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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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名译文库·陀思妥耶夫斯基集(05):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试读：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2013年元月译本序阴霾天空下的悲惨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最初在《时代》杂志连载（1861年1至7期），当时有个副标题“摘自平庸作家札记”，还有献给兄长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题词。1861年在彼得堡正式出版单行本，作家在世时，曾于1865和1879年两次再版。
1857年11月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外地给他哥哥米哈伊尔写信说：“我有意依据彼得堡生活写部长篇小说，类似于《穷人》，但比《穷人》更有意思。”这是最早提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书的构思。1860年1月，流放十年历经苦难的作家回到了彼得堡，很快便投入创作。同年5月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回到了这里，处于狂热亢奋状态，起因都是我的长篇小说。我想写得出色，感觉其中蕴含着诗意，也知道这本书关乎我在文坛的成败。一连三个月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写啊写。写完的时候会有巨大的奖赏！我心态平静，以明快的目光环视四周，意识到自己做了想做的事，坚持了原有的见解。”
实际上小说的写作比预想的要艰难、缓慢。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9月10日在给米留科夫的信中抱怨说：“不知后果如何，就匆匆忙忙写作，说不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这部长篇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861年7月9日才告结束。他哥哥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年7月16日给诗人波隆斯基写信时提到，他弟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刚刚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重返文坛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反映了作家思想观念的变化。他认为所谓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追求脱离了社会“根基”，不再相信他们可以通过革命道路改变俄国现实的主张和做法。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平民知识分子伊万·彼得罗维奇是彼得堡刚刚起步的年轻作家。他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小说中的人物。这个形象某种程度上带有自传因素。伊万的处女作得到评论家Б的高度评价，实际上指的是别林斯基对《穷人》的赞赏和器重。伊万·彼得罗维奇被塑造成深受别林斯基影响的作家，是这位批评家思想的追随者。然而这个人物所追求的人道主义，即平等、善良、公正，却跟别林斯基的主张有所区别，缺乏积极行动的内涵。作品中的不同人物对待这位作家处女作的态度，似乎成了衡量他们道德水准的标尺。伊赫缅涅夫夫妇的人道主义情怀十分接近《穷人》中的主要角色。而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则恰恰相反，他居高临下蔑视那些无家可归的“小人物”，态度既冷酷又傲慢。
小说当中几次提到别林斯基1840年代对《穷人》的评价，这并非偶然。原因在于1840年代文学创作的人道主义倾向基于一种信念，那就是“最卑微、最困苦的人也是人，应该被称呼为我的兄弟”。这一信念依然是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审美基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与《穷人》两部小说的标题也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呼应。“穷人”不仅意味着贫困潦倒，缺吃少穿，难以生存，还说明他们命运不幸，值得同情。从这一角度思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和“穷人”属于同义词。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彼得堡，写的是阴霾天空下的悲惨故事。作家力求准确地描写北方首都的街道、运河、桥梁、商店、豪华住宅与穷街陋巷的贫民窟，借助环境的真实性，增加故事言说的可信性。小涅莉和她身患重病的母亲，就住在瓦西里耶夫岛贫民区一座楼房的地下室里。透过这母女俩的悲惨遭遇，反映都市底层“小人物”的凄惨处境，贫困、艰难、屈辱，导致了她们肉体与精神的毁灭：“……一个失去了自己幸福的被遗弃的女人：她生着重病，受尽折磨，被所有的人抛弃；她可指望的最后一个人——她的父亲，也把她拒之门外。她曾经使她父亲蒙受屈辱，使他由于难以忍受的屈辱而失去了理智。这故事讲的是一个陷入绝境的女人，带着在她心目中还是个小孩儿的女儿，在彼得堡寒冷又肮脏的街道上乞讨；她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待了好几个月，奄奄一息，她的父亲在她最后弥留之际仍然不肯饶恕她，直到她咽气的时候才醒悟过来，他急忙赶去宽恕她时，见到的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而不是他在世上最疼爱的女儿。这个离奇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神志不清的疯老人和他年幼的外孙女之间神秘莫测、令人难以理解的关系，她虽然年幼，但已经了解了他，已经了解了其他人在长年累月衣食无忧的平静生活中所难以了解到的许多东西。这是一个阴郁、可怖的故事，在彼得堡阴沉的天空下，在这座大城市黑暗隐蔽的角落里，在那令人眼花缭乱、沸沸扬扬的生活中，在司空见惯的利己主义和种种利害冲突中，在可怕的淫乱、无耻和不可告人的罪行中，在毫无意义的反常生活所构成的整个这种地狱般的环境中，像这样阴森可怖、令人肝肠寸断的悲惨故事，是很常见的，它们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几乎是神秘地在进行着……”
而伊赫缅涅夫夫妇的独生女娜塔莎几乎是重蹈覆辙，再次上演了背弃父母跟随情人私奔的悲剧。因爱情而疯狂的娜塔莎，让她的父母，让她的初恋情人伊万·彼得罗维奇都陷入了被欺凌、被侮辱的境地。
坑害这两个家庭的罪魁祸首是道貌岸然、心狠手辣的公爵瓦尔科夫斯基。这是个极端自私自利、披着人皮的魔鬼。他在跟伊万·彼得罗维奇谈话时公开承认：“一切都是为了我，整个世界是为我而创造的。……爱自己，是我唯一认可的准则。人生是一场商品交易。……生活中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爱声名、官位和高楼，喜欢豪赌（我非常喜欢赌牌），但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女人……各种品味的女人。而且我喜欢偷情，越稀奇古怪、越花样翻新越美妙，甚至由于滥交而沾上点脏病……哈哈哈！”
这个阴险可怕的人物诡计多端，有身份地位，又有大把的金钱，所以能打赢官司，还能花两千卢布雇用私人侦探为自己效力。他假装仁慈，用打官司赢得的一万卢布，反过头来羞辱伊万·彼得罗维奇，羞辱娜塔莎。在他儿子阿辽沙抛弃了娜塔莎以后，居然阴险地想把娜塔莎介绍给另一个好色的伯爵做情妇。当遭到严词拒绝时，他公然威胁说，要把娜塔莎“送进妓女收容所”。
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一个新的典型，强悍残忍，具有掠夺者的个性。他的儿子阿辽沙跟他不同，性格相对温和、善良、柔弱，有其真诚的一面。他并不“凶恶”，但是他的轻浮，他的喜新厌旧，在客观上成了“恶”的帮凶，直接导致了娜塔莎的悲剧，使伊赫缅涅夫一家陷入绝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满怀同情，写他们内心正直、高尚、善良，写他们的痛苦、不幸，写他们值得爱与尊重，同时也刻画了他们的偏执、虚荣、盲目与病态。斯密特的女儿和娜塔莎都是为爱情痴迷、癫狂；在性爱与亲情的矛盾冲突中，她们选择性爱，抛弃父母，跟随情人私奔，最终受到了惩罚。前者导致了父亲的破产与死亡，后者在绝境中醒悟，返回到父母身边，距离毁灭仅有一步之遥。一个人持续受到凌辱伤害，心会变得冷酷、充满仇恨，渴望报复，小涅莉至死不肯宽恕她生身的父亲，让人怜悯，也引人深思。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对于利己主义进行了各个层面的剖析与思考，既有心理学的依据，哲理分析的深度，也有社会伦理学角度的批判。利己主义表现不同，但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汇集成恶，使社会与人际关系恶化，即便是家庭成员、亲密朋友，也会受到侵害，引起他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反目成仇。
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是一位凶悍无耻、狼一样贪婪的利己主义者。阿辽沙和卡佳的利己主义虽然显得天真、温和，同样给别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娜塔莎的利己主义则带有病态的特征，她盲目而轻率，背弃了对她一片真诚的伊万·彼得罗维奇，选择了轻浮的公子哥儿，梦想成为“公爵夫人”，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涅莉的自我封闭，流露出来的是极端痛苦的利己主义心理。
小说中唯一超越了利己主义的人物是故事的叙述者伊万·彼得罗维奇。他目睹了许多人的不幸、纷争、冲突、背离、痛苦、死亡和种种苦难，同时看到了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心底所拥有的爱、宽恕、坚韧以及善良的本性。小说结尾伊赫缅涅夫所说的一段话表达的正是这种既悲哀又天真的思想：“啊！即便我们被欺凌，即便我们受侮辱，可我们重新又团聚了，现在就让那些傲慢的、目空一切的家伙，让欺凌和侮辱我们的人得意去吧！让他们往我们身上扔石头吧！……我们要手挽手朝前走……”
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当然明白，这种精神上的自我宽慰无助于消除社会罪恶，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由始至终是个扬扬得意的胜利者。小说的尾声气氛悲凉，可怜的小涅莉死了；伊赫缅涅夫老两口和娜塔莎即将离开彼得堡，奔赴遥远的西伯利亚；只有伊万·彼得罗维奇留在这个阴暗、潮湿、冷酷的大都市，继续从事他的写作。怀有人道主义情感的作家真实地向世人展示了他那个时代的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生涯中，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具有过渡的性质，它是此后一系列标举思想性的长篇小说的开端，其中包含着很多艺术见解、人物形象、美学观念的萌芽。
善于设置悬念、巧妙布局，故事情节紧凑、焦点集中，透过生活细节塑造人物，长于展示心理活动，这些艺术手法在小说中都得到了艺术的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长篇小说引起文坛的争论与重视，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尽在情理之中。现在，请你关注米勒糖果店里那个衰迈的老人和跟随他的那条瘦弱老狗，他们已经蹒跚登场……谷羽2014年1月3日于南开大学龙兴里第一部第一章
去年3月22日傍晚，发生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我一整天都在城里奔波，想找一处住所。旧居实在太潮湿，而我当时又咳嗽得非常厉害。秋天我就想搬家，却一直拖到春天。找了整整一天也没找到一所合适的房子。第一，我想找一所单独住宅，而不是同别人合住；第二，即使只有一个房间，但一定要宽敞，当然房租也要尽量便宜些。我觉得，人住在狭小的房间里，连思想也会变得狭隘起来。我在构思新作品的时候总喜欢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顺便说一句，我总觉得构思作品、想象着作品写成后将是什么样子，要比真正动笔去写更令人愉快。这的确并非由于懒惰，那又是为什么呢？
早晨我就觉得不舒服，日落时分情况更糟了：我开始时热时冷，好像得了寒热病一样。再说我跑了一整天，已经疲惫不堪了。傍晚，当薄暮笼罩大地的时候，我沿沃兹涅赛斯基大街走着。我喜欢彼得堡三月的阳光，尤其是晚霞，当然是那种晴朗的、寒冷黄昏时分的晚霞。整条街道会骤然明朗起来，沐浴在灿烂的光芒之中。所有的房子似乎一瞬间都变亮了，甚至连房子本来的灰色、黄色、灰绿色也都顿失其原有的阴郁色彩，人的心胸仿佛也豁然开朗，心灵似乎受到了震憾，或者就像有人用胳膊肘轻轻撞了你一下，使你产生新的观点和许多新想法……一道阳光竟然能对人的心境有如此巨大的影响，真是不可思议！
然而阳光消失了，寒气更加逼人，我开始不时地擤、擦鼻子，暮色更浓重了，店铺里的煤气灯也点亮了。走到米勒糖果店时，我突然一下子僵住了，停在那儿看着街对面，好像预感到了立刻就会遇见一桩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街对面的那个老人和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就有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使我的心都抽紧了，可我自己也说不清那究竟是种什么感觉。
我并不是神秘主义者，几乎从不相信预感和占卜，然而，可能和大家一样，我在一生中也遇到过几件简直无法解释的事情。就说眼前这个老人吧：为什么当时我一见到他马上就预感到那天晚上我会遇到一桩不同寻常的事呢？不过，我那天正在生病，病中的感觉几乎总是靠不住的。
老人佝偻着身子，拐棍轻轻地敲打着人行道的石板，像棍子一样僵直似乎不会弯曲的双腿，缓慢、吃力地挪动着往糖果店走去。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这么奇怪、丑陋的人。在此次相逢之前，每次在米勒糖果店附近碰见他，我都感到十分惊奇。他身材高大，脊背弯曲，长着一张八十岁老人似的死气沉沉的面孔，穿着一件衣缝已经开绽的大衣，头上是一顶戴了有二十年的破旧圆帽，他的头顶已经秃了，只有后脑勺还剩下一小撮已不再是灰白而是黄白色的头发；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是毫无意义的，仿佛身上有根发条在驱动他似的——这一切使所有初次见到他的人都不免会惊奇不已。看到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孤孤单单，无人照顾，确实有点奇怪，况且他又很像是从看护人那里偷逃出来的疯子。令我感到惊奇的还有，他实在太瘦了：他身上几乎没有肉，简直就是皮包骨头。发黑的眼眶里两只大大的、浑浊无神的眼睛总是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从不旁顾，而且我相信，他总是视而不见的。即使他眼睛看着您，仍然会直直地朝您走去，仿佛他眼前是一片空地。这种情形我看见过好几次了。他是不久前才到米勒糖果店来的，谁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而且他身边总带着一条狗。糖果店里的顾客们从来没有人想要和他攀谈几句，他自己也不和任何人说话。“他为什么要到米勒糖果店去？他在那里干什么？”我站在街对面不由自主地望着他，暗自思忖。一种难言的惆怅涌上我心头——这是疾病和疲劳造成的。“他在想什么？”我继续暗暗寻思，“他脑袋里在琢磨什么？现在他的大脑还能思考什么吗？他的面部肌肉僵死，毫无表情可言，还有这条讨厌的老狗，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它与他形影不离，仿佛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它和他又是那么相像。”
这条倒霉的老狗似乎也有八十多岁了，是的，肯定是。首先，它的外表看上去要比通常看到的任何一条狗都苍老；其次，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看到它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它不可能与其他的狗是一样的，它与众不同，非比寻常——它身上一定有一种离奇的，着了魔的东西，它也许是化为狗形的魔鬼，它的命运通过种种神秘莫测的途径同它主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它大约是在二十年前吃的最后一顿饭，你只要看它一眼马上就会同意我这种看法。它瘦得犹如一具骷髅，或者说就像它的主人一样，其实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它身上的毛几乎全掉光了，尾巴也光秃秃的，而且老是耷拉着，长着两只长耳朵的脑袋忧郁地低垂着。我这辈子还从没遇到过这么讨厌的狗。当他们在街上行走时，总是主人在前，老狗紧随其后，狗鼻子贴着主人衣服的下摆，仿佛粘在上面了一样。二者的步态和他们的模样几乎是每一步都在宣告：“我们老了，真老了，天啊，我们是多么苍老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突然想到，这个老人和这条老狗或许是从加瓦尼画插图的霍夫曼作品的书页中爬出来的，此刻正在为它的出版大作活动广告。我穿过马路跟着老人走进了米勒糖果店。
老人在店里举止非常古怪，站在柜台后面的米勒近来已经开始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表现出了一脸的不满。首先，因为这位怪客从来不买什么吃喝，每次他都是径直朝屋角的火炉走过去，找一把椅子坐下。如果炉边的位置被别人占了，那么，他就莫名其妙地在占了他位置的那位先生面前站一会儿，然后好像大惑不解似的离开那儿，向靠窗户的一个角落走去，在那里找一把椅子，慢慢地坐下，摘掉帽子，放在身边的地板上，再把拐棍放在帽子旁边，然后往椅背上一靠，一动不动地连续坐上三四个钟头。他从不拿一张报纸，也不说一句话，甚至连一个音也不发；他只是坐着，睁大眼睛，凝视前方，可他的目光呆滞又毫无生气，你甚至可以打赌，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实际上都是视而不见的。那条狗在他脚下原地转了两三圈后，闷闷地趴下了，它把鼻子伸到主人的两只靴子中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同样也是一动不动地待一个晚上，仿佛在这段时间里死过去了一样。这两个生物似乎整天都如死人一般躺在某个地方，太阳落山时，他们才突然复活，这只是为了走进米勒糖果店去履行某种神秘莫测、无人知晓的使命。坐了三四个钟头以后，老人终于站了起来，拿起他的帽子，动身往不知是在何处的家走去。那条狗也爬了起来，仍然耷拉着尾巴，低着头，迈着和平常一样迟缓的步子，机械地跟在主人身后。后来，糖果店的顾客都开始想方设法地回避这个老人，甚至不愿意坐在他附近，似乎他很讨人厌。对此老人却毫无觉察。
这家糖果店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德国人。他们从沃兹涅赛斯基大街的各个角落聚集到这里——他们大都是些各种各样店铺的老板：五金店老板、面包店掌柜的、染坊主、帽商、马具店东家——全是些古板守旧（就这个词的德文意义而论）的人物。米勒店里的一切都有一种古板守旧的味道。店主经常走到熟客身边，坐在他们的桌旁，和他们一起喝光几杯甜酒。店主家的那些狗和他的几个年幼的子女，有时也跑到顾客身边去，顾客往往会抚摸抚摸狗或逗逗孩子们。大家彼此很熟，相互尊敬。当客人们专心阅读德国报纸的时候，从店主的房门里传来了破钢琴弹奏的《我亲爱的奥古斯汀》的乐曲声，这是店主的大女儿在弹琴，她是个长着满头浅色鬈发的德国女孩，很像一只白老鼠。她演奏的这支华尔兹舞曲大家都很喜欢听。每月月初，我都要到米勒店去阅读他订的俄文杂志。
我走进糖果店，看见那老人已经坐在了窗前，那条狗像往常一样直挺挺地躺在他脚边。我悄悄地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暗暗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进来？此时此刻我来这里根本无事可做，况且我又在生病，本该尽快赶回家去，喝点热茶，上床休息。难道我到这来果真就是为了看看这个老人？”我感到十分懊丧。“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这样想着，同时记起了刚才在街上见到他时的那种奇怪、痛苦的感觉。“我同这些枯燥乏味的德国人又有什么关系？这种古怪近乎玄妙的情绪有什么用呢？近来我在自己身上发现的那种对日常琐事廉价的忧虑有什么用？它既妨碍我生活，又使我无法清楚地认识人生。一位思想深刻的批评家在激愤地评析我最近的一部小说时已经向我指出了这一点。”我沉思着并开始懊悔，可是我的身体依然留在原地没动，同时我的病也越来越重，最后，我竟然舍不得离开这间温暖的房子了。我拿起一份法兰克福报，刚读了两行便开始打盹。德国人并不打扰我。他们读着报纸，吸着香烟，只是偶尔（大约半小时一次）低声交谈一阵儿法兰克福的某桩新闻，或者聊一聊德国著名才子沙菲尔的妙言警句，而后，他们便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重又专心致志地埋头读起报纸来。
我睡了约有半个小时就被一阵猛烈的寒战弄醒了。确实应该回家了。可这时店里演出的一幕哑剧再次把我拖住了。我已经说过，那个老人一旦在他的椅子上坐定，他的目光便死死地盯住一个地方，而且整个晚上不再把视线挪向另一个物体。我也曾受到过他那毫无意义的、固执又一无所见的目光的盯视。那种感觉是极不愉快的，甚至是难以忍受的，一般情况下，我总是尽快换一个位置。而此刻老人的牺牲品是一个矮小的、圆滚滚的、衣着整洁的德国人，他竖起来的衣领浆得笔挺，脸色异常红润，他是最近从里加来的客商亚当·伊万内奇·舒尔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米勒的好朋友，但还不认识那老人和店里的许多顾客。他正津津有味地读着一份名为《乡村理发师》的德文报纸，啜着甜酒，蓦地抬起头，发现那老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使他觉得窘迫难当。亚当·伊万内奇和所有“高贵的”德国人一样，是个敏感易怒、气量很小的人。他觉得，被人如此无礼地盯着看很奇怪，同时也感到备受侮辱。他强压怒火，把视线从这个无礼的蠢客身上移开，低声嘟囔了几句，就悄悄地躲在报纸后面。然而他又忍不住，过了两三分钟，他疑惑地从报纸后面往外看了一眼：仍然是那固执的目光，仍然是那毫无意义的盯视。亚当·伊万内奇这次依然保持了沉默。可是当同样的情况重复第三次的时候，他勃然大怒，认为维护自己尊严，不使堂堂里加城的声誉在高贵的顾客心目中受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许他自认为是那个城市的代表。他忍无可忍，猛地把报纸往桌子上一摔，拿起手杖在报纸上狠狠地一敲，于是报纸就粘在手杖上了。他带着一副个人尊严不可侮的神情，浑身上下因甜酒和自尊心受侮而变得通红，这次他也用自己充血的小眼睛回敬似的死盯着那个惹他生气的老人。这两个人——德国人和他的对手好像都想借自己目光的力量制服对方，等着看是谁先难为情，先垂下视线。拐杖的敲击声和亚当·伊万内奇的古怪态度引起了所有顾客的注意。大家都立刻放下报纸和酒杯，默默地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看着两个对手。这个场面变得十分滑稽。此时满脸通红的亚当·伊万内奇两只挑衅的小眼睛里的威慑力已消失殆尽。而老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气得发疯的舒尔茨先生，根本就没有发觉他已经成了大家好奇心的目标，仿佛他的脑袋在月亮上，而不在地球上。亚当·伊万内奇实在是忍无可忍，终于大发雷霆。“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死死地盯着我？”他用德语喊道，声音尖厉刺耳，样子十分吓人。
可老人依然是一言不发，似乎没有明白，甚至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质问。亚当·伊万内奇决定改用俄语再问他一遍。“我温你，你为什么这样目不传眼地钉着我看？”他愈加愤怒地喊道，“我可是宫中的名人，你是什么人？无名之辈！”他补充一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可是那老人连动也没动一下。一些德国人十分愤慨，议论纷纷。米勒先生被喧闹声吸引过来，走进了房间。等他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之后，他认为那老人可能是个聋子，于是就俯到他耳朵上说：“舒尔茨仙生请您不要死钉着他。”他尽力大声地说，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古怪的顾客。
老人机械地看了米勒先生一眼，他那张生硬呆板的脸上忽然露出一种惊慌失措的表情。他手忙脚乱，气喘吁吁地弯腰去够帽子，慌忙把它和手杖一起抓在手里，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上带着可怜的微笑——就是那种穷人因坐错了位子而被人赶出去时所特有的备受侮辱的微笑，准备离开这间屋子。这个可怜的病弱老人的那种卑微顺从、俯首帖耳的慌乱神情是那么惹人怜悯，那么令人心痛，以至于所有在场的人，从亚当·伊万内奇起，立刻都改变了对这件事的看法。显然，这个老人非但不可能欺侮任何人，而且连他自己都非常清楚，他会随时被人家像乞丐一样从任何地方赶走。
米勒是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不，不，”他拍拍老人的肩膀安慰他说，“你坐着吧！Aber舒尔茨rep恳求您不要老是盯着他看。他在宫中可是个有名望的人。”
但是可怜的老人连这个也没听懂，他比刚才更加手忙脚乱起来，弯下腰捡起他的手帕，那是从他帽子里掉出来的一条又破又旧的蓝色手帕，然后开始叫狗，可那条狗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狗鼻子插在两只前爪中间，似乎睡得很香。“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用颤抖的、老年人特有的嗓音含糊不清地叫道，“阿佐尔卡！”
阿佐尔卡还是一动也没动。“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人满脸愁苦地连声叫着，并用拐杖碰了碰那条狗，可是它依然躺着不动。
拐杖从他手里掉了下来。他弯下腰，跪着用双手捧起阿佐尔卡的脑袋。可怜的阿佐尔卡，它已经死了。它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在了主人的脚下，也许是老死的，但也许是饿死的。老人望了它一会儿，他十分惊讶，好像还没明白阿佐尔卡已经死了似的。然后他轻轻地向自己过去的奴仆和朋友俯下身去，把自己苍白的脸贴在狗脸上。默默地呆了半晌，我们都被感动了……后来这个可怜的老人慢慢站了起来，他面如死灰，全身抖个不停，像得了寒热病一样。“可以把它制成舒舍尔，”很有同情心的米勒说，他想尽可能给老人一点安慰（他说的舒舍尔就是标本），“可以制成很好的标本，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做标本做得好极了，他是个做动物标本的老手。”米勒一边重复着，一边拾起地下的拐杖递给老人。“是的，我做标本做得很好。”克里格尔先生自己走上前来，十分谦虚地证明说。
他是一个瘦高的、十分善良的德国人，满头成绺的红头发，鹰钩鼻子上戴着一副眼镜。“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在制作精美标本方面很有造诣。”米勒补充说，同时为自己的好主意感到十分激动。“是的，我真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能制作各种精美的标本，”克里格尔先生又一次证明道，“而且我可以不收钱，免费把您的狗制成标本。”他怀着慷慨的自我牺牲精神补充说。“不，您制作标本，我来付钱！”亚当·伊万内奇·舒尔茨发疯似的喊道，他的脸色比刚才更红了，这次他显得十分慷慨大度，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是这一切不幸的起因。
老人听着这一切，显然他一点儿也没听懂，他仍旧和刚才一样浑身抖个不停。“等一等，咱们喝一杯上等白兰地吧！”米勒见那个神秘莫测的客人竭力要走，便大声叫道。
白兰地端来了。老人机械地拿起酒杯，可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酒杯还没举到唇边，酒已经洒了一大半，他滴酒未喝就把酒杯放回了托盘。接着他怪怪地、不合时宜地微笑了一下，便颤巍巍地快步走出了糖果店，把阿佐尔卡留在了原地。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屋里一片唏嘘的叹息声。“Schwernoch！Was für eine Geschichte?”那些德国人睁大了眼睛，面面相觑地说道。
我马上冲出去追赶那位老人。在距糖果店几步远的地方向右拐，有一条又窄又暗的小胡同夹在一些大房子中间。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提醒我，那老人肯定是拐到胡同里去了。右手第二幢房子尚未建成，周围全是脚手架。房子四周的篱笆几乎伸到了胡同中央，紧挨着篱笆墙，铺着供行人过往的木板。在篱笆和房子黑暗的夹角处我找到了老人。他胳膊肘撑在膝上，双手抱着脑袋坐在木板人行道的边上。我便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听我说，”我简直不知从何说起，“您别再为阿佐尔卡伤心啦。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别难过了，我马上去叫辆车，您住在哪儿？”
老人没有回答。我不知如何是好，当时胡同里也没有过往的行人。突然，老人抓住了我的手。“我闷得慌！”他用沙哑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真闷啊！”“我们回您家去吧！”我一边大声说着一边站起身，用力地拉他起来，“您回家喝点茶，然后卧床休息……我这就去叫马车。我要给您找个医生……我认识一位医生……”
我不记得还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本想挣扎着站起来，但刚抬了抬身子，便又跌坐在地上，又用他那沙哑的、喘不过气似的声音喃喃地说了起来，我弯下腰再靠近他一些，只听他说道：“在瓦西里耶夫岛上，”老人嗓音嘶哑地说，“六条街……第六条大街……”
老人便不说话了。“您住在瓦西里耶夫岛上吗？可您走错了方向，应该向左拐，而不是向右。我马上就把您送回去……”
老人没有动。我拉起他的一条手臂，可手臂像死了一样滑落下去。我看了看他的脸，摸了摸他——他已经死了。我觉得这一切恍如梦境。
这个意外事件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在这期间，我的寒热病倒自然地好了。老人的住处找到了。不过，他并不住在瓦西里耶夫岛，而是住在离他去世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的克卢根的大楼里，那是紧靠屋顶的五层楼上一套单独的住宅，包括一个小过道和一个虽宽敞却很低矮的大房间，房间里开了三个窄缝权当窗户。他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全部家当就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破烂不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长沙发，沙发里面的小椴树内皮从几个地方露了出来；甚至连这几件东西也都是房东的。火炉显然已经很久没有生火了，蜡烛也找不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了，老人之所以想到米勒的店铺里去，只是为了找个有光亮的地方坐坐，暖暖身子。桌子上有一只空空如也的陶制杯子，旁边是一片又干又硬的面包皮。连一个戈比也找不到，甚至找不出另一套换洗的衬衣给他下葬穿，最后还是别人捐出自己的衬衫给他做了寿衣。显然，他不可能这样完全孤独地生活，肯定有人来探望他，哪怕只是偶尔来一次。在桌子的抽屉里找到了他的身份证。原来死者是个外国人，却是俄国臣民，名字叫杰里米·斯密特，是个机械师，七十八岁。桌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简明地理》，另一本是《新约》的俄译本，《新约》的页边空白处写有铅笔字和手指甲刻划的记号。这两本书我拿走了。我向其他房客和房东打听死者的情况——大家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这幢大楼里房客很多，大都是手艺人和德国女人，她们出租房屋并提供膳食和仆役。大楼的管理人出身贵族，他对这个房客也是知之有限，除了这套住宅每月房租六卢布，死者在此住了四个月，而最后两个月的房租分文未付，因此只得把他赶走之外，管理人便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我又问起是否有人来看望他，但谁也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这幢楼房很大，到这个“诺亚方舟”里来的人很多，谁也无法把他们一一都记住。大楼里的看门人在这儿工作了五年，他也许能知道一些情况，但是他两星期前回家乡休假去了，留下他的侄子替他看门，这个年轻小伙子连一半房客还认不全呢。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的那些查询是如何结束的，但是老人终于被埋葬了。那些日子，虽然我有很多事情，可我还是抽空去了一趟瓦西里耶夫岛的六条街，到了那里以后便只觉得自己可笑：在六条街上除了一排排普普通通的房子之外，我还能看到什么呢？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老人在弥留之际究竟为什么要提到六条街和瓦西里耶夫岛呢？难道他只是说胡话？
我看了看斯密特留下的空房子，很喜欢它。我就把它租了下来。主要是因为房间很大，虽然房顶太低，起初我总是担心脑袋会碰到天花板，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每月只需六卢布房租，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这套单独的住宅吸引了我，余下的事就是设法找一个用人，因为一个用人也没有是无法过下去的。看门人最初答应每天至少来一次，另外，在必要时也可以来帮帮我。谁知道呢，我想，也许会有人来探望老人。然而，他死了已经五天了，还没有一个人来过。第二章
在那个时期，即一年以前，我仍在给几家刊物撰稿，写写小文章，并且坚信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写出大部头的好作品。当时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出乎意料的是后来我却住进了医院，写作就完全停止了，而且我相信我很快就要死了。既然将不久于人世，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这些回忆录呢？
我不由自主地一直在回忆我一生中这痛苦的、最后的一年。现在我要把它全部记录下来，我觉得，倘若我不是以写作为业的话，我早就抑郁死了。过去的种种印象常常令我痛苦不堪，若遣之笔端，它们就会变得缓和一点，轻松一点，而不再像呓语、噩梦那般可怖。我是这样想的。单纯、机械地写作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令我感到安慰，使我冷静，能唤起我往日著书立说的习惯，能把我的回忆和痛苦的梦想吸引到工作中去……是的，我想的是个好主意。况且这也可以给医院的看护留点东西，至少冬天在安装双层窗框时可以用我的手稿糊窗户。
但是，我不知为什么，这个故事我是从中间写起的。既然要把一切都写出来，那就应该从头写起。好吧，我们就从头讲起吧，不过，我的自传并不很长。
我不是在本地出生的，而是生在遥远的某省，应该说我的父母都是好人，但是他们在我童年时候双双去世了。我是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家中长大的，他是一个小地主，出于怜悯收养了我。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娜塔莎，比我小三岁。我和她像亲兄妹一样一同长大。啊，我幸福的童年啊！一个人到了二十五岁仍然怀念、惋惜自己的童年，临终时分仍满怀热情与感激只想到童年，这是何等愚蠢啊！那时天上的太阳是那样明亮，与彼得堡的太阳截然不同，而我们两颗幼小的心是那么活泼、愉快地跳动。周围都是田野和森林，不像现在到处尽是一堆堆死气沉沉的石头。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管理的瓦西里耶夫斯科耶，花园和公园都美极了。我和娜塔莎常常到那花园里去散步，花园后面是一片潮湿的森林，我们两个小孩有一次在那儿迷了路。真是快乐的黄金时代！生活第一次撩开了它神秘、诱人的面纱，生活的滋味真是甘美如饴。在那些日子里，每一簇灌木丛后面，每棵树后面都仿佛住着什么人，神秘莫测，我们看不见他；童话世界和现实生活都融合在一起了；每当深谷里渐浓的夜雾，像一条条曲折蜿蜒的白色带子罩住紧贴在我们这个深谷石壁上的灌木丛时，我总是和娜塔莎手拉手站在山谷边，又胆怯又好奇地望着深深的谷底，期盼着马上就会有人出现，走到我们面前，或者在烟雾缭绕的谷底回答我们的呼唤，那样，我们的保姆讲过的童话故事就会变成千真万确的事实了。很久以后，我曾经偶然向娜塔莎提起过那段往事。有一天我们弄到了一本《儿童读物》，我们立刻就跑到花园的池塘边，那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树下有一张我们喜爱的绿色长凳，我们俩坐下来便开始读《阿尔封斯和达琳达》那篇神奇的童话。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个故事，心里仍不免会有一种奇怪的冲动。一年前，我给娜塔莎背诵故事的前两行“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阿尔封斯出生在葡萄牙，堂·拉米尔是他的爸爸……”时，我差点哭出来。那情景大概太荒唐了，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当时娜塔莎才那么古怪地对我的激情笑了笑。但是她马上醒悟过来（我现在还记得）并且为安慰我，她自己也回忆起往事来了。说着说着，她自己也变得激动起来。那是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一桩桩一件件地回忆着往事，想起了我被送往省城寄宿学校的事儿——天啊，那时她哭得多么伤心啊！——也想起了我永远离开瓦西里耶夫斯科耶那天我们最后分别时的情景。当时我已经在寄宿学校毕业，正准备去彼得堡上大学。那一年我十七岁，她不满十五岁。娜塔莎说，当时我长得高高瘦瘦的，一点也不匀称，人们见了我都忍不住想笑。分别的那一刻，我把她叫到身边，想对她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可我的舌头不知为什么突然麻木了，动转不灵。她还记得我当时十分激动。当然，我们的谈话很不成功。我不知该说些什么，而她也许还不懂我的意思。我只是伤心地一个劲儿痛哭，什么也没说，就这样走了。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又在彼得堡重逢。那是两年前。伊赫缅涅夫老人到彼得堡忙于打官司，而我当时刚刚走上文坛。第三章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出身于一个富贵之家，但早已家道中落。不过他父母去世后却留给他一份殷实的产业，一百五十个农奴。二十岁时他参加了骠骑兵，万事如意。但在他服役的第六年，在一个倒霉的夜晚他把全部家产输得一干二净。他一夜未眠。第二天晚上，他又出现在赌桌前，把他剩下的最后财产——他的马拿出来孤注一掷。这盘牌赢了，接着又赢了第二盘、第三盘牌。半个钟头以后，他赢回了那些田庄中的一个——伊赫缅涅夫卡，根据最近的人口调查，这个村庄有五十个农奴。他戒了赌习，而且第二天便申请退伍。一百个农奴永远地失去了。两个月以后他被解除了中尉军衔，便动身前往他的村庄。此后他从未谈起过他输牌的事儿，尽管他是个有名的好脾气，可如果有人胆敢提起此事，他准得和那个人吵起来。在村庄里他辛勤地操持他的田产，三十五岁时他娶了一个贫穷的贵族小姐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舒米洛娃，她一点儿陪嫁也没有，不过她曾在外省的一所贵族寄宿学校里受过良好的教育，师从法国女侨蒙·列薇什，这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终生引以为荣的事，虽说从来没有人能够弄清楚，这种教育究竟包含了些什么内容。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成了一个出色的当家人，邻近的地主纷纷来向他学习经管田产的方法。一晃几年过去了，有个叫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瓦尔科夫斯基的公爵突然从彼得堡来到了邻近的村庄瓦西里耶夫斯科耶，该村有几百个农奴。他的到来使附近这一带地区都为之轰动。公爵还是个年轻人，虽然不能说青春年少，他的官衔却不低，他和许多大人物都有来往，人长得英俊潇洒，又有家产。最后一点，他是个鳏夫，这是当地太太小姐们尤其关心的。人们谈论着和他沾亲带故的省长如何在省城隆重地招待他；谈论着省城的太太们如何“被他的风流倜傥弄得神魂颠倒”，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他是彼得堡上流社会出色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人很少在外省露面，一旦露面就会引起很大的轰动。但是这位公爵并非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之辈，尤其是对于他并不需要或者他认为地位稍逊于他的人。他并不想结识他田庄周围的邻居，这立刻就给他招来了许多敌人。因此，当他忽然想到要去拜访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大为诧异。虽然，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是和他住得最近的邻居之一。公爵给伊赫缅涅夫全家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他一下子就把他们夫妇俩迷住了，尤其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对他特别热情。不久以后，他们便相处得十分亲密了，他每天都到他们家去，并且也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做客。他们在一起说说俏皮话，讲讲笑话，弹一弹他们的破钢琴，唱唱歌儿。伊赫缅涅夫夫妇俩感到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善良、可爱的人，邻居们竟然异口同声地说他傲慢、目空一切，是个冷漠的利己主义者，这怎么可能呢？应该说，公爵确实喜欢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这样一个朴实、直爽、无私又高尚的人。然而，这一切不久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公爵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赶走他的管家——一个挥霍无度的德国人，他妄自尊大，是个农学家，他有一头令人肃然起敬的白发，戴着眼镜，长着一个鹰钩鼻子；虽然他有许多优点，但他却毫无羞耻地肆意偷窃公爵的财物，尤其糟糕的是，他把几个庄稼汉给折磨死了。最后，伊万·卡尔洛维奇被抓住和揭穿了，他很伤心，说了一大堆德国人一向为人诚实之类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赶走了，临走还受了一番羞辱。现在公爵需要一个新管家，他一下子就选中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这是一个出色的当家人，为人又非常诚实，对此当然是丝毫不必怀疑的。公爵似乎很希望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能毛遂自荐充当他的管家。然而这希望落空了，于是公爵便在一个晴朗、美好的早晨，以极其友好、极其谦恭的方式亲自提出了这一建议。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起初拒不接受，但高额的薪俸打动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心，而公爵加倍的恳切姿态，也把其他种种顾虑打消了。公爵终于如愿以偿。应该承认，他很有识别人的本领。在结识伊赫缅涅夫夫妇以后的这一段短暂的时间里，他清楚地认识到他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而且深知应该用热情友好的方法来博得对方的好感，必须赢得他的心，否则，单靠金钱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公爵正需要这样一个管家，他可以永远信任这个管家，因而他就再也不必到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来了，他心里就是这么盘算的。由于伊赫缅涅夫深受他巨大魅力的感染，因此他居然真诚地相信公爵的友谊。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是那类心地善良、天真淳朴的人，无论人们怎样议论这种人，他们在我们俄国一向是那么可爱，那么招人喜欢。他们一旦爱上谁（有时只有上帝才知道为什么），就会把自己整个心都掏给人家，他们是那样痴情，有时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
许多年过后，公爵的田庄繁荣兴旺起来。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田庄的主人和管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很融洽，而且没有超出纯事务性往来的范畴。公爵从不干涉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经营管理，不过有时也给他出些主意，这些主意都非常精明而且切实可行，令伊赫缅涅夫惊叹不已。显然伊赫缅涅夫不但不喜欢挥霍浪费，而且还精于生财之道。大约在公爵访问瓦西里耶夫斯科耶五年以后，他全权委托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在该省购置了另一处有四百个农奴的非常富饶的田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很高兴，他非常关心公爵的成就，关心有关他事业成功、步步高升的传闻，就像关心自己亲兄弟的事情一样。有一次，公爵果然对他表示了极大的信任，他真是高兴到了极点。事情是这样的……不过，在此处我觉得有必要交代一下这位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生平的几件大事，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我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第四章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是一个鳏夫。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娶了亲，当时只是为了金钱。他的父母在莫斯科早已把家产挥霍光了，从他们那里他几乎一无所得。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田庄被一再抵押出去，他负债累累。当时二十二岁的公爵不得不在莫斯科的一个机关就职，他身无分文，就像所谓的“破落户子弟穷光蛋”一样走进了生活。他娶了一个包税商的老姑娘，她早已过了青春年华，这门婚事把他救了。当然，那包税商在妆奁上骗了他，但就只用妻子的私房钱他还是赎回了祖传的田庄，并重整家业。公爵娶的这位商人的女儿不大识字，就连把两个词连在一块也很困难；她长相丑陋，只有一种重要的美德就是心地善良，百依百顺。公爵充分利用了她的这种美德——婚后一年，他就离开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的妻子，把她留在莫斯科，交给她那个包税商父亲照料，自己跑到某省去供职，他在那里通过彼得堡的一个显贵亲戚谋得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他一心一意想升官晋爵、飞黄腾达，他认为跟妻子在一起，无论在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他都过不下去，于是决定到外省去寻找做官的门路，等待升官发财的好时机。据说婚后第一年他就开始虐待妻子，差点儿把她折磨死。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每次听到这种流言都十分生气，他激烈地为公爵辩护，说公爵不会做出那等卑劣之事。但是大约七年以后，公爵夫人终于死了，她那丧偶的丈夫却立刻回到彼得堡。他在彼得堡甚至还引起了一阵轰动。他年纪轻轻，仪表堂堂，有家产，还有出众的才华——令人信服的机智、趣味高雅，随时随地都显得那么快活，因此他不像是来谋求发迹和寻找靠山的，倒像是个自有主见、我行我素的人。人们都说他身上确实有一种吸引人的气质，一种令人倾倒的品格，一种强有力的品格。他特别讨女人的欢心，他与上流社会的一个风流女人关系暧昧，使人觉得他有点荒唐。虽然他生性俭朴，甚至有几分吝啬，但他却又挥金如土；若有必要，他在牌桌上哪怕输掉一大笔赌注，也不皱一下眉头。然而他来彼得堡并不是为寻欢作乐的：他应该彻底打通门路，干一番事业，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达到了这一目的。他的一个显赫亲戚，纳英斯基伯爵，对公爵在社会上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吃惊，认为特别关照公爵是可能的，也是适宜的，甚至格外开恩，把公爵七岁的儿子接到家里抚养。倘若公爵像一个普通求职者那样出现在伯爵面前，那么，伯爵他也许就不屑一顾了。就在这一段时间，公爵去了一趟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结识了伊赫缅涅夫一家。由于伯爵的鼎力相助，他终于在最重要的使馆中谋得一个要职，出国上任去了。此后关于他的消息就不太清楚了。据说，他在国外遇到了一桩不愉快的事，但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人们只知道他买了四百个农奴，这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多年以后，他从国外回来时已经身居要职，而且立刻在彼得堡获得了显赫的地位。在伊赫缅涅夫卡有传闻说他将再娶，要和一个有钱有势的名门望族联姻。“他眼看就要当大官啦！”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高兴地搓着手说。我当时正在彼得堡上大学，我记得伊赫缅涅夫还特意写信，让我打听一下关于这门婚事的传说是否真实可靠。他还给公爵写了信，请求他对我多加关照，但公爵并没有回信。我只知道公爵的儿子在伯爵家里抚养，后来在高等政法学校读书，十九岁那年毕业。我写信给伊赫缅涅夫夫妇，告诉他们这些事，还告诉他们公爵十分宠爱他的儿子，而且现在就已经在为他的将来筹划了。这一切我都是从认识小公爵的同学那里听说的。就在这个时候，在一个美好的早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收到公爵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使他深感惊讶……
我已经提到过，迄今为止，公爵和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关系仅限于纯事务性的信函往来。这次公爵在给他的信中却详尽、坦率、友好地谈起自己的家事来了。他埋怨自己的儿子，说他品行不端，使他这个当父亲的很难过，说对这种小孩子的淘气行为当然不能看得太认真（他显然在竭力替儿子辩护），但是他决心要惩罚他一下，吓唬吓唬他，就是要把他送到乡下住一段时间，让伊赫缅涅夫照料他。
公爵写道，他完全信任“极其善良的、非常高尚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尤其信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他请求他们二位接受这个浪子加入他们的家庭，对他进行个别教育，使他知情达理，并且尽可能地爱他，最主要的则是要改变他轻浮的性格，“使他懂得做人处世所必不可少的那些有益而又严格的规矩”。伊赫缅涅夫老人自然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委托。小公爵来了，他们像接待亲生儿子一样接待了他。不久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就像喜欢自己女儿娜塔莎那样喜欢上了他。甚至到了后来，当这个孩子的父亲同伊赫缅涅夫彻底反目之后，老人有时仍然高兴地回忆起他的阿辽沙——他们总是这样称呼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公爵。他确实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像女人那样漂亮、娇嫩、敏感，但同时又很快乐、单纯，有一颗能够容纳种种高尚情感的心，有一副博爱、诚实并充满感激的胸怀。他一下子就变成了伊赫缅涅夫家的宠儿。虽然他已经十九岁了，可还完全是个孩子。很难想象，他那个据说十分疼爱他的父亲，究竟为什么竟然把他送到乡下？据说，这个年轻人在彼得堡过着游手好闲的轻浮生活，不愿意去供职，这使他父亲感到十分痛心，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没有详细盘问过阿辽沙，因为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在信中显然有意避而不提驱逐儿子的真正原因。不过一些传言却说阿辽沙有些不可宽恕的越轨行为，据说他和一个女人关系暧昧，说他要与人决斗，说他在赌牌时输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款，甚至说他滥用了别人的钱财。还有传言说公爵决定赶走儿子，根本不是因为儿子有什么过错，而是出于其他的一些自私的动机。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愤怒地驳斥了这种说法，尤其是因为阿辽沙深爱他的父亲，他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几乎一直没有见到过父亲。他谈起父亲时总是兴高采烈，一往情深，显然，他完全接受了父亲的影响。阿辽沙有时也谈到一位伯爵夫人，他和他父亲同时追求过她，可阿辽沙占了上风，为此父亲十分恼火。他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总是那么开心，带着孩子般的天真神气，发出响亮而愉快的笑声，但是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总是立刻制止他。阿辽沙也证实了他父亲打算再娶的传说。
他在放逐中差不多过了一年。每过一段时间他总是要给父亲写一封恭恭敬敬而又明理懂事的信；最后他已经在瓦西里耶夫斯科耶住习惯了，当公爵夏天亲自到乡下来时（他事先通知了伊赫缅涅夫夫妇），这个被放逐者竟自己请求他父亲让他在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尽量多住些时候，说只有乡村生活才真正使他感到快活。阿辽沙的一切决心和冲动，都来自他那过于神经质的敏感，来自一颗火热的心，来自他有时几近荒唐的轻率，来自过分容易受外界影响的思想，也来自他的毫无主见。但是公爵听了他的请求，心里却产生了疑虑……总之，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已经很难认出他以前的“朋友”了。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公爵的变化太大了。他忽然之间对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特别吹毛求疵。他在查对田庄财产时露出令人作呕的贪婪、吝啬和不可思议的多疑，这一切严重伤害了极其善良的伊赫缅涅夫，他好久都不愿相信自己的感觉。公爵此次访问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同十四年前第一次访问时的情况完全相反：这一次公爵结识了所有的邻居，当然，这是指那些显要的人物，至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公爵却一次也没有拜访过，只把他当部下对待。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公爵同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几乎是无缘无故地激烈争吵起来，双方都说了些过激的、侮辱人的话。伊赫缅涅夫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可是此事并未就此了结，一个令人难堪的谣言突然传遍了邻近乡村。谣言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摸准了小公爵的脾气，企图利用他的缺点牟取私利；又说他的女儿娜塔莎（那时她已经十七岁）设法让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爱上了她，她的父母也鼓励这种恋爱，但却又装出毫无察觉的样子；谣言还说诡计多端而且“不知羞耻”的娜塔莎终于完全迷住了这个年轻人，由于她的努力，年轻人整整一年看不见一个真正的好姑娘，而在邻近的一些体面的地主家中，品貌出众的好姑娘是很多的。谣言最后说，这对情人已经决定在距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十五俄里的格里戈利耶沃村结婚，此事表面上瞒着娜塔莎的父母，其实他们对所有的细节都了如指掌，还给女儿出了一些卑鄙龌龊的主意。总而言之，要把当地那些爱饶舌的男男女女就此事所制造的流言蜚语全部写下来，整整一本书也写不完。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公爵对这一切全都信以为真，甚至仅仅由于这件事才来到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因为他收到了从外省寄往彼得堡的一封匿名信。当然，凡是对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为人多少有点了解的人，一定连一个字也不会相信这些诽谤；然而实际上却如通常那样，大家都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议论纷纷，都说不相信这种事，都不住地摇头，而且……毫不留情地谴责他。而伊赫缅涅夫则过于高傲，他不屑于在那些搬弄是非的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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