同意婴儿性欲说。阿德勒则认为“在上意志”才是生命的原动力，连性欲也是它的化装。六、心理分析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目的在于窥探隐意识的内容，发现造成精神病的原因，解放被淤积的不得其所的“来比多”的潜力。其所使用的材料不外三个部分：梦、醒时的联想、日常的心理变态。心理分析对于治疗精神病是一个新的发明，其疗效已为世人所公认。

可以看出，在变态心理学中，朱光潜最关注、也是着力最多的是弗洛伊德的隐意识理论，虽然隐意识这一设定本身能否成立在他看来尚难以定论。他认为，弗洛伊德的最大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医学上，他发明了心理分析法；一是在心理学上，他冲破了理性主义的束缚，把人的本能与情感的研究推到了学术前沿。朱光潜在谈到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贡献时，曾引用美国学者鲁巴（J. H. Leuba） 1924年写的一篇评论，其中指出由于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当代心理学明显地产生了四种倾向：第一，心理学上的原子观已被打破，心理学现在多注意行为之完整的（integrated）和活动的（dynamic）两方面。隐意识心理学所研究的以全人格的动作及其动机为中心。就这点看，它和行为主义与机能主义颇似同调。第二，弗洛伊德主张前定主义，所以把心理学看作是很严密的科学。他以为心理也和物理一样，一动一静都有前因。第三，从前心理学多忽视过去经验，弗洛伊德才证明过去经验时时刻刻在支配现在行为。第四，弗洛伊德学说唤起研究“人格”（personality）的兴味。当然，弗洛伊德学说也有许多局限，其中最大的局限是泛性欲主义（pansexualism）。性欲关于种族保存，其重要性为心理学家所公认。但是像弗洛伊德把它看作一切变态心理作用的来源，则未免过于牵强附会。他对梦的解释还有许多难以令人信服之处。他对他的心理学，特别是隐意识的生理基础也缺少说明。朱光潜尤其看重弗洛伊德学说中关于文艺是性欲的表现或升华的主张，在后来一系列著作中曾反复进行讨论。他认为弗洛伊德的主张对于正确理解艺术的起源及功用不乏借鉴意义。因为根据他的主张，文艺之所以感动人，在于使隐意识中的欲望得到化装的满足，既然如此，文艺就与人的欲望有关，就与内容有关，就与作者或读者的生平经历有关，这对于只重形式的一派不啻是个校正；但是，它的弊病也不容否定，就是只强调“快乐原则”，而将一般快感与美感混淆起来，将艺术的需要和实际人生需要混淆起来，这样就使他陷入享乐主义一派的窠臼。

大约因为这个原因，朱光潜也比较推崇荣格。认为荣格提出的“生活力”“集团隐意识”“心理原型”等打破了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观，对于更合理地理解人生及文艺都是有价值的。第二节　行为主义与完形心理学

差不多在写作《变态心理学派别》的同时，朱光潜还写了一部著作——《心理学派别》，此书据说于1928年时已“储稿待斟酌”，但不知何故，终未发表。我们现在看到的几篇有关行为主义与完形心理学的论文，大约都是出自此书或此书的副产品。由这些论文可以看出，朱光潜对行为主义与完形心理学的确做了不少研究，且十分重视它们的成果。

之所以如此，恐怕主要是因为与弗洛伊德的隐意识说一样，行为主义与完形心理学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心理学派别，包括美学、文艺学在内，各门学科多受到它们的影响。

行为主义的倡导者是约翰·霍普金（Johns Hopkins），而它的真正首领是华生（Watson）。华生于1914年发表了《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论》，1919年又发表了《行为派观点中之心理学》，这是行为主义的奠基之作。这两部书的问世，在心理学界产生巨大反响。1920年9月，一批著名心理学家，如巴特列、斯密芝、汤姆逊、鲁滨逊、庇尔等聚集于英国牛津，对行为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郑重的讨论。华生本人也出席并做了发言。此后，行为主义从美国波及欧洲各国，大有取代旧心理学之势。

朱光潜以为，行为主义的兴起多得益于科学上的唯物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科学上的唯物主义主张宇宙间一切事物到最后均需以机械律解释，从而使物理学成为一切科学的归宿。行为主义于是从心理转向人的身体动作，从内省转向实验。达尔文主义主张由无机到有机，由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其进化程度虽异而本源相同，人与动物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主张生物的构造及种类是由环境造成的，一切都遵循一个原则——适者生存。于是行为主义把心理学的研究扩展到所有动物，把心理学研究重心放在刺激—反应之上。

朱光潜将行为主义的主张概括为五点：一、思想是言语机械的动作，是默语，就像打球游泳等同为筋肉运动，不同的只是思想只涉及喉舌唇齿，因此无须以意识去解释；二、情绪是身体上的，尤其是内脏和腺液的变动；三、本能是反射联络起来的，联络的线索与次第得诸遗传；四、习惯也是反射联络起来的，联络的线索与次第得诸学习；五、学习只是在乱发动作中碰巧有一个动作成功，以后遇到同样动作时，令这个成功动作的再发生。

朱光潜认为行为主义在学术上有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积极方面是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将动物包容进去，和提倡客观的研究方法。历来心理学都局限于人，忽略了人与动物相近相通的一面，同时夸大意识的作用，只着眼于内省所得的结论，这无疑限制了心理学的发展。消极方面则是不理会心理状况及意识的作用，完全抛开内省的方法。他们把“行为”一词看得太狭窄，好像只有动作才是行为，知觉、意志都不是行为，而且正像麦独孤批评的，他们忽略了行为的目的。人与动物正是在这一点上区别开来：人的行为带有目的，即在反应之前，对反应的程序及结果有预计的。既然如此，心理学研究就不可不要内省，观察如离开了内省也难以进行，而且内省所得结果并非完全不可靠，如温度低觉得冷，光线弱觉得暗等等。

完形心理学始创于德国，创始人为韦特墨（Wertheimer）、考夫卡（Koffka）、库洛（Kohler）。韦特墨于1912年发表论文讨论貌似运动，并提出了完形学说（Gestalt theorie），但没能像行为主义那样立即引起轰动，只是过了十余年后才在英美等国流行起来，这期间德国与英美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讨论文字。

完形心理学根本改变了历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历来心理学可以称之为原子派心理学，着眼点在构成心理的各个原子，各种成分，完形心理学则着眼于心理现象的总体。所谓“完形”（Gestalt），相当于英文的configuration，含有完形、整体、全境的意思，在原子派心理学看来，全体就是部分之和，因此为了认识全体就必须分别地认识构成它的各个部分。完形心理学则认为，全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而自有其自身的特色。全体应该是部分之和加上全体特有属性。比如知觉是由单纯感觉复合而成，而知觉有意义，单纯知觉无意义，只是单纯知觉之和绝不能造成知觉。所以完形心理学反对原子派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主张依照彻底的机能观点，研究全副的心如何应付全副的境遇。

原子心理学把意识破成感觉，把境遇破成刺激，以为刺激与感觉为一比一的关系。这在完形心理学看来是似是而非的。以原子派心理学常讲的韦白律（Webers Law）来说，比如A为40斤，B为35斤，C为30斤，这三种刺激所生的感觉为a、b、c。刺激不同，感觉也应该不同，但实际上，a与b常相等，b与c常相等，a与c则有轻重之别。原子派心理学以感觉神经的惰性解释这种现象，以为只有刺激胜过感觉神经的惰性才可见出其不同。完形心理学对此持异议。考夫卡指出，如果A刺激与B刺激相差微小，人们产生的感觉可能是A大于B，也可能是A小于B，或A与B相等，用感觉神经的惰性来解释，只能解释A大于B，而不能解释A小于B与A等于B。

朱光潜赞同完形心理学的观点，以为完全境遇是不能分析的。他举由八条直线所造成的感觉为例：

这里a与a、b与b、c与c、d与d的距离，比a与b，b与c，c与d的距离小。如果一个刺激相当于一个感觉，我们只应看出八条成双的直线，及它们之间的宽窄区别。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由aa、bb、cc、dd构成的垂直的图形，ab、bc、cd则成了背景，而且图形比背景显得近些。显然，这种心理现象只能用完形心理学观点去解释。完形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所感觉的并非零碎分立的刺激，而是完全的境遇，是这部分与那部分间的相互联结成的整体。

原子派心理学进而把行为破成反射动作，把神经系统破成细胞，以为不同刺激触及不同神经区域，因而发生不同感觉，留下不同的观念，观念与观念的联络遂形成记忆、想象、思考，而观念与观念之所以能够联络，是因为神经细胞之间是相通的。完形心理学对此也持有异议。如果原子派心理学的观点可以成立，那么拳头大的脑子里就得含有数亿万个细胞，藏着全世界全生活磨碎的微尘之心影，而这无数的细胞中间又有无数联络的路径，如此复杂的神经联络何以不交截互阻，何以不错乱失误，而且这一观念与另一观念的联络中又何以产生新的意义？这对原子派心理学显然是个难题。完形心理学认为，知觉的生理基础不是单个的神经细胞，而是神经区域的整体，联想也不是观念与观念的联络，而是由某一部分唤起的完形的复现。

完形心理学取代原子派心理学不是偶然的，反映了现代思想发展的普遍潮流。首先是生物学方面，杰宁司、杜里舒、浩尔顿先后提出研究生物必须着眼于整个生机，认为整体概念应当扮演主要角色。物理学方面，怀特海也说，全体改变部分一个原则在全自然界都很普遍，电子在生物体内与在生物体外绝不相同，这是由物体构造决定的。在心理学方面，从机能主义者詹姆斯开始就批评心为感觉之组成的说法。此外，行为主义派、人格心理学派，弗洛伊德派都主张心理学应研究人们整个反应动作，整个人格，而不赞成机械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朱光潜认为，完形心理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以一种具体而完整的学说取代了原子论。从而使知觉心理学得到了一番改造，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只局限在知的方面，忽略了情感、意志、本能的方面，同时它对分析方法的完全否定，事实证明也是不科学的。第三节　审美心理学

审美心理学与变态心理学、行为主义及完形心理学不同，它并不是一种学术思潮或学术流派，而是一批心理学家对审美或艺术活动的理解和阐释，是心理学在19世纪中叶以后衍生出来的一个分支。朱光潜在涉猎了变态心理学、行为主义及完形心理学等之后，对于探讨审美心理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这是揭示文艺奥秘的一个可靠而方便的途径，于是便在这批心理学家中间广泛逡巡，并将其中精要处拾掇起来，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整理，作为自己进一步思索和研究的依据。

在审美心理学中，朱光潜着力较多的是如下几家：

立普斯（Theodor Lipps，1851—1914年），德国心理学家，曾长期担任慕尼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在审美心理学上，他主要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由弗列德里希·费肖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劳伯特·费肖尔（Robert Vischer）“移情作用”（Einfühlung）的理论，被人誉为心理学上的达尔文。

立普斯认为任何一种审美活动都由两个因素促成，一个是对象，一个是原因，这两方面是交融在一起的。审美活动的对象并非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直接呈现于观照者的感性意象，是经过人的知觉解释了的东西；审美活动的原因则是人自己，是“‘看到’‘对立的’对象而感到欢乐或愉快的那个自我”。比如他以希腊建筑中的道芮式石柱为例：道芮式石柱支撑希腊平顶建筑的重量，下粗上细，柱面有凸凹形的纵直的槽纹。这本是一堆无生命的物质，一块大理石。但是我们在观照它时，却觉得它是有生气、有力量、能活动的。朝纵直的方向看，它仿佛为克服自身及所支撑的重量的压力，努力从地面上耸立上腾；朝横平的方向看，又仿佛为使自身不致在压力下破碎而努力“凝成整体”并为自己“界定范围”。无论是“耸立上腾”，还是“凝成整体”，在立普斯看来，都是一种错觉，是活动与反活动矛盾的统一。这里，作为观照的对象似乎是石柱，其实不是，而是由人对石柱的错觉而形成的“空间意象”。立普斯说：“石柱在耸立时，耸立的动作是谁发出来的呢？是做成石柱的那堆顽石吗？不是，它不是石柱本身而是石柱所呈现给我们的‘空间意象’；它是线、面和形，而不是线面形所围成的物体。做伸张和收缩的姿态者也是这些线、面和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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