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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晶晶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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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办学：改造学校之路试读：

作者简介

王晶晶，女，1969年出生，浙江宁波人。副教授，教育学硕士。宁波教育学院干训处副处长，长期从事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

热爱教育事业，工作敬业，乐于奉献，是市社科普及讲师团成员、市家庭教育专家库成员，为宁波“天一讲堂”、宁波文化百科大讲堂及社区、农村开设讲座达数百场。

出版有《学校的魅力》、《今天我们怎么做家长？》等专著，编著《培训的智慧》、《我的教育思想——宁波市中小学教育管理名家精神档案》等多本培训书籍，公开发表几十篇学术论文及教育随笔。曾获市优秀共产党员、省师干训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自序

一、缘起

为积极回应社会发展要求，在政府倡导“教育家办学”和培养“教育家型校长”的号召下，2009年，宁波市启动“宁波市中小学教育管理名家培养工程”。同年，“中小学教育管理名家培养的实践研究”获2009年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规划课题立项，旨在促进工作与研究相结合，边实践边研究，进一步提升工程质量。

我市这项工程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力图通过工程推动我市的优秀校长往“教育家型校长”这条道路上发展，带动我市的中小学校长队伍努力走向“教育家办学”的境界。可以说，这项工程是极具前瞻性的，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全国领先的，教育比较发达的江苏省，该省的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也是在2009年启动的。当然，其潜在的问题是，我们可资借鉴的，尤其在实践研究方面的成果是比较少的。

我们可以肯定，教育家不是培养培训出来的，历史上总是先有教育家，然后才有对教育家概念的界定。教育家也不是靠谁任命的，而是通过实践与时间的检验，得到社会与历史公认的。

但是，如果通过一项扎实的工程，立足于全面而深入的培养，目标明确，肯定会对名优校长产生一种启迪、明确一种方向，并在校长队伍中产生一种导向性作用，使更多的校长向“教育家型校长”看齐，努力践行“教育家办学”精神，这的确是非常好的导向。

本人作为该培养工程的执行成员，也是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工程实施与课题研究都是全程深度参与，虽然辛苦，但也很锻炼人，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来说，是一个拓展视野的非常好的平台。

要做好这项工程，有一个问题是首先需要解答的，也是校长们普遍要提出的：我们要走向“教育家办学”，那么，教育家到底是怎么办学的？这个问题并不易解答，要找寻教育家留存下来的一套完整治理一校数据与历史的留存资料并不易。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都接受过专业理论学习和培训，但在这些环节，我们学得比较多的是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而这些内容往往被提炼为教育目的、学生观、教学论等等。而专门阐述教育家办学历程的课程或讲座则比较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内容也是近几年才涌现的热点话题。

当然，对于教育家是怎么办学的？关于这个问题，相信我们大致有个了解，多少都能作一些回答，譬如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把整个身心献给儿童、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有创新开拓精神等等。

我们承认这些都对、有道理，但说这些高度概括的内容能够打动人、感动人，那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教育是一门科学，但它更是一项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心灵影响心灵乃至塑造心灵的过程。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把这些答案要点情境化，譬如教育家的创新，是怎么个创新法？是对旧教育的改进还是另起炉灶来做？

教育家们都是开时代之风气，为其时之先行者。我们的学习也不是简单的仿效，更是对一种精神的景仰。我们有时会想，被称为“教育家”的那些人，他们的“当年”是怎样的呢？他们最终能够超越世俗，其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对教育家办学的情节、细节或情境，尤其是改造学校的心路历程进行还原，这较之一般的结论性内容更鲜活与具体，想必更能打动人心。

成都市一中学校长李镇西，我们现在也称他为教育家或者教育家型校长，他曾说，“回想我年轻的时候，首先不是因为理论而是因为情感被苏霍姆林斯基征服了。读苏霍姆林斯基，就是在听他与教育同行们谈心。他的著作中无疑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但所有涉及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的重要原理，都是自然而然地融会、渗透于生动形象的夹述夹议之中了。”

这话出自他的一本书《追随苏霍姆林斯基》。我注意到，这本书“作者简介”的第一句介绍就是“校长兼班主任”，我们知道这是真心被苏霍姆林斯基打动的结果，因为苏霍姆林斯基就曾担任过一个班的班主任，把这个班从小学预备班一直带到中学毕业，目的是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孩子是怎么从儿童走向青年早期的？显然，李镇西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忠实粉丝，这是他被苏霍姆林斯基深深打动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打动另一个人，能够感动另一个人，那么，激发学习的力量会有多大！这和“亲其师，信其道”是一个道理。

所以，如果能把教育家实践其治校理想之经验较完整地叙述出来，把过程中蕴含的教育家精神呈现出来，相信能够更多地打动教育工作者的内心，对于大家的工作也就更具指导性。

这使我萌发了一种叙述的兴趣，就是撰写一本关于“教育家到底是怎么办学的”这样一个主题的著作，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内容。我虽对教育家办学这个专题涉猎不深，但是有一段时间读过关于蔡元培先生改造北大的书籍，对蔡先生由衷感佩，曾发文《永远的北大校长——感怀蔡元培先生》、《大学的校格》等来介绍蔡校长的办学精神，也经常在为教师、校长培训开讲座时，时不时谈及蔡校长的办学理念和改革路径。蔡校长之于北大贡献，不仅可以打动我们心灵，更可以教给我们方法。我以为，这正是教育家之所以被称为教育家的关键所在。

二、着手

要写关于“教育家是怎么办学的？”这样专题的著作，落笔的基本点是大致可以确定的，针对自身从事校长培训工作的特点，结合我们所承担的培养工程与研究课题的要求，我确定了这样一个题目：《教育家办学：改造学校之路》，也是打算以此来作为案例教学的教材，其目的是通过对教育家办学历程的解读，来感悟教育家的精神，学习改造学校的方法，进而在实践中努力接近“教育家办学”的境界。

关于这个命题，需要围绕以下几个关键词做好文章：一是办过学的教育家；二是改造学校与实施路径。首先，关于第一点，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涌现过许多伟大的教育家，而本书要选择的必须是有过办学经历的教育家。其次，关于第二点，作为教育家，其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能够在当时的背景下探索出一条新路来，所以，本书要着重表达的是：原有的学校教育是怎样的，存在哪些问题，教育家提出了什么新的观点，之后又是怎么实施改造的。这个叙述需要立足学校管理理论的角度来审视办学实践的展开，这对于校长办学而言，就非常有借鉴意义。

为了使本书更具指导意义，面对历史上的教育家群体，我作了以下设计：一是尽可能贴近眼下实际，年代不能太遥远，否则办学背景差异太大，而且资料细节内容也不会太多；二是尽可能顾及多个培训层次，使校长、园长、教师都能有阅读的兴趣；三是要体现过程与细节，便于大家学习借鉴。

在历史上，有过办学实践经历的教育家并不多，像孔子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也是有过办学经历的大教育家，但是由于年代实在太久远，而且当时主要是个别化教学，并不能有更多的现实借鉴意义。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最后选择了五位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杜威、苏霍姆林斯基、蒙台梭利。这些教育家的改造学校的领域涉及大学、师范、中小学、幼儿园领域，而且中外、男女各有代表，可以说在精简的角度上达到了最大程度的信息量。而这几位教育家也是我们教育家队伍中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无论是人物还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我们都有一定的了解，相信也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

目前，国内外关于这些教育家的著作比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人物传记，如《杜威传》；二是针对某个人办学的剖析，如《杜威学校》、《跟蔡元培学当校长》；三是教育家的教育著作或选集，如《蒙台梭利幼儿教育著作精选》；四是回忆录，如蔡元培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五是教育史，如《中国教育史》、《西方教育思想史》，等等。但是把这五位教育家以“教育家怎么办学或者怎么改造学校”这样的主题汇集在一本书里，从学校管理学角度剖析教育家办学的历程，追溯他们改造学校之路，以凸显教育精神和办学路径的，则尚未发现。所以，本书无论是在人物数量、篇幅或者选材详略上，都将有别于上述研究，也因而能提供不一样的信息。

本书努力体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凸显专题性。着力挖掘教育家办学的精神和改造学校的路径，力求呈现深远的思想境界，细化办学过程的推进情况。第二，学术性与可读性有机结合。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苏霍姆林斯基就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学术不但可以介入实践层面，还可以多一些推广普及的空间，使深刻的思辨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也是本书努力学习的表达方式。第三，针对性与普适性相结合。一方面，使我们的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都能在本书中有针对性地阅读，找到改革的思路与路径；另一方面，由于办学是一个共同的话题，无论在大学、中小学还是幼儿园，都是有相通之处的，对个体发展都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认识，懂得如何衔接与承上启下，这样的工作才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本书也应该适合于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

三、给读者

各位读者，本书是关于“教育家是怎么办学的”这样一个专题，书中介绍了五位教育家改造学校的过程，这五位教育家和学校在世界上都相当有名：蔡元培与北京大学、陶行知与晓庄学校、杜威与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苏霍姆林斯基与帕夫雷什中学、蒙台梭利与“儿童之家”。

学校已经存在了好多年，这些教育家不是办一所学校，而是改造学校，是针对当时传统教育的弊端而打造的一所新型学校，也可以说是一所实验性的学校。这些学校为世界上无数的学校提供了示范和样本，也让无数的人为之惊叹，“原来学校可以这么办”！这样的学校不仅在当时，极具前瞻性和先进性，从现在看来，依然是富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的。这些教育家也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协助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建立了类似的学校，这些学校成为引导教育发展的旗帜。

所以，可以说他们使教育理念和实践探索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正是本书力图呈现的内容。所以，一方面，它有一定的学术性、理论性，阐述了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与管理实践；另一方面，又极具可读性，展示的是办学的故事、细节与过程、是清晰可见的办学路径，呈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教育家形象，他们是可亲可敬可学的。

圣者，未必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最终超越平俗，成为教育家的原因是什么，这正是需要我们体会和寻味的地方。做教育工作会遭遇太多的琐碎与繁杂，希望大家能在教育家这里寻求到一种安慰和力量，大家遭遇的，前人也曾遭遇类似的。改造学校从来不是轻松的事情。

这本书可以作为我们校园长的培训用书，当作学校管理与改革的参照，更可以从中感悟教育家的精神，使内心焕发出更大的力量。

这本书也可以作为我们一线教师的培训用书，感悟如何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教育家的人生成长历程，学习他们的教育理念，为今后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打基础，更是为自己的专业发展提供方向。

这本书还可以作为我们家长的家庭教育参考书，从教育家的先进理念来把握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教育方法，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教育定位，这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就像有人评论《明朝那些事儿》一书，“原来历史可以写得那么好看”，我也希望能把我们的教育写得好看些、好懂些。教育家一定不是端着架子的，一定是可亲可敬的人，读他们的故事，离他们更近，感悟更多。

当然因为水平有限，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而且由于专业水平的限制，对于教育家思想之精髓并不能吃透，所以解读有不妥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也正因此，在本书里，附有这五位教育家的经典之作一篇，目的是让大家原汁原味地感受教育家的思想。如果大家因本书引发兴趣，对这些教育家产生更大的探究兴趣，进而去阅读教育家的著作，去了解他们的办学历程，那是我的荣幸。当然，那也一定会是非常有收获的阅读之旅。我相信。王晶晶2013年2月1日

绪言

一、关于改造

（一）对改造的理解

改造，两个动词组成，是一个比较“有力量”，但也比较“复杂”的词语。

什么是改造？如果我们简单地理解，就是先要改，然后要造。改了，没造，不行；不改，只造，那只能叫仿造或者闭门造车。

这个改，为什么要改，凭什么要改，能不能改，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这个造，怎么造，是重起炉灶，推倒重来，还是修修补补、查漏补缺，对原有的事物加以修改或变更，使其适合需要。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

改造与创造、改进、改善、改变又有所不同，改进、改善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动，调整的幅度要小些；创造是发明制造前所未有的事物，当然是很伟大也很有难度的。但也应该看到，有时候改造的难度也很大，因为它还要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东西，如果你对此提出异议，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的，因为可能遭遇各种非议与阻拦；而问题还在于世人要看的是，你否定了，你能不能拿出更好的来，这个更好能不能让大家信服，如果做不到，那就变成一场笑话。

这样的改造，意味着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艰苦努力，甚至要从头再来。绝对不是激进地采取一些新做法，或者“旧瓶装新酒”。显然，改造是一个需要艰苦努力的过程，必须要经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过程，但又一定要到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这个改造才算完成。

（二）推进改造的关键

改造的完成需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有没有想改的意识。这需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支撑：一是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能感觉到问题之所在；二是要有深入的剖析能力，能找到导致问题的原因；三是要有足够的勇气与胆魄，产生改的愿望。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人能找到问题乃至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也就是说说而已，接下来并没有什么动作。这种情况分析起来有如下原因：任务难度太大，退缩了；事不关己，袖手旁观；个人牺牲太大，割舍不下。所以，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在其中的作用很大。

其次，有没有可造的基础。有了想改的意识，能不能付诸行动，还需要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有扎实的功底，有深入的思考研究，提出造的完整构想。而一个好的构想是无法凭空捏造的，必须建立在综合的分析上，也就是说，要把眼下的问题、世界的发展趋势等等都研究透了，把改造的目的、目标、内容、形式都梳理清楚，才能有正确的思路。二是能找到突破口。传统的东西已经形成很多年了，基本已经自成体系，要找一个突破口是不容易的，而这个突破口，有可能是别人提供给你的，更多的情况，是需要自己寻找，当然如果有了强烈的使命感，肯钻研、愿付出，总是能找到的。三是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改造一定不是单枪匹马就能成功的，这个群众基础，一部分是与你有差不多想法的人，他们会是你的同盟军；另一部分是与你有同感的人，虽然没有改造的勇气，但是通过争取，可以成为你的支持力量；还有一部分是旁观的人，可能会在你的引导下，成为你的合作伙伴，也可能成为阻力。

再之，有没有改造的执行力。改造是一个极具实践性、行动性的活动，如果没有实践来作证明，那么改造也就不成其为改造，只能算是纸上谈兵。从理论、构想到具体实施，这一步要跨出去，是非常难的，所谓万事开头难，虽然之前已有充分的思考与准备，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步就是改造的开头。

所以，第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因为之前是准备工作，不大会引起他人的注意，而一旦付诸行动，周围有可能被惊动，会有反对的声音、旁观的冷眼、不屑的态度，还有可能是没什么反应，也就没有支持，所以容易开局不利，这些困难都可能会遭遇到。所以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对改造充满信心，保持乐观的态度，而这应是贯穿整个改造过程的心态。第二，要有不断宣传讲解的耐心。改造是对传统的反动，动的不会是一丝一毫，可能是局部，也可能是整体。观念、行为都要有改变，甚至涉及自身利益，局内人、局外人表示不理解、反对、疑虑，都是正常的反应，是人之常情。所以需要不厌其烦地用对方能够听懂并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解、宣讲，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改造就会失去群众基础，变成空中楼阁。第三，要有扎实推进的智慧。改造要落实在实践中，是需要一砖一瓦、一步一个脚印来做的。一方面，是可以按照预先的规划来做，叫谁来做、怎么做，都是要细细推敲，对的事情还要选择对的人，才能做出对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会遇到无法预料的困难和问题，考验着改造者的智慧，这就需要改造者判断问题的轻重缓急，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之所以分析这些，就是想说明一点，改造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其中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心血与汗水！

二、关于学校

（一）学校是个什么地方？

学校这个词语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了。现在儿童一到了适龄阶段，就是按部就班地进去那里。一般来说，一个儿童自从进去之后，需要在里面待上十多年，而且进去以后，一般都是一级一级往上升，极少有停顿个一年半载或者中途退出的。

就个体而言，学校占去了人生最初的也是最活泼、最青春的宝贵时光。所以如果在那里过得不好，按正常情况的话，那么起码就是一生的10%～20%过得不好，而且这个不好，会对后来的人生产生影响，甚至影响一辈子。而就社会而言，这些学校里的学生，他们直接影响社会的未来，他们就是未来的社会。他们怎样，社会就会怎样。

正因如此，所有的人无法不对学校这个地方高度关注，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

学校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经常会这样通俗地对孩子说，你要到学校读书去了。学校是读书的地方，在知识被极少数人掌握的时候，到某个地方集中起来学习是最经济高效的了。学校是将一个浓缩了数千年人类文明，在这里通过妥当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我们也不妨用通俗的方式提问：为什么要读书？读了书有什么用？读哪些书？怎么读？读到什么程度？谁来教？怎么教？等等问题。

这些探究的结果，往往会对学校产生很多疑问，所谓的调整、变化、改革、改造，经常就在这个问题之后发生。

（二）学校的瓶颈

我们应该承认，学校自从出现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逐渐形成一个严密的运作系统，它有很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它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不断发展变化是它的特点，不断需要改革调整也是它的特点。

学校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是不符合儿童发展的需求。这个不符合可能会这样：符合了社会，没满足儿童；符合了儿童，没满足社会；而最严重的，就是两者都不符合。

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主要是体现在：一是人才数量不够；二是数量够了，质量跟不上。不符合儿童发展的需求，主要体现在教育引导的定位把握不准：一是从外面去强迫儿童；二是完全随儿童的兴趣走。这都是陷于根本性错误的做法。学校教育本身是外在的东西，但是如果要对儿童起作用，这就必须激活儿童内在的东西。

如何在满足社会与个体之间寻找平衡点，怎样通过教育促进儿童积极主动的发展，这是教育界一直在力图突破的瓶颈。如果我们考察学校发展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两个是改革的主要内容。教育改革就像钟摆一样，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摆动，难以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找到这个平衡点是教育面临的一个最难的题目。当然，从主观上说，学校总希望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但是最后可能会偏离方向，这其中有很多的因素。为力图使学校教育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首先，出发点一定要正确，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育目的、目标要符合社会和个体发展的要求，如果没有这样，接下来肯定是成问题的。其次，要保证过程的每个环节都以此为中心，就像做一篇文章，确立了中心思想，谋篇布局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思想展开。这也就是当我们开展教育改革的时候，最后一定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改革，从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师角色定位等等，都会作一系列调整，来保证最后能达到这个预定的目的地。

之所以分析这个内容，是想提示在关注教育家改造学校的时候，这是一条很好的追踪线索。

三、关于教育家

（一）办学的线索

教育家，顾名思义，就是在教育领域成了大家、大师级的人物。教育家是通过历史的检验得到公认的，不是靠什么机构或者权威人物任命的。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有很多，虽然我们不一定能熟知他们的事迹，但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存有敬仰之情。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去了解教育家，我们会非常感动。

圣者，未必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最终超越平俗，成为教育家的原因是什么？世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当我们去追溯教育家办学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这三方面均有非同寻常的建树。而在这个历程中，也正是他们从普通人走向教育家的过程，他们的思想、精神、成就，就在这个过程中结晶，熠熠生辉。

教育家之办学，其改造学校总是有迹可循的。第一，教育家是带着怎样的动机或使命，去办学或接任校长职位，就是说，他是带着什么想法去当校长的？他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改造，意欲何为；第二，他的办学愿景是什么，就是说，他对改造学校是怎么构想的；第三，为实现愿景，他采取了哪些策略与路径，就是说他是怎么改造学校的；第四，办学绩效如何，也就是说改造的结果到底怎样。

研究这个，对于我们改造学校、提升管理水平是大有裨益的。而更重要的，在这些线索后，隐藏着教育家的伟大精神与高贵品质。

与一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不同，教育家不仅有投身于教育事业的热忱，更是把教育当做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大事，所以他们一定有着对教育的深刻思考和高瞻远瞩的见解。从这个角度看，教育家就是哲学家。有些教育家本身也是哲学家，或者有着深厚的哲学功底。这也是对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很好的提醒，自身的哲学素养直接影响办学的境界。

对于教育，没有一个人是天生热爱的，而是因为一些经历而逐渐萌发的。而这个萌发，往往是从对人、对儿童的遭遇产生同情开始，力图为他们做点什么，然后凭自己的能力，不断地研究学习，进而深深地感受到教育的力量，为教育着迷，为自己能够为更多的儿童提供帮助而感到义不容辞。对儿童的真心热爱，对人类命运的深深关切，是一个教育家必不可少的情怀要素。

考察教育家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往往从一所学校出发，然后通过大量的演讲或培训，通过不断反思研究积累的丰厚著作，把他们的思想与实践的成果播向世界各地，使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唤醒更多的人致力于教育改革，进而让更多的儿童受益。所以他们一定是开教育风气之人，甚至影响着社会风气。

办学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具有类似建造大厦的宏观与微观要求，从蓝图描绘、图纸设计到一砖一瓦的堆砌，既衡量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又考验一个人的毅力和忍耐力，更体现一个人的实践执行力。

教育家面对的一切可能是令人生畏的，他们所处的环境是落后的，基础是薄弱的，他们还无一例外地遭遇办学经费短缺的问题，或者根本就没有学校，一切全靠白手起家，非常寒酸，学校规模微不足道，甚至只有十位数；或者学校里有非常强大的反对力量，如同黑洞可以吞噬外来的一切。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地走进去，立志改造，厉行推进。

正因为教育家能够站在人类命运、国家安危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个人的安危、得失就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都是义无反顾，绝无反悔，在教育家身上，我们无一例外地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这正是他们最伟大的地方。

（二）在教育家的学校

教育家一定是开时代之风气，为其时之先行者。他们办学一定不是为了办一所学校，或者满足于办一所学校。办学，不过是他们改造传统教育的一个实验田，他们力图在这里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探索教育的发展方向，研究课程设置，研究一切能使教育更好发展的因素，力图在儿童发展和教育之间架起桥梁，来为每个人的美好未来找到一个突破口。

在教育家的学校里，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儿童的爱，对儿童发展深怀敬意，能看到儿童潜藏的发展能力。他们的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从他们设计的课程、教室布置、生活安排中表现出来。他们虽是成人，但从不以成人为尊，从不居高临下为成人说话。他们全力为儿童代言，呼吁儿童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获得发展的自由空间。如果说，他们把儿童从封闭死板乃至令人窒息的阴霾里解放出来，也是毫不为过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当时儿童的教育处境想一想的话。

在教育家的学校里，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工作一定是创新的，一定是有别于当时同类学校的，是令人惊奇的。但他们的创新一定是建立在务实的基础上，并不是花样翻新或者标新立异，是基于对教育现状的深刻剖析和对学生发展规律的深度研究，他们的创新一定是有推广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所以，他们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即使从现在来说，也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也是能够很好地指导与观照我们现在的工作，并将一直发生很好的影响作用，这就是他们非常伟大的一点。

在教育家的学校里，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教师工作的尊重与理解，他们高度重视教师的作用和影响力。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教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为教师的发展提供发展平台。他们无一不看到教育之于社会的影响，所以高度重视促成教育的合力，通过多种切实有效的途径，使学生家长、社会各界成为学校的合作共同体。

在教育家的学校里，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作为校长，一定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他们的生活是简朴乃至艰苦的，他们的追求是高远的。他们孜孜不倦地工作学习，殚精竭虑地为学校发展想方设法，他们遇到了很多的艰难险阻，但是他们的精神是乐观的、坚毅的，他们对于心中的理想从未动摇过。他们具有“春风化雨”的人格魅力，他们是如此强大，足以带动身边的人，影响所处的时代，并一直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有位教育专家曾说：“教学是一种需要谨慎的职业，但是一旦在一代人中产生了一个杰出的人物，就必将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气息，激发人们去作出新的努力和新的行为。这些人就是教育史上的伟人。”[1]

教育是辛苦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教育一定有它美的一面，有它钻石的光芒。潜心学习与深刻感悟教育家的办学生涯、心灵历程，是教育工作者很重要的一课。【注解】[1] 刘华编著：《蒙台梭利》，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蔡元培：把“官僚养成所”改造成现代大学

【教育家简介】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民国初期的教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蔡元培在青年时期学业有成，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他认识到，变法维新运动所以失败，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为此于1898年弃官南下，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并励志改革，他的一生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蔡元培学识渊博，中西贯通。他多次赴欧洲留学和考察，并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等学科。1921年，被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1921年，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致力于清除教育中的封建专制主义因素，苦心规划民国教育的未来。他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顶着巨大压力，宣布废除忠君、尊孔、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实行男女同校，推行社会教育。他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确立了其法定地位，可以说奠定了民国教育的基本框架。

1916年，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主张推行民初制定的新教育方针，“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使学术昌盛，必须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

因此，他立志改革，多方网络人才，大刀阔斧地整顿校风和改革教学。他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改“学年制”为“选课制”，并设立研究所，组织各种学术活动，聘请国内外专家讲学，在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还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首招女大学生。“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也包容男女生同校就读，包容旁听生随班听课。

一系列举措的扎实推进，使北京大学从一所陈腐萎靡的官衙式学堂一变为生机勃勃的现代大学，面貌焕然一新，并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

蔡元培还曾担任过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或院长，积极参与推进高等教育和各项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

蔡元培在民国历史的几个关键时期被委以教育要职，对民国教育的大政方针和宏观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教育思想贯穿着对民主、科学、自由、个性的追求，在教育实践中，他锐意改革、敢于创新，尤其是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包容博大，影响深远。

蔡元培被公认是理想主义很浓的教育家，但他富有魄力与领导力，因此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的落差能较好地被克服或者拉近，可以说凸显了作为一名杰出教育改革家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蔡元培的主要著述被收于高叔平编的《蔡元培全集》第一至第七卷；另有《蔡元培教育论集》等。

一、永远的北大校长

（一）教育家：在人生的路口

中国的现代大学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并且能够很快和西方大学接轨，北京大学尤其受到世人的称道。在这个称道之中，所有的人都会追想蔡元培先生，追想他之于北大的巨大贡献。

可以说，蔡元培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家，是最没有异议的一个。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说：“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1]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100多年来，北大的校长走马灯似的换了很多人，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还是蔡元培。

那么多年过去，无数的人，包括他的师生都在怀念那个时候，就是蔡校长的时代。虽然他在北大的成功绝非一日之功，但耗时其实并不算多，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北大被办成了在全世界、全中国影响很大的学校，他到底有什么能量？他为什么能成为首屈一指的校长，北大为什么会成为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大学呢？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

我们经常用先进的办学理念、伟大的人格魅力、杰出的治校能力，来描述“教育家”，这些词汇比较抽象，可以说是教育家群体的特质，但如果“教育家”就剩下这些词汇，显然不足以感召后人。

所以，我们不妨来看看，蔡元培这个北大校长是如何改造学校的？

（二）名声显赫，前路莫测

在入主北大之前，蔡元培就是一个名声显赫、颇有造诣的人物。首先，他是从清末的“应试教育”路线中过来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一路绿灯”，然后做到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又两度留学欧洲，放眼看世界，学术功底极为扎实，更因全面体悟了中西方文化与教育的优势与弊端，由此孕育出极为开阔的教育视野。

1916年秋，正在法国的蔡元培接到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聘请他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相信这一刻，蔡元培的内心既是欣喜的，也是纠结的吧？一方面，人毕竟是有思乡之情的，再说受到他人的推崇，也是让人高兴的；但另一方面，这欣喜肯定也会被矛盾所淹没。

去还是不去？不同的选择，自然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因为这个工作还真是一个“烫手山芋”！

去——前路荆棘重重。首先，当时北京大学这个学校名声很不好。它的前身是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封建旧教育的思想和力量具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譬如学生求官心切，喜欢官员来上课，因为这有利于今后“就业”；学生中拉帮结派，以便于以后相互提携，多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子；学术气氛淡薄，哪个教员要是严格一点，学生就要罢课什么的；不少师生品行不检，甚至有些师生以逛妓院为乐。国学大师顾颉刚回忆他当初求学北京大学时说，1913年，他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学生们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捧名角，拉帮结派以便于今后分个一官半职做。可以说，真心求学的[2]人寥若晨星，而热衷功名利禄的人却是趋之若鹜。

这样的地方要把它变成读书求学问的地方，真是谈何容易！大家都知道，要改变学校的硬件结构不难，但要改造旧有的风气，或者说是学校传统，这可是撼动根基之事，难度可想而知。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些闻名遐迩的学者，如严复、马相伯等人，都曾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但就是改变不了北大官腐习气，只有黯然退出，可见北大积习之重。

显然，这种前车之鉴肯定会给蔡元培的内心笼上一层阴影。

不去——实在不合蔡元培的品性。从蔡元培的人生履历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执着有闯劲的热血男子。在阅读民国时期的知名人物时，有一点令人深有感触，就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有着极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出过国、留过洋，并非自觉“高人一等”，而是开了眼界，更觉有献身祖国发展的必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可以说是他们的信条。这一点，在蔡先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面对这个人生的重大选择，想必蔡元培也征求了朋友们的意见和建议。权衡利弊，“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他们的理由是，北大腐败，颓风难挽，这个“大染缸”说不定会带坏了蔡先生你的好名声，他们向蔡元培介绍了一番北大的情况之后，都以“慎重”一语结尾。

当然对于去或不去，蔡元培其实心里是早有结论的。有机会做事，他是不计较其他的，这是他的心愿和一贯做派。抛下眼前悠闲的游学生活，投入一场似乎见不到结果的“持久战”，的确算得上是人生的重大抉择。但是终究抵不过满腔的抱负与爱国激情，朋友们的话只是让他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备而已。“北京大学虽然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就是失败了，也算尽了心”。真是掷地有声的回答！

这个决定，现在读来也就几句话，但是对于一个人的抉择而言，想必也是经过辗转难眠，苦苦思索之后定的。因为这一去，不是花费一时半刻的事情。改造一所学校，那是需要数年的心血，或者可能要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全部放进去。而问题在于，这样努力的结果，并不能确定有胜利的答案。

显然，蔡元培的话带有浓重的悲壮色彩，但也表明了他去北大的态度，就是去“一试”“改良之策”，绝不是去做官的。而支撑他接手这个“大难题”的精神力量，则是他“教育救国”的宏愿，从推进祖国高等教育入手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如能从教育入手，力图使国家转危为安，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机缘，所以他没有理由回绝这来自故土的召唤。

蔡元培自幼接受封建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旧学基础，并且一直顺风顺水地中秀才、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知识分子。甲午战争之后，深感清廷腐败无能，从此努力研修西学，并辞去高官厚禄，踏上教育救国之路。在接手北大之前，他已经有在多个学校任职并致力改革的经历，并曾担任民国教育总长之职。但是这些艰辛经历，仍然使他颇有“壮志未酬”之痛感，所以，他愿意接受北大“这个烫手山芋”，作此一搏。

（三）当官为办事与干事为当官

当一个人已经拥有相当的名气与地位，要去面对新的困境，迎接挑战，显然需要极大的勇气。成功则罢，不成功的话，可能就进退两难，举步维艰，甚至会毁了“一世英名”。

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里说：“当官为办事与干事为当官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蔡先生显然就属于前者，他入主北大，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并非为了功名利禄。他希望以自己的才学见识，推动北大创出一条新路来。正因如此，蔡先生之后在北大的作为，就格外的大刀阔斧，毅然决断，以身示范。

学贯中西的蔡先生对办学有着清晰的认识，自然也能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北大愿景与学校现状的出入有多大！这个“出入”可以表明即将开始的改革难度，所以他早做好了“就是失败了，也算尽了心”的心理准备！

所以，当我们现在回味这句话，就更能理解蔡先生后来为何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大刀阔斧”地改造北大，因为他根本就不存功名之杂念。

不同的人生目标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如果是为了做官，那肯定要想着怎么让给你官做的人满意；如果是为了办学，那就是要看学校发展好不好，师生满不满意了。所以，当遭遇现实难题，压力再大，但如果心中的目标明确，那就没有后顾之忧，反而会增强情绪韧性，不会轻易被打倒。就像我们有的校长很通俗地说，“大不了我不做校长”！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一样。

显然，在做北大校长之前，蔡先生就已经是彻悟的、想明白的：虽然这个难度是非常之大的，但要努力振兴北大，那就要目标明确，始终做自己，完成教育救国之夙愿。

在我们常人看来，去北大当校长，无论怎样，总是去做“大领导”了，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在当时的氛围下，却似乎产生“奔赴前线”的悲壮，实在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由此可见，北大校长之难当！

可以确定，当蔡校长站在北大的门口，他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人、一件事，而是长期积淀下来的封建传统与做派，但大不了不做校长就是了，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然，他也知道，接任北大，也有很多人是高兴的，怀有期待之心的，希望借他的能量，让北大有大的改观。想必这样的热情也是给了蔡校长极大的精神力量的，至少他知道，他绝不孤单。

所以，从蔡先生身上可以看出，能够称为教育家之人，对教育必然有着神圣的使命感，对社会有着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如果说我们要修炼这种精神，那么，“热爱教育事业”、“为教育事业而奋斗”，就绝对不是一句口号或者虚话，换个时下流行的说法，“那是必需的”。

二、改造北大第一步

（一）给北大的“见面礼”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以校长身份莅临北大。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估计所有与北大有关的人都对此深怀期待或担忧，毕竟是曾经的教育总长。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长来大学当校长，不知我们会有什么想法？

蔡校长来到北大，校门口站着一排毕恭毕敬的校工。校工们按照礼节，向新校长行礼。在他们眼里，校长真的是高高在上的“大官”了，何况他还做过政府的教育总长呢！

令校工们惊讶的是，蔡校长走近几步，摘下礼帽，非常郑重地向他们回礼，鞠了一躬。

一个看来似乎很普通的举动而已。但当时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职位可等同于内阁大臣。学校里监督及教员被称为“大人”，那些学生是被称为“老爷”的，也确实就如官老爷的做派，自然，地位低下的校工是很不被放在眼里了。所以，蔡校长的这个举动出现在当时等级分明的社会里，这就很不一般了。即使现在，我们作为校长，能如此平等、谦逊地对待每一个人吗，包括学校的每一个清洁工和门卫？！

当时有很多人在校门口等着看蔡校长，后来在怀念蔡校长的文章里，很多都提到“新官上任”这个细节。显然，这个举动对于人们的冲击力实在不小。在当时高低尊卑、长幼有序、等级分明的社会里，这个举动是何等的不易！

如果说，蔡校长是来改造北大的，那么，从这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平等待人，以身作则。这个谦逊就是一个决心，向环境挑战，向旧习挑战。

按时下人们的心态，也许会怀疑这是“作秀”，估计当时旁观的师生中也会有这种怀疑的目光。但如果说，有些人当场就受到触动的话，还有一些人在起初的冷眼旁观之后，最终也不得不信服蔡校长的为人品性，所谓“日久见人心”么。后来，师生们都意识到，这就是蔡校长一贯的处事风格，并非刻意为之。“他这样谦让和蔼，温良恭俭，纯是发乎自然，而不是要拿这些道德来引起人家好印象、好感[3]想。”

（二）北大定位与愿景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中说：“若没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或愿景，则每天忙的都是些琐碎之事。”

一所学校的建设，首先是要明确办学目标或者学校愿景：“要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而这一点最终都将指向并以此为基础：“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就像是写作文，首先要确立中心思想，然后再谋篇布局。而这个中心思想的确立，又不是凭空确定，或者一拍脑袋定下的，而是要根据形势分析、社会需求来定的，这就需要大智慧与大胆识。

而这一点，正是当时很多人对蔡元培深怀期待的原因。因为在当时教育界中，在声望、资历以及实际的办学经验等方面，显然无出其右者。他在封闭的环境中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又走出国门，放眼世界，接受了欧美教育的熏陶，对中西文化的精髓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颇有择善之睿智与世界之眼光。

关于北大的定位，蔡校长显然是深思熟虑的，在他心里，做北大“这篇文章”，从中心思想到谋篇布局，早就有了通盘考虑。当然，这一切都植根于北大的学校脉络之上、对未来时代趋势及社会变迁趋势的推断中，怎样善加消化并吸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问题，蔡校长内心已有较为成熟的观点。

他首先给学校作了定位：“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读大学，不是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而是来做学问的，而且是高深学问，这就表明了要彻底与北大作为“官僚养成所”这一旧习决裂的决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4]。蔡校长是想把“学”与“术”两者加以分校，即“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所以要做官发财的就不必来北京大学。

在蔡校长心目中，新北大展现的面貌应是这样的：拥有一群“以研究学问”为终生旨趣的教授，以及一群“以研究学问”为专一目的的学生。

而“学问”到底是什么样的？蔡校长在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式上就进一步给这个“学问”作了诠释，“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倘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5]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

所以，北大的“学问”不是升官发财的垫脚石，最终是指向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这一点，与我们现在常说的“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表述是非常接近的。

而要研究高深学问，则需要大师级的教师引领，所以蔡校长提出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提出这一点，应该是与蔡校长的人生阅历密切相关的。因为他自身就是从博览众家中过来的，深知其对于个人学养积淀的价值和作用。他从自己的人生阅历中感悟很多，深知广泛涉猎知识对于一个人发展的意义。每个人的观点各有不同，理论可能各有所长，但是如果不了解，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辨识与筛选。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人的教育观是在人生的阅历中逐渐形成的，与自己的人生成长经历有着深厚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的教育观就是他的人生观。所以，我们常说，教育观是很难被灌输的，正如人生观是各不相同的。

要网罗众家，使个性各具的人才安心留在这里，这不是容易的事情。蔡校长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严加管束和横加干涉，只会使人“噤声”或者“出走”。蔡校长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所以蔡校长不但要“网罗”，而且要把“百花齐放”作为理想大学追求的目标，并贯彻在教育教学的各个层面，竭尽全力去宣扬和维护。

（三）让更多的人认同学校愿景

北大要办成什么样的学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个办学思想和学校愿景只有让每个师生员工认知并认同，才能有被落实的可能。所以，蔡校长到任的首次公开演讲，包括后来的几次开学式上，都再三强调了大学的定位与价值，“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时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

蔡元培的演讲非常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词”、“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北京大学校役夜班开学式演说词”、“浙江旅津工学演说词”、“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的演说词”等等。人们在不断的聆听与阅读中，不断思考并感悟着蔡校长的办学思想。

大量的演说、宣讲，阐明其中的因果关系，这较之简单直接的文件下发，更具渗透力。五年一贯的强调，不厌其烦的重申，就是要大家树立一种信念，而贯穿始终的办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终究成为北大的精神和旗帜。

我们可还以发现，蔡校长的言辞中，并不是言必称德国或者美国，他有机吸纳了国外的先进经验，但是又不用外来的语汇来表达观点和看法。譬如他用“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百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阐述他对办学思想的解释，这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的表达方式，的确更能令国人接受。

教育家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会遭遇很多反对声，或不理解，或不合作，这都是正常的，因为你看问题的视角与别人看问题的视角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要取得舆论的认同与支持，宣讲就显得相当重要。

这对于我们做校长的也是一种很好的启示，就是要善于把自己的教育思想整理出来，用公众能够听懂和理解的话语表达出来，而且在各种场合尽可能地传递这些信息。通过学校各种仪式与场合，反复地、重复地用大家听得懂与易于理解的语句来阐述与表达，使学校愿景能较好地传播到全校师生心目中，并逐渐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认知，这是一名校长应具备的能力，也是必须选择的办学策略之一。

我们有勇气改革，但一定不能贸然推进，甚至一意孤行，教育改革不是靠勇气就能成功的。我们都能感受到教育家锐意改革的大勇气，但是一定不能忽视他们改革的大智慧，譬如如何取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与整个团队的赞同。尤其像蔡校长之改造北大，借鉴的是德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经验，要在当时封建氛围颇浓的中国落地生根，尤其是在旧京师大学堂的基础上“嫁接”，这就非常考验作为一名校长的智慧与强大的执行力。

教育改革，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在看教育家办学的经历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

三、打造一流的师资队伍

（一）不拘一格“降”人才

一所学校有了明确的办学理念和目标，接下来就是“谋篇布局”了。

首先要“网罗众家”，就是组建高水准的教师队伍。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一要辨识谁是“大家”？二是如何“网罗”？

蔡校长对此做了大量的功课，他向北京教育界的权威人士请教，加以阅读大量的刊物、文章，从中进一步辨识和确认。虽然蔡校长的学术专才不如其他许多学者，但像他学识广博，通晓古今中外，哪怕这些学问只是各专门知识的常识，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个知识背景足以使他对各科人才具有相当的辨识能力。

蔡校长曾说，培养一个专才容易，培养一个通才不容易。他本人就是一个通才。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成为一名教育家，业务过硬是一条途径，成为一名通才也是一条途径。

蔡校长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这个造成了两千年中国学术文化的停滞落后。他反对用一己之学束缚他人，也不赞成以他人之学来束缚自己。他认为大学之大，就应该包容各种学术派别并存，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都可以存在，进而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蔡校长希望借此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民主的学术氛围中质疑辩难，拓展视野。

所以，蔡校长聘请教师的主要标准在于学问知识，除此之外，他一概不问，不论教授的思想派别如何，都一视同仁。这一点，从我们现在来看，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们总是特别强调“师德”。但如果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这是办一所大学，培养对象都已是成年人，有的已经有一定社会阅历，基本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有自己独立见解，教师的一般问题影响不到学生；另一方面，当时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各种流派、思想活跃而纷呈，如果非要划定一个统一标准，估计有不少高水平的人才就要被拒之门外了。而且当时真正通晓中西文化、有深厚造诣的人，本来就不多。因此，蔡校长对这一点也作了说明：“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当然，蔡校长眼中的教师学问也是大有讲究的，“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6]方法来整理它”。

所以，蔡校长理想中的大学教师：一要自己有真才实学；二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三要有激发学生兴趣的水平；四是要能站在科学的最前沿，善于吸纳与创造。

相信这样的看法，会得到很多校长的赞同，尤其是第三点提得非常到位，估计会“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会发现能不能点燃学生的学习热忱，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有的老师很有才华，但是并不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做个学者是不错的，但是作为教师而言，是不合格的，因为教师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

（二）“三顾茅庐”请来学科带头人

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就是学校的学科带头人非常重要，可以带动整个学科团队发展的速度。蔡先生到了北大，就四处物色各科学长，这个职位类似于现在分院院长之职。

但既是高端人才，到哪儿都抢手，而且也一般自命甚高。所以即使能找得到，也不一定愿意被“网罗”。蔡校长求贤若渴，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他的真心诚意。

为了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蔡校长天天去看望陈独秀，有时去早了，就在房门口静静地等，求才的渴慕与急切可见一斑。也许就是因为蔡校长“三顾茅庐”的诚意吧，终于劝动了陈独秀留居北大，并把《新青年》编辑工作放在了北大，还由此聚集了一批锐意革新的文化勇士。蔡校长选了陈独秀做文科学长，李四光主持地质学等等，他们来了之后，又引进了很多教授。

陈独秀个性独特，处事不羁，算是狂人一个，以至引起校内外很多敌意，也算让蔡校长操够了心，替他挡了许多明枪暗箭，使得他能在北大工作三年多，也实在是蔡校长爱才心切所致。这是后话。

在办学过程中，蔡校长显示了他强大的人格魅力，不仅仰慕他的人继续仰慕他，连一些站在对立面的人都由衷信服。固守旧学的黄侃甚至对人表示：“余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7]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这口气够张狂，但这样的话让人着实感动，黄侃真是够坦荡，也说明蔡校长够了不起！

（三）“兼容并包”的教师队伍

大部分教授都只有20岁到30多岁，像胡适只有20多岁；梁漱溟只是个中学毕业生，投考北大落选，却因对印度哲学的研究深度而引起学术界注意，而被聘为北大讲师；做过国务院总理的王宠惠也就做个讲师；兼课教师就只能做个讲师，鲁迅也不例外；说什么“中国女儿裹小脚是国宝”之类、留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如果用现在的词汇讲，似乎很“Out”的人，但因其精通多种外语，擅长英国文学，照样被聘为北大的教授。

在这种办学思想的指导下，北大教师队伍流派纷呈，北大真的很快成为百家争鸣，盛极一时的高等学府，令世人瞩目。当年北大教师戏称蔡校长为“古今中外派”，颇为贴切地说明了其“兼容并包”的风格。

当然，北大虽以学识为重，个人品行该由自己负责，学校没有多加干涉，但是学校处事当然有底线，对于那些即使有学术声誉，但素行不检、带坏学生的教师，也予以坚决解聘。蔡校长再三“敲警钟”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他希望学生能明辨是非，懂得“为我所用”，他对学生表明态度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但这些人是真有水平，谁都承认，尤其后来的人看得更清楚。蔡校长所请的这些教授，都是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辉煌业绩的名人。其中一些人后来还做了其他大学的校长，北大也算是大学校长的“黄埔军校”了。

就从这一点来讲，蔡先生的“伯乐”水平，那是相当了得！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8]

国内各方面的名流硕学及后起之秀逐步汇集北大，不仅带来本学科最新的资讯，更带来一批同道高手，一下子把北大带到一个很高的学术起点，学风日新。

（四）坚决清退不合格外籍教师

师资队伍建设既包括引进人才，当然也要劝退庸人。引进优秀教师不容易，清退一些不合格的教师更是有难度。

我们不难发现，当一名校长调任到一所学校，满怀激情准备大干一场时，会发现来自学校内部的阻挠有多大。它看不见、摸不着、道不明，但确确实实使你的改革质量大打折扣。如果改革改到把别人的“饭碗”打破了，那引发的后续问题就更大了。

蔡校长也同样面临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譬如当时北大各科都有外籍教师，资格老，学问实在不怎么样，加上当时国力衰弱，外籍教师更有些趾高气扬。蔡校长发现，“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9]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处理”。

显然，在蔡校长眼里，能否成为北大教师，其中只有“学问”这一属性，不带其他附加物。所以，这些“阑珊”的外国教员，自然成为被清退的一部分。

这一点显然勇气非凡。因为面对外国人，我们总是怀有一种不恰当的谦卑之心，譬如现在学校聘个外国人当英语教师，就能成为招生的招牌，仿佛办学的层次就一下子得到提升；有个把外国人参会，这会就变成“世界大会”一样。而当时中国一贯受欺压的背景，导致洋人更是“高人一等”。蔡校长的这一番举动，其压力可想而知。

英国驻华公使自然感觉非常没面子，他亲自出马，对蔡校长软硬兼施，一看没效果，就扬言要对簿公堂。“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10]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而这个结果是，连教育部也顶不住这个外交压力，来指责他处置失当。

但这个老外显然对蔡校长的“能量”估计不足，蔡校长既然不是为做校长而来，这样的威胁自然对他不起作用的。何况，在走向教育理想的过程中，蔡校长从来就不是容易受屈之人。譬如他在浙江、上海等地做过中学校长，就被国民党警告，甚至还杀了他的助手来威胁他，他还是置之不顾而斗争到最后。如果不能按照已定的蓝图和构想来做，他是宁愿离开也不愿屈从的。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蔡校长能够大刀阔斧地改革，说明当时高等教育还是有相当办学自主权的。但无论如何，北大能够脱胎换骨，蔡校长的坚定决心与不可动摇的意志力是起了很大作用。

而蔡校长辞退外籍教员，纯是从其学问水平而定，并非出于狭隘的爱国或者民族精神而产生的敌对或者偏激情绪。所以后来，蔡校长又请了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印度诗人泰戈尔等著名学者来北大讲学，也曾赴欧考察时拜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邀请他们来中国讲学。在他眼里，学问高才是“硬道理”。

为了对得起来到北大的初衷，蔡校长刚柔相济的作风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建立现代大学的管理模式

（一）“民主管理，教授治校”

在有限的时间里要落实新愿景与新策略，对校长的执行力是最大的考验。不少校长有很好的构想与考虑，但是缺乏领导力，使思想难以执行并转化为行动，所以改革经常不了了之。

时间稍纵即逝，稍一松懈，可能就会陷入什么事都没办成的窘境。而蔡先生的领导力显然是非常强的，他既雷厉风行，又循序而耐心地践行着预定之策略，逐步推进。

蔡校长对于北大的教学体制和行政管理的思路大致参照德国，也借鉴了美国大学的现行做法，其中心主旨是学术至上和教授治校。他希望学校管理是这样的：“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学校管理到位，规章制度健全，进而学校逐步过渡到像我们常说的“校长在与不在一个样”。他竭力主张借鉴德国高等教育制度，就是校长和学长都只有一年的任期，不赞成终身制，校长由各科学长轮流担任。

按他的改革设想，就是针对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方面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他认为：“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11]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吗？”这就是说，要通过制度和组织的不断完善，来保证民主制的实施并防止个人专权。

从这个思路出发，蔡校长开始着手构建学校管理队伍。

我们常说，学校中层干部的作用很大，实际上校长的办学思想能否落实，关键就是这些中层的执行力。也就是说，校长能否找对人，并能否使这些人充分发挥作用。

蔡校长对教务长和总务长的地位很看重。他认为，这两位都要由很好的教授来当，而这两个职位需要慎重定位。首先，教务长不能是任命的，应是民主选举的，这样才会有群众基础，把学校各项制度很好地落实下去；其次，教务长和总务长不能总揽学校工作，校务不能由少数人包办，一定要民主管理。

为达到这个目标，学校又采用了三个步骤：一是组织评议会，这是全校性最高的教授代表组成的立法会议，解决立法问题；二是组织各门学科的教授会，就是教务会议，由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管教务事项；三是组织行政会议，就是事务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都通过合议制来落实。

此举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而另一方面，教授成为学校重大决策的主体，将有助于良好学术环境的构建，并进一步体现学校的学术特质，也能使教授们感受到“当家作主”的地位，并增强归属感。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蔡校长是在尝试我们现在常说的“扁平化管理”模式，这是真正民主的管理，就是学校决策不以校长一人说了算，而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参与到重大事务的决策中来，使学校管理走上自主管理、有序管理的轨道。当我们现在强调这一点时，近百年前的蔡校长已经在切实开展了。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办学的前瞻性和先进性。

当北大自治的管理框架搭建起来、运转起来之后，就真的可以做到“校长在与不在一个样”了。所以后来蔡校长的几次辞职，也确实没对学校产生什么负面影响。这是蔡校长的高明之处。

（二）“校长”职位也是改造的一部分

蔡先生名义上担任了十多年的北大校长，实际在校时间不到六年，不在校时由蒋梦麟代理，即使这样，对学校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冲击。这正说明这套管理模式的价值所在。当然，蔡先生善于选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蒋梦麟把蔡校长的管理理念贯彻落实得非常到位。

显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校长，就是“当校长离开，还是一所好学校”。而不仅仅是“一个好校长，才有一所好学校”，什么都靠好校长撑着，好校长一走，什么都没了，这还是算不上是高层次的管理水平。

后来有人对蔡校长的这种领导方法称赞道：“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12]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

蔡校长自己对这种分工协力的民主治校方式也很满意。1920年10月，他赴欧洲考察教育与学生话别时表示，他这次出去，如果是学校不免发生困难，他一定不去。但是现在看到校中组织很周密，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是开诚布公。所以，他也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了。这就是他所期望的，不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的进行。

蔡校长仿行的是德国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显然他不希望校长大权独揽，而是将学校各种重要组织的职位让学有专长的教授担任，所以把校长职位也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力使学校管理真正民主化、自主化，希望学校即使“一年换一个校长”，也不至于给学校带来什么冲击。后来他看看学校进入良性运转轨道，一直要辞去校长这个职务，虽然师生们总是不肯同意。

这一点就很令人佩服，说明蔡元培从来就不改初衷，他之来北大，开始不是为做官而来，后来也不为职位或待遇而恋恋不去。我们有的校长对学校进行这样那样的改革，但唯独把自己排除在外，把学校当改革的对象，把自己游离于学校之外，“怎么改都改不到自己头上”，这就很容易使人不服气。所以，要成为教育家，那就必须要有大气度、大胸襟，唯有舍小我装大爱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

（三）建立畅通交流渠道

在日常管理中，蔡校长发现，原来的学校管理有点像衙门作风，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要写呈文，然后等校长批示。而管理部门、教员、学生之间也基本不通信息，都是“上完课走人”，彼此联系很少。蔡校长认为这不该是一所大学的风气，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派人贴出布告，通知学生此后应用公函，稍后又出版《北大日刊》，专门用于发表校中消息，并发表学术论文以引起论辩，活跃校内空气。学生对于学校有所建议，也往往将其发表出来。

蔡校长还发现北大有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学生生活自由漫散，互不相干，偶尔发生什么矛盾问题，就写揭帖贴在墙上，其中不乏无中生有、匿名攻击之词。蔡元培很反对这种风气，他强调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应开诚布公，互相尊重，反对匿名揭帖、彼此攻讦。他曾说：“种种揭帖，教人看了难受。要是看的人信了他们的话，那对面的人几乎不能做人了。设身处地，又当如何？”他多次在日刊上布告，“禁止匿名揭帖”，要求“攻讦同学，以后一律除去”；对于教员，“诸生无论有任何意见，随时均可与教员正式通信或面谈，绝无写匿名信[13]之必要”。

蔡元培作风民主，学生可随时向学校或他本人去函，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要求；但对不具名的或只笼统写某系某年级全体学生的，则一般不予受理。由于蔡元培的提倡和引导，原先盛行的匿名揭帖逐渐销声匿迹了，代之以师生和同学之间的坦诚相见，互相切磋，逐步形成了友爱融洽的气氛。“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被逮捕后释放，当时蔡校长率北京大学的学生及职教员，全体在校门外迎候，大家见面，激动万分乃至痛哭，显见关心之切，感情之深厚。北大人际关系之融洽，可见一斑。

我们常说，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学校发展良好的软环境，学校管理中的沟通相当重要。虽然当时的沟通渠道不像现在那么便捷，可以采用手机、网络QQ、校园网之类的即时交流手段。但蔡校长已尽力创造了沟通的渠道，而且从效果来看，也证明是非常适用有效的方法。

五、强化大学的学术性与专业性

（一）重构北大的科系框架

当我们一步步阅读蔡校长的做法时，并没有太深的感触。但是如果把这些片段联结起来，我们就会发现，蔡校长所做的一切，并非起因于当下，见什么问题改什么问题，而是早有了深思熟虑，在心里形成了系统宏观的想法，搭建了完整的框架，他有他的通盘考虑。有些人、有些事并不是“撞在他的枪口上”，而是蔡校长的北大蓝图里本来就没有这些，所以，很自然地就被删减掉了。

这一点对于我们校长应该有很好的启示。就是我们着手学校改革或者改进时，预先一定要形成系统而科学的框架，要反复论证，而不是仓促上阵。有位校长就自信地说，学校出台规章制度，事先会做很多调研和改进工作，而一旦出台，那肯定是成熟的，也是能够保证落实的。未雨绸缪才能水到渠成，这是一种成熟的学校管理的体现。

同样，蔡校长对于教师队伍的调整，实际上也是基于改革学制的考虑，故以此为参照来精简教员，并非跟谁过不去。在这里，蔡校长因博学而孕育的辨识能力就显现出来了。他对人才、对学术研究的基础有着正确而科学的理解，所以在考虑学科设置上，这个优势又一次显示出来。

蔡校长对人才培养有独到的见解，他虽然出自清朝翰林，但并不赞成尊孔读经。他考察了科学演变的历史及其发展趋势，把握了学科之间互相渗透和相互交叉的特点，进而着手教学改革。

蔡校长提出要把“学”与“术”两者加以分校，即“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所以像北京大学既以“研究学问”为指向，那么就应保留与“学”有关的文、理两科并加以重点建设。

所以，学校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致力于扩充文理，把文理法三科的界限统统打掉，汇合起来，平等地分为14个学系，把历史、政治、经济合成一体，成立了历史学系。学校注重美学教育、重视军事训练。为了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课程设置上，还设立了中西文化比较课程，以拓展视野。学校取消了经学科，把其各部分合并到群体系科去，这个改革在当时力度够大，可谓惊世骇俗，蔡校长也因此得罪了一些“老古董”、“老顽固”。

蔡校长极力主张仿效当时美国大学的选科制，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程提供方便，以落实“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所以在北大，不仅教师可以自由讲学，学生也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听课。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创新的做法。

（二）建立教师培养制度

在教学上，蔡校长要求，除了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外，还要积极介绍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使教授们保证专业水平的持续增长，虽然学校经费日见窘迫，但学校还是决议，出台“在校连续任职五年的教授，由大学派遣出洋留学一至二年”的制度。另一方面，北大设立了名誉博士学位，以吸引世界有成就学者来华讲学。北大曾聘请美国教育家杜威来校任教，等于为北大教授树立了一个学术标杆。

这个教师培训制度实在是相当有前瞻性，就是我们现在都很少有这样的大手笔。但是，从我们身边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教师连续工作五年，无论其专业水平停滞还是职业倦怠的情况都非常容易产生，所以学习进修是必需的。但进修并不仅仅是完成规定的学分任务而已，大学要站在学术前沿，保持与世界顶尖高校的紧密联系是必需的，所以到国外名校留学是最便捷最高效的一条途径。

蔡校长对于师资队伍建设的举措，我们会比较有熟悉感，譬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这些新办大学一跃而成为世界知名高校，都是这么在做的，高端人才的大批量引进、不惜代价加强教师培训等。而蔡校长显然捷足先登，可见其视野的开阔与前瞻。

另一方面，为了确保教授的教学品质，学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有几点非常明确：一是本校专任教员不得再兼他校教课；二是教员中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以确保北大教员更能专心于教学和研究。

蔡校长自己也致力教学工作，在北大开设美学课程，并编写《美学通论》一书，再次突出了他着力抓好教学质量的办学思想。

（三）营造浓厚学术氛围

蔡校长认为，大学既然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所以浓厚的学术氛围非常重要。

为此，北大率先设立了各科研究所，培养了一大批研究人才，研究成果斐然。为了建造北大图书馆，他请了李大钊教授兼馆长，还曾到美国去请华侨捐款推进图书馆建设。经多方努力，北大图书馆在全国大学享有盛名，比其他图书馆的影响要大得多。

为增强学校的专业性，促进学术交流、检验与传播，营造积极进取的研究氛围，为北大学者提供发表研究心得的刊物，是相当必要的。为此，北大创办了自己的“学术期刊”——《北京大学月刊》，来作为学术交流平台。蔡校长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从月刊的发刊词、征稿启事、出版合同等具体事项，他都事必躬亲，亲自起草。《北京大学月刊》也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

为使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文化，在蔡校长的推动下，商务印书馆着手印行“北京大学丛书”，分批出版教师的学术著作。蔡校长还亲自为一些青年学者的著作作序，大力扶持他们迅速成长。这些对于振兴学术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蔡校长就像“燕子筑窝”一样，衔来一根根草，啄来一点点泥，殚精竭虑地打造出一个具有浓厚现代气息的大学。

六、开创北大新风气

（一）全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

汇集全国顶级学术水平的教师队伍，一切以培养人才为中心，推行“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构建现代科学的科系设置，坚决去除陈腐封建的陋习。至此，北大已基本完成蔡校长的构想，一所现代大学初具雏形。接下来就是为这所新兴大学注入活力和生气了，蔡校长继续加大推进改革的力度。

北大首创招收女学生之风，开始实行男女同校。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原本大学里是没有女生的。蔡校长知道，男女同校在国外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封建卫道士看来，不啻是“伤风败俗”之举，他因此被封建军阀盯上，差点“看管他起来”，为减缓矛盾，免生意外，他被派赴国外考察。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大学改革之压力，有时竟到了校长无立足之地的地步。

事实上，这个招生也有点“偷偷摸摸”的意味，就是说，蔡校长采用了先斩后奏的方法，事先不向教育部请示，等到木已成舟才让对方知道，使之没有办法。这是蔡的聪明之处，知道教育部多是老顽固，如果事先请示，肯定办不成。而在谈到“大学开女禁”时，蔡校长巧妙地说，“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这个回答就相当智慧，类似于“未禁止即允许”这一法律原则。虽然女学生的招生数以个位计，但显而易见，其社会意义和冲击力是巨大的。这种做法的意义，如果说是为女性的发展打开了一扇通向新时代之门，也毫不为过。以北大在当时中国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其表率作用不可估量。

（二）丰富健康的社团文化

学生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蔡校长对此尤为重视，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北大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需要师生终日伏案，孜孜以求，这是也是非常辛苦甚至难熬的，所以除了引导学生确立志向外，还要有各种措施孕育其“活泼的精神及摒除纷心嗜好的能耐”，以使学生保持昂扬的精神风貌。二是要以学校健康文化的力量来消除旧有陋习。以前学校里有“嫖赌”之陋习，现在要改变这个陋习，那就不能靠简单的封堵，必须要把学生引到另一条健康的道路上来。

蔡校长对此说得很清楚：“外人能进步如此，在科学以外，更赖美术。人不能单纯工作，以致脑筋枯燥，与机器一样。运动、吃烟、饮酒、赌博，皆是活泼脑筋的办法。但不可偏重运动一途，酒、赌博，[14]又系有害的消遣，吾们应该求高尚的消遣。”

整饬北大的风纪，改变这所高等学府在社会上的腐败形象，这是蔡校长出任校长之初就定下的目标。1917年1月9日，蔡校长在校内发表就职演说时，就对全校一千余名学生提出三项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生。他希望学生们认清这一点：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要为求学而不应是为求官或寻欢作乐而来。

蔡校长认为，要当一名学问家，至少在道德戒律修养层次上，须作相当程度的提高，才能确保研究有成。所以，他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北大特成立进德会，以切实提升北大学生的人品，他自己亲任会长，立志开创学校健康风气。为了进一步活跃学校文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北大还组织了大量的学生组织，如书法研究会、音乐会、武术会、卫生学会、健身会等，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学生社团，以丰富学校文化，陶冶道德情操，进而厚植学生研究学问的旨趣。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蔡校长的识见远大，他的目的很明确，一切学校文化建设是围绕办学宗旨来做文章，所以学校文化尽可能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而我们有时讲学校文化建设，仅仅是从丰富学校生活而言，甚至把它当做是目的而不是当做途径或策略，所以比拼的是学校有没有特色项目、是否搞得热火朝天，而不去关注这个内容到底对学生发展起到多大作用。有的学校搞“一校一品”，其目的是打响学校品牌，但是对于学生的发展却是值得商榷的。就是学生进了这所学校，基本只能培养这个特长，这对于学生是不公平的，因为学生现在上学基本是“零择校”的，这种只有“一品”的文化导致学生别无选择，无疑是成为“被文化”的一部分了。

为发展社团，蔡校长还亲自兼任新闻研究会的会长，以其办报感悟及见解，数次发表演说，以培养学生的新闻意识与能力，社团还邀请著名报人、《京报》社长邵飘萍来校开设讲座，传递捕捉新闻的经验与技巧。

凡此种种，学校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学生们乐此不疲。由此，健康的追求逐渐取代了低级趣味，多层面的活动更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学习视野。

（三）竭诚为社会服务

北大做得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是引导与鼓励学生全面服务社会，譬如组织平民讲演团。蔡校长希望北大师生明白，北大虽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但绝不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服务民众依然是大学的任务之一，他希望大家要“相互敬爱”。

在这里，蔡校长的平民意识再次显露无遗：工作性质不同，但人人平等。他在进北大时，对校工的脱帽鞠躬还礼，并不是“作秀”，既是他内心想法的自然流露，更是他对学校管理的理解，“在校之人，人人与本校休戚相关”。

在蔡校长的大力推动下，北大开办了“校役夜班”、“平民夜校”，平民夜校从管理到教学工作，都是由北大学生义务担任。这也是北大准许平民进校的开始，扫地的、拉养车的，从此都可以在北大做个夜校生。

校役夜班开学典礼，意义非凡，热闹隆重。230多人，均身着长衣，胸佩花朵，齐集文科第一教室，蔡校长亲自到场发言，为大家鼓劲。他说：“一种社会，无论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国家，必须此一社会之各人，皆与社会有休戚相关之情状，且深知此社会之性质，而各尽其责任。故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也。”面对校工们没机会没条件读书，他打比方描述内心的想法，“看见一家的弟兄姐妹都饿着，心里就会很苦”。蔡校长一点没有大官的架势，把自己放在和学员一样的角度，非常亲切平和地劝导大家：“诸位看我年纪亦已不小，事情亦颇忙，然我当暇时尚不废学”，“教职员既然拿出全副的精神教我们，我们进去一两天后，觉得没有什么新奇，于是就[15]不去了。要是这样，仿佛也对不起教员的一番热心”。他还作了一番动员，希望大家带动亲朋好友去附近的平民夜校学习。

这样煞费苦心，于己是平添了很多责任与工作量，但是蔡校长这样努力去做，都是为着民众，其心诚可鉴！

通过大学的知识力量，自由、平等的空气由此迅速向社会传播。为了使教育为更多的普通民众受益，北大除了改革招生制度外，还尝试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向社会公开。听讲的除正式学生外，还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的熏陶。

这样，一些知名教授的讲座，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都跑到北大来旁听，教室里经常爆满。在这里，特别让人感动的是，除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有时候，旁听生甚至超过了正式生。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辑和失业青年，他们或是慕名而来听某教授的课，或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这些“溜”进来的旁听生一样不被歧视，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讲堂上听课，只要言行没有影响到任课教师的正常教学就可以。教室里人坐满了，他们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门口，照样饶有兴趣地听讲。当时每门课多发有讲义，这些讲义或是放在图书馆里，或是放在教室门口，他们同样可以取用。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沈从文以及曹靖华等人都曾是北大的旁听生。

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后来回忆说：蔡先生“在北大办学民主，首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的作风，是最值得纪念的。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了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随意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16]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四）开出一种风气

由于蔡元培的大力扶植，北大校内社团有如夜空繁星，刊物宛似雨后春笋，各种学说竞相争长，而学生们也在校风的带动下，不断深入社会，为民众服务。这种学术思想自由的原则，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百家争鸣的学校。

虽然我们常提及，职员文化、社区文化就是学校文化的有机组成。但北大这样的做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教师也不一定会赞同，让校工、周围民众自由出入学校学习，这不是“没事找事”么？再说，学校安全问题怎么办？学校卫生问题怎么办？那些缴了费的学生又会怎么想？

一所大学，似乎做了并不是分内的事；一个大学校长，也做了并不是分内的事。但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这才是真正高贵的大学精神之所在！这所学校，犹如火炬，照亮了她的四周。

梁漱溟对蔡元培的功绩说得非常到位：他“一生的成就不在于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现在我们看到国外的很多大学就是如此，没有围墙，甚至就是坐落或分散于城镇之中，市民、游客可以自由出入，参观、学习或者听课，而这对于正式学生而言，也没有什么不公平，就是你已经注册，可以拿到学位，而对方没付费，自然也没有学位与文凭。

我们现在不少知名的大学，争着办“富二代”班、总裁班，相比之下，差距有多大！我们经常说，要培养教育家，但是如果以蔡校长的境界为衡量标准，我们会忍不住感喟，我们实在还需努力太多太多！

我们不妨再来阅读一下蔡校长在北大二十二周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这样对于北大的学校文化建设会有一个更通透的理解：“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所以本校提倡体育会、音乐会，书画研究会，来涵养心灵。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倘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性、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而结果也是虚无，所以提倡平民讲演、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17]等，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项。”

七、以大事记为例看改造步骤

当一名校长到一所新的学校上任，尤其是身负改革创新之命而去，总是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问题：去了马上着手改革，打算“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是少安毋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作动静？相对而言，后者会得到更多的赞同，因为学校是个复杂的系统，贸然推进，不知水之深浅，可能会“死”得很惨。如果要对学校管理“大动干戈”，又是从哪里入手比较好呢？我们不妨来看看蔡校长入校两年半的操作路径，也许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蔡元培自1917年1月4日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实际投入的时间大约就五六年。

（一）第一学期大事记（1917.1—1917.7）

显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蔡校长到任的第一年，是对学校大的框架作了改革。一开始就把学校愿景向全体师生作了详细的阐述，表明今后改革的方向与内容，之后在学校管理框架、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作了全面部署。

蔡校长之所以一开始就进入改革状态，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北大师生包括社会舆论都知道请蔡校长来的原因，所以对蔡校长的改革是早有心理准备的；第二，蔡校长在改革之前，已经把自己对于学校发展的态度与看法公之于众，虽然说一下子不能统一思想，但至少为之后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第三，蔡校长德高望重的地位与良好的扎实诚恳的处事作风，能迅速赢得师生的认可，也能获得较多的外界支持，像辞退外籍教员，一般的人还真做不了这个事。

所以，当我们校长一到新学校，如果教职员工没有改革的期待，或者对现状还算满意，如果校长又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却按照自己的想法立马对学校“动刀割肉”的话，遭到教师抵触甚至抵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第二学年大事记（1917.8—1918.7）

大凡学校改革，有的从小处入手，先作尝试性的改动，看看反应如何，然后逐渐渗透开去；有的则抓住重点予以突破。蔡校长的改革，可以说是动了根基的，学校宗旨、教师队伍、课程设置等都作了根本性的调整，这是非常大胆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当然，这是因为原来学校过于陈腐，只靠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问题，这也是把德高望重而经验丰富的蔡校长请来的缘故。

我们大致可以作个比方，蔡校长的改造是：先勾勒大树的大致形状，然后把组成大树的主要枝丫画好，再开始画叶添色。就是说先定基本框架，再增加与丰富细节。

（三）第三学年大事记（1918.8—1919.7）

在之前的一年半，改革推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在第三学年，我们能够感受到，蔡校长进一步做沟通师生思想的工作。作为一所现代大学该有的元素，也进一步得到补充，尤其是对于师资队伍建设的举措，蔡校长的确相当高瞻远瞩，不仅提供专业发展平台，而且为教师的健康和谐发展提供支撑。而他的决心也进一步明确：“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再叙述后面几年的工作。但是我们已经大致可以找到一条线索，对于学校的改造，应该从哪里入手，如何突破。虽然背景与形势不同，但总可给我们很多启示，无论是理念还是路径。[18]

八、改造之路困难重重

表面上看，蔡校长改造北大的工作是比较顺利的，组建教师队伍、搭建科系结构、打造学校文化等等。可能大家会说，那时办学的自由度真大啊，蔡校长可以对学校“大动干戈”。但“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从过程细细地来看，这条道路同样有很多不平坦，并遭遇困境，蔡校长也曾几次辞职不干了。

（一）强大的舆论压力

蔡校长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里有这样的话：“回想从前二十周年的时候（刚接校长的那一年），也曾开过一个纪念会，当时抱了种种计划，要想在这五年内积极进行。不料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所抱的计划还有不能完全实现的顾虑。”

这些话里的“困难”实际上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尤其是当时处在政局不稳、社会更替的背景之下，北大积累了二十年的文化传统，又处在封建气息浓郁的北京城里，要大动干戈，何其不易！

当时虽然校长有一定的自由度“组阁新大学”，但是改革势必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传统，这就时不时地使北大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譬如对于北大的诸多改革措施，像“男女同校”就是惊世骇俗之举。还有陈独秀、胡适等人汇集北大之后，迭发抨击旧思想旧学术，倡行白话文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有人就把这些“离经叛道”的原因归到蔡校长身上，认为是蔡校长惯纵了这些人。两下纷争不休，导致当时的教育总长、大总统都来过问这些“新旧两派冲突”之事，自然，校长“管教不力”总是不容否认的。再加上北京政局的动乱，处在其中的北大可谓不胜其烦，蔡校长想要“教育中立”实在也是勉为其难。他曾在文中提到这个压力，“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但是，虽然郁闷恼火，但蔡校长总把这些压力担在自己身上，“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二）无以为继的办学经费

校长既要应对外来舆论的压力，还要操心经费的问题。由于连年的穷兵黩武，导致教育经费短缺的阴影始终驱之不散。譬如政府曾积欠北大教职员三个月薪资未发放，购买书籍、仪器乃至一切用品都没有钱，搞得师生难以安心教学，惶惶不安。1922年4月，蔡元培在向全校教职员报告筹划经费的情形时，曾沉痛地说：“一次一次地来报告，简直是绝望了。我不敢对诸位先生敷衍、唐塞，所以据实报告。但是诸先生所受经济的痛苦，已经达到极点，我任校长的，还不过这么一种绝望的报告。我个人对于诸位先生的歉仄、惭愧，真非言语所[19]能形容了。”作为一所大学校长，话说到这个份上，把自己当作学校的“罪人”来检讨，真是令人一掬同情之泪！后来到了8月份，蔡校长等人为催讨经费一事在交通部不但遭遇推诿，还横遭意外侮辱，导致他和其他各校校长联名，发出辞职通电。

的确，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校长实在是个劳心劳力的辛苦工作，是有许多两难问题要面对的，经常要遭遇“内忧外患”之事，教育理想的实现真的是一个曲折起伏的过程。过去有过去的压力，现在有现在的苦恼。任何时候，教育都会遭遇不同的挑战和困境。

（三）校内的不稳定因素

如果只应对外来的压力，校长还是能够承受的，尤其像蔡校长，来北大本来就不打算取悦于外界的，也不是为做官而来，所以社会、政府的压力尚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如果内部生出一些事端来，譬如讲义费风潮，少数学生对教职员谩骂、恫吓等破坏校规的行为，蔡校长称之为“越轨举动”的，还有一些教师的外出兼职问题，都让蔡校长非常痛心。

蔡校长就职北大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度过的，一直都在与政府进行交涉，以求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在无奈的情况下，校方向学生征收讲义费，并打算把收取的讲义费全部拨付图书馆，专门用于购买参考书。但问题在于，如果原本收费，现在不收费，那是皆大欢喜之事，而现在从免费到收费，自然变得要多了额外的支出。所以学生大不高兴，采取了直接抵制学校的举动，有的学生冲到相关教师办公室谩骂恫吓，后来还闹到校长室，双方形成僵局。这不是学校提倡的沟通方式，而且如此目无纪律的越轨举动，令宽厚的蔡校长非常气愤。

对于学校面临的“内忧外患”，蔡校长心里看得明镜似的：“本校现真在最困难的地位，不是全校同仁齐心协力来维持他，怕的终不免有破坏的一日呵！破坏的原因，起于外界的，还容易对付；起于内部的，对付较难。内部破坏的原因，在物质方面的，尚易挽回；若在精神方面，就不可救药了。精神方面的破坏，原因最大的就是感情隔阂。……总要大家保持一种良好的感情，不要多所猜疑，就别的都容[20]易解决了。”

作为校长，背负着大学这么大一个摊子，一方面要全力推进改革，对外要抵挡明枪暗箭，对内还要“愁吃愁穿”，连教师的工资都要操心，还得经常这样苦口婆心地劝导，这样的身心压力，想想都累死人。但即使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之下，蔡校长还是有这样的能力与水平，使北大没有偏离愿景与方向，将关键的内容逐一落实了下去。

虽然北大迅速声誉鹊起，但离蔡校长的理想还是很有距离，他曾感叹：“只可惜这些理想，总没有完全实现。可见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终是有限。”如果细细地品味这句话，想必能读出其中壮志未酬的酸楚与无奈。

九、蔡校长的辞职事件

在我们原先的想法中，总以为教育家应坚定执着，一往无前的，而“辞职”是把一众人与事都撇下，似乎总带有“一走了之”的无情和退缩。我们常以“不抛弃，不放弃”作为座右铭，显然蔡校长的几次辞职似乎与我们心目中的教育家形象有点差距。在这里，蔡元培作为北大的校长，有过几次辞职事件，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这有助于我们对“教育家办学”这个概念的理解。

（一）多次辞职为何故？

蔡校长第一次辞职是在1917年7月，因为张勋拥护溥仪复辟，为北大改革带来阻力而辞职；第二次在1918年5月，因为学生游行，劝止无效而呈请辞职；第三次是1919年学生爱国运动，蔡校长一方面用自身作保以使被捕学生释放，然后请辞，“以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要注意蔡校长到北大是在1917年1月，也就是说，任职短短一年半就出现两次辞职。有人曾作过统计，说蔡元培一生辞职了24次。在北大曾七辞校长而未获准。“五四”运动中，三十余名学生遭警方拘捕，蔡校长要与政府周旋，奔走营救被捕学生还要安抚学生，劝他们复课，“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持不作不休的态度”，作为一校之长，真是压力巨大。他是校长，是学生的校长，理当保护学生；但他也是政府任命的校长，也不得不对政府有所交代，所以这勉为其难的心境想必很多校长极会感同身受。而更关键的是，当有些问题连校长都没法解决、无法苟同的时候，只好选择最后的方式——辞职，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蔡校长大概也知道世人对他辞职的揣测与费解，1919年6月，在他手写的辞职声明里，他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我想有人见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我只好谨谢不敏了。”[21]言下之意，自己不是个圣人，没那么伟大。不粉饰自己，坦率得可爱。而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个改造北大之路，自己已经感觉到撑不下去的地步。

1922年12月，北京大学创建二十四周年。蔡校长在校内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回顾和总结了北大的发展历程。1923年1月17日因“罗文干案”提出辞职，以此抗议北洋政府干涉司法，蹂躏人权。他随后发表著名的《关于不合作宣言》，向世人表明心迹。事实上，这也是蔡元培长期以来郁积在内心的情绪的总爆发，实在不屑与这些政客为伍。

蔡元培在自己写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中，他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他提出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所以他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也是抗议和示范。

蔡校长真正在北大的时间不过五年半，当挂名校长却有十年多，“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到后来，他想辞职都辞不掉，大家不让他走。而这个走不成，可见北大师生对他的挽留有多深厚，全然不是一般的客套。他的辞职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一直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一职。直到1927年，试行大学区制，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

（二）蔡校长并没离开

我们大致可以概括蔡校长的辞职原因：一是蔡元培到北大的任务就是来改革的，如果没法推进改革，他就觉得待在北大也就没意义了，他是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引去”的自由信条，至于高官厚禄并不足惜。辞职后，他就以老学生身份向欧洲的大学注册入学，回到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是他本来就认定校长应一年一任，并非终身制。如他在辞职后回任时，就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说：“不但一年换一个校长，就是一[22]年换几个校长，对于学生研究学问的目的，也是绝无妨碍。”这正是他着力构建教授治校的原因。“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

一直以来，可能我们把校长的职位看得太重了，仿佛没了校长就没了主心骨。在蔡校长的理念中，北大得以发展的根基在师生，而不是校长。这样说起来，就像我们读中学时老师说的一样，“教是为了不教”。使学生培养出自理自立的能力，进而能达到自律的程度。学校也是一样，管理到一定程度，当已形成规范运作时，也就不用校长来管理了。所以，他并不以为辞职就是容易引起民心动摇的事情。

三是出于对政治的反感和事务缠身的压力。因为身为“公立”的北大校长，总是要经常与政府及相关人员打交道，学校改革、内忧外患，这最后的压力总要由一校之长来承担，而无暇回到自己喜欢的学术上来。“回国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所以，只要不对北大造成影响，总还是想离开。

值得关注的是，蔡校长表面上虽有一段时间离开北大，但并非弃之不顾，所做的一切依然围绕着北大。他在出国期间，深入考察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国会图书馆、卡耐基研究院等学校和机构，还通过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的演讲、在洛杉矶组织的“北大图书馆”集捐队，努力募捐或筹措经费。

他还与欧洲各国的知识精英和教育行政官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到巴黎会晤居里夫人，邀请她到中国讲学；到柏林访问爱因斯坦，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表示甚愿访华，但说自己英语不好，蔡元培安慰说可用德语，配备翻译。可以说，无论身处各地，蔡校长都在尽心尽力地为北大的发展添砖加瓦，并使中国教育界与各先进国家建立了高层次的广泛联系，对二三十年代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蔡校长对北大的继续运作表示放心，“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决不至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诚如他所料，在他离开之后，北大还是保留了可持续发展的势头。一方面，正是印证了他当时改革的初衷，就是这个管理要达到“学校自治”。另一方面，蔡校长的水平还在于他找了一个得力的助手——蒋梦麟。蒋梦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曾在北大一系列组织系统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角色，这使他对于各层面的管理有着深切的了解和把握。蔡校长不在校期间，均由蒋代为处理一切行政事务。

傅斯年有这样的评价：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蒋梦麟也曾说：“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对自身的工作定位非常明确，谦逊言辞之下的坚定显而易见，读来也着实令人感动。自然，蒋是非常认同蔡校长的办学思想和策略，这也使得北大的改革成果有了很好的保留与持续发展。

这就是蔡校长的办学水平，还真能做到“校长在与不在一个样”。

小结：教育家型校长之所为

当我们谈起教育家，总会有很多理论或者提纲来概括，不过这一些常因过于理性而显得有些平淡。而那些纪念蔡元培的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由衷敬仰之情，令人动容，使蔡元培作为教育家的形象如此鲜活而感人。

如果从校长角色这一角度去感悟蔡元培的伟大，我以为，有以下几点是必须要学习和深思的。

（一）作为校长的品学

北大学生蔡尚恩在总结蔡先生的成就时谈到，第一，他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是一贯而且很突出的，那么多知名学者与专家能甘心在他手下工作，可见其能量之大；第二，行为上正派带头，什么“裙带风”、家族观念都没有；第三，一心爱护学生，如学生被警察局抓走，他亲自去保；第四，学识渊博，学术上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清末做过进士翰林，后来到西欧留学，从社会科学到一部分自然科学，都有广博的知识；第五，教育上的丰富经验和崇高地位。他当过清末时的中国教育会会长，民国初的教育总长，地位是很高的。而北大能够走向现代大学，这些是至关重要的。

（二）作为学者的精神

即使学识广博，但蔡元培的好学精神历久弥坚。第一是从书中学，“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近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书的”。他一心向学，早年浸濡与儒学经典，中年以后又以极大的毅力求索西学新知。第二是游历考察，他断断续续在欧洲游历近十年。基本是工作几年，出国几年，这样的好处就是既不脱离中国教育实际，又领略了最新的世界发展趋势，类似经历了观摩学习、借鉴应用、不断修正的过程，北大改革就更有成效了。蔡元培留学德国，已经年过四十，一边补习德语，一边听课学习、还要编译书籍、教国学，非常用心用功。期间，他对欧洲大学制度的考察也颇有收获，为他后来接手北京大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所以，对于我们校长的启示，就是校长要有热爱学习、不断学习的热忱与习惯，保持对学术和社会发展的敏感性，再者，读书更是一种精神生命的滋养；另一点，就是要有休整时间，譬如有培训机构提供的各种考察游历机会，当然，不要走马观花，几天了事，最好有数月或数年的时间，静下心来观摩与思考。

蔡元培只要条件许可，就锲而不舍地钻研学术研究，他的学术兴趣相当广泛，着力最多的是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并以此为其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养分。

（三）教育家的为人处世

蔡元培为人和平敦厚，富有人格魅力，即使面对对方用刻毒语言攻击与诋毁，他也能平心论理，丝毫不假辞色。在一次北京大学的宴会上，率直的钱玄同对蔡校长提出一个问题：你的字写得这样蹩脚，为什么可以点中翰林？而蔡校长并不以为怪，反而笑笑解释说，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自己在少年时刚好学过黄体，所以能中试。其涵养可见一斑。

蔡元培是谦和的，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就“刚强之性立见”。“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如果没有蔡校长的全力担当，学校前景难以想象。蔡元培的多次辞职也表明了他的“临大节不可犯”的态度，他始终不失书生本色，几次辞职是抱着“合着留，不合则引去”的自由信条，合与不合的尺度就是他所信守的价值观，从来不是为了高官厚禄作想。他做官多年，但是清廉奉公，洁身自好，生活简朴，以至于晚年仍赁屋居住，以至于他的朋友和学生要做为他“赠屋祝寿”的举动。

（四）一生的贡献

很多人说，蔡先生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也可以说，他是真正务实之人，他的北大愿景是切实可行的，卓有成效的。蔡校长有深厚的旧学功底，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有融会中西的智慧。从蔡校长推进北大改革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所做的都了然于心，胸有成竹，包括传统教育之弊病、老北大的问题、世界现代大学的发展情况等等，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思路与策略，这是他改革成功的关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意料不到的种种难题出现。再说，北大旧有老传统的力量是根深蒂固的，不是那么容易动摇的。但还是无损于改革的进程与速度。

蔡元培的一生，可以说是献身教育的一生，而这个教育，是一个大教育的概念，他的工作重心始终不曾偏离文化教育界。在他的人生履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譬如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创办《外交报》、组建爱国学社、光复会会长、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华法教育会”、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北京大学的改造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他对大学教育的理解，是他的教育思想在实践上的直接反映。他的一生推动的不仅是一所学校的改造，更是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学识才情对当时整个中国的教育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在当时政局动荡、办学艰难的情况下，他七十四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等时代更替，这是一个痛苦反思、重新抉择、更新过渡的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对教育可谓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与问题，我们也不可能把蔡元培上升到“圣人”的高度，事实上这也不利于我们对他的学习。

他有很多优点和品质，是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和仿效的。这头一条，就是他的扪心自问：我到北大来做什么？显而易见，他对这个问题是想明白的，想透彻的，就是为北大的发展尽力而为。当一切以此为基点，很多事情虽然很难，但也变得简单了，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我们瞻前顾后，被各种利益、关系所纠缠和困扰，那么改造学校就难办得多。就像有位办学卓有成效的校长所言，我自问没有私心，都是为了学校，这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求无愧于心，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景仰蔡元培，不是要把他当做圣人来顶礼膜拜，而是他改造了一所学校，孕育了一代学人，更培育了一代风气。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蔡先生致力于移植和培育一种融合中西文化精华的大学理念，并以此来引领中国现代大学的萌生和发展。他虽提倡“兼容并包”，但并不是开“杂货铺”，而是精挑细选的，而这个代表学校主旋律的，则是进步的、先进的。当年的北大学生冯友兰对此有很精到的见解说：“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23]辟道路的。”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评价相当高：“与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等顶尖学校的校长相比，蔡的专业知识比不过他们；可在教育上，他们比不过蔡。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24]

这个塑造是成功的，今天的人们一谈起北京大学，就不由得想起“兼容并包”，想起自由和民主，因为它代表了北大的精神和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正是蔡先生在北大着力营造的大学理念。

让我们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3月5日社论《怀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回到”蔡校长领导的北京大学，感悟他的学校管理理念：

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他的所以使人景仰不衰，同时也就是他的所以办学有成就，一由于他的民主作风，二由于他对青年的热诚爱护；他的民主作风，重要的在于他对各种学术，各种思想的兼收并蓄，也在于他确能使学有专长的学者，办事有创造性的干部，在他领导之下，发挥其才能，施展其抱负。他创造了各种会议制度，如校务会议，教务会议，教授会议等等，凡事都让大家有机会尽量发表意见，提出办法。他对各院各系负责人以及各教授，以学问及才干为主，不问其他；一经聘定，就信任他，把事情全都交给他，不去多加干涉。因此，那时的教授和职员，都一心一意做事教书，竭忠尽智的要把事情做好，书教好，做出成绩来。沙滩文科大楼的第一院、马神庙公主府的第二院和骑河楼译学馆的第三院，办得各有特色，自成一格。踏进公主府，既富丽，又清幽，使人心旷神怡。跑到文科大楼（按即沙滩红楼），左一间政治学会研究室，右一间“新潮社”办公室，楼底下在赶印教授、学生们所办的各种定期刊物，楼上面是分门别类的各种图书阅览室，门房内则堆满着各种各样代售的杂志，使人应接不暇。译学馆里呢？那个顶大顶大的大礼堂上，不是今天有什么学术演讲，名人演说，就是明天有什么学生大会，纪念大会，使人兴奋，使人振发。蔡充生长校时的北大师生，真有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既活泼又愉快。这种气象，这种生活，那得不令人怀念无已。

附录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下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镕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苛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励，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漠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注解】[1] 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2] 萧夏林编：《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184页。[3] 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5页。[4]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1页。[5] 吴家莹：《跟蔡元培学当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6] 马燕编：《蔡元培讲演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7] 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8]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325页。[9]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转引自吴家莹：《跟蔡元培学当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10] 吴家莹：《跟蔡元培学当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11]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3页。[12] 顾孟余：《忆蔡孑民先生》，《大公报》1940年3月2日。[13] 引自：《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9日。[14] 吴家莹：《跟蔡元培学当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15] 马燕编：《蔡元培讲演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16]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0页。[17] 马燕编：《蔡元培讲演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18] 关于这三年大事记参见吴家莹：《跟蔡元培学当校长》。[19] 马燕编：《蔡元培讲演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206页。[20] 马燕编：《蔡元培讲演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2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7－299页。[22] 马燕编：《蔡元培讲演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23]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5－326页。[24] 冯有兰：《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7页。

陶行知：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教育家简介】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勇于批判和改革旧教育，他的教育思想是一种极具创造性并不断发展的教育思想，而生活教育思想则贯穿始终。

陶行知出身贫寒，在他人资助与自己努力下，以优异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获江苏省教育当局奖励。并在金陵大学校长的帮助下赴美留学，从市政专业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师从杜威、孟禄等。回国后，先后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

近代中国积危多难，“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可贵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

他离开高薪厚禄的大学教授生活，先后发起和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教育研究会、山海工学团、国难教育社、重庆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虽然名称和形式在变，但其中心思想始终围绕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通过教育使更多的民众受惠。1926年，在他起草的《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振聋发聩地发出了“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倡议。

1927年，陶行知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晓庄学校），以“教学做合一”指导学校实践，希望从乡村教育入手，矢志为中国教育和社会寻求发展之路。晓庄学校是我国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最早试验场和发源地，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即发轫于此。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的教育基本理论，理论体系奠定于晓庄学校的办学实践中。他的理论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影响很大，但针对中国社会现状，他把杜威的学说改造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其实质是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科学地遵循教育和教学规律，使教育与生活和社会实际紧密联系，建立一种与社会生活实际密切结合的新教育。

陶行知热爱人民，热爱儿童，诚心诚意为劳苦大众及其子女能获得教育而殚精竭虑。他的教育活动是在当时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其办学历程无比艰辛，办学经费极端困难，靠四处募捐艰难维持，“晓庄事业，我要用整个的身子干下去”，致力使更多孩子获得教育机会。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立足于中国社会实情和中国教育实情，致力于从乡村教育入手，寻找改造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出路，努力为中国教育改造开出一剂良方。他的理论是针对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创立的，不是坐而论道的说教。他以持续不断的艰苦实践完美诠释了他对“第一流的教育家”的定义：一要敢于探索未发明的真理，不怕辛苦，不怕失败，一心要把奥妙的新理一个一个地发现出来；二要敢入未开化的边疆，要晓得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我们未尽到责任。他的一生真的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陶行知不仅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和产生深远影响，更以他的信仰、人格树立了道德丰碑，为后人所敬仰。1991年，陶行知因对中国和世界教育的卓越贡献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20世纪世界四大名人之一。

主要著述被收于《中国教育改造》、《陶行知全集》、《陶行知文集》、《陶行知选集》等。

一、一介书生立下教育救国的大志

（一）留洋博士回国了

1917年，26岁的陶行知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回国。

他的头上有许多光环，即使现在看来也毫不逊色：南京金陵大学优秀毕业生，美国伊利诺大学政治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师从杜威、孟禄等大教育家。

陶行知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胡适等同学合影，西装革履，神情沉静，很有书卷气，一副青年才俊的模样。“海归”派，学术功底扎实，手里有一大把的好去处。他的前景之美好，应该不难预测。他的生活本来可以过得很安逸，而且可以一直比较安逸，他先后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系主任，月薪达400元。

同是在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的26岁的胡适，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他的月工资是260元，房租6元，与人合租只出3元即可，而每月生活费花费几十元，小日子就可以过得相当不错。

在这里，并非羡慕当时教授的待遇。而是想说，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没有一个人天生是伟人，如果要放弃这样安逸富足的生活，应该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是来自亲朋好友的压力也会不小吧？

不说小时候出身贫寒，就是在18岁，陶行知流落在苏州的时候，还有过和他的表兄把衣服当了，换三百文过一日的时候。从什么都缺乏的生活过来的，即使后来好了，但还是会特别的害怕失去，因为比谁更懂得钱的好处吧？

但陶行知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法安心，因为这不是陶行知人生奋斗之理想。“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1]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二）虽是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们的痛苦

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连年战祸，民生凋敝，人民苦不堪言，尤其是乡村遭到重创，这一切不能不使作为农家子弟的陶行知痛彻心扉。

陶行知出身极为贫寒，来自安徽的一个偏远山村，自幼聪明好学。邻村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前来读书。有一天下大雪，他赶到私塾时，老师已经开讲，他就一直站在门外，直到老师把课讲完。然后，靠着种种帮助，艰难地从私塾到教会学校再进入大学。陶行知非常优秀，在金陵大学考试中总分名列第一，又在爱才的校长的帮助下去美国留学。

自然，他比一般人更深切地知道乡村农人之苦痛，“中国以农立国，农民要居全国百分之八十五。他们所尽得义务最多，所享的权利[2]最少。稍有心肝的人，虽是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们的痛苦。”

他也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感受到教育之于社会与民众的价值，因为他自己就是教育的受惠者，而广阔的视野使他对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14年，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就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3]要之手续。”因此，他在求学时就激发了对教育改变民族命运的求索。

1916年，他致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时，就写道，“我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说，一直以来获得的资助使他感恩，而不断地进取与学习则使他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后来的留洋则不是为了“镀金”，找个好工作，拥有舒适生活，而是为了今后更好地服务社会大众。为中国民众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系，建立一个能够实现正义和自由的理想之国，是陶行知投身教育的真正原因。

当然，不是所有在他人的资助下发展成才的山乡孩子，都有像陶行知这样对社会有着如此全身心的回馈。有些人“飞出草窝”了，就再不愿回来了。但陶行知不，他把他所获得的，以全身心回馈了社会，他的一生从来不曾离开过贫苦大众。这一点也最为世人所敬仰。

当然，从此他舍弃了另一条道路，这“另一条”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富足安逸，身居高位。如果第一次也许是因为热血冲动而辞去教授职务，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陶行知从来都是有坚定信仰的人。因为这样类似的高官厚禄机遇，在陶行知之后的人生中一再遇到，但他从不回头顾盼。

他先后辞去或婉拒：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之职；月薪400大洋的教授职位；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之职；金陵大学校长之职；河南省教育厅厅长之职。

显而易见，从此改变的不仅是工作方式，也是生活方式。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穿上草鞋，从此与农民为伍。他从农民中来，但并不庆幸自己脱离苦海，而是迅速回到了乡村和农人之中，与他们同甘苦共命运，并致力于寻求帮助他们减少痛苦的教育之路。

一条在凄风苦雨中摇摇欲坠的船，船上的几个年轻人获得救助上岸了，但是他们没有离开，而是找了各种工具，返回去救助更多船上的人。

就像鲁迅先生选择弃医从文的初衷，20年代初，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从不同方向发起了一场教育实验，旨在通过乡村教育改造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以挽救民族危亡。

二、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

（一）这样的教育害苦了乡村

陶行知深信教育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是立国的根本。他认为，教育的力量与别种力量之不同，“就在教育的力量是能够到各个民众的内心里头去的，他能够使民众自己从‘心里’发出一种力量来自己团结的”。在他看来，农村要发展，教育无疑是最好、也是最有效的途径。所以，“必须用教育的力量，来唤醒老农民，培养新农民”。

那么，如何通过教育，最大限度地帮助中国乡村、帮助中国农民？这里，陶行知面临两个大挑战：一是要大办教育，因为既然以全国乡村作为范围，那就不是一二所学校能解决问题的了，而是需要创办成千上万所学校，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教育要有实效性，即教育切实对乡村和农人有帮助，真正做到“为农人服务，帮助农人解除痛苦，帮助农人增进幸福”。

按照这两个要求来考量，陶行知发现工作的难度是非常之大的：一是原来的乡村学校少得可怜；二是少得可怜的乡村教育存在很大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是预料之中的。因为当时中国基础薄弱，时局动荡，民生凋敝，教育自然雪上加霜。更大的问题在于第二个。陶行知在他的《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一文中，对传统教育作了形象而深刻的剖析，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它有两种吃人的手段：第一种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从小到大读死书、死读书，十几年下来，把身体读垮了；第二种是“教学生吃别人”，就是一个人求学[4]的目的是升官发财，学成之后成了剥削别人的人。

这种教育还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是造就只知读书不事生产的“书呆子”；二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现今是肯下乡的没有专门学术，有专门学术的不肯下乡”，这样的离农教育既把农人家里的钱掏空了，也导致了乡村建设的人才空缺，结果“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

显而易见，对于乡村来说，这样的教育不但不是好事，反而是一大祸害。不但耗费少得可怜的乡村财富，也戕害了学生的生命，更使乡村人才愈加匮乏。

而旧有的师范教育大多办在城里，“城居的师范生平日娇养惯了，自然是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的师范生，经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所以师范学校虽多，乡村学校的教员依然[5]缺乏。做教员的大有城里没人请才到乡下去之势”。

再譬如，陶行知提倡要推进幼儿教育，但当时的幼稚园不但数量极少，而且问题也很大：一是外国病，幼稚园里充斥的是外国钢琴、外国歌、外国故事、外国玩具；二是花钱病，费用太高；三是富贵病，既没有平民子弟的份儿，乡村更是没法“消受”这样的幼稚园！

这种教育是成为乡村贫困和衰落的重要原因！为此，陶行知大声疾呼——“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

既然走错了路，那么就要寻找新路，寻找更符合乡村特点的教育新路。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教育救国的宏大理想，陶行知和他的同志们发出了“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提出了“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的目标！

在这个教育目标中，他们表明了一个鲜明的态度：就是要超大规模而且是创造性地办学！而这个办学一定是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二）向着农民“烧心香”

乡村教育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更是一项充满艰难险阻的事业。

当一介书生回到祖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力图以教育来改造乡村社会，通过教育改变全国的乡村面貌。这话说出去，想必会有很多人会敬佩地说，真是具有“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啊，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嘲笑他“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吧？“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如果只看这几个数字，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是后来所谓的“教育大跃进”呢。

是啊，这何以可能？在中国当时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国家大而穷，又是兵荒马乱的，政府没钱、农人更是贫病交加，这百万所学校的办学经费从何而来？师资又从何而来？场地从何而来？而且，即使建造了百万所学校，如果不能为乡村社会服务，得不到农人的欢迎，农家子弟不来读或者读不起，结果不还是一场空？！

陶行知对此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于办学的艰难性看得非常清楚。在一次面对师范学生的演讲中，他说，不要把学校当作人生道路的临时客栈，也不要把教育当作职业选择的权宜之计，要有终身献身教育的精神，“教育是无名无利且没有尊荣的事。教育者所得的机会、纯系服务的机会，贡献的机会，而无喜好名利尊荣之所言”。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充满荆棘与艰辛的道路？后来，陶行知在晓庄师范成立三周年时发表演讲说：“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6]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话是为晓庄师范全体师生而说，其实更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支撑他一生献身教育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这样炽热情感的支撑下，一切就有了动力。“有了爱便不得不去找路线，寻方法，造工具，使这爱可以流露出去完成他的使命。”从此之后，陶行知一心扑在教育上，过上了类似苦行僧的修道生活。“不要名，不要利，只要教育好；不怕难，不怕死，只怕教育不好。”

这精神理想焕发的神圣之光，一直照耀着陶行知今后的人生之路，虽苦犹甜。这是我们解读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线，不理解这个，也就无从理解陶行知所实践的一切、所付出的一切。

每个人都有教育理想，尤其在年轻的时候。但是当理想遇到现实，很多人埋怨了，退却了，放弃了。而陶行知不是，这说明他心中的爱和信仰有多深厚！甚至有一次，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就控制不住地流泪：“心里就想到中国农民生活如何困苦，一般师范学校如何走入迷途，裨益农民子女之乡村学校如何稀少……以致没有说两句话眼泪就滚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在讲坛上流眼泪，当时痛恨着急，不能制[7]止，事后一想，为农民及乡村教育流几滴眼泪也是应该的”。真是可敬又可爱！

在我们今天倡导“教育家办学”的浪潮中，在阅读这些大教育家的办学历程中，我越来越觉得信仰之重要，那就是对人民的爱与责任！

要真正为教育作出贡献，首先就是要审视自己的内心，有没有一种强大的精神信仰，内心是否装着平民大众，是以他们的幸福生活为指向，还是以个人得失为重，以挣钱搏名为要？如果没有一种精神信仰作指引，其教育之路终究还是走不远的。如果我们把教师这个工作视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自然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一个真正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人，那就必须对此作出明确回答。

陶行知一直强调，当教师心里都应该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大凡小学教员，没有改造社会的精神，便是很枯燥乏味的”。用我们现在的用词，就是心中要有愿景，工作才有奔头。

所以，当我们在提倡“教育家办学”时，首先要叩问的应该是：有没有远大的教育理想？有没有强大的教育信念？有没有为人民负责到底的精神？这是行走在教育之路必备的“明灯”。

正如陶行知说，“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8]所想得的幸福。”

这句话真是感人肺腑！

三、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一）创办乡村教育的基本思路

那么，面对当时中国社会这个烂摊子，怎么实现心中的教育理想、“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作为知识分子，往往会有满腔热忱，但似乎又“手无缚鸡之力”，只在一边干着急。但显然，陶行知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有满腔的爱国爱劳苦大众之心，还在于真正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孜孜以求地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之路。

陶行知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造家。他不仅对教育有巨大的贡献，对于社会，尤其是推进农村社会的发展，以他一介书生之力，做了相当了不起的大事业。也诚如他自己所言：“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

围绕“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这个办学目标，那么，到底要办成什么样的教育，办出什么样的乡村学校，这个“活教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这里，陶行知显示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科学理性的态度。办学绝不是凭一腔热情就可以成功，更不能盲目从事。

面对当时落后、复杂、动乱的国情，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方案，也没有先例可以模仿。所以要推进乡村教育，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这个“石头”是什么呢？

陶行知有一段名言，可以视为我们办学应该必读也是必记的内容：“要放开眼界，纵的看看，横的也要看看。从纵的方面，看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世界几千年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再从横的方面看看，今天中国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现在世界的潮流背景又是怎样？我们都要把它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所以要这样办，要这样做，是把以往的社会背景，以往的教育走错了路，现在世界的潮流[9]等等，看得清清楚楚，才决心这样办，才决心这样做的。”

在梳理这个历史轨迹的基础上，所谓“摸着石头过河”，陶行知认为不妨借鉴美国杜威等教育家的做法，就是“试验”，“试他一试”，不要齐头并进，他们可以先去“探探路”。他的基本思路是：试验期—训练期—布种期，就是探索着找到方法，培养人才，不断推广，直至乡村学校布满全国。

试验的地点应该放在乡村基层，陶行知形象地说，种树栽花，下面安根，上面可以出头，才有活的可能。所以“最下层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而这个最下层，就是要把教育下到乡村基层去，基层办学—培养人才—服务乡村。

旧教育根深蒂固，大多数地方根本就没有学校教育，教育普及的道路可谓任重而道远。在这里，我们对于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也就特别可以理解了。“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又不许人动一动，又只许人向后退不许人向前进，那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的唯一的学校了”。而他就是要改变这传统教育吃人的特质，要把教育变成“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的教育，要让学生学成之后“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

可见，陶行知不仅有着火热的热忱，更有着冷静理性的分析与研究。这样，乡村教育运动就有了清晰的近景、中景和远景。

（二）乡村教育的突破口

首先，明确乡村教育的办学宗旨，就是一切以农民的福祉为出发点和归宿，谋农人之解放，求农人之福祉。最下层的乡村教育怎么开展，陶行知针对原有乡村教育的弊病，提出要“为农人服务，帮助农人解除痛苦，帮助农人增进幸福”。

为此，办学要着力突破两个难点：一是办学要尽可能省钱，“大众教育在现阶段一定要突破金钱关才能大规模的干出来”、“幼稚园要想在平民阶级里普遍起来，自非省钱不为功”。二是办学要以尽可能改善和提高农人的生活为要，“要用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这样，“必得用穷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不用浪费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不需要的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如果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陶行知就是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当然，这样办学的难度是很大的，就像一句通俗的话所言，“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针对当时现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只能、也必须“凡做一事，要用最简便、最省力、最省钱、最省时的法子，去收最大的效果”。

其次，大胆试验与谨慎推进。陶行知虽然为农村教育而急切，但是他始终秉持着理性科学的态度。他告诫大家，在任何环境里面做事，不可过于激进。一定要有委婉的精神，千万不要搞轰轰烈烈的运动，以免乱砍滥伐。也正因为这个，虽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一线光明，不能说是十分有把握，但深愿‘试他一试’”，这就是晓庄学校开头时取名叫“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之由来。

第三，摆正自己的定位。陶行知强调指出，“我们应当拿我们思想来凑他们的实际，不要拿他们的前途来供我们的牺牲。农村是目的不是工具。我们是替农村指导正路的，不是要农民一味闭着眼，跟着[10]我们走的。”就是说，要做乡村教育的参与者、协助者而不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或者是去“作秀”的。为此，他希望大家“能就事实生理想，凭理想正事实”，胸怀理想，脚踏实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乡村教育之路。“能就事实生理想，凭理想正事实。”这句话真是说得太好了，简直可以成为有志于教育改革人士的座右铭！

如果对陶行知创建乡村教育的思路作一个概括，那就是在科学先进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扎根农村基层，由点及面，要以省钱而实用为原则，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

四、创办晓庄师范学校

（一）点燃乡村教育的火种

1926年，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向江苏教育厅发出申办乡村师范的公函。此时，他对学校性质、办学目的、培养目标、教学方法与内容都有了基本的构想。1927年，在江苏省教育厅赞助下，陶行知负责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决定成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

陶行知预备以这样的一所试验学校，当作一个楔子，到乡村贫瘠的土地里磨砺，准备为改造中国乡村社会打开一个口子。

一切都在努力走近那个伟大的理想。当然，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师范教育负有培养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所以培养数量不是关键，质量是关键。晓庄学校的宗旨是“要造就好的乡村教师去办理好的乡村学校”，这个“好的乡村教师”就是这些教师能真正懂得和理解乡村教育，富有高度的使命感，真正扎根在乡村，安心为乡村服务，通过乡村改造乡村。

有一点是特别明确的，就是这个师范学校要在乡村的环境里训练乡村师资，在学生未毕业之前就要有用各种学识去作改造乡村的实习，学校教学要与当时乡村实际改造紧密结合起来，“舍去眼面前的事业不干而高谈将来的事业，舍去实际生活不改而单在书本课程上做功夫，怕是没有多大成效的。我们不要以为把师范学校搬下乡去就算变成了乡村师范学校。不能训练学生改造眼面前的乡村生活，决不是[11]真正的乡村师范学校”。

为了真正贴近乡村需求，就要力争“零距离”培养。因此，师范教育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在乡村设立师范分校，“在乡村的环境里训练乡村师资”；第二要务是以乡村实际生活为中心，加大实习力度，把眼前的乡村作为实习的场所，边受教育边实习，切实推进乡村改造，而不是把分校放在乡村就了事；第三要务是在劳力上劳心，教学做合一，拿生活作为课程，旨在使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和生活融为一体，使学校真正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这所学校一出现，就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办学风气。当然，要建设这样的学校，难度是非常大的。在乡村学习，在乡村工作，老师愿意么，学生愿意么？如果老师要从城里迁往乡下，家里能支持么？大家能吃得起苦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很琐碎，但是很现实。不能苛责谁有这样的疑问，因为那时乡村之落后陋俗，难以想象。

这个学校办得起来么？

（二）独树一帜的招生要求

虽然学校连校舍都没有，一切还是空中楼阁，而这理想还要在贫瘠的乡村生根开花，估计这不是每个求学者都向往的师范生活。所以，人各有志，与其盲目进门，中途吓跑，还不如一开始就坦诚公布。

晓庄师范的招生简章独树一帜，很有意思，可以说，今后的办学目标和今后的学校生活已经一目了然：

培养目标：（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

考试科目：（一）农工或木工操作一日；（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文一篇；（五）五分钟演说。

本校准备：（一）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二）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三）最少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住；（四）中心学校数处供学生实地教学做；（五）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

开学日期也表明此校有大不同之处，写的是“开学及开工期”。这个招生广告够坦诚，摆明了来这所学校是要“吃苦”的，而且毕业后还将继续“吃苦”。这样的广告估计能使很多人望而却步，但学校并不以此降低要求，似乎还挺“牛”，这个广告后面还特别声明：“少爷、小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别来。”

陶行知曾经在一次演讲中阐述他对教育的理解，提出师范生应该具备的观念，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把学校当作人生道路的临时客栈，也不要把教育当作职业选择的权宜之计。只要进入师范学校，无论男女，都要把教育当作自己的终生大事，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所以虽然当时战火纷飞，来投考的人也不多，但是陶行知还是要精挑细选，他是打算把这些人当作“种子”来培育的，自然不希望对方动辄半途而废。

因此，当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意欲来报名，陶行知并不以为得了英才而喜出望外，而是去信再三提醒他，先给他泼冷水：“您既有这种宏愿，我就应当把个中的甘苦明明白白的告诉了您，还望您慎重考虑一番，再行决定。田家生活是要蛮干的，您愿意吗？您能打赤脚在烂污泥里奔走吗？你不怕把雪白的脸晒的漆黑吗？您不怕软手上起硬皮吗？您不怕在风霜雨雪中做工吗？你不怕挑粪吗？你愿意和马牛羊鸡[12]狗猪做朋友吗？”

陶行知的意图是明显的，他既然存着一个宏愿，当然不想只是培养几个师范生而已，而是希望他们像“火种”，燎原乡村教育新天地。所以，学生对学校愿景的认同感和心理准备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样的去信，这样的招生简章，算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直截了当地挑明了说，够痛快！

看了这个招生简章，真是令人感慨。最近，我国多所名校在搞自主招生。以清华为代表的“华约”、以北大为代表的“北约”、以北京理工大学领衔的“理工联盟”，这些自主招生联盟引得学生蜂拥而至，“争抢席位”。

但有谁去过问这个“匹配”问题？这所学校欢迎的是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读这样的学校，似乎大家都不关心，学生能挤进名校就好，名校能招进优秀学生就行。著名的成功教育倡导者、上海市闸北区新八中校长刘京海对此也提出了批评：“自主招生的根本目的，应该是高校能招到与自己办学理念一致的学生，学生找到与自己发展目标一致的学校，是使原本的高考体制中无法选出来的特色学生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现在比高考更难、加重考生负担的[13]‘小高考’。”

与晓庄学校的招生简章比一比，是不是会让人很有感触？

（三）学校在战火纷飞中开学

学校奠基礼是隆重的，那天是立春，很有寓意的日子。

前来参加典礼的嘉宾有五百人之多，人们看到的不是穷乡僻壤，而是可能代表美好前景的未来。这可见陶行知和他的同志们的影响力，这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一所凭空起家的新学校要赢得社会的关注与支持殊为重要。

晓庄师范开学那天，正是战火纷飞，北伐军离南京城已不远了，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的味道。虽然担心影响报到情况，但学校还是“誓与村民共休戚”，投考开课按预期举行。而另一方面，陶校长的工作又做得非常细致，譬如通告中详细告知学生来校报到的行走路线，生怕大家迷路。

前来报到的学生只有十三人，还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多，这实在是令人沮丧，十三人就能构成一所师范学校？！离“一百万位同志”的目标更是“杯水车薪”！但陶校长还是非常高兴，“我们教一个学生和教一千个学生一样的起劲，因为如果这个学生是个人才，他对于乡[14]村教育必有相当的贡献。一个人是千万人的出发点”。

是的，能不顾战火纷飞的危险，赶来入学，可见内心是如何的认同学校的办学理念，其中有从清华退学的学生，有从中华书局中层职位辞职的人，都可谓英才，而且有二十多人因故赶不到的，则托了人或写信来请假要求日后补考入学。积极回应乡村教育的呼唤，其诚意可鉴！所以，连当时的媒体都感到了其意义所在，《申报》发表评论说，“竟有数千百里外，不避艰难、不顾生死远道而来，殊可令人注[15]意”。

当时出席开学典礼的，有东南大学教授陈鹤琴，他被聘为晓庄学校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他可是有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第二院（小学师范院）院长赵叔愚，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所以，晓庄学校表面虽不起眼，但是师资力量相当了得，可以说也是国内同类学校中顶尖的吧。

显然，当时在民国初年，像陶行知一样开过大眼界，回国有好前途，但却一心关心民间疾苦，矢志献身于艰苦的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按海归人数比例来说还真是不少，令人感佩。

当这十三个学生来到晓庄，没有校舍，没有教师，可以说，连一点学校气息都没有。但是学生没有这种“被忽悠了”或者“赶紧卷铺盖回家”的想法，他们来之前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认同了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这是他们在读招生广告就开始有了心理准备，所以，这个招生广告就是很好的沟通方式。

乡村教育扎实的第一步，通过招生简章实现了。

不难发现，那些教育家办学，他们的起步、那学校的规模真是令人惊讶，晓庄学校是十三人，杜威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十六人，都真是少得可怜啊。但是所有人的心里都装着那个伟大的愿景，谁能否认这学校的意义呢？

可叹当初连一班规模都谈不上的学校，至今仍熠熠生辉，照亮无数人的心灵。

有个蛮流行的职场故事不妨在此作个介绍：有个人经过一个建筑工地，问那里的建筑工人们在干什么？三个工人有三个不同的回答。第一个工人回答：“我正在砌一堵墙。”第二个工人回答：“我正在盖一座大楼。”第三个工人回答：“我正在建造一座城市。”十年以后，第一个工人还在砌墙，第二个工人成了建筑工地的管理者，第三个工人则成了这个城市的领导者。

的确，一个目光远大，有理想，有人生奋斗目标的人，是不会被眼前的困境所吓倒的，其精神状态显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五、探索新的乡村办学模式

（一）构建乡村教育组织体系

陶行知作为校长，对办学事项一直亲力亲为，这一点和他的老师杜威不同。杜威对实验学校，更多的是类似大学教授对中小学的现场指导，更重宏观和整体性。而陶行知则是白手起家，事无巨细都要操心。学校是需要一日日地运作下去，所以事务与管理也自然需要天天未雨绸缪。

晓庄学校开办后，陶校长真的是事必躬亲，将计划一项项付之于实践和实验。在他办晓庄学校的第三年，他带头订下的计划，至少有七个团体计划与六十多个个人计划，这些不仅仅是进度表，更是他作为校长，为更快地接近学校愿景而寻求的详细路径。在《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一文中，陶行知基本勾画出了新的师范学校的框架，连茅草屋住几人，厨房、菜园的位置都考虑到了，可见其可操作的程度到了何等仔细的地步！

陶行知拟定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组织大纲》、《乡村师范学校董事会章程》，其中规定，董事会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执行、研究和监察三个部。执行部部长为校长，执行部下分设第一院（小学师范院）、第二院（幼稚示范院），院长由校长推荐，董事会聘任。两院之下各设若干个中心学校，作为“训练乡村教育人才中心”。研究部设部长一名，研究院若干名，部长由校长聘任，其职责为研究本校一切改进事宜。监察部设部长一名，监察员若干名，由董事会聘请校外同志担任，其职责是“监督本校一切实施状况及经济出纳”。晓庄学校各科教师称为指导员，其他职员由学生充任，实行师生集体治校制度。中心学校校长和教员，由师范生轮流担任，五人一组，任期半年。

同样，陶行知的“中心小学”也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概念。它不是几所小学的“中心”，更不是它们的“领导者”，而是乡村生活的“中心”，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对乡村生活起着引领和辐射作用。

看其中几所中心小学的定位，我们会很容易将其理解为现在的“师范附属小学”。而关于这个问题，陶行知在《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一文中作了否定的回答：“平常师范学校的小学叫做附属小学，我们要打破附属品的观念，所以称他为中心小学。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主脑，不是师范学校的附属品。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母亲，[16]不是师范学校的儿子。中心小学是太阳，师范学校是行星。”

这个教育观念真的是非常先进，因为角色定位不一样，其日常的工作就会大不一样。就像我们评价教师上课，教师的课上得再精彩，如果没有学生的发展，那显然还不能算是一堂好课。同样，如果师范学校没有围绕小学来办学，那搞得再热火朝天又有什么用？！

看到这样的学校管理框架，想必我们会非常感慨，这是多么规范而又科学的办学，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战火纷飞的背景，这个学校将会发展得多么美好！而从中也可以看出，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陶行知对办学还是这么的一丝不苟。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只有这么些人的学校，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呢。

（二）校训：“教学做合一”

可以想象，当时的办学可谓既劳心又劳力，艰辛异常。一是当时物质条件极差，战火纷飞，地处一穷二白的农村；二是要改造原有的师范教育，很多事情，包括课程、教学计划、培养方式，都要根据教育目标重新制定。

要以教育救国，师范学校的办学思路非常明确，针对旧教育的弊端，新的培养方向应该是“我们深信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就是懂得“用最少的金钱，办最好的学校，培植最有生活力的农民”。而这个“最好的学校”应该是“或得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培养出能文能武的新农民”，所以作为乡村教师自身就必须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

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陶行知希望大家开动脑筋，有钱办学不算稀奇，把没有钱的学校办得精彩，才算真本事。新的师范学校围绕这个培养目标，开始了全方位的创建。围绕这个预定的目标，晓庄学校的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概括起来有五门：中心小学生活教学做；学生自动的教学做；院务教学做；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

因此学校的校训就是“教学做合一”这五个字。

第一，中小学活动教学做。就是在指导员的指导下，由师范生去办小学、教小学。第二，院务教学做。除了挑水的校工，师范学校的其他事务都是由学生完成。第三，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农事、木工、生物、农艺等都要学习做，还要每星期去访问农民一次。第四，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这项内容包括村自治、民众教育、合作组织、乡村调查和农民娱乐等。晓庄小学在它的周围乡村设立了七所中心小学、三所中心幼稚园、一所乡村医院、一个中心茶园，还有晓庄剧社、乡村救火会等等，都是由师生共同承办。陶行知还亲任社长，并曾创作剧本及登台演出。第五，学生自动的教学做。这部分活动是学生自己计划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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