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辉耀,苗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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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试读：
自序
智库，又称思想库，英文为“Think Tank”，即为公共政策决策者提供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案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在全球化的今天，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正如国际智库研究知名学者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所言：“尽管各国智库数量有增有减，但不可否认的是，智库持续扩展着其在各个国家的影响力，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2015年，智库已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
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众多智库被称为“影子政府”“政府的外脑”，发挥着提供新思想、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影响重大政策决策、为政府储备与输送人才等重要作用。其实早在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就已经在其著作《思想库》（Think Tanks）一书中，称智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中国，智库则更为重要。
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毋庸置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取得今天辉煌成就的秘诀之一。然而，这种优势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决策不够科学，甚至错误，那么带来的后果将是相当可怕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吴邦国同志认为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也曾在一份早期研究中做出过相关估计，认为我国“七五”计划到“九五”计划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在4000亿～[1]5000亿元。
因此，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如果能够发挥智库尤其是独立社会智库的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思想出口单一、缺乏不同论证的弊病。作为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重要形式，智库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使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更加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把智库看作中国的“第九大民主党”，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保障。发展智库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发展智库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升国家战略决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强调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凝聚最广泛的力量。这说明中国的领导层正在主动接纳不同的声音，这种纳谏思想意味着中国思想产品市场的形成。这无疑为中国智库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智库的活跃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2015年伊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推动智库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同年11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伴随着顶层设计紧锣密鼓地出台，我国掀起了智库建设的热潮。智库数量的迅速增加对于推进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无疑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欣喜之余，我们也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智库的发展远未成熟，国内各类智库都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困境，我国智库在发展格局、专业性、传播力、国际化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诸多差距，要由“智库大国”变成“智库强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前景，我们始终是乐观的。且不谈中国源远流长的智囊文化，单从需求侧来看，对内经济转型、对外大国崛起，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种类越来越多，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政府需要答案，民众也需要答案，这就是对智库的需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后，我和苗绿博士一起创办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CCG创办前后，我们拜访过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等三十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与上百位国内外智库专家进行了交流探讨。2010年，我还专门到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之后，我又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潜心探索国际智库的运行之道。随着对国际智库的认识和深入了解，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智库力量对一个国家崛起的意义所在。一个现代化大国的崛起，需要一大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公信力、影响力的强大智库提供智力支持。
2014年，我们撰写了《大国智库》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出版。我们在书里分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情况，总结了国际智库发展的规律与作用，并勾勒出了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路径与前景。此书推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评价与良好的反馈，很多人与我们联络，希望可以更多地了解国际和国内智库是如何具体建设与运作的。作为智库发展的探索者与实践者，我们深感这是一份责任，如果能够将智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将多年我们运营中国社会智库的经验与实践心得总结出来，为中国智库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开始策划和写作本书。为了使本书的内容更翔实、可操作性更强，除了结合我们近十年来创办和运营智库的具体经验和体会，我们还多次举办和参与了国内外顶级智库专家出席的研讨会。仅以2015年为例，6月，我们邀请了詹姆斯·麦甘教授在CCG北京总部发表了“如何建设全球化智库”的演讲。10月，CCG作为中国智库代表受邀参加了在米兰举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我们与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威尔逊中心、英国查塔姆社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一起探讨了智库如何参与社会事务和政策决策等系列话题。2016年6月，我们还举办了中国智库创新峰会，邀请国内外顶级智库专家研讨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将一次次的思想碰撞与八年的实操经验相结合，为大家推出了这本《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
在本书里，我们将智库的创新运营总结升华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称为智库创新运营“五力模型”。其中，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支撑力是“五力模型”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对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形成支撑，并最终拓展到对政策的影响力。社会传播力需要建立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在全球化背景下，智库还需具备国际视野，打造自己的国际输出力，赢得国际话语权，如此才有可能影响国际的舆论与政策，更好地助推中国的崛起。政策影响力是“五力模型”的最终归宿，其他四种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均是为了实现政策影响力这一智库的最终目标服务。
这是一个需要智慧去驾驭的时代。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在全球经济阴晴不定的同时，“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业已进入了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2]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日益复杂的世事、国情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时代最强音。可以预见，未来在世界的大舞台上，中国智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我们真心期待，中国智库有一天能真正成为中国崛起背后的“第四力量”。王辉耀 苗绿2016年9月18日
[1] 高福生，朱四倍.决策失误是中国最大的失误[J].决策与信息，2009.
[2] 2014年2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的讲话。第一章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
可以说，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智库在发挥着无形的思想作用。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的英国皇家学会到六次国运转折孕育[1]出的六家德国顶尖智库，从左右政府决策的美国智库到曾造就了经[2]济巨人的日本智库，不论西方还是东方，智库都在蓬勃发展并在影响国家政策的道路上演绎着各自的精彩。
[1] 这六家智库分别是1908年创建的德国殖民地研究所、1914年创建的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IFW）、1925年创建的德国经济研究所（DIW）、1926年创建的莱茵—威斯特法伦经济研究所（RWI）、1949年创建的慕尼黑伊福经济研究所（IFO）以及1990年创建的哈勒经济研究所（IWH）。
[2] 从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到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恢复元气，日本各类智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智库是什么
思想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
华盛顿，被称为美国的政治“心脏”，这颗“心脏”之所以能够如此有力地搏动，必然有其独特之处。斜贯华盛顿西北与东南的马萨诸塞大街（Massachusettes Ave）是名副其实的“智库一条街”，众多知名智库皆坐落于此，其中布鲁金斯学会位于马萨诸塞大街1775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位于1779号……正是这一家家智库，左右着美国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以至于早在1971年，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迪克逊就将其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了。
智库是什么？
保罗·迪克逊在其著作《思想库》中如此定义：思想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
智库研究学者戴安娜·斯通（Diane Stone）认为，智库收集、消化和创造出一系列思想产品，主要是帮助政治和政府机构决策，有时也为媒体、利益团体、企业、国际机构和公共社会大众服务。
智库研究专家唐纳德·埃布尔森（Donald E. Abelson）认为，“智[1]库专门创造、重组和推广思想给公共政策制定者与公共大众”。
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在《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智库是指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其提供专业知识和建议，并以此获得支持和影响决策过程。在运营层面，智库是符合501（c）（3）税法条款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公共政策问题相关研究，并传播研究结果和观点；在政策层面，智库积极力争将其公众可信度最大化，尽其最大努力发现政治突破口，使专[2]家知识和观点能够影响政策制定。
美国智库学者詹姆斯·麦甘认为，智库开展针对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分析，为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建议，让政策决策者和公众获得有关公共政策决策的充分思想和信息。
国际上学者对智库的定义虽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定的共识。我们对智库的定义是，智库实际上就是专门影响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制定的思想工厂，智库要有独立的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能够影响媒体和大众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关注和参与，能更好地服务于关系到社会大众[3]的公共政策的发展、决策、制定与实施。
智库真有如此大的能量吗？
兰德，被誉为“白宫第一智囊”“大脑集中营”。笔者早年留学北美时就与其结缘，记得当时常常会接触到兰德发布的信息，还结识了兰德的几位研究人员。2009年，还曾访问兰德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今天的兰德早已声名在外，不过，其声名鹊起还要从60多年前那次“神预测”说起。“二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由友变敌，进入[4]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期，开始了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对抗。1946年，刚成立不久的道格拉斯航空公司旗下的兰德项目小组便接到了一项来自美国空军的研究任务：为空军进行卫星运载工具的可行性研究。同年5月12日，兰德即向美国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名为《一个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的报告，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份关于人造卫星可行性的研究调查报告。兰德认为，人造卫星在未来战争中将非常重要，主张美国制造人造卫星，报告写道，“美国卫星飞船的成就将点燃人类的想象力, 并将引发可与原子弹相媲美的效
[5]应”。此外，兰德还预测苏联将在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遗憾的是，这份报告的超前性与预见性并没有引起美国官员的重视，甚至被他们当作无稽之谈，束之高阁。
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卫星”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斯普蒂尼克”1号( Sputnik 1，也译为“人造地球卫星”1号)，这与兰德的预测时间竟然仅差两周。当天夜里，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次日，《纽约时报》极为罕见地用0.5英寸大写字母印刷了横贯头版的三行标题:“苏联第一颗地球卫星升[6]空；以时速18000英里环绕地球；球面运行四次横越美国。”可见，“斯普蒂尼克”1号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苏联在军事科技上的捷足先登，让美国政府懊悔不已，从此不敢小看兰德的研究。兰德由此声名大噪，并开始在改变美国与世界历史的轨道上一路前行，成为美国政界、军界、商界的重要智囊机构。正如美国《商业周刊》所描述的那样：“美国成就的背后闪耀着兰德公司智慧的光芒。”[7]
早在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总统时期，初出茅庐的[8]布鲁金斯学会就在“成立美国预算局”的法案中一鸣惊人，时任美国总统哈定曾评价预算局的成立为“合众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政府改革”。布鲁金斯学会早期对美国政策产生举足轻重的一次影响是在“二战”结束后。1947年12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亚瑟·范登堡 (Arthur Vandenberg)致信布鲁金斯学会，希望其对马歇尔[9]计划（The Marshall Plan）的实施提交一份政策建议。1948年1月，布鲁金斯学会上交了一份20页的报告，对马歇尔计划的重点、结构、具体操作等方面提出了8项详细建议，这些建议几乎全部被政府采纳。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份20页的报告保证了马歇尔计划的顺利执行。此外，税收改革、福利改革、医疗改革、对外援助政策……布鲁金斯学会的足迹几乎遍布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各个重要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变革，对政府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回顾美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直至消灭了萨达姆政权；外交关系学会参与设计《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苏联、参与谋划马歇尔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10]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提出了“巧权力”外交思想，并被奥巴马采纳，成为新政府执政后的外[11]交战略……可以说，美国智库的创新思想为本国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欧洲，智库的起步还要早些。
英国被公认为欧洲智库之开先河者，这个国家的智库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1733年，机械师约翰·凯伊（John Kay）发明的飞梭，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琴弦，并由此拉开了长达百年的工业革命的序幕。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对智库的实际需求。1761年，英国皇家学会一则悬赏新型纺织机发明者的布告贴出来后，“各路精英”闻讯而动，随后各种高效率纺纱机争先恐后来到人间，短短十余载，纺纱机速度竟然提高了100倍，英国纺织业则由此在工业革命的大道上一路狂奔。20世纪前半叶至七八十年代，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NIESR）、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本。尤其是撒切尔政府时代以来，智库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是由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系统研究后付诸实施的。2014年6月18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国际战略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场演讲会，并邀请了李克强总理发表了题为“共建包容发展的美好世界”的演讲，可见其影响力非同寻常。
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建议政府各个部门、各行业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在政府的重视下，随着“二战”后德国的崛起，德国智库实现了快速发展，[12]如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其在全球反腐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很长时间以来，法国智库与英国及德国的差距较大，然而近年来也开始频频发力，如1979年成立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其出版的《外交政策》（RAMSES）在全球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亚洲大多数国家建立或独立于“二战”结束后，亚洲智库则是伴随着国家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因此相较于欧美智库动辄上百年的历史，亚洲智库的历史并不算太长。如日本的咨询业就诞生于“二战”后，日本智库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如何解决朝鲜核问题》《有关日本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建议》，世界和平研究所的《日本的对华战略要看准中国的发展前景》《国际组织、地区共同体、国家和NGO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等研究报告大[13]大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对日本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赋予了亚洲智库一个重要的特点：浓厚的政府背景，对政府的依附性较强，研究的政策导向性较明显。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政府的高级“智囊”；韩国发展研究所亦是如此，其地位相当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 Donald E. Abelson.The Business of Ideas: The Think Tank Industry in the USA in Think Tank Traditions: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ed. 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nham，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
[2] Andrew Rich.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 王辉耀，苗绿.大国智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处于对抗状态的时期。
[5] 张杨.冷战与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6] 参见http://www.nytimes.com/partners/aol/special/sputnik/sput-01.html。
[7] 沃伦·甘梅利尔·哈定，美国第29任总统，任期为1921年3月4日至1923年8月2日。
[8] 布鲁金斯学会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16年，由圣路易斯市企业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创建。其后，经济研究所于1922年成立，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于1924年成立，两者于1927年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9] 西欧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对这些国家进行了经济援助，协助西欧各国重建，这一援助计划被称为马歇尔计划或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该计划的实施对欧洲各国的发展以及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 将硬权力和软权力结合起来形成“巧权力”，即在用武力打击美国敌人的同时，通过威慑、劝说和吸引来减少敌人的数量，以此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
[11] 奥巴马在竞选中和竞选获胜后，均表示他的政府将摈弃小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并主张在美国领导世界时，不仅要运用硬权力，还应更加重视运用软权力。
[12] 王莉丽.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3] 吴寄南.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J］.日本学刊，2008.智库的力量之源
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Quality, Independence and Impact）。——布鲁金斯学会
智库究竟有何神奇魔力，能够令各国政府如此倚重？笔者认为，智库特殊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天生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这个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可谓这种精神气质的最好诠释。正是这种精神气质成为智库影响国家政策的源头活水。高质量是智库生存的根基
兰德公司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独特的预见力闻名世界，被誉为“兰德学派”。从1946年的《一个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开[1]始到20世纪70年代的《兰德健康保险实验》和《城市低收入人群住宅问题》，1999年的《遏制并接触中国》、2012年的《2025年的中国和印度：比较评估》等研究成果以其高质量影响到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设计。
不单单是兰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早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之一。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同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协会，英国的查塔姆社(Chatham House)，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的透明国际……几乎每个国际知名智库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惊世之作”。只有独立才能成为真正的“问题解决者”
布鲁金斯学会将“独立性”与研究质量和智库影响力相提并论。为了保证研究的独立性，布鲁金斯学会对成员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一旦违反，必须离职，这些规定包括：可以在非党派基础上为政府官员提供有关公共政策的分析与建议，但如果是为候选人的竞选或政治组织提供建议，就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而且必须表明其属于个人行为，与布鲁金斯学会无关；在公共场合或媒体采访中不能为候选人代言；不能在竞选中或同候选人的交往中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源，包括电子邮箱账户、助手的时间、计算机以及电话等，也不能使用学会的场地举办政治活动。
据我们了解，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虽然有许多布鲁金斯学会成员支持奥巴马并助他竞选，但他们都严格遵守了上述规定。
记得在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研究员时，我曾和该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有过交流，他认为，独立性是智库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是能否成长为一家高水平智库的关键所在。对此，我深表赞同，只有遵循独立性，才能保证智库观点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才能成为“真正的问题解决者”。无远弗届的影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对外关系委员会就启动了一大批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为美国国务院拿出了682份备忘录，其中，“占领德[2]国”“遏制苏联”“创建联合国”等建议均源于上述备忘录。
在决定从伊拉克撤军前夕，奥巴马总统的办公桌上整整摆放了35套来自智库的研究方案。这些方案涵盖：怎么撤军？何时撤军？撤军之前如何做？……这些详尽的政策分析，静静地躺在总统的办公桌上，只等他做出最终抉择。
奥巴马政府发布的首份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施政纲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重视的国际规范、强化联盟与伙伴关系、重视合作与参与等主导思想与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推出的《遗产和未来的道路》中的政策建议不谋而合。而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中提出的推动美国创新的战略规划和措施，同样在美国进步中心关于《进步性增长：通过清洁能源、革新与机遇扭转美国经济》的报告中可见端倪。
经济金融、外交、军事、国家安全……智库将公共政策领域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以影响政策为最终目标。西方智库影响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智库与政府之间一种特殊的人才交换通道——“旋转门”，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美国政府官员在任期结束后，会进入智库工作，一方面，可以利用他们的政府工作经验和人脉从事研究；另一方面，智库工作可以为他们再度进入政府做好知识储备。研究者与执政者之间的身份转化，使智库的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每一个毛孔。智库人才进入政府任职，从政策研究者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加大了智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而智库大量吸纳在政府换届选举后离任的官员，成为高级人才的蓄水池和引力场，提升了智库政策研究的质量。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不只是国家首脑的更迭，还牵涉诸多政府官员的卸任和空缺职位的人员补充，这就为“旋转门”机制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曾被福特总统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从政之前，他是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执行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离开政界后，他又成立了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今天，他仍活跃在美国的“第三轨道”外交的舞台上，影响力着实惊人。
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非裔美国人国务卿，她曾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卸任国务卿后，回到斯坦福大学，并进入该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之际，为加强中美教育交流，CCG在北京举办了一场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赖斯女士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出席了研讨会并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伯南克(Ben Bernanke)，美联储前主席，在卸任仅两天后，就加盟了布鲁金斯学会，参与学会的经济研究项目，成为又一个走过“旋转门”的美国政府高官。
杰弗里·贝德（Jaferey Bade），曾任美国驻纳米比亚共和国大使，卸任后，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任主任。在奥巴马参与总统竞选时，他在人们普遍不看好奥巴马的情况下选择支持他，于2009年开始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并担任奥巴马总统在亚洲事务方面的高级顾问。两年后，他离开白宫重返布鲁金斯学会任约翰·怀特黑德国际外交资深研究员。
基辛格、赖斯、伯南克……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他们成功地实现了政要与研究者身份的转换，为美国智库旋转出分量与影响力。
知识和权力的完美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与有效性，而且使智库成为政府储备人才的港湾。比如：卡特政府曾吸纳了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智库的数十位成员；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更是大力吸收智库人才，不仅吸纳了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数十位政策专家，这其中就包括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等政府高官，还对苏珊·赖斯（Susan Rise）等在内的几十位布鲁金斯研究员委以重任。
中国智库的“旋转门”也有过一些成功案例，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朱镕基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王岐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任职；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现在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现在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从仅有的一些成功案例来看，中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还不够完善，政府与智库之间尚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才双向旋转，到智库工作的政界人士多为退休官员，目的主要是发挥“余热”，而且即使是退休的政府官员，大多也是进入了各种协会机构，只有很少一部分选择进入智库。
CCG咨询委员会主席由原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担任。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第一人，龙永图先生被称为“全球化先生”。近年来，其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智库建设中，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到CCG主席，他在亲历中思考着中国智库的未来之路。“为什么今天中国应当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必须发出中国声音，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3]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龙永图主席曾表示：“我想在我最后的这些年头里面，拿出相当多的精力来打造CCG，使它具有国际影响力。”他和其他国内外政要对我们智库的指导和参与，让我们这家社会智库方向更为明晰，也更有前行的力量。[4]
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也非常支持中国智库的发展。吴建民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外交事业，退休后仍为推动民间公共和智库外交积极奔走。2011年起，他欣然担任CCG的顾问,积极参与我们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等活动，鼓励CCG坚持用全球化理念、开放的视野建设智库，鼓励CCG多“走出去”到国际舞台上交流，发出中国声音，提高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由于现行公务员制度限制，由智库或学界进入政界的概率比较小，少量成功案例几乎都是体制内智库旋转到政府部门的。中国的智库界会聚了大量的人才，一直从事政策研究，应该开辟从智库中选拔人才的机制和渠道，倡导人才的“旋转”，逐步建立政府官员与智库学者间的轮换、挂职机制，比如将技术官员旋转到智库从事相关专业研究，作为选贤任能的一个考察条件，又如选取政策研究室等相关政府部门作为智库学者挂职锻炼或借调工作的试点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初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我们希望在顶层设计出台后，未来中国智库的“旋转门”将转出更多精彩。
[1] 兰德的研究成果为需求方的成本负担（Demand-side Cost Sharing）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基础，堪称卫生经济学的研究对医疗政策的最大贡献。在兰德研究成果发表后，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公共医疗保险制度纷纷加入“需求方成本负担”的制度设计。
[2] 张春.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龙永图在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4] 2016年6月18日，吴建民先生在武汉因车祸不幸逝世。全球智库新生态
尽管智库数量有增有减，但不可否认的是，智库持续扩展着其在各个国家的影响力，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詹姆斯·麦甘“智”慧博弈
全球化的今天，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2015年，智库已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或落地发芽，或缓慢长大，或步入成熟。从区域分布上来看，除了南极洲外，全球各大洲都有智库的身影，不过，智库在各大洲的分布大格局未有显著变化，北美洲、欧洲仍分别以28.2%、25.9%的比例占据着全球智库的半壁江山，亚洲、中南美洲分别以18.4%、11.3%紧随其后（见图1.1）。图1.1 2015年全球智库区域分布情况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根据《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截至2015年12月，全球智库数量达到6846家，较2014年增加了228家。分区域观察，比较前后两年数据可以有如下发现。
北美洲和欧洲仍牢牢占据着传统智库大国的地位。2015年，两大洲在智库数量上虽有所下降，不过下降幅度都在2个百分点左右，属于正常的自然波动。
亚洲、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大洋洲等全球大部分区域，智库数量都呈现了快速增长态势，上升幅度分别达到14.1%、14.84%、31.69%和146.15%（见图1.2）。大洋洲的智库之所以出现了如此高的增长速度，还要归功于澳大利亚。过去一年，澳大利亚的智库数量增加了34家，占大洋洲智库增长总数的59.6%。
唯一一个下降幅度较大的区域是中东和北非，下降幅度达到23.61%。分国家来看，这个区域的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智库数量下降的问题。智库数量下降超过15家的国家就有5个，分别是埃及（22家）、突尼斯（20家）、约旦（19家）、摩洛哥（18家）和巴勒斯坦（16家），这些国家智库数量下降可能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局势有一定关系。图1.2 2014～2015年全球各区域智库数量变化情况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如果将考察年限拓宽一下，考察对象集中在国家的层面上，我们发现，全球智库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基本为美国、中国、英国、印度、德国、法国、阿根廷、俄罗斯、日本和加拿大，这些国家的智库数量近年来基本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唯一的例外是印度智库数量在2014年曾出现了大幅波动，下降幅度超过了20%，研究显示，虽然拥有智库的总数居全球第5位，但印度很多智库都是在最近十年中成立的，大多仍然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印度智库规模都比较小，即使规模较大的在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很大影响力的印度政策研究中心（CPR），也只有16位常务研究员以及30位副研究员。大多数印度智库缺乏资金[1]支持，难以有效地发挥智库的作用。
我们认为，上述国家的智库数量之所以能稳居前十，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对智库的重视程度是分不开的（见表1.1）。稳中有增的趋势充分说明智库的作用与价值在这些国家得到了认可，因此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表1.1 2012～2015年智库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及智库数量（单位：家）[2]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时至今日，大国之间的角力，相当程度上体现为智库“智慧”的博弈与比拼，这里的“智慧”包括研究议题的设置、研究成果的比拼、对政策的影响力等诸多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均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某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从国内经济政策、教育政策、能源政策、卫生政策、环境政策、科技政策、政府治理到国防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国际经济政策、全球卫生政策及国际化发展政策，美国智库几乎在所有研究领域都遥遥领先。英国智库则紧随其后，在相关领域也颇有建树，只是在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领域还暂时缺少顶尖[3]领军智库。德国、日本、加拿大、比利时、瑞典、俄罗斯等国家的智库在部分研究领域也榜上有名（见图1.3）。在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研究领域，我们发现了一家中国智库的身影，那就是在该领域全球排名第六位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图1.3 主要研究领域顶尖智库的国家分布情况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翻开《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我们看到：
欧美国家的智库包揽了全球智库前十强。其中，美国智库独占六席，除了布鲁金斯学会多年蝉联全球第一智库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外交关系协会、兰德公司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分别排名第3、第4、第6、第8和第9位。英国智库表现也很抢眼。在全球智库前十强中，查塔姆社、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和大赦国际，分别排名第2、第7和第10位。前十强中仅剩的一席被比利时的布鲁盖尔研究所占据（见表1.2）。表1.2 2015年全球前十大智库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全球智库11～50强中，欧美智库表现依然不俗，其中，美国、英国、德国三国智库数量占比达到40%。亚洲智库在这一分阶中开始崭露头角，比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排名第15位。中国有4家智库榜上有名，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31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35位）、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39位）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50位）。
全球智库51～100强中，英国以7家智库上榜成为该分阶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德两国则各有3家智库上榜。这个分阶中，我们同样找到了来自中国的智库，分别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64位）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72位）（见图1.4）。图1.4 智库百强的国家分布情况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社会智库发展迅猛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CCG与天则经济研究所、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首次登上全球智库排名前175强的榜单。在全球最值得关注的智库100强榜单中，CCG与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及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等同时上榜（见表1.3）。表1.3 2014～2015年全球智库排行榜前175强中国智库的排名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挑战与未来
自“二战”以来，智库一直为各国政府官员所推崇，全球智库数量也发生了惊人的增长。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研究发现，近年来全球新建智库数量首次出现下降迹象。2015年10月初，《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从各个角度对当今智库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进行了评论，其中一篇来自阿曼达·贝内特（Amanda Bennett）的文章《智库过时了吗？》(Are Think Tanks Obsolete?)更是将当今智库生存环境的脆弱暴露无遗。
全球智库面临哪些挑战？· 全球思想市场的“僧多粥少”
飞速发展的科技、日益增加的政策分析需求……全球思想市场的竞争变得尤为激烈。媒体组织、政策游说团体、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这些机构都在通过相互竞争，赢得公共政策以及决策层的更多关注。这种“僧多粥少”的状况对于作为非营利组织的智库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 智库融资遭遇“短期化”现象
根据麦甘的研究，过去一小群“黄金捐赠人”为智库提供常年、大量资金支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今天，公众或私人更倾向于对智库的短期课题提供捐助，而不愿对智库的长期运营提供资金支持。智库在融资方面遭遇到的这种“短期化”现象，迫使智库需要不停地接触各种项目，从而才能筹集资金以保证智库的整体运营。于是，为了能够更快速地获得独立研究项目经费，并在市场里保持竞争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智库逐渐转型为某个领域的专业研究机构。· 金融危机对智库产生负面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削减了公共政策研究的资金投入，这也对智库产生了负面影响。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2005年，学会顺应全球化趋势制定了新的战略：发展成为全球性智库。接下来的两年里，学会设立了布鲁金斯清华桑顿中国中心和布鲁金斯多哈中东中心。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学会的全球扩展计划被打断，直到2012年在印度新德里建立印度中心。
智库的未来在哪里？
很多智库研究学者都对智库的未来进行了探索，如戴安·斯通（Diane Stone）的《捕捉政治的想象力：智库和公共政策》（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麦甘的《美国公共政策研究产业的策略和结构》（The Strategy and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 in the US）等。他们认为，智库的未来，除了要保证有质量的研究，还需要重视市场营销与推广，才能应对资金来源、媒体曝光度以及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
当大数据裹挟着各种版本的概念扑面而来的时候，当全新的公众参与方法不断涌现的时候，我们认为，智库需要五种力量的支撑以实现自己的竞争力，即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与政策影响力（见图1.5）。图1.5 智库创新运营的“五力模型”
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研究支撑力是“五力模型”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对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形成支撑，并最终拓展到对政策的影响力。
社会传播力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这就需要智库与各种媒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机制，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智库还需具备国际视野，打造自己的国际输出力，赢得国际话语权，如此才有可能影响国际的舆论与政策，更好地助推中国的崛起。
政策影响力是“五力模型”的最终归宿，也是智库的最终目标，其他四种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均为了实现政策影响力这一智库的最终目标服务。
[1] 李国强.印度智库发展状况概略[J].党政视野，2015(1).
[2] 2012年，智库数量排名第十的国家是意大利，数量为107家。
[3] 在《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在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两个领域，英国智库没有排进前十强。第二章中国步入智库时代
在世界智库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智库。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影响一国的世界地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深化，智库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属于中国智库的时代已然来临，发展智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民营智库是搞活思想市场的关键力量！大变革需要大智慧“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着显著的区别。在商品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尽管这些人只占总人口很小的比例，却起着关键的作用。如今中国还缺乏这样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一定会出现。我们将欣喜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将会受益于开放的思想市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
2015年，中国的GDP达到10.42万亿美元，紧随美国，牢牢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2015年年末，我国外汇储备3.33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同年，我国共有106家企业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连续三年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数目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随着中国进入对外净投资时代，以中国资本为主要驱动力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正在袭来……这一连串耀眼的数字和事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伟大成就的最好注解。
三十多年，只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瞬间，但就是这短短的三十多年却让中国从积贫积弱发展到举世瞩目。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力量驱动着中国的飞速发展？追根溯源，笔者认为，那是一种思想的力量。
在中国当代发展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年份。在这一年的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了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进行发表，并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转发，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真理检验标准大讨论，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它对中国改革进程的影响。正是有了“思想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否定了“两个凡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中国的发展主轴才实现彻底扭转；正是有了“思想解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才被写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被列为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得以向纵深发展；正是有了“思想解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得以强调；正是有了“思想解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2]新。
这一系列的思想解放是动态的，凝聚了“文革”后中国社会的反思和几代国家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也是缔造今日之中国巨大的无形力量。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久远些，会发现思想的力量可谓与生俱来。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华大地就萌生了第一次思想解放，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从春秋的老子、孔子到战国的诸子百家，活跃的思想市场带来的是民智的开发，成就了科技的盛世、文学的宝库和艺术的殿堂。《晋书·天文志上》有云：“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湛，宋有了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经。”其中，后人将甘德与石申著作合并而成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物理学上有《墨经》，文学上从《诗经》到《离骚》再到诸子散文……有一本书曾做过这样的描述：“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四书五经铸造了后世中国人的价值观，春秋五霸开创了谋略计策的典范，战国七雄构建了现今中[3]国版图的框架。”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多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4]“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来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无独有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连任演讲时也曾引用老子的“天之道，利而不[5]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表示要将古人的智慧运用到工作中，推动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大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智慧去驾驭的大时代。
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遭受重创，深陷金融泥潭的各国纷纷力求自保，就连一向信奉市场信条的美国，也断然抛弃华盛顿共识，启动大规模政府干预，这场危机足以颠覆人们的固有认知。[6]2008年的中国经济，同样感受到了这股金融寒流的瑟瑟寒意。危机再一次将我们的政府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危境之下，政府伸出援手，[7]一个史无前例的“4万亿”刺激举措横空出世。尽管短期内，中国[8]经济在全球呈现出了一枝独秀。但是，我们对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更应有清醒的认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9]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目前，我国经济陷入了增速放缓与亟待转型的两难境地。飙高的地方政府债务、产能过剩的高污染低技术制造业等一系列因素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老百姓感受最深的一项是雾霾笼罩严重影响健康，“大气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可以隔离，但是大气污染任何人都跑不掉”。对中国来说，雾霾不仅是一种现实的环境灾难，更是对过往高能耗增长模式的严重警告。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简政放权方能让政府“轻装上阵”。推动政府自身改革，削其手中权、去其部门利，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正所谓“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那么未来如何进一步简政放权，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真正做到不该管的不管、应该管的务必善为？如何打破权力寻租空间，铸造反腐利剑？
公平正义方能保社会长治久安。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10]数为0.462，尽管实现了七连降，但仍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任重道远。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蛋糕做大的同时仍未实现分配的公平。贫富差距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教育、养老、就业、医疗、户籍……一连串的矛盾就好像埋藏着的一颗[11]颗危险种子，随时可能发芽。
放眼国际，我们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
市场、资源、技术、管理、人才……一切都在全球中流动，也在全球中展开竞争。当中国企业“走出去”时，迎接我们的是陌生的环境与激烈的全球舞台竞技。同时，为了抢占全球经济制高点，各国政府更是各出奇招。仅以人才争夺为例，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各国都在人才争夺战中纷纷“亮剑”：人才移民、留学聚才、海外揽才，所有政策都在剑指全球人才。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学习与摸索中成长，然而，未来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可能并没有现成的参考答案。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新舞台上，如何提升中国的全球话语权？如何吸引并留住国际人才？如何成功开拓国际市场？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发展至今日，新一轮的深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搭上持久高速增长的列车，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参与竞争和发挥作用。[1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深改组”），并由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空前的高规格配置与定位，使深改组甫一出世，就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2014年，短短一年间，习总书记前后主持召开了八次深改组会议，从战略层面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进行了具体部署。而这一系列的改革与深化，都需要中国智库的支撑。“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都很重要。”罗纳德·科斯的话语至今仍响彻耳畔。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几度提及思想市场对中国未来改革的重要性。在2011年《财经》年会开幕式的大荧幕上，科斯发表致辞，他在肯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惊人成绩的同时，不无忧虑地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2013年1月，102岁高龄的他在接受中国某媒体采访时再次指出：“今天的中国还缺乏开放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一定会出现。我们将欣喜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将会受益于开放的思想市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就如果凝聚到一点，必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辉煌的一个亮点。这个亮点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还是“大国崛起”的序幕？我相信正在进行的改革将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大变革需要大智慧。在中国政府大刀阔斧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的丰富、活跃与竞争将有利于改革的探索、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希望。毋庸置疑，思想市场将驱动中国未来！
[1]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7.67万亿元，按照2015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计算，折合为10.42万亿美元。
[2] 理论创新主要包括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三个解放”；关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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