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良平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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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国际理论前沿试读：
前言
近10多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无论在形式与业态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也在这种实践的深刻变化过程中不断深化。在过去一年时间内，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创新工程团队深入挖掘了大量国内外有关国际贸易理论的著作、学术期刊与论文，尤其是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近10多年来所发表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方面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对这些文献和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归纳和总结，完成了这本《国际贸易学国际理论前沿》。
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产物，由于国际分工的形态和结构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变化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形式也一直在演进。停滞的国际贸易理论永远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着的贸易发展和需求，所以，国际贸易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从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到新新贸易理论，经济实践的新发展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以更好地解释贸易模式的变化以及企业跨国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展现出内生性、动态性以及不断微观化的研究发展趋势。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动态和经济效应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以上趋势和特征，揭示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创新的紧密联系与相互促进、展现国际贸易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不断交叉融合与动态化发展，成为本书的主要目标和基本思路。
尽管中国尚未构建出自己独创的对外贸易理论体系，但是已经在改革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继2009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后，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改革开放35年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已经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每年进口近2万亿美元商品，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中国对外贸易的建立和发展入手，介绍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管理、体制改革及对外贸易关系等，结合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成就和问题，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理论构建提供框架基础，为下一阶段中国对外贸易转型提供理论指导，在现阶段具有相当的急迫性与可行性。
全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主要是以时间为主轴，递进式地探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轨迹，反映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纵向深化。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传统贸易理论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古典贸易理论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时期：以重商主义为发端而形成的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古典贸易理论”的典型代表；Heckscher-Ohlin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之后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扩展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杨小凯等学者提出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利用超边际分析，认为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解决两难冲突，尤其是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的冲突，因此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只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分工和组织结构问题，从而创立了与传统主流经济学具有根本不同的新框架，将贸易理论、企业和产权理论、城市化和工业化理论等进行整合。Krugman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多个角度研究产业内的贸易问题，研究出国际贸易在由完全竞争转变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断增长的时期，如果两个国家在技术和要素禀赋之间不存在差异，产品本身的差异和规模经济本身也对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从而提出了与传统国家经济贸易理论完全相反的“新贸易理论”，这个阶段的研究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结合，然后全面、合理、深刻地解释了国际贸易中的新现象。再后来，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企业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载体，其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开始更多地聚焦于企业——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中，研究者都假设企业是同质的（Homogeneous），但是“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层面的因素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这一开创性研究探讨了国际贸易的微观基础，引入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并成功构建了企业异质性模型，同时基本证明了引入企业异质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Bernard和Jensen,1995; Eaton, Kortum和Bernard, 2004; Helpman, Melitz和Yeaple,2004）。
中篇聚焦于当代国际贸易领域的五大热点难点问题，反映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横向深化。（1）异质性企业贸易一直是近10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与前沿，相关理论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包括出口选择、进口选择、出口产品价格和质量选择、出口市场选择、出口产品种类选择（多产品模型）等；二是异质性企业框架下贸易及贸易自由化的影响，重点是在加入或者放松一系列假设的条件下分析贸易的效应，如在信用约束、多产品条件下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等；三是异质性企业框架下更多行为选择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如企业的贸易运输频率和运输固定成本选择、企业的贸易网络结构选择等；四是将企业异质性假定引入传统贸易理论，扩展分析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并扩展理论，例如扩展不完全竞争的新贸易理论分析企业贸易模式等。（2）全球价值链贸易是近年来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领域关注的重点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从行业和国家层面对垂直专业化及附加值贸易的分解和核算；对全球价值链及其所涉及的生产分割、垂直专业化贸易、中间品贸易的形成原因、模式选择及效应的研究；对引入附加值贸易后与贸易有关问题政策含义的分析，如贸易保护的效应、贸易不平衡、贸易与环境、比较优势测算的调整等，以及反映全球价值链贸易的统计数据库的构建，等等。（3）随着全球区域一体化浪潮的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受到重视。分析贸易协定形成的原因、机制以及在经济增长、就业、要素配置、要素价格等多个方面的影响，是此类研究的主要议题。同时，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都可以分析自由贸易协定，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都会涉及双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4）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贸易流量“引力模型”已在数量巨大的、涉及空间经济活动的研究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无论是研究商品流动还是要素流动，都可以应用引力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因而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极大应用。此外，引力模型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从不同理论框架出发，都可以推导出某种形式的引力模型。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的壁垒越来越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深入，贸易自由化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引力模型的普遍性和广泛适应性使其可以应用到各国贸易数据，也因此成为全球化时代研究国际贸易的最有力工具。（5）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贸易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环境问题，国际贸易可能会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恶化。如今，极端气候的影响在世界各地频频上演，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受到极大的危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其中国际贸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下篇对中国的贸易战略和与此相关联的贸易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我们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贸易理论归纳为以下三大理论：“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理论、“促进加工贸易发展和转型升级”理论、“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一体化”理论。（1）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初始阶段，所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当时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指沿海加工工业的发展把资源（“一头”）和市场（“另一头”），都转向国际市场，进而实现资源、技术设备及先进管理经验的“大进”与制成品的“大出”，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沿海与内地争夺原料的矛盾，而且可以促进沿海经济和内地经济的同步发展。（2）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取得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2008年下半年起，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外部需求下降给中国加工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日益显现，加工贸易未来发展及政策走向已成为政府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3）当前，随着习总书记提出连接亚欧大陆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快速发展，并配合“一带一路”共同推进，中国的自由贸易谈判进程也在加速；中国深入参与全球贸易领域的自贸协定竞争，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变革之际，最大化自身经济收益、提升国际政治地位，要求中国贸易理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协定”“全球价值链”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从中国实践中总结的以上三大理论无疑是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贡献，因而本书将其作为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上篇：国际贸易理论的阶段式发展与重构第一章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趋势
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始于重商主义，以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为标志，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为核心，终于约翰·穆勒，即从绝对优势理论到相互需求理论。古典贸易理论同时也是较早引入中国的西方贸易理论——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学界曾经就参与国际分工的理论依据进行过讨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古典贸易理论受到关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被作为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受到推崇。然而，由于李嘉图对国际交换不能坚持劳动价值论所产生的困惑，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也一直遭到诟病，其有效性及现实意义也不断受到质疑。然而古典学者的贸易思想博大精深，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也未止步于比较优势理论，因而从体系的完整性上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再作考察与探讨，至少在学说史研究层面有着重要价值。因此，本章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首先，通过梳理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提供研究基础，并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完整体系进行深入探讨；其次，通过对相互需求说及国际需求方程式的考察，力图证明其在古典理论框架内对李嘉图困惑的解答，从而修补了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缺陷；最后，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在贸易学说发展中的影响作一些探讨，以加深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学说史地位现实意义的认识。第一节 重商主义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及评价一、重商主义的产生
15世纪末，西欧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瓦解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商业资本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促进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资本加强的同时，西欧一些国家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家支持商业资本的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理论。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开辟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系统研究。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作为考察对象，从流通领域研究了货币—商品—货币的运动（资本产生的过程）。它的核心是追求贸易顺差，认为财富即金银，金银的多少是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即获得金银，而获得金银的主要手段就是开展国际贸易，在其中求得顺差，这样，国家就富裕，反之，一国贸易逆差，金银外流，国家就贫穷。其政策主张是国家应干预贸易，采取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在后期也主张为最终的顺差，应允许中间的逆差，以防止对方采取同样的报复性措施而使国际贸易终止。二、核心观点“金银即为财富，财富就是金银”，金银至上是重商主义最基本的出发点。在重商主义者眼中，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应该是获取金银，只有增加本国贵金属货币存量的商业行为才是真正应该值得鼓励和大为发展的。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一）货币差额论
早期重商主义被称为货币差额论，又称为重金主义或货币主义。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约翰·海尔斯（? —1571）、马林斯（1586—1641）。海尔斯在他的著作《英吉利王国公共福利对话集》中，述说了保持和增加英国货币，积累货币财富的措施和主张；提出尽量将货币保存在英国而不使其流向国外。法国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有博丹（1530—1596）、安徒安·孟克列钦（1575—1621）。博丹针对物价问题，提出法国当时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金银的数量过多。他著文说明了这一现象，最早地提出了货币数量理论。孟克列钦1615年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在这部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商业地位十分重要的观点。说明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该保护商人的利益。早期重商主义信奉“货币差额论”，将货币和商品绝对地对立起来，认定衡量一国财富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拥有多少金银。在对外贸易中倡导多卖少买并严禁金银外流。（二）贸易差额论
晚期重商主义信奉的是“贸易差额论”，比较重要的代表有英国的托马斯·孟、法国的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意大利的安东尼·塞拉。托马斯·孟在他的主要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 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1664）中，提出了系统的晚期重商主义的观点和主张，他摒弃了每一宗贸易都要实现顺差的货币差额论，强调总体贸易实现顺差的贸易差额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先进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他们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它们的为多”。只要能实现一国总的贸易顺差，对个别国家的若干总贸易中出现逆差，也是允许的。托马斯·孟认为，输出货币换的商品是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根据他的计算，用10万英镑从东印度买来胡椒，在土耳其或者意大利可以卖到70万英镑，晚期重商主义已开始认识到必须把货币不断地投入流通，才能使货币财富不断地增加。“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地把钱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却会不断增值。”（三）贸易保护政策
在重商主义看来，国际贸易只是一种“零和游戏”（Zero-or-sum Game）。这种理念反映到贸易政策上就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服务于“金银至上”，尽可能多地占有金银货币这一目的。
一是禁止金银出口。通过国家立法或者行政措施等手段直接禁止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的出口。西班牙法律规定，运金银出口者处死刑，检举揭发金银输出的人则会受到重奖。这种禁止金银外流的办法先后被西欧各国所采用，延续到16世纪才逐渐取消。二是强化国家干预。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通过国家干预实施贸易管制。例如英国在当时出台了一系列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法律与政策，包括对原料进口免税、出口退税、补贴、对制成品进口征收高关税等，同时通过授予垄断权、发放贷款、奖励组织展览会等方式促进工业发展，加快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其中最有名、收效最显著的当属两部航海法案。这些规定保证了英国在与自身殖民地的相关贸易中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将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排挤出了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为了保证航海法案的成功实施，英国不惜动用武力来解决贸易争端，这使得英国开始建立和维持一支庞大且实力强劲的海军，促使民族国家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三、总体评价
重商主义作为文艺复兴运动和新航路开辟之后的第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实际上重商主义的理论也许是经济思想史上迄今为止影响最深广和长远的国家政策理论”。（一）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重商主义所主张的增加一国货币，进行国际贸易，发展本国制造业就是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是为实现本国经济“起飞”做准备的阶段。西欧诸国凭借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不仅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完善了商品货币关系，而且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成长建立了良好的环境。重商主义的政策实践使得西欧诸国不同程度地富强了起来，为商业资产阶级打下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和群众基础，营造了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生长和发展的大环境，工商资产阶级凭借国家的支持政策不断壮大自身的商业和政治资本，成长为一个能够与传统封建贵族君主势力一较高下的阶层，并最终成功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经济史学家埃·罗尔说：“在《国富论》发表以前的一百年里，全国规模的工业与商业管制逐步加强的真实意义在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达成了他们的使命。”熊彼特也持同样观点：“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工业革命不是单纯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农业）。（二）开贸易保护主义先河“重商主义就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起源”。重商主义是国际贸易理论史上最早的保护贸易理论学说。后来的李斯特、凯恩斯以及今天形形色色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者们，实际上都是承袭了重商主义的传统。李斯特在1842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系统地阐述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确立了保护贸易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的牢固地位。凯恩斯在推崇重商主义贸易顺差思想的基础上，把对外贸易与有效需求联系起来，形成了超贸易保护理论。凯恩斯主张：通过保护，加强对本国和外国市场的垄断；改变限制进口的保护贸易方式，以积极的、进攻性的扩张方式占领国外市场；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注意运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干预对外贸易，采取出口退税、“奖出限入”等措施来实现保护贸易目标；利用政府力量组织排他性贸易集团，保护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只要世界经济出现不景气，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仍会兴起。
重商主义思想的兴起和盛行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的封建农耕时代向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时代的转型时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恰好契合了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各自需要，从而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然而，当西欧社会结束了这一转型期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时候，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就不再适用于此时的经济体制，因此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第二节 绝对优势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及评价一、经济自由主义的产生（一）历史背景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西欧各国获得了空前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并从国外进口廉价的工业原料，他们迫切需要摆脱重商主义国际贸易理论的束缚，反对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反对金银外流的禁令。他们对货币金银本身已经不太感兴趣，而是对具体的物质财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更加重视。为了适应产业资产阶级的历史需要，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盛行。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在评判重商主义的同时，亚当·斯密提出了他以绝对利益学说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理论。（二）理论渊源
一是晚期重商主义的发展。晚期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阐述了与早期重商主义的不同观点，不认为货币储存越多，国家越富裕，并且要求国家取消禁止输出货币的法令，从那时起，国际贸易突破瓶颈，实现了输出与输入结合的方式。但由于财富概念理解的偏差，以及17世纪初期技术的进步，需要一个促进创新的竞争环境，而重商主义垄断有碍于创新，英国取消了经济政策的管制，重商主义时代从此走向萧条。配第、诺斯和休谟等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进行了大量批判，休谟从三个基本点入手深刻批判了重商主义：货币只是交换媒介，并不代表国家财富；否定大量进口导致金银外流；批判政府贸易保护措施。这些都为斯密的经济贸易理论做了铺垫。
二是重农主义思想的启示。重农学派在18世纪中期活跃于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流学派，佛郎索瓦·魁奈是主要代表者，杜尔阁是后期主要代表者。重农学派1750年出现，1780年即被人们遗忘，其只在法国风行了二三十年，熊彼特认为，它之所以转瞬即逝，一是因为它的兴起同当时法国的风尚合拍，二是因为它的成功仅局限于“沙龙外交”，他们既不反对宗教，也没有政治上的锋芒，统治者一时乐于接受。在这二三十年中，重农主义学者与斯密有了深刻的思想交流。《道德情操论》问世之后，斯密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与巴克勒公爵前往法国，在那深入地观察了法国社会，同魁奈以及杜尔阁的交往中，与他们形成了共识，即国家需要大力发展农业，减缓税收，扩大对外贸易，提升国内农业发展，积极倡导经济自由主义。魁奈被认为是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他主张的是市场道德的自然和谐论，即市场道德存在于市场当中。魁奈认为，在对外贸易方面，必须给资本家足够的自由性，他把自由贸易看成是合乎道德伦理的重要措施，为了保证多的购买者和出售者，取消一切专利权和限制，才会实现合理的国际关系，从而使得交易中达成最有利价格。按照重农学派观点，国家政权职能在于保护私有制，而不在于干预经济生活。重农学派反复强调私有制符合自然秩序，其实就是在强调发展资本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三是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对重商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批判。对于重商主义“金银是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的财富观，斯密指出：“一国财富，不只是由它的金银组成的，而且也是由它的土地、房屋和各种各样的可消费货物组成的”, “每一个国家的金银数量是受到这些金属的用途的限制的，它们的用途在于作为铸币去流通商品，以及作为一种家庭用具如金银器皿，是想通过将不必要的金银数量引进国内或保留在国内来增加国家财富的企图，就像迫使私人家庭保持不必要数目的厨房用具以增加其快乐的企图一样，都是可笑的”。斯密驳斥了重商主义宣称的一国从国际贸易中的得益必然要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的观点。他认为：“两地彼此进行贸易，如果贸易额平衡，那就既没有受到损失的，也没有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它向一方有任何程度的倾斜，那就有一方受到损失，另一方得到好处，两种设想都是错误的。”“在两地之间自然地正常地进行的没有强迫或限制的贸易，总是于双方都有利的”。
斯密认为，社会财富应以商品劳务的生产来衡量，贸易的利益应是双方的，反对政府干预，他创立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贸易理论——绝对利益说，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对该理论做了详细阐述。其核心是每国都有适宜于生产一种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先天的自然禀赋和后天的生产条件，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导致成本差的产生，而成本差则造成了两国商品的价格差，以国际社会分工为基础进行专业化生产，通过自由贸易彼此交换，对所有交换国都有利，即福利在生产中产生，在交换中实现。其政策主张是实行自由贸易，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贸易越自由，国际分工越彻底，从国际贸易中获利就会越大。二、主要观点
为了在不影响结论的前提下，使分析更加严谨，在研究国际贸易时，亚当·斯密将许多不存在直接关系和当时并不重要的变量假设为不变，并将不影响分析的其他条件尽可能简化。绝对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有：（1）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投入要素，即“2×2×1”模型。两国在不同产品上的生产技术不同，存在劳动生产率上的绝对差异。（2）投入的边际产量是固定的，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3）对外贸易方面，没有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进出口贸易值相等，即贸易是平衡的。（4）劳动是唯一生产要素，在一国内是自由流动的，但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5）市场是自由竞争的。从这些假设条件中可以看出，绝对优势理论是一个理想模型。（一）国际贸易的原因
1．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
亚当·斯密从促进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角度，找到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斯密认为，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而交换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倾向。对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性，斯密论证道：“劳动生产率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运用中所体现出来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斯密用了制针业生产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如何通过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假定制针共有18道操作工序，在没有分工的情况下，一个粗工每天最多只能制造20根针，有的可能连一根也制造不出来。而在按工序进行了分工以后，10个人每天可以制造48 000根针，平均每人可以制造4 800根针。可见，分工后每个人只从事一种物品的生产或一道工序的操作，然后进行交换，所有人都能获得更多的收益。不仅是制针业，每一种工艺中，只要能采用劳动分工，劳动生产率就能成比例地增长。”“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那么这种行为，对一个国家来说绝不是件愚蠢的事情。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
2．国际贸易推动了国际分工的发展
斯密在论证分工重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分工与市场范围间的关系。他认为，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能得到任何的鼓励，去专门从事一种职业，这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把他自己的劳动产品的远远超过自己消费的剩余部分，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其他人劳动的剩余部分产品。分工程度的深入必然要求市场规模的相应扩大，而开展国际贸易无疑是克服各国国内市场狭小对分工限制的重要途径。国际贸易通过市场范围的扩展，将劳动分工从国内延伸至国外，将国内分工拓展为国际分工，分工范围的扩展会大大促进分工程度的深化，从而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民财富的增加。斯密通过分析分工所受到的市场范围的限制与突破市场限制的途径，很自然地将一国的分工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论证出国际贸易是实现专业化分工利益的有效渠道。
3．绝对优势原理
斯密在论证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绝对优势原理。绝对优势原理认为，如果一国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绝对地低于他国，那该国生产这种商品的产业就是具有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的产业；相反，就是不具有绝对优势或处于绝对劣势的产业。各国按照绝对成本差异进行国际分工，专门生产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去进行贸易，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利用，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各国的物质福利。由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绝对成本低就说明其在这种商品上具有绝对优势，因此绝对优势理论又被称为绝对成本理论。
斯密认为，绝对优势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天自然优势，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国家处于地球上的不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某些国家具有先天的气候、土壤和矿藏等自然性的优势。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生产特定商品时，所具有的这种自然优势是十分巨大的，以致其他国家无法和它竞争，而应向这一国家购买这种商品而不要自己制造它；另一类是后天获得性优势，这主要是不同国家由于经济技术发展上的不同水平，国内分工程度存在差异，决定了一些国家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劳动技巧和熟练程度等后天获得的优势。他指出，先天自然优势是一国绝对优势形成的基础，而后天获得性优势则可以弥补一国自然资源上的不足。而且获得性优势可以积累，通过不断投资和深化分工，一国的获得性优势会不断增加。例如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发展纺织和冶铁方面形成的特殊技术和技巧就属获得性优势。“至于一国比另一国优越的地位，是固有的，或是后来获得的，在这方面，无关紧要。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不难看出，斯密的绝对优势并不像字面含义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完全是自然的、绝对的、不可改变的，它可以是后天的、发展的、能够积累的，从这一点来看，斯密的绝对优势是具有动态化的特点。
绝对优势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两种衡量办法：劳动生产率即用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来衡量。一国如果在某种产品上具有比别国高的劳动生产率，则该国在这一产品上就具有绝对优势。即产品j的jj劳动生产率可用（Q/L）来表示，其中Q是产量，L是劳动投入。如果一个国家使用单位或相同数量的资源能够比另一国生产出更多的某种产品，那么该国在此产品生产上具有比别国高的劳动生产率，即该国在此产品上具有绝对优势。生产成本即用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的要素投入数量来衡量。如果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中，某国单位产量所需的要素低于另一国，则该国在这一产品上就具有绝对优势。即单位产品jjj的生产成本（劳动使用量）可用αL=L/Q来表示。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如果一国单位产品所需的要素投入量低于另一国，那么该国在此产品上就具有绝对优势。
4．国际贸易的互利性
斯密分析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性，他强调说：不管在任何两国之间进行贸易，两国全都得到两种不同的好处。它将本国没有需求的那部分剩余产品送往国外，带回本国有需求的某种东西。它通过将这种剩余产品交换到某种其他东西而使剩余产品具有价值，这种其他东西可以满足一部分本国的需求，增加本国的享受。通过对外贸易，可以使国内市场的狭小不至妨碍某一工艺或制造部门的劳动分工达到最高的完善境地。通过为可能超过国内消费的一部分劳动产品开辟更为广阔的市场，对外贸易鼓励各国改进自己的生产力，将自己的年产物增至最大限度，从而增加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财富。对外贸易经常为进行贸易的国家提供这种伟大的和重要的服务。“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凡是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更加低廉的价格供应的商品，最好是用我们自己的按某种优势使用的劳动的一部分产品去购买它”。斯密的结论是，“只要一国享有这种优势，而另一国不享有这种优势，后者向前者购买而不自己制造，总是更为有利”。（二）国际贸易的政策
1．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或君主干预经济生活
斯密认为，在自由贸易的政策下，个人各自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保证每一种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的使用都符合于各自的最大利益，而每个国家的总产量也将达到最大可能的水平。他论述道：“每一个人的资本应投入何种劳动，何种劳动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他根据自己的当地情况，可以比任何政治家或立法家做出更好的判断。试图指导私人应采用何种方式去使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但使他自己枉费了最不必要的辛劳，而且僭取了这样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不但不能放心地付托给任何个人，而且也不能放心地付托给任何的委员会或参议院，而在将它交给任何一个愚蠢和荒唐到妄以为自己适合行使这种权利的人手中，是最危险不过的。”斯密认为，政府也不能对国际贸易活动进行管制和垄断。他大力倡导自由贸易，认为贸易壁垒有害于国家生产力的改进，必须被拆除。斯密极为详尽地论证了对外国货物的进口进行限制的多种措施的有害性，指出个人应具有从任何地方购买物品（包括国外产品）的权利，不应受到关税和进口限额的限制。对于一国采取的出口鼓励的措施，斯密提出出口鼓励政策相当于给予生产该产品的国内的厂商以外国市场的垄断权。他批评说：将国外市场的垄断权赋予国内任何一种工艺或制造业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导私人应当用何种方式去使用自己的资本，这在几乎所有的场合，必定是一种无用的或有害的规定。他以英法之间的贸易为例，论证了拆除贸易壁垒、实行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的重要性。他说：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在两国受到了那么多的阻碍和限制，可是，如果两国摒弃商业嫉妒和民族仇恨，考虑自己真正的利益，那么对法国的贸易可能比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于大不列颠更为有利，对大不列颠贸易之于法国也是如此。
2．政府充当“守夜人”角色
斯密主张经济自由，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他反对的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做不必要干预。按他的看法，在经济自由情况下，政府的职能只有三个：“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和个人不受社会上其他任何人的侵害和压迫，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筑与维持绝对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绝不能补偿所费。”这三项职能，简言之就是国防、司法和公共事业。实质上就是要求国家保证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起到“守夜人”的作用。斯密同时强调提出，在以下场合应该在对外贸易方面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首先，一种特定产业，为国防所必需应该加以一定的保护。第二，为了保证本国产业与外国产业在相同条件下进行竞争，以及适当引导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可以对有些进口商品设置税收。第三，为了能尽快更有效地废除高关税等垄断制度而采取的保护政策。如果这种保护措施的实行，能够促成合理的国际分工的形成，从而更大地提高每一个国家的总产量，那它应该鼓励施行。第四，为了保护本国的某些产业的成长，不致造成大量工人的失业和贫困。三、绝对成本理论的影响
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和对自由贸易的倡导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需要。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标志着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立，不仅为李嘉图等人的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成为战后新贸易理论的思想源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从生产领域阐述了国际贸易的原因
绝对优势理论从生产领域阐述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论证了国际贸易并不一定是“零和博弈”，折射出了国际交往活动中的“双赢”思想，使自由贸易理论成为了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主流。正是在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下，自由贸易理论开始成为200多年来国际贸易思想发展的主流，成为英国新兴产业资产阶级反对贵族地主和重商主义的理论武器，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加速了近代工业的进步。正如马克·斯考森评价的那样：他对经济自由的精彩表述改变了世界，使世界摆脱了重商主义和国家的大肆干预。没有他的领导，工业革命也许还要再等上一百多年。（二）奠定了国际贸易纯理论的探求方向
绝对优势理论为李嘉图等人的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斯密阐明和论证了绝对优势原理，并以此作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即绝对优势不仅决定着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方向，也构成了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益的来源，为后来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确立了基本的研究方向。不论是相对优势理论，还是要素禀赋的优势，后来的贸易理论学家在很长的时期内都一直将他们的研究重心放在探索决定优势各种因素上。（三）开辟了内生比较优势学说的先河
斯密在论述其分工和贸易理论时，关注分工以及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为新贸易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在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中，他明确阐述了国际贸易对增进和调整消费者的偏好、传播技术、改进劳动的熟练程度等对贸易国所能带来的一些动态利益。亚当·斯密已经接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绝对真实生产成本差异的基础是会起变化的，因而一国合适的对外贸易格局也会随之变化。因为通过对外贸易，可能使生产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的质量和数量增加，并使它们立即用于生产的程度加强，这一切都会导致以绝对生产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变化。亚当·斯密的这一理论见解，越来越得到当代国际经济学家的赞成与支持。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敏特指出的：古典经济学家并非全部忽视了国际贸易对于生产能力改善的贡献，国际贸易的动态问题，在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的著作中有过精辟的论述。
学术界对斯密的贸易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其绝对优势原理假设的过于严格性，即认为一国要参加国际贸易就必然要有至少一种绝对优势产品的“斯密假定”（Adam Smith' s assumption）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根据绝对成本理论，在确定从事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时，要将本国某种产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产品的成本直接进行比较，以成本的绝对高低来决定进出口。这样的比较会使那些在所有产品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它不能说明当一个国家在所有贸易产品的生产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时，其贸易基础是什么。因此，它只能解释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其后，大卫·李嘉图用比较优势原理，回答了绝对优势理论回答不了的问题，更好地解释了贸易原因和贸易所得。第三节 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及评价
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李嘉图指出了亚当·斯密的缺陷，指出在国际贸易中决定作用的是比较利益，认为即使一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中劳动生产率都处于全面优势或全面劣势的地位，两者有利或不利的程度必然有所不同，即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并不可能在所有产品上都相同，此时应遵循“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的原则进行专业化分工和国际交换，贸易双方均可获利。一、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
19世纪初，英国施行了新的“谷物法”，以此来维护大地主贵族阶级的利益。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的对立成为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冲突的焦点在于谷物法的存废。“谷物法”规定，只有当国内粮价涨到限额以上时才准许输入谷物，而这个限额订得极高。土地贵族借此将粮价和地租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居民的货币支出中用于粮食消费的比重增大，压低了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工人需要更高的工资才能维持生活，随之而来的是产业资本的劳动成本提高，削弱了英国工业品的出口竞争能力和产业资本家的利润。限制外国谷物的输入，也难以扩大英国工业品的出口，英国的对外贸易受到重创。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切希望废除“谷物法”，并四处宣扬谷物自由贸易的政策，而英国大地主资产阶级由于“谷物法”获得的高额利益，便绞尽脑汁地想尽办法维护它的继续施行，提倡国内粮食自给，反对谷物的自由贸易。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阶级在是否进行谷物自由贸易上展开了激烈的博弈。绝对优势理论主要以地域分工理论作为贸易理论的基础，但是两个国家生产的两种不同的商品都具有绝对成本优势是很难实现的，无法解释很多国家在没有绝对优势时产品间所进行的贸易往来，因此迫切需要新理论的出现。
在反对谷物法和争取自由贸易的斗争中，李嘉图作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于1817年在其创作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学说最早是罗伯特·托伦斯在1815年出版的《论对外谷物贸易》的著作中提出的。经李嘉图的阐释和强调，为当时的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确立了它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坚实地位。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只要各国之间产品的生产成本存在相对差异就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并可以从中获利。提倡英国不仅要从国外进口粮食，还要大量地出口本国的工业制成品，以此来获得利益差，促进英国国内财富的增加。二、主要观点（一）比较成本与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如下：（1）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投入要素，即“2×2×1”模型。（2）两国在不同产品上的生产技术不同，存在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差异。（3）投入的边际产量是固定的，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4）对外贸易方面，没有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进出口贸易值相等，即贸易是平衡的。（5）劳动是唯一生产要素，在一国内是自由流动的，但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6）市场是自由竞争的。从以上的假设条件可以看出，除了强调两国之间生产技术存在相对差别而不是绝对差别之外，比较优势模型的假设与绝对优势模型基本一样。
李嘉图认为，决定两国能否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不是绝对成本的差别，而是比较成本的差别。所谓比较成本，是指将本国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与国外同类产品的成本比率进行比较，即不同国家的成本比率的比较。只要成本的比率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应按“两利取重，两害取轻”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这样两国之间就能够进行相互交换，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在“2×2×1”的国际环境中，即使其中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成本劣势，另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成本优势，两国照样可以进行国际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只要双方各自选择自己比较成本低的产品进行专业化分工并尽力扩大生产、加强出口贸易，同样可以保证贸易双方的互惠互利。
李嘉图以英国、葡萄牙两国关于毛呢和葡萄酒的贸易为例，说明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英葡双方能够进行互惠互利的贸易。他假定英国生产一定量的毛呢需要100人一年的劳动，酿造一定量的葡萄酒需要120人一年的劳动；葡萄牙生产等量的毛呢需要90人劳动一年，而等量的葡萄酒生产则需要80人劳动一年。这个假定意味着英国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但是，对比而言，生产毛呢的劣势要小一些（100/90＜120/80）；对于葡萄牙而言，它生产这两种产品都有着绝对优势，但是相对来说，生产葡萄酒的优势更大（80/120＜90/100）。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在这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居于优势，但也不应该闭关锁国，参与国际交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葡萄牙集中资本与劳动生产葡萄酒，则原来生产两种商品所需的170人将生产2.125单位的葡萄酒，其中1单位供本国消费，另1单位的葡萄酒用于出口，从英国换回供本国消费的毛呢，还剩余0.125单位的葡萄酒既可以用于本国消费也可以换回毛呢或其他的商品。英国集中资本与劳动生产毛呢，则原来总共220人将可生产2.20单位的毛呢，其中1单位毛呢供本国消费，另1单位毛呢用于出口葡萄牙以换回可供本国消费的葡萄酒，剩余0.2单位的毛呢则可以换回更多的其他商品。这就是按比较优势原理，实行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与之前无贸易行为相比，两国通过贸易，都获得比之前更大的利益。
从以上例子来看，各个国家都能从对外贸易中得到利益，就像工厂主发现了一种可用于制造其商品的改进的机器一样，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劳动，获得了更多的产品。因此，在李嘉图的经典著作中这样写道：“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造，谷物应该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及其他的商品则应在英国制造”, “谷物可以自由出口或进口而不加以限制，那么，这个国家既拥有最精良的技术、最高度的勤奋精神、最先进的机器，在其他方面的优点都是无出其右的，到那时它所享受到的将是举世无双和简直难以想象的繁荣和幸福”。（二）比较优势的衡量方法
比较优势的测度方法中最根本的就是采用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产出或者是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来测算，而其余的方法都是由此方法引申的。
1．劳动成本法
李嘉图在论述比较优势时，釆取的是“人年”劳动单位，比如说在英国生产一定量罗纱需要100人劳动一年，一定量葡萄酒需要120人劳动一年，葡萄牙生产相同产量的葡萄酒和罗纱则分别需要80人和90人各劳动一年。两国生产商品的劳动成本关系可以采用下述一般化的数学表达方式：ij
式中的a 表示不同商品在不同国家生产时的劳动成本，其下标i、j分别表示不同国家和产品。由该不等式可知，1国在产品1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2国则在产品2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两国应分别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开展专业化分工。
2．釆用技术乘数方法
Homi Katrak则采用了Bhagwati的方法，采用规模乘数来说明比较优势，在生产活动中两国的生产技术不同，若Ⅰ国的生产可以写成iiiiiQ=Q（K; L）, Ⅱ国的生产可以写成Q=Q（K; iL），则比较优势可以用技术从乘数来测度，若
这样，商品i=1,2…m就是Ⅱ国的出口商品，商品i=m+1,2…n就是其进口产品。
3．加入工资率和资本的方法
Balassa更近了一步，他在进行测度时还考虑到工资率和资本成本，他的分析如下，首先定义了一下概念：
C=单位成本
A=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
W=工资率
国家用Ⅰ、Ⅱ来表示，商品X以大写字母表示，商品Y以小写字母表示，若
或者
即则表示Ⅰ国将出口产品X, Ⅱ国将出口商品Y。
4．工资率与双边交换率结合的方法
与上述Balassa方法不同的是，虽然都考虑了工资率，Stephen jkS.Golub和Chang-TaiHsieh在分析时引入了双边交换率e这一概念，ij定义a 为单位劳动需求量（劳动生产率的倒数），代表j国的i部门，ijijija=L/Q, Q表示价值的增加，L表示劳动就业量，则j国和k国i部门的竞ijikjk争力也就依赖工资率W、W以及双边交换率e，若ijkijijikikjkC=aW/aWe＜1
则j国将专业化生产i产品并出口。
5．相对价格比率法
梁琦等在论述比较优势理论时，则更为直接，定义A国X、Y商品xy的价格为P、P, B国价格分别为、，
或“命题：当且仅当
或
时，A国X产品有比较优势。”
6．机会成本比较法
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论证，机会成本低的商品就具有比较优势。还是以李嘉图的经典的例子来说明，在英国要多生产1单位的酒，就要放弃1.2单位的罗纱，而在葡萄牙只需放弃0.89单位罗纱，可见在葡萄牙酒的机会成本较低，因此葡萄牙就有生产酒的比较优势，同理英国有生产罗纱的优势。
通过对上面比较优势测度方法的讨论，我们很容易发现尽管标准不同，但是基本上可以总结出一个较为统一的形式，其实在这种形式的背后支撑的却是比较优势的思维模式。（三）比较优势理论的政策主张和影响
1．反对贸易保护，提倡自由贸易
比较优势理论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证明，无论生产力水平高还是生产力水平低的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都可以得到实际利益，世界福利总水平也会得到提高。在李嘉图看来，完全的经济自由应是国际性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资源在一国甚至全世界得以自由流动及由此实现最优配置，因此市场经济必然是国际化经济。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人的名义工资会不断提高，从而引起利润率的降低，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并维护资本积累和工业扩张的可能性，唯一的办法就是自由贸易。这些观点对世界市场的扩大、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国际贸易在更广泛领域展开都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846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废除谷物法。恩格斯说：“这永远确定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最活跃的部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这场自由贸易运动时指出：“只有在自由贸易下，才能充分发展蒸汽、电气与机器所具有的巨大生产力”, “在1848年到1866年这个时期内，英国工商业空前未有的发展，无疑地，主要是废除了食品与原料的保护关税的缘故”。由此可见，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中业已成熟的要求，对解放生产力起了巨大的作用。
李嘉图也阐述了对贸易保护的态度。他指出，适当时间可以采用贸易保护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举例说：在战争时期，由于商业不便，谷物不能以最低价格购买，一国便将大量资本转入农业生产。但是到战争结束时，商品输入的障碍消除了，有害于本国种植者的竞争开始了，而退出这种竞争会牺牲大量资本。这时，这种国家最好的政策就是在一定年限之内对外国谷物的输入征课一种不断递减的税，以便本国经营农业的人有机会逐渐从土地商撤出其资本。
2．反对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
李嘉图认为，谷物出口补贴的最后影响不是提高或降低国内市场价格，而是降低谷物对国外消费者的价格。如果国外市场的谷物价格以往并不比国内市场低，那么降低的程度就会等于全部补贴。如果国内市场价格本来比国外市场高，那么降低的程度就会较小。因此，实际上是英国国内民众在牺牲自己的利益来维持国际市场上出口商品的低价格。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英国的生产力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产品也是最有竞争力的，因此，英国商品没有必要采取补贴的方式出口。李嘉图认为，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会扭曲国内资本流向，他认为无论是工业制造品或谷物的高额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一部分资本转移到任其自然时不会投入的行业去。这样会使社会总基金的分配十分有害，无异于贿赂制造业者，使其开始或继续经营好处较少的行业。这是最坏的一种课税，这并不会把它从本国取去的东西全部给予外国，这笔损失的差额是由总资本的分配不利所造成的。
3．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机器使用率
李嘉图指出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采用改良的机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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