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韧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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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以来的南亚政策研究试读：
内容提要
印度雄踞南亚次大陆，地缘优势明显，且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倡导不结盟政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改革的印度经济飞速发展，为印度崛起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处在上升期的印度成为了全球备受瞩目的“金砖国家”一员，在全球国际政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全方位地研究崛起之路上的印度南亚外交政策显得非常必要。
尼赫鲁是印度独立之后的第一位总理，也是印度外交战略的总设计师。尼赫鲁的外交思想是整个冷战时期印度的外交指导方针。尼赫鲁外交思想的中心是不结盟政策，其实质是新兴的印度要在世界政治格局中走美苏争霸的两极世界中间的第三条道路，即印度要成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这一政策落实到南亚地区政策中则表现出一种完全的霸权政治。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的外交策略是靠拢苏联和广泛运用武力，印度更是把这种地区霸权政治推向了顶峰，肢解巴基斯坦和兼并锡金就是印度南亚霸权达到顶峰的体现。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印度开始寻求调整南亚外交政策，但是改变却是短暂和表面的。冷战结束后，全球国际政治氛围发生深刻变化，印度精英阶层开始思考印度未来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反思了尼赫鲁的外交战略。在这种环境中，古杰拉尔主义政策应运而生，这一政策在推行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印度自身也受益匪浅。当前，处在全球国际政治转型关键时期的印度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包括如何处理印巴关系、中印边界、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对印度的严峻考验。
本书主要考察印度自独立以来到21世纪初的南亚政策的演变，以印度的传统文化、精英阶层和现代战略文化的形成为切入点进行探讨，同时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21世纪南亚地区国际关系形势。
ABSTACT
India dominates the South Asia subcontinent，which geopolitical advantage is obvious.Moreover，the country has a uninterrupted history and unique culture tradition.India has been advocating nonaligned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 affairs.Indi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lay the foundation of her strise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 in1990s.In the21century，India was in the ascent duration，she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BRICs”，her influence progresses day by day in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view of these factors，it is definitely necessary to research comprehensively India's South Asia foreign policy in her road of rise.
Nehru was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after India's independence，was also the chief architect of diplomatic strategy.Nehru's diplomacy idea was the guidelines of India's foreign affairs in whole Cold War era.The nonaligned policy is the center of Nehru's diplomatic strategy，its nature is the third way.The new India choose the road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In other words，India will lead the extensive Third Word.This policy is a performance for complete hegemony in South Asia.Indira Gandhi move closer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use extensively force.Meanwhile，India's regional hegemony had reach great hights，which performance consisted of Pakistan's dismemberment and Sikkim's consolidation.Rajiv Gandhi began to seek foreign policy adjustment in South Asia，but change was short and superficial.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tmosphere had the profound change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dia's elite began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road，reflect Nehru's diplomatic strategy.In these condition，Gujral doctrine emerged as the time require.The policy received certain effect，India itself reaped no little benefit.At present，India face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confront many challenges which include Indo-Pakistan relation，the Sino-India boundary issue，South Asia terrorism，and so on.All these problem are the ordeal of India.
This thesis research the evolution of the South Asia policy from stIndia's independence to the early21centry，concentrate on India's traditional culture，elite clas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trategy culture，and analysis South Asia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orm the end stof World WarⅡto the21centry.
导论
印度的南亚政策在印度的整个外交战略中一直处于比较特殊的地位。印度独立以来的南亚政策可以用一句比较具体的话来概括，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一切外交活动围绕印度在南亚的中心地位展开。印度做南亚霸主是志在必得的，但是印度是如何当上霸主的？印度为什么要做南亚霸主？有哪些因素促使印度要当南亚霸主？印度的南亚政策有哪些变化？印度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南亚诸国的？南亚诸国又是怎么看印度的？本书将要一一探讨这些问题。
一、本书的研究意义
印度的迅速崛起使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研究印度的外交政策在学术界历来就是一个热门。虽然国内外不论是历史学界还是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印度的外交政策的专门研究比较丰富，但是就研究成果而言，学术界主要是对印度整个外交政策体系或是外交战略进行研究，比如印度与诸大国的关系的演变等。理论的着眼点一般都是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主要理论入手，或者是从印度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突破口。相比之下，对印度的区域政策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对印度南亚政策进行单独的、具体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然而，有关印度南亚政策的专门文献资料并不多，就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大多是比较概括的几段话带过。但是，即使是这样，国内外关于印度外交政策的研究也能对本书的研究起到很大的帮助，本书可以从对整个印度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发掘有价值的资料和线索。
本书的中心在于分析印度独立以来的南亚政策，并且探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21世纪初的整个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形势，以印度精英阶层的特点及其大国意识和印度的战略文化这一角度作为切入点，结合具体史实，根据大量有价值的中外文献资料，运用历史和国际政治相关学术领域的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形成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以填补国内印度南亚政策研究的这一空白。
客观上看，南亚地区国际关系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英国是南亚次大陆的宗主。国际体系不同于国内政治体系，国际体系是国家间关系的格局，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权利分布状况，有助于我们预测国家的某些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南亚地区建立了7个主权国家(虽然经历过一些变动，但是南亚的主权国家数量一直是7个，不包括阿富汗)，印度是其中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其他国家除了和印度有共同边界以外彼此都不毗连；历史上南亚地区国家曾经长期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中心，南亚也曾被叫作英属印度；因此，印度在主观上就会自然的以南亚的主人自居，独立以来印度长期把南亚事务当作是国家内部事务处理。
南亚地区国家从成为主权国家以来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体系之中。这种国际关系体系不同于一般国际关系体系的原因在于，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南亚国家联合起来的力量都不足以对付印度这一南亚地区的超级大国。但是，巴基斯坦是印度无法逾越的槛，印度是南亚的大国，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其余小国无法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只有巴基斯坦能够让印度感到如鲠在喉。自从独立以来，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尽管两国领导人都作出过努力，但印巴两国的关系一直都处于不正常状态。
印度追求大国地位是出于被压迫者渴望正常的国家形象的意图。近现代印度南亚战略思维和大国意识都是英国殖民时期带来的，同时不能忽略印度悠久历史留给现代印度的遗产，印度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印度的外交战略同样具有深厚的影响。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心中早就为印度勾画好了一幅走向世界大国的蓝图，在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中最著名的一段描述是：“印度以他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再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从这个角度讲，本书拟通过对印度精英阶层的形成、发展及特点的探讨，结合自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南亚政策的分析，以期找到对印度精英阶层与印度南亚政策的形成和实践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之间关联的合理解释。
以尼赫鲁为代表的作为英国殖民统治者推行现代化的产物的印度精英阶层为实现其成为大国的理想而在观念中构建出了在南亚的大印度联邦，在印度独立建国以后的南亚政策可以认为是对这一观念或者是理想的政治实践。大量资料可以证明印度精英阶层的大国理想来自于英国殖民时期带来的英国式的战略传统与印度传统的考底利耶主义，故笔者认为印度独立以来的南亚政策是受到精英阶层观念左右的一场政治活动。本书在主要分析印度独立以来南亚政策的演变的同时，把印度精英阶层的大国意识和印度现代战略文化的形成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来探讨。众所周知，印度精英阶层的特殊性对独立以后的印度南亚政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本书的另一个重点在于研究印度的南亚政策，而这一重点的基础在于把影响政策制定的印度精英阶层的特点与发展情况分析清楚。
印度精英固然是指代一个阶层，但是从定义上很难对其进行精确地概括。本书中通称的印度精英是指在英国殖民印度并引进西方教育后，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印度上层人士，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关键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对于印度这个国家的整体走向，或是国内舆论的导向都起着支配作用。同时，这个阶层也是不断变动的，在不同时段所指对象也有差异。因此，在分析印度精英对印度南亚政策的影响作用时，本书将采取个别分析的方法，对特定时段起重要作用的一个或是几个突出人物进行分析；再用提炼的办法，总结出印度精英中流行的主流思想，两者加以结合来分析在一定时期内的印度精英对印度南亚政策的影响。这就是本书中对印度南亚政策几个“主义”分析方法的来源。
关于战略文化，美国战略学者肯·伯什(Ken Booth)在其著作中是这样下定义的：战略文化是指国家关于威胁和使用武力的传统、价值观、态度、行为方式、习俗、文化符号、业绩以及适应环境和解决问题的特定方式。它规定了一个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起源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政治文化，并代表了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成员(例如政治与军事精英)的态度、行为方式的总和。伯什认为，鉴于战略文化不断变化的特征，分析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需要定期对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和更新，从而使它保持准确和恰如其分。同时他还指出，战略文化的概念不应被看作是对一个国家战略的全面解释。它规定了政策的界限和假设，但并非总是决定具体的政策选择。战略文化只不过是能帮助理解特定国家的战略的另一种工具。印度特殊的历史文化宗教传统与英国带来的近代西方的文化传统以及印度的考底利耶主义与阿育王思想传统两套并行的二元战略文化，对印度独立以来的外交战略影响巨大。本课题拟以此为理论切入点对印度的南亚政策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本书的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我国的南亚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成都的高校和研究所，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等。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的持续冷淡导致我国在南亚外交战略方面的研究发展落后于国外，不过当前多种因素使得这一局面得到了改善。
在印度通史研究领域，林承节先生的作品在国内堪称一流，也是任何研究印度的学者绕不开的。林承节先生的《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85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作构成了一个研究印度通史的体系，在这些著作中，林先生运用了大量一手资料，加上生动的文笔，使得这一系列作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笔者通过阅读林先生的作品而受益匪浅。
国内学术界从整体上把南亚国际关系置于国际大背景下考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是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陈继东研究员的《当代印度对外关系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该书中把印度的对外关系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从印度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从20世纪60年代末年代到80年代末；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1年“911”事件之前；最后就是“911”事件至今。这种分段分析法对笔者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根据印度南亚政策发展的具体状况，从时段上把印度南亚政策的发展分为：印度南亚政策的诞生——尼赫鲁执政时期；“英迪拉主义”南亚政策——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古杰拉尔主义”南亚政策——冷战结束以来的印度南亚政策；最后是“911”事件后的印度南亚政策。由中国南亚学会常务副会长孙世海先生和江亦丽女士合编的《二战后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也是一部重量级的作品，该书以开阔的眼界全方位地介绍了印度的国情与战略的发展，运用了大量一手资料，是一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赵伯乐教授主编的《当代南亚国际关系》也在这一领域影响力较大，该书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直到当前的南亚国际关系讲述得较为透彻。
对印度的发展与对外安全战略的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张力教授的《冷战后时期印度的外交与战略安全》(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5年)。该著作运用了战略文化的相关概念为笔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笔者从战略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印度精英阶层的认知观念的转变以及南亚政策的形成，这为本课题的进行有重要的帮助。同时，张老师对于后冷战时期印度安全战略进行了措辞严谨的分析，也使笔者受益匪浅。
由孙世海先生主编的《印度的发展与对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可谓是聚集了国内众多研究南亚以及印度问题的专家的智慧的一部力作。该书独到的分析对本课题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姜兆鸿、杨平学合著的《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一部内部刊物，虽然在当前看来有些跟不上时代，但是用于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的军事战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此之外，张忠祥的《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尼赫鲁的外交思维和外交实践做了深刻的论述，以清晰的条理向读者展示了尼赫鲁的“和平”“不结盟”外交思想的实质，并列举了大量事例。由孙培均和华碧云主编的《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为笔者展示了21世纪以前的印度的国情与综合国力的情况。宋海啸博士的《印度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与模式》(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对印度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与决策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新颖的视角和严谨的论述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作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成果之一的《21世纪印度外交新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作品，该书融合了吴永年、赵干成、马孆等多位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对印度的外交战略和新世纪印度外交战略的展望都有精辟的论述。尤其是马孆女士的另一部专著《印度外交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对本课题的分析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在学术期刊方面，北京大学的《南亚研究》和四川大学的《南亚季刊研究》是国内研究南亚问题的专业期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在这一课题上发表了不少论文。张力教授的《印度当代的战略安全意识与历史传统》(《南亚季刊研究》，2000年第2期)和《印度近代民族主义意识与西方教育》(《南亚研究季刊》，1989年第3期)对于笔者构思本课题以及对于第一章的写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宋德星的《现实主义取向与道德尺度——论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特征》(《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与《从战略文化视角看印度的大国地位追求》(《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6期)对于印度的战略文化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还有赵干成的《国际体系与印度崛起》(《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6期)，袁传伟的《国大党在1939-1939年争取印度独立斗争中的策略》(《南亚研究》，1986年第2期)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论文，虽然部分论文是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但是这些论文依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本书的研究从这些优秀的论文中吸取了充分的营养。
国外有关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著作相对较多一些。从印度方面看，印度对于研究自身的外交战略非常重视，拥有众多高校和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印度国防研究分析所、印度政策研究中心和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等。出版了大量学术研究著作，并组织了一系列大型国际研讨会，部分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本国的战略决策。从西方国家方面看，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很重视对南亚地区的国际形势研究，包括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中心(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史汀生研究中心(The Henry L.Stimson Center)、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CEIP)、布鲁金斯研究中心(The Brookings Institute)和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重要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都在这一课题上做了重要贡献，并且能够反映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沿。
鉴于印度和整个西方世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著述甚多，难于全面检索，故在此仅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主要的代表性著作如下。
美国学者肯·伯什的《战略与民族优越感》，该书主要是对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理论上对笔者起指导作用。
A.辛哈和M.莫哈塔主编的《印度外交政策：挑战与机遇》，这是印度外事中心于2007年出版的一个大部头的论文集，里面汇集了当前印度外交战略学界专家们的思考和学术成果，并且这个大型论文集的涵盖面相当广，包括了文化、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论文，是了解和研究当代印度外交战略学界最新思潮的上乘之作。
I.K.古杰拉尔的《延续与改变：印度的外交政策》，以及A.卡普尔的《印度与南亚战略三角》，作者在著作中加入了很多新观点新材料，对于本课题的研究很有帮助。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印度的独立与社会改革》是尼赫鲁本人的一部关于印度社会现代化的看法的著作。
阿沙克·卡布尔和A.J.威尔逊合著的《印度和它的邻居的外交政策》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对印度与南亚诸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列举了大量数据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B.K.特瓦里和A.K.辛格合著的《印度的邻居：过去和现在》也是一部研究印度南亚外交政策与南亚国家关系的著作，对本书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R.K.吉哈的《印度外交政策中的喜马拉雅山脉诸国》是吉哈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该作品考察了喜马拉雅山脉诸国在印度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是分析印度与喜马拉雅山脉诸国外交关系的重要资料。
V.M.哈维特的《南亚国际政治》主要是把独立以来的南亚诸国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进行分析。《印度与国际关系体系》一书中的文章是S.甘普达撰写，后由M.S.拉吉和S.甘古力两人合力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书，该书用全球的眼光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以及南亚政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G.P.夏普曼的《南亚地缘政治》，运用地缘政治的理论基础，结合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进行了分析。
I.阿赫默德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印度在南亚的角色》，从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基本理论讲起，该书围绕印度在南亚霸权的建立进行分析。探讨了印度传统战略文化中的阿育王思想传统与考底利耶思想传统，本课题对印度战略文化的分析大部分是建立在该书作者的成果之上的。
由S.古帕尔和乌玛·杨卡尔合作编辑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精华著作集》，主要搜集了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一些重要著述，这本著作对于全面的了解尼赫鲁的思想有很大的帮助。阿兰·苏瑞林的《甘地夫人的第二次当选》主要介绍英迪拉·甘地的第二次执政的前前后后的情况，是了解英迪拉·甘地第二次执政的情况的必读书。
V.P.门农的《印度国家的形成》主要研究了印度国家的形成这一课题，作者通过严谨的叙述，让读者对印度现代国家的形成有一个深刻的了解。T.瓦塔尔的《印度政治史》对印度近代以来的政治史进行了梳理，让笔者对印度近现代政治发展史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乌玛·卡比拉的专著《印度独立以来经济》对印度独立以来的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详细的叙述，该作品引用了大量官方数据，并予以严谨的分析，是研究印度独立以来的经济的必读书籍。
中文译著方面，比较常见的文献是尼赫鲁的两本著作，即《印度的发现》与《尼赫鲁自传》，这两本著作都是由尼赫鲁本人撰写，主要反映的是尼赫鲁本人的观念及其对于印度发展战略的一些想法，属于自传类文献，对于研究尼赫鲁思想有很大的价值。本课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分析尼赫鲁的外交战略思想，这两本著作对笔者有一定的启发。
美国学者斯蒂芬·科亨的《大象与孔雀：解读印度的大战略》在国内南亚学界很有名气。该书对印度的战略有一个全方位的评价，并且该书第二章主要讲述印度精英的世界观，对于本课题分析印度精英的特点和大国意识有建设性的意义。
内维尔·马克斯维尔的《印度对华战争》是揭示印度对中国发动边界战争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由于作者马克斯维尔当时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所以能够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许多重要的资料。因此，书中大量采用了第一手资料，加上马克斯维尔作为记者的写作功底，本书的内容栩栩如生。最为可贵的是，虽然身为一名西方记者，马克斯维尔在著书过程中能够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并且对于材料的处理也是颇有水平的。此书对于笔者分析印度发动对华边界战争这一行为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贾万斯特·辛格的《印度的防务》是印度学者对于本国的外交战略研究的精华之作，这部著作于2002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在印度文化史研究方面，印度学者巴沙姆主编的由众多一流的学者的作品云集的《印度文化史》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虽然作者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我们不能接受但是这部著作对于了解以及研究印度文化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弗朗辛.R.弗兰克尔的《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全面地介绍了印度独立以后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书中引用了大量翔实的数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献。
英籍印度学者V.S.奈保尔著有大量研究印度文化的著作，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作者以一个“局外人”的姿态对印度的文化以及印度人的性格进行了一系列批判的评论，发人深省。
美国学者S.A.科查内科的《印度国大党：党民主制的动力》主要考察印度国大党在印度现代民主制度中起到的塑造作用，本书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期翻译的，因此多少带有一点时代特色。
英国学者爱德华·卢斯的《不顾众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是一本深刻揭示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发展历程的一部作品。该书在严谨运用大量资料的同时，语言也很生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一些重要的国内外网站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信息和文献资料。笔者在四川大学图书馆网络外文数据库中找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分解密档案，这些解密档案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南亚政策的评估，其中包含了美国搜集到的印度与南亚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情报，同时也可以从中发现早期美印关系发展的一些有用线索。参考消息网提供了从1957年到2002年的各期报纸，对于从中文报纸方向了解国际动态提供了很大便利。谷歌图书(Google Books)能够帮助读者搜索到需要的书籍目录，虽然并不能提供所有的书籍的电子版本，但是其包含的数量巨大的书籍的数据也为广大学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笔者在谷歌图书上得到了不少帮助。印度国家档案馆网站(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为本课题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给本课题增色不少。
三、本课题的基本研究方法
本课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坚持综合运用的原则。国际关系学界的三大主要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其理论的重心各不相同，对于国际政治的解释也是各有侧重。学术界相关领域的各种理论之间在很多时候是相互补充或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能运用这一领域的多种主要理论对某一研究课题进行多角度思考可能会得到更多有价值的成果。为了理解当今的世界，我们必须了解现实主义和自由的世界观，并且关注建构主义所说的社会和文化上的变革。我们需要同时思考不同的理想模式。
在对于理论的理解和具体运用问题上，小约瑟夫·奈教授的《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第七版)对笔者在本课题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该书言简意赅地解释了当今众多冗长而沉闷的理论专著无法解释的问题。小约瑟夫·奈教授现在是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并且担任过卡特政府的副国务卿帮办，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以及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这本书熟练地把历史与理论结合起来，评论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阐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代恐怖主义、信息革命以及全球治理的诸多内容，回答和提出了有关国际关系未来的重要问题。
故笔者认为，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正确解决问题的理性方法，要充分地对各种理论和认识加以思考，从而在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能够根据面对的特殊状况综合地运用各种理论和认识来分析本课题，会运用国际关系学的相关研究方法来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按照前面所说，如果单独运用其中的某一理论来分析国际关系问题，就会显得不够全面。因此，本书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在分析国际关系问题时综合地运用这三大主要理论。同时，本书在研究中也会用到文化研究领域相关的概念和理论。
总的来说，理论的创造是为了方便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研究对象，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就应当灵活地运用各种理论来为深入研究服务。
四、本书的研究结构安排
本书研究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考察印度大国意识的载体暨探讨这一载体的两个组成部分：抽象部分的文化传统和具体部分的印度精英阶层的特点。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讲述印度现代精英阶层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形成；第二节分析印度的大国意识的历史源流，从印度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扎根在印度精英阶层思维里面的大国理想的源头；第三节主要讨论印度战略文化的形成，并分析独立以来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机制的不断完善与特点。
第二章探讨印度独立以来的第一个时期——尼赫鲁执政时期的南亚政策。尼赫鲁作为现代印度的总设计师，他的思想对印度的影响是不可比拟的。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讲述英国的撤离与南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冷战格局对印度的影响，即尼赫鲁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第二节讲述印度独立以后对于南亚国际关系格局以及新诞生的南亚诸国的认识和评价；第三节讲述尼赫鲁主义南亚政策的形成与推行，并分析尼赫鲁主义南亚政策推行的成效。
第三章探讨后尼赫鲁时期印度的南亚政策，或者称为从英迪拉执政时期到冷战结束时期印度的南亚政策。本章也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叙述冷战的转型对南亚的影响和印度的对策；第二节讲尼赫鲁主义南亚政策实行的效果、问题以及印度精英阶层寻求的变革；第三节叙述英迪拉主义南亚政策的形成与实行，并分析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带来的变化。
第四章探讨冷战结束后的印度南亚政策的延续与变化。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冷战格局终结后的国际格局以及南亚局势，即所谓大的时代背景；第二节分析印度精英阶层对冷战终结后的全球、南亚局势以及印度未来的发展的思考，新的战略思维的涌现，印度精英阶层对尼赫鲁主义的系统反思；第三节分析古杰拉尔主义的诞生与推行和效果，还有古杰拉尔主义的一系列变种，例如瓦杰帕伊政府的南亚政策等。
最后结语部分将对印度独立60年来的南亚政策做个总结，并结合当前印度崛起的客观事实对未来的印度南亚政策做出展望。第一章印度大国意识的载体：印度的文化传统与精英阶层
印度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虽然印度古代国家的起源非常复杂，但是其文化传统经过长期的淬炼一直保持至今。印度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为现代印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印度的政治与外交战略。
西方化教育体系在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和新型精英阶层的形成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进入近代，英国殖民者将印度完全纳入英国的殖民统治当中。英国殖民者在掠夺印度资源的同时也为印度带去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一些早期的印度活动家开始自发地创办西方式教育。英国当局在殖民统治初期推行了一系列的推广西方教育的措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西方式的教育体系，培育了一大批掌握西方先进文化知识的印度本土出生的知识分子。虽然英国当局推行西方化教育的初衷并不是想要培养出一批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但是接受了西方化教育的这一批本土知识分子并没有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是印度走向现代化、走向独立的主力军。
就历史经验来看，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与内外政策。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自发学习西方和在英国当局创办西方式教育中获得西方先进文化知识的第一批印度本土知识分子就是最早的现代化的印度精英。这些精英的思维模式是双重二元模式的，一方面深受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因此，印度独立以来的战略文化也具有二元特征，这种二元战略文化也随着从尼赫鲁到英迪拉再到冷战结束以后的各届政府进行着调整。第一节作为英国殖民统治产物的现代印度精英阶层一、现代印度精英阶层的形成与特点
现代意义上的印度精英是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后逐渐形成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的形成始于西方文化在印度的传播。早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印度就已经有了传授西方文化知识的学校，这些学校包括西方传教士为传教而创办的宗教学校，以及印度的一些有识之士在商人资助下建立的西方式学校，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于1817年在加尔各答建立的印度学院，1828年在孟买建立的埃尔芬斯顿学院等。这些实行西方式教育的学校对于增加印度对西方的了解和促进英国殖民当局尽快推行西方教育体系有着很大的作用。
英国殖民者在全印度建立霸权之前，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政府并不能在整个南亚次大陆上实施有效的统治。印度的古代史也表明，印度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有效统治整个南亚次大陆的政权，这一特征一直持续到英国在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在印度古老而独特的语言中也并没有能够确切表达“国家”这一意义的单词，有的只是维系和贯穿整个印度历史的印度教和种姓制度。历史上阿拉伯帝国占领了印度的北部大部分地区，在印度统治了五百多年，仍然没有有效地统治南亚次大陆上所有的部族，印度文明巨大的包容性使得伊斯兰教无法彻底地改造印度，穆斯林政权一直都面对着两种宗教文化的冲击，印度依旧维持着松散的状况。
英国殖民者运用武力第一次使整个南亚次大陆统一在“印度”这个名字之下，使印度这一古老的名字具有了现代意义，随英国殖民统治一起来到印度这片土地上的还有西方的先进文明。为了加强殖民统治，英国殖民当局面对印度松散的状况所实施的解决办法就是以西方文化来改造印度，使印度被西方文明同化。
英国殖民者考虑复兴印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落实“分而治之”政策，当时作为前印度统治者阶层的穆斯林虽然被剥夺了统治权，但是势力依旧很庞大，穆斯林封建主在英国殖民者眼中仍然是殖民统治的潜在威胁；因此英国人就想使人数众多的印度教徒接受西方化教育来制衡穆斯林的势力，以此在印度民众中制造人为的差别，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差异，无法团结起来一致对付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样英国人就可以从中渔利，充当调停人两边安抚以维持殖民统治。
英国人复兴印度从文化教育开始，早在英国人还没有完全征服印度的时候，英国殖民当局就先后通过了1813年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1833年特许状法、1853年特许状法，这三个特许状法在原则上规定了英印政府应当实行的、与殖民政策新阶段相适应的文化教育政策。根据1813年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英国殖民当局每年应拨款不少于10万卢比用于复兴文化教育。经过一番究竟应该复兴印度旧式教育还是西方新式教育的争论，到1853年以殖民当局总督丙丁克和总督立法会议成员马考莱为代表，坚持要通过输入西方式文化教育来改造印度落后的局面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最后达成两项改革内容：政府教育的主要目的应是鼓励其内容为西方文学和科学的教育；该教育的传导媒介应是英语。这就确立了西方式教育和英语在印度现代化教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印度现代化教育的开端。殖民政府也在潜移默化地支持着教育改革，1837年英语正式取代波斯语成为殖民政府的官方语言，1844年殖民政府宣布对受过英语教育的印度人在行政部门予以优先录用，并表明将律师、医生、工程师和教师等职位保留给受过英语教育的人。
1854年殖民政府议会监督局主席查理士·伍德爵士根据对教育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伍德教育文件》。这是印度教育现代化道路上的又一次伟大的改革。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要在印度建立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在各管区城市设立大学，实行附属学院制；设立补助金制度，由政府对符合条件的私立学校给予财政补助；在各省建立公共教育部，负责教育方面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是1857年，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式，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建立起了三所大学，开始授予学位。
自丙丁克教育改革施行以来，在印度受西方教育的人数量不断上升，到了1885年在大学受教育的人数达55000人。另外，留学英国也是接受西方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从18世纪一直到印度独立前夕，英国殖民政府对于印度人到英国留学一直是鼓励的。然而比起在印度本国受教育的人数来说，到英国留学仍然是小部分。总的说来，英国殖民当局的教育政策使大量的印度有识之士得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为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西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通过西方式教育进入印度的社会生活当中，对于传统而落后的印度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一个以受过西方新式教育为背景的阶层在印度逐渐形成，可以称这一新兴的阶层为现代化的印度精英阶层。这一阶层的形成为以后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领导集团，虽然英国殖民当局当初实行教育改革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去培养这样的一群人。
马考莱曾经说过，实行西方化教育就是要“在英国人和被他们统治的亿万印度人中间造就一个中间阶层，这些人从血统和肤色上说是印度人，但其趣味、观点和举止是英国式的”。根据马考莱和其他一些英国殖民者的期望，这个中间阶层将成为英国殖民统治和商业开发的可靠助手，他们是英国统治者和印度民众之间的纽带，能够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样的一个中间阶层在一开始似乎是满足了英国殖民当局的需要，然而这样的一个只是被英国化了的阶层，并没有成为印度社会的先进阶层。他们只是按照英国殖民者的意志做事情，并没有独立的思维和推动印度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能力。
真正意义上的印度的现代化的精英阶层是致力于改革印度社会的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那部分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人。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西方化教育，一部分人还留学英国，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些人大多在新兴的部门里面供职，比如律师、医生、记者、工程师以及殖民政府里面的文职人员，这些新的职业能够把他们的视线更多地引向城市发展和政治问题上来，并且还能使他们对这些问题形成类似的认识。英语教学使他们能够打破印度原有的方言障碍，与印度各地区的精英们方便地交流和处理公共事务。这样英语作为一种公共语言出现在印度，对于印度的现代化和民族统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印度的精英阶层相对于印度其他旧的阶层来说具有更强烈的团结意识，他们更少地受制于种姓、宗教、语言和地域因素，“这个阶层很久以来就具有了某种印度任何其他阶层无可比拟的团结一致的感情”，因此，相比印度其他任何阶层，新生的印度的精英阶层对印度的命运有着更强烈的关切。
印度的传统文化赋予印度人民一套理想主义哲学和深邃的精神真理，但却没有鼓动人们追求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概念，而通过西方新式教育，印度的精英们接受了来自于西方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独立这些观念。正如提拉克所说：“爱国主义不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它是英国统治影响带来的东西。民族主义热情只能产生于西方式的国家体制；我们从西方得到它，它是西方教育传播新观念的结果。”
印度的精英们接触到这些来自西方的新观念之后就开始了反思，他们目睹了印度落后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强大与文明给他们带来的震撼，因此他们将要运用他们从西方学到的东西来改变印度的状况。印度精英们的这种发自内心的改革的呼声与英国殖民者改变印度的愿望是不能等同的。英国殖民者是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姿态俯视着印度的民众，带着傲慢和偏见；而印度的精英们却是从自身是印度人的角度出发去寻求改变印度的答案。
英国殖民者居高临下的态度在印度精英阶层中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从一开始接受西方式教育以来一种强烈的认同危机一直埋藏在印度精英们的心里。作为印度人，他们面对印度的落后和被统治的局面而不得不通过学习西方来谋求改变，在西方式的教育与印度的传统精神之间无法调和矛盾之间，精英们又只能运用西方的方法来宣扬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他们也不得不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而这一系列的活动等于默认了西方文明对于印度文明的歧视。一些西方历史心理学家在分析印度近代历史时认为，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化教育使早期有印度传统文化背景的印度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地位、身份、自我形象发生了变化，变化前后的人格结构间既存在无法缓解的冲突，又存在密切的依赖关系，这使他们产生出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从而导致并强化了他们意识中的紧张和痛苦。
印度的精英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中，他们接受的西方先进的教育是宗主国强加给他们的，而不是印度自发形成的或者是印度人主动去学习的。接受西方的文化对于印度来说始终是被动的，印度的精英们并没有弄清楚为什么要引进西方文化教育、引进西方文化教育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当西化到了印度的精英们完全可以运用学到的西方的理论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地道的印度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西方化了；但是他们又不是西方人，至少从肤色、口音这些表象上看是这样。印度精英们的这种处境使得他们自然地产生出了一种仇视西方文明的心理，这对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构成了一定的阻碍。在这场典型的文化冲突中首当其冲的印度精英们既想摆脱传统印度贫穷落后的形象，又不愿意被西方文明同化掉，因此，他们只好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尼赫鲁的评论可能是对印度精英阶层的这种矛盾心态的最好总结：“对于我和其他许多类似我的人而言，现状是一个由中世纪精神、骇人的贫困和苦难与中产阶级的表面现代化组成了奇怪混合物。我不是我自己阶级的赞赏者，但却不可避免地要去领导斗争以争取印度得到拯救；中产阶级感到被囚禁和约束，它需要成长和发展自身。”二、印度精英与印度国大党
在印度国大党成立以前，新兴的印度精英阶层为印度社会的改革而坚持不懈地奋斗，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些地区的民族组织成立起来，一些精英通过研究找出了适合印度民族发展的理论；但这种奋斗一直是分散的、地区性的，缺乏一种全印度的概念。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主要是由印度的封建主、印度土兵和下层民众参与的一场全印范围的大起义。在这次起义中，作为新兴阶层的印度精英并没有参与领导。英国当局把大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1858年8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印度政府法》，规定结束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印度由英国女王接管，由印度总督代表英王统治。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的时代开始了。
英王接管印度后首要任务就是吸取大起义的教训，巩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一元化统治的建立和统治机器的强化是最主要的变化之一，而这其中的一些调整正好为印度的精英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新通过的《印度政府法》规定，英王接管后，英国内阁中设立印度事务大臣，并有15人组成的印度事务会议协助；取消监督局，先前由监督局和公司董事会分别行使的权力统一归印度事务大臣及印度事务会议行使。印度总督是英王在印度的直接代表，职权不变。总督参事会在英王直接统治之后开始立法实行分工，成立内政、外交、税收、财政、法律、军事等部门，这就是印度政府部长制的开始，也是现代正规政府体制引入印度的标志。随后，印度的立法机构、法院系统、军事机构也都实行了改革。英王的直接统治使印度的国家机器在进一步集中、统一和强化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带有一些民主色彩。
英王直接统治印度后的统治政策也有重要的调整措施，首先就是放弃了兼并印度的土邦，安抚土邦的王公，改革侵害地主权利的做法；其次逐步放弃了官方促进传播基督教和立法手段实行社会改革的办法；最后，扩大立法会议，吸收印度精英阶层加入，在大城市和各县也建立自治机构，让印度人参与到政府管理当中来。放弃兼并土邦意味着英国殖民者不再强制统一印度；扩大立法议会对于广大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精英们来说是如虎添翼，他们可以在印度的土地上施展他们的抱负，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来改变印度的落后，与英国殖民者展开斗争。
到19世纪70至80年代，印度的民族运动迎来了非常大的进步，一批新的地区性的民族主义组织建立起来并开始开展一定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主要得益于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人走出大学校门，开始成为印度精英阶层的一员，并运用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在印度广泛地开展民族主义运动。这一时期的杰出领导人物是达达拜·瑙罗吉和马哈底瓦·戈文达·伦纳德，他们两人分别提出了一套关于印度贫困与民族复兴道路的理论，就他们两人的理论本质来说，他们理论的路线基本上是一致的，两者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理论整体，为后来的国大党所遵循，成为国大党制定纲领政策的依据。
不断发展的民族运动不可避免地把建立全国统一组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但是对于应该成立什么样的组织、怎样成立等一系列的问题，印度的精英们还没有达成一致。此时，英国激进自由主义者休姆在印度建立全国统一组织进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休姆原来是英印政府的高级文官，退休后仍然积极地活动。他认为维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关键在于逐步实行改革，把印度引上宪政的道路，为此必须联合印度的精英阶层，以英国模式为样板发展印度的宪政制度。休姆向印度精英阶层的活动家推销他的想法，这些印度的活动家们自然非常赞同，印度活动家们一直希望建立一个全印度的统一组织；休姆在英国上层社会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很快就把建立统一组织的计划付诸了实践。
1885年初，休姆与印度精英阶层的活动家们一道先建立了印度国民同盟，以其名义发出通告，决定在当年12月召开印度国民同盟成立大会。1885年12月28日，印度国民同盟成立大会在孟买召开，正式改名为印度国民大会，这宣告印度国大党诞生了。大会选举孟加拉的著名律师伍·彭纳吉为主席，并通过了一些决议：请求英国政府派皇家委员会调查印度行政管理情况；取消英国印度事务大臣会议；扩大立法会议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立法和监督职权；各省立法会议增加民选成员名额；在英印同时进行文官考试，放宽报考年龄限制等。参加大会的72名代表来自全国各省，使得印度国大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组织。就在国大党成立大会开会时，在孟加拉地区影响力很大的以班纳吉为首的民族组织也宣布承认国大党为全印统一组织。这一系列活动大大巩固了国大党的基础，使国大党作为印度的全国性组织并且具有不容挑战的权威性。
这次大会立下了一项不成文的先例：在会上只讨论政治、经济问题，不讨论容易引起摩擦的社会、宗教问题；只讨论全国问题，不讨论地方性事务。这就为国大党定下了世俗主义和强调印度民族大团结的基调。正如大会主席伍·彭纳吉在主席致辞中所言，国大党的中心使命是以民族团结的感情代替种姓、宗教信仰和地方偏见的分裂因素，以便使整个印度团结得到进步发展。这一原则的确立就使国大党有可能成为广泛容纳各宗教、各社会阶层的，不带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同时，这些特点也显示了国大党未来的发展方向。
印度国大党的成立成为全国民族主义力量的聚合点，印度的精英大多在国大党，为印度民族的命运奋斗。马德拉斯的著名活动家维·恰里阿尔说：“我们现在开始认识到，尽管在语言、社会习俗上存在着差别，我们具有了各种因素，使我们真正形成一个民族。”国大党的成立，标志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了全国性有组织的发展时期。
全印度所有的社会政治团体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国大党的年会，因此它并没有自己的各级组织，也没有自己固定的成员，出席年会的代表只是登记职业而已。根据国大党对于出席年会会员职业的登记可以看到，第一次年会的到会代表72人中，律师40人，编辑9人，教师3人，医生2人，前文官1人，政治组织秘书3人，商人7人，地主6人，不详1人。其中45人上过大学，至少25人得到了学位。第二次年会到会代表434人中，约130人是地主，约166人代表法律界，约40人代表印度报刊，其余是商人、工厂主等。第三次年会到会代表607人中，地主161人，知识分子302人，商人123人，工厂主5人，其他16人。总计前三次年会，出席代表人数中，知识分子约占50%，地主约占25%，商人工厂主约占25%，这个比例直到20世纪初没有太大的变化。由此可知，国大党的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国大党的核心和骨干力量就是由他们构成的，这些人在印度具有很大的影响，国大党的大部分决策都由他们决定，这些人当中有瑙罗吉、苏.班纳吉、费·梅塔、G.苏·阿叶尔、马·伦纳德以及后来的戈帕尔·克里希那·郭克雷等。
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西方文化教育，很多到英国留过学。他们见识广博，能较早地顺应时代潮流，关心印度的进步和印度民族的发展。由于最先得益于英语教育，他们从事的都是新兴的行业，在职业上也已经取得显赫地位。这些知识分子构成了印度的精英阶层，国大党也成为印度精英们的一个合法的政治斗争的场所。
国大党的创立者们建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希望它能起到“英王陛下政府的合法反对派”的作用。国大党成立后前20年是遵循这个总方针行事的。国大党成立的前20年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基本上没有超出以前各地政治组织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国大党的早期活动主要限于局部的改良，它在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并不是一个严谨意义上的政党，而只是一年一度的全印度范围的政治集会，把印度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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