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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钟翰,安平秋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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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史说略(精)试读：

再版序言

两部书虽不厚，却是体大思精之作。这两部书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文献的《十三经》、《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清史稿》）逐一介绍。执笔的二十几位学者，都是学养甚深的专门名家，堪称一时之选。现有几位先生已经故去，令人不禁感慨，只能读其文念其人。

全书各篇，既有系统的叙述，又有独到的见解，在行文上更注意深入浅出，便利学人。对于这样的好书，我是不敢随意讲话的，所能说的，首先是我自己一定会仔细绎读，其次是向广大读书界竭诚推荐。

古代学者对经史一贯推重。不少人自立课程，规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古人用干支纪日，日干值甲、丙、戊、庚、壬的为刚日，值乙、丁、己、辛、癸的为柔日），坚持多年不废。这表明经史是当时文化的基本内容，为有教养的人所必须掌握了解。经过近百年的社会变革，今天我们的教育已有根本的改变，但是如果想认识传统的历史文化，还不能不对经史有概要的理解。这两部书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来设计的。“经”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经”字的本义是布帛的经线，经线贯穿于整幅布帛之间，从而“经”引申而有常、本的意思。被尊为基本典籍，常相传授的书，便叫做“经”。那些解释或发挥经义的，则称为“传”、“记”、“说”、“解”，后来还有“训”、“诂”、“注”、“笺”等名。

诸子作品也有称“经”的，如《墨子》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管子》有《经言》和《解》，《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也有“经”。不过这些文献，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尊崇，真正称得上是“经”的，只有《六经》。《六经》见于战国，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的《天运》和《天下》、《商君书》的《农战》、《荀子》的《儒效》等篇都有记载。其中《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可见《六经》不是儒家所特有。（《文史知识》编辑部编《经书浅谈》，杨伯峻《导言》，第2—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曾有学者以为《庄子》等记述或系晚出，战国时的“乐”本来没有成文，质疑是否有《六经》存在。最近，在荆门郭店楚简里发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名，次序与《庄子》等全然一致，这种怀疑便消除了。

秦火以后，《乐经》亡佚，汉朝只有《五经》立于学官。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穀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共为《十二经》。宋明又增添《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宋代有人提到把《大戴礼记》收入，合为“十四经”，但没有成功。

经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像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就讲：“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事实上，历代学者的注疏诠释，还是各抒己见，顺应时代的潮流，疑经、改经的事例也复不少，使经学有了丰富多彩的内涵。无论怎样，经在历史上的影响十分重大，不了解经与经学，实不足与言中国学术文化的流变。

和《十三经》类似，《二十五史》的形成也有相当复杂的过程。据文献记载，唐朝试士，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北宋时刻书，增加《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唐书》和《五代史》，称作《十七史》。明代再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至清加以《明史》，称《二十二史》；武英殿本又有《旧唐书》、《旧五代史》，合成《二十四史》。民国时开明书店印行《二十五史》，是于《二十四史》外增收《新元史》一种。但在《清史稿》印行流布后，人们又逐渐将《清史稿》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新元史》慢慢就很少有人提到了。今天人们所言《二十五史》就是指《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二十五史》以西汉司马迁《史记》居首，然而中国修史的起源要更古远得多。我们看商代甲骨文已有“史”这一职官，又称“作册”，专司文书记述之事。西周史职分工更细，金文如史墙盘详叙国史，史惠鼎引据《诗》文，都可看出当时史官的博学。至于《左传》、《国语》所载东周各国史官秉笔直书，不畏强权，尤其是众所周知的佳话。周代的史多为世袭，史墙一家即其明证。直到秦朝，法律仍然规定不是史的儿子不准去培养史的学室读书（参看李学勤《试说张家山简〈史律〉》，《文物》2002年第4期）。司马迁也是继承父业而任太史令的。此后公私修史，历代不绝，《二十五史》正是这一传统积累的主要成果。

在目录学上，《二十四史》称为“正史”。《四库总目》认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广泛流行的《书目答问》也主张“事实先以正史为据”。这些正统的看法自然带有偏见，贬低了所谓“别史”、“杂史”等的作用。连四库馆臣也以《资治通鉴》编纂时兼收博采为例，承认各类史书并存的必要（《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611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不过《二十四史》中，有的如《史记》、《汉书》等是不朽名作，就是《宋史》、《明史》之类属集体撰修，但取材宏富，规模恢远，仍为研究者所必读。

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通读《十三经》、《二十五史》，但是希望大家对这两部最重要的文献有基本的知识，而且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怎样去阅读和使用。《十三经说略》、《二十五史说略》正是帮助读者取得这方面知识的良好指导。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于清华园

《史记》说略

古老的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化，培育了众多璀璨巨星般的杰出人物。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中华民族的文化巨匠司马迁就诞生于陕西韩城南、龙门山麓的芝川镇（西汉属左冯翊夏阳）。龙门山横跨黄河，奔腾的河水咆哮着将龙门山一分为二，两岸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气势磅礴。龙门地理奇特，大禹疏通黄河，开凿龙门山，使其闻名遐迩。河水粼粼，鲤鱼腾跃，风光壮阔而神奇，陶冶了幼年司马迁的精神气质。司马迁的家世有着传统悠久的辉煌：先祖或为文臣典周史，或为武将立功名。据司马迁的追述，其远祖是颛顼时代主掌天文地理的重、黎之后（此系传说），传至周朝，先祖程伯休甫为武将，任司马之职，遂以司马为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失其官职，司马家族自此之后“世掌周史”。直至周惠王、襄王时，王室内乱，司马家族迁徙晋国，又移居于秦。公元前621年定居于龙门，为当地望族。其后三百年，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成为秦国的名将，因功官为蜀郡守。六世祖司马靳是秦国名将白起的得力佐将，与白起共同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四世祖司马昌曾为秦始皇的主铁官。三世祖司马无泽曾任汉市长（集市之长）。祖父司马喜官为五大夫。家学渊源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品格、志向的形成，使他自幼便萌发了发扬先祖传统、光大家族荣耀的抱负。而对司马迁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的精心培养和所寄予的厚望，直接导致司马迁最终撰写出不朽的史学、文学巨著——《史记》。

司马谈生年不详，卒于元封元年（前110）。他曾学天官（天文历法学）于唐都，受《易》（阴阳吉凶变化）于杨何，习道论（学术史）于黄子。唐都、杨何、黄子这三个人都是西汉前期活跃于朝廷的大学问家。天文历法学和《易》学是史官必备的知识和职掌，而道论则是哲学观与学术史的结合。司马谈以其深厚的功底与淹博的学识，成为名重当时、博古通今的渊博的学者。在武帝初年，司马谈撰著《论六家要旨》，创立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名目，综合表达各种政治学术派别。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政治学术史，它的贡献及价值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檃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釐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此六家者，实足以代表当时思想界六大势力圈，谈之提挈，洵能知类而举要矣。”（梁启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载《饮冰室合集·专集》）司马谈评骘诸家学术，不仅只是对先秦以来的政治学术派别作一总结，主要和实现他的夙愿有直接关系，是怀着“成一家之言的企图，至少可以说是潜意识的企图”。（白寿彝《说“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熔六家之长于一炉，效《春秋》而著《史记》，成一家之言，《论六家要旨》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意图。这种意图对司马迁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史记》所体现的思想尽管与《论六家要旨》的观点有所差别，但是可以说《论六家要旨》是《史记》基本的理论指导思想。

司马谈禀承祖业，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他以修史为任为荣，效《春秋》而作《史记》，修撰一部淹贯古今的通史是他的夙愿，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司马谈深知实现这项宏基伟业非一辈人所能完成，所以，从司马迁诞生于龙门，便开始对他进行了有意识的严格培养教育，期望自己的夙愿在司马迁的手中实现。他对司马迁进行的教育培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司马迁讲述先祖“世典周史”的传统，灌输继承祖业的信念，强调史学事关民族兴衰、国家安定的重要作用，竭力培养司马迁对治史的爱好。司马谈的谆谆教诲和司马迁长期的耳濡目染，司马谈的理想已在司马迁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谈修史立言的理想信念成为了司马迁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二是在学识上的培养教育。司马谈深知修成一部与孔子《春秋》相媲美的巨著，撰著者不但要有超凡的品德，而且还要具备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他不是期望司马迁成为普通的史官，而是期望他成为继孔子以来最卓越的史学家、思想家。为此，司马谈为司马迁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制定了严格的教育方法，加之司马迁聪颖的天资和勤奋的努力，能“年十岁则诵古文”（这里所谓的古文，是指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先秦文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小篆统一战国文字，使先秦文献遭到了毁灭性的劫难。司马迁诞生之时，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先秦文献已难能得见，更不用说诵读了。而熟读这些文献却是治史的基本条件。司马迁能在十岁“诵古文”，一方面反映了他具有超人的天资，一方面体现了司马谈对他的严格教育和精心培养。虽然“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但由于“司马氏世掌天官”，当然收藏着丰富的文献典籍，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是其他人无法具有的条件。在十岁以后的岁月里，司马迁阅读了《诗》、《书》、《易》、《礼》等几乎所有的古代典籍，又从司马谈系统学习了历法、天文、阴阳等专门知识，为成长为一名学贯古今的史学、思想、文学界巨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2．展视野青年壮游，遵遗嘱入仕太史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二十岁的司马迁，经过家学的熏陶，饱读了“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文献典籍，成长为“胸有经史万卷”的青年学者。他已不满足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开始寻求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于是在司马谈的支持与安排下，将视野投向社会，走出京城，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壮游。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在探访名胜古迹、采集史事佚闻的同时，领略祖国壮丽河山，陶冶自己的情操。

司马迁壮游的范围重点在南方。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嶷。窥九嶷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的文化，观孔子的遗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的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回到长安。广泛搜集了丰富的民间口传史料，着意搜求了古今人物遗事：如魏公子礼贤侯赢的故事，苏秦、张仪等说士发迹的故事，陈涉傭耕垄上的故事，刘邦家居时喜酒好色的故事，韩信受胯下之辱及其葬母高敞地的故事，樊哙屠狗、萧何为刀笔吏、张良亡居下邳、周勃织薄曲、夏侯婴为车夫、陈平宰社肉等故事，补充了文献的不足；亲身体察了各地的民俗风情。此次壮游，涉及古代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内容，取得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秦汉初年历史阶段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补充材料，使他对全国山川地理了如胸中，正如顾炎武所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顾炎武《日知录·史记通鉴兵事》）日后，司马迁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历史调查所获资料，将口传史料与文字史料相印证，补其缺，纠其错，使《史记》具有了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这次壮游，使司马迁有机会接触了下层社会，了解了人民的疾苦，一幕幕人间的悲剧，震撼了他的心灵，唤起了对遭受苦难的百姓、对志向难酬的仁人志士的同情，也引起了他对黑暗势力的不满和憎恶。凡此种种认识和感情，他在日后撰写《史记》中都付诸笔端，使《史记》这部巨著洋溢着一种浩然正气。

司马迁青年时期的壮游，对形成他那豪放、激昂的性格精神及遒劲雄浑的文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祖国大地上那莽莽苍苍、气象万千的景象，使他亲切地感受了汉王朝盛大的时代气息，坚定了他述史的志向；那峭壁挺拔、瀑布飞泻的名山，使他领略到山川的豪气，锤炼了他坚韧不屈的意志；那波涛翻卷、宽阔无边的大海，养就了他忍辱负重的宽阔胸怀；那汹涌澎湃、滚滚东流的长江黄河，激励着他为追求信念虽九死而不悔的品格。壮游陶冶了他的情操，开阔了他的视野，扩展了他的胸怀，使他的品德愈益崇高，使他的性格愈益豪放，使他的文采愈益飞扬，正如苏辙所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是《史记》能够成为“无韵之离骚”的原因之一。

司马迁壮游回到京城后，大抵在西汉元狩、元鼎年间，依赖家族的声望，入仕为郎中（《报任安书》云：“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在汉朝的职官中，郎中是郎官的最低一级，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为皇帝的侍从。官职虽低，但平常亲近皇帝，所以也是荣耀之职。司马迁凭借他超群绝逸的才干，很得汉武帝的信任，常为侍从随武帝巡行郡县、参与祭祀、东巡封禅，这对他日后撰著《史记》有很大的帮助。

司马迁出仕郎中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司马迁对这次奉使出征极为重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在他的一生游历中，此次西征、南略与二十岁时的壮游交相辉映。只是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已不是司马迁的个人行为，而是肩负着朝廷的使命，以武帝的钦差大臣的身份去监军“西征”、“南略”，故而这次出游的性质是以军政为主。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学者，司马迁充分利用这个踏察民情、丰富见闻、增长学识的机会。这次奉使出征由汲县新中乡（今河南新乡县西）出发，前往巴、蜀以南广大西南夷地区，即今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四川南部、西部广大地区，最远之地达邛、笮、昆明，即今云南昆明、大理等地。历时一年又三个月之久。奉使西征及较长时间的考察与生活体验，引发了司马迁创作民族史传的激情。这次奉命出使，是司马迁最难忘经历之一。

游历天下名山大川，探寻历史遗迹遗址，搜访逸闻遗事，在司马迁的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除了二十岁的壮游和奉使出征两次系统的游历外，他还多次扈从武帝出巡。司马迁从元狩、元鼎年间入仕为郎中起，到征和四年扈从武帝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止，侍奉武帝前后长达三十余年。汉武帝有经天纬地之才，深受当时的司马迁的钦敬崇拜。同时，汉武帝又多欲喜动，喜欢出巡游历，走遍大江南北。司马迁身为郎官，多次扈从出游，从巡时了解各地民情，考察历史遗迹，用以印证历史文献的记载。汉武帝西登空桐，北出萧关，西上雍祠五帝，东巡河东祠后土，南登嵩高祠太室，北过涿鹿，东到大海，封禅泰山，后经关中、关东、大河上下，举行祭礼山川百神的活动，这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与现实生活场景。武帝所巡行的地域，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心，五帝、夏、商、周、秦历代统治的中心，这对于司马迁搜集遗闻，撰写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各本纪、世家，无疑有重大的影响。

司马迁非常满意这种扈从生活，尽心竭力侍奉武帝，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说明此时的司马迁怀有热烈的尽忠思想。

就在司马迁“务壹心营职”之时，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太史令司马谈作为顾问随从东行，不幸途中身患重病，不得不“留滞周南”。恰好司马迁刚刚奉使归来，在洛阳附近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悲伤地留下了遗言：“……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面对行将去世的父亲，司马迁恳切地低下头来，含泪向父亲庄严发誓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这篇感人肺腑的遗嘱，是向司马迁传授治史的任务和主体思想，要司马迁矢志继承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做太史令，完成通史著作。我们从司马谈的遗嘱中可以知道，司马谈临终念念不忘的是《史记》的撰著，把它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要求司马迁接续下去。由司马迁的回答：“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可以看出，司马迁作《史记》是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因此，《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共同创作，是父子两代人毕生的心血结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对以后司马迁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成为他完成《史记》撰著的根本动力。司马迁守丧三年后，遵循父亲的临终遗愿，在元封三年（前108）继任为太史令。3．遭腐刑忍辱著书，酬壮志成旷世盛典

自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政务之暇，在认真整理司马谈为创作《史记》所编写的遗稿的基础上，开始了《史记》的撰著。前后大约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期，随着司马迁在政治上的成熟，对朝廷推行的政策有了更深刻和更理性的认识。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是地主阶级的优秀代表。在他执政的半个世纪里，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均有建树。同时，由于他好大喜功的作为，使社会矛盾愈加激化，严重地动摇了封建帝国的根基。司马迁从维护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根本利益考虑，在治国大政上与汉武帝产生了分歧。天汉三年（前98），因这种分歧而形成的矛盾终于暴发。矛盾暴发的导火索是司马迁为战败而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龙颜，犯了“诬上”的弥天大罪，被系入狱，身受腐刑。

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与李陵奉旨各自率军出击匈奴。结果李广利所率的三万大军损兵折将，残败而归；匈奴单于亲自率领八万重兵将李陵所率五千汉兵包围。汉军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李陵投降。消息传来，汉武帝“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下引同）司马迁“见主上惨悽怛悼，诚欲效款款之愚”，恰逢武帝召问，便对汉武帝坦陈了他的看法：“……（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意见未置可否。不料一年后，司马迁的“拳拳之忠”竟被武帝认为是“沮贰师”（李广利受封为贰师将军），“为李陵游说”，犯了“诬上”大罪，“遂下于理”。

按汉律，“诬上”罪是“大不敬”的欺君死罪。然而还有两种办法可以免死：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二是用腐刑代替死罪。司马迁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只有在死与腐刑二者之间作选择。接受腐刑，将成为士大夫所不齿的“刑余之人”；可是“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极度艰难的生与死、荣与辱的严酷抉择之中，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道出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他要忍辱而活，因为《史记》“草创未成，适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在荣与辱、生与死的痛苦抉择中更加懂得了人生的意义。

天汉三年（前98）十二月，司马迁受腐刑，天汉四年二三月间出狱。出狱后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为“尊宠任职”。但是，身受腐刑，是司马迁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他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摧残与折磨，以至使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而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司马迁“有所不尽”的“私心”、“鄙陋没世”而“不表于后”的“文采”，就是父亲司马谈“所欲论著”的《史记》。这是一种何等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这种在逆境中奋起、做出一番事业来的崇高精神境界，是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涌现了许多这样可歌可泣的杰出人物：“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杰出人物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召，也是司马迁忍辱撰著《史记》的动力之一。他继承父志，效法往代先哲，把毕生的精力和热血倾注在《史记》之中，终于在汉征和三年（前90）左右始创了一部旷世盛典——《太史公书》，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这颗晶莹璀璨的明珠已经并将永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杰出的贡献。其后不久，司马迁离开了人世，一代文化巨星陨落了。二、史记其书——宗旨

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人物，孕育出不朽著作。司马迁和《史记》正是汉代这个伟大时代的产物。《史记》能成为波澜壮阔、气势宏伟的巨著，固然与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学识有密切的关系，更主要的还是时代所造就的。汉王朝建立后，汲取秦王朝暴政亡国的教训，实行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使汉王朝的政权得以巩固。汉武帝继承并发扬文、景的业绩，将汉王朝推向了强盛统一的巅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疆域广阔、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学术文化繁荣的局面。司马迁怀着欣喜的心情称颂了汉初的繁盛景象：“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史记·货殖列传》）繁盛的社会景象，使司马迁立足于现实，对历史发展进程做以集中概括，展现时代的精神和特点。

这种时代精神的展现肇始于司马谈，完成于司马迁。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对此作了鲜明的揭示，它是司马谈萌生创作一部反映这样时代巨著的主要原动力。司马谈在对司马迁的遗训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史记》的创作宗旨：“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谈已为《史记》的撰写宗旨确定了基调，这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反映的主要内容：记载时势主宰者事迹，依其“王迹所兴”，着重是以记述传说中的五帝及夏、殷、周、秦、汉各代天子的大事来维系；世家中“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的“拱辰共毂”的立意，正是强调以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的思想体现；司马迁所记关系“天下所以存亡”及“扶义倜傥”中的许多人物事迹，正是以维系王朝兴衰、维护天子权威为重要内容来安排的。所有这些安排，都体现了司马迁维护、珍重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而这种愿望正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司马迁在忠实遵循了父亲所制订的撰述宗旨基础上，将这个宗旨进一步升华，使之更为深远更为具体。不可否认，司马谈对家世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希望从更深层面上探悉社会历史演进及社会心理发展规律的强烈欲念，是他撰著一部与《春秋》相媲美的史著的最初动机。然而，促使这种动机强烈迸发的原动力，是司马谈亲身经历的汉初以来最为兴盛安定的社会状况，是那些他所见所闻、令他钦敬赞叹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由此使他更为急迫地感到应该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时代的辉煌业绩。而司马迁与其父的区别，是他看到了从汉武帝后期开始显示出来的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所看到的多欲之主，酷法之治，兴利之臣，谄媚之辈及自身所遭到的摧残。所以，他对《史记》的创作宗旨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提出“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它与司马谈提出的创作宗旨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贯穿于《史记》通篇。“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史记》最根本的创作宗旨。司马迁尽其所能，搜集当时所能得到的文献记载、民间传说，进行综合分析考察，目的在于通过自古以来的重大社会史事，主要是历代帝王的交替现象，考察“王迹所兴”的轨迹，从中“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对帝王事迹考察评论，目的在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总结历史治与乱的经验教训。综观《史记》全书，我们可以知道，“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理”，指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学家，就是要考查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在。然而，司马迁在考查成败兴坏之“理”的过程中，一些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现象、结果令他困惑不解，他要进行深入的探究，这也是创作《史记》的宗旨之一，即“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寻“成败兴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可理解的现象。“所谓天人之际者，盖谓古今之变，有非人之所能为者，则归之于天。此所谓天，非有深意，即孟子所谓莫之为而为者。故秦之成则归之于天。……天人参焉，故曰际”。（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序论三·挈宗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因出现人们所没有预料的偶然事件，进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和人物的命运。人们对产生这种偶然事件而导致的结果感到困惑，司马迁也同样感到不解。因而司马迁所要探究的就是产生不可预料结果的原因所在。有的学者把“究天人之际”理解为是司马迁在探讨人与神的关系，把“天”解释为具有人格意志的天命、天意，这是不恰当的。固然，盛行于汉代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对司马迁是有一定的影响，使他在对某些具体人物或具体事件的解释、评论中，表现出一定的天命论倾向。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史记》的大量篇章中，也表现出司马迁具有强烈的反天命论的倾向。关键问题是“究天人之际”的“天”是什么性质的“天”。《史记》中关于“天”的含义有三种，即自然之天，命运之天，形势之天。应该说司马迁所欲“究天人之际”的“天”，既不指自然之天，也不是指命运之天，而是指形势之天。主张司马迁有天命论倾向的学者，大多援引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命运之天”的议论为例证。可是他们忽略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是司马迁对所谓“天道”所作的质疑和指责，而不是在探究它的原因。因此，“究天人之际”的“天”只能是“形势之天”。作为《史记》创作的宗旨之一，它是力图探究历史进程所出现的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的真正原因，揭示“形势之天”对历史进程、人物命运的影响，进而能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就是通观、贯通“古今之变”，是《史记》“究天人之际”创作宗旨的进一步深入和更全面的把握，它对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某些逆转的事件、某些人物的反常命运找出了答案。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那些逆转的事件、那些遭遇反常命运的人物，时常发出“岂非天哉！”、“岂夫命也哉！”、“岂可谓天乎！”等慨叹，似乎是对这种现象无能为力。但他在“通古今之变”的创作宗旨的指导下，则揭示了这种逆转和反常现象虽似偶然，却是蕴涵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中。“通古今之变”旨在提出用“通观”的思维去对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用贯通的方法去认识分析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变”。司马迁提出了贯彻“通古今之变”这一宗旨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原”是考察原由的意思，“始终”，指的是因果关系。“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把握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对此，司马迁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史记·礼书》）“略协”就是综核、考察而把握大纲的意思。司马迁综核历史，鲜明地表现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和变革的观点，而且愈向前发展，变革愈烈。司马迁的这一思想旨在说明历史发展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广阔性。解释历史应该着眼于历史长河的变化和发展过程，拘于一时、一事、一地的评论分析，是不能体察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见盛观衰”，这是司马迁认为对待历史发展，不仅要体察古今变化，而且能在事物发展变化的兴盛阶段，要看到它转化的起点，观察出导致事物衰败的迹象。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历史观点。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来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把整个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兴衰发展的连续系列，要洞悉它的发展过程，不仅要作贯通的研究，还要考察它的不同阶段。前一段历史是后一段历史发展的原因，后一段历史是前一段历史发展的结果。司马迁贯通的历史观点，充分体现在《史记》对历史进程的叙述中，对古今的详略层次、发展变化划分段落，详变略渐，把握“变”的规律；也鲜明地表现在《史记》的具体内容中，朝代更替，制度建立，对民施政等各个方面都表现了这些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本着上述宗旨创作《史记》，最终目的是要“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史记》创作宗旨的归结点。“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目的就是要独立成家，自立为言，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于司马迁“一家之言”之“家”的归属，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主体思想，学术界见解不一：有的认为他尊崇道家，有的说他尊崇儒家，有的折衷，认为他既尊道家也重儒家，也有人认为他是杂家。全面分析司马迁的思想，可以明确地说，司马迁不属于先秦六家中任何一家，也不是杂家，是先秦时代所根本没有的一家。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司马迁是西汉时期出现的史家，但他并不同于后世所说的史家，也就是说，他是不同于任何史家的史家。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即探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种种关系，总结古往今来历史变化的规律。这两种观点构成了他的“一家之言”，也就是他创作《史记》的宗旨。这正是司马迁和其他史家的不同之处。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和通史巨著，不是用“史家”之作所能范围的。从史学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商周时代，王室就有了史官。当然，如果没有《尚书》、《左传》、《国语》、《春秋》、《战国策》等史籍，《史记》不可能凭空创作出来。但是追溯历史，先秦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历史家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所以史学在司马迁以前尚处在童年时期。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通过他的体大思精的创作——《史记》全书体现出来的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它的内容是一部治世的百科全书。同时《史记》又以它雄健峻洁、委婉含蓄的文采，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枚奇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史记》是熔文史哲于一炉的旷世大典。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史学是一家言的载体，文学是一家言的光泽，思想是一家言的灵魂。司马迁是集文史哲于一身的大思想家和文化巨人，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文学家、思想家。所以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仅属于他本人的、完整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探寻社会成败兴坏的规律。三、史记其书——体例

司马迁开创了宏伟而博大精深的五体结构体史例，从而孕育了纪传体史书的诞生。自班固以下，历代效仿，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干。《史记》成为饮誉世界的名著，体例的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体例是一部典籍各部分之间联系的方式和方法，是反映作者世界观、主导思想，特别是所要包含的内容的载体，即创作思想和创作内容的表现形式。《史记》的体例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对所记时代的社会结构、结构间的相互联系与发展变化的观点，清楚客观地表现所记各种人物、事件、典制等在社会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正确认识各种人物、事件、典制等对历史影响的性质与作用。因此，它既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认识水平的一个侧面的如实反映，同时也是作者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学术上的生动体现。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史记》开创的五体史例的重要意义。《史记》体例由五体构成：《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原题《太史公书》，东汉桓、灵之际，始名《史记》。1．本纪“本纪”之意是法则、纲要。采用编年、记正朔的形式，以王朝为体系，记载天子、国君及时势主宰者的事迹，反映朝代变迁大势，是认识历史的纲纪。司马迁考察王迹兴衰的历史，详略有别地区分时代大势，作十二本纪，将汉以前历史划分为上古、近古、今世三个段落。五帝、夏、殷、周等四篇本纪写上古史，合称五帝三王。其中《五帝本纪》叙述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的史事，大体反映了古代氏族社会末期的一些历史线索。《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分别叙夏、商、周三代的史事，是关于三代史实惟一较系统较完备的记载，从中可以了解我国古代奴隶制国家形成、发展与衰亡的历史脉络。中心是表现儒家宣扬的“德治”政治的兴衰，突出记载了尧、舜的禅让，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三篇本纪写近古史，中心表现春秋战国以及秦汉之际霸政兴衰的历史。《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叙秦先世业绩，以及秦始皇并兼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二世而亡的有秦一代的史事。《项羽本纪》，叙秦末及楚汉之际的史事，主要记楚败汉兴。《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集中叙述了汉兴百年间的史事，是《史记》的当代史部分。中心表现汉家得人心归附而兴起；刘邦战胜了暴虐的项羽而有天下；吕太后“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进而得出结论：“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汉家以力取天下，承袭秦制而无为，带着道家的色彩，是德力结合的政治。汉武帝外儒内法，以多欲取代无为，时势又为之一变。汉兴，隆在建元（前140—前133），由于过度使用民力，在汉武帝鼎盛之时已显露出衰败的端倪。“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可以从十二本纪的王迹兴衰变迁中总结出规律来，那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着事势的发展。在司马迁笔下展示出德与力两种政治的对比：秦国两个本纪写取天下“得之难”与“失之易”的对比；项羽、刘邦两本纪写强弱转化的对比，都是民心向背起了根本的作用。《史记》以人为中心述史，本纪的勾画，正是全书的著述大纲。2．表《史记》十表，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而作。以表列三代以来的世系与年代，以时间为中心综合记录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十表统括了错综复杂的年代与区域发展，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三类。

十表编年与十二本纪互为经纬，划分时代段落，展现天下大势，亦为全书纲纪。两体篇目均按年代顺序排列。年表编年进一步以时代变革划分段落，打破了王朝体系，揭示天下大势更为明晰。十表明确地划分古代三千年史为上古、近古、今世三个段落、五个时期。上古史表分为《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两个时期：《三代世表》，起黄帝，迄西周共和，表现积德累善得天下的古朴时代；《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迄孔子卒，即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476年，表现王权衰落的霸政时代。近古史表分为《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两个时期：《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迄秦二世之灭，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07年，表现暴力征伐得天下的战国时代；《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发难，迄刘邦称帝，即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1年，详著月表以表现五年之间天下三擅的剧烈变革时代。从秦亡至西汉统一是五年，但月表溯及陈涉发难，共八年。汉世诸表为今世史表，一个时期：汉兴以来六表，分类条析，表现大一统的今世时代。《史记》十表是司马迁的精心之作，它以经纬纵横的形式表现天下大势，又能把纷繁的历史内容纳入尺幅之中，使人一目了然。十表还以多种结构的形式表现笔法义例。十表的内部结构分为四种：《三代世表》谱列五帝三代世系，以帝王世次为经，以诸侯世系为纬；《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年月时为经，以国为纬，表现自西周以来诸侯分封以及兴衰发展大势；《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是分类表现百年汉史一个时期的历史，故以国经而年纬，以观一时之得失；《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年经而人纬，观君臣之职分。十表内容不仅表现天下大势，而且紧密地与本纪、列传互补，凡传之不胜传而事实又不容尽没的历史人物，则载于表中。由于十表结构的特殊和文字简明，所以它容纳了大量的历史内容以资考证，并且是联系纪、传的桥梁。3．书“书”是以事类为纲，叙述同类性质的重要史事及其发展过程。八书之中，《礼书》、《乐书》、《兵书》亡缺，后人分《律历书》为《律书》、《历书》，以足八书之数（依司马贞说）。今本八书中《礼书》、《乐书》、《律书》正文前均有序，研究者认为为司马迁原文，或为司马迁草创未就，后人有所改窜、增补，尚无定论。司马迁认为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八个方面，是经国大政，因此，八书的内容是影响国家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典章制度。其中《礼书》、《乐书》，记述礼乐制度，多发议论，阐述了礼乐是维系社会统治的一项根本原则，目的是明确封建等级制度。《律书》，主要记述五音六律，阐述了律、吕之间的关系，认为六律是万事的根本，在典章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并认为律、吕的平衡与否，关系到是否会发生战争。所以，在此书中系统地陈述了自黄帝至近世军事家的事迹并总结其思想、经验，以说明战争的规律及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历书》（只存原序），记述黄帝以来夏、商、周至汉代制定历法的思想、制度及其有关的历法发展情况，论述自古以来制定历法都是以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作标准，以观察四时物候为验证，体现了司马迁遵从客观实际的进步思想。《天官书》，记天文星象，它在两千多年以前精确地记载了几百个星体、星座及其出没的时间和季节运行的规律，与我国古代第一部记星象的《甘石星经》具有同等不朽的价值。但从文化思想的发展方面看，《天官书》最重要的价值，是表现了我国古代关于“天人合一”的重要思想。《封禅书》的前一部分，记述秦以前的封禅大事，也记山川形势；后一部分主要叙述汉武帝封禅事，体现了与皇权神化的思想密切结合，表现了人对天地观念的利用及人自身的追求。司马迁虽然在一定程度对封禅持肯定态度，但对汉武帝实行封禅是取批判态度的。《封禅书》将汉武帝物欲不尽，梦想长生不老、升空登仙的种种意念、思虑和盘托出，就是对他的抨击和否定。《河渠书》记述了全国的主要河流与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诸如禹疏九川入海、开鸿沟通济汝淮泗、蜀守李冰凿建都江堰、西门豹引漳水溉邺、秦修郑国渠等，也记述了汉代治理黄河等大型的水利工程，反映了统一规划与管理修治全国的灌溉系统是古代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但是古代国家治水的更加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漕运，为中央政权提供所需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所以，《河渠书》在政治思想上，充分体现出肯定了“官民”利益的一致性。《平准书》，主要记叙了汉武帝时代的财政经济政策，展现了汉初百年间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突出表现了“官民”之间的利害关系。《平准书》首先记汉初的休养生息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然后述汉武帝时代封建国家经济的繁荣，进而转向指出汉武帝所推行的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而导致国家财政空虚。由此而采取的“兴利”的种种措施，不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而是与民“争利”，结果是一切社会弊病均由此生。司马迁将《平准书》列为八书之一，把经济财政政策纳入“国家大体”之中，反映了司马迁思想观念的进步性。4．世家“世家”是《史记》五体中比较复杂的一种。它是用编年和纪传的形式，记载捍卫天子的诸侯、有功于国家的勋贵、于民族有杰出贡献的先贤、于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俊杰的家族或个人的历史和事迹。虽然世家所记人物复杂，但仍可以依其性质做出明确的归类。《史记》三十世家，可以分为六类：（1）从开篇的《吴太伯世家》第一至《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所记为春秋时代的列国诸侯吴、齐、鲁、燕、管、蔡、曹、陈、杞、卫、宋、晋、楚、越、郑，又加上战国时代的各国诸侯田齐、韩、赵、魏等，他们都是周王朝的屏藩之臣。这一类是编年纪事，形式上与本纪大体相同，只是比本纪地位略低一等。又因不是采用纪传体，在记事上不如列传详尽。（2）《孔子世家》，孔子入世家，是因为他虽是处在势衰道微时势下的一布衣，但他编修“六艺”，为维护天子的地位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也是为汉朝制度立下了大经大法，符合司马迁所定的列入世家的条件。（3）《陈涉世家》，陈涉入世家，是因为汉朝的建立，陈涉有首难之功。（4）《外戚世家》，司马迁所说的“外戚”不同于后世所说的皇后的家族，而是专指皇家妇室。这里所记的是吕、薄、窦、王诸太后及卫皇后、王、李二夫人。司马迁认为皇太后、皇后是王室的辅佐，与王朝的兴衰关系密切。（5）《楚元王世家》、《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此六家均是王室宗亲，是王朝“藩辅”，天子“股肱”。（6）《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他们是汉代开国的社稷之臣，辅弼肱股。《史记》世家的人物、侯国的构成可谓林林总总，但哪些人可以入世家，司马迁有其明确的标准，这就是“非天下所以存亡”者不著。（《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迁遵循这一原则而确定可入世家的人物和侯国：列入世家的个人必须是对天下兴亡有特别影响之人；列入世家的侯国必须是对历史的发展、王朝的兴衰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国。研究者曾对《史记》世家的概念作过种种概括，朱东润概括得最为客观明确，他说：“周汉之间，凡能拱辰共毂，为社稷之臣，效股肱辅弼之任者，则史迁入世家；开国可也，不开国可也；世代相续可也，不能相续亦可也。乃至身在草莽，或不旋踵而亡，亦无不可也。”（朱东润《史记考索》）从世家的创作原则到各世家的具体写法，都可以看出，司马迁订立列入世家的原则是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创作宗旨服务的。5．列传“列传”主要记述了周秦至汉武帝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民族、邻国及各类特殊事业的有关事迹。从形式上可分为五类：（1）专传，指专为一人立传。凡立专传的人，均是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人。（2）合传，将若干人物合为一传。这些人物，或是职业相同，事迹相关，或是前后相承，彼此相形。或对照或连类，故合传人物往往打破时代界限，上溯下及，如《白起王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是下及，《扁鹊仓公列传》是上溯。在连类相及时，合传与类传相通。如《孟子荀卿列传》，附列人物十一人，实质是一篇先秦的“诸子列传”。《汲郑列传》，可以看作是汉代的“黄老列传”。这两篇合传均可视为类传。（3）类传，或是把性质相同、行为相类的人物并为一传，以类标题，如《游侠列传》、《货殖列传》。（4）附传，凡未入传目标题的人物为附传。专传、合传、类传三种皆有附传。正传与附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附传并非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物。（5）自传，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司马迁的家世源流，论著始末，备见于此；《史记》的大纲细目，记述得粲然明白，其文字贯串，累累如贯珠，灿然夺目；作者的悲壮之情，力透纸背，豪放之气，势薄云天。读之令人振奋，催人深思，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最高体现。读《史记》，不可以不读《自序》。读《史记》之前，不可不先读《自序》。《史记》五体，以七十列传的内容最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具有非常广阔的社会面。历史人物除了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各色英雄豪杰之外，下层社会的侠客、医卜、商贾、俳优、博徒、猎户、妇女等，凡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过作用的代表人物都叙入史中。时间从上古到当代，地域从中原到八荒。司马迁不仅把周边民族纳入史传，还把大宛等外国民族纳入史传，使《史记》具有古代世界史的意义。

司马迁在运用《史记》五体的过程中，在卷前或卷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明他对历史人物的爱憎、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后世称之为“《史记》论赞”。“太史公曰”在形式上仿自《左传》的“君子曰”，但把这种形式发展成为史学理论，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广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伦理世俗等，往往补篇中所未备。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言辞精练，旨意深微，或叙游历所得，或揭示取材义例，或明述作之旨，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了系统的历史学理论，是我们了解研究司马迁思想的主要根据。

总括五体所载内容，本纪侧重载述朝代兴亡及政治演变大势；表侧重阐发历史发展的阶段大势；书侧重探讨天道观和典章制度的演变，并指陈时政；世家侧重表彰对促进历史的发展、维护王朝的统一作出贡献的诸侯和个人；列传侧重记载不同时期各色代表人物的活动，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几种体裁相辅为用，相得益彰，融合为一个整体，载述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哲学，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体系。四、史记其书——材料来源与整理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之于行事”，就是用事实、靠材料体现自己的观点主张。他“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搜求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并运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方法，将经过整理取舍的材料融会于《史记》之中，去实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宗旨，展现了中华民族近三千年发展进程的雄伟画卷。1．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史记》凝聚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自司马谈萌生创作《史记》的意念始，就着手进行材料的搜求工作。所以，《史记》取材丰富而具体，广博而典型。概括起来，大致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1）纵览秘府典籍，遍观秦汉文档。《太史公自序说》：“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指旧书掌故，石室金匮之书则是西汉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档案。西汉至惠帝时废除秦代的“挟书律”，文帝时“广开献书之路”，到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以至“书积如丘山”。司马迁父子两代任太史令，职责之一就是掌管国家藏书（《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所以，司马迁自豪地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而且在汉初，朝廷就已对典籍文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类（《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提高了文献的利用效率。因此，司马迁具有任何人所不具备的优越的利用文献的条件。

司马迁运用西汉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西周至秦汉的典籍文献。司马迁撰著《史记》，在具体篇章常常用“予观《春秋》”、“其发明《五帝德》”、“余以《颂》”、“采于《书》、《诗》”、“余读管氏商君《开塞》、《耕战》书”、“皆道《孙子》十三篇，”、“世之传郦生书”，或以“《礼》曰……”、“《周官》曰……”等方式说明所用材料出自的典籍。除此之外，司马迁在具体篇章中还以种种方式，或是直录书名，或是采用某书之文等，显示出引用典籍的线索，为我们展现了西汉图书宝库的丰富收藏。据张大可先生考证，《史记》引书可知书名者达一百零六种之多。（张大可《史记研究·载于〈史记〉中的司马迁所见书》）用后世的图书分类法划分，它包括了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至今，这些典籍半数已经亡佚。而且，这并不能说司马迁著《史记》所引典籍仅限于此。《史记》所引典籍，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在西汉以后就已亡佚，自《汉书·艺文志》起就没有著录，致使我们难以知晓。仅从今天可知的典籍来看，已足以说明司马迁引用先秦至汉代的典籍是相当丰富的，正如班固所说：“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汉书·司马迁传》）二是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自秦至汉所保存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档案文献资料虽没有成书，但它的史料价值并不低于典籍，或者可以说更重要、更宝贵。因为它们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始材料，更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秦灭亡后，幸赖萧何的远见而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入西汉国家图书馆。（《史记·萧相国世家》）这里的“图书”，是指地图和官方文书，应该包括郡县分布及各地形势图、户籍、制诏律令、盟约条例、军事活动进程及朝议、巡游、封禅之纪录、各种制度的文本等。我们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史记》记述礼、乐、律、历、封禅、河渠、经济货币等制度的篇章中，在李斯、赵高、蒙恬等人的传记中，都可以看出司马迁运用这些材料的痕迹。汉代档案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汉代部分的重要材料，而且均是非常具体、真实的材料，它大致包括：计功档案、专科档案、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上计年册、朝廷议事纪录等。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引用了这些具体的材料，如《曹相国世家》所记曹参的军功、《樊郦滕灌列传》所记樊哙的军功，所列的斩、虏、降、定的敌军人数及郡县数，均是据计功档案。《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记加封功臣，更是依据了计功档案。《扁鹊仓公列传》记仓公所对的医案是皇室所藏医疗档案。《史记》引用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往往用“据……”、“天子曰……”、“诏曰……”、“有司言……”、“公卿言……”、“……上书”等形式表明所引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等档案资料。而《史记》对西汉所属各郡国情况的叙述，则很多采用各郡国的上计年册。在这方面，司马迁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司马迁充分掌握、利用了秦、汉的档案文献资料，所以《史记》中秦、汉部分写得生动、详尽，正如班固所说：“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2）游历访古，实地考察。司马迁曾青年壮游，奉使巴、蜀，扈从武帝巡游天下，足迹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经之地，事事留心，访古问故，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书本没有记载的知识和掌故。他把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有选择地运用到《史记》之中。如他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据各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印证“百家言黄帝”与《五帝德》、《帝系姓》所传黄帝之事，得出各地长老所称虽“风教固殊焉”，但“总不离古文近是”，《五帝德》、《帝系姓》“其所表见皆不虚”的结论。由其访古问故，确定了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将黄帝事迹写入了《五帝本纪》。

司马迁在《史记》中从多方面分析人物的幸运、背时，家族的兴旺、衰落，侯国的强盛、毁亡时，他所亲身考察过的故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他到过韩信的家乡，听到关于韩信少有大志，身贫而葬母于“其旁可置万家”的“高敞地”之事后，“余视其母冢，良然”，引发了司马迁的无限感慨，所以在《淮阴侯列传》中表现了韩信的大志俊才。再如“吾适齐”，体验到齐国百姓的天性“阔达多匿知”，是齐太公成就事业的基础，因而具有“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其他如亲身调查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古今地名变迁、各地物产习俗等，无不给他以熏陶、启示，对《史记》的撰写起了重大的作用。（3）身与其事，亲见耳闻。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许多当代人、当代事作《传》。这些人或作古未久，这些事或发生未远，均无书面材料可据。给他（它）们作《传》，就如同我们今天写“报告文学”，如果能参与其事，或是耳闻目睹，则增强了传记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司马迁在这方面也颇有建树。因为《史记》是由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共撰，所以《史记》所记的亲闻亲见、亲身经历，他们父子皆在其中。同时，他们父子二人相继为太史令，其所经历的与作《史记》相关的人与事，也是他人所不能企及的。

在制度、事迹方面，如司马迁随从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亲身参加了封禅大典，并且曾“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史记·封禅书》）了解了当时“用事于鬼神者”的“表里”，所以在《封禅书》中对封禅制度的起源、演变叙述得清楚细致，并在一定程度上讥讽了武帝醉心于封禅之事的穷奢极欲行为；他随从武帝巡视黄河的瓠子决口，亲身参加了“负薪塞宣房”的劳动，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水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并为武帝当场所作的《瓠子歌》所感动“而作《河渠书》”；（《史记·河渠书》）灼龟问卜活动自商殷以至秦末，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频繁举行。传至西汉，具体过程已不甚了了。而一些方士利用武帝的迷信心理，以占卜为手段，或是牟利致富，或是构陷他人。司马迁为了揭开笼罩在龟策占卜行为上的神秘光环，“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仅得出食龟“有益助衰养老，岂不信哉！”的结论，（《史记·龟策列传》）于是作《龟策列传》（《龟策列传》原文已佚，仅存司马迁写的《序》，《传》文是褚少孙补写的）。在人物方面，如《史记》记叙战国史事，以赵国最详。这是因为祖籍赵地的冯唐、冯王孙父子相继在朝廷为郎官，又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世交好友，为司马谈、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赵国掌故。如《赵世家》记载了赵王迁诛杀良将李牧而用郭开的缘由始末，就是“吾闻冯王孙曰”得来的；《刺客列传》详尽记载了荆轲刺秦王的过程，是因为“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秦始皇侍医）游，具知其事，为余（指司马谈）道之如是”；《韩长孺列传》记叙了韩长孺的种种具有长者风范的事迹，他与壶遂都是梁人，而司马迁“与壶遂定律历”，亲身感受了“壶遂之深中隐厚”的性格，由他们二人的品德，印证了“世之言梁多长者”是“不虚”的。

司马迁把亲身所闻所见写进《史记》，使其内容更加准确、详尽、真切，为后世了解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真实而可贵的资料。2．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经过父子两代人的不懈搜求，司马迁掌握了丰富而又博杂的资料。司马迁根据《史记》的创作宗旨——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确定了选择运用这些资料的原则，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厥协六经异传，折中于夫子。司马迁创作《史记》，是要效孔子作《春秋》，总结往古，彰明汉室，垂教后世。所以，在文献资料的取舍上，一尊孔子整理过的《易》、《书》、《诗》、《礼》、《乐》、《春秋》，以之为圭臬，也就是他所说的“折中于夫子”。但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六经”，传至汉代，“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这“千万数”的经传“来路非一，时代又非一，经和传已常相抵牾，经和经又自相抵牾”，（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何为孔子真谛，需下“协”的功夫。“协”就是综合。综合解说六经的各种异传，使之归于一致。一致的标准是符合孔子的原意。《史记》中，上古史的绝大部分史料来自六经传记，如《史记·五帝本纪》取材于《尚书·尧典》和《大戴礼记》中《五帝德》、《帝系姓》；《夏本纪》取材于《尚书》的《禹贡》和《甘誓》，另外补采了一些《世本》中的记载；《殷本纪》多据《尚书·商书》；《周本纪》多取材于《尚书·周书》，并分别补采了《诗经》、《国语》的一些记载。《史记》中春秋时期的史料多来自《春秋》与《三传》，特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传记部分取材于《礼记》。司马迁“协理”六经的重点在于“异传”，如果某种事件或某个人物的记载没有异传，也就是说没有第二种说法，如果需要，便直接采用。如《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了孔子去世后，鲁哀公致悼，遭到子贡批评的事，鲁哀公在悼词中自称“余一人”，子贡对他说：“……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抨击了鲁哀公的虚情假义行为和僭号言论。《公羊传》和《谷梁传》均未记载此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全文录用了《左传》这段文字，以表明对鲁哀公悼念孔子一事的评价。如果六经异传对同一件事记载不同，司马迁则“折中于夫子”，取一家之说，这种情况在《史记》中最多。例如《春秋·成公二年》：“六月癸酉……齐师败绩。”《公羊传》、《左传》在解经中都记叙了齐臣逢丑父为了让齐侯逃跑，自己冒名顶替齐侯欺骗晋军。可是，后果二传却记载得大相径庭。《公羊传》记叙为晋将郤克说逢丑父是“欺三军者”，按法当斩，“于是剒逢丑父”。《左传》则记叙为：“郤献子将戮之，（逢丑父）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采用了《左传》的说法，赞赏了逢丑父的忠君行为，这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六经异传对同一事的评价相同，《史记》就同时采用各家之说。例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春秋》、《三传》对这一条经文的解说基本一致，《左传》甚至引孔子“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的话作解。《三传》均持这是“为天王讳也”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便无歧义：“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史记·周本纪》和《孔子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和评论。由以上诸例可以清楚看出，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的标准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折中于夫子”。（2）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关于“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的区别，虽然司马迁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但其概念还是很清楚的。“六经异传”就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及对它们进行解说的《传》。除此之外均是百家杂语，既包括战国、秦汉诸子的著作，如《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陆贾《新语》、贾谊《新书》等，也包括汉以前的史书，如《世本》、《国语》、《战国策》（当时尚未有统一书名）、《秦记》、《楚汉春秋》等，还有一些诗赋作品，例如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大量的兵书、神话、小说、医经、天文、方技、术数著作，诸如《禹本纪》、《山海经》、《燕丹子》等。大体上说，司马迁写战国秦汉史的素材主要来自百家杂语。“整齐百家杂语”的“整齐”，就是整理选择使之统一。自春秋起，学术下移，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私家著述层出不穷。而各家都有自己对事物认识的体系，从他们各自的体系出发，常常产生一些对历史人物及事件主观片面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说法。司马迁面对这种种相矛盾、相抵牾的百家杂语，就必须进行“选择整理”，使它们统一到创作《史记》的宗旨之下。司马迁所作的“选择整理”，也有他的原则。总的原则是“考信于六艺”，就是说使之与“六艺”相印证。为贯彻“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又制定两条具体的标准：一是“总不离古文近是”；二是“择其言尤雅者”。所谓“古文”，其实并无深意，就是用战国文字写的书，因为未经后人改窜，比较真实可信，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善本”。学术界一些人根据这里的“古文”二字，便说司马迁是古文学派。根本没那么回事！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还没产生壁垒森严的今文、古文两大学术派别。所谓“言尤雅者”，一是指书的内容不荒诞，二是指言辞不轻浮。司马迁所定的原则和标准，在《史记》中有明显反映。如《五帝本纪》对上古帝王世系的确定，就是“整齐”掉百家杂说中“不近于古文”的说法。关于上古帝王世系，先秦诸子书有种种说法，《庄子·胠箧》、《六韬·大明》、《逸周书·史记解》、《战国策·赵策》、《山海经》、《左传·昭公十七年》、《淮南子》、《吕氏春秋·古乐》均记有上古帝王世系。可是司马迁对其一概不取，而是采用《礼记·五帝德》和《帝系姓》的说法，因为其“不离古文近是”，同时结合《尚书·尧典》，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上古五帝。我们并不是说司马迁的确定是正确的，但最起码可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系统。再如司马迁在《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咸不同”，就是离“古文”的记载差得太远了，所以“乖异”。他认为像谍记这一类的文献，列出黄帝以来的具体年数，是不可靠的。他说：“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阈，不可录。”并由此肯定地说：“夫子之弗论次年月，岂虚哉！”孔子都没能论年次，这些谍记怎么会论得出来呢！至于百家杂语中，其言不“雅”者，就更多了。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可是《山海经》却载黄帝与蚩尤战，“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尤”。司马迁认为所记不“雅”而未取。再如《史记·刺客列传》论赞说：“世言荆柯，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司马迁说它“太过”，就是太荒诞了。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即使在今天，我们阅读先秦诸子的书，还会发现这些书里相当多的对上古事件、人物的记载与《史记》所载不同，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它们不近“古文”而没有收入《史记》。可以说，司马迁为了“整齐”众多纷繁的百家杂语，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劳动。五、《史记》研究的历史和课题

司马迁于征和二年（前91）完成了《史记》，誊写两本，正本藏于家中，副本收入汉室书府。文采终于可以表于后世，他死而无憾了。汉宣帝时，《史记》由司马迁外孙杨恽对外宣布，遂开始流传。不久就产生影响，相继有十七人续补《史记》。最有成就的是东汉的班彪，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加以扩充，独立为《汉书》，体例基本模仿《史记》，由此确定了纪传体史书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正史的主导地位。班固在肯定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史记》是部信史的同时，又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赞》）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史公三失”，对《史记》的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并逐步演化为《史记》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班马异同研究”。《史记》传至东汉初，部分篇卷亡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又自注说：“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人张晏指出亡佚的具体篇名，并说至“元、成之间褚先生补”其中四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所引张晏说）由此引发了对《史记》亡篇和补篇的研究，时至今日，仍是《史记》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纪传体史学的大发展时期，史学著作大量涌现，《史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名称也由最初名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太史公》），到东汉末桓帝、灵帝时开始称《史记》，三国时则成了普遍认同的专名。《史记》的注释也呈现繁荣的局面，据《隋书》及两《唐书》等三书史志记载，这个时期出现的《史记》的注释书多达十五种：晋徐广《史记音义》十二卷，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梁邹诞生《史记音义》三卷，唐许子儒《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史记音》三卷，唐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史记地名》二十卷，唐李镇《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史记义林》二十卷，唐王元感《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唐陈伯宣《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唐徐坚《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唐裴安时《史记纂训》二十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十五家《史记》注书大多亡佚，只有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流传下来（晋徐广的《史记音义》大部分被裴骃引用于《史记集解》之中），世称“《史记》三家注”。《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最初均是独自成书。据目前所知，最早将“三家注”合为一书始于南宋黄善夫刊本，而“三家注”单行本均已亡佚。现在流行的《史记索隐》单行本，是明代毛晋据所见“北宋秘省大字本”刊刻，与《索隐》原本有所区别。“三家注”内容非常广泛，从文字考校、注音释义，到注释人物、地理、史事、天文历法、山水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不仅训释音义通假，而且分析虚词用法，或点明句读，或揭示司马迁的作文之法等。就其特点来说，“三家注”各有所长：《集解》以广征博引、订定文字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订正史实、说解详密为著；《正义》则以详于地理沿革见长。同时“三家注”又依次相注，互为补充，关系紧密，对阅读理解《史记》帮助极大。可以说，“《史记》三家注”是魏晋隋唐时期《史记》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目前《史记》研究的重要领域。今人通过对“三家注”的研究，对开拓《史记》研究领域、推动《史记》研究的深入起了重要作用。如钱穆作《史记地名考》、程金造作《史记索隐引书考实》均是利用“三家注”展开研究的成功典范。尽管如此，目前对“三家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它将是今后《史记》研究值得重视的重大课题。

这个时期，由于修史蔚为风气，史学著作大量涌现，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论著——刘知幾的《史通》也应运而生。《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史通》论述的重点内容，对正史的体例、修史的态度、技巧等进行了阐述，从理论上总结了《史记》在编纂方面的得失。尽管刘知幾的论述并不十分公允、准确，但却开了研究《史记》编纂方法的先河。至宋代郑樵作《通志》，对《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例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促进了“《史记》编纂学”的诞生。

唐代是我国文学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史记》对唐代文学的繁荣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促进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韩愈、柳宗元等人针对六朝骈俪遗风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古文运动，而《史记》是古文运动的一面旗帜。韩、柳等人的文章，不但在风格、文法、语言艺术上效法《史记》，在人物传记上，也得“龙门神髓”。而在此之前，从唐太宗贞观三年至二十二年，编撰完成了《北齐书》、《梁书》、《陈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这八部史书都注重修辞和文采，都善于用纪传体的形式刻画人物。尤其是《晋书》、《南史》、《北史》，以异闻琐事入历史人物传记，最具“小说”特色。可以说这种表现手法是受了《史记》的影响。以上两种因素相结合，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张扬，史传文学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研究势头久盛不衰。

宋代的学术特点是崇尚空疏，士人有好发议论的习惯。表现在《史记》研究上，是开了评论《史记》的先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二程、罗大经、刘辰翁、黄震、洪迈、郑樵、吕祖谦、晁公武、王应麟、叶适，以及秦观、黄庭坚、黄履翁、陈振孙、朱熹、辛弃疾等数十人，都对《史记》作过分析评论，与今人的“《史记》宏观研究”有些相似。评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有“史公三失”、“马班异同”、《史记》文章风格、《史记》人物等。但这些评论多是随己所欲，即兴而言，只是浮在表象上的就事论事。虽也不乏个别精彩之处，可是总体而论，学术价值不大。在众多评论中，有一定成绩的，当推郑樵、王应麟二人。如前所述，郑樵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史书的编纂学上。他在《通志》中对《史记》五体的定位及《史记》各体的评论都有新见。王应麟是宋代杰出的文献学家，以擅长考据著称。他对《史记》的考证，多有创见，其成果大多收入所著《困学纪闻》之中。在宋代注重义理之学的风气下，王应麟能以考据为主，又兼通义理，故成绩斐然。

宋人评论《史记》的风气，至明代有了大发展，成为《史记》研究的主流。这与明代流行空疏的学风有关。其特点是改变了宋人因人因事立题的单篇散论和随兴札记的形式，而以在《史记》原文上作夹批、眉批、总批的形式为主，或是收集前人的论说，标注在《史记》相关的正文上。后人称之为“评林本”。评论的内容十分庞杂，有总体分析，有细事发微，有人物评论，有史实考证；或论编纂体例，或评文章风格、艺术手法，几乎无所不及。总体上看，这些评论虽有一些精当的见解，对初学者理解《史记》有一定的帮助，但大多是空洞虚浮之言，对《史记》研究并无补益。集前人的论说标注在相关的正文之上，似乎方便学者，实则大多有割裂文意之嫌，容易引人误入歧途。所以，引用“评林本《史记》”的评论，一定要慎之又慎。《史记》研究的鼎盛时期是清代。清代学者将考据学方法引入《史记》研究，运用训诂、笺释、校勘、辨伪等方法和手段，涉及天文、地理、典制、人物、事件、文字、体例等诸多方面，对《史记》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如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何焯、王念孙、梁玉绳等人，都在《史记》考证上下过一番功夫。他们注重实证，力戒空谈，穷年累月搜集资料，进行归纳、排比，“究其异同，核其始末”，言必有据，据必可信，孤证不立，必以多项证据定是非，因此他们的考据成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卓著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史记》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其中以梁玉绳的成绩为最大。梁玉绳以十九年的精力撰写完成《史记志疑》，对《史记》研究中出现的种种疑难问题均作出较为精审的考证，而且多有不易之论。可以说《史记志疑》代表了清人《史记》研究的最高水平，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誉之为“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钱大昕《史记志疑序》）其他著名学者的专著也都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劄记》、王念孙《读书杂志》、洪亮吉《四史发覆》、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张照《馆本史记考证》、汪越《读史记十表》、王先谦《汉书补注》、杭世骏《史记考证》、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何焯《义门读书记》、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方苞《史记注补正》、沈家本《史记琐言》等，都是研精覃思的力作。

清代学者将《史记》研究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巅峰，为近代《史记》研究走向更广阔的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学者的《史记》研究基本上是继承了清人的研究余绪，但研究内容更具理论性，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如崔适的《史记探源》、朱东润的《史记考索》、余嘉锡的《太史公书亡篇考》、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郑鹤声的《司马迁年谱》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专著。而王国维把他开创的“二重证据法”运用于《史记》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如他依据殷墟卜辞考证殷商王族世系，作《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出土文物与文献相结合，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叙的殷商王族世系基本是正确的，开了用新方法研究《史记》的先河；所著《太史公行年考》，据有限的资料，探赜索隐，对司马迁的生平活动作了概括总结，逻辑严密，论说平允，是司马迁的第一部年谱，并首次明确提出关于司马迁生卒年这一研究课题。到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对王国维的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遂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讨论。虽然学者们或从王说，或主郭见，观点没能统一，但是，公正地说，至今也没有一家的说法能够动摇王说的根基和主导地位。王国维以他卓著的成就，给清代的《史记》研究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开创了20世纪《史记》研究的新风。在这种新风的直接影响和带动下，20世纪的《史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预示着21世纪《史记》研究的前景将会更加灿烂辉煌。六、史记版本流传《史记》自杨恽对外传布，至今已两千多年。历代传写刊刻，版本甚多，但多数亡佚。流传至今的版本，大约有六十余种，现择要略述。1．宋代以前的抄本

现存《史记》抄本都是残本，计有十七种，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六朝抄本：《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残卷、《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一卷（卷末脱三百一十五字），藏于日本京都之石山寺；1918年罗振玉曾影印，名《古写本史记残卷》刊出，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

第二类是敦煌唐抄卷子本，有三件：《史记集解燕召公世家》残卷、《史记集解管蔡世家》残卷、《史记集解伯夷列传》残卷，原藏敦煌石窟，后被法人伯希和盗去，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原卷照相。

第三类是唐抄本，有六件：《史记集解夏本纪》一卷，藏于日本东洋文库；《史记集解殷本纪》一卷，藏日本高山寺；《史记集解周本纪》一卷，藏日本高山寺；《史记集解秦本纪》一卷，藏日本东洋文库；《史记集解高祖本纪》一卷，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史记集解河渠书》残卷，藏日本神田文库。以上六件抄本中，罗振玉于1917年、1918年分别影印了第二、第六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第三、第四、第五件的原卷照相。2．《史记》最早的刻本——《集解》单刻本

刘宋时裴骃撰《史记集解》，注文附《史记》正文以行，世称《史记集解》本。宋代刊刻的第一部《史记》就是《集解》本，以后历代均有刊刻，构成《史记集解》本系统。今存《集解》本有十行本、十四行本、十二行本。（1）十行本。《史记》的最早刻本刊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半页十行，每行十九字。今已亡佚。北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国子监据淳化旧本重刊，即后世所说的“景祐本”，流传至今。原刻本（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现藏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另有五种覆刻本，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一百三十卷本、四十卷本〈两部〉、四十九卷本）、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一百三十卷本）。这五部覆刻本刊刻时代不同，其中有些篇卷是别本补配，均每半页十行，故称十行本。（2）十四行本。刊刻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半页十四行，行二十四至二十七字不等。原刻本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仅存六十九卷。覆刻本一百三十卷（有别本补配）藏中国国家图书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刊行。另外，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国子监又刊刻十四行本，今存十四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3）十二行本。有两种刊本：一是南宋绍兴十年（1140）邵武朱中奉刊本，是第一部《史记》私刻本。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此本为世间孤本，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一是明毛晋刊本，世称“毛本”。《四库全书》所收《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即据此本抄录。（4）九行本。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淮南路转运司刊刻，半页九行，行十六字。今有三种存世：原刻本（存三十卷），藏上海图书馆；宋元明初递修本，分为两种，皆为一百三十卷（一为四十册，一为六十册）本，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3．《史记索隐》单刻本《史记索隐》单刻本不录《史记》全文，而是标字列注，即将注文列在相关的正文之下。《史记索隐》单刻本传世者仅有明毛晋刻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的汲古阁本，三十卷。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4．《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1）蔡梦弼刻本。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刻，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今有两种存世：一为一百三十卷本，一为存九十二卷本，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2）张杅桐川郡斋本。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张杅刊于常州。此本国内仅存一部残本（六十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3）耿秉重修桐川郡斋本。南宋淳熙八年（1181）澄江耿秉刊。今有两种存世：一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一百三十卷本；一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存九十九卷本。（4）中统本。蒙古中统二年（1261）平阳道段子成刊。今有四种存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二种；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一种；日本静嘉堂文库藏一种（存九十二卷）。5．《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1）黄善夫本。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5）建安黄善夫刊，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今有两部存世：一为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一百三十卷本；一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存六十九卷本。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国内所藏六十九卷，又借用日本藏本中的六十一卷，经张元济校勘，影印出版。（2）彭寅翁本。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88）安福彭寅翁刊。此本据黄善夫本刊刻，因所据底本个别篇卷残缺，以至多有脱落。今有七部存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两部，一为存七十七卷的残本，一为一百三十卷本（有五卷是别本补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部存十六卷的残本；日本藏有四部，宫内厅书陵部藏二部，一为一百三十卷本、一为存一百二十六卷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有一百三十卷本一部，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有存七十一卷本一部。（3）明廖铠本。明正德十二年（1517）廖铠据黄善夫本翻刻，是明代刊刻的第一部《史记》三家注本。今存世二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百三十卷本；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一百三十卷本。（4）明“嘉靖三刻”本。明嘉靖年间三次刊刻《史记》三家注本，世称“嘉靖三刻”。首刻：嘉靖四年至六年（1525—1527）金台汪谅据黄善夫本刊刻，因由莆田柯维熊校正，故世又称之为柯本。次刻：嘉靖四年至六年（1525—1527）震泽王延喆覆刻黄善夫本（但有补刻页）。三刻：嘉靖十三年（1534）明王室朱维焯据黄善夫本刊刻。因刊刻于他的封地——西安藩府，故世又称之为秦藩本。以上三本，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5）明“南北监本”。明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均刻《史记》三家注本，世称南监本、北监本。南监本有三种：一为明嘉靖九年（1530）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主持的刊刻本。此本以元大德九年（1305）所刊《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本为底本，合入《正义》注文而成；二是明万历三年（1575）南京国子监祭酒余有丁主持的刊刻本。此本以嘉靖九年本为底本，但校勘不精，且对三家注文多有删削；三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主持的刊刻本。此本以嘉靖九年本为底本，恢复了被余有丁删削的三家注文。北监本一种：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北京国子监祭酒刘应秋主持的刊刻本。此本的底本是明嘉靖九年本。国内各大图书馆均藏有明南北监本。（6）清刻“武英殿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据明北监本刊刻，是清代官刻《二十四史》之一，故又称之为“殿本”。此本原刻已不多见，国内各大图书馆均藏有此本的翻刻本、影印本。（7）清刻“金陵书局本”。清同治五年至九年（1866—1870）金陵书局请张文虎主持刊刻，故又称之为“局本”。此本《史记》正文以明毛晋所刊《史记集解》本为底本，参考钱泰吉等人的校本及众多古刻本、时本，吸收《史记》研究的最新成果，考证异同，择善而从，是清代后期比较好的刊本。国内各大图书馆均藏有此本。（8）《史记会注考证》本。1934年日本泷川资言刊本。此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用中日典籍一百二十余种，别择缀辑在正文或三家注文之下，并时作考证。1955年，中国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日本人水泽利忠所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与此本合为一书排印发行。（9）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此本是国务院组织国内专家集中校点《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目前通行的精善之本。此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采用新式标点，并对体式作了调整，十分方便阅读、使用。（10）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修订本由赵生群主持，仍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以原点校本为基础，进行全面梳理甄别，适度、适当修订完善，统一体例，弥补不足，还附有校勘记。七、阅读参考书目1．基本阅览书《史记》　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史记集解》　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国家图书馆藏覆刻北宋十四行本。《史记》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校改）南宋黄善夫本，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平成十年（1998）影印南宋黄善夫本。2．主要参考书

［清］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岳麓书社1994年《二十五史三编》本。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清］赵翼《廿二史考异》，中华书局1984年版。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

［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中华书局1977年版。

崔　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版。

郑鹤声《司马迁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载《观堂集林》卷一〇，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王国维遗书》本。

朱东润《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贺次君《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陈　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程金造《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吴汝煜《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肖　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张大可《史记研究》，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日本］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汉书》说略

班固（32—92），字孟坚，东汉右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是中国古代断代史体的奠基者。

班氏的祖先是楚人。秦灭楚以后，班氏迁徙到山西与河北的北部一带。秦末汉初，班壹在楼烦（今山西宁武）养牛马多达数千群，以财富众多而称雄当地。每次他出外打猎，旌旗招展，鼓乐喧天，是个不折不扣的边地大豪。到了文景时期，班氏家族开始涉足政界。成帝时，班况官居右曹越骑校尉。其女被选入宫中，封为婕妤，得到成帝的宠爱。于是班氏成为皇亲国戚，声名显赫起来。班况的次子班斿曾随同刘向一起整理宫中图书秘籍，因博学有俊才，深得成帝的器重。当时宫中典籍管理十分严密，贵为叔父的东平思王上书求取《史记》和诸子书籍，都不获批准。而成帝却特将宫中藏书的副本赐给了班斿，实属难得。这批图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吸引了众多的学者拜访班家，也为班彪、班固父子撰写《汉书》提供了重要依据。

班彪（3—54），字叔皮，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两汉之际，班彪躲避战乱，来到天水，委身于隗嚣。隗嚣志大才疏，妄图与刘秀争夺天下。班彪颇不以为然，曾著《王命论》以劝诫隗嚣。隗嚣不从，班彪就隐居到了河西。光武帝在位之初，班彪在河西大将军窦融的推荐下，一度出任徐县（今江苏泗洪）县令。不久即因病辞官，专心著述。班彪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对汉武帝太初（前104—前101）以后的汉代史事，缺而不录，虽然有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近二十位今可知见的学者续补《史记》，但班彪认为他们或仅是材料的堆砌，或文字鄙俗，都不足与《史记》相匹配。于是他续采前朝遗事，傍贯异闻，写《史记后传》凡六十五篇。今天《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等都明确可知出于其手笔。其余作品融入班固的整理之中，不可一一确认。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为班固完成《汉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班固九岁时，就在其父的点拨下，“属文诵诗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博览群籍，熟习九流百家之言。他十三岁那年，王充拜访班家，一经接触，王充就拍着他的后背说：“此儿必记汉事。”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无疑，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众多名士的指点与提携，是班固能写好《汉书》的重要条件。

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立即离开太学，回家乡守丧。这年他刚刚二十三岁，即着手写作《汉书》。不料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他私修国史。因此班固被关入狱中，所有书稿均被没收。所幸的是，明帝是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皇帝，他敏锐地发现著史对巩固政权十分有益，特别是他在阅读了《汉书》的初稿之后，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而明帝下令赦免了班固，任命他为兰台令史，让其先完成《光武帝纪》、云台二十八功臣传，以及绿林、赤眉、公孙述、隗嚣等各种势力发展始末的载记。这样《东观汉记》的雏形成型，首开官修当代正史之例。此事大功告成后，明帝又命班固继续写作《汉书》。而班固此时已大量阅读和利用了兰台的藏书，为进一步写作《汉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用二十余年的时间，凡武帝以前汉史，以《史记》为蓝本，凡武帝太初以后史事，以《后传》为基础，多方博采旧闻，整齐故事，上起汉高祖兴兵反秦，下迄王莽新朝覆亡，断代为史，草成《汉书》。

班固为人不似其父淡泊名利，而好趋炎附势，巴结权贵。章帝中后期，大将军窦宪擅权，他曲意逢迎，深得赏识。他的家人包括家奴，仗势欺人，横行乡里，甚至家奴还当众羞辱了洛阳令种竞。永元（89—105）初，和帝不满外戚的专权，在宦官的帮助下，于公元92年从窦宪手中夺回了政权的支配权，窦宪被迫自杀。洛阳令种竞乘机报复，告发班固参预了窦宪的阴谋，将他关入洛阳狱中。不久，班固就死在那里。

班固死后，《汉书》中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稿。和帝就命班固之妹班昭续作八表，又命马续协助班昭补作《天文志》。这样《汉书》一书，历经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历时近四十年，才最终完成。二、《汉书》的学术成就《汉书》共一百篇，后人将其中部分篇幅较长的纪、传、表、志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形成今本一百二十卷的样子。全书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四部分组成。《汉书》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班固《汉书》与通史体的《史记》不同，断西汉一代为史，对一个完整的时代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既体现了史学应有的价值与作用，更适应了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史为鉴”的政治需要，所以历代正史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均采用《汉书》史体。正如刘知幾在《史通·六家》中所讲的那样：“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逮于魏亡，《史记》惟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其次，班固在体例上虽基本因袭了《史记》，但有所创新。他用“本纪”，采编年形式，以记录皇帝与国家之大事。西汉一代无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封国，所以班固弃用“世家”，并入“列传”之中，以适应汉代中央集权的政体。又改“书”为“志”，名称虽改，实质未变，而内容却有很大的扩充，如《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的首次创立，为我们了解汉代的法律内容及法制沿革，行政区划的沿革与变迁，户口的增减，各地域的物产、资源、经济、社会风貌的概况，各学术流派的源流、存世著作和学术主旨，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体、天象的变化等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充分体现出他博学贯通的特点。《汉书》八表中，内容也有较大的突破。《古今人表》不涉及汉代，主要总结了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有明显的讽喻当代的特征。而《百官公卿表》也是第一次将继承秦制基础上的汉代官制简明扼要地叙述出来，成为后人研究汉代官制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在列传的编次上，他一改司马迁以编次明褒贬的方式，而是以时代先后为序，先专传，后类传，再边疆传。前两类多以姓或姓名命篇，虽格式呆板，缺乏深意，但形式上一方面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等级秩序，迎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同时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整齐体例、便于翻检的效果，所以成为以后正史在编目上所遵循的规范。

再次，班固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做了大量的工作。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一批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加《王陵传》、《吴芮传》、《蒯通传》、《伍被传》、《贾山传》等，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都使今人了解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此外，班固十分重视诏令和奏疏的价值，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下疏》、《贤良策》，邹阳的《讽谏吴王濞邪谋书》等分入各自的传中。又昭、宣、元、成、哀、平六帝纪，全详载了他们发布的诏令。所以就史料的原始性、完整性、系统性而言，却较《史记》为佳。当然，他删去了《仓公传》，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此举开轻视科技人物的恶劣先例，甚不足取。

另外，《汉书》承继了司马迁重视边疆，重视周边国家的开放眼光，设立了《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前两传主要取资于《史记》，均有相当的补充，内容更趋完善。而《西域传》却突破《史记》中《大宛列传》主要记载大宛，附带言及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的做法，正式全面论述西域五十一国，国别明，区域广，内容详尽丰富，在西域史研究中，其学术价值超过了《史记·大宛列传》。之所以如此，其弟班超多年经略西域，熟习情况，帮了他的大忙。

又班固除参据《后传》外，同时也利用了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人的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的《高祖颂》，《艺文志》则取材于刘歆《七略》，《张汤传赞》引用了冯商的案语，《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内容丰富，叙事极有条理。《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尚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有避讳。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传统的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三、《汉书》注概述《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正如《后汉书·班昭传》所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而此书又极受朝廷重视，流传既早且广，学者争相讽诵。为了解决读者的疑难，所以作注者甚多，而且其产生时代应与《汉书》问世的时间相去不远。然而据陈直《汉书新证》的考证，最早为《汉书》作注的人应是汉桓帝时期的延笃。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曾说延笃著有《史记音义》。而《汉书·天文志》中晋人李奇注昭帝始元（前86—前80）年间的一句话下曾引用了延笃的观点，这不可能出自《史记音义》，因此推断延笃可能著有《汉书音义》。

不过现今确切可知最早为《汉书》作注的，当推灵帝时期的人应劭和服虔。这两人都是汉代大儒，学问广博，著述甚丰，所以注中精说颇多。唐颜师古注《汉书》时采用较多。而颜氏漏引的部分，还可以从裴骃《史记集解》等古注中去发现。《汉书》注中有两家最为突出，即颜师古《汉书注》和清王先谦《汉书补注》。

颜师古名籀，以字行，唐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父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所著《颜氏家训》名噪当代，流传至今。父思鲁，尤工训诂。所以家学传统对颜师古产生深刻的影响。贞观（627—649）年间，在魏徵的荐举下，他参与了《隋书》的修撰工作。同时还从事《五经》文字的考订，为其后《五经正义》的问世奠定了基础。不难看出，颜师古确实博学多闻，具备了为《汉书》作注的条件。

颜师古注之前，自东汉至隋，注家不下于二十三家。其中蔡谟的《汉书集解》是颜师古注的主要参照书之一。在蔡注之前，如应劭《汉书集解音义》（实为臣瓒之作）、晋灼《汉书音义》等都是文与注分，各自单行。而蔡谟把前人的注释以及自己的见解，分别散入《汉书》各纪传之中，文与注始合。这一新形式被颜师古所吸取，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扩充与完善，成就已远在蔡谟之上。不过如项昭、伏俨、李斐、刘宝等诸家之注，于唐时已大多散亡，所以颜师古所引，可能出自蔡谟《集解》，蔡谟的草创之功不可没。

又，颜师古的叔父颜游秦，曾著《汉书决疑》，共三十卷，为集注体裁，与师古注的形式体例基本相同。对照《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所转引的颜游秦之说，可知颜师古注中借鉴了不少游秦的考释，只是师古注未加说明罢了。毫无疑义，《汉书决疑》也是师古注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

总的说来，颜师古注有以下重要特点：

首先是取材广博，抉择审慎，摘录精确，论证可信。颜师古《汉书叙例》中言，经其考证所引诸家注释凡二十三家，不仅吸取他们的成果，还对“颇或难知”的注家爵里、生平、出处都简要考出，足见其治学之严谨，胸襟之开阔。又如他在辨析萧望之是否萧何之后的问题上，直斥私家谱牒的虚妄，足见其治学之认真。凡是难以遽下结论的时候，颜师古继承了司马迁疑则存疑的学风，往往罗列众说，供读者品评，或者提出倾向性意见，供读者研习时参考。这也是师古注始终能与《汉书》合刻，不被剔出或被替代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书》自古号称难读，特别是古字古训与后世颇有不同，历代注家的误释或误刻，更加重了读者的负担。《汉书注》中多侧重音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师古注于是形成注重音读，不好史事考据这一特点。而颜氏自颜之推起就好古音古义，《证俗字音》就是颜之推与陆法言等人研讨古韵后的产物。颜游秦《汉书决疑》也具备这一特点。颜师古“多取其义”，正是一脉相承、同气相求的缘故。有人指摘颜师古有贵远贱近之嫌，殊不知正是如此，才沟通了《汉书》本义与读者的心意，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然而颜师古注的缺点也十分突出，即史实的考证明显弱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志》注，注释的领域略嫌狭窄。又取辑虽广，却也有重大遗漏，如隋萧该的《汉书音义》、包恺《汉书音》、姚察《汉书训纂》都弃而不用，有失偏颇，也确有“贵远贱近”之嫌。否则的话，其成就远不止于此。

清代治朴学者，一般都会涉足《汉书》，所以传世著述颇丰。清末王先谦征引有关论著六十七家，撰成《汉书补注》。其特点是个人发明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兼采各家之长，客观务实，征引准当，是不可多得的集大成之作。所以凡研究《汉书》者，除了依靠师古注，就是以《补注》为基本依据了，至今无可替代。四、《汉书》的版本《汉书》自问世后，即受到东汉政权的推崇，士人争相抄阅，请益名师，苦心研读。其流传远较深闭宫中的“谤书”《史记》为大，所以传世抄本也多。自五代末起，雕版印刷术迅速发展起来，除经书外，《史记》与《汉书》、《后汉书》均有镂版刊行。

现今可考的《汉书》版本，主要源出于北宋淳化本。但正如余靖所言，“文字舛伪，恐误后学”。于是他奉诏与国子监直讲王洙一起在崇文院参括众本，旁据他书，校对《汉书》，于是形成景祐本。该版本必利用了景德二年（1005）刁衎、晁洄、丁逊的校定成果。他们校定凡三百四十九条，刊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进呈真宗。因此景祐本吸收了景德监本的长处，远较他本为胜。景祐本在元代，分别于大德、至大、元祐、元统诸年陆续重修补刊。此后除明天顺五年（1461）冯让重刊本、明弘治修补本外，明正统本可谓其中的佼佼者，称之为淳化本“嫡孙”也不为过。其余如宋绍兴蜀大字本、淳熙湖北茶盐司本、嘉定建安蔡琪刊本等宋本，只能算旁支别系，质量较之景祐本、正统本逊色，若非必要，可以不问。惟南宋建安刘之问刊本出自宋祁校本，与景祐本有渊源关系。该本之后，承袭者有明国子监本、清武英殿本，可聊备一用。

又明汲古阁本集宋元诸本之长，卓然独立，影响较大。清同治金陵书局本自称“毛氏正本”，王先谦《汉书补注》也“以汲古本为主”。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中的《汉书》，就以王本为底本，用北宋景祐本、明汲古阁本和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相参校，取各家之长，点校而成。该本虽便于用，但不尽完善，有待进一步校订。五、《汉书》的阅读方法《汉书》难读，所以一要有毅力，二要有恒心，三要细心。

研读《汉书》可以说无捷径可言，勤能补拙。作为铺垫，可先读《资治通鉴》西汉部分，包括胡三省注，进而读荀悦《汉纪》。

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建安三年（198），奉汉献帝之命，按《左传》体例，删略《汉书》，历时二年而成书。时称此书“辞约事详，论辩多美”，又“省约易习，有便于用”。《汉纪》共十八万字，所用史料，《汉书》以外采录极少，所以史料价值不高。但《汉纪》将《汉书》精华大体吸收进来，以年系事，条理清晰，头尾连贯，重点突出，不失为一部西汉历史的简明大事记，完全可以作为研讨西汉史的入门书来读，当然也可以作为了解《汉书》的入门书来读。何况荀悦的论赞十分精彩，可以与班固的论赞相比较，对评判他们史学观的优劣大有裨益。《汉书》不是读过一两遍就可利用的史籍。著名秦汉史专家陈直教授从十三岁起通读《汉书》，以后每两年必读一遍，数十年不辍。所以他才能对《汉书》烂熟于心，做起课题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因此以勤补拙，持之以恒，是一切有志于《汉书》或汉史研究的人都应努力的方向。

同时，《汉书》是一块熟地，自古以来，研习者众多，成果也汗牛充栋，要想从中开辟出一块新天地，谈何容易。所以现今研读《汉书》必须细心，既要逐字逐句读正文，还要一条一条分析注文。武帝太初以前的部分，要与《史记》相应纪传相比较，从同异中做出分析；西汉晚期部分，则要与《后汉书》及诸家《后汉书》的辑本相参照，以挖掘线索。然而这样做，还远远不够，进一步扩大史料选取范围十分关键。比如研究官制，需参考《汉官六种》；了解礼制，则应读《五经》郑玄注等汉代学者之注；攻读思想史，则要看《新语》、《新书》、《淮南子》和《春秋繁露》；研究经济，又需看号称“半部《桑弘羊传》”的《盐铁论》等，其他如诗赋文论、笔记小说、天文医药、算学典籍、字典辞书均应涉猎。

然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利用文物考古资料，特别是其中带有文字的资料。陈直教授之所以公推为秦汉史研究的泰斗，尤其是《汉书》研究的独辟蹊径的开路人，就是他在熟读《汉书》的基础上，借鉴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把大量出土的汉代文物资料用于证史，撰成《汉书新证》，完全改变了过去以文献证文献的旧学方法，使《汉书》研究达到了崭新的高度。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是我们了解西汉官制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史料，但失于简略和片面，难窥全貌。如《汉书》所据实为武帝改革后的西汉晚期官制，此前的情况就粗略难明；而武帝定制中，该表“六百石以下之官吏，沿革每漏而不记，令长以下之丞，只记有几丞，而不记某丞之名”。（《汉书新证序》）陈直教授既大量利用了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汉简，也利用了铜器、漆器的铭文；既发掘了碑刻、陶文的资料，又剖析了玺印、封泥的印文。《百官公卿表》的考证就占了《汉书新证》六分之一的篇幅，现在研究西汉官制史的学者没有人不读此书，也没有人在其论文或专著中不借鉴陈直教授的研究心得。可以断言，不认真而充分地利用越来越丰富的文物考古资料，《汉书》研究不可能有重大突破。六、《汉书》的研究资料《汉书》的研究资料十分丰富，主要有以下三大部分。

首先是清代关于《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主要有以下数种：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沈钦韩《汉书疏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钱大昭《汉书辨疑》，朱一新《汉书管见》，沈家本《汉书琐言》。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之所以特别推荐以上诸作，因为他们精说颇多，或未被王先谦《汉书补注》认真吸收，甚或未被利用。在《补注》基础上，充分发挥上述诸书的作用，显得尤为必要。

又清人的补表补志之作甚多，成就也大。代表性的作品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或《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其次是近今人的研究成果。

就综合考证而言，杨树达《汉书窥管》和陈直《汉书新证》最为突出。《窥管》一书，于训诂校勘颇有可取，并已开始注意利用文物考古资料，惜开掘深度广度不足。陈直之作的价值已见前述，不断关注汉代文物的出土信息，关注发掘报告和相关论著图册的问世，是研究《汉书》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及途径，初学者尤应重视。又吴珣的《汉书注商》也值得一读，就是方法比较陈旧，限制了他的成就。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则是研究西域地名、国别、设置沿革的必读书。

最后是工具书。

解放前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曾编有《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现在再度影印出版，足见其利用价值。港人黄福銮《汉书索引》更为详细科学，当是首推，惜印数有限，流传不广。中华书局所出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系列书，与《汉书》点校本相配套，使用起来更方便一些，惜系列书并不完整，有待来日。

南宋徐天麟《西汉会要》共七十卷，这部会要体史书取资《史》、《汉》，完全可以当作工具书使用。该书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等十五门中，凡三百六十七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必须核查原文，不可轻易直接引用。

《后汉书》说略

范晔出身于晋代世族家庭。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以博学通经而名噪一时，著有《谷梁集解》。该书一出，汉魏以来注《谷梁》者十余家之作尽废。因此，《谷梁集解》成为今本《十三经注疏》中《谷梁注疏》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父范泰于东晋初先后任卫将军谢安、骠骑将军司马道子二府的参军，后投靠刘裕，深得倚重。刘宋建立后，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成为新贵。范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流传于世，同时又“好酒，不拘小节”，这两点都对范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范晔从小博览经史，善写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常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嗜酒如命，不拘小节，放达任性，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范晔是范泰第四子，母亲入厕时所生，额头被地砖碰破，所以小名就叫做砖。稍长后，过继给了伯父范弘之，承袭了武兴县五等侯的爵位。成人后，随父范泰投靠刘裕，不久成为刘裕之子刘义康的部下。刘宋代晋而立，范晔一度随檀道济北伐，主要为前方运送兵士与军械。彭城王刘义康入朝辅政时，范晔任尚书吏部郎，春风得意。不料，元嘉九年（432），刘义康之母彭城太妃去世。在其下葬的前一夜，范晔酒瘾大发，与弟范广渊等在司徒府值班室中狂饮，并开北窗听王府挽歌为乐，因而激怒了刘义康，被贬任宣城太守。从此范晔郁郁不得志，只能借助写史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完成了《后汉书》纪传部分的写作，并与谢俨一起写作了《礼乐》、《舆服》、《五行》、《天文》、《州郡》（包括《百官》在内）等志。元嘉二十二年（445），在《后汉书》即将大功告成之际，有人向宋文帝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不久，范晔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志稿，使《后汉书》残而不全。二、诸家《后汉书》简介

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竞立，纷争不已。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权更迭，却引来了史学的勃兴。为替一时当道的统治者提供治世的镜鉴，谋求正统的地位；为了给播越的门阀士族炫耀高贵的门第，追忆逝去的荣华，私家修史一时蔚为风尚。其中在《东观汉记》的基础上而撰写的《后汉书》，今可知的有十二家之多。除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流传至今外，尚有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刘义庆《后汉书》、萧子显《后汉书》和张璠《后汉纪》。

以上诸书中，除刘义庆、萧子显二书成书或与范晔同时，或略迟，对范晔的写作未造成影响外，其他诸书或多或少都对范晔《后汉书》的问世有所帮助，现简要介绍于下：

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后汉》纪传，发源《东观》。”《东观汉记》是诸家《后汉书》的祖本。该书始作于汉明帝时期，以班固为首作《光武帝本纪》、功臣列传及新市、平林、公孙述、隗嚣等人的载记，凡二十八篇。安帝时，刘珍两度奉诏著述东观，始有《汉记》之名，所撰为光武至永初诸帝纪、表、名臣传、节士传、儒林传、外戚传等。桓帝时，先有边韶领衔作《献穆孝崇二皇后传》（依刘知幾说）、《顺烈皇后传》、《安思阎后传》、《儒林传》、《百官表》、《宦者传》。此时，《汉记》已有一百一十四篇之多。后由伏无忌主持补修《诸王表》、《王子表》、《功臣表》、《恩泽侯表》、《南单于传》、《西羌传》、《地理志》等。于是该书诸体齐备。灵帝时，蔡邕又两度组织撰作《朝会》、《车服》、《律历》等志十篇，并续作纪传。汉末丧乱，蔡邕被王允所杀，全书未竟全功，遂告终结。

不难看出，这部以东观为主要著述场所的《汉记》，是一部与东汉王朝几乎相始终的纪传体正史，是记述东汉历史的最原始的材料。尽管该书由时人撰述当时君臣的事迹，不免有回护曲笔的嫌疑；书又成于众人之手，质量自然参差不齐；且书非完书，安、顺二帝以下，亡缺尤多，但毕竟成为各家（包括范晔在内）《后汉书》取材的基本来源，是我们阅读利用《后汉书》时所必须首先要明白的。

其余诸家书中，华峤《汉后书》无疑是佼佼者。刘勰《文心雕龙》中曾说：“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刘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在简要叙述《东观汉记》的撰述经过后，于八家书中仅仅介绍了司马彪、华峤二书，并说《后汉书》“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可见自南北朝至唐初，推崇华、彪二书，是一时的公论。

华峤字叔骏，西晋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历事武、惠二帝，“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晋书·华峤传》）因而长期主持朝廷的撰述之事。华峤不满意《东观汉记》的芜杂，有意改作。自担任台郎后，得以遍览宫省秘籍，于是整理史料，排比考校，写成《汉后书》。惜十典（即志）未成而病逝，又经其子华彻、华畅相继董理，始成完书。此作一经问世，受到一致推重，荀勗、和峤、张华、王济等一时之杰，都认为该书“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于是藏之秘府，与《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并行于天下。

司马彪，字绍统，晋高阳睦王之长子。因好色薄行，废而不得为嗣。于是司马彪闭门谢客，专精学问，博览群籍，撰述甚丰。他在谯周《东观汉记》删改稿的基础上，重加整理，特别对安、顺二帝以下东汉史事补缺尤多，成《续汉书》八十卷。此外，他注《庄子》，作《九州春秋》，又据《汲冢纪年》，纠谯周《古史考》之误凡一百二十二事，而名噪当世。司马彪虽经挫折，却能翻然醒悟，因祸得福，其性格品行确有过人之处。

而谢承，字伟平，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吴主孙权谢夫人之弟，官至武陵太守。谢承《后汉书》是继《东观汉记》之后的第一部私修《后汉书》。就内容而言，谢承于“忠义隐逸，蒐罗最备，不以名位为限”，（孙志祖《谢氏后汉书补逸》，严元照序）所以“姜诗、赵壹身止计吏，而谢书有传”。（《史通·杂说下》）这与范晔讲究门第，重视名士，有所不同。而他久居江南，不大了解中原史事，所以全书“尤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史通·烦省》）颇有地方史的味道。因此范书取材较少。但他在体例上颇有创新，不似《东观汉记》将《百官》列入《州郡志》，而是别立新目，并被《续汉志》所效仿；又立《兵志》，为当时史书所仅见，实属难得。

至于薛莹、谢沈、张莹、袁山松、张璠五书，或被刘勰称作“偏驳不论”，或被斥作“疏谬少信”，均不能望上述诸书之项背。其中只有袁山松作有《艺文志》，值得赞赏，惜已全佚。但他们或多或少对范晔著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袁宏《后汉纪》，它是除范晔书外，惟一留传至今的有关东汉的史籍。

袁宏，字彦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在东晋时期，以才思敏捷，下笔成章，号一代文宗而著称于世。然而他的真正成就却反映在他的史著《后汉纪》中。袁宏曾读《东观汉记》及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诸家《后汉书》，以为烦秽杂乱，不可卒读。于是又搜集《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等史籍，重加釐订，删繁就简，纠谬补缺，依荀悦《汉纪》之体例，断东汉一代为编年新史。在书稿初成之后，又见到张璠《后汉纪》，以为所言汉末之事颇有可取，就又及时补充进来，所以赢得“比诸家号为精密”（《郡斋读书志》）的评价。三、《后汉书》的内容、特点与不足《后汉书》的撰作起于光武帝刘秀起兵推翻王莽新朝，中兴汉室，止于汉献帝让位于曹丕，曹魏代汉而立，记述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完整发展过程，是一部杰出的私修断代正史。

全书共有九十篇。前九篇为诸帝纪，记录了光武、明、章、和、殇、安、顺、冲、质、桓、灵、献等十二帝的生平大事，是简要的东汉编年史。接续的是一篇《皇后纪》，它一改《汉书·外戚传》的体例，以纪的形式，集中反映了东汉历任后妃的主要事迹，特别反映了东汉最为突出的常是少帝在位、太后与外戚主政的历史现象，在现存《二十四史》中是惟一一例。诸列传凡八十篇，既记载了西汉末众多割据者的短暂称雄史，也肯定了东汉初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的功臣们的伟业；既记载了邓、窦、梁、马等贵戚的家族史，也反映了日渐崛起的经学世家的发展史；无论是党人、名士，还是独行、孝子，无论是术士、逸民，还是鲠臣、列女；诸如拓边宿将、循吏酷吏、佞臣宦者、耆旧大儒都得到关注和品评，大多文采飞扬，剖析入微，动人心魄，体味无穷。《后汉书》具有许多突出的特点，令其成就可与《史》、《汉》比肩。

就体例而言，《后汉书》创立了《皇后纪》。虽然范晔是以华峤《汉后书》为蓝本，遵从华峤“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晋书·华峤传》）的观点，但他的主旨却更存高远，正如他的《皇后纪》序中所强调的那样，要人们正视“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而“湮灭连踵”，“沦亡神宝”，却不自知的历史教训，所以更具有警世的意义。

范晔从“东汉尚名节”的时代精神风貌出发，也从他身为名门士族惯于品评的处世态度出发，十分注重专传的设置，并从诸家《后汉书》中吸取精华，加以发挥。如范晔创设了《党锢》、《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六个专传。

东汉自和帝时起，宦官与外戚轮番把持朝政。桓、灵时期，宦官弄权，民不聊生，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互相标榜，结为党援，崇尚名节，评论朝政，锋芒直指宦者专权者。虽惨遭宦官势力的迫害与禁锢，党人仍不甘屈服，恪守气节。《党锢传》颇带感情地记述了这一党锢事件的始末，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而《文苑传》首次为擅长诗赋文章的文士集中立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的勃兴。《独行传》则专门表彰“特立卓行”的奇士，鼓励不从偏霸，不事篡逆，忠于主吏，恪守信诺，重友轻利，刚毅不阿的品德。《逸民传》则网罗自命清高、隐世不仕的人物，但同时也是对当时假隐士、真沽名钓誉之徒的一种鞭笞。又《方术传》与《列女传》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前者虽主要记述阴阳占卜之人，但对当时社会习俗的记载和从中透露的科技信息，让我们能剥去迷信的外壳，以触摸当时科学脉搏的跳动。而名医郭玉、华佗等人的事迹靠该传得以比较详细地存世，极具价值。后者虽宣扬了妇女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不过重点却在于彰显东汉杰出妇女的才德，如班昭、蔡文姬的博学高才，精于音律；又如赵娥的为父报仇，手刃仇人，是当时妇女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真实写照。

就史料而言，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依据，以华峤《汉后书》为主要蓝本，广泛吸纳众家《后汉书》的优点，纠谬拾遗，删繁补缺，成就新史。刘知幾于《史通》中不无感慨地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尽管他成书较晚，却能后来居上，成为我们研究东汉史最重要的典籍。

此外，《后汉书》对诏令、奏疏及文论的记载颇有偏爱，尽力搜罗，不惜篇幅，不仅保存了一批重要的东汉文献，反映了当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和见解，也一定程度表明了范晔本人的政治主张和史学观。其中如《崔寔传》所载的《政论》，《仲长统传》所载的《昌言》，原书均已散佚，幸赖范晔的引用，保存了富有史料价值的佚文。

就其史观而言，范晔以“正一代得失”为宗旨，在对人物评述上，以“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为原则，（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一）不把眼光只集中在将相百官的狭小圈子中，对博学兼通、崇尚名节的大儒、党人、逸民、独行尤为关注。所以他多采用合传或类传的方式，以明褒贬。如列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身分针贬朝政的事迹；又列郭泰、符融、许劭为一传，以突出三位名士的识人之鉴；还并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等五位庸碌圆滑的官僚为一传，以讥讽他们的因循苟合，明哲保身。在前所立新六传外，他还专设《宦者传》，这与《汉书·佞幸传》有联系，却又有变化，即不仅仅鞭挞宦者中的弄权者，也表扬宦者中的正直之士，如郑众的铲除外戚窦宪兄弟，蔡伦之发明造纸术；又如孙程之耿直不阿，吕强之清忠奉公，表现出史家应有的求实风范。

当然，范晔成就的取得，赖之于善于吸纳众家《后汉书》的优点，并在其“正一代得失”的宗旨指导下，加以改造完善。

如对华峤书，他沿用其《皇后纪》之例，并使之更适应时代特征。华峤行文“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其论尤为精绝。范晔虽自诩其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论》。当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狱中与诸甥侄书》）但对华峤之论，则心悦诚服，如今可考知者，就引用了华峤的《肃宗章帝纪论》、《马武传论》、《冯衍传论》、《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序》、《班彪传论》、《袁安传论》、《王允传论》、《丁鸿传论》、《皇甫嵩传论》、《襄楷传论》等，为其《后汉书》增色不少。

又如对谢承《后汉书》的体例，也颇有所借鉴。据谢书佚文判断，范书《东夷列传》，毫无疑义本之于谢书。又据洪贻孙《史目表》所列谢承书传目，即有《风教》、《循吏》、《酷吏》、《独行》、《宦者》、《儒林》、《文苑》、《方术》、《逸民》、《列女》、《东夷》等，汪文台辑本中谢承书的传目也大体相同。虽均系从传文内容加以推断而成，却大体合理。所以范书的别创新传目，也是吸取他人成果的产物。因而范书的成功，也包含了众家《后汉书》作者的大量心血在内。于是“集美”是范书与《史记》的“直书”、班固的“记实”特点的区别所在。

然而范晔《后汉书》重文采，求简要，重门第，轻庶族，重政论，轻经济，也造成一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的具体事实隐而未彰，尚需利用袁宏《后汉纪》和《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的佚文来订补。特别是东汉经济史料的缺乏，造成东汉经济研究的薄弱，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难有突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四、《后汉书》的注释

最早为《后汉书》作注的人，是南朝梁人刘昭。刘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他的伯父刘肜曾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凡四十卷。刘昭可以说是承继家学，以裴松之注为榜样，集众《后汉书》同异以注范晔书，所以增广见闻，加以证辨是主要的，训诂文字则在其次，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由于范书无志，刘昭第一次把司马彪的《续汉志》分为三十卷，并进《后汉书》去，并为之作了注，而流行于世。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李贤被立为皇太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召集张太安、刘纳言等人，在他的主持下注释《后汉书》。李注重训诂，《后汉书》注与《汉书》颜师古注相仿，水平也大体相当。所以书奏上后，曾得到高宗赏赐“段物数万”，以示奖励。可惜永隆元年（680），李贤被废为庶人，张太安等人或被降职，或被流徙。注释虽初成，但在不足六年时间里仓促成事，未及认真统一校订，所以错讹疏谬，在所难免，其中尤以《南匈奴传》注为甚，常令人无法读懂。尽管如此，由于刘昭与李贤的地位相差过于悬殊，特别是中宗复位后，李贤得以平反，所以李贤注深受推崇，而刘昭所注纪传部分几乎散亡殆尽。所幸李贤认为《续汉志》非范书之志，所以弃而不注，这样《续汉志》刘昭注才得以传世。

北宋初，范书李贤注与《续汉志》刘昭注分别单行。到了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孙奭始建议把刘昭所注《续汉志》并入范书合刻传世。该建议被采纳，《后汉书》才具有今本的样子。令人费解的是，孙奭竟误以为《续汉志》本身也是刘昭所补作。明监本以讹传讹，把《续汉志》刻于纪传之间，并改刘昭“注补”为“补并注”。清武英殿本在众多精英的校勘下，仍沿明监本之误。中华书局点校本的问世，才在版本上正式予以改正。五、《续汉志》与刘昭注的价值《续汉志》是《续汉书》惟一完整保留至今的重要部分。

司马彪撰史十分审慎，体例上恪守班氏旧规，极少创造精神。如《律历》、《天文》、《五行》三志，皆依班志而立；《祭祀》、《郡国》二志，名称虽与《汉书》之《郊祀志》、《地理志》有异，而内容则基本一致；《礼仪志》本之于《汉书·礼乐志》，但舍弃论乐部分而不叙；《百官志》则出自《汉书·百官公卿表》，其变表而为志，更切合事宜。不过这一创新，实际上是受谢承《后汉书》中的《百官志》影响而作；惟《舆服志》乃《汉书》所无，然而又是本之于《东观汉记》的《车服志》。究其原因，主要是司马彪“自以名惭汉儒，才劣班史”，所以“凡所辩论，务守常途”。（《史通·书志》）而这种保守态度，正是《续汉书》赢得“详实”之誉的思想基础。

司马彪著述取材广博，抉择亦精，可以说记事均有所本，言必有所据。其《律历志》则以光和中蔡邕、刘洪所撰《律历志》为本；《礼仪志》又以蔡邕根据胡广所定汉制而撰写的《礼志》以及谯周的改定稿为据，同时也参考了谢承的《礼仪志》；《祭祀志》乃以蔡邕《郊祀志》为蓝本；《天文志》必参考了蔡邕《天文志》；《郡国志》则本之于伏无忌、黄景所作的《地理志》；《百官志》以《东观汉记·百官表》为基本依据，并吸取了谢承《百官志》的成果；《舆服志》则糅合了蔡邕、董巴、谢承三家之作。正因为司马彪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文笔质朴，撰述认真，当书则书，不知者则阙，“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史通·书志》）使八志成为我们研究东汉典章制度不可缺少的可靠资料。

彪志中以“职官、舆服之制，尤为详备”。（《玉海》卷四六）《汉书·百官公卿表》虽是研究秦汉官制的最原始的材料，但是所记“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续汉志·百官志》）所述亦较简略，难以满足需要。而司马彪的《百官志》恰恰弥补了这个缺陷。他以刘秀所定之制为准，以上公、将军、诸卿、郡国官属为序，上起中央各官员及部属，下及州郡、县乡、亭里、抚边将校、王国、列侯、四夷之属，并附百官受奉例。内容繁简得当，叙述极有条理，汉代官制于此一目了然。其价值不仅优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也远胜其后的《晋书·职官表》，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又秦代舆服之制，《史记》、《汉书》皆缺乏明确记载，后妃之服制多见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但言无实据，不足凭信。汉初百废待举，改革舆服，一时难以纳入议事日程，故一仍秦制。终西汉之世，服制并无重大变化，而具体细节，《汉书》也记载甚少。进入东汉，明帝据周代冠服之制，参酌秦制，制定了完备的冕服、珮、绶和朝服等一系列制度。通过《续汉志·舆服志》，不仅可以全面明了东汉之制，还可以鸟瞰秦、西汉之制，填补了一些空白。同时也为其后正史志《舆服》，作出了榜样。《续汉志》以叙述东汉之事为主，并不以追述前代之事炫奇耀博。如《天文志》不似《晋书·天文志》那样，在记述日之黄道、月之九行、三垣鼎立、四七棋布上大费笔墨，而是“起王莽居摄元年，迄孝献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载。言其时星辰之变，表象之应，以置无戒，明王事焉”。（《续汉志·天文志》）撇开其以天文附会人事的迷信不言，此志不失为研究古代天文学的宝贵资料。又如《五行志》，并不重复《汉书·五行志》所说过的《五行传》说及其占应，而是合应劭、董巴、谯周所撰建武以来灾异而论之，以续前志，又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天文、气象、地震及生物变异诸方面的可贵资料。司马彪的这一做法，正合刘知幾“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史通·书志》）的正确主张。但遇到班志偶有所遗，司马彪也能恰当补充。如在《律历志》中，由于郎中京房所言律详于刘歆所奏，而《汉志》文多不悉载，所以司马彪总其本要，以补续之。

当然，《续汉书》的撰作主要是想“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晋书·司马彪传》）以维护封建统治，《续汉志》自然也是为此目的而作。因此他大讲与君臣，序六亲，尊尊贵贵，不得相逾，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司马彪对于某些重大的封建祭典，并非一味盲目推崇。他认为还有比之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民心。所以对待封禅之仪，他说道：“帝王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续汉志·祭祀志》）可以说司马彪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封建史家。

彪志优点虽多，缺憾也是明显的。其未撰《食货志》，使东汉一代有关土地制度、经济政策与法令、货币流通及商业发展等方面的史料零乱不整，缺乏系统的阐述。他未作《艺文志》，使东汉典籍未能俱陈于史册，以供后人索骥，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自然，彪志详实的特点仍十分突出而宝贵，这就保证彪志成为范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是彪志依范书而得以传世，不如说是范书因彪志而近于完备。六、《后汉书》的版本《后汉书》自北宋以来，代有刻本。宋本虽存世不少，但多系残本，难窥全豹。淳化五年（994）初刻本和景德二年（1005）校定本，均不包括《续汉志》。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所载，明正统八年至十一年间（1443—1446）刻本，是“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校刊正”，无疑是淳化本的“嫡子”，对宋初刻本的全貌可从中考见。

目前较为完整的版本是明汲古阁影宋写本，与景祐本《汉书》同装。写本有黄丕烈、顾广圻和倪瓒的跋。傅增湘考倪跋恐非真。该本历经汲古阁、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汪大钟所藏，后归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此本的价值还应作进一步发掘。

今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中的《后汉书》，则以南宋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本（其中卷一二至卷一六原缺，商务印书馆影印时配以抄本）为底本，是学术界公认的比较好的版本。

然而南宋本中，尚有海源阁杨氏所藏王叔边本，曾列入杨氏“四经四史”之中，为闽本中的佼佼者，似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尚值得发掘。而黄善夫家塾本也是具有较好的校勘价值的。此外，建安刘元起家塾本、蔡琪一经堂本，校勘未精，难称善本。

元明清诸本中，当以元大德九年（1305）宁国路儒学刊本、明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尚可一用。

不过对一般读者来说，中华书局点校本就足够用了。七、《后汉书》阅读与利用的方法《后汉书》无疑是研究东汉史的最主要的参考书。该书体大思精，内容丰富，仔细阅读，东汉史的发展脉络可以基本把握。这就是所谓的“入门易”。但是若想深入研究问题，单凭《后汉书》就显得有些单薄，尚须扩大阅读范围来加以解决。

首先，在通读《后汉书》之前，可先读《资治通鉴》的东汉部分，或先读袁宏《后汉纪》，在看编年史的过程中，对东汉历史有一个简要的认识。然后再读范书全书时，就会在宏观认识的基础上把握其精髓，吸取有益的营养。《后汉书》与《汉书》、《三国志》都有记事上的重叠与交叉，所以有关两汉之际的记述就应与《汉书·王莽传》等相关传目的内容加以比较，而汉末丧乱时期的史事，也应与《三国志》同一时期的记载相印证。而整体上更应与袁宏《后汉纪》作比勘，从异同中发掘线索，以求获得更加可靠的结论。

正由于《后汉书》具有“集美”的特点，所以不少人往往忽略对《东观汉记》和八家《后汉书》佚文的重视。殊不知范晔蒐罗虽称完备，但百密仍有一疏，确有不少方面有待这些佚文来补正。清人中最早辑佚诸家《后汉书》佚文的是姚之骃，他在《后汉书补佚》一书中说道：“（凡范书缺者）可以传一朝之文献，其同者且可以参其是非，校其优绌，于史学庶乎其小补也。”今以《续汉书》为例，以证姚氏所言之不虚。《续汉书》是众家书中较早对安、顺以下史事进行补缺的东汉史籍，所以长期以来较受学者重视。如《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用《续汉书》佚文最多，达二十二条。其中《蜀志·张翼传》注引彪书《张纲传》竟长达千字左右。范书《张纲传》的内容，大体未超出其范围。

又《太平御览》卷九一所引安、顺以前诸帝纪，以《东观汉记》为主；安、顺二帝纪则《东观汉记》与《续汉书》并重；而少帝、北乡侯事及卷九二灵、献二帝纪，均以彪书为主。彪书以后诸书包括范书东汉后期史事，均以《续汉书》为依据，其草创之功不可没。

又《东观汉记》关于后妃的记述，至安思阎后即告结束，其内容与范书《皇后纪》上卷一致。而真正毕其役的则是司马彪，所以《太平御览》卷一三七后妃部分，以《续汉书》所载为主，范书《皇后纪》下卷的史料未能超出《续汉书》的记述范围，司马彪的整理之功也不可没。

更值得注意的是，《续汉书》佚文中有不少史实可以订补范书的错误与不足。如范书载灵帝熹平二年（173）命唐珍为司空，熹平六年（177）命孟郁为太尉，光和元年（178）命张颢为太尉，皆如流水账，视与一般任命同。但《续汉书》却明确指出唐珍是中常侍唐衡之弟，孟郁是中常侍孟贲之弟，张颢则是中常侍张奉之弟。三名宦者亲属相继任三公，正是建宁二年（169）二次党锢以后，宦官得势，专横朝政的产物。这一东汉历史中仅见记载的现象，对了解汉末官僚、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是有益的。如果没有司马彪《续汉书》，此重要史实几遭湮没。

其余如灼然作为一个选举名目，惟见《续汉书·陈寔传》。光武帝刘秀早年曾被关到“南鸣市狱，市吏以一笥饭与之”，（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也不见于范书。又如《续汉书》说李固之子李基、李兹听到其父死讯，即弃官返回家乡汉中，随即被捕，死于狱中。证之以《华阳国志》和袁宏《后汉纪》，可知范书所言收于郾城而死狱中是错误的。由于类似事例数量不少，所以李贤注《后汉书》时，引用了不少众家《后汉书》的不同记述。如引薛莹《后汉纪》二条，谢沈《后汉书》十一条，张璠《后汉纪》三十四条，袁山松《后汉书》四十三条，华峤《汉后书》四十三条，而引谢承《后汉书》有八十六条，《续汉书》竟高达一百四十九条。可见诸家《后汉书》仍有不可忽视的利用价值，特别是华峤、谢承、司马彪的著述应发挥其更大作用。

在对《后汉书》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应注意吸收清人的考据成果，这主要分两部分，即清人的考订成果和清人的补志与补表，它们都能让我们少走弯路，更简捷地靠近问题的核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详见后）。

在整理研究《后汉书》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是固守旧学的方法，应扩大视野，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其他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尤其文物考古资料是我们取得重大突破的必由之路。

汉代存世文献屈指可数，除了史籍之外，经子集各部书还有一批可资利用的资料，可与《后汉书》相参证。如经济类的《四民月令》，是了解东汉庄园经济的重要史料；官制礼仪类的《汉官》、《汉官解诂》、《汉旧仪》、《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等，都是研究汉代主要是东汉官制的最原始和系统的记述，可弥补《续汉志·百官志》的不足；而《独断》则是研究汉代礼制仪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此外，如《新论》、《论衡》、《白虎通义》、《风俗通义》、《潜夫论》、《政论》、《昌言》、《申鉴》和《古微书》，都可与《后汉书》相关思想家传略相印证，以增广见闻，深化认识。其余诸如《三辅决录》、《三辅黄图》等地理书，《太平经》、《牟子理惑论》等宗教典籍，《东汉会要》等会要书，《灵宪》、《浑天仪》、《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等自然科学类图书，《文选》、《古谣谚》、《全后汉文》等集部书，《说文解字》、《释名》等字辞之书，都应包括在研究视野之内。

考古资料主要以简牍与碑刻、陶文与玺印为主。简牍中突出的是居延汉简和武威医简；碑刻中东汉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隶释》、《隶续》、《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所录内容丰富，而且较为可靠。陶文中《关中秦汉陶录》、《续陶录》较为突出，而玺印、封泥当推《齐鲁封泥集存》、《十钟山房印举》、《汉印文字征》诸书，可资利用。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新的文物资料不断出土，随时注重考古发掘的信息，必将对《后汉书》研究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八、《后汉书》代表研究著作简介《后汉书》研究，清人与近今人在考据校勘上做了大量工作。

正如前述，李贤注疏于史实考辨，又成于众人之手，匆匆成书，错讹疏谬之处在所难免；刘昭注史料价值极高，惜乏精要之说。因而入清以后，惠栋作《后汉书补注》，以正李、刘二注之失，又引《后汉纪》和东观诸史以订补《后汉书》，颇有创见。王先谦在惠氏《补注》的基础上，综合清人数十家之成说，作《后汉书集解》，颇有益于学者。但王氏撰作此书已近晚年，精力不及，所以该书远不及《汉书补注》精当。何况大作未毕，王氏先亡，于是由门人黄山代为总校，延请柳从辰、马与龙、李祖楙等人以助其役，始成完书。黄山等别作《校补》，附于各卷之后，其说时有可取，然终不赅博，缺乏创见。因此除重点参考《集解》外，还应参考下列诸书：

［宋］刘攽《东汉书刊误》，《宸翰楼丛书》影宋本。

［清］沈钦韩《后汉书疏证》（以考订地理部分为主。浙江局本较为通行，但脱误较多。有条件可用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

［清］李慈铭《后汉书札记》，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1929年铅印本。

［清］沈家本《后汉书琐言》、《续汉志琐言》，《沈寄簃先生遗书》本。

近人杨树达《读后汉书札记》，载中华书局1962年版《积微居读书记》中。

近人刘盼遂《后汉书校笺》，《国学论丛》第2卷第1期，1929年版。

近人张森楷《十七史校勘记》有关部分（稿藏南京图书馆）。

今人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订补王先谦《集解》，颇有见地），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共四册，1982年出版。《后汉书》志、表都不全，清人及近今人有一批补作颇可取。如《艺文志》，清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顾攘三《补后汉艺文志》、曾朴《补后汉艺文志并考》，各有所长。又如《食货志》，今人苏诚鉴《后汉食货志长编》（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较为可用。补表中较为突出的有清万斯同《历代史表》中的《诸王世表》、《外戚侯表》、《云台功臣侯表》、《宦者侯表》、《将相大臣年表》等。又钱大昭《后汉书补表》也较全面精审。该批志、表主要分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开明书局1936至1937年出版）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东汉散亡史籍佚文的辑佚之作，最早是清姚之骃的《后汉书补逸》，但质量较差，传本亦罕。此后孙志祖曾作《谢氏后汉书补佚》、王谟《谢承后汉书钞》和《汉唐地理书钞》，均对姚氏有不少订补。

章宗源在撰《隋书经籍志考证》时，曾以极大的精力从事汉晋遗书的辑佚工作，可惜书稿大半毁于火，所余寄交章学诚或存孙星衍处，或归之叶云素。清末民初黄奭曾作《汉学堂丛书》，后经改订成《黄氏逸书考》，其中就有东汉佚史。他的一部印数极罕的《知足斋丛书》，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未加登录，观其中所辑东汉佚史与《逸书考》不同，疑为章氏所作。

清人辑本中当以汪文台《七家后汉书》最精，最值得参考。

而今人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和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总结之作，利用起来更为可靠与方便，收罗佚文也最称完备。

有关《后汉书》的工具书，主要是哈佛燕京学社编印的《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汉书人名索引》。

《三国志》说略

在陈寿撰写《三国志》之前，已有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广为流传。我们知道，《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者虽然一为通史，一为断代史，但作为纪传体的史著体裁却是共同的。这就是说，司马迁与班固，为陈寿撰写《三国志》提供了纪传体史著的范例，也决定了他的《三国志》将采用同样的史著体裁。但是，《史记》有《表》、有《书》，《汉书》也有《表》、有《志》，《表》讲事件的年代，《书》与《志》集中讲当时的典章制度，它们与《纪》、《传》配合，这种史体结构，能使史书的内容比较充实完备。《三国志》撰写于后，应当于纪、传之外，也写表、志，然而《三国志》却无表、志，以致索求三国时期的典章制度，需要上查《续汉书》诸志和下查《晋书》诸志及《宋书》诸志，故后世多以此为《三国志》的重大缺点之一。

当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的时候，当时魏、吴等国史学家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定的条件。例如，写魏国史书的，就有王沈的《魏书》四十八卷和鱼豢的《魏略》八十九卷；写吴国史书的，有韦昭的《吴书》五十五卷。这三部史书，都为陈寿撰写《三国志》中的《魏书》与《吴书》提供了主要的依据。特別是鱼豢的《魏略》，记事详细，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史实较多，唐人刘知幾在其《史通·题目》篇中说此书“巨细毕载，芜累甚多”，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这正是该书的长处。此外，还有蜀国人王崇写的《蜀书》。王崇其人，同陈寿一样先仕于蜀国，后入晋。据《华阳国志》卷一一《后贤志》所云，他的《蜀书》，同陈寿所写的《三国志》中的《蜀书》“颇不同”，陈寿显然没有参阅其书。王崇的《蜀书》，成书在陈寿《蜀书》之前还是在其后，史书无明确记载。从陈寿未曾参阅其书的情况看，有可能成书于后。还有晋人王隐的《蜀记》，成书于陈寿《蜀书》之后，陈寿无法参阅其书。因此，三国之中惟蜀国在陈寿修《三国志》之前没有史书。加上蜀国不像魏、吴二国一样设有史官，正如陈寿所云“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故蜀国史料较少，以致《三国志》中惟《蜀书》的分量最少。有上述三书作为陈寿修撰《魏书》、《吴书》的依据，说明他有条件把此二书写得更加充实和丰满。但是，遗憾的是陈寿删削过多，以致《三国志》虽然叙事准确，却过于简约，后世又多以此病之。

陈寿之所以能写好《三国志》，应当说与他的老师谯周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今四川西充）人，《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有传。他出身于经学世家，自幼酷好经史，著有《古史考》二十五卷，收集了大量古代传说，是个信古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书虽早已散佚，但其大部分内容已为马骕《绎史》所引用。谯周的爱史、信史作风，对陈寿的影响不小，所以，陈寿也曾著《古国志》五十篇，后来又能重视蜀国史料的收集，最终能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写成《蜀书》。三、陈寿《三国志》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

陈寿的《三国志》，由《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和《蜀书》十五卷三部分组成，共六十五卷。有时也以《魏志》、《吴志》和《蜀志》命名，但《志》在《汉书》中是讲典章制度的，为了避免误解，还是以《魏书》、《吴书》与《蜀书》定名为好。中华书局点校本就采用此名称。《三国志》的三个部分，《魏书》讲汉末董卓之乱以后到曹魏建国和灭亡的历史，《蜀书》讲刘备建立蜀国和刘禅统治蜀国以至灭亡的历史，《吴书》讲江南孙氏父子建立吴国直至为西晋所灭亡的历史。从三书的卷数来说，显然《蜀书》最少；若从书的分量着眼，《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蜀书》仅占全书的六分之一，是三书中分量最少和内容最贫乏者。例如以考察三国时期的兵制、田制和税制等来说，魏、吴二国多少可以寻绎其发展脉络，而蜀国则往往空缺不明。

由《魏书》、《吴书》与《蜀书》组成的《三国志》，最初曾是各自为书的，即并未将三书合于一体。故《三国志》最早的刻印本，即印于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虽然已将三书合刻在一起，但还是保存了三书分别发刻的痕迹。因此，此刻本将《吴志》（即《吴书》）分上下两帙，书首刻有《吴志》的牒文，后来绍兴年间重刻此本时，也保留了一页咸平年间国子监刻《蜀志》（即《蜀书》）的牒文。这表明北宋咸平年间的刻印本，虽已合三书于一体刻印，但三书还是分别发刻的。（中华书局《三国志》点校本《出版说明》）自此以后的诸多刻本，都是合三书于一体的《三国志》。

陈寿《三国志》的最大特点，是引文精练，叙事简约，史实准确，取材严谨，不失为一部好史书。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故此书刚刚问世，就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颇大反响，纷纷予以肯定。《晋书·陈寿传》说：“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还说：当时有个叫夏侯湛的人，也写了一部《魏书》，当时看到陈寿《三国志》中的《魏书》以后，“便坏己书而罢”，即销毁自己的稿子，显然是觉得自愧不如陈寿的《魏书》。当时的高官张华，对陈寿的《三国志》也“深善之”，并且对他说：“当以《晋书》相付耳。”意即要把撰写《晋书》的任务交给他。据《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所载，当时赞许陈寿《三国志》的大官，除张华之外，还有中书监荀勗，他们认为陈寿的《三国志》，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不能方也”，即无法与《三国志》相比。此话虽然有些过誉，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名流对此书的高度评价。这大约是后人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及成书于《三国志》之后的范晔《后汉书》并列而称之为“四史”，长期受到人们普遍赞誉的原因。四、陈寿的不白之冤辨析

公允地说，陈寿的《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质言之，主要有两点：一是缺少表、志，显得内容匮乏；二是对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删削过多。最明显的例证如马钧、张仲景这样的伟大科技专家，他没有为之立传；许多见于鱼豢《魏略》的少数民族史料和曹魏统治少数民族的特殊制度——护军制，他都删之殆尽。这两个毛病，从史料学的角度着眼，几乎都是致命伤。但是，陈寿受到的讥评，远不止此。不过，这些讥评，有些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是不实之词和凿空之谈，以下分别依次略述。

所谓可以理解者，主要是指陈寿撰写《三国志》所体现出来的政治立场而言。通读《三国志》全书，不仅表明他重曹魏而轻吴、蜀的倾向性，而且反映在他称曹魏诸帝的记述为“纪”，而称吴、蜀诸帝的记述为“传”的事实。这就是说，他只承认曹魏政权的正统帝王地位，而否认吴、蜀二国君主的帝王地位。为什么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呢？因为陈寿于西晋时撰写《三国志》，必然要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西晋政权是篡夺曹魏政权而来的，因此，承认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就等于承认了直接继承曹魏政权而来的西晋政权的正统地位，这是陈寿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没有称吴、蜀二国政权为僭伪政权，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故曰这是可以理解的。

所谓不实之辞，主要是指《晋书·陈寿传》对陈寿本人的为人和写史作风的讥评而言。《晋书·陈寿传》说陈寿在父死后的患病期间，“使婢丸药”，从而遭到“贬议”。这实际上是从当时的封建礼教出发发出的指责，不足病陈寿。《晋书·陈寿传》还说了两件事，用以证明陈寿修史时的作风不正和挟私报复之心，这就需要加以辨析了。《晋书·陈寿传》所说的两件事，一件为陈寿曾对魏国丁仪、丁廙兄弟的儿子说：“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立佳传。”意即只要你们给我一千斛米，我可以为你们的父辈写篇好传。结果是丁氏子侄没有给陈寿送米，陈寿也就不给丁仪、丁廙立传。另一件，是说陈寿的父亲因为受诸葛亮的惩处，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又曾看不起陈寿，于是陈寿为诸葛亮立传时，“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其实，这两件事，都是凿空之谈，是强加给陈寿的“莫须有”罪名。

以第一件事来说，当时有些浮名而未为立传者甚多，何止丁仪、丁廙二人？即使如此，陈寿还是在《魏书》卷二一《王粲传》中点到了“沛国丁仪、丁廙”，“亦有文采”。严格说，这就是入传的一种方式，而且还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对当时司马氏集团的反对者能做到如此，已属难能可贵，何能说不为立传呢？至于史官公然索贿，语言如此露骨，岂能令人相信！故第一件事出于编造臆说，是很昭然的。

至于第二件事，更属歪曲事实。关于诸葛亮为政、用兵的不当之处，前人及今人多有言之者。陈寿说诸葛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评论中，作“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两相比较，《晋书·陈寿传》有明显夸张之处。实际上，陈寿在《诸葛亮传》的评论中所说，完全是事实，何况陈寿是在说了一大堆赞誉诸葛亮的话以后，以商榷、怀疑的口吻提出这一点的。说实话，我以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实多溢美之辞，而指出其弱点不足，自然更不存在什么有意贬责，对此，我曾写有《诸葛亮文化现象之我见》一文，此不细说。关于陈寿说诸葛瞻的话，亦见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附传。在附传中，陈寿借诸葛亮与其兄诸葛瑾的书信，称道诸葛瞻自幼便“聪慧可爱”，又说“瞻之书画，强识念”，都是赞扬；接着才说：“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拿这段同《晋书·陈寿传》所云比较，就不难发现《晋书》所云，既否定了这些事实的存在，又把本系指一切善政佳事都归之于诸葛瞻的做法“有过其实”，而《晋书》却断章取义，简化为“瞻惟工书，名过其实”，且加一个“惟”字，就把陈寿的原意完全改变了。因此，这一指责，不仅不实，而且有蓄意捏造之嫌！《晋书》的修纂者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在于通过习凿齿与裴松之等人对诸葛亮的吹捧，使诸葛亮逐步神话，所以唐初的《晋书》修纂者，不许任何人说诸葛亮一个“不”字，以致陈寿说了一点点实话，就蒙上了不白之冤。五、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及其重大史料价值

正因为陈寿《三国志》存在删节过多、过于简略的缺点，就引发了必须以某种方式扩大其史料面的迫切需求问题。在不改变陈寿《三国志》的体裁和框架的前提下，要扩大其史料的容量，最好的办法是以其他史料去补充《三国志》的相关原文。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刘宋人裴松之的头上。这个奇迹终于在陈寿死后一百三十二年出现了。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宋书》卷六四和《南史》卷三三均有传。他博览坟籍，学识渊深。他曾对晋代末期盛行立私碑而编造事实的状况十分恼火。刘宋初年，他被征为国子博士，潜心于他的《三国志注》的工作。据唐人刘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篇中所说：是“宋文帝以《国志》（即《三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可见，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乃是宋文帝交给他的任务。但是，此事在《宋书》及《南史》的《裴松之传》中，仅有“上使注陈寿《三国志》”之语，且其时裴松之为“中书侍郎”而非“中书郎”，时间大约在元嘉三年（426）或其后不久。

松之接到这一命令后，就立即开始工作。他的做法是：“鸠集传记，增广异闻。”到宋文帝元嘉六年（429）七月二十四日，裴松之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以之上报文帝，还写了一份《上三国志注表》。在《表》中，他既充分肯定了《三国志》的学术价值，又适当地指出其缺点，还说明他自己作注时的具体做法。《表》云：“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归纳为四大方面，已讲得很清楚。

后来，《四库全书总目》对裴氏注《三国志》的具体做法概括为六条原则：“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这个概括是相当好的，它几乎包括裴注所有做法的要旨。《四库全书总目》对裴氏《三国志注》作了上述评价之后，又指出了裴注的两个缺点：一是“其中往往嗜其爱博，颇伤芜杂”；二是缺乏训诂，体例不纯，认为裴氏之“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然而，后来“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谓裴注“颇伤芜杂”，也是前人王通、刘知幾等人的共同指责，并非《总目》所独创。不过，我以为这种说法，乃是按文学标准而言，而对于史学来说，史料是第一位的，史料愈多愈好，不存在什么芜杂不芜杂。从所谓“芜杂”的史料中，往往越能发现新问题。因而“颇伤芜杂”之说，不仅不是裴注的缺点，恰恰是其长处所在。至于说裴氏有意效法应劭注《汉书》的写法，纯系推断臆想之辞，从而所谓体例不纯之说，也根本不能成立。当《四库全书总目》撰写者说了《三国志注》的所谓缺点之后，最后也不得不肯定此书，说“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

如果这六条原则再简化一下，也可以说裴氏的《三国志注》具有三大特点：一是补阙（或曰补遗），凡陈寿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和虽已见之而删削不当的史料，均以补入；二曰纠缪（或曰正讹），即通过增补史料，纠正陈寿《三国志》的错误之处，或进行必要的考证；三曰存异，即对同一件事或人物，几种史书有不同说法者，裴氏均录而并存之，给后人留下了思考与考证的余地。因此，裴松之注《三国志》的最大功绩，在于改变了传统的以音义训诂为主的史注体，创建了一种以补遗、纠缪和存异为主要目标的史注体；也在于通过这种史注体，保存了大量的有用史料，使之不至于散佚无闻。这正是裴氏《三国志注》的最大价值所在。

正因为裴氏的《三国志注》有如上所述的重大史料价值，以致此书问世，首先就得到宋文帝的称赞，谓“此为不朽矣”。（《宋书·裴松之传》）这个评价是公允的。至于某些人所说裴注“繁芜”、“芜杂”及叶适所说的“（裴）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等等，都不过是不懂史学特色和不识史料可贵的无稽之谈。

经过裴松之注后的《三国志》，分量大增，只注文所引史料，就超出了《三国志》正文数倍，从而使裴注的价值还高出《三国志》本身。连无端贬议裴注的刘知幾，也不得不承认，从此以后，“言《三国志》者，以《裴注》为本焉”。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到底引用了多少史书呢？主要的研究者至少有赵翼、钱大昕、沈家本与王祖彝四家。如依据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劄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一目中所作的统计，谓“松之所引书，凡百五十余种”。钱大昕在其《廿二史考异·三国志》说裴注引书有一百四十余种。王祖彝在其《三国志人名录》说裴氏《三国志注》引书达一百六十种。（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一版，安作璋主编之《中国古代史料学》即持此说）沈家本认为裴氏引书达二百余种。（中华书局《三国志》点校本《出版说明》。亦见沈家本《沈寄簃先生遗书·乙种·三国志注所引书目序》）说法之所以如此分歧，大约是对同一著作的不同篇名也统计在内，同书异名者也计算其中等原因造成的。考察赵、钱、沈、王四家差别的具体表现及其造成差异的原因，我认为由于裴注引书形式不一，相当繁杂，单以时代区分，则有先秦与汉魏两晋书籍之别；以用法分，则有补史、评论、解释词义之不同；以裴注引法分，则有直接引书与间接引书的区别。同时，其所引书籍多已亡佚，以致唐人修《隋书·经籍志》时便不见著录。根据我反复查找、核对与考订列表后，我以为裴注引书，共计274种，其中比较准确的有258种，存疑待考的16种。（“《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总之，裴注引书之富，确实是惊人的。更为重要的是，裴氏所引之书，在《隋书·经籍志》中已有四分之三不见著录了，到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裴松之用引他书为《三国志》作注的办法，就无法保存这些早已失传的史料。因此，裴注在保存史料方面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也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正是通过裴氏引用大量史籍以补《三国志》，从而使得《三国志》的内容大为丰富。这些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民族融合、民俗以及人口史等方面。例如关于曹操的家世以及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三国志·武帝纪》中只有廖廖数语，而裴注引王沈《魏书》记载了曹氏的起源、地望情况，注引《曹瞒传》、司马彪《续汉书》、郭颁《世语》和张潘《汉纪》等史籍,后人得以了解曹操的小名、其父曹腾的为官经历以及曹操青少年时期的许多轶事，从而为研究曹操的政治才能和性格特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关于曹操从军、为政时期的性格特征和从政风格，《三国志·武帝纪》语焉不详，但裴注引《曹瞒传》记载: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又引《曹瞒传》记载曹操“马腾入麦中……援剑割发以置地”、棒杀幸姬及借主粮官之命以谢自己无力筹集军粮之罪等故事,为后世《三国演义》所本,成为千古流传的话题。此外，裴注还博引《傅子》及王沈《魏书》记载了曹操勤政、勤学、才学卓识和“雅性节俭”的生活作风,对后人全面把握其性格特征和公正地评价其历史功绩,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关于孟达其人其事,陈寿《三国志·明帝纪》中仅记载太和元年（227）“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一句,又《魏书》卷十四《刘晔传》中记载：“延康元年（220），蜀将孟达率众降。达有容止才观，文帝甚器爱之，使达为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晔以为‘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然查《诸葛亮传》及《魏延传》中皆未谈及孟达反魏投蜀以应诸葛亮北伐之事，而裴注博引《傅子》、《三辅决录》和《魏略》,不仅使后人得以了解孟达的家世以及其父子首鼠两端的做派,而且通过结合《蜀书·刘封传》中所涉及孟达反蜀投魏的经过,使后人对孟达反复无常、两面三刀的丑恶本性有新认识。

关于曹魏在官制方面实行“假辅”制度的问题,裴注在《明帝纪》下注引《魏名臣奏》载散骑常侍何曾的上表和引《毋丘俭志记》所云“时以俭为宣王副也”的说法，由此，使后人得以了解“假辅”制度实际上是曹魏时期在选官与任官过程中所实行的重要防范措施。

关于曹魏时期的“士家制度”和魏明帝的荒淫无度，《三国志·明帝纪》语焉不详，而裴松之引《魏略》中张茂上书言称：魏明帝为了扩充后宫，曾经“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既说明曹魏“士家制度”中，“士女”必须“配士”，以保障国家正常的兵源供应，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男多女少的人口比例失调问题。

关于“送故制度”，《三国志》只字未提，而裴松之在《魏书·赵俨传》“正始四年，老疾求还，征为骠骑将军”条下注引《魏略》记载:其时“旧故四征有官厨财籍，迁转之际，无不因缘。而俨叉手上车，发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药。雍州闻之，乃追送杂药材数箱”。而此当是曹魏时期出现“送故制度”之始。

关于曹魏时期的“门生故吏”制，《三国志》直接的史料很少，而裴注引《魏略》，在《常林传》、《赵俨传》、《田豫传》中补充了相关的史料多条，充分反映了进入曹魏时期后“门生故吏”制的变化轨迹。

关于蜀汉先主刘备与曹操“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对以及刘备依附刘表后所发生的事情，裴注引常璩《华阳国志》、胡冲《吴历》、《献帝起居注》、王沈《魏书》、《九州春秋》、《汉晋春秋》、《英雄记》、孔衍《汉魏春秋》等史籍，补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不仅有助于后人研究刘备其人其事，而且许多故事为以后的干宝《搜神记》、刘义庆《世说新语》所本，为后世《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关于“诸葛氏”的姓氏来源，《三国志》只字未提，而裴注在《诸葛瑾传》中引《吴书》，记载了诸葛氏的来源、地望、迁徙过程以及诸葛瑾的治学情况，从而为研究姓氏起源和人口迁徙提供了佐证。另裴注引《吴书》记载：“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诸葛）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瑾才略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亦补充了诸葛氏“一门三方为冠盖”的史料。

关于“草船借箭”的故事，《三国志》只字未及，而裴注引鱼豢《魏略》补充记载，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实际上是孙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孙)权因迥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故事的翻版。可见，《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完美的诸葛亮形象，实有张冠李戴之嫌。

关于不韦县的由来，裴注引孙盛《蜀世谱》补充记载，“初，秦徙吕不韦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的史料，亦可补充班固《汉书》之缺。

关于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敦煌地区的农业发展问题,裴注引《魏略》记载：东汉熹平中“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滀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赵)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的史料，不仅补充《三国志》之缺憾，而且也为东汉末年及曹魏时期西北农业取得了一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关于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的情况,《三国志》只字未及，而裴注引《诸葛亮集》详细记载了“作木牛流马法”。

关于曹魏时期重要的名士孔融，《三国志》语焉不详，以致后人对孔融的生平、事迹和个人秉性难以了解。而裴松之通过在《崔琰传》、《邴原传》中注引《原别传》、司马彪《续汉书》、司马彪《九州春秋》、张璠《汉纪》以及《魏氏春秋》等书，详细记载了孔融的家族世系情况、为官经历、学问、品德以及得罪曹操后被诛杀的经历。

此外，裴注所引王沈《魏书》与《魏武故事》等，补充了曹魏屯田制的实行情况；通过裴氏所引王沈《魏书》，可知曹魏租调制的内容；曹操的《自明本志令》，通过裴注引《魏武故事》而明朗；献帝时的禅代实况，通过裴注引《献帝纪》而大白于世；马钧的事迹，通过裴氏在《魏书·明帝纪》中引《魏略》和在《杜夔传》中引述傅玄所述马钧事迹，才为人所知；《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藉裴氏注引《献帝纪》、《汉末名士录》、《英雄记》等，方知黑山军及袁绍谋士的情况；关于袁绍和公孙瓒的关系，正是藉裴注引《典略》、《英雄记》和《汉晋春秋》等而获得说明；关于徐州兵的性质与来源，正是通过《三国志·魏书·陶谦传》注引《吴书》才获得说明；关于青州兵长期保持其独立编制的番号的问题，也是通过《魏书·臧霸传》注引《魏略》才获得完整说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记录了不少西部少数民族的情况，陈寿几乎全部删去，裴氏完整地引述了《魏略·西戎传》，填补了《三国志》的空白部分；益州地区刘焉、刘璋父子收编的东州兵，若不是裴注引述《英雄记》，几乎不明东州兵之性质与来源。有关孙策的一些情况，如果不是裴注引《江表传》及《吴录》等书，也将十分模糊。诸如此类情况，几乎举不胜举。

这表明通过裴注引书，大大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有助于弄清《三国志》正文许多无法弄清的问题，从而使陈寿的《三国志》与裴松之的注，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三国志》得裴注而益明，裴注附《三国志》流传。二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由此可知宋人叶适所说裴注所引书都是“寿书之弃余”的话，简直是无知妄说；至于他责难“后生诵读不详，轻立议论最害事”的说法（《文献通考》卷一九一）更不可信。实际上，应当说是他自己“诵读不详”，以致发出如此有害的议论。六、清人校勘、增补《三国志》的贡献

自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以后，历代都是根据裴注《三国志》刻印流传。最为通行的《三国志》版本，约有四种，中华书局《三国志》点校本的《出版说明》，已对此作概要说明，此不重复。

至于对裴氏《三国志注》的校勘与增补，主要集中于清代。清代朴学兴起，不少清代学者热衷于古代典籍的校勘、整理与研究，对裴注《三国志》也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一是校勘和辑佚增补；二是补表补志性研究；三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这里先谈一、二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第三方面留待下目再谈。

第一，关于校勘和辑佚增补方面的研究简况。自裴注问世之后，历代翻刻讹误颇多。清代学者自顾炎武、何焯以下二十多位学者，大抵都是在裴注引书之外更广泛地搜集一些遗文以补充裴注；同时又根据《三国志》的前后文互证，并参考他书，对宋、元以来的各种《三国志》版本相沿的错误做出改正，或以眉批的形式出现，或写成专门著作刊行，内容包括校勘、纠缪与补遗几个方面。后来，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及近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二书，对长期以来清代学者所作的许多校勘、纠误及注释、补遗工作作了汇集。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正是在充分利用梁氏与卢氏汇集诸家校勘、订误、注解和补遗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校勘整理而成的，因此，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可以说是今天的《三国志》最佳版本。

第二，清代学者对《三国志》所作研究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以补表、补志等形式出现的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了改变《三国志》无表、无志的状况，补其缺。清代学者给《三国志》补表、补志者不少，大体来说，有万斯同的《三国大事年表》、《三国汉季方镇年表》、《三国诸王世表》、《魏国将相大臣年表》、《魏将相大臣年表》、《魏方镇年表》、《汉将相大臣年表》、《吴将相大臣年表》，周嘉猷的《三国纪年表》，谢钟英的《三国大事表》、《三国疆域表》及《三国疆域志疑》，黄大华的《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周明泰的《三国志世系表》，陶元珍的《三国志世系表补遗附订讹》，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吴增僅与杨守敬的《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洪亮吉与谢钟英的《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侯康的《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等。这些零散的补表、补志，又是中华书局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出版，名之曰《二十五史补编》，共五大册，上面所举分别见其第二册与第三册。这一工作，给人们提供了查阅的方便。后来，陶元珍于1936年在武汉大学毕业时，写有以《三国食货志》为题的论文，后被东北师大历史系编的《中国历代食货志补编》收入。

上述清人及今人所补《三国志》表、志，大都费了不少心血，在仔细搜集资料，归纳问题，并予以系统化方面，都有其贡献，有助于阅读《三国志》原文和了解三国历史全貌。但是，也应当看到各种表、志的撰写者，由于学术水平的不同和用功多少的差别，在质量上不可能完全一致。以万斯同的《三国大事年表》与周嘉猷的《三国纪年表》来说，前者就详于后者；二者所列大事，均为政治、军事事件，而缺少各项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等典章制度的变更方面的大事记载，这未尝不是缺点。至于谢钟英的《三国大事表》，就内容方面均详于前述二表。但在时间上，他把三国的起点上推到了东汉灵帝熹平元年，下迄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吴国灭亡，共一百零九年，以此作为三国时期，未必合适。时间长了，内容自然多了，其所增内容仍无典章制度变异之记述，因此，基本上是重复之作，意义不大。

万斯同的《三国汉季方镇年表》，对于了解同一年代内有哪些军阀割据势力同时并存，以及这些割据势力之兴衰演变之迹有一定作用。他的《三国诸王世表》，便于了解魏蜀吴三国的封诸王的情况及其变化，可免翻检查阅之劳。他的《魏国将相大臣年表》，仅仅是指曹操封魏国公之后在封国内所设将相大臣的情况，与其《魏将相大臣年表》并不重复，因为后者是指魏文帝以后迄于魏国灭亡的将相大臣设置情况。他的《魏方镇年表》，同他的《三国汉季方镇年表》也不重复，因为前者是指魏文帝以后的魏国方镇，后者是指汉末灵帝中平六年以后到献帝建安年间的方镇。他的《汉将相大臣年表》，是指蜀国的将相大臣情况，由于他把蜀国视为汉的延续，故不曰蜀而称汉。

黄大华的《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不过是把万斯同分别作的魏、汉、吴三国将相大臣年表中的相应部分抽出来再综合于一体而成之表，了无新意。

周明泰的《三国志世系表》，是分别就三国时期主要历史人物的子孙繁衍及历官情况加以考证与表解，有助于了解各个家族从汉末、历三国到两晋时期的演变史，而且大量引用了宋本《世说名人谱》的材料，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例如你想了解曹操、诸葛亮、刘备、张飞、赵云、关羽等三国名人后代的情况，想知道陈郡袁氏、颍川荀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琅琊王氏、泰山羊氏等后世之高门世族是如何从汉末三国时期延续下来的情况，都可以从这里获得一定的启示。因此，周明泰的《三国世系表》是有较大学术和史料价值的，特别是对于研究魏晋南朝门阀世族的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有重要作用。

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明虽为《表》，实为《职官志》，它同前列诸表不同，不是以年代为纲作表，而是以官名、品级为纲，逐级述之，每言一官，必三国情况并列，相互比照，明其异同，内容颇为详实，诚诸补表志中之上乘之作。

吴增僅撰、杨守敬补正的《三国郡县表附考证》，采用先依次排列三国各州所属郡县的表解，然后附以考证，表、考相间，条理井然，内容也颇为丰富，因《三国志》无《地理志》或《州郡县》，得此可以弥补其缺。

谢钟英的《三国疆域表》，最大特点是把三国时期的诸州郡县各相当于清代的何地讲得比较清楚，而且这正是上表所缺少的地方。后来，清人洪亮吉又作《补三国疆域志》，谢钟英见之，又为之补注。洪氏认为一个时代的史书，《地理志》是不可缺少的，元代人郝经曾据《晋书·地理志》以补三国地理志，他对此很不满意。他认为要补好《三国疆域表》，必须克服十大困难，经过他的长期研究，多有所获；由“证佐俱绝者，则阙疑以待焉”，可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他的体例是“仿《宋书·州郡志》之例，而于扼要之处、争斗之区可考者，附见诸郡县下”。因此，洪、谢二人的《补三国疆域志补注》，较前面所举之同类表、志有较大的补充与提高，在同类作品中不愧上乘之作。谢钟英的《三国疆域志疑》，仅仅是对几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考证，内容很少，仅一二千字而已，价值不大。

侯康的《补三国艺文志》及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论内容，后者详于前者；论撰写方式，前者“以人类书”，后者则“以书类人”，（以上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各有优劣。

至于陶元珍的《三国志世系表补遗附订讹》，内容十分简单；他的《三国食货志》，材料也多有遗漏，仅以曹魏屯田制的史料而言，不仅把屯田民与自耕农混为一谈，而且二者均遗漏不少。但他对三国时期曹魏的兵制，明确地提出了“士家”制度的概念，未尝不是一得之见。七、清人在研究《三国志》方面的贡献

前目所云，其本质也是对《三国志》的研究，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此目所谓对《三国志》的研究，主要是指以著作形式出现的考证与论述而言。这种形式的研究，在宋代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把《三国志》这部断代史改编成编年体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彼此分割的《魏书》、《蜀书》与《吴书》融为一体，自然是他研究的结果。特别是在撰写《资治通鉴》过程中写成的《考异》三十卷，涉及三国时期史料之正讹、取舍者不少，这自然更是对《三国志》与三国历史的研究著作。但是，对《三国志》与三国历史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和集中者，还是以清人赵翼、王鸣盛和钱大昕为代表的学者，试分别简述如下。

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采用综合归纳的方法，通过史实的排比、校勘与考证，论述历代之治乱兴衰和带有时代性的特殊问题。正如梁启超所评论的，赵氏“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殊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涉及《三国志》及三国历史者，就有十五篇之多，如《三国志多回护》、《三国志书事得实处》、《三国志立传繁简不同处》、《三国志误处》、《荀彧、郭嘉二传附会处》、《陈寿论诸葛亮》及《裴松之三国志注》等篇，大都有自己的见解。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一篇来说，除了列举裴注引书目录之外，还分析裴松之当时为引用者必有其道理。如果后人“欲据偶然流传之一二本”以驳陈寿、裴松之等人之书，都是一种不自量的做法。他在《陈寿论诸葛亮》一文中，也正确地指出：有人说陈寿因其父受到诸葛亮惩处，而在作《诸葛亮传》时说其“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然后他以陈寿校《诸葛亮集》时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以及陈寿在《诸葛亮传》后的评论中所说的话，证明陈寿毫无贬低诸葛亮之意。此外，赵氏还列举陈寿在《杨洪传》、《廖立传》中一再称颂诸葛亮等事实，去证明《晋书·陈寿传》的上述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应当说，赵氏的这些见解是实事求是的。

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六，有《三国志》一目。他在该文中称颂陈寿“善叙事，有良史才”之后，同时也指出陈寿叙事有不少错误之处。如《魏书·武帝纪》关于颍川黄巾刘辟的记载，《蜀书·后主传》关于杀害费祎之部循在其他人传中作部修或士仁，《魏书·武帝纪》关于解合肥之围的时间与《吴书·孙权传》所载相矛盾等，都有记载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状况存在，均为陈寿《三国志》的叙事错误之处的例证，表明赵氏对《三国志》的叙事确有发隐、正讹之功。

另一个研究《三国志》及三国历史的名家，就是清人钱大昕。他认为撰写史书，并不是一家之书，而是千载不废之书，因而必须求其可信。因此，解决史书的疑难，指出史书的毛病，决不是为难古人，而是为了“开导后学”。（《十七史商榷序》，《丛书集成》本）正是本着这个宗旨，他写成了《廿二史考异》。书中涉及《三国志》者为第十五卷到第十七卷凡三卷。首先，他对裴注《三国志》的引书作了统计，认为凡一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家无涉者，不在数内”，意即一百四十余部中不包括不属于史书的书目。接着，他又逐卷考证《三国志》的错误、歧异之处，共得二百三十九条，其中个别条目同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作出的考证结论大体相同而繁简不一，颇可参考。

还有一个以研究史书著名的大学者，就是清人王鸣盛。其《十七史商榷》一书，凡一百卷。所以名之曰“商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商度而扬榷之也”。其具体做法是：“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覈踳驳，以成是书，故曰商榷也。”（《十七史商榷序》，《丛书集成》本）其中涉及《三国志》者，为第三十九卷到第四十二卷凡四卷，其中包括《陈寿史皆实录》、《裴松之注》、《武帝出生本末》等七十八篇考证性短文。如《州郡中正》篇，颇有可参考处；《弟子避役》篇和《魏民比汉一郡》篇，均有一定新意；《十二更下者八万》篇，由此而论及蜀国之户口数量；《亮诛马谡》篇，论及诸葛亮之用人非其所长；《汉寿亭侯》篇，旁征博引以辨寿亭侯印之非；《马谡逃亡》篇，论及马谡之被“下狱物故”，并非单以失街亭之罪；《张温党暨艳》篇，论及孙权之隐情和张温称美蜀政之语失传之状；《山越》篇，论及江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开发；《三国疆域》篇，对万斯同所补表、志有所考证。诸如此类，颇有见地，可供研史者参考。

此外，清末黄岩人杨晨，曾仿照宋人徐天麟撰写《西汉会要》的体例，撰写了《三国会要》。其书分帝系、历法、天文、五行、方域、职官、礼、乐、学校、选举、兵、刑、食货、庶政、四夷凡十五目。其学校、庶政、四夷、食货、兵、刑、方域、职官等目，有助于三国典章制度之研究。诸目所引材料，除《三国志》正文及裴注引书外，《晋志》、《宋志》及《通典》亦均引及；后人之辨误、补注、考异及札记，“凡有旁涉，取资博闻”。自云：“征引诸史，故书雅记，极意旁搜，一事可稽，并为甄录；琐闻轶事，杂取附焉。”（《三国会要叙录》，中华书局1956年版）因此，此书多少有些汇集清代诸家考证、补注之功，而且设立了兵、刑、职官、食货等目，或多或少有补《三国志》无志之缺点，个别地方对《三国志》研究者有所启发。但是，它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其所引材料，仍多遗漏，例如关于曹魏屯田制之史料，就多所缺漏；关于东吴屯田制，就没有引及《宋志》与《水经注》中的史料；对清人所补《三国志》的表、志及赵翼、王鸣盛、钱大昕等人的研究成果，并未全部吸收；对侯康的《三国艺文志》，他就未能吸收而写“艺文”一目，反而认为“侯氏艺文，无关宏旨”，而排斥之。故杨晨之《三国会要》从整体来说，虽可供参考，但作用不大，不可对它存过大希望。八、今人对《三国志》及三国历史研究的贡献

今人对《三国志》和三国历史的研究作出贡献者甚多，陈寅恪和吕思勉等大师就是代表人物。在大师们的倡导与带领下，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他们的研究不同于清人的地方，一是不再局限于对《三国志》的补表、补志和校勘、整理，而是进入对三国历史的内在规律性探讨；二是不再局限于就三国历史研究三国历史，而是把三国历史纳入整个秦汉魏晋隋唐这一历史链条中进行探讨和整体把握。陈、吕等大师的后继者，如唐长孺、周一良、何兹全、王仲荦等大师，能以唯物史观来观察历史，能以辩证态度对待乾嘉考据学，从而使得陈、吕等大师初步建立起来的魏晋隋唐史整体框架得以进一步深化。

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写过《曹操》一书，随后就有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论文，还有周一良先生的《论诸葛亮》。自此以后，研究曹操与诸葛亮的文章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土来。有关出版社，为了配合这一讨论高潮，出版了有关曹操问题的论文集，中华书局也配合这一高潮出版了《曹操集》与《诸葛亮集》。后来，有关诸葛亮的研究，更是高潮迭起，以致形成了许多专门研究诸葛亮的群众性学会，就我所知，在湖北襄樊、陕西汉中、河南南阳、山东临沂、四川成都等地都有诸葛亮研究会，各自出版了有关诸葛亮研究论文集。其他三国人物，如司马氏父子、关羽、鲁肃、郭嘉、荀彧、孙权父子、张温、暨艳等人也有人写过文章，形成了三国人物研究的高潮。

关于《三国志》研究的工具书，在清人补表、补志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有关《引得》与《索引》。前者有哈佛燕京学社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后者有中华书局出版的高秀芳与杨济安的《三国志人名索引》。二者都是研究《三国志》及裴注的工具书，有助于人们研究《三国志》与裴注时查找资料。目前，则有人将有关资料索引输入电脑，查找更为方便。这些都是对《三国志》及裴注研究在工具书方面的进步。

在对《三国志》和三国历史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要数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在他的论著中，有关于三国时期的租调制研究、东吴世袭领兵制度研究、山越人研究、曹魏的州郡领兵制度研究、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研究、客和部曲的研究以及曹魏士家制度的研究等等，不胜枚举。所有这些专题研究，大都能发前人所未能发，把三国历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成果，分别被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和《山居存稿》之中，大都为中华书局出版。更为可喜的是，唐长孺先生培养的一些学生，也能在唐先生所开拓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写出了不少有关三国历史的论文和专著，例如高敏所写的《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三国兵制杂考》、《东吴世袭领兵制度探讨》、《曹魏屯田制的历史渊源》、《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曹魏租调制拾零》、《东吴屯田制考略》、《孙吴奉邑制考略》、《曹魏、孙吴“校事”官考略》、《汉末的几支特殊世兵——青州兵、徐州兵与东州兵》及《孙吴封建制度的创始年代略考》等文，有的已经收入《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一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有的被收入《魏晋北朝兵制研究》一书（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还有的收入《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一书（中华书局2005年版）。唐长孺先生的学生，还有朱雷、黄惠贤、杨德炳、卢开万等人，也写了不少有关三国历史的论著，因限于篇幅，恕不在此一一列举。

在三国历史的专题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另一位大师，就是周一良先生。他的《魏晋兵制史上的一个问题》一文，研究的就是曹魏的世兵制——士家制度问题，特别重点探究了兵士与家属分离的错役制问题，很有创见，其文被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最后又被收入《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周一良先生对《三国志》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所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的《三国志札记》中。《三国志札记》包括二十九个问题，如《兵书接（原书为“摘”，误）要》、《曹操遗物》、《无任》、《曹丕曹植之争》、《曹氏司马氏之斗争》、《郡将州将》、《罗落》、《刘备托孤语》等。所有这些篇目，不仅考证与阐发了一系列有关《三国志》史料中的一些疑难和特殊习惯用语的词义，而且从这些史实出发论述了三国时期的一些颇为重大的问题，往往能做到小中见大，于无声处听到惊雷，所揭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远非清人赵翼、钱大昕与王鸣盛等人的研究成果所能比拟，反映出一个掌握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史学考据学家高出乾嘉考据学派的地方。

可与唐长孺和周一良二位大师媲美的，还有何兹全先生，他写的《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论曹操》、《官渡之战》、《司马懿》和《魏晋的中军》等论文，分别对三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历史人物和兵制，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被收入《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此外，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方诗铭，写有《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等有关三国历史的论文；朱大渭研究员写有《诸葛亮躬耕地析疑》、《隆中对与夷陵之战》等研究三国历史的论文，收入其《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张泽咸、胡守为、郑欣、张大可、童超、黎虎、陈琳国、蒋福亚等先生，也写过有关三国历史的论文，惜手头缺少其专门资料，无法在此一一条举。

总之，今人对《三国志》和三国历史的研究，已经超出了清人只重视补表、补志和对《三国志》及裴注的史实进行校勘、补遗、辨误的史料整理性阶段，进入到对三国历史进行全面探讨和对三国典章制度进行深入发掘的阶段，因而拓展了研究的范围，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新问题，也为今后的三国历史研究准备了条件。最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在连云港和南京召开的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长沙考古队的宋少华同志作了长沙走马楼所发现的吴简的报告，这批吴简中包含有不少社会经济史料，有助于自汉到三国时期的租佃关系、户等划分、租调算赋并存的税制、二十等爵的实行情况以及地方行政区划名称等方面的研究。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已于2013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九、阅读《三国志》及裴注的方法

阅读正史，各个人的经历不同，感受不一，体会也千差万别，因此，阅读的方法也必然各不相同，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不易之方。随着阅读者各方面条件的不同，阅读的方法也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我以为阅读《三国志》至少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把《三国志》同《资治通鉴》的三国部分结合起来阅读。

我们知道，历史是关于人类活动的记载。人类活动离不开时间与空间。因此，阅读正史，必须要了解人物、地点与时间三者及其相互关系。而《三国志》这种纪传体断代史，把人物活动划分为三大块，从而使得魏、蜀、吴三国的人物活动情况缺乏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人、地、时三者的联系颇不明白。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它把三个不同国家中的人物在同一时间里的活动情况和相互间的关系组织在一起，既避免了相互隔绝，又纳入了一个统一的时间表，给人以人、地、时的完整概念，从而有助于了解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各种联系。有些人物的活动，在《三国志》的列传中看不出准确的时间，而在《资治通鉴》中却可以看出其活动的时间轨迹，这是《资治通鉴》这种编年体史书的最大功绩所在，而且是经过该书的作者的认真考证、排比而作出系年、系月和系日的，一般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资治通鉴》对某些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有误系年月的情况存在。因此，通过将《三国志》与《资治通鉴》结合阅读，既可以明白在《三国志》中无明显时间记载的一些人物活动与事件发生状况，又可以发现《资治通鉴》有无系年错误、有无增补史料和有无删节史料而造成记事错误的地方。近十年来，我经常给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讲授《〈资治通鉴〉研究》一课，就是以上述三者为中心内容的。通过这种讲授与实践，使他们掌握如何发现《资治通鉴》存在上述三个方面问题的状况，既训练了他们把二者结合阅读的实践能力，又教会了他们如何查找史料和考证史料的方法，进而使他们明白哪些史料应当引用正史，哪些史料应引用《资治通鉴》。

第二，要把《三国志》的阅读，同查找清人的补表、补志及一些名家关于《三国志》和三国历史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

首先，这一阅读方法是基于《三国志》本身无表、无志的状况所引发的；其次，这一阅读法是为了避免白费劳动的需要决定的。为什么通过这种阅读方法可以避免白费劳动呢？因为每个人在阅读《三国志》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许多疑难和产生许多联想。如果能及时查阅清人的补表、补志，许多疑难也许可以迎刃而解；如果不去了解前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就不会明白前人及今人已经发现了哪些问题和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势必发生单凭自己发现的问题去思考的情况，结果费了不少精力写出来的东西，却是前人早已发现了或解决了的问题，岂不是白费劳动吗？何况，从前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中，还可以获得不少新的启示，推动你去发现和探索更多的新问题。因此，这种结合阅读法是必不可少的，虽然阅读时多费点时间，但当你真正研究问题的时候，却可以节省许多时间，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三，要把《三国志》的阅读，同阅读《后汉书》后半部分结合起来。

需要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范晔的《后汉书》成书于陈寿《三国志》之后，陈寿写《三国志》时看不到的一些史书，范晔却都看到了。因此，范晔的《后汉书》同陈寿的《三国志》的重复部分，肯定要比《三国志》的史料丰富。根据把二书作比较的结果，发现陈寿的《三国志》同范晔的《后汉书》相重的有十六篇列传，范书超出陈书约一倍。尽管范书超出陈书的部分，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大多有反映，但因为裴氏与范氏几乎同时使用不为陈寿所见史书的方法有所不同，因而也会造成一些差异。因此，把陈寿《三国志》及裴注同范晔《后汉书》相重部分同时结合阅读，更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第四，要把《三国志》的阅读，同阅读《晋书》诸志及《宋书》结合起来。

需要这样结合的原因，仍然是《三国志》本身无志引起的。当沈约撰写《宋书》时，因鉴于《三国志》无志之病，他就在撰写《宋书》诸志时，往往把宋的诸志所载典章制度，上溯到三国时期，并同《续汉书》诸志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在《宋书》诸志中就可以查到有关三国时期各项典章制度的一些情况。例如《宋书》的《州郡志》，就可查到曹魏屯田制的史料，尤其是东吴的屯田制，在《宋书·州郡志》中多有反映。其他如《宋书》的《百官志》、《符瑞志》、《五行志》、《礼志》等，莫不如此。到了唐代初期撰写《晋书》诸志的时候，也鉴于《三国志》无志，于是在《晋书》诸志中也补入三国时期的情况，因而三国时期的典章制度，也可以在《晋书》诸志中获得某些信息。由于《晋书》诸志与《宋书》诸志都有涉及三国时期典章制度的内容，于是又可以从二者异同中发现问题。在考察《晋书》诸志与《宋书》诸志的矛盾时，一般应以《宋书》诸志为可信，因为它成书于《晋书》诸志之前，所据比较原始，撰写时间更接近于三国时代。

第五，阅读《三国志》时，还应当充分注意地下出土资料，包括各种碑刻、墓志、简牍和遗址、实物。《三国志》史料甚少，裴注虽然大大补充了《三国志》的史料，仍然感到有许多问题史料缺乏。例如东吴是否有户调制，从史籍中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又《吴书·孙皓传》载天玺元年（276）“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泳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东吴现无户调征收之明证，又有“算缗”的征收，我据此在所著《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册第464页中作出了东吴存在征纳算赋的制度的推测。在听了前述宋少华同志的吴简报告后，我喜出望外，因为吴简中明确讲到东吴的长沙郡有算赋的征收，岂不证明我的推测成了确论吗？因此，地下出土材料对于我们解决许多依靠文献记载无法解决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没有此研究实践的人，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

此外，在阅读《三国志》时，还希望年轻人勤于动手，做些阅读卡片、笔记之类的东西。如果什么都不做，读过之后，可能什么收获都没有的。现在有了电脑，使用它可以省时省力。但我劝青年人不要过分依靠电脑，因为电脑毕竟不能代替人脑。用电脑储存材料，毕竟不如自己笔录来的材料准确、可靠和可以变成自己的知识。我一点也不反对使用新的科技成果去更新史学研究方法和从事史料整理工作，但是，这种使用，决不应当成为研究者偷懒和放宽要求自己的口实。

《晋书》说略

唐初四海升平，君臣励精图治。唐太宗为了唐王朝始建基业的长治久安，很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借鉴。他即位不久，便在贞观三年（629）正式成立史馆性质的秘书内省，以修前代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至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从贞观十五年（641）开始，补修了《五代史志》。到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又下诏撰修《晋书》。关于《晋书》的参撰人员，有多种记载，说法不一。综合有关文献及近人研究所得，参撰人员及其分工大致清楚了。（参考冉昭德《关于晋史的撰述与唐修〈晋书〉撰人问题》，载《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李培栋《〈晋书〉撰人续考》，载《魏晋南北朝史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总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总编纂（制订条例及总其成）四人：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分工撰修者十四人：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邱驭、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赵弘智。三类参撰人员共计二十一人，若把唐太宗计算在内，则为二十二人（《晋书》参撰人中的刘允之（又作刘引之、刘裔之），其人有争议，故暂不列入，待考）。《晋书》参撰人员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强大的。由于这二十二人主要来自当时关陇、山东、江南三大文化区，其中一部分人同南北朝文史名家有着家传或师承关系，因而其文化基础较为广博深厚。他们的学业专长，除经、史、文学外，还通晓礼仪、刑法、食货、天文、律历、佛道、谱牒等学。这些人在唐初文化界，确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高水平的修史集团。因此，《晋书》于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开始撰修，至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完稿，仅用了两年零五个月时间。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曾两次下诏修前代史，其中都未提及新修晋史，为什么到了贞观二十年（646），即唐太宗晚年突然下诏，以原十八家晋书“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为由，（《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修晋书诏》）要重修晋史，而且太宗还极不寻常地亲自参撰“史论”呢？这必须从唐初政治形势谈起。唐太宗后期矜于“文德武功”，骄奢渐滋，贞观十九年（645）东征的失败使他有所醒悟。特别是前此围绕皇位继承的严重斗争，皇子们“各树朋党，遂成衅隙”，（《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使太宗对诸子和勋臣猜忌丛生。贞观十七年（643）春天，在平定齐王祐叛乱后，又审理太子承乾谋反案，结果太宗废二子，杀一子、一弟及一批勋戚贵臣。这一关系皇权能否巩固的惊人要案，对太宗晚年心灵的打击极为沉重。他在处理现实政治斗争以寻求身后皇权稳定的过程中，联想起西晋统一王朝的短期覆灭，正是肇始于皇位继承不当和权臣干政，因而他要借修《晋书》以“览古今之失，察安危之机”，既总结西晋灭亡的历史教训，又表明其维护唐皇朝政权稳定所采取各种措施的必要性。

太宗在《晋书·武帝纪》评论中首先指出，晋武帝的“骄泰之心”，使其“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以建立非所，委寄失才”，故而“贾充凶竖”，“杨骏豺狼”，其“祸心”得逞。接着又揭示：“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唐太宗进一步对西晋灭亡原因从理论高度总结说：“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以上见《晋书·武帝纪》）这些历史评论，显然蕴含着现实斗争的丰富内涵，可以说，既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太宗对现实政治斗争处理的自我表白，用以警戒皇子和大臣，以图稳固唐帝国的根基，使其千秋不坠。

同时，魏晋以来长期分裂割据，权臣篡位，战乱不已，政权更替频繁，这种“乱世”使儒家名教纲常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忠君思想大为削弱。随着唐帝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建立，有必要全面地恢复封建统治理论基础，即两汉以来儒家总结的封建伦理纲常和君权神授思想。所以在太宗将儒家名教核心“忠”、“孝”定为撰写《晋书》的基调之后，参撰者皆以“君父居在三之极，忠孝为百行之先”（《晋书·忠义传》）为主题，并结合类传的设计，传主内容的取舍，以及史论的观点，全面宣扬儒家的伦理和天命学说，从思想理论上为巩固皇权大造舆论。虽说阐述封建伦理和天命观，本为封建史学的基本功能，但唐修《晋书》强调以此为指导思想，结合时代背景和现实斗争，更具有特殊意义。以往有的史家认为，唐修《晋书》在于“尊扬皇室，证明（李唐）先世之源”（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为西凉李氏，以及所谓唐以前所修十九家晋史“未能尽善”等，显然均属于次要因素。

重修晋史的班底组成，撰写的指导思想明确后，还必须解决好广泛搜集资料和吸取前人研究成果问题。两晋南北朝史学较发达，各家撰写的晋史共约有三十一部，加上晋故事、晋旧事一类七部，晋史未撰成者六部，晋史注释三部等，各类晋史和资料总共约四十七部。这些晋史著述，至唐初虽然散失不少，但犹存十九家晋史。其中用纪传体撰写的有王隐《晋书》九十三卷（存八十三卷），虞预《晋书》四十四卷（存二十六卷），朱凤《晋书》十四卷（存十卷），何法盛《晋中兴书》七十八卷，谢灵运《晋书》三十六卷，臧荣绪《晋书》一百一十卷，萧子云《晋书》一百零二卷（存十一卷），萧子显《晋史草》三十卷，以上共八家。用编年体撰写的有陆机《晋纪》四卷，曹嘉之《晋纪》十卷，干宝《晋纪》二十三卷，习凿齿《汉晋春秋》四十七卷，邓粲《晋纪》十一卷，孙盛《晋阳秋》三十二卷，刘谦之《晋纪》二十三卷，王韶之《晋纪》十卷，徐广《晋纪》四十五卷，檀道鸾《续晋阳秋》二十卷，郭季产《续晋纪》五卷，以上共十一家。这十九家晋史共计七百一十七卷，唐初亡佚二百二十卷，尚存四百九十七卷，尚存部分占总卷数的近百分之七十。而且最重要的王隐、何法盛、臧荣绪三家晋史基本上全部保存，再补以其余十六家晋史和其他有关资料，应该说唐修《晋书》所依据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是非常丰富的。

以西晋史而论，王隐《晋书》最为重要，其体例纪、传、志俱全。隐父铨“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他搜集整理西晋史料，大约从咸宁元年（275）到元康五年（295），前后二十年。王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以上见《晋书·王隐传》）他于东晋初任著作郎，奉命修晋史。从太兴元年（318）到咸康六年（340），他又继续扩充资料，并最后撰成《晋书》。王氏父子两代人，先后积四十余年之功力，记录和撰写了西晋和东晋初年的“华夷成败”史事。由于西晋末两京倾覆，晋廷所存资料荡然无存，因而王隐《晋书》为以后所有修西晋史者所宗。刘宋时何法盛修《晋中兴书》，集诸家东晋史，“勒成一家，首尾该备”。何氏修史时离东晋较近，既吸取了前人有关的著述成果，又必然增补东晋朝所遗留下来的完整资料。《晋中兴书》也是纪、说（志）、传俱全，可以说是较为详细完整的一部东晋史。

南齐臧荣绪《晋书》，将两晋历史合成一书，其体例纪、录（少数民族偏霸史）、志、传俱全，共一百一十卷。臧氏《晋书》在唐初十九家晋史中，运用资料最为丰富，史实也较为完备，而且是惟一一部包含两晋历史的《晋书》。其资料和观点不仅主要采自王隐《晋书》和何法盛《晋中兴书》，实际上乃是集萧齐以前众家晋史之大成。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称臧氏“勒成司马氏一代事迹，各体俱备，卷帙繁富，谅有可观，即以之传世，亦无不可”。（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三《晋书唐人改修诸家尽废》条）因此，唐修《晋书》以臧氏《晋书》为蓝本，旁摄诸家晋史之精华外，又大量引用《世说新语》、《语林》、《搜神记》、《幽明录》、《异苑》、《华阳国志》以及数十部文集中之有关内容。我们将唐修《晋书》与汤球所辑九家《晋书》相核对，发现唐修《晋书》原文除主要取材臧氏《晋书》外，其采撷王隐《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亦多，而对其他各家晋史则取材较少。至于评论两晋人物，则多取孙盛《晋阳秋》之说，并有所丰富和发展。至于《载记》部分，主要取材崔鸿《十六国春秋》，并参考臧氏《晋书·录》、魏收《魏书》列传卷九五、九九各少数民族偏霸政权的资料。总之，唐修《晋书》既有丰富的资料可采，又有修成的包括纪、志、传俱全的多部晋史可供利用。在此雄厚的晋史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众多高水平参撰者的辛勤劳动，只用了近两年半时间，一部一百三十卷，约一百八十万字的史著《晋书》便告修成。

现在国内保存的《晋书》较早版本，应首推精装影印百衲本《晋书》，也即宋本《晋书》。另有元大德本、明南监本、北监本、清武英殿本。还有吴琯西爽堂本，毛晋汲古阁本，金陵书局本，台北影印四库全书本。解放后中华书局请国内一流史家，以金陵书局本《晋书》为工作本，用各种版本互校，并利用前人成果最后完成的点校本《晋书》，其中错误最少，因而成为当前《晋书》的普遍流行本。二、《晋书》的主要内容和编撰特点

唐修《晋书》计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叙例和目录各一卷，共计一百三十二卷。因目录置于书首，叙例佚失，故现存一百三十卷。其所记史事，凡西晋四帝五十四年，东晋十一帝，一百零二年，共计十五帝，首尾共一百五十六年（265—420）。关于匈奴、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及汉人张氏、李氏所建（前凉、西凉）偏霸政权的史事，则编入二赵、三秦、五凉、四燕、成（汉）、夏等十六国的载记和列传之中。由于唐太宗亲作宣、武二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传的“史论”四篇，故曾题名为“御撰”。《晋书》的内容，主要记述了司马氏代魏平吴、户调式与田制、诸王分封与出镇、修定晋律、兴学校复礼仪、天文与历法、职官制度、老庄思想与玄学、清谈误国、八王之乱、各族人民大流徙和起义、十六国政权的兴衰、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东晋的建立与北伐、地方政权与侨州郡县、高门与豪族分割人户、皇室与高门骄奢淫逸、贬抑浮虚、佛教道教兴起、佛道与儒学的圆融、官吏的贪残腐败、皇室与高门争权、门阀政治、赋役繁殷、百姓凋弊、东晋末农民起义等历史事件，并从经济、政治、军事、民族、社会、文化思想、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以表述两晋和十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晋书》在记述这些史实时，本纪采取编年体，将两晋的重大历史事件按年、月、日编排，以此为两晋历史发展的纲。而每一历史事件的详细内容，则分别编入有关列传或志中。如政治军事方面，晋武帝平吴，本纪中只略记各军将领进军路线及指挥隶属关系，以及吴国孙晧投降所献州、郡、县数、总人口数、兵数和吏数。关于平吴的最初谋略，则分别见于羊祜、杜预、王濬、张华等传；平吴水军准备工作，则见于王濬传；战略战术指挥原则见于贾充、杜预、王濬等传；战争过程则见于杜预、王濬、王浑、唐彬、周浚等传。又如晋律修定，乃晋文帝司马昭（追封）命贾充领衔，以郑冲等十四人参修。此事在《文帝纪》和《武帝纪》中，都只记寥寥数语。另在贾充、郑冲、荀、荀勖、杜预、裴楷等传中分别述及。而《刑法志》记此事最详，不仅记所有典修晋律的十四人人名，修律过程，而且指出晋律包括律令六十卷，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余言，故事（指旧律案例）三十卷。晋武帝泰始三年（267）《晋律》修毕，四年（268）正式颁布施行。再如东晋元帝、明帝两朝皇室与高门王氏争权，及王敦起兵反叛，在元、明二纪中，只略记其梗概。东晋琅邪王氏势倾朝野，故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关于王氏扩展势力，翦除皇室亲信，见于王敦、刘隗、刁协、戴若思等传；王敦叛乱，以及明帝平定叛乱，则详见于王导、温峤、郗鉴、纪瞻、刁协、周等传。关于上述政治军事史实，在帝纪、列传、志中都有记载，一般帝纪较略，而传、志较详。就《晋书》整体内容而言，政治军事史实多于经济、文化和其他史实。

关于经济方面，西晋平吴后，实行“户调式”，规定占田课田数额，以及官僚依品级占有衣食客、佃客和荫户，这是我国中古时代一项重要的田制和赋役制度。但此事在《武帝纪》中不载，而专门放在《食货志》中详述。再如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实行度田收租制，亩税米三升。哀帝隆和元年（362）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又废度田收租制，王公以下每口收税米三斛（斛同石），免除现役之身。太元八年（383），又增税米，凡口五石。东晋这四次征收田赋的变化，在帝纪和《食货志》中都有记载，只是志比帝纪记载较详。又如农桑灾荒方面，有的列传在谈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时略有提及，《五行志》也有记载，但在《食货志》中则记述最详，这又是贯彻典制传略志详的原则。

关于文化方面，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对礼乐极为重视，认为治国治身须臾不可离。故司马昭平蜀后，以荀删定礼仪。上奏请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孔颢等人，共同撰定《晋礼》。此事上述诸人传中有记，但集中记述于《礼志》。《礼志》三卷中，既指出先秦和汉魏礼制发展概况，又集中阐明晋礼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具体内容，以及施行的各种仪式。又如武帝咸宁五年（279）冬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藏于秘府。此事又分别见于卫恒、荀勖、束皙三人传中。因束氏在秘府曾参加整理小篆古书，故该传记载最详。有竹简古书书名，如《竹书纪年》、《易经》、《国语》、《琐语》、《大历》、《穆天子传》及其他杂书等，共计七十五篇，约十万余言。

我国古典史学，立志以记朝章国典，与本纪、列传相表里。各类典章制度内容丰富，从另一个角度表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诸多方面。这些内容有的虽散见于纪、传史文，但必须分类各专立一篇，才能说明其首尾全貌。《晋书》共立《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等十志，共二十卷。其中除讲述天人感应、星象变化、四时节令、度量衡制度外，还包括礼乐兴衰、职官品位、刑法轻重、经济盛兴、河渠通塞、地理沿革、车舆交通、服饰变化等等。《晋书》十志，从汉末写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缺陷，而且对晋以前的典章制度加以概述，保存了不少前代有关各志的重要资料。如《地理志》的总述，记录了历代地理建置的沿革流变，也写出了历代封国、州郡等级以及户口增减情况，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地理总论。《天文志》介绍了汉魏以来存在的三种天体说，并肯定了浑天说。《律历志》记载了《黄初历》、《景初历》、《春秋长历》等三种历法，是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刑法志》记录了李悝《法经》片断，乃是刑法史的宝贵材料。《晋书》载记体为正史中的创新体裁，它包括纪、传、志的各种内容。以《石勒载记》为例，从他出生讲起，叙及家庭生活及其被掠卖为奴、佣耕于野等青少年时代事迹。而重点则按年、月讲述石勒参加西晋末各族人民起义，东征西伐，南进北退，直到他称帝及病故的政治军事斗争史实。这显然是采取帝纪和列传相结合的体裁。同时，在《载记》中又记石勒建都襄国后，逐步建立中央和地方政权，整理户籍，征收户调，并置劝课大夫、典农使者，核定户籍，督课农桑，以及货币铸造与流通等这些属于《食货志》的内容。石勒称赵王后，记其境内二十四郡郡名及总户数二十九万，这些应属《州郡志》内容。石勒称帝后，记其备天子仪仗礼乐详情，这应属于《礼乐志》内容。《石勒载记》中还讲述后赵设法曹内史、律学祭酒等法官，先采集律令要文，暂时施行，当律法修成后，悉依法令治国。这些又属于《刑法志》内容。石勒还“清定五品”，“复续定九品”，以张宾领选，“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这些应属于《职官志》内容。从《石勒载记》整体内容看，显然具有纪、志、传合一的特点。

两晋十六国和北朝，是我国民族大融合时期，而十六国为当时民族融合的第一阶段。十六国政权中除前凉、西凉为汉人张氏、李氏建立外，其余十四国是少数民族匈奴、巴、羯、氐、羌、鲜卑建立的。在十四国政权记述中，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逐步实行汉化措施，有明确详细的记载。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重用汉族士人，不同程度地吸取汉族封建统治的各种制度，尤其重视“汉化”的指导思想儒学。如巴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汉族士人阎式仿汉制定朝仪百官，并实施各种封建统治制度。成（汉）主李雄“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晋书·李雄载记》）后赵有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和官吏选举制度。石勒建都襄国后，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选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受学。又仿汉族封建政权起明堂、辟雍于襄国城西，作为设教施政之所。石勒还令各郡国立学官，每郡设博士祭酒二人，弟子一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晋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石勒还建社稷，立宗庙，祭祀天地祖宗。并设置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以教习儒家和法家的治国理论，研讨礼教和法制的实施，使后赵政权逐步向汉化方向发展。

前燕鲜卑慕容氏各代君主，都注重儒学教育，慕容廆理政之暇，亲临太学，听儒生讲经，宣扬儒学。慕容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为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晋书·慕容皝载记》）他还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优秀者，擢充近侍。后秦姚兴，崇尚儒学，“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又“兴律学于长安。……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晋书·姚兴载记》）北凉匈奴卢水胡沮渠氏，继前凉在河西保存了汉族文化传统，儒学和其他学术思想昌盛。北凉政权与南朝刘宋政权常有文化交往，并互相赠书。尤其是氐族苻氏建立的前秦政权，其汉化程度在十四国中最为典型。秦王苻坚重用汉人王猛，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实行法治，打击豪强，整饬吏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于是兵强国富，天下升平。苻坚深知儒学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特别倡儒重教。他在中央设立太学，并亲自考核学生经义，一次便对成绩优异的八十三人加以优叙。苻坚还特令中外将士“皆合修学”，每二十人委派一名儒生负责教授。又在皇宫中设立“内司”机构，选宦官和宫女中聪慧有才识的人为博士，专门负责向宫妃传授汉族文化。（以上见《晋书·苻坚载记》上、下）前秦政权对儒学教化的这种普及措施，在当时少数民族政权中，是最难能可贵的。

总之，《晋书》以帝纪按年、月、日纪事为纲，列传分条记事为目，纲举目张，再补以各志所记典章制度，使两晋史事和典制完备。各《载记》则以纪、传、志合一的独特体裁，记述纪、传、志中未能包含的十六国史事。一部完整的《晋书》，记述了两晋十六国纵横交错的历史格局，从而展现了当时中国版图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各自建立政权，以及相互关系等历史发展的全貌。三、《晋书》的史学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晋书》的史学成就，北宋修《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中指出：《晋书》内容“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遗逸，芟夷芜蔓，举其精要。……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据摭诸家传记而附益之，爰及晋代文集，罔不毕记”。可以说，这是最早对唐修《晋书》史学价值较为全面肯定的评价，其中“举其精要”、“罔不毕记”，乃指《晋书》取材宏富，记述精审，显然是针对前人批评《晋书》“务多为美”（《史通·内篇》）、“不求笃实”（《旧唐书·房玄龄传》）的一种反批评。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卷七《晋书》条认为：唐修《晋书》时，诸家晋书“时当俱存，必皆兼综互订，不专据荣绪一书也”。这里首先肯定《晋书》博采众家之长，所以能胜过诸家晋史。赵氏进一步指出：“当时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迥非《魏》、《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记，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语也”。赵氏对唐修《晋书》整体评价很高，认为取材详而精，叙事简而要，行文明快苍劲，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并认为魏收《魏书》、沈约《宋书》、崔鸿《十六国春秋》，都不能与其相比。赵氏更进一步肯定《晋书》多收时人表、疏、赋、颂等原始文献，最能反映当时官场腐败，文人清谈浮虚，以及选举之弊等实情，此点最具史学慧眼。赵氏所论，乃是对唐修《晋书》从局部到整体全面公允的评价，以后赞同其论者不乏其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历史科学空前繁荣，史学新秀崛起，史学史研究随之发展，大多对《晋书》的史学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总的说来，《晋书》的史学成就，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两晋一百五十六年，乃是我国秦汉以降最为混乱的时期。西晋统一仅十一年便发生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紧接着又爆发了各族人民起义，随之由五胡贵族和汉族张氏、李氏建立起十六国割据政权，以后长期形成南北对峙、政权林立、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因而两晋十六国的历史，包容国别繁多，兴亡无常，各国的族别、地域、时间、人物和史事等，可谓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唐初史家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在撰修《晋书》时，既以两晋历史为主线，又把其他各国摆在恰当的地位，并受前代史著的启示，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兼有纪、传、志特点的“载记”体，完整地记叙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兴亡。全书分纪、志、传、载记四种体例，对两晋和其他政权的各个方面，分门别类地加以缕述。因而它对两晋十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格局，能够较为完整系统地表述出来，不仅史实头绪清楚，主次分明，而且比起其他诸家晋史来，更能反映两晋十六国时期中国全境历史的总体面貌，显示了唐初史家高超的撰史技巧和创造才能。

第二，唐修《晋书》最能表现史识的，乃是在七十卷列传中大量引用传主所作疏、表、书、论、箴、教、经、制、释、誓言、颂、诗、词、赋、书势、书状、图序等各类体裁的文献资料共约二百七十余篇。在这些原始材料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两晋十六国历史发展的各类重大核心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如《刘颂传》的《论分封疏》，《刘毅传》的《论九品八损书》，《李重传》的《论九品之弊疏》，《王沈传》的《释时论》，《皇甫谧传》的《释劝论》、《笃终论》，《傅玄传》的兴学校、重农务诸疏，《江统传》的《徙戎论》，《阮种传》的“戎蛮猾夏”《对策篇》，《温峤传》的《军国要务七条》，《裴传》的《崇有论》，《王坦之传》的《废庄论》，《刘寔传》的《崇让论》，《鲁褒传》的《钱神论》，《郭璞传》的《刑罚疏》，《范宁传》的清吏治、省赋役诸疏，《王羲之传》的三封《论东晋弊政书》等，上述各类原始文献，乃是两晋朝军政要人和文化界人士对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问题的看法，既有切合时弊的概论，又包含着许多具体史实和统计数字，大多揭示了历史的真实，或指出两晋政权有关军国大政决策的得失，或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时代风貌，对我们研究两晋十六国历史至关重要。

第三，我国古代儒家提出的大一统思想，经过秦汉统一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建立，已成为定型。自汉末至隋统一，近四百年间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加之两晋南北朝史家修史，或只重两晋而忽视十六国政权，或不从南北朝整体历史出发，只记本国历史而抹煞其他政权，这些因素必然使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受到削弱。唐王朝实现统一后，必然要恢复大一统思想，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唐修《晋书》在总体构思上正是根据大一统思想理论，重新设计、编纂、论述一个分裂时期中国历史的全貌。它既以两晋政权为正统，又以十四国为偏霸的“载记”体（前凉、西凉为列传）的创设，就是大一统思想在编撰史著方面的体现，从而解决了如何全面如实地反映割据政权林立、民族关系复杂局面的难题。这不仅做到了历史分裂而修史全面的矛盾统一，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大一统思想理论，对我国古代国家的统一富强，以及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但长期以来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大汉族主义思想较为突出。唐修《晋书》在“华夷一家”的进步民族理论指导下，对民族关系的处理较为公允。虽然记述少数民族政权的“载记”中有“僭伪”字样，但在史实叙述中，将东晋和十六国基本上放在同等地位对待。因此，在整体字数安排上，东晋（与十六国同时）纪、传共四十二卷，除去四夷、二凉三卷共三十九卷，约五十三万七千余字（减去《忠义传》至《列女传》等七卷中十六国人物所占字数）；十六国共三十二卷，约四十三万一千余字，十六国历史的字数，约为东晋的百分之八十，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这就有条件对十六国政权记载较详，包括族源、习俗、建国前活动和建国始末等。而且“载记”在记录十四国政权历史时，较为公允地既揭露其落后的一面，又肯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尤其对石勒、苻坚、姚兴、慕容等一批杰出的少数民族国君的历史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晋书》的各类传，如《儒林传》收入十六国人物五人，《隐逸传》收入十六国人物十三人，《艺术传》收入十人，《列女传》收入十四人，《忠义传》收入五人，共计四十七人，占五个类传总人数一百三十七人的百分之三十四。假如减去西晋时期的人物，比例还会更高。在《儒林》、《艺术》两类传十六国人物的十五人中，大多入仕各少数民族政权，不少人身居要职。如《忠义传》中的韦忠，先守义于西晋太守陈楚，后尽忠于前赵政权刘聪。刘敏元仕刘曜为中书侍郎，因瞻护同县孤老，被誉为忠义之士。《列女传》在于褒奖“贞烈之风”，前赵刘聪妻刘氏、苻坚妾张氏、苻登妻毛氏、慕容垂妻段氏、段丰妻慕容氏、吕纂妻杨氏等皆予以列入。上述各项内容均可证明，《晋书》所记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各自字数的分配、内容的繁简、类传人物的选择，唐初史家都是在对东晋和十六国基本上同等对待的原则下，通过精心构思后设计和安排的。这种构思和安排，不仅全面地再现了十六国时期一百三十余年北中国的历史，而且也表明这段历史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唐修《晋书》对十六国历史如此重视，使人们能够进一步认识，经过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斗争和融合，各族优秀文化的结合，促进了北朝历史发展的进程。隋唐大帝国统一政权的强大，中国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盛唐光辉灿烂文化的出现，正是在十六国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五，《晋书》参撰者大多文学功底深厚，能娴熟地掌握和运用古代汉语。从整体看，叙事头绪清楚，主次分明，行文言简意赅，凝练遒重，通顺流畅，绝少繁冗浮滥文风。这就是赵翼所称道的“爽洁老劲”，“简而不漏，详而不芜”。此外，在《晋书》列传、载记叙事散文之中，有不少篇章清新隽永，形象生动，寓论述于叙事之中，饶有文学情趣。如《姚弋仲载记》叙述石季龙死前召弋仲前去平定梁犊，弋仲当面称季龙为“汝”，数其过失，自称“老羌”，“请效死前锋，使一举而了”。于是跨马于庭中，问：“汝看老羌堪破贼以不”？且“策马南驰，不辞而出，遂灭梁犊”。这段文字把一位羌族部落骑兵首领的粗鲁率直、真诚无欺的表情和神态，描述得栩栩如生。又如《刘伶传》记述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一开头便讲述其容貌陋，言语寡，任情志，不妄交，惟与阮籍、嵇康“欣然神解，携手入林”，“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接着又渲染他常乘鹿车携酒，使人荷锄相随，谓曰：“死便埋我。”随后描写他向妻求酒，从而演出一幕夫妻二人幽默诙谐的禁酒活剧。只用了二百余字，便将一位不慕荣利、任情放达、风流潇洒的名士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晋书》中这类叙史文笔，包含有故事情节、典型环境、人物形象和内心活动，具有很强的文学价值。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及其前后》中曾说：“记人间事者甚古。……若为赏心之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返文艺矣。”郑振铎则认为这种“近文艺”的“赏心之作”，实为“未成形的小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鲁迅和郑氏所指，当以《世说新语》和《语林》为代表。《晋书》大量地摘录这类近文艺著作的素材，史家们在剪裁、编缀、修订中，又或多或少地做了文学加工，从而更加深化了这些赏心之作的文学趣味。《晋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继承了《史记》、《汉书》光辉的文学传统，而且带有魏晋时期文艺素材隽永、幽默、诙谐、风趣的时代特征。（参考李培栋《〈晋书〉的文学性》，载《魏晋南北朝史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关于《晋书》的史学成就，如体例结构合理，采集资料宏富，内容翔实，叙事言简意赅，行文生动形象，以及所含大一统思想及民族团结平等进步观等，所有这些既继承了某些古典史学的优良传统，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可以说这些是一部好的正史必须坚持的编纂原则，因而隋以后的多数正史，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从而为后代修史起了借鉴和启迪作用。四、阅读《晋书》应注意的问题和方法

唐修《晋书》的史学价值虽高，但也存在着某些缺陷，这是读者在阅读时首先必须注意的。我们根据前人对《晋书》的批评，并结合本人的研究，对《晋书》不足之处，概括总结为三条。

第一，《晋书》出自二十余人之手，而无名家做总体性的统一加工修订，虽有敬播“叙例”，未能全面贯彻，因而有时体例不够规范，或前后内容重复。最突出的是纪、志、传、载记史实，有时互相牴牾。如《怀帝纪》记永嘉四年（310）十一月，加凉州刺史张轨安西将军（三品），本传谓永嘉中（307—312）拜代都督的镇西将军（二品）。《愍帝纪》记杜弢“道亡死”，本传中却说：“（弢）不知所终”。这是纪、传记述互异。《孙盛传》记其父恂为颍川太守，《孙楚传》却说其子恂“未仕而终”。《武帝纪》记咸宁五年（279）十月，“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束皙传》作太康二年（281），《卫恒传》又作太康元年（280）。这是纪与传、传与传记载互异。《慕容载记》云拜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穆帝纪》只说假幽、平二州牧。这是纪、载记内容互异。《李重传》载“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可是《晋书》有《职官志》，不称《百官志》，且不载李重之议。《司马彪传》记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彪“上疏定议，语在《郊祀志》”。而《晋书》无《郊祀志》，惟有《礼志》，亦不载彪疏文。这是纪、志所记不相顾及。所有上述诸条，皆因纪、志、传、载记出自众人之手，无一大手笔总其成，彼此不相检照所致。此外，撰史者抄录袭用旧晋史文，不细考究，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第二，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大多能广稽百家、兼容众说而推雅取正。这是最重要的考求信史精神，要求撰史者要有严谨的学风和明睿的识断。《晋书》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错误。如《皇甫方回传》载王敦遣从弟廙代陶侃，“廙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据陶侃、王廙、杜曾三传记载，荆州将吏拒王廙，乃在廙未到荆州之前，且所迎为杜曾，而非杜弢。《孝武帝纪》记太元十四年（389）六月，“荆州刺史桓石虔卒”。而《桓石虔传》说他监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而不为荆州刺史。另据《桓石民传》载，石民为监荆州军事、荆州刺史。可见石虔当为石民之误。桓温北伐“金城泣柳”事，本在东晋太和四年（369）第三次北伐，由姑孰赴广陵，必经琅邪侨郡治所金城。《桓温传》误移于永和十二年（356）第二次北伐。此次北伐姚襄，由江陵赴洛阳，不得经金城。《王羲之传》记“王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此事采自《世说新语·赏誉篇》“阮光禄云”条：“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刘孝标注称：光禄为阮裕，右军乃羲之，长豫乃王悦（即王导长子），安期指王应（王导兄王含之子）。而王承也字安期，乃太原王湛之子，他卒于元帝渡江之初，不得入琅邪王氏“三少”。（参考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八《赏誉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面两条均为采《世说新语》资料未加深究而致误。《王羲之传》称：羲之为会稽内史时，“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按羲之为会稽内史时，谢安尚未出仕。永和九年（353）夏四月，谢尚为尚书仆射，此时王羲之正为会稽内史。故谢安当为谢尚之误。《天文志》下载：义熙七年（411）七月，朱龄石平蜀。按《安帝纪》称：龄石以义熙八年（412）十二月西征，九年（413）七月平蜀。显然前者为误。《天文》、《五行》二志，虽出自名家李淳风之手，仍存在着纰谬。如日蚀由于太阴之交，约一百七十三日一交，故未有不逾五月而再日蚀者。《天文志》中却载：武帝泰始二年（266）七月丙午，十月丙午；泰始九年（273）四月戊辰，七月丁酉；十年（274）正月乙未，三月癸亥；惠帝永康元年（300）正月己卯，四月辛卯等皆有日蚀，并不满一百五十天。以《宋书·五行志》相校，则泰始二年惟有七月丙午日蚀，九年惟四月戊辰日蚀，十年惟三月癸未日蚀，惠帝永康元年惟四月辛卯日蚀。沈约《宋书》所载日蚀，据两晋实录，又合日蚀常规，必可据信。显然《晋书·天文志》中所载其他四处日蚀当为误记。《地理志》缺漏尤多，如太康三年（282）以后至怀、愍两朝三十四年，郡县沿革多不记。东晋地理沿革全无，其中侨州郡县及十六国疆域志，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关系密切，《地理志》却全部遗漏。这些都反映出，《晋书》作者群虽然文化层次较高，但其中多文咏之士，史学素养较差。他们对我国古典史学的优良传统，即考信求实精神，缺乏深刻认识，更谈不上潜心追求。可以说，这是《晋书》出现各类史实纰谬和缺漏的主要原因。

第三，封建史家的著述，对封建迷信大多难以完全避免，这是其史观和史学功能所决定的。但他们考信求实精神和学风严谨程度不同，其著作中封建迷信色彩浓淡也各异。应当承认，《晋书》中的封建迷信色彩是比较浓厚的。如《杜皇后传》记：“长又无齿，有来求婚者辄中止。及（成）帝纳采之日，一夜齿尽生。”《干宝传》载，其父宠侍婢，其母妒忌。宝“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既而嫁之，生子”。《苻丕载记》云：前秦右丞相徐义为慕容永所俘，“械埋其足，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南奔。《刘聪载记》说：刘聪死前，鬼哭于光极殿，其子约已死，“至是昼见”。《艺术·吴猛传》记，他有“神方”，还豫章时“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划水而渡，观者异之”。《艺术·佛图澄传》称：他“能役使鬼神”，石勒爱子斌暴死后，澄“取杨枝沾水，洒而咒之”，斌又复生。《桓温传》载方士比丘尼有道术，于别室浴时，“倮身先以刀自破腹，决断两足”，浴后身体完好如初等。应当指出，《晋书》中的鬼神荒诞不经之说较多，既因采自当时鬼神志怪之书的资料，又受王隐、何法盛晋史中《鬼神录》的影响。虽说此为败笔，但又反映了当时人普遍崇拜宗教鬼神的文化风尚，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人文化心态的素材，未可一概否定。正如吕思勉所说：《晋书》“荒怪”之说，“亦当时风气使然”，“唐修《晋书》偶而存之，亦何足怪”。（吕思勉《读史札记》论《晋书》七）《史通·采撰》篇贬《晋书》说，“其事非圣，其言乱神”；《四库提要》斥其“崇尚浮虚，宏奖风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正史·晋书》）均属偏激之谈，而非笃论。因为两晋之时，正是一个“非圣”、“乱神”、“奖浮华”、“尚风流”的时代，《晋书》如实记述当时文人学士风貌，以及文化学术思潮，同时也记录了一些反对浮华和无神论思想的言论，正好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两晋历史的真实，符合实录的原则。

尽管《晋书》存在着某些缺陷，但从全面考察，其资料十分丰富，体例较完备而有创新，史事叙述头绪清楚，处理东晋十六国的复杂关系较为合理，行文简洁遒劲而具有文学风采，且包含着某些古典史学的进步观点，它基本上反映了两晋十六国一百五十六年历史的全貌，而且是记述这段历史最为完整的惟一一部史著。因此，南宋史家叶适在全面论述《晋书》时指出，《晋书》的成就占七八成，其不足之处只占二三成，（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〇《晋书二·总论》）乃是较为公允的评价，因为它完全符合《晋书》内容的实际。以后学术界对《晋书》的评价，大都认同叶适的观点。如刘节《中国史学史稿》认为，“唐修《晋书》是一部好的正史”。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对《晋书》本纪、列传、载记的编排叙述，基本上作了全面肯定。台湾学者廖吉郎在《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中提出：唐修《晋书》“虽不及《史》、《汉》、《三国》诸书，然以视唐宋以下诸史，犹当较胜一筹，其蒐讨之博，包罗之富，诚汉以后一伟大著作也”。我们认为，读者在阅读《晋书》时，既要注意书中的缺陷，不为其所误导，又必须对《晋书》有客观公正的评价，充分认识其史学成就，而对古代史家不能苛求，这样才能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史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关于阅读《晋书》的方法，应当因人而异，灵活掌握。如果读者为了研究两晋十六国史，最好由老师指导，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有选择地进行阅读。如读者为了学习历史而研读《晋书》，那么，可根据我们前面讲的《晋书》本纪、列传、志、载记内容各有偏重而又互相联系、互为表里的特点，假如要了解某个帝王或某个重要历史人物，则可阅读有关本纪、载记及有关人物列传，从本纪、列传中再挑选相关人物列传及有关事项，自可对该帝王或该人物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假如要弄清当时某一历史事件，则可依据本纪所示纲要，再查阅相关人物列传，因为事是人为的，事和人总是不可分的。假如对某种典制感兴趣，主要可考察各志中的相关内容，以及内容中所示相关人物列传，即可了解其梗概。如果发现时间、地点、事件、典制的疑难问题，只要弄清楚是哪一年，即可在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史著《资治通鉴》有关部分中查证。《晋书》关于历史事件，常常分散在本纪、列传、志中叙述，不易全面了解其始末和整个过程。对此，读者可查阅南宋袁枢所编辑《通鉴纪事本末》两晋十六国部分。袁枢根据《资治通鉴》的有关内容，将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史实集中在一起，按时间先后叙述，对于历史事件始末、相关人物、事件过程等，都讲得十分清楚。读者还可配合阅读近人吕思勉所著《两晋南北朝史》，这是一部质量颇佳的断代史，它可以帮助你明了两晋十六国政治、经济、文化、典制的历史全貌。五、关于《晋书》的研究成果和参阅著作《晋书》修成后，唐宋时期的《通典》、《通志》、《通考》，以及《资治通鉴》两晋部分的《考异》和胡三省《音注》，对《晋书》的典章制度和史实内容，有所补缺正误。但真正在《晋书》的文字校勘、编纂内容和典章制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者，当推清代、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清代学者有近二十人对《晋书》作了校勘、补正、考异、商榷等工作，其中成绩显著者，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劄记》、卢文弨《群书拾补》、张熷《读史举正》、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晋书校文》、劳格《晋书校勘记》、李慈铭《晋书札记》等。如果仅从校勘角度讲，以周、丁、劳三人成就最为突出。如就《晋书》校勘和全面研究而论，则钱、王、赵三人用功最勤。钱氏乃经史、音韵、训诂、典制、地理、金石之通才，其《晋书考异》共计约三百七十五条，而用力最多的是对《晋书》各志的正误补遗，其条数占总条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王氏博学有重名，其《晋书商榷》共约三百零九条，多有发微正谬。赵氏为史学名家，其对《晋书》的多处评论极具卓见。他们三人在校勘的基础上更进一层，对《晋书》所记年、月、日、地名、人名错误、掌故释疑、记事颠倒遗漏、礼、乐、天文、历律、郡县沿革、侨州郡县迁徙的考辨诠释，无不涉及，内容较为丰富。清末以来学人对《晋书》的评论，不少来自钱、王、赵之说。

我国古典史学，立志以记朝章国典。《晋书》虽有十志，但如《地理志》等存在问题较多，又无艺文志，因而清代学者首先重视对《晋书》的地理、艺文两志的校正和补缺。《二十五史补编》所收《晋书》校补志十一种中，清人便有九种，均属地理、艺文两类，可称开创之作，内容丰富，价值颇高。年表对于史著，提要省繁，年月史实相系，聚类汇总而便于寻检。清人万斯同等为《晋书》补《诸王世系表》、《将相大臣年表》等共十八种。这些年表对西晋诸王或两晋百官初步理出头绪，或关西晋乱起之由，或涉两晋、十六国职官制度，稽检方便，殊为重要。总之，清代是对《晋书》全面进行校勘、编纂研究以及补志补表的开创时期，为后代学者进一步研究《晋书》打下了基础。

民国时期用力于《晋书》者颇不乏人。其成绩斐然者，首推吴士鉴、刘承幹《晋书斠注》。该书分列“溯源”、“捃逸”、“辨例”、“正误”、“削繁”、“考异”、“表微”、“补缺”、“广征”、“存疑”十例。其内容旁搜博考，异者辨之，同者证之，谬者纠之，遗者补之，书法体例，声韵训诂，无不囊括。其资料搜求甚广，凡经史子集、释道诸部、敦煌遗书、流沙坠简、外国史乘、类书、地理、方志、金石、考古等，悉心网罗，务求穷尽。据初步统计，凡引书三百二十余部。（参考刘节《中国史学史稿》。台湾学者廖吉郎《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所列《晋书斠注》引书凡三百一十余种）吴氏力求吸取前人所有校勘注释成果，实为对他以前《晋书》校勘注释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校勘记》中，征引前贤校注最多者，即为《晋书斠注》，总共约二百余条，可见其对《晋书》研究之重要性。然而《晋书斠注》同任何鸿篇巨著一样，受个人和时代条件限制，如果详为审察，其内容既有可斟酌之点，亦有失误之处。不过，吴氏对《晋书》研究所作阶段性总结，其功绩是不可否认的。

民国时期，继清人为《晋书》作志者共有五家，全为补经籍艺文之类。其中最佳者要算黄逢之所作《补晋书艺文志》，深思博涉，用力最多。此补志同清人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互有详略补充，堪称补两晋艺文志之代表作。杨守敬以《晋书·地理志》问题较多，虽有清人补正，犹未尽善，故取材而绘为图。其所绘有西晋、东晋、十六国等共十八幅地理和疆域图。据称，此乃证前人补《晋书》地理志之不足。程旨云撰《中国历史地理·两晋篇》，其篇首分弁言、晋代行政区域之演变、户口农田水利、都市与交通、边疆民族、民族大迁徙、民族血缘与民族文化、结论，共八篇，附有七表。程氏认为，两晋地理重点有三：行政区划之演变、南北交通之要道、民族意识之反映等，其讲述甚详。显然，程氏两晋地理篇之旨趣，已超越地理而深化到与地理有关的史实之研究。

民国时期，继清人之后，又补《晋书》十四表。其中除补晋宗室王侯、异姓封爵、晋方镇等表外，沈维贤所补《晋五胡表》值得注意。此表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开始，迄晋愍帝建兴四年（316），每年之下，再分述有关西晋及各少数民族史实。有关“五胡”之始兴，寇乱之情由，详为注释，无论地域、种落、建国始末，旁征博引，条理分明。缪荃孙撰十六国中的四凉、夏、北燕六国百官表，乃补清人之所缺，共得六国职官三百八十四条。至此，两晋十六国之志、表大致补全，以后表、志之作告一段落。表、志中之重复者，或补其缺，或纠其不善，除少数水平较低外，绝大多数互见详略异同，各具短长，自可齐轸并驱，为学人所用。故民国时期，乃是对《晋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及补志、补表的最后完成时期，其成绩是显著的。

新中国建立至今五十年来，对《晋书》进行了全面研究，其主要成就可分为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校勘方面全面总结前人校勘成果的是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及其《校勘记》。该书最早为吴则虞初点，并作了《校勘记》长编。杨伯峻和张忱石在吴氏基础上，正式进行全面校点，并按统一体例出《校勘记》。《载记》部分则是由唐长孺校点的。全书《校勘记》共计约为二千一百五十六条，减去重复的五十一条，共有二千一百零五条。杨、唐、张等自出《校勘记》一千三百八十五条，为校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其余吸取二十六家校勘和研究成果共一千一百四十二条，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杨、唐、张等自校所出《校勘记》，约占三分之二，足见其用功之深。此《校勘记》按内容分类，对《晋书》原文衍、脱、错字、字句倒误的校勘共约六百一十一条，订正各种类型的人名错误的三百二十九条，史实错误约一百余条，记日干支错误约九十二条，年、月时间错误约一百一十七条，地名错误约一百零三条。杨、唐等校勘所用版本，除宋本、元本、明本、清殿本外，还采用敦煌石室《晋书》残本，以及各种类书、典制、金石、《通鉴》原文、考异、胡注等古文献，各类古籍和考古资料，基本上网罗殆尽。故所出之《校勘记》，绝大多数不只是用一二条证据，而是用三、四、五、六条或更多的证据。这比清人校勘常只用一二条证据，有的虽指出错误，但不知何据，更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惟其搜集资料最为丰富，所以其《校勘记》才有可能比其他各家校勘总和多出一倍。而且杨、唐、张氏等在采用其他各家校勘成果时，常用多条材料加以补正，这类补正名家的校勘记，共有约二百七十九条，占所吸取前人校勘记的百分之三十八。因此，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不但是目前所有版本中最好的，而且其所出的《校勘记》，对研究晋史和《晋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另有《吕思勉读史札记》中论《晋书》七条，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关于《晋书》的有五十三条。由于上述两人对魏晋史造诣很深，其札记水平颇高，除多数是对《晋书》编纂的史实、制度、名物、词语的考订辨识外，有少数实际上是短篇论文，对两晋十六国史多有创见。

第二，建国后专门研究《晋书》的论文，大约有三十余篇。内容包括唐修《晋书》的原因、编撰指导思想、参撰人员、起止时间、取材来源、史实正误、“载记”与《十六国春秋》的关系、《晋书》的文学性、对《晋书》的总体评价等。其中大多数文章质量颇佳，所获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对唐修《晋书》的原因、起止时间、参撰人员、取材来源等问题，基本上予以解决。其次，对《晋书》的编纂方针和指导思想，也大体明确。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晋书》的史学价值给予一公正的评价。因为在千余年来对《晋书》贬多于褒的情况下，只有新中国的学者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才能突破封建传统偏见，实事求是地对《晋书》的史学价值给予符合实际内容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公允地指出其不足之处。可以说，这是对《晋书》在《二十五史》中地位的彻底翻案，也是对《晋书》史学价值总体认识的一个飞跃。（参考李培栋《魏晋南北朝史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包括李氏对《晋书》编纂及史学成就的论文共五篇，其考辨论述，极具卓见）本文对上述正确见解作了必要的采纳，并进一步给予补充和阐述。

第三，建国后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属于断代史的共有四部，论文集二十部，专著三十九部，中国通史或专史中有关两晋卷共约二十余部。古籍整理七部。论文数量之多，尤为可观。学者对晋史的研究与对《晋书》的研究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在于，研究晋史主要在揭示两晋历史发展各个领域的客观规律，研究《晋书》主要弄清其编纂诸问题及所涵史学价值。联系在于，在揭示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时，必然会涉及两晋历史资料、典章制度、史实真伪、人物评价、文化遗产等，而这些同《晋书》的编纂又息息相关。因此，历史学者对晋史的全面研究，为《晋书》的编纂研究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如以官制为例，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对两晋官制上承汉魏，下启南北朝隋唐，作了明晰深入的叙述。祝总斌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对两晋三省长官行政职权的分属作了深入分析后，得出尚书台（省）长官为真宰相的正确结论。黎虎在《汉唐外交制度史》中，对《晋书·职官志》完全缺漏的两晋中央和地方外交机构和官员职掌，首次提出并考辨甚详，这些无疑对《晋书·职官志》是重要的诠释和补充。又如两晋为中古门阀制度的兴盛期，但《晋书》无“氏族志”，仅从有关列传中很难窥其底细，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对两晋门阀制度之精要探幽发微，读后对两晋政坛风云和门阀兴亡，均有启示。再如《晋书·地理志》错误较多，建国以来除发表有多篇专论对东晋侨州郡县设置考辨外，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两晋共绘有十五幅地图，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共绘有七幅地图。除西晋、东晋、十六国疆域图外，特绘有州、郡管辖区域、治所和县治所，还含一部分县以下有关政治军事的重要地名。在东晋分州地图中，专附有侨州郡县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绘有两晋疆域、北方少数民族分布与迁徙、西晋末各地流民起义、十六国各国疆域、淝水之战、东晋末农民起义等十七幅地图。经过作者精心考辨后的上述地图的绘制，对《晋书》错漏较多的《地理志》，无疑是较为全面的补充和正误。在关于两晋十六国历史的论文中，涉及《晋书》编纂的各类问题则不胜枚举。兹试举两例，以窥一斑。如周一良在《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使人们对素来难解的魏晋“错役”，有了明确的认识。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一文揭示，西晋人论分封与宗王出镇问题，《晋书·职官志》不曾细察，综合前人议论时，删节失当，而把荀勖和杨珧两人之论凑合在一起，似乎其意见相合。经作者仔细爬梳剔抉后，发现荀勖在使诸王就国这一点上是同杨珧一致的，但在建立五等爵和诸王出镇上却持异议。其论既符合历史真实，又解决了《晋书》的志、传内容的矛盾。

总的说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大发展的氛围中，史家对《晋书》的校勘和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是一个对《晋书》校勘集大成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对《晋书》的全面系统研究提高到新水平的时期。实际上，对晋史和《晋书》的研究乃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为前者的基础，前者又促使后者的扩展和深化。所有这一切，为读者和专业研究者阅读《晋书》及研究两晋十六国历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后学当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奋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前面我们列举了不少校勘和研究《晋书》的重要论著，我们将其中最重要的十部列于文后，作为参阅书目。无论是专业工作者，或者是一般的读者，在阅读《晋书》时，都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参阅。这样，读者通过阅读《晋书》和相关资料，即可对两晋十六国史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部分），中华书局1985年版。（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4）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5）李培栋《魏晋南北朝史缘》（研究《晋书》五篇），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6）廖吉郎《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台北中正书局1974年版。（7）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两晋部分），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版。（8）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晋书》部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9）赵翼《廿二史劄记》（《晋书》部分），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10）吴士鉴、刘承幹《晋书斠注》，吴兴嘉业堂刻本。

《宋书》说略

刘宋是继东晋之后在南方建立的又一封建政权。东晋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错综复杂。当时的北府兵中下级将领刘裕乘时而兴，利用兵权，经过十多年一系列对内对外征战，逐渐掌握东晋政权，并于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取晋而代之，建国号为“宋”，改元永初，仍然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为了与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宋国相区别，同时也为了与后来赵匡胤所建宋朝相区别，人们把它称为“刘宋”。刘宋建立之初，曾先后夺得青、兖二州，势力远至关中，其统治范围大致在黄河以南，是东晋南朝时期疆域最大的一个王朝。此时，混乱的中国北方逐渐由少数民族拓跋鲜卑统一，并建立北魏政权。宋、魏双方在黄河一线或互相攻战，或息兵通好，彼此都无力完成南北统一的大任，南北对峙局面形成。历史上把在南方建立的政权称为南朝，在北方建立的政权称为北朝，因此，刘裕所建立的王朝又被称为南朝刘宋王朝。它是南朝的第一个政权。

刘宋一朝共有八个皇帝，自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开始，先后有少帝刘义符、文帝刘义隆、孝武帝刘骏、前废帝刘子业、明帝刘彧、后废帝刘昱、顺帝刘准，历时五十九年（420—479）。在内忧外患中，特别是经历了极其残酷的宗室大屠杀之后，刘宋元气大伤，权臣萧道成趁机兴起，逐渐掌握刘氏政权，最后灭刘宋，建萧齐。《宋书》所反映的内容，就是自东晋后期刘裕兴起至刘宋灭亡这一时期的历史。二、作者简介《宋书》的作者是沈约。

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历仕宋、齐、梁三朝。他出身于南方世族豪强之家，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晋书·周处传附周札传》）累世高官。东晋南朝时期吴兴沈氏武臣辈出，不过由于世风影响，经过东晋宋初百余年的发展，沈氏已渐渐由武力强宗向文化世家演变。沈约祖父沈林子，博览众书，留心文义，曾是宋武帝刘裕手下名将。父亲沈璞，做过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在刘宋皇室内讧中，以迎立武陵王刘骏（即位后为宋孝武帝）不及时，被杀。当时沈约年仅十三岁，以逃匿得免，遂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母亲的悉心抚育下，沈约渐长成人。他聪明过人，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亲恐其劳累伤身，常减灭灯油，冀其早睡，沈约无奈，只好昼读夜诵，于是博览群书，诗文并佳，终成齐、梁文坛领袖。早在刘宋时他就因才名被郢州刺史陈留蔡兴宗赏识，引为安西记室参军，几经迁转，官至尚书度支郎。入萧齐后，沈约先后任著作郎、中书郎、尚书左丞、五兵尚书、国子祭酒等职，与齐武帝长子文惠太子交厚，出入东宫，极受太子亲遇，并参加过四部图书的校定。那时齐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亦礼才好士，广招天下才学之人，沈约是府中嘉宾，与后来的梁武帝萧衍同为“竟陵八友”中人物。齐明帝驾崩，沈约受命撰写遗诏。萧齐后期，随着宗室内乱迭起，天下英豪多有所谋，萧衍乘时而起，勋业显著，沈约凭借昔日交情，力劝其称帝，并草拟诏书及诸选置。梁朝建立，沈约以功封建昌县侯，颇受梁武帝任遇，历官尚书左仆射、尚书令、太子少傅、中书令等职。后因与梁武帝稍生嫌隙，连病带吓而死。《梁书》卷十三《沈约传》称其“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又说他“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沈约在二十余岁时，便以晋代无全史为憾，开始撰写，耗时二十多年，撰成《晋书》一百一十卷。他一生著述甚丰，除《晋书》外，还有《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在这近四百卷的著述中，大部分是历史文献。除《宋书》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都已亡佚。三、《宋书》的修撰

关于刘宋“国史”的修撰，在刘宋一代先后有多人断断续续进行。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时任著作郎的著名科学家何承天草立宋武帝一代纪、传，并撰写《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志，以及宋武帝时期的部分功臣列传，奉朝请山谦之补其残缺。其后史学家裴松之续撰。孝武帝孝建初年，敕令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写宋文帝一代史传，元嘉年间诸大臣传皆出自其手。后来苏宝生因事被诛，大明六年（462），孝武帝又命著作郎徐爰续成其作。徐爰参照何、孙、山、苏旧稿，完成孝武帝一代历史编写。其中，臧质、鲁爽、王僧达等“叛臣”传为孝武帝刘骏作。于是，上自东晋义熙元年（405）刘裕开始实际掌权，下迄大明年间的刘宋“国史”《宋书》已完成。但因徐爰不久被刘宋斥退，“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末十余年的历史也就没有编写。《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太平御览》等类书也存其残篇零段。在徐爰撰写《宋书》的前后，其他人也在编纂“国史”。就在裴松之死后不久，史佐孙冲之请求另编《宋书》，自成一家之言。《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孙严撰《宋书》六十五卷，可能就是此书。孙严《宋书》在唐宋以后亡佚，《初学记》、《地部》和《礼部》、《太平御览》、《兵部》和《人事部》、《宗亲部》均有引用。此外，还有宋大明年间佚名所作《宋书》六十一卷，梁时此书尚存，隋时已亡。

萧齐永明五年（487）春，齐武帝萧赜命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沈约编撰《宋书》。沈约有过校定四部图书的经历，又雅好收藏图书，加之前人已编有数部《宋书》，奉敕修史，自然如鱼得水，十分顺利。他以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作为底本，删去与晋史重复部分。沈约认为，桓玄、谯纵、卢循等为“晋贼”，与宋无关；吴隐、郗僧施、谢混等事迹在东晋，不宜入宋；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等人志在匡晋，也不能称作宋臣，便悉数删除。其余内容则多因袭，并适当予以增补。前废帝以后十余年史事则由沈约独自编撰。先后用了一年左右时间，于永明六年（488）二月，完成起自东晋安帝义熙年间，讫于宋顺帝昇明三年（479）的刘宋一代历史，包括纪、传二部分七十卷，奏进于朝。这在纪传体正史中应是成书最快的。其后又陆续完成“八志”的修撰。从《宋书》“志”避梁武帝萧衍及其父之讳来看，全书的最后定稿，大约是在梁武帝天监年间。四、《宋书》的整理、刊刻、流布《宋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佚，到北宋时，已出现漏脱数页和全卷的现象。宋人晁说之在其《嵩山集》卷十二《读宋书》中云：“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雠，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可见，补阙刊漏在宋代就已开始。据《四库全书总目》，今本《宋书》一百卷是后人取李延寿的《南史》、高峻的《高氏小史》，补足其中一部分。其中如卷四六《赵伦之传》等，北宋的《崇文总目》已记有阙卷，现在的文字是后人以《南史》所补；同卷《到彦之传》，陈振孙《书录解题》已提到阙失，今本仍阙。卷七六《朱修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后汉书·皇后纪》李贤注引沈约作《谢俨传》，《后汉书·班彪传赞》也注引沈约《宋书》叙谢俨事，但今本《宋书》无此传，则《宋书·谢俨传》已亡佚。

在先后补阙过程中，错误在所难免，如卷六二《张敷传》和卷五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传》、《张畅附传》也一起抄录进去，这样《宋书》就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卷四六《到彦之传》标注“阙”；又如在卷一〇〇《沈约自序》中叙沈亮事，于“联事惟忝，忧同职同”下，各本都注“阙”字，于叙其父沈璞事，“璞有子曰”下也注“阙”字。叙沈伯玉事，“先帝在蕃”下也注“阙”字。这些都是阙而未补。《律历志》三卷，本为一篇，分别题上、中、下，其中律为一卷，历为二卷，旧本以《律志》为一篇，《历志》别为一篇，分题上、下。此外，《宋书》对于各帝都称庙号，不称谥号，对于北魏则称“虏”或“索虏”，不称“魏军”，而卷四《少帝纪》、卷七六《朱修之传》等则错杂混用，也系后人补改致乱。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在活字印刷术产生以前，纪传体文献都是手抄本，因为年代久远，各种抄本大都先后亡佚，《宋书》也难例外。正史的印刷出版始于宋代。《宋书》的版本在宋代主要有北宋仁宗嘉祐年间至徽宗政和年间由国子监主持刊刻的“南北朝七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称为“监本”；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四川转运使井度（字宪孟）以嘉祐本拾缀补合，于眉山再行刊刻，称为“眉山本”。

元代将宋代的这些官刻书版集中到西湖书院修补刊印，明代又将这些书版集中在金陵，保存于国子监，补刻印行。是为宋、元、明三朝递修本。《宋书》在明代有南、北“监本”。明代中叶以后，三朝本版片因历时久长，越来越漫漶，补版越来越多，万历二十二年（1654），南京国子监重刻了一个版本，做了一些补充，这个版本被称为“南监本”。北京国子监又依据南监本重刻，这就是“北监本”。除官刻本外，《宋书》还有私刻本，如晚明时期常熟毛晋的“汲古阁本”，质量相当高。

清康熙四十年（1701）根据万历南监本，有所补考增加，重修《二十一史》，简称北监本。

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修书处以北监本为主，兼采南监本，刊刻《钦定二十四史》，这个版本简称殿本或殿版。

同治十二年（1873），金陵书局以汲古阁本为底本，刊刻《二十四史》，简称局本。

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1930—1937），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宋元旧刻本为底本，影印成书，称为百衲本《二十四史》，简称百衲本。

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拼页影印《二十五史》，附有参考书目，简称开明本。

1955—1956年台北《二十五史》编印馆影印南京绍兴中江南重刊北宋监本，简称仁寿本。

1972年，中华书局组织人员点校《宋书》，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元明三朝递修本、明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互校，择善而从；纪传方面，通校《南史》、《建康实录》、《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考异》等书的有关部分；志的方面，参校《晋书》、《通典》等的有关部分，并吸收了前人的校勘成果，如《宋书校勘记》、《宋书州郡志校勘记》、《宋书札记》、《宋书考论》、《廿二史考异》等。通过这些工作，使中华书局点校本成为目前《宋书》的最佳版本。

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依据殿本（《清史稿》系关外二次本）出版《二十五史》影印本。五、《宋书》的主要内容《宋书》一百卷，有纪、志、传，分述如下。

本纪共十卷，包括《武帝纪》三卷、《少帝纪》一卷、《文帝纪》一卷、《孝武帝纪》一卷、《前废帝纪》一卷、《明帝纪》一卷、《后废帝纪》一卷、《顺帝纪》一卷。本纪通过对皇帝活动的记载，用系年方法记述了刘宋一朝自武帝刘裕到顺帝刘准共八帝在位时期的主要事件，如重要诏令、官吏任命迁转、对内政策、对外交往、天灾人祸、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民众反叛等。值得注意的是，三卷《武帝纪》详细记载了宋武帝刘裕的创业史，保存了这一时期大量诏令奏议，有利于了解晋末宋初的历史状况。各卷末皆有“史臣曰”，用简短精练的话语对该帝王予以评价，抒发感叹。《武帝纪》、《少帝纪》、《前废帝纪》、《明帝纪》、《后废帝纪》还记载了该帝一些生平事迹，或节俭，或荒淫，或猜忌，或残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增加读者对当时历史的感性认识。

志共三十卷，包括《律历志》三卷、《礼志》五卷、《乐志》四卷、《天文志》四卷、《符瑞志》三卷、《五行志》五卷、《州郡志》四卷、《百官志》二卷。与《汉书》“十志”相比，缺《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沟洫志》、《艺文志》；与《后汉书》“八志”相比，则少《舆服志》、《祭祀志》，新增《符瑞志》，改《地理志》为《州郡志》。“八志”之首是一篇《志序》，文字不多，概述“志”的源流、《宋书》“志”的缘起。沈约认为，司马彪《续汉书》中《礼乐志》、《郊祀志》、《祭祀志》、《礼仪志》、《舆服志》等所载之事，皆属“礼”的内容，遂一并归入《礼志》；《宋书》不设《刑法志》、《食货志》，是由于前人已详载，故只随流派别，附之纪传；因作者认为“天道茫昧，难以数推”，存在天人感应，故首创《符瑞志》，列举从远古到刘宋的诸多神怪荒诞之事。《律历志》多采何承天旧志。上卷记载黄钟大吕的长短度数、五声八音的音律调和之制，反映了当时的乐器、乐理成就。中、下卷载秦汉以来的历法演进过程，详细地记载了曹魏历法家杨伟《景初历》、刘宋科学家何承天《元嘉历》的推合方法，以及祖冲之《大明历》的内容，展示了当时数学、历法研究与应用的最新成果。《礼志》在各“志”中内容最多。制礼作乐本是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历来都被统治者高度重视。它综合记载自曹魏至刘宋以来宗庙、祭祀、服饰、车舆等各种礼仪制度，如定正朔，改元，冠礼，迎立皇后及三夫人九嫔，皇太子纳妃，遣使拜皇后、三公、诸王，岁旦禳礼，聘享之礼，正旦元会，救日蚀，藉耕，蚕礼，释奠太学，兵礼，天子巡狩，太子监国，读时令，禊祠等礼；《礼志》最重丧礼及服丧、祭祀天地明堂及五岳四渎、舆服之制，占其一半多的篇幅。《乐志》因古代《乐经》焚于秦火，班固《汉书》所载不全，司马彪《续汉书》亦不备续，以至八音众器，郊庙乐章，不见于书，沈约刻意搜求，使之“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宋书·志序》）不仅记录了自西汉以来各朝各代宗庙雅乐舞曲的起源发展，而且记载了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乐器“八音”的形制，还记载了郊祀歌、民歌、鼓吹铙歌等大量歌辞。《天文志》记载古代各种天体学说，如浑天说、盖天说等的发展源流，以及浑天仪的制作；还记载了各种天文星象，意在附会天人感应思想，供统治者治世借鉴，不过却因此较完整地保存了自曹魏以来日月星辰各种天体运行情况以及彗星、陨石等天文资料，有助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符瑞志》为《宋书》首创，记载自远古以来祥瑞、怪异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如华胥履大人足迹而生伏羲，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商契，汉高祖大泽斩龙蛇等荒诞迷信之事，至于帝王生而有瑞气，太平盛世出麒麟凤凰、青黄黑龙，以及神龟白象、白狐白鹿、白兔白燕、白鸟白雀、青雀白鸠、赤雀苍鸟九尾狐，降甘露、生嘉禾、木连理、一蒂二花等奇禽异兽、奇花异草，比比皆是。以此宣扬符命思想，自欺欺人，但是从中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一些人文及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五行志》的卷数与《礼志》相当，内容与《符瑞志》有相似之处，皆与人事比附，只不过《符瑞志》所载皆为祥瑞，而《五行志》多为灾异。剔除其“天人感应”的糟粕，《志》中如“貌不恭”、“服妖”、“金不从革”、“言之不从”、“诗妖”等所载材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内容；而大量的水灾、天旱、蝗害、冰雹、雷电、狂风暴雨、地震、疫疾，以及日蚀、太阳黑子等日相变化的记载，则不失为研究气象史、灾害史的珍贵资料。《州郡志》记述了自魏晋以来州郡沿革、户口数目。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战乱不已，人口辗转迁徙，正如《宋书·志序》所说：“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特别是永嘉丧乱，晋室南渡，南方多设侨州郡县，版图更显混乱，《州郡志》篇首说：“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写作难度很大。但沈约却将其写得极有特色。他参考王隐《地道》、晋《起居注》、《永初郡国》、何承天、徐爰《宋书·州郡志》，并以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校正《太康地志》，以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为断（属王国的内史、侯、相，则以宋顺帝升明末年为准），分州记载，州下系郡，郡下系县，叙述州郡县的源流分合、境内侨州郡县设置情况，其后的设置流变，随事而列，并开列州、郡户数与人数，不少州郡还载有与京都建康、郡与州的水陆距离。《宋书》以后，仅《南齐书》有《州郡志》，《梁书》、《陈书》皆无，当年郡国县邑之区域，百不存一，而户口消长，亦仅见于此。后来唐人修撰《晋书》，其《地理志》有关资料也多由此转录，于此可见《州郡志》史料价值之高。《百官志》记载自周、汉以来中央及地方文武官制的置省源流、人数、属员，是研究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料。篇后附有众官品秩，一目了然，查阅起来十分方便。

列传共六十卷，包括《后妃列传》一卷、《大臣列传》四十二卷、《宗室列传》一卷、诸王《列传》六卷、《孝义列传》一卷、《良吏列传》一卷、《隐逸列传》一卷、《恩幸列传》一卷、《索虏列传》一卷、《鲜卑吐谷浑列传》一卷、《蛮夷列传》一卷、《氐胡列传》一卷、《二凶列传》一卷、《自序》一卷。这些列传按类可分为三种：一是专传，即大臣列传；二是类传，如后妃、宗室、孝义、良吏、隐逸、恩幸、二凶等传；三是所谓的四裔传，包括索虏、鲜卑吐谷浑、蛮夷、氐胡等传。《后妃传》记载后宫三夫人九嫔省置情况，以及仿朝廷百官而设置的宫中女官官名、人数、品秩，然后分述自宋武帝刘裕之母以来刘宋众位后妃生平事迹。传中记载了刘宋国婚、外戚的部分情况，对妇女生活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如宋明帝指使江所作《让婚表》就记述了刘宋时期诸公主对丈夫的专横妒忌现象，有助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宗室列传》、《诸王列传》、《二凶列传》可归为一类，记载了刘宋宗室诸王入参朝政、出藩方镇的职官迁转情况，以及诸王经济、文化生活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它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刘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因争权夺利引发连续而空前惨烈的宗室屠杀，如彭城王义康的废杀，二凶（文帝长子及次子）弑逆，南郡王义宣起兵，文帝诸子如竟陵王诞、庐江王袆、海陵王休茂之反，晋安王子勋起兵，明帝大杀诸侄诸弟，造成宗室寡弱，以及权臣萧道成趁机以“谋反”之名大杀刘姓幼弱宗王等，是研究宗室制度、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重要资料。

大臣列传主要记录当时重要文臣武将事迹，全面反映刘宋时期对内对外政策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制度、重大事件等，是研究刘宋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如《王弘传》所收录的疏表奏议，记载了在当时“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社会环境下，对士人犯法如何处置的议论，也有百姓服役年龄的议论；《孔琳之传》、《蔡廓传》则记载了是否恢复肉刑的议论；《徐羡之传》、《傅亮传》、《檀道济传》、《谢晦传》等记载了自宋武帝刘裕死后，辅政大臣废杀少帝、迎立文帝、文帝诛杀众辅政等系列事件；《王镇恶传》、《向靖传》、《王懿传》、《刘怀肃传》、《刘敬宣传》、《朱龄石传》、《毛修之传》、《蒯恩传》、《刘钟传》、《胡藩传》等一批开国功臣的传记，记载了刘裕创业过程中，讨孙恩与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灭南燕、北伐后秦等大事；《刘道济传》记载元嘉年间益州镇将统治无方，贪婪刻薄，成都道教徒趁机反叛，规模很大，历时达八年之久，政府军屡扑不灭；《张畅传》、《臧质传》记载元嘉二十七年北魏主拓跋焘率兵南征，饮马长江，与宋军对垒，双方既展开军事攻战，又进行唇枪舌战，且在战隙时互赠有无；《孔季恭传》、《谢弘微传》、《谢灵运传》记载南方世族地主田庄的规模及经营发展状况；《谢灵运传》后的“史臣曰”还反映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概况以及沈约对诗歌声律的见解；《羊希传》记载刘宋时期占山固泽的情形；《孔琳之传》、《范泰传》、《何尚之传》、《颜竣传》记载了当时关于是否废除钱币、改用谷帛进行交换或重新铸造钱币的议论，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贸易的一些情况；《张敷传》记载了士庶之间不交往、不同坐的事例；《殷景仁传》、《刘湛传》记载了元嘉中期朝廷大臣朋党交结，彼此倾轧，争权夺利，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范晔传》则记载了元嘉年间，范晔与孔熙先等人与道教徒相串通，卷入刘宋宗室政治斗争，欲谋废立，事泄被诛，也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柳元景传》、《沈庆之传》、《宗越传》记载了对刘宋境内所谓“蛮夷”的南方少数民族的征讨情况；《周朗传》所载疏议，记载了对当时学校、商贾、赀调、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议论；《沈怀文传》记载宋孝武帝“坏诸郡士族”、皇子立邸舍追逐什一之利的一些情况；《邓琬传》载明帝初年，天下战事纷起，国用不足，朝廷公开卖官，按输米的多少给予官职的事实；《鲁爽传》、《薛安都传》记载了宋魏互相招引对方人才，一些武力强宗凭借实力，依违于两国之间的事实。

在类传中，根据《周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古则，沈约增设《孝义传》，将至情至性的孝义之人归类其中，标榜“孝行”与“孝廉”。其中有不少当时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状况的记载。《良吏传》则记载了一些清廉、爱民、善政的官吏事迹，为统治者提供治理人民的经验。其中如《徐豁传》记载徐豁上表，陈述郡大田武吏课米过重，乃至产子不养，以及民役太苦等情况，是研究经济史的珍贵材料。《隐逸传》所记录的是不应州府征辟、遁迹山野的隐士。他们大多看破官场黑暗，无意仕途。一般而言，这些人基本上饥寒无虞，追求淡泊寡欲的生活，多是一些纵情山水的文雅之士。

南朝时期，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大量寒士通过各种途径走上政治舞台。《恩幸传》所记载的就是这些操纵权柄、出纳王命、出身低微的寒人权臣。是研究南朝政治史的重要资料。

在四裔传中，《索虏传》记载了自西晋以来北魏拓跋鲜卑的发展源流，着重记录了宋、魏之间几次大规模战争，其间也穿插记录了双方的互通友好，是研究北魏前期历史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篇末附有沈约对宋、魏和战的长篇评论。《鲜卑吐谷浑传》记载了吐谷浑、鲜卑的发展源流，与北魏、刘宋的交往关系，以及其周围地理、风物特产等。《蛮夷列传》记载了刘宋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如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与东夷诸国如倭国（今日本）、百济（今朝鲜）等的往来，还记载了刘宋对长江流域荆、雍、豫州诸蛮的征讨。《氐胡传》记载陇西清水氐杨氏仇池国的立国源流、与晋宋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同时还记载了张掖卢水胡大且渠蒙逊左右征战、称王河西的历程，及其与刘宋通好、与北魏及周边各族不断战争的复杂关系。是研究西北民族关系史的珍贵史料。

全书最后一篇《自序》讲述沈氏家族源流，特别是晋、宋之际在列传中不载的重要历史人物沈林子、沈田子的事迹，从中可以对沈氏这一南方大族的发展演变有比较详细的了解。篇中还记述了奉敕修史的经过。卷末附沈约《上宋书表》。六、《宋书》的性质、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宋书》虽属奉旨而修，却是沈约一人在前人基础上撰写而成，仍属私家史书。由于它体裁完备，兼有纪、传、志等部分，故被归入纪传体正史之列。是最初的《十七史》、后来的《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之一。

关于《宋书》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略述如下：

首先，重视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刘宋立国仅六十年，而《宋书》竟洋洋洒洒一百卷，正如《史通·书志》所云：“宋氏年惟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其中，记载典章制度的“八志”就占了三十卷，且篇幅近全书的一半。这正是沈约具有卓越史识之所在。一般而言，纪传体史书的“志”都只记载本朝制度，不太涉及前代，但是，由于史、汉之后，三国、晋史无志，所以《宋书》“八志”所载，上起三国，直接与司马彪《续汉书》之“志”（即今《后汉书》“志”）相接，有的甚至追溯到三代、秦汉，“以补前史之缺”。（《宋书·志序》）沈约又博洽多闻，前史有《志》者，采其精华，无《志》者，补其未备，开创追溯、详载数代典制之先河。通过《宋书》“八志”，可以了解刘宋及其以前各代典章制度的全貌。这种方法，对后世修史影响很大，如唐人所修《隋书》“十志”就是直接继承《宋书》“八志”的撰写方法。由于南北朝“八书”、“二史”中，除《宋书》、《南齐书》、《魏书》有“志”以外，其他各书均无“志”，造成后人对南北朝后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方面了解与研究的困难，因此，《隋书》“十志”仿《宋书》“八志”的写法，直接与《南齐书》“志”相连，按梁、陈、北齐、北周、隋的顺序，记载这一时期的重要制度；《宋书》、《南齐书》所缺的《食货志》，则继续上溯至东晋；《隋书·经籍志》则更与《汉书·艺文志》相接。如此一来，《隋书》之“志”占了全书一半以上篇幅。这正是受《宋书》影响的结果。

其次，《宋书》使用了不同于过去史书的带叙法。带叙法始于班固《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采用了此法，主要是将附传者载于传主事迹之后，比如《三国志·王粲传》之后附载徐幹等数位文人生平，使人对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有大致了解。而《宋书》的带叙法则是在记叙传主事迹时，根据需要，插入相关人物的生平介绍，然后再接着记叙传主。如卷五一《宗室·临川王道规传》在记叙刘道规遣刘遵大破徐道覆时，插入刘遵生平，之后再接着记叙刘道规事迹；在同卷所附刘义庆传中，当写到刘义庆在江州与文人鲍照等交游，便记载鲍照生平，并全文引录其《河清颂》，述毕鲍照，再回来接着叙述刘义庆。再如，在卷六七《谢灵运传》中，讲到谢灵运东归，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便顺带记叙四人生平事迹。虽然有时可能把握不好主次关系，如前面所提到的《宗室·临川王义庆传》中带叙鲍照事迹，因篇幅较多，颇有喧宾夺主之感，但总的来说，这种方法，可以使传目不增加，却能有更多人入传，并且还丰富了传主的内容，为史书增色不少，故后世史家纷纷效仿，如萧子显《南齐书》就大量使用带叙法。

第三，史料丰富。《宋书》各传大量附载重要的诏令、奏章、疏议、书札、文赋等作品原文，使众多原始资料得以保存。比如，《武帝纪》三卷中载有诏令、策文、奏疏、符檄等三十余篇，绝大多数是未删节的全文，其中重要的有《侨人归土断疏》、《禁淫祠诏》、《兴学校诏》等文，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的重要史料；《谢灵运传》载有全文的《撰征赋》一万余字、《山居赋》数万字、《劝伐河北疏》二千余字，是研究南朝文学、政治、世族大田庄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王微传》于传主无甚事迹记载，但载有其四篇书信，不失为研究士大夫文人心态的资料。《宋书》列传中附载原文者比比皆是，形成一大特色。虽然后人颇认为繁简失当，引载原文不加取舍，过于芜杂繁冗，但它毕竟保留了不少重要资料。因此当李延寿编写南、北《史》，删去《宋书》中重要引文时，又遭到众多人的诟病。后来的史家在编撰史书时，仍然有所选择地转录传主所涉诏令、书札、文章等。

第四，采用家传、佳传的编写方式。过去史书列传所记人物，一般不附传主后人，少数子弟附传者也是因其确有可载之事迹。但在《宋书》中，子孙之传附于父祖传后者比比皆是，所传子孙，除少数有可传之事迹外，多是流水账式的记载历任官职。如《宋书》首传（《后妃传》除外）《刘穆之传》就附有如下的子孙传：长子虑之、中子式之及其四子敳、衍、瑀、瑀子卷、藏、少子贞之及其子裒、穆之女；《王弘传》附有子锡及锡子僧亮、弘弟虞及虞子深、虞弟抑、抑弟孺、弘从父弟练及练子钊，事迹较突出的弘少子僧达及弘弟昙首则另有专传。（《宋书》为琅邪王氏立传者十五六人，为陈郡谢氏立传者也有约十人）《宋书》中还有不少类似的例子。且这些传大多是佳传，即使名声不好，也要设法曲笔回护。如卷四六《张邵传》载其“在雍州营私蓄聚，赃货二百四十五万”，后又称其临终“遗命祭以菜果，苇席为车”，为其贪赃纳贿遮掩；卷五二《褚叔度传》，先写褚叔度“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后又载其“在任每以清简致称”。一般门阀世族的传中也多是充满了溢美之词，诸如《张敷传》的“性整贵，风韵甚高。……少有盛名”、《谢景仁传》的“性矜严整洁”、《谢述传》“莅官清约，私无宅舍”、《蔡廓传》的“年位并轻，而为时流所推重”、《王昙首传》的“有识局智度”、《王敬弘传》的“少有清尚”、《袁淑传》的“少有风气”、《王僧绰传》的“幼有大成之度，弱年众以国器许之”等。这种家传、佳传的写作方法，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佳传并不始于沈约，据说陈寿写《三国志》就有索求若干米而为家翁作佳传的谣传，而家传的编纂方法也不始于沈约，与沈约同时或稍前的史家也在用同样的方法撰写史书，如刘宋时何法盛写《晋中兴书》，就有《琅邪王录》、《陈郡谢录》、《太原王录》等若干篇，把众多高门世族依照地望，将人物集中立传；北齐魏收著《魏书》，也用了家传的方式。这是当时门阀制盛行、崇尚谱牒学在史学领域的反映。不过，因为沈约是奉敕修史，完成后又上奏通行，且南方素以“正统”自居，被视为“正朔”之所在，因此影响就更大。《宋书》之后，《南齐书》、《梁书》、《陈书》都采用了家传的编写方法；李延寿作《南史》、《北史》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按某一姓氏的世系，将族中人物集中在一起，而不是按时代先后编撰列传，凡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七、阅读《宋书》的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

阅读《宋书》，应该首先从《本纪》开始，因为《本纪》以帝王在位的时间、纪年为纲，提供了当时重大政策、事件的时间及线索，对于重要诏令以及重要官职如中央级要职、地方各州刺史等的迁转调动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在阅读时，根据《本纪》所涉及的人物、制度、事件，再阅读相关的《志》和人物传记，就可以对某一制度或事件有较详细较感性的认识。比如，《武帝纪》篇幅浩繁，浓墨重彩，重现基业开创，其中的诏令、策命、书文，已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众多内容，再结合相关人物，如刘穆之、王镇恶、赵伦之、朱龄石、毛修之等开国功臣传记，可以得到更加丰富生动的印象；对其中的祭祀礼仪如“设坛南郊，柴燎告天”、历法如“改晋《泰始历》为《永初历》”等的记载，参见《礼志》、《律历志》的相关记载，得到的认识就相当清晰了。再如，读《文帝纪》元嘉三年春正月诛徐羡之、傅亮，讨伐谢晦，以及各主要官职的任命，可参阅它所提到的重点人物徐羡之、傅亮、到彦之、檀道济、谢晦、王弘等人的传记，并结合它所涉及的职官（如录尚书事、护军将军、扬州刺史、荆州刺史等），查阅《百官志》、《州郡志》，就可以对宋武帝刘裕去世到宋文帝即位之初这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废立皇帝、诛杀辅政大臣事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在阅读《宋书》时应注意如下问题：

首先，《宋书》曲笔回护现象十分突出。由于沈约所修《宋书》多采徐爰旧本，而徐氏修本朝“国史”自然为本朝避讳，故《宋书》在晋、宋革易之际每每为刘宋讳。如晋恭帝本为刘宋所废，但《宋书》卷二《武帝纪》却书恭帝“禅位于王”，诏书草成，“送呈天子使书之，天子即便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然后数番诏策，刘裕数番推让，不得已才即帝位，并封恭帝为零陵王。恭帝之死，实为刘宋所杀，但在《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永初二年九月”，却书“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僚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太尉持节监护，葬以晋礼”。一点也没有谋杀的痕迹。但在《南史·宋本纪》中则直书为“零陵王殂，宋志也”。即使在《宋书》卷五二《褚叔度传》中，凭其只鳞片爪，也能看出当时晋帝处境之凶险，不是欣然让位，而是迫不得已；也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逼杀。虽然传中只是为了表明褚氏对刘裕的一片忠心，但褚氏实际上是刘裕心腹，因而刘裕之心，昭然若揭。另外，由于臧质、鲁爽、王僧达等传由孝武帝所撰，沈约照录下来，因此，当时朝廷举措，也隐讳多多。

同时，由于沈约在萧齐奉敕修史，对于宋、齐之际的历史自然十分小心。据《南齐书·王智深传》，沈约曾写《袁粲传》以探齐武帝，齐武帝说“袁粲自是宋家忠臣”，但当沈约写宋孝武帝、明帝诸鄙渎事时，齐武帝派左右人对沈约说：“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宋孝武、明帝诸多鄙事被删。由于皇帝直接插手史书编纂，史臣诚惶诚恐，惟帝命是遵，故当事涉宋、齐革易之处时，《宋书》又为萧齐回护，书中对齐高帝萧道成颂扬备至，对讨伐萧道成者悉以“谋反”见称。如卷九〇《明四子传》中，宋明帝四个年仅八岁的孩子被萧氏所杀，却写成“谋反，赐死”。宗室、诸大臣凡为宋室尽忠而起兵者，一概称之为“反”、“有罪”、“伏诛”，如《顺帝纪》昇明元年十二月，有“车骑大将军、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司徒袁粲据石头反”，“吴郡太守刘遐据郡反”，闰月“屯骑校尉王宜兴有罪伏诛”，沈攸之弟登之“作乱于吴兴”。二年二月，“左军将军彭文之有罪，下狱死”。夏四月，“南兖州刺史黄回有罪赐死”。五月，“辅国将军、行湘州事任侯伯有罪伏诛”。九月，“武陵内史张澹有罪，下狱死”。十一月，“临澧侯刘晃谋反，晃及党与皆伏诛”。三年三月，“临川王绰谋反，绰及党与皆伏诛”。对于顺帝之被杀，也只是书“殂于丹阳宫，时年十三”。隐讳不表，丝毫没有谋杀的痕迹。相反，凡是党附萧氏者，一概称作“义兵”，如沈攸之、袁粲起兵时，刘怀珍、张敬儿、陈显达等萧氏亲信被写成“并起义兵”。

因此，《宋书》既为刘宋讳，又为萧氏讳，曲笔回护现象十分严重，阅读时不可不慎察。

第二，《宋书》大量宣扬天命、符瑞等迷信思想，这也是在阅读时应该加以注意的。《宋书》有长达五卷的《天文志》、五卷《五行志》，并增设三卷《符瑞志》，作者借一些天文、自然现象，极力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甚至将一些远古神话、迷信故事等荒诞不经者也载入本是反映历史事实的史册。比如，《天文志一》有：“青龙二年十月戊寅，月犯太白。占曰：‘人君死，又为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孙渊叛。二年正月，遣司马懿讨之。三年正月，明帝崩。”此类天人感应连篇累牍，比比皆是。又如，卷三〇《五行志一》“龟孽”条云：“晋惠帝永熙初，卫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出足起行。螺，龟类，近龟孽也，干宝曰：‘螺被甲，兵象也。于《周易》为《离》，《离》为戈兵。’明年，瓘诛。”如此荒诞不经者也充斥篇中。至于首创的三卷《符瑞志》更是搜集自伏羲以来的神话、迷信故事，加上望气观星诸种星相占卜之术，用以阐述篇首所说“受命之符，天人之应”的观点。在篇中，凡开国皇帝、有为之君，先前都有灵瑞之征。比如，刘裕“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于墓树”。照作者的观点，刘裕代晋，孔子早就有预言，因为刘裕小名寄奴，“孔子《河洛谶》曰：‘二口建戈不能方，两金相刻发神锋，空穴无主奇入中，女子独立又为双。’二口建戈，‘刘’字也。晋氏金行，刘姓又有金，故曰两金相刻。空穴无主奇入中，为‘寄’字。女子独立又为双，‘奴’字。”而且，篇中的每一种奇异动植物的出现都含有其特殊的祥瑞之义，如，“麒麟者，明王动静有仪则见”。“灵龟者，神龟也。王者德泽湛清，渔猎山川从时则出”。“嘉禾，五谷之长，王者德盛，则二苗共秀”。作者一一列出历朝历代何时何地出现何物，以此宣扬符瑞思想。而且，大凡童谣都含隐喻，如，“吴亡后，蒋山上常有紫云，数术者亦云，江东犹有帝王气。又有童谣言：‘五马游度江，一马化为龙。’元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过江，而元帝升天位”。诸如此类，阅读时应注意剔除其迷信糟粕，从中找出有用的史料价值。八、《宋书》的研究

对《宋书》的研究，在两宋已经开始，其成果反映在当时的一些笔记作品中，例如，叶适《习学记言》、王应麟《困学纪闻》、洪迈《容斋随笔》等。到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用力甚多，取得的成就也很显著，代表人物有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此外，成孺《宋书州郡志校勘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及《越缦堂读书笔记·史类》等也反映了作者的研究成果。1949年以前发表有数篇研究专文，如孙虨《宋书考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1—4号）孙鼎宜《宋书考论序》，（《国光杂志》16期）钱宝琮《百衲本宋书律志校勘记》，（《文澜学报》2卷1期）柳定生《沈约与宋书》，（《史地杂志》1卷2期）李菊田《宋书纂修始末考》，（《说文月刊》3卷8期）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亚洲学术杂志》2—3期）姚薇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清华学报》8卷2期）杨守敬补、谭其骧复校《宋州郡志校勘记校补》。（《禹贡》6卷7期）1949年以后的研究不太突出，除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用力甚深、成果颇丰外，对《宋书》的研究仅散见于一些史学史著作中，专文很少。

以下择要介绍《宋书》研究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清人王鸣盛撰。本书对包括《宋书》在内的《十七史》，用考经的方法考证历史，校勘文字，补正讹漏，考证诠释典章制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作者在书前《序》中自言，对所考的正史，以善本再三雠校，“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取材相当广泛，考证亦甚见功力。它采用笔记体裁，逐条罗列所考内容，每条字数多少不等，多者数千，少者数字。本书共一百卷，卷五三至六四为《南史合宋齐梁陈书》，考证南朝五史。其中有关《宋书》的条目，如“沈约《宋书》”、“宋文帝君臣”、“后废帝杀孝武帝子”等，共二百条左右。《廿二史劄记》，清人赵翼撰。本书是作者对包括《宋书》在内的二十二部正史的读书札记。它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一样，采用乾嘉考据学派的方法，基本上以正史证正史，通过比较和综合分析，评论人物、事件、现象，提炼出许多比较精到而简明扼要的专题，浅显易懂，读之可以明了历史梗概，便于入门；而初学者也可以从中学到从繁多史料中归纳问题的初步方法。全书三十六卷，其中卷九至一二为“宋齐梁陈书并南史”，涉及《宋书》的条目，如“《宋书》多徐爰旧本”、“《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宋书》书宋齐革易之际”、“《宋书》本纪书法”、“《宋》、《齐》书带叙法”、“《宋书》纪魏事多误”、“《宋书》、《南史》俱无沈田子沈林子传”、“宋世闺门无礼”、“宋子孙屠戮之惨”等，都是作者潜心读书的心得，每为后人所引用。《廿二史考异》，清人钱大昕撰。作者阅读《史记》、《汉书》以来包括《宋书》在内的二十二部正史，深感“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中，了如指掌，良非易事”。（参见本书《序》）遂将校勘研究所得，写成专条，编次整理成书。其中有两卷专论《宋书》：卷二三考证《宋书》的《本纪》、《志》，计九十余条；卷二四考证《宋书》的《列传》，计七十余条。作者博采众书，辨析原文或后人续补文字之误，考释当时制度、地理、官制、习语。中华书局标点本《宋书》采用了其不少成果。《宋书考论》，孙虨撰，其子孙鼎宜整理编次，分四卷连续刊于1935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1—4号上。作者依据金陵书局重刊汲古阁本《宋书》，博采殿本、《晋书》、《南史》、《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建康实录》、《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并参考清代乾嘉考据派的众多成果，互相佐证，对《宋书》逐卷依次分条列立，考订脱漏衍讹，训释音义，尤精于地理、官制。总计一千六百余条，用力甚深。中华书局标点本《宋书》多采其说。《廿五史论纲》，徐浩撰。本书写成于1945年，上海书店1989年据世界书局1947年版影印。全书分绪论、本论、结论三篇，论述《二十五史》概况。作者《自序》称，本书乃是“就廿五史，依其体例，排比整理，参校异同，本其书法，论其得失”。本书在评论史才优劣、辨析史法异同方面，与前面所介绍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史学著作有相似之处，不过在叙述方法、编写体例上又有不同。在《本论》第六章中，分三部分专论《宋书》。第一部分论述沈约以及《宋书》的成书经过；第二部分评述《宋书》本纪、志、列传三大内容的撰写方法，以及后人对本书如《志》、《表》的增补情况；第三部分根据后人论《宋书》叙事失检、芜词太多、繁简失当、编订草率等几方面进行评论，认为《宋书》虽难免有草率失检之处，但搜罗赅博，《志》括前代，是其长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撰。这是一部关于魏晋南北朝十二正史读书札记，作者广征博引，考证、释疑，涉及正史中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言等方面，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宋书》以下，前人都没有笺注过，而今天为它们全面作注也缺乏足够的材料。这部札记的目的，是想就自己理解所及，对史料作点类似注解的工作，以供认真读这些史书的同志们参考。札记中考订较多，也有些议论。”其中的《宋书》札记有近七十条，篇幅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有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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