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铁涛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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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试读：
再版前言
新世纪之初，我们策划、出版了大型系列丛书《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旨在总结上世纪百余位为中医药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受到广大群众爱戴的中医临床工作者的丰富经验，把他们的事业发扬光大，让他们的优秀经验代代相传。转眼之间，丛书已经十岁了，令人欣慰的是，靠着各位专家作者的积极支持和辛勤耕耘，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目前已出版120多种，而且，影响也日益扩大，其宏大的构架、朴实的风格、鲜明的特色，在同类书中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喜爱，绝大多数出版后都很快售罄，多次重印，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我社长销的品牌图书之一，基本实现了我们的出版初衷。
著名老中医药专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总结、传播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是我们中医药出版人义不容辞的工作。去年，刚刚评出的首届30位国医大师中，就已经有5位大师相继去世，让我们在扼腕痛惜的同时，更感到时间的紧迫和任务的艰巨。为此，我们决定修订再版《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对已经出版的，做全面修订，纠正书中的个别错漏，重新排版装帧，并采纳读者的建议，按这些临床家的专长、特色进行归类，分为《内科专家卷》、《外科专家卷》、《妇科专家卷》、《儿科专家卷》、《针灸推拿专家卷》等；鉴于国医大师是当今中医药学术与临床发展最高水平的杰出代表，遂独成一卷，即《国医大师卷》。此次修订，从内容到形式都精雕细刻，力求和谐统一，尽善尽美，使之真正成为提炼名老中医精髓，弘扬中医药文化的传世精品，以不辱中医药出版人的使命。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年12月
出版者的话
中医学源远流长。昔岐黄神农，医之源始；汉仲景华佗，医之圣也。在中医学发展的长河中，临床名家辈出，促进了中医学的迅猛发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为贯彻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精神，在完成了《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出版的基础上，又策划了《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以期反映近现代即20世纪，特别是建国50年来中医药发展的历程。我们邀请时任卫生部张文康部长做本套丛书的主编，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同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同志任副主编，他们都欣然同意，并亲自组织几百名中医药专家进行整理。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1世纪初正式问世。
顾名思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就是要总结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中，为中医药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受到广大群众爱戴的中医临床工作者的丰富经验，把他们的事业发扬光大，让他们优秀的医疗经验代代相传。百年轮回，世纪更替，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世纪之巅，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为的是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创新，使中医药学这座伟大的宝库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服务于未来。
本套丛书第一批计划出版140种左右，所选医家均系在中医临床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在全国享有崇高威望且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中医临床大家，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针灸等各科的代表人物。
本套丛书以每位医家独立成册，每册按医家小传、专病论治、诊余漫话、年谱四部分进行编写。其中，医家小传简要介绍医家的生平及成才之路；专病论治意在以病统论、以论统案、以案统话，即将与某病相关的精彩医论、医案、医话加以系统整理，便于临床学习与借鉴；诊余漫话则系读书体会、札记，也可以是习医心得，等等；年谱部分则反映了名医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或转折点。
本套丛书有两个特点是值得一提的：其一是文前部分，我们尽最大可能地收集了医家的照片，包括一些珍贵的生活照、诊疗照以及医家手迹、名家题字等，这些材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其二，本套丛书始终强调，必须把笔墨的重点放在医家最擅长治疗的病种上面，而且要大篇幅详细介绍，把医家在用药、用方上的特点予以详尽淋漓地展示，务求写出临床真正有效的内容，也就是说，不是医家擅长的病种大可不写，不要让人感觉什么都能治，什么都治不好。
有了以上两大特点，我们相信，《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会受到广大中医工作者的青睐，更会对中医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对百余位中医临床医家经验的总结，也使近百年中医药学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因此，本套丛书不仅具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还具有前所未有的文献价值，这也是我们组织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所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年10月28日
编写说明
邓铁涛，名锡才，广东开平人，中共党员，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代著名中医学家。1916年农历10月11日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1932年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1937年毕业，为该校第九届毕业生。在长达七十多年的医疗、教学、科研实践中，融古贯今，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提出一系列对现代医学发展有影响的理论学说。
邓铁涛教授自参加工作以来，历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导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师、教研室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届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基础理论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史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广州市科委顾问等职。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顾问，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名誉理事，广东省卫生厅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为表彰邓铁涛教授对广东乃至我国中医药学术事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1962年、1979年广东省人民政府两次授予他“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199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3年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南粤杰出教师特等奖”。邓铁涛教授没有辜负党和政府对他的殷切期望，毕生为人民的中医药事业及中医药教育事业努力耕耘，古稀之年仍奋斗不息，设立“邓铁涛奖学基金”勉励嘉奖后学。公开出版学术专著7部近500万字，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39篇，主编教材8部，参与编写的大型工具书7部，点校中医古籍3部，培养硕士研究生28人，博士研究生14人，博士后2人，经卫生人事部门批准培训师资及带徒19人，取得各级科研成果12项，主持或指导厅局级以上的科研课题9项。
邓铁涛教授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同时也是我国中医药界具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和许多名老中医一样，已经成为中医学伟大宝库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有鉴于此，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邓铁涛教授列为其中著名医家之一，这对于弘扬中医药学术，发展中医药事业，宣传一代名医风范，营造尊师重教氛围，积累中医药文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虽然在邓铁涛教授指导下学习、工作多年，但整理研究邓铁涛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的水平，离读者要求仍有较大距离，恳请提出宝贵意见，以期使整理、研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诊疗经验工作更进一步，再上一个台阶。整理者2010年4月23日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在研读经典获“国医大师”称号与学生及弟子研讨问题
医家小传
邓铁涛，名锡才，广东开平人。1916年农历10月11日出生。中共党员。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代著名中医学家。1937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1938年正式从事中医医疗工作。历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导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届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基础理论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等职。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名誉理事，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疑难病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邓铁涛教授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医疗教学科研生涯中，融古贯今，积累丰富临床诊疗经验，提出对现代中医学发展有影响的理论学说，包括五脏相关理论基础与应用、脾胃学说继承与发扬、气血痰瘀理论的临床应用基础、中医诊法与中医诊断学教材建设、伤寒与温病融合为中医热病理论学说、岭南地域性医学研究、近代中医史研究等。临证擅长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中医药防治，神经肌肉疾病尤其是重症肌无力诊治，消化系统疾病如慢性肝炎、肝硬化及胃病的防治，以及其他疑难病证，如硬皮病、多发性硬化、红斑狼疮等。
邓铁涛教授著述等身，公开出版著作《邓铁涛医学文集》等7部共475万字，主编教材《实用中医诊断学》等8种、大型医学工具书《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等7种，点校中医古籍《医碥》等3种，公开发表论文139篇。主持的“重症肌无力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获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医近代史研究”获2004年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中医五脏相关理论基础与应用”获2009年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为表彰邓铁涛教授对广东乃至我国中医药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1962年、1979年广东省人民政府两次授予他“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199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3年中共广东省委高校工委等五个部门首次在广东教育系统授予他“南粤杰出教师特等奖”。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邓铁涛教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荣誉证书。2001年12月香港浸会大学授予邓铁涛教授名誉博士学位。
邓铁涛教授古稀之年仍奋斗不息，2001年10月28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2004年10月18日又在广州举行“邓铁涛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产生深远影响。2005年7 月1日科技部在北京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实施会公布：邓铁涛教授受聘为“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2007年6月邓铁涛教授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中医诊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1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为“治未病”工作顾问。2009年4月，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组织的首届“国医大师”评审，经过严格遴选和评委会专家组认真审核，邓铁涛入选“国医大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家级中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实至名归。
万里云天万里路
一我生于中医家庭，先父名梦觉，毕生业医。自幼目睹中医药能为人们解除疾苦，乃有志于医学，及长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习5年，为中医学打下了基础。毕业时（1937年）正是中医备受压迫摧残之秋，国民党勒令我校改名为“中医学社”。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医出路何在？当时有人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乃为我们所接受。提出这一口号的是广东谭次仲先生、上海恽铁憔与陆渊雷先生等，并正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这些前辈的著作，对我的思想有过一定的影响。
中医科学化，如何化法？限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条件，这些老前辈在学术研究上没有新的突破，只能说是唐容川等“中西汇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在中医学术界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图寻找出路。从30年代这方面的著作体会到，中医不能停滞不前，但要发扬中医，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有了目标，还要有方法，要万众一心，同心协力，才能成功。在旧社会，纵使想得高、想得远，但糊口问题，却往往占诸首位，要实现理想诚非易事。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当时的前辈学者实在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就更不用说我们年轻一辈了。
正值思想彷徨之际，又逢日本侵华铁蹄蹂躏，先避大轰炸于乡，继而避难于香港，国家存亡成了思想上的重担。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啃了一点唯物辩证法。虽然学得既困难又肤浅，但深深觉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我学习、钻研中医学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发现中医学中有不少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从而增强了为中医学而献身的信心与决心。二
先父在学术上，对“伤寒”、“温病”两派无所偏执。他几十岁了，经常背诵《内经》作为一种乐趣。由于广东地处南方，湿热为病最多，所以在临证上，使用温病派的方药较多。他对吴鞠通、王孟英及唐容川的著作相当重视，同代人中比较祟敬张锡纯先生，因此我对这些著作也较为重视。他主张我多跟师临证，因此我在读医专时自找实习门路，前后跟随了几位不同派别、各有专长的老前辈实习。虽然那时所谓的实习，只是站在老师座后的“侍诊”，还比不上今天的见习，但应该说仍然是颇有收获的。见老师用过的方药，自己就敢用，做到心中有数。如亲见家父使用仲景治产后腹痛的枳实芍药散，治愈一例需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个小时，药力过后又复剧痛的产妇，才体会到这个既简单而又不属于止痛之剂的药方，却有惊人的效果。有些经验是老师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如陈月樵先生治小儿病好用“夜游虫”（即蟑螂），其祛痰息风之功甚妙。通过学习、跟师、临证，深深体会到中医这个伟大宝库有三大构成部分：一是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二是在中医尤其是老中医脑海里的宝贵学识与丰富经验，三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秘方验方。
自己临证实践后，虽然日积月累，有些收获，但对我来说，学术钻研的真正开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后我较早从事中医教育工作，对交给我的教学任务从不推托、选择，故先后任教的科目有好几科，教学相长。正如前人所比喻的：“你给学生一壶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长时间梗死的教学，迫使自己不断学习，不断吸取营养，在理论上日渐有些收获，从而在前人的基础上，能提出一些自己还不成熟的见解。如伤寒派与温病派之争已两三百年，当我在中医进修学校教“温病之研究”时，翻阅了不少文献，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些文献，初步认为：两派的论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温病学派实在是伤寒学派的继续发展，两者的理论与经验都是宝贵的，不应继续互相排斥。这一浅见曾得到一些同志的认可。
理论上有所收益，对于自己来说只是得到一半，更重要的另一半是实践。指导不了实践的理论、实践证明不了的理论是空头理论，或只是“设想”而已。虽然自己几十年来，从未中断过临证治病，但真正给自己以较大锻炼的是1960年我和几位教师与1959届高研班几十位学员到解放军157医院协作搞“脾胃学说研究”之时，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在那里有机会参与急危重症的抢救工作。该院谢旺政委十分支持中医药的治疗，决定病人开不开刀，往往先征求中医的意见，并尊重中医的意见。这使我们有机会，和该院的医护同志一起，为了坚持中医为主的治疗，度过无数个捏着汗守护在危重病人床边的日日夜夜。当时和“西学中”的同志一起还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医院甚少，床位更少，中医对危重病人是在病人的“家庭病床”边进行抢救的，那时中医仍有机会救治危重病症。新中国成立后，医院增加很快，但病床99%是由西医主管的，中医只有会诊的机会，主管权不在自己手上。我们自己的附属医院病床又少得可怜，中医已失去抢救危重病人的机会。而在157医院不同，参加救治危重病人的决定权最少也有50%，有时达75%。因为当时的确用中医药解决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取得医院的信任与支持。如一个急腹痛的病人，用了阿托品等药物治疗无效，由于诊断未明未敢用吗啡类止痛药，一位教师却为之一针而愈。又如一肠套叠已3天的患儿，经我用中药及针灸也治愈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受到了考验与锻炼。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医学的发展必须在理论研究整理的同时，不断提高中医中药的治疗水平，如果只有理论，而不能用中医药的办法去解除病人的痛苦，中医学便有日渐消亡的危险。但可叹的是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病床既少，设备也简陋，从1978年以后，才有些改进，但进展仍慢。三
学医后感到自己文化基础薄弱，遂饥不择食地看书，文、史、哲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等都看，课外读书杂乱而无计划，贪多嚼不烂，花费了一些时间，但自己摸索着走路，付出了光阴作为代价，初步养成自学的信心与习惯，还是值得的。读书乱不好，但读书杂有好处，今天我仍然认为，知识面既要有深度，也应有广度。积累知识好比建筑金字塔，底宽顶尖，乃能巍然屹立。我们是社会的一员，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除了医学领域之外，还有人生其他思想活动的领域。知识的广度可以使我们视野开阔，能帮助克服保守思想，能推动专业知识的深化与发展，文学、艺术使我们接触时代的脉搏与生活气息，因此在业医之余，也就成了我的爱好。《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医籍，经过反复多次地实践与教学，对它们价值的认识不断加深，这些著作的重要性是大家所公认的，就不细说了。《内经》这一古典著作这么重要，说明我国医学源远流长，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不足以了解几千年来的成就与发展。因此，我对医学史有兴趣，而医学史又和中国通史息息相关。中学时代的历史知识远远不够，不得不涉猎一些通史。《内经》充满哲理，其理论的产生和古代哲学有血缘关系。金元时代我国医学的争鸣亦与那个时代哲学上的争论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简要而又深刻：“儒之分始于宋，医之分始于金元。”儒与医前后并论是有根据的，从而促使自己去读一些中国哲学思想史。当然，对通史、哲学思想史我至今仍属门外汉，但我认为这是要列入自己学习领域之内的必修学科。
针灸与按摩，我学得很肤浅，但对于治疗危重病症，有时却收到出乎意料的效果。目前中医讲究分科，有利于深入发掘与钻研，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宜绝对化。我认为一般中医都应懂得针灸与按摩，因为这些治疗手段在临床各科都有其适应证，特别是它十分方便。我曾在路边用按摩方法救治过昏厥的患者，曾用梅花针抢救过大吐血的患者，用艾灸隐白、大敦救治过产后大出血的患者。遗憾的是我对这两科未登堂室！
各家学说这门学科，设立得很好。我担任过该科的教学，对其中一些名家学说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并在临证时加以验证，这方面的收益是比较大的。有些名家的一家之言，应该拿到临床中去验证，不能草率地批判抛弃。一家之言，有些好像是一块璞玉，经过加工，晶莹乃见。例如，李东垣阴火之论，张景岳曾给以严厉的批评，但李氏治阴火之法，是值得重视的，而且其源实出于仲景，只是说理上有些失当之处罢了。至于有人说他的“甘温除热法”是骗人的，这只因批评者自己缺乏经验罢了。一家学说，往往是其毕生学术经验的总结，我们宜把重点放在吸取其所长上，才能有更大的收益。批判前人所短，正其谬误，不能说不需要，但应持审慎态度，并应注意其所处之时代背景。对前人学说，历史地、辩证地给予正确的评价，也是我们今天应做的工作。历代医家学说是值得我们发掘的大宝藏。回顾自己这方面的工作实在做得很不够。
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中央已指出来了，彷徨几十年的中医可以说已走在大路上，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他科学家们的努力了。
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故以“万里云天万里路”为题。邓铁涛1982年6月
专病论治
冠 心 病一、邓铁涛教授论冠心病中医虽无冠心病之名，但邓氏认为可以古说参证。古人所说的“真心痛”、“胸痹”等，可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如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所记述的证候与冠心病十分相似，其治则与方药也一直为后世所沿用。长沙马王堆出土汉代女尸，病理解剖证实其生前患有冠心病，说明该病两千前在我国已经存在，历代也积累了丰富诊治经验。（一）辨明病位，详审病机1.病位在心
冠心病辨证首先要辨明病位。《内经》既称“真心痛”，《金匮要略》又有“胸痹”专篇，则此病病位在心无疑。心下是胃的位置，心痛与胃病古人早有所鉴别，今天临床仍须认真诊察。其次要详审病机，邓氏认为冠心病是本虚标实之证。虚与实往往同时并存，但其间有先后主次缓急之分，因而病人即有不同的症状表现。2.本虚标实
冠心病为本虚标实之证，邓氏解释本虚虽指全身之虚，但心虚是其突出的矛盾。心虚必累及阴阳气血，因气属阳，血属阴，故可概括为阴阳。气血是阴阳派生的，因此，轻则反映为气虚血虚，重则为阴虚阳虚。心主火，意味着心为人体能源之所主，心搏一停，其他系统也就随之停止，《内经》所谓“阳中之阳心也”，故全身阳气中最重要的是心阳。当然还有命门亦十分重要，但从五脏角度而言，心为君主之官，居于重要的位置。标实，主要是痰和血瘀。虚与实，孰先孰后？应该说是先有虚。由于心阳心阴俱虚，才引起气血失畅，气虚生痰，血滞成瘀。且冠心病的发病率以老年人为最高，老年之病多虚。血瘀如何形成？瘀是由于血流不畅。气与血，阴阳互根，所谓“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故血瘀乃由于气滞。血随气行，气行则血行，故气是主动的，血是被动的。当然，血瘀也可导致气滞；痰湿等引起血瘀，亦可反作用于气。但冠心病一般是由气滞引起的为多，气虚也可引起血瘀，因气虚则无力推动血液运行。
现代血流动力学认为，血液的推动力对流速、流量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与中医所说的气的作用很相似。联系到胆固醇在血管壁内膜下的沉积，似可相等于痰的病证；心脏血管的痉挛，可能与气滞有关。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血管内的粥样硬化斑块进一步发展，便会影响血液的流通，产生中医的所谓“痹”。从全国各地对心肌梗死的治疗分析，大部分的方剂是以祛瘀为主的。通常所见之心肌梗死，亦以瘀证为多。说明冠心病的早、中期以痰证为常见，而中、后期则以瘀证为多。从广东的病例来看，心气虚（阳虚）兼痰浊者为多见。特别是早、中期患者，其后则兼瘀或兼痰瘀者为多。而心肌梗死患者则以瘀闭为主，亦有痰瘀相兼者。3.以心为本，五脏相关
冠心病的病因可归纳为劳逸不当，恣食膏粱厚味，或七情内伤。但这些因素，并非可使人人罹患此病，而是决定于正气之盛衰，“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正气虚则上述因素才起作用。正气内虚包括五脏之虚，但本病是因心阳亏虚，心阴受损，以致“心痹者，脉不通”，痰瘀闭阻心络而成冠心病。心与五脏关系非常密切。如高血压心脏病，往往先有肝阳亢盛，再影响到心，而肝的病又多先由肾阳虚衰，水不涵木所致。此外，与命门亦有关系，症见休克，阳气衰竭，脉微欲绝，这不仅是心阳衰，命门之火亦衰。心阳衰可用独参汤，甚则用参附汤，命门火衰则以四逆加人参为宜。心与肺的关系，肺为相傅之官，主治节，为心主血脉之助。脾为生痰之源，所以冠心病痰阻之证与脾的关系最为密切。（二）辨证
根据上述理论，对冠心病的辨证如下：1.心阳虚（兼痰或瘀）
证见心痛，心悸，气短，面色苍白或黯滞少华，畏寒，肢冷，睡眠不宁，自汗，小便清长，大便稀薄，舌质胖嫩，苔白润，脉虚或缓滑或结代，甚则四肢厥冷，脉微细或脉微欲绝。2.心阴虚（兼痰或瘀）
证见心悸，心痛憋气，或夜间较显著，口干，耳鸣，眩晕，夜尿多，腰酸腿软，舌质嫩红，苔薄白或无苔，脉细数而促，或细涩而结。3.阴阳两虚（兼痰或瘀）
既有心阴虚证，又有心阳虚证，同时兼痰或瘀。
痰瘀的舌脉辨证：舌苔厚浊或腻，脉弦滑或结代者，为痰阻；舌有瘀斑或全舌紫红而润少苔，脉涩或促、结、代者，为瘀闭；若两者合并则为痰瘀闭阻。此证可并见上述三型，无论因痰因瘀，心绞痛都明显严重，或痛有定处，一般瘀证疼痛比痰证疼痛为甚。
至于心肌梗死，则以标证为主要矛盾，即痰瘀闭阻阳虚型、痰瘀闭阻阴虚型、痰瘀闭阻阴阳两虚型，一般以治标为主，以攻瘀为重点，随证变通论治。（三）治疗
对于本病的治疗，汉代《金匮要略》论胸痹继承《内经》“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这一论点，认为阳气虚于上，痰湿等阴邪乘虚干扰而成病，治疗强调温阳除痰（湿）以恢复胸中阳气。其治胸痹诸方从栝楼薤白白酒汤到薏苡附子散，都是针对阳虚的。邓氏根据这一论点，选用温胆汤加党参进行治疗。从临证实践来看，只知阳虚不知有阴虚是不全面的。但邓氏认为，心有阴阳两方面，而心阳则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使是心阴虚，亦往往宜加补气之药，故本病心阴虚型常用生脉散加味即根据这个道理。正如肾有阴阳，而肾以阴为主，补肾阳，往往在补肾阴的基础之上是同一道理。
至于治标与治本的问题，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先攻后补，先补后攻，攻补兼施，攻多补少，攻少补多，宜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切忌一攻到底或只知补虚而忽视疏导痰瘀。
常用方药如下：1.心阳虚用药
一般用温胆汤加党参（竹茹10克，枳壳5克，橘红5克，法半夏10克，茯苓15克，党参15克，甘草5克）。此方对于期前收缩而舌苔白厚、脉结者，有较好的效果。若心阳虚而兼瘀者，用四君子汤加失笑散2～5克顿服；若阳虚而心动过缓者，用补中益气汤或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若阳气虚，四肢烦冷，脉微细或脉微欲绝者，选用独参汤、参附汤或四逆加人参汤（参用吉林参、高丽参或西洋参），选加除痰和祛瘀药。2.心阴虚用药
一般选用生脉散（太子参18克，麦冬9克，五味子9克）为主方。心动过速者，加玉竹、柏子仁、丹参；期前收缩脉促者，加珍珠层粉2克冲服；阴虚兼痰者，加瓜蒌、薤白；兼瘀者，酌加桃仁、红花，或三七末2克冲服。3.阴阳两虚用药
用温胆汤合生脉散，或四君子汤合生脉散，或用炙甘草汤（炙甘草10克，党参15克，生地15克，阿胶6克，桂枝10克，麦冬9克，火麻仁10克，大枣4枚，生姜3片）加减。凡舌苔厚浊或腻者，不宜用炙甘草汤。4.兼痰兼瘀用药
痰证为主的可于温胆汤中酌加胆星、远志或瓜蒌、薤白之类，并按心阳虚、心阴虚加减用药。阴虚者可去法半夏加花粉。瘀证为主的可用蒲黄、五灵脂、川芎、丹参、三七之属为主，并加入补益心阴、心阳之药。5.血压或血脂高者用药
兼血压高者，于方中选加草决明、代赭石、钩藤、牛膝之属；若气虚甚之高血压宜重用黄芪30克；血脂高者，于方中选加草决明、山楂子、首乌、布渣叶之属；若舌苔厚浊者宜加用一些除痰湿之药。但无论血压高或血脂高，治疗之关键仍在于辨证论治。6.急性心肌梗死抢救
急性心肌梗死多数病例都有较剧烈之心绞痛，故通脉止痛是抢救的首要步骤。一般可用冠心苏合丸1～2丸立即嚼服。但阴虚或有内热者不宜用冠心苏合丸，可用人工牛黄、冰片各0.4克，麝香0.2克，同研末含服。也可用参芎汤：党参24克，麦冬15克，五味子10克，川芎18克，丹参18克，红花10克，陈皮2克，水煎服。若舌苔厚浊或为兼痰盛者，应加祛痰之药，如瓜蒌、薤白、法半夏等；若神志模糊者，是痰迷心窍，宜加石菖蒲12克，远志6克，或安宫牛黄丸、至宝丹之类；若心源性休克，需加用吉林参或高丽参10～18克另炖服，并根据阴虚、阳虚加减用药；偏阴虚者，可用西洋参10～18克，另炖服。
心绞痛有突然发作，疼痛剧烈，难以忍受的特点。急则治其标，邓氏根据祖传治疗痛证的验方，创造出五灵止痛散，已由广州中药三厂正式投产面世，用于治疗心绞痛发作获得较满意的效果。其后又在五灵止痛散的基础上，结合冠心病心绞痛的病机特点及中医脏腑经络学说，研制成功冠心止痛膏，外贴心俞、膻中、虚里等穴，使其药效通过脏腑和经络的联系直达病所。汤、散、膏剂，内服外用，合而治之，取得较为满意临床疗效。（四）调养
冠心病用药物治疗只是一个方面，在药治同时或药治后，应注意饮食起居，以及精神生活方面的卫生，所谓起居以时，饮食有节，身心愉快等。此外坚持体育锻炼更是十分重要，体育锻炼宜采用柔和的运动（如太极拳、八段锦之类），不宜刚劲的运动。年过六十的患者，宜散步不宜跑步，慢跑亦非所宜。二、治验医案（一）冠心病心绞痛治验案
邵某，男，54岁，干部，住院号12875。
因心前区间歇发作针刺样疼痛及压迫感4年余，于1976年1月21日入院。
患者于1971年7～9月因陈旧性心肌梗死在某医院住院，出院月余后开始经常感到心前区间歇发作针刺样疼痛及压迫感，含服硝酸甘油片后始能缓解，近来发作较频而入院。检查：血压120/ 90mmHg（16/12kPa），心界向左下扩大，心律整，心率56次/分，心尖区可闻及Ⅱ级吹风样收缩期杂音，舌黯红，苔黄浊腻，脉缓。胸透：主动脉迂曲延长，左心室向左下延伸，左心室扩大。心电图：窦性心动过缓兼不齐，陈旧性后壁心肌梗死。眼底检查：A∶V为1∶3，反光度增强，眼底动脉硬化。
诊断：西医：冠心病，心绞痛，陈旧性后壁心肌梗死。中医：胸痹，痰瘀闭阻型。
治则：除痰通瘀，芳香化浊。
处方：以温胆汤加味。党参15克，云茯苓12克，法半夏9克，橘红5克，甘草5克，竹茹9克，枳实6克，布渣叶15克，郁金9克，藿香5克。
住院期间曾出现头痛，左手麻痹不适，用健脾补气法以四君子汤加味治疗。
处方：党参15克，白术12克，云茯苓15克，甘草5克，丹参12克，葛根30克，山楂子30克。
后期又用温胆汤加味治疗直至出院。
住院期间心绞痛发作症状明显减轻，无需含服硝酸甘油片。心电图复查：窦性心律不齐，陈旧性后壁心肌梗死。病者精神、食欲均正常，于1976年4月26日出院。出院后续服温胆汤加味制成的丸剂。治疗追踪3个月，无心绞痛发作，病情稳定。（二）冠心病高血压治验案
陈某，男，58岁，工程师，住院号12496。
因反复胸前区疼痛、头晕头痛4年，于1975年10月19日入院。
患者18年前开始发现高血压，4年前开始，每于饱餐、劳累、情绪激动时，突然出现心前区压榨样疼痛，舌下含服硝酸甘油片能迅速缓解。自发现高血压后胆固醇持续增高（7.46～10.36mmol/ L）。检查：血压150/90mmHg（20/12kPa），心律规则，A2>P2。舌淡嫩稍黯，苔薄白，脉弦细。胸透：主动脉迂曲延长，左心缘向左下延伸，略有扩大。心电图：运动前为正常心电图；二级梯双倍运动试验明显阳性。胆固醇：8.55mmol/L。
诊断：西医：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病，高脂血症。中医：胸痹，阳虚兼痰浊闭阻型。
治则：补气健脾除痰兼予养肝。
处方：以四君子汤合温胆汤加减。党参15克，白术9克，云茯苓12克，甘草5克，法半夏9克，竹茹9克，枳壳5克，草决明30克，桑寄生30克，何首乌30克。
病者住院共80天，仅发作一次心前区压榨样疼痛，经服失笑散后缓解。出院前复查：心电图二级梯双倍运动试验阳性，胆固醇5.18mmol/L。病者自觉症状明显改善，于1976年1月16日出院。出院后一直坚持门诊治疗，服温胆汤加味制成的丸剂，并坚持适当体育锻炼。追踪7个月，病情一直稳定。（三）冠心病并心律失常治验案
劳某，男，60岁，工人，住院号13293。
因心悸、气急、胸闷十余天，于1976年4月21日入院。
患者十余天前开始气急，心悸，左前胸发闷，尤以劳动后为甚，胸闷有压迫感，但不放射至其他部位，一直未作检查。以往无高血压史。检查：血压116/78mmHg（15.4/10.4kPa），能平卧，心律不规则，心率102次/分，心音强度不一，各瓣膜区未闻及杂音，脉搏短绌。唇舌黯红，少苔，舌边有瘀斑，脉促。胸透：主动脉段稍增宽，各房室不大。心电图：心房纤维颤动。
诊断：西医：冠心病，心律失常。中医：胸痹，阴阳两虚兼痰瘀闭阻型。
治则：养心除痰，兼以活血祛瘀。
治疗：初用温胆汤合生脉散，方中人参用党参效果不显。发现病人脉促而虚大稍数，舌红少苔，为明显气阴不足，乃改用：吉林参须9克（另炖），麦冬9克，五味子9克，云茯苓12克，炙甘草6克，橘红5克，竹茹9克，玉竹15克，珍珠层粉1.5克（冲）。服药后，第二天心律规则，无脉搏短绌现象。心电图复查：窦性心律，左前半束支传导阻滞，肢体导联低电压。仍照前方，唯参须改用党参。服药3天后又出现心房颤动。考虑心房颤动反复主要与党参易参须有关，后仍守前方，人参仍用参须9克，几天后心律恢复窦性心律，自觉症状减轻。仍守前方参须改6克，后又发现心律不规则和脉搏短绌现象，以后又将参须改为9克，心律又规则。几次处方更换，几次心房颤动反复，皆与补气药有关，守前方一段时间后，去参须代以党参、黄芪及五指毛桃以加强补气，心律一直稳定，观察一个多月，症状无反复。1976年7月6日心电图：窦性心律，左前半束支传导阻滞。患者一般情况好，心律规则，好转出院。三、学生之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邓铁涛教授与欧明教授指导研究生丁有钦，通过检测30例心血管病痰证患者血液流变学的有关指标，与健康人组73例和未分型心血管病人组162例作比较，结果30例心血管病痰证患者的全血比黏度、血浆比黏度、红细胞及血小板电泳时间、血沉方程K值、纤维蛋白原、甘油三酯和β脂蛋白浓度均明显增高，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这些指标的异常是心血管病痰证患者血液流变性较突出的变化。（丁有钦《心血管病痰证患者血液流变性的初步研究》，广州中医学院1979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氏又指导研究生方显明，以益气除痰法方药对52例冠心病患者进行临床疗效观察，结果痰证与非痰证患者组间疗效比较差别无显著性（P>0.05）；对78例冠心病患者的血液流变性影响进行实验研究，结果痰证与非痰证患者的全血比黏度、血浆比黏度、血沉等指标均高于正常组（P<0.05），痰证患者尚伴有红细胞聚集指数增高（P<0.01），35例病人用益气除痰方药治疗后，症状改善与全血比黏度改善的符合率痰证为82%，非痰证为75%，提示益气除痰法治疗冠心病，无论是痰证患者还是非痰证患者均有一定疗效，辨证论治不应排除专方专药。（方显明《益气除痰法对冠心病的临床疗效及其血液流变性影响的初步研究》，广州中医学院1985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丁氏、方氏两人之研究，从临床、实验的角度，支持了邓铁涛教授对冠心病痰证论治的学术主张。四、中药临床制剂（一）冠心止痛膏
冠心止痛膏商品名为“宽心贴”。
功效：宽胸止痛，活血化瘀，除痰辟秽。
主治：冠心病心绞痛。亦适用于因气滞、血瘀、痰浊、邪闭所致胸痛。
用法用量：每次1片，外贴于胸前区疼痛部位，药效可维持24小时，亦可外贴穴位，膻中、虚里、心俞等穴位任选一穴，交替使用。
贮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附1.冠心止痛膏对29例162例次心绞痛发作的速效止痛疗效观察
病例来源：长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病人。29例中男20例，女9例，男女之比为2.22∶1。年龄最小36岁，最大76岁，50～70岁共19例，占65.52%。病程最短2天，最长10年。
临床分型分级：稳定型劳累性心绞痛20例（68.97%），恶化型劳累性心绞痛4例（13.79%），初发型劳累性心绞痛3例（10.34%），自发性心绞痛2例（6.9%）。轻度13例（44.8%），中度12例（41.4%），重度4例（13.8%）。中医辨证分型：气阴两虚型15例，84例次（兼夹他型者，按主要证候偏重于某型而归入该型）；心阳不振型6例，26例次；痰浊闭塞型3例，21例次；心血瘀阻型3例，21例次；寒凝气滞型2例，10例次；心血亏损型0例。
治疗方法：冠心止痛膏由佛山第二制药厂根据邓老经验方生产。要求每人观察7次，每次1片。心绞痛发作即给予冠心止痛膏外贴穴位，膻中、虚里、心俞任选一穴，交替使用。记录用药开始至疼痛消失的时间，用统一印制的“心痛（冠心病心绞痛）科研病历”记录。
诊断分型及疗效评定标准、诊断标准：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所通过的缺血性心脏病命名及诊断标准和1988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急症心痛协作组青岛会议修订的中医心痛（冠心病心绞痛）急症诊疗规范的有关内容制定。
治疗结果：29例162例次中，显效71例次（43.83%），有效53例次（32.72%），无效38例次（23.46%），总有效率为76.54%。冠心止痛膏对各型均有疗效，以例次较多的气阴两虚型、心阳不振型、痰浊闭塞型及心血瘀阻型进行比较，其有效率差别无显著意义（P>0.05），提示冠心止痛膏对各型疗效相同。2.冠心止痛膏治疗冠心病心绞痛31例中长期疗效观察
临床资料：1990年10月～1991年10月长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一科、内二科、高干病房住院病人共31例。其中男21例，女10例。年龄在36～76岁之间，平均57.8岁。病程2天～10年，以1～5年居多（64.5%）。稳定型劳累性心绞痛22例（70.97%），恶化型劳累性心绞痛4例（12.9%），初发型劳累性心绞痛3例（9.68%），自发性心绞痛2例（6.45%）。轻度15例（48.39%），中度12例（38.71%），重度4例（12.9%）。
治疗方法：冠心止痛膏由佛山第二制药厂根据邓氏经验方生产。要求每人连续用药4周，每次1片，每片维持24小时。外贴穴位：膻中、虚里、心俞任选一穴，交替使用。记录每天心绞痛发用的次数、持续时间、疼痛程度、诱发原因、伴随症状、舌脉、血压、心率及硝酸甘油停减情况。用药前全部做心电图、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电解质、血沉、血常规、尿常规等检查，疗程结束后复查。用统一印制的“心痛（冠心病心绞痛）科研观察病历”记录。
疗效评定标准：按照1988年11月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急症心痛协作组青岛会议修订的中医心痛（冠心病心绞痛）急症诊疗规范的标准。心电图疗效按照1979年中西医结合防治冠心病心绞痛座谈会修订的标准。
治疗结果：心绞痛症状疗效：显效20例（64.5%），有效10例（32.3%），总有效率96.8%，无效1例（3.2%），加重0例。心电图疗效：显效3例（9.7%），有效18例（58.1%），无效10例（32.3%），加重0例，总有效率67.7%。（何绪屏.冠心止痛膏疗效观察.载《邓铁涛学术论文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999 年11月）（二）广州冠心丸
又名冠心丸、胸痹心泰胶囊，根据邓氏治疗冠心病经验研制，1976年由广州中药一厂生产供临床观察，有完整病案资料70例。
功效：宽胸理气，活血除痰止痛。
主治：冠心病，胸痹证。
疗效：症状改善总有效率90.2%，休息时心电图总有效率32.6%，运动时心电图总有效率36.7%。高血压病一、邓铁涛教授论高血压病
中医无高血压病之病名。根据本病的主要症状及其发展过程，属于中医之“眩晕”、“头痛”、“肝风”、“中风”等病证的范围。仅就文献的论述及邓氏临床实践，试论本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论治如下。（一）肝为风木之脏
从高血压病的证候表现来看，其受病之脏主要属于肝的病变。肝脏的特性，叶天士有这样的描述：“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全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何病之有？”（《临证指南医案·肝风》）足见肝脏阴阳相对平衡则无病。而肝脏之阴阳得以平衡，又与其他各脏腑有密切的关系。（二）肝与五脏之关系
如上所述，肝脏阴阳平衡与五脏协调则无病；但若情志失节，心情失畅，恼怒与精神紧张，都足以伤肝，可出现肝阳过亢的高血压。肝阳过亢的继续发展，可以化风、化火而出现中风证候（脑血管意外）。肝阳过亢不已，可以伤阴伤肾，又进而出现阴阳两虚的证候。
肝与肾的关系最为密切，前人用母（肾）与子（肝）来形容两者的关系。先天不足或生活失节而致肾阴虚，肾阴不足不能涵木引致肝阳偏亢，出现阴虚阳亢之高血压，其发展亦可引起阴阳俱虚的高血压或中风等证。忧思劳倦伤脾或劳心过度伤心，心脾受损，一方面可因痰浊上扰，土壅木郁，肝失条达而成高血压；一方面脾阴不足，血失濡养，肺失肃降，肝气横逆而致高血压。这一类高血压，往往见心脾之证。（三）辨证论治
基于上述病机，确诊为高血压病之后，辨证可分以下四型：1.肝阳上亢
头痛，头晕，易怒，夜睡不宁，口苦或干，舌边尖红（或如常），苔白或黄，脉弦有力。2.肝肾阴虚
眩晕，精神不振，记忆减退，耳鸣，失眠，心悸，腰膝无力，或盗汗，舌质红嫩，苔少，脉弦细或细数。3.阴阳两虚
头晕，眼花，耳鸣，腰痛，阳痿，遗精，夜尿，或自汗盗汗，舌淡嫩或嫩红，苔白厚或薄白，脉虚弦或紧，或沉细尺弱。4.气虚痰浊
眩晕，头脑欠清醒，胸闷，食少，倦怠乏力，或恶心，吐痰，舌胖嫩，舌边齿印，苔白厚或浊腻，脉弦滑，或虚大而滑。
本病与肝的关系至为密切，调肝为治疗高血压病的重要一环，但治肝不一定限于肝经之药。清代王旭高《西溪书屋夜话录》对于肝气、肝火、肝风的治疗共30法，用药颇广，值得参考。（四）治肝之法
王旭高治肝，以肝气、肝风、肝火辨治。王氏说：“内风多从火出，气有余便是火，余故曰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证异名，但为病不同，治法亦异耳。”王氏治肝之法虽多，而偏重于清滋。肝气、肝风、肝火之证，不等于只属于高血压病，但其中一些治法，已为后世所采用。如：“肝风初起，头目昏眩，用息风和阳法，羚羊、丹皮、甘菊、钩藤、决明、白蒺藜，即凉肝是也。……如息风和阳不效，当以息风潜阳，如牡蛎、生地、女贞子、玄参、白芍、菊花、阿胶，即滋肝法是也。……如水亏而肝火盛，清之不应，当益肾水，乃虚则补母之法，如六味丸、大补阴丸之类，亦乙癸同源义也。”
清代医家叶天士对肝风一类病的治疗有较丰富的经验。如华岫云为叶天士医案立“肝风”一证，总结叶氏治肝风之法。华曰：“先生治法，所谓缓肝之急以息风，滋肾之液以驱热。……是介以潜之，酸以收之，厚味以填之，或用清上实下之法。若由思虑烦劳身心过动，风阳内扰则用酸枣仁汤之类；若由动怒郁勃，痰火交炽则用二陈龙荟之属。风木过动必犯中宫，则呕吐不食，法用泄肝安胃，或填补阳明。其他如辛甘化风、甘酸化阴、清金平木，种种治法未能备叙。”这些论述，对于高血压的治疗，都值得重视和参考。
总之，治疗高血压，治肝是重要的一环，但疾病变化多端，不能执一，应辨证论治。（五）降压方药
根据前人经验及其上述辨证，邓氏常用之治法如下：1.石决牡蛎汤
肝阳上亢，宜平肝潜阳，用石决牡蛎汤（自订方），药物组成：
石决明30克（先煎），生牡蛎30克（先煎），白芍15克，牛膝15克，钩藤15克，莲子心6克，莲须10克。
此方用介类之石决、牡蛎以平肝降压潜阳为主药，钩藤、白芍平肝息风为辅药，莲子心清心平肝、莲须益肾固精为佐，牛膝下行为使药。如苔黄、脉数有力加黄芩；若兼阳明实热便秘者，可加大黄之类泻其实热；苔厚腻，去莲须，加茯苓、泽泻；头痛甚属热者，加菊花或龙胆草；头晕甚加明天麻；失眠加夜交藤或酸枣仁。2.莲椹汤
肝肾阴虚，宜滋肾养肝，用莲椹汤（自订方），药物组成：
莲须12克，桑椹子12克，女贞子12克，旱莲草12克，山药15克，龟板30克（先煎），牛膝15克。
此方以莲须、桑椹、女贞、旱莲草滋养肝肾为主药，山药、龟板、生牡蛎为辅药，牛膝为使药。气虚加太子参；舌光无苔加麦冬、生地；失眠、心悸加酸枣仁、柏子仁。3.肝肾双补汤
阴阳两虚，宜补肝肾潜阳，方用肝肾双补汤（自订方），药物组成：
桑寄生30克，首乌24克，川芎9克，淫羊藿9克，玉米须30克，杜仲9克，磁石30克（先煎），生龙骨30克（先煎）。
若兼气虚加黄芪30克。若以肾阳虚为主者，用附桂十味汤（肉桂3克，熟附子10克，黄精20克，桑椹10克，丹皮9克，云茯苓10克，泽泻10克，莲须12克，玉米须30克，牛膝9克）。若肾阳虚甚兼浮肿者，用真武汤加黄芪30克，杜仲12克。4.赭决七味汤
气虚痰浊，宜健脾益气，用赭决七味汤（自订方），药物组成：
黄芪30克，党参15克，陈皮6克，法半夏12克，云茯苓15克，代赭石30克（先煎），草决明24克，白术9克，甘草2克。
重用黄芪合六君子汤补气以除痰浊，配以赭石、决明子以降逆平肝。若兼肝肾阴虚者加首乌、桑椹、女贞之属；若兼肾阳虚者加肉桂心、仙茅、淫羊藿之属；若兼血瘀者加川芎、丹参之属。（六）生活调养
以上是对辨证论治的一些体会，若从预防与比较系统彻底的治疗来说，应针对病因病机采取综合措施，而日常的生活调养也是重要的一方面。1.调节情志
本病与精神因素、工作紧张关系较大，对患者的精神环境与工作安排十分重要。当然患者的内因是决定因素，因此做好病人的思想工作与注意劳逸结合，是一个重要的措施。饮食与生活上的调节都很重要。2.体育疗法
如气功、太极拳，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论预防与治疗，都有可靠的作用。3.中西并用
中西结合治疗也是必要的，西药取效快，但不能治本，中药取效慢但疗效比较巩固，可以结合使用。如见高血压危象，先用西药或针灸控制，然后辨证论治。对顽固之高血压亦可中西并用，至一定时期后才纯用中药。邓氏不主张长期使用西药，久用西药有副作用反于身体不利；主张测量血压，分辨缓急轻重，急重则治标，缓轻则治本。二、治验医案（一）脾阳不升高血压病诊治案
赵某，男性，54岁，干部。1972年7月8日就诊。
时当夏令，症见头晕，怠倦，睡眠欠佳，胃口不佳，血压105/ 90mmHg。诊其面色黯滞，唇稍黯，舌嫩色淡黯，苔白润（稍厚），脉软稍数而重按无力，寸、尺俱弱。患者一向血压偏低，舒张压从来没有这么高。从症、脉、舌来分析，此属脾胃素虚。最近工作时至深夜，致肾阴有所损耗，肝阴便为之不足，致肝阳相对偏亢所致。病为阴阳俱虚，治疗脾阳当升而肝阳应降，但升提不能太过，潜降不应过重。拟定处方如下：
党参15克，云苓12克，白术12克，甘草5克，干莲叶9克，扁豆花9克，败龟板30克，素馨花5克。
此方用四君子汤以健脾，李东垣认为干莲叶有升发脾阳的作用，故与扁豆花同用以升脾阳兼解暑，用龟板以潜肝阳，素馨花以疏肝气。服药3剂后，精神转好，脉转细缓，血压为95/75～95/ 80mmHg，脉压差仍小。处方：照上方加黄芪9克，去干莲叶与龟板。服3剂后，血压在100/75～100/80mmHg之间。当脉压差超过30mmHg时，患者症状便消失。此后改用补中益气场，服后患者精神较好，面色转润，脉稍有力，血压在105/70～105/80mmHg之间。连服补中益气汤一个多月，以巩固疗效。（二）高血压并脑中风案
黄某，男，67岁，中医教师，1968年6月8日初诊。
左侧半身不遂1周入院。患者既往素有高血压及肺气肿病史，7天前早上四时许起床小便，突然觉左下肢无力倒地，当时自己还能爬回床上，顿觉气促，并发现左侧上、下肢活动不灵，当日晚上时或说胡话，连日来神情烦躁激动，服自处之方药数日，5天前结合针灸，症状改善不大而入院。入院时诊断为“脑血栓形成”，并请会诊。
诊查：症见烦躁多言，对外界反应冷漠，口角向右歪斜，卧床不起，左上、下肢不完全性瘫痪，感觉迟钝，咳嗽有痰，色黄白而稠，7天来仅一次排少量大便，舌质红，苔白润，脉稍弦滑。
血压210/100mmHg（28/13.3kPa），左眼睑稍下垂，口角微向右歪，左鼻唇沟稍浅，有肺气肿征，两肺满布干湿啰音，左侧上下肢肌力减退，余无其他明显病理体征。
辨证：中风（中腑），肝风内动夹痰。
治法：平肝息风，除痰醒窍。
处方：羚羊角骨30克（先煎），秦艽25克，枳实10克，郁李仁10克，地龙12克，牛膝18克，钩藤15克，天竺黄10克，法半夏15克，丹参15克，丹皮10克。每日1剂。另蛇胆川贝末2支1次服，日服2次。
同时服用益寿宁，每日服3次，50%葡萄糖40毫升静注，每日1次。
治疗5天后，口眼歪斜消失，大便通调，唯仍觉乏力，诉述病情喋喋不休，夜晚觉畏寒，舌质暗红，苔白润，脉弦滑。上方去秦艽、郁李仁、枳实，加党参15克，白术10克，云苓12克，黄芪30克，杜仲12克等药。第11天精神状态正常，血压也降至165/ 95mmHg（22/13kPa），唯左上下肢感觉尚未完全恢复，要求出院，出院时已能步行返家。三、学生之研究
20世纪80年代，邓铁涛教授指导研究生杜少辉，从免疫学的角度探讨高血压病中医分型的物质基础。杜氏根据邓氏上述治疗高血压病的经验，拟定含有滋阴、潜阳、补肾等方药的“邓氏降压汤”，对64例高血压病患者（含对照组30例）进行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从两组降压疗效比较，第一周中药组不及西药组，有显著性差异（P<0.01），但此后两组之间疗效则无显著性差异（P>0.05），体现西药降压特点为下降幅度大，降压速度也较快，而中药降压特点为呈逐渐性下降，远期疗效好。同时症状疗效中药组明显优于西药组。患者经中医药治疗后，除临床症状得到改善以外，升高的体液免疫指标有所下降，IgG和补体C3治疗前后有显著性差异（P< 0.01）；低下的T淋巴细胞转化率有所增强，差异有显著意义（P< 0.01）。人体免疫失调的平衡得以纠正，支持了邓氏关于“高血压病是内脏阴阳失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的学术主张。（杜少辉《中医治疗高血压病及其与免疫关系的研究》，1988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高血压与冠心病经常联系在一起，邓铁涛教授又指导研究生张英民，对119例确诊为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按中医辨证分为四型：痰证43例，痰瘀证28例，瘀血证23例，其他证型25例，以及正常组30例，进行血小板聚集性和血脂水平的测定。结果痰证、痰瘀证、瘀血证患者的血小板最大聚集率明显高于正常组和其他证型组（P<0.01），而血脂异常与血小板聚集性相互影响，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偏高引起血小板聚集性增强更为明显。根据邓氏经验拟定的“降压一号方”，对其中44例高血压、冠心病痰证（包括痰瘀证）患者治疗观察，降压疗效总有效率为83.3%，症状疗效总有效率94.4%。治疗后患者血小板最大聚集率、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致动脉硬化指数（AI）比值均明显下降（P<0.01），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所提高（P<0.05），证实“降压一号方”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其机理可能与改善血脂水平、降低血小板聚集性有关。（张英民《益气健脾化痰法对冠心病高血压病痰证的疗效观察及其对血小板、血脂的影响》，1987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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