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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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5年第3辑总第16辑)试读：
本辑特稿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不懈探索马[1]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王伟光今天，我们在美丽的春城昆明召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讨会，同时在云南发布《新大众哲学》出版消息。作为《新大众哲学》的主编，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会议代表对大力支持本次活动的云南省委省政府，对各位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云南的同志们希望我讲讲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的体会，正巧前段时间我为《光明日报》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我就借此机会把其中一些内容再讲一下，然后谈谈我们是如何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新大众哲学》编写工作中的。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重要会议，在国内考察、出国访问和国际论坛等多种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一系列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了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贯穿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是贯穿于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之中的活的灵魂和精神实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最根本的是学习讲话贯穿的思想精髓即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处理问题的能力。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本身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科学掌握客观规律的创新产物，是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实际进行全面把握和实事求是分析的科学成果。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普遍概括，是我们共产党人观察分析处理一切问题的思想方法。习近平同志善于运用辩证法分析复杂事物，全面把握事物变化及其关系，通透辩证思维方式和辩证分析方法。他反复强调要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要善于运用辩证法，正确地观察分析事物，研究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主动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掌握了矛盾分析方法，也就掌握了辩证法。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处处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和矛盾分析方法，体现了“重点论”“两点论”“全面论”的辩证统一。他要求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加强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研究，使改革举措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哲学总说明，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武器。习近平同志告诫我们，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习近平同志正是以唯物史观的远见卓识，科学地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既看到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又清醒地看到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正因为站立在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发展总趋势的准确把握，他十分明确地要求我们，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习近平同志从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和分析方法出发，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运用到指导改革开放的实际工作中去。
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根本认识路线。习近平同志认为，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大力倡导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践，调查研究，求真务实，领导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动全党在全面转变作风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那些体现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讲话，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些哲学讲话，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方方面面，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辉。它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做出了准确、生动而又带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梳理和解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现实做出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分析，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总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充分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优秀成果表达了明确而自信的态度，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我们课题组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解和认识。《新大众哲学》这套丛书，反映了我们目前取得的、部分的、阶段性的成果。
就编写目的来说，《新大众哲学》力图准确判断和反映时代的新变化，进行新的哲学分析；力图科学思考和回答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新问题，赋予新的哲学的概括；力图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经验，做出新的哲学的概括；力图回应当代国内外流行的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给予新的哲学的评判。
就篇章结构来说，《新大众哲学》包括总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和人生观等七个板块，每个板块单独成册。相比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新大众哲学》增加了两个板块：价值论与人生观。设置这两个板块的目的，一方面是便于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论述，另一方面也是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体系。
就主要内容来说，《新大众哲学》立足时代变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问题为中心，密切关注时代变化和形势发展，注重吸收人类思想新成果，进行哲学提升、理念创新，在回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进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强有力地回应各种质疑之声。《总论篇》通过回答“哲学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带有总体性、全局性的问题，阐明“学好哲学，终生受用”的道理。《唯物论篇》通过讲解唯物论总论、物质论、意识论、自然观、信息论等内容，捍卫唯物主义立场，反对唯心主义。《辩证法篇》以“照辩证法办事”为题，阐述了“用辩证法看问题”“学会矛盾分析法”“要把握适度原则”“新事物终究战胜旧事物”“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把握事物联系与发展的基本环节”等道理。《认识论篇》以“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为题，讲解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等内容。《历史观篇》对历史观总论、历史决定论、历史选择论、利益论、群众观进行了介绍，说明了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新历史观”。《价值论篇》鼓励人们洞悉价值世界的奥秘，合理地进行价值评价，用双手创造美好的世界，用正确的价值观规范言行，旨在建设“人的精神家园”。《人生观篇》回答了什么是人生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怎样正确解决人生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等问题，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荡起幸福人生的双桨”。
就写作风格来说，《新大众哲学》追求的是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写作风格。《新大众哲学》既不是教科书，刻意追求体系的严密，也不是哲学专著，执着追求逻辑论证与理性推理。《新大众哲学》避免纯粹的抽象思辨和教科书式的照本宣科，以大众语言来阐述，并使用了很多的例子，力求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中国老百姓的话”。
就读者对象来说，《新大众哲学》设定的读者对象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本书的编写目的、篇章结构、主要内容、写作风格都是以读者为中心设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学问，而且是改造世界的学问，所以从本质上来讲是属于人民群众的哲学。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人民群众，以找到自己的物质武器。理论一经掌握人民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人民群众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找到自己的精神武器。我们这套书承担着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和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以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为最高目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三位一体”的，是同一个过程的密切联系的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中，我们选取了“大众化”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为什么取名《新大众哲学》呢？这是因为艾思奇同志已经写过一本《大众哲学》。通过《新大众哲学》这个书名，我们希望表达对艾思奇同志的敬意，也表达沿着他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
艾思奇同志是从云南这块热土走出来的人民哲学家。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取得成就最高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是云南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中国哲学工作者的骄傲！他创作的《大众哲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著作，是一个标杆，也是一座高峰！
光阴如梭，《大众哲学》问世迄今已逾80年。80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却经历着沧桑巨变！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汹涌澎湃，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势不可当，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的演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每天都是新的”。历史时代和社会实践的显著变化，呼唤新的哲学思考。以当年“大众哲学”的方式对现实做出世界观方法论的解答，写出适应时代的“新大众哲学”，既是艾思奇同志生前未竟的夙愿，又是实践的新需要、人们的新期待、党和国家的新要求。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做出了努力，至于效果如何，还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和人民群众的评判。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局面复杂，任务艰巨，然而，越是这样，我们就越要紧紧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有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大有可为。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哲学工作者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伟大事业中来，为广大人民群众奉献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谢谢大家！
[1] 本文是作者在云南昆明召开的《新大众哲学》出版发布会上的讲话。
[2]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理论论纲[1]李晓南【内容提要】现时代，精神信念、精神追求、精神定力、精神力量、精神家园等精神问题凸显，精神哲学受到极大关注。在中国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重视精神力量作用的今天，尤其需要挖掘和展现马克思主义有关精神现象的理论，进一步推进其中国化。【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精神理论 中国化
现时代，精神信念、精神追求、精神定力、精神力量、精神家园等精神问题凸显，精神哲学受到极大关注。在中国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重视精神力量作用的今天，尤其需要挖掘和展现马克思主义有关精神现象的理论，进一步推进其中国化。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理论（一）要重视和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理论资源
1.德国古典哲学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现象学的理论资源。对精神现象的认识，属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范畴。在西方，主要是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角度进行讨论的，欧洲哲学众多流派对精神（意识）的起源、本质、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讨，形成了深厚的精神哲学传统。
黑格尔的法哲学致力于把国家精神、市民社会精神、民族精神、个人精神融为一体，对构建什么样的国家、营设什么样的市民社会、培育什么样的民族精神、提升什么样的公民素质这“四者”贯通起来进行辩证分析。按照黑格尔的体系，逻辑学是研究理念自在自为的科学。自然哲学是研究理念的他在或外在化的科学，精神哲学是研究理念由他在而回复到自身的科学。黑格尔又把“精神哲学”分为三大部门，第一，主观精神，分灵魂、意识、心灵三个环节；第二，客观精神，分法、道德、伦理三个环节；第三，绝对精神，分艺术、天启宗[2]教、哲学三个环节。客观精神总的来讲，就是社会意识，包括群体意识、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其范围很广，不仅仅讲法、权利，也讲道德、法律和伦理，特别讲到社会和国家。客观精神是有血有肉的精神所创造的法律、社会国家、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的历史形态。它们是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历史哲学）讨论的主题。
黑格尔努力把人的发展理解为人的精神发生发展的过程，并努力寻找其中的规律。在黑格尔看来，人具有“主体性”。它表现在：独立自主、自我决定、自由、能动性、自我、自我意识或自觉、个人的特殊性、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才能为根据等方面。主体性发展的过程，乃是一个极其漫长曲折的过程。人的主体发展史首先是人脱离动物的历史。在动物那里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因而动物意识不到自我。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对立起来，意识到自我，主体才被开启。从人类、从一个民族、国家来看，由无自我意识或不自觉的阶段到有自我意识或自觉的阶段，这条道路是如此的辽远，须以百年计或千年计。而且每个环节（实践、劳动、法权、道德、家庭、社会、国家、艺术、宗教、哲学等）都是必要的，必须在每个环节那里都做逗留。个人发展，则以“浓缩”，从出生经过婴幼时期、童年时期、青壮时期到老年时期，经历这个过程。
黑格尔把国家精神、市民社会精神、民族精神、个人精神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研究，对今天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及其体系有可借鉴之处。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提供了基本遵循。”这里，提出了“三个层面”，即“公民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黑格尔的法哲学也是这样进行研究的。他把个人、社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宏大叙事”，而且还从“世界历史”来观照“民族精神”，体现了辩证法的整体魅力。
恩格斯中肯地评价道：“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阐发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明贯穿这些领域[4]的发展线索。”恩格斯还说：“由于‘体系’的需要，他（黑格尔）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对这些结构，直到现在他的渺小的敌人还发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5]充分的价值。”这实际上点明了黑格尔哲学的要旨，就是要对人的精神现象、人的精神发展过程、人的精神发展的各种基本形态进行研究，从中揭示精神发展的规律。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很值得关注并且值得我们今天“接着讲”。
黑格尔反复讲，国家是一个伦理性的现实体，其根本目标指向就是“公共领域”的善、是倡行“公共之善”。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精神就是国家的灵魂。今天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塑造“国家的灵魂”。而且，黑格尔认为，伦理理念表现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环节，“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也就是说，善的社会共同体、善的社会生活只有在国家、社会、个人的互动中才能实现。另外，黑格尔是把“民族精神”放到“世界历史”中，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中予以呈现，获得意义的。黑格尔强调，不同的民族精神都源于自身的“现实性”中，不能“先验[6]地给”，“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这种民族精神与世界历史间的辩证关系的思想也有启发意义。
有论者说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王元化先生虽然晚年一直在反思黑格尔，认为黑格尔思想中存在一些糟粕性的东西，如教条主义、国家主义，但还是非常敬佩黑格尔对精神的重视。黑格尔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把人的精神看成最重要的因素，王元化先生很欣赏。他晚年重视人文精神，显然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王元化先生对黑格尔从迷恋到反思，但对其精神性的一面保持赞赏，这值得我们思考……特别是今天，整个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许多人相信发展是硬道理，人的精神被边缘化，这时候再来看黑格尔将精神力量作[7]为第一性来强调，有它的意义。
2.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有丰富的精神理论，而且精神理论是其宏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研究和阐述稍显薄弱。这正如1893年恩格斯在《致弗·梅林》中所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8]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恩格斯晚年书信阐述道：“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9]因素。”唯物史观并不“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10]有独立的历史发展”。“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11]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德国的梅林（1846～1919）的意识形态理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856～1918）的社会心理学说、法国的拉法格（1842～1911）在思想起源、文学批评、民俗学、语言学和宗教等领域的研究等，都曾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进行过阐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等认为，必须重新估价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同形成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过程之间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把全副精力集中于上层建筑的研究，文化构成了它关注的焦点”，“自始至终主要关注文化[12]和意识形态问题”。（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阐述关于精神问题的看法
恩格斯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对精神的看法博大精深，这些看法主要是通过对各种思潮和流派的批判呈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观的呈现，与其说是陈述，不如说是批判中的对话。
1.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阐明精神在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只有深刻解读德国古典哲学精神学说的遗产，才可切实把握马克思的精神学说。（1）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人类精神的对象化形态。从人类历史、工业史、文明史、文化史等这些人类精神外化、对象化、异化来看精神的形态。（3）批判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肯定精神发展辩证法。“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13]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
2.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进行了扬弃，《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著述，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精神观的初步奠基。
3.通过对启蒙学者精神观的批判阐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实社会阶级矛盾问题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14]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
4.通过对经济学方法的批判阐述掌握世界的精神方式。马克思曾区分了人掌握世界的方式：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方式，提出了以“实践-精神”的方式掌握世界这一命题。（三）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观的贡献
1.哲学基本问题视野中的精神问题。（1）“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15]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2）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有多种历史形态：根源于远古时代的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在古代哲学中表现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表现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3）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哪个是第二性的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2.《自然辩证法》中精神问题的阐发。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的产物。
3.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usgang，出路）中寻找精神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探究隐藏在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因。
4.恩格斯晚年书信的新阐发。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做了全面阐述，弥补了过去的不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
精神生产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作为社会生产的精神生产，是旨在创造精神价值，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生产精神产品的创造性活动。他们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16]来考察。”（五）马克思主义精神理论的原理
1.精神范畴释义。精神内涵十分丰富，有不同的分类：从哲学基本问题来看，精神是与物质相对的概念。从实践唯物主义来看，精神是“感性人的活动”的“能动方面”，是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从实践主体来看，在认识论中的知、情、意；在观念文化中的艺术、科学、宗教、哲学等，还包括风俗习惯、成见偏好、感情信念、社会心理等。在实践主体状态中，精气神的样式有精神风貌、精神状态（心理特征、意识观念、审美情趣、理想信念）、精神气质、思想品格、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以及欲求、愿望、情感、信念、境界、知识等。从实践客体来看，以物质形式（如典籍、文物、光碟等）呈现的，以及积淀渗透在经过加工的自然物品中的和加工这些产品的生产工具承载着精神性内容。在日常用语层面，精神具有精华、实质、要旨（essence）、活力之义。
2.把握“精神”的本体论、价值论。马克思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17]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精神的作用做了经典表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到北京精神、广东精神等地域精神的培育和践行，精神的力量在神州大地上日益彰显。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已经成为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
3.精神的发展及提升精神境界的途径。（1）人的精神发展及其标志。（2）提升精神境界的基本途径：学习、教化、灌输、修行、精神交往等。二 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精神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精神问题的研究，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史和论上梳理和挖掘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精神理论的资源，二是从传播、运用、坚持和发展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和规律。这两方面是相互关联着的。习近平提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遵循这一精神，展开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理论中国化的当代性与当代中国视域下的马克思恩格斯精神理论的双向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理论是“源”，其中国化是“流”。但对马克思恩格斯精神理论的诠释并不是纯学院派的，而是站在今天中国立场上，以“中国视域”观之，并以我们当下做的事情为中心，做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的新建构、新阐释。（一）弘扬和推进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理论
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术研究中稍显薄弱的状况，力求充分挖掘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精神理论资源，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做出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理论，应不拘泥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阐述，而须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文本的论述，分类分层次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现象的“原理”学说。我认为，精神含义极为广泛，凡与物质世界（人的肉体）相对应的人的行为方式，都有精神因素、打上精神印迹。从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看，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在人脑机能——意识支配下实践的产物。即使是“下意识”“无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也可进行精神分析。总之，凡是人的行为，都有精神因素，都可以用这样的句式来加以描述：“××精神”，如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的精神、人的历史活动中的精神、人的思想观念中的精神等。人的精神有多种样式，如马克思说，人的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理论精神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二）从国家、民族、社会、个人的层面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中国化的当代意义的研究
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有着深厚的精神情结、理论兴趣。哲学家们用思辨方法，对普遍人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道德行为、社会价值、历史形态等精神现象做了整体性探讨。承续着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哲学》所开创的从个体、社会、民族和国家这些基本层面剖析研究精神问题的哲学传统，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理论也有这些基本的精神层面和宏大叙事。今天，从国家、民族、社会、个人的层面，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当代意义的研究。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8]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1.国家层面。国家层面的精神形态，要有一个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价值、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国家哲学，为有效地治国理政提供精神指导。（1）国家哲学及其功能。国家哲学是一国关于治国理政，国家总体精神、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国家治理体系的哲学。（2）执政党与主流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3）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经验和规律。首先，它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自身具有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主义”的坚持发扬者在时代性、鲜活的实践推动下赋予“主义”的生命力。其次，它是“纲领”“旗帜”。须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宏大视野，又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须回答时代课题，体现“时代性”；须具备体系性、整体性、贯通性（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统摄党和国家事业的各方面。最后，它具有真理的力量，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同，成为“拱心石”，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又一次推进和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2.民族层面。就民族精神而言，要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中国精神。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改造国民性、引导社会思潮、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主导作用。
3.社会层面。社会层面的精神形态，要有一个好的社会精神哲学，为社会和谐有序运行、引导社会思潮提供精神指导。
4.个体层面。个人层面的精神形态，要有一个好的个人心性修身养性哲学，为个体修行提供精神指导。人们常说，中国哲学讲求“内在超越”。佛家《楞严经》云：“譬如灯光，然（燃）于室中，是灯必能先照室内，从其室门，后及庭际；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亦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儒家也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说，克己复礼。“克己”，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复礼”，治理天下。从人的精神“内在修持”，到精神的“外化”，儒化社会、教化天下。如果说，佛家在人的心性内在修养上用力颇多，那么，实践唯物主义则强调“精神的外力”，精神的外化。马克思主义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在当代中国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及其自由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要强调的是，作为重建“基础秩序”的重要一环——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代马克思主义精神理论的研究，固然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的“总体性”，观照精神的诸多层面和领域，但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精神哲学视阈下，探讨党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规律”的研究。这是因为国家、民族、社会和公民个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面对并正确处理的最根本或本质的关系，是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党与公[19]民个人的关系。”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更集中体现着当代中国的精神世界。简短的结语
人无精神不立，党无精神不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精神追求，历来强调科学理论武装和思想建设的在党建中的基础地位。近来，习近平同志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我们必须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20]价值观，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建党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在与中国实际、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不断与时俱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作为精神现象学的学术研究，通过哲学研究、思想研究、文化研究、宗教研究等，得到全方位拓展，取得丰硕成果。
[1] 李晓南，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哲学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2] 贺麟：《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一书评述》，载〔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2页。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4日。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6]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91页。
[7] 许纪霖：《“中国时刻”背后的黑格尔式命题》，《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1日。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7页。
[12] 〔意〕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周穗明译，人民出版社，1981，第9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19～32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5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22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4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7页。
[18]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19] 韩庆祥：《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人精神世界重建》，《光明日报》2015年2月5日。
[20] 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市民社会的犹太教性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之解读[1]姜涌【内容提要】在德国市民社会是以宗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工人的意识变革为起点而产生的历史构成体，市民社会的认识存在局限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犹太教和犹太人存在意义的阐述却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他摆脱了鲍威尔从宗教和政治中兜圈子的特性，指出只有先获得政治解放，才有宗教解放问题，彰显了一个共产主义者革命的、实践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视野。马克思对犹太教本质的恰如其分的科学认识，破解了德国犹太人宗教性质的前提，即以揭露人的基础、实际需要、利己主义为前提。市民社会在德国犹如犹太人的性质问题，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市民社会是决定性的力量。【关键词】市民社会 犹太人 资本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市场“唯利是图”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泛滥，它激发人的上进的动力，使人的发财欲望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一原则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泛滥，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受到各种规则的约束，然而逐利避害却是人的本性，古典作家把它叫作犹太人的本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约自由市场“唯利是图”的原则因素是救赎的宗教，即“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的形式成为自己的市民社[2]会规定。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正是基督教教化使西方血缘的、伦理的、宗法的关系统统解体，产生了原子化的个人，这种原子化个人是西方政治民主制的基础。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论集》的著名前言里阐述了他毕其整个学术生涯所探讨的“世界史问题”，即“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建立在“唯利是图”基础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正是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在韦伯看来，现代与[3]他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之间有着内在联系。那么，与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指的是什么呢？这正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里所阐述的市民社会的犹太人的性质所在。也就是说，人是自由的主体存在，但生活在枷锁中，上帝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宗教和法治是抑制自由市场唯利是图的两大法宝。市民社会是个人追逐私人利益的原子化社会，然而，由于宗教的道德约束，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格规定和社会秩序，人们强调道德操守，尊重个人的社会权利，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的条件。一 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含义是一样的吗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揭示了私有财产制度对自由、平等政治内涵的遮蔽。在回答“自由是什么”的问题时，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建立在人与人相分割基础上的人权观。因为鲍威尔所说的自由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那么，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只能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但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4]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与此密切相关的平等又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平等在非政治意义上无非就是“自由的平等”，就是“每个人都同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单子”。虽然此时马克思对私有制的批判尚不是从彻底的唯物史观出发的，还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道德义愤，但他已经洞悉了“私人利益”“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保护”的制度性质，看到了人与人相结合的市民社会关系对自由平等的制约性。
因为“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层对经商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实际上被排斥于更受人尊敬的职业之外的集团……德国的反犹太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系同出一[5]源这个事实”。哈耶克的论述说明了一个事实问题，即德国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是犹太人的性质，而最能体现犹太人性质的阶层就是德国的市民社会阶层，德国的市民社会被黑格尔称为“需要的体系”，目的在于论证普鲁士专制统治，那么，市民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吗？
让我们从德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翻译中去理解其中的意蕴，“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汉译为“市民社会”（也译为公民社会，台湾地区学者译为民间社会），另外，“在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中，对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使用有两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按其广义，中文译为‘市民社会’，按其狭义，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6]。但是这样是否就完全理解了市民社会的基本意蕴呢？“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解读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首先是区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是指私有者所组成的分工和交换的商品经济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是指以剩余价值和剥削为核心的阶级社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直接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忽略对市民社会结构的分析而直接进入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其后果就是将市民社会也看成一个只具有消极意义的阶级社会，从而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而区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不仅可以避免这一弊病，而且还可以从两者统一的角度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也就是说我们能否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看成同一个近代社会的两个方面呢？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近代社会的本质，是“从市民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市民社会”的内在必然性及其积极意义。市民社会首先是一个商品世界，在商品世界中，货币君临一切，物支配人。但是，在这一世界中，至少商品所有者在商品交换中是平等关系，这与人支配的世界如君主统治奴隶的世界相比是一种进步；而且，它也会使分工和交换得到全面的发展，能够为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做[7]好准备。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这里的研究表明，市民社会具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但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
马克斯·韦伯认为，“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资本主义”，但是“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因为“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因此韦伯认为“对财富的贪欲，[8]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那么，韦伯眼里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样子？韦伯认为“本杰明·富兰克林浑身上下都渗透着资本主义精神”，即“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反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
[9]任”。这表明，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资本并以此为目的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视其为一种美德和能力的体现。因此，勤劳、节俭、诚实、信用等美德内容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责任在韦伯看来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文化精髓，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这实际上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的经济行为，所以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10]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不是“物”的依赖性，而是“事物性”的依赖性，是人与人关系的依赖性。所谓“事物性”的关系本质就在于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剥削关系、人对物的占有关系，正如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存在前提正体现着这种社会关系的“事物化”。“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11]并且“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12]货币，才能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13]。马克思这里指出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血缘关系获得世袭的社会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是通过拥有私人生产资料以及占有货币来获得社会权力。而且“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14]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这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私有财产不仅造成了劳动的异化，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和人对自然的奴役，而且造成了商品拜物教和物性对人性的奴役，从而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
历史地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也有其进步的意义，西方近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产生缘于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之外形成的自由民的存在，也就是说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压制而获得发展，是独立于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之外的私人领域的自主存在，随着市民社会的发育和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但要维持自身的独立地位，同时也要求对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本身进行改造以适应市民社会的需要，文艺复兴和人道主义的兴起意在保护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的[15]人权。“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而这对当时落后的封建专制的德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力量，也就是说，德国市民社会的产生缘起于英法等大西洋沿岸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影响，进而催生德国新兴的容克贵族势力的权利要求，“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它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16]主义的人”。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人权并不是一般的人权，而是利己的私人权利，而私人权利正是市民社会组成人员的基本权利。因此，所谓人权其实是指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17]类存在物”。在市民社会建构者看来，“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18]自然状态有着许多缺陷”。也就是说，国家政权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私人财产，这应该被视为政府的首要目标。政府所要建构的政治社会要服务于个人的私人财产，保护私人财产权也是形成政治社会的原因所在。市民社会反映了私人财产关系的排他性，私人占有财产也就意味着对他人财产的排斥，市民社会体现了“唯物主义”性、市民社会被描绘成了一个利己主义的、利欲熏心的、尔虞我诈的、犹太商人的世界。因为市民社会私人财产关系表现有二：一方面是私人占有，另一方面是排他性。所以，强调市民社会可以更好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总之，市民社会理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我理解与认同，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奠定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起点，即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出发，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而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在“市民”阶级形成并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全面提出自身要求的过程中，市民社会才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得以确立。德语中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就其原本的含义而言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市民”相互交往形成的具有资产阶级社会性质的社会联合体。二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原子存在的批判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市民社会应该“是一个分为许多有组织的协会、自治团体、同业公会的整体，这些团体因此才获得[19]政治联系”。这些私人等级必须“通过单个人的形式表现出来”，[20]而这是一种“原子论的抽象的看法”。因为“作为单个人的多数人（人们往往喜欢称之为‘人民’）的确是一种总体，但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21]性的、野蛮的、恐怖的”。这也让我们发现了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众运动以及恐怖主义所抱有的印象使其深深地规定了从国家论层面对市民社会进行认识的性质，“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作为由地方自治团体、同业公会、等级团体构成的集体，本身就已经具有[22]政治的性质”。这样也就使得“各种共同体进入了政治领域，即进入最高的具体的普遍性领域的时候，竟有人想把这些共同体重新分解为个人组成的群体。因而这种想法就把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彼此分割开来，并使政治生活悬在空中，因为按照这种想法，政治生活的基础只是任性和意见的单一性，从而就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而不是自[23]在自为的稳固而合理的基础”。黑格尔基于国家政治社会的需求批判了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市民社会看成为国家政治社会提供需要的体系和组成的基础。国家是主体，而市民社会是客体的存在。
与黑格尔的观点相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了从市民社会出发来解释国家，指出对市民社会的扬弃不是依靠国家，而是要依靠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的实现。马克思寻找到了市民社会的新主体。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也从政治的公共性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物质的经济活动层面被片面化的没有精神的非人性的世界的市民社会，是由零散的孤立的利己的各个人构成的像原子世界的市民[24][25]社会”。这样一来，“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彼此分离开来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逻辑上的破绽也就暴露了出来，即立足等级制度在中世纪社会的解体，因此，从经济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的公民生活这样的二元分离事实出发的黑格尔在这里再次对市民社会的等[26]级制的构成进行强调，对市民生活本身的政治性质进行论述。马克思的论证指出，“市民社会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所陷入的原子论，必然产生于下述情况：个人赖以存在的公团、共同体，市民社会，是同国家分离的，或者说，政治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得出的抽象”[27]。这样在作为“现代即文明”的市民社会也“犯了与此相反的错误”这样一点上，依然与人类的普遍状态相距遥远。黑格尔没有意识到的是财产等级所代表的无非就是市民社会有组织的政治上的对立物，因此，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同一实际上只是一个表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本质中的统一，而这种矛盾当然有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28]质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统一的政治格局似乎决定了分裂的市民社会，而青年马克思强调政治国家的成立就等于市民社会，“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9]。而“政治解放一方面将人还原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另一方面将[30]人还原为政治公民”。
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解放犹太人的方向，暗示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分别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宗教，那才有可能获得解放。马克思针对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指出，不是废止宗教的东西，而是确立信仰自由的东西。而且，这种信仰的自由意味着所有权的自由，无非是指能够构成不侵害他人的权利的所有自由人权的一个构成因素。“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人作为[31]孤立的、退居于自身的单子的自由。”这样一种“市民社会的原子论”认识，也就是所谓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的自由具有以下局限，“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32]。也就是说，“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33]系一样……恢复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由此我们得知“完备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反的一种类生活。……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也是处于对立的地位。它用以克服后者的方式也是和宗教克服世俗狭隘性的方式相同的，就是说，服从它[34]的统治”。因为“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35]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马克思在这里则尝试将市民社会的现实作为非人性的世界在整体上予以拒绝，“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36]中，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即犹太教对于基督徒来说，绝不是已经被克服的过去的宗教，而是对于现存的市民社会来说最为合适的宗教认识。所以，马克思指出了犹太教的本质，“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他们的世俗的神是[37]什么呢？金钱”。这样在基督教世界实现的市民社会才将人类的一切都还原为商品，使作为所有东西的一般价值的货币处于支配的地位，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金钱的力量，“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38]。进而在基督教所支配的这种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39]国家生活中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又还原为犹太教”。也就是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是由对市民社会的原子论认识来提供证据的。
现代国家的本质首先体现为政治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现代国家通过政治革命而建立，它带来的是旧的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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